[轉錄] 國家的權力限度—論死刑存廢（by格瓦推）

看板PublicIssue作者zamaki (天堂道666號)時間9年前 (2015/06/02 16:38)推噓2(2推 0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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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克藍綠：國家的權力限度——論死刑存廢（by格瓦推） <轉錄格瓦推於2010在超克藍綠部落格中發表的文章，文長請見諒> http://imgur.com/bPztK70

本文不繼續在「矯正刑vs應報刑」、「犯罪者人權vs受害者人權」、「冤案」、「治安」、「社會成本」……等議題論述，相關論辯已所在多有。本文的切入點只有一個：國家權力的限度。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國家的存在，只能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其邏輯為：為了保障生存、分配資源、分工合作，每個人交付出「部分」個人自由以形成公權力。這是國家各級律法的權力基礎，國家機器亦由此而結構。在這種精神下，個人是締約者，國家及其律法是契約的具體化；保障個人生存是締約的核心目的，公權力是為了服務此目的的手段。以「國家只是保障締約者的功能性存在」為前提，國家的權力限度不能違背締約邏輯：既然「如何保障個人生存？」是締約的終極關懷，國家存在的目的在保障締約者的生存，締約者是否能將自己的生存權亦讓渡予國家權力？如果生命權也可以讓渡，亦即國家的主人因生存需求而組織國家，國家（這個功能性的暫時存在）卻有權力剝奪主人繼續生存的權利，其邏輯是矛盾與荒謬的。因為人民僅讓渡部分而非全部的權利給國家，最關鍵的是，因為生命權不可讓渡，所以國家未被授予剝奪人民生命的權力，這是公權力的限度所在。國家是維護人權的功能性存在，人權的核心是生存問題；手段不能凌駕目的，當國家有權力裁決國民的生與死，也就是國民連生存權都被國家掌握時，國家與國民，誰為主？誰為僕？這還是奠基於人權價值的民主社會嗎？個人只交付部分個人自由給國家。當國家有權力決定人民的生命存續時，就是對全體締約者的僭越。近代刑罰學宗師貝加利亞（Beccaria 1738-94）1764年的經典作《論犯罪與刑罰》有精彩的陳述，自然人經契約讓渡出部分個人自由以形成國家權力，並不包括生命權。國家刑罰的權力，不可逾越自然人所讓渡。死刑並非自然人授權的刑罰，而是國家權力的越界！人權國家並非伊始而存，而是要透過國家主人——人民——不斷地向既成的國家體制進行對抗，以索回主人應有的權力與尊嚴；同時要持續與之對抗，以限制國家無時無刻欲擴大權力、反僕為主的劣根性。死刑是國家凌駕國民、奴僕僭越主人的絕對象徵。人民向國家收回裁量生死的權力，是主人意識的覺醒、是奪回被竊的尊嚴、是要求國家謹守本分。不論死刑對犯罪的嚇阻作用、對被害者的報償及其家屬的撫慰、對社會成本的益處，都不足以形成「國家能剝奪國家主人生命」的荒謬權力。若因為對犯罪者的憎恨、對受害者的悲憫、對治安的期待、對「殺人償命」所代表的正義的堅持，所以認同死刑的存在價值，吾人必須提醒，是否值得為這些理由而付出讓國家機器反僕為主的代價？況且這些理由（「殺人償命」除外）已經誤解了「罪與刑」的關係（註二）。「保障弱勢」是人權社會的基本精神。謀殺罪的判決是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對抗，在這組關係中，被害者屬於弱勢，所以國家要竭盡所能地保障其正義，查緝真正的加害者並定罪之。但死刑存廢是「刑種」的存廢問題，這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權力對抗，無關個案；在這組關係中，人民處於絕對弱勢，所以絕不能允許強勢如斯的國家機器還握有生殺大權。主張死刑者呼籲保障弱勢時，必須思考各組強弱勢關係的戰場在何處。死刑存廢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權力對抗，而非「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權力對抗。