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閒聊] 古代有真的甲甲嗎？

看板historia作者VNA2014 (V。NA)時間8年前 (2016/03/06 14:20)推噓15(15推 0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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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s870630 (myangle)》之銘言： : As title : 最近讀到「與元徽之書」才驚覺白居易跟元稹兩人的關係好像不太單純 : 李白跟杜甫的書信往來也是有些曖昧 : 只知道文獻上有記載過漢哀帝有養過面首 : 中國歷史上還有其他甲甲的紀錄嗎？首先，原po必須了解，所謂的「甲甲」是來自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對於「同性戀」的定義。然而，西方文明與東方文化有著全然不同的發展背景。因此，當你用西方概念來提問時，恐怕會陷入時空錯置的陷阱。在中國文化中，並未有「同性戀」的詞彙，與之相近的，或可用「男風」、「男色」替代我猜原po問這個問題也是八卦心態，正式的學術論文應該沒什麼興趣，就貼些書單吧。＊參考書目：（一）史料（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明）張岱，雲告點校，《琅缳文集》（湖南：新華書店，1985）。（明）陳留、謝肇淛著，《五雜組》（臺北市：偉文出版社，1977）。（明），田藝蘅《留靑日札》（台北市：廣文出版社，1969）。（明），陳洪謨，《治世餘聞錄》，（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6冊，據涵芬樓影印萬曆刻本）。（明），姚旅，《露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111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清）里人何求纂，《閩都別記》（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二）小說（明）醉竹居士，《龍陽逸史》，（基本書坊，2008）。（明）醉西湖心月主人，《弁而釵》，（基本書坊，2008）。（明）醉西湖心月主人，《宜香春質》，（基本書坊，2008）。（清）陳森，《品花寶鑑 : 中國第一部以同性戀為題的古典小說：完整本》（臺北市：台灣古籍，2006）。（三）專書（明）馮夢龍，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7）。陳寶良、王熹著，《中囯風俗通史．明代卷》（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市：麥田，1996）。（英）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4）。賴淑娟，《<<龍陽逸史>>之「小官」文化》（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2008）。施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 8）。劉達臨，《性與中國文化》（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9）。王書奴，《中國娼妓史》（北京市：團結出版社，2004）。傅耀珍，《明代艷情小說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08）。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丁峰山，《明清性愛小說論稿》（臺北：大安，2007）。張傑，《趣味考據：中國古代同性戀圖考》（昆明市：雲南出版社，2008）。熊秉眞、呂妙芬主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臺北市：中近史所，1999）。（四）論文馮藝超，〈《聊齋志異》中的男同性戀書寫〉，《淡江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12月，頁179-211。李孝悌，〈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卷3期，2001年9月，頁543-595。何志宏，〈明清時代男同性戀現象之探論〉，《史苑》58期，1997年。【男風相關研究回顧】（簡易版）潘光旦，〈中國文獻中同性戀舉例〉，引自（英）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716-748。清代文人紀昀於《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中說：「雜說稱孌童始皇帝」，以其為依託來歷，無論真假，就事實而論，男風之存必於黃帝時代或在此之前。《商書．伊訓》說及「三風十愆」，說「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深，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風之一為「亂風」，此包括「四愆」，其一是「比頑童」，而「頑童」在後世認知大多為「男風」，若其意自古即是，則此記載無疑是最早有關男色的紀錄。降至周代，《周書》所載的「美男破老」成為一句諺語，可見在商周兩代，男風不但存在，亦有一定程度的流行。春秋戰國有關此紀錄不少，其中安陵與龍陽的故事廣為人知。至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均於列傳部份特立「佞幸」一門，留下若干漢代帝王的男寵資料，其中又以漢哀帝與董賢的「斷袖」典故最知名。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男皇后陳子高（又作韓子高）事蹟屢見於史書，男色風氣的流行亦可見於詩作。唐至宋元，正史中相關記載甚少，惟稗官野史有部份紀錄，其中以元人林坤所作之《誠栽雜記》記載的「共枕樹」一則，多少反映社會對於男子彼此相戀的態度。明清出版業發達，有關男風記載豐富，尤以社會風氣開放，商業發達，除筆記文集多有記載外，更有專門的男色小說，可見男風之盛。而關於流行地區，褚人獲於《堅夸阝集》中《南風》一則，稱「閩廣兩越尤甚」，而首都北京亦有部份例子流傳。於群體而言，為男色者，多屬優伶與相公，清代乾嘉以後尤為盛行。需注意的是，風氣的造成因素雖多，又以物以類聚和領袖榜樣為最重要。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新華書店，2004年），頁437-438。明代同性行為，多以男風為其特色，晚明尤其流行，尤其一些士人，得志後廣泛羅致孌童，或鍾情年少狎麗，此為晚明男色之風的最大特點。此風起初盛行於江南，後來慢慢延及中原。在蘇州一代，男色之風最盛，「甚至有開舖者」。以男色開舖，如同青樓，又是晚明男風的一大色。男寵的出現以及在晚明的盛行，明人謝肇淛的考察可歸結於「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狎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顯然，朝廷禁止之寬，費用省於嫖妓，家中悍妻禁絕燒寬，如此等等，無不導致了好男色之風的盛行。明代士大夫好男風已成一種風氣，史載松江的習俗「多龍陽之癖」，其中有這種嗜好的名人不在話下；而有些人由於過份追求龍陽之好，以致「艱於舉子」，連子嗣都成問題。亦有官員風流罪過被外貶，時人有語：「誘童亦不妨，但莫近項郎。一壞兵部吳，再廢國博臧。」值得指出的是，士人廣蓄優童，除了教唱戲子外，另有一番龍陽之好的心思，「大都以色不以技也。」而自宣德年間嚴禁官妓後，「小唱」開始盛行。「小唱」即「小娼」，都是一些歌童。至萬曆後，小唱大為盛行。京城中的官員多有龍陽之好，甚至影響一般讀書人。明代福建，其俗好男風；年紀相若者稱為「契兄弟」，又有一些壯夫好淫，以父自居，購入姿首韶秀的美少年，與其講「衾裯之好」。武雲霞，〈柔媚誰分弁與釵——論《品花寶鑒》中男性優伶的「陰柔美」〉，《與文學刊》，2001年第3期，頁8-9、16。以描寫「士子」為主要內容的《品花寶鑒》，襲用才子佳人的敘事模式，追憶乾隆以來京師梨園界的眾生百態。小說極力描寫士人狎優乃一種充滿詩情畫意的審美活動，男性優伶被美化，表現出婀娜多姿的女性化美麗，連言行舉止亦有女性特有的顧盼多情。從清代士人對伶人的品評來看，南方伶旦以溫柔秀美備受青睞，又以來自姑蘇者為上。而男旦的美貌除了「天生麗質」的因素外，還須經後天改造。男童入樂籍者，一般都要接受嚴酷的訓練以培養出女性特有的白皙和柔弱來。有的甚至還要纏足，形似後還須神似，故又常授少年男伶以媚人之舉止。長期的化心為女的訓練，必使男性伶人身心產生變化，即「性美戾換」的特徵，而這是一種人為地、強權下的扭曲與異化。