煽動被害者家屬情緒以污名化廢除死刑的人權運動，是對位錯誤的民主逆流。以「國家的權力限度」為切入點，死刑之廢除，不是為謀殺者卸責、也不是對被害者冷漠，而是文明的限制與責任。（註一）廢除死刑的重要配套——終身監禁刑種，可參考〈法務部你這次真的嚇到我了！〉（by假圖天國）一文(http://goo.gl/RKYK30)，本不不再贅述。（編按：強烈建議閱讀此篇，有關廢死政策在台灣的軌跡，以及過去馬英九在擔任法務部長時，把假釋門檻降到只要服刑滿三分之一就能申請假釋但卻沒有完整配套措施，造成重刑犯滿街跑的事蹟）（註二）依據康德的觀點，法律的原則，亦即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來自先驗的純粹理性。國家的刑罰權，是以正義構成懲罰的本質，以實現對純粹權利原則的保障：犯罪是對理性人的先天自由的背離和否定，也是對他人自由權利的否定，而刑罰則是「對這種否定的否定」。由此闡明了司法公正性的內在邏輯依據。所以，廢死論者，不應該是站在「原諒」的立場否定死刑，否則就是否定了刑罰的基本原則。主張死刑者，也不應用「嚇阻犯罪」、「可能再犯」、「受害者家屬需求」…等犯罪行為之外的事物來要求死刑。這些都是失焦的攻防。對犯罪者處以刑罰，是為了滿足罪與刑的平等關係。刑罰是以純粹理性的公平性原則為依據，是為了對犯罪的否定而存在，也就是對犯罪行為「本身」的報償，而不為了服務於其他冀求，如：撫慰被害者家屬、嚇阻其他犯罪、導正社會風氣、平息民怨。對犯罪者處以刑罰，是以一種類比方式否定其犯罪，而非同態報復。例如：A毀謗B，有罪，其懲罰若是「B以同樣語言毀謗A」，根本無法體現平等原則，反而必須透過類比的金錢賠償才能實踐。同理，一無所有的A偷竊B大量財富，並不能透過「B也奪取A大量財富」來實現平等原則，所以要透過類比給予B拘禁或勞役以體現罪與罰的公正。康德因為生命無法類比，所以主張「謀殺者只有處死」——以滿足正義原則。從康德的「罪與刑」關係並非不能論證廢除死刑的正當性（註三），但此處先略過。我們順著康德的線索思考一件事：因廢止死刑而讓窮凶極惡之輩無法伏法，社會所產生的遺憾與不滿，必須是來自對於「罪與刑」無法達到公平（殺人償命）的無奈，而不應是對受害者家屬的悲憫或對社會治安的憂慮，否則就是拿犯罪者的刑罰進行犯罪行為之外的報償，也就是獻祭。（註三）在遭遇謀殺罪時，康德認為無法以生命之外的事物類比，所以主張死刑。但是，若以契約論的觀點思考康德「文明聯合體」的形成，生命雖無可類比，社會契約卻不可能被賦予裁決締約者生命存續之權，所以就會有「陳進興罪大惡極，但國家無權處以死刑」的契約限制。這無關原諒、教化，而是人作為法律締造者的自覺，是文明的限制。更進一步思考，刑罰的公平正義原則既然是以類比的形式實踐，而不是同態報復，何獨謀殺罪必須例外？雖然康德認為生命無法類比，所以謀殺罪必須同態報復；但事實上沒有一件犯罪可被他者實質報償（即使是以牙還牙），以達成真實而且純粹的平等。罪與罰之間的平等永遠無法實證；類比的平等，是最可能文明實踐罪與罰對價關係的方式。若認為類比原則無法滿足罪與罰之間的平等，而以同態報復的邏輯主張殺人必須償命，在此邏輯下，強姦者被姦即可，辱人者被辱即可。這不只非文明，更無視罪與罰之間的正義。所以包括謀殺罪在內的一切犯罪，都應類比其刑罰：強姦者不是被反姦了事，而是要付出數年人生在牢獄中報償其罪；辱人者不是被反罵了事，而必須以名譽賠償或牢獄為代價；同理，謀殺者不應被殺（同態報復），而必須付出終身監禁的代價以償其罪（類比）。本文經改寫後，於2012年12月24日刊登於《想想論壇》。 Ps.許多觀點攻防，都已在該文討論串進行，有興趣可觀看超克藍綠部落格版： http://clique2008.blogspot.fr/2013/04/by.html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211.23.136.6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PublicIssue/M.1433234286.A.67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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