清至雍正年間已無官妓制度，此後朝廷亦明令禁止狎妓。官妓的裁撤意外刺激了私娼和相公業的繁榮。比起私娼，溫婉靈秀的伶童更為討喜。而伶人職業包括表演活動與服務活動兩種，此時的部份伶人幾乎扮演如同娼妓相同的社會角色。尤其清代京師伶界實施「相公私寓制」，由一位師父帶領幾個徒弟另闢別院居住，這也成為優伶媚客之所。一旦墮入梨園，伶人不僅淪為最卑賤的人群，為了迎合士人階層的縱情聲色，男性伶人甚至連維持自身性別的基本權力都遭到剝奪。性別體系中的邊緣化地位使得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性別生存陷入莫可名狀的尷尬，成為「半雌半雄」的「怪胎」。李孝悌，〈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慾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卷第3期，2001年9月，頁543-593。摘要：透過戲謔的語言，人世的殘缺被放在一種鬧劇的氣氛中展現；在嘉年華會般的場景裡，我們很容易感覺出歡愉、笑鬧的氣氛，例如民間小戲對男色的調侃。而明清文學作品和文人文集中，也充滿了對「男風」的頌揚之詞。文學作品中呈現的同性戀情，一方面有很強寫實風格，一方面也充滿了浪漫的氣息。但在政府檔案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大不相同的畫面。根據Sommer的研究，歷來對男性同性性交的處罰，僅限於扮演女性角色的男娼。明嘉靖年間，法令首度出現禁止男性同性性行為的禁令。滿清入關後，相關的條文繼續存在，但卻有了重大的轉變，男性同性性行為首度被放在「姦」的項目下進行懲處。同意被人雞姦的男性，所受到的懲罰，和同意和男性發生性行為的婦女相同（p.146）Sommer所徵引的檔案內容，也清楚的顯示，在這樣的性關係中，扮演男性角色的男子，較易為社會所接受。有的男子還面帶得色的主動向外宣揚。相反地，在這種關係中，扮演女性角色的男子，卻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並在聲明掃地後，憤而行兇。 Sommer的結論是：從18世紀初開始，官方對男性同性性行為的憂慮，逐漸加深。可能的原因是擔心被插入的男性，如果對這樣的行為樂此不疲，將對傳統附加在男性身上的刻板特性（如生育後代、雄性特質）帶來過大的傷害，就如同女子的貞操在姦淫案中受到污染一樣。男性扮演女性角色，和女性貞操受到污染一樣，同樣是對正統儒家意識形態的最大挑戰，必須用法律來克制和打擊。詳見Matthew H. Sommer, “The Penertrated Mal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udicial Constructions and Social Stigma.” Modern China 23.2 (1997): 140-180，特別是頁140，146，172。刑案記載和文學資料中，對男同性戀態度的落差，值得進一步研究。可能的解釋是，這些刑案資料不是普通的爭執和鬥毆，而牽涉到人命，因此所呈現的圖像自然不可能是愉悅或明朗的。此外，這些命案的場景多半是鄉村，犯案人多半來自下階層，和文學資料由（江南）城市的士大夫所記述，構成了明顯的城鄉、區域和階級的差別。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18世紀相關法條的趨於嚴苛，是否和禮學論述的興盛一樣，反映出各種背德的情慾行為的滋蔓，而需要用各種統治者用得到的手段加以禁抑呢？賴淑娟，《《龍陽逸史》之「小官」文化研究》（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摘要：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多重的社會條件，男風興盛到席捲各個階層，造成「舉國若狂」，男色題材在各類文獻資料中被大量反映出來。除了文士的筆記雜談，更多記載在當時流行的小說、戲劇中，尤其當時已有艷情小說的推波助瀾，男色更成為性愛題材的一部分。明末崇禎年間則出現三部專書描寫男風小說：《龍陽逸史》、《宜香春質》、《弁而釵》，顯示男風在其社會的風行。明代男風之盛，自帝王至平民皆有所興；當時官場文化文化的宴集風氣，朝中大臣宴聚時，已習慣找來歌童獻唱，私下亦玩弄取樂。貴族視之為一種性時尚。而民間但凡有經濟能力的豪奢之家，包括士紳與商人，不乏捧狎優伶、畜養孌童、玩弄男妓的行為，而娼優男色也能討其歡心與滿足炫耀的心理。男風在當時的士商階層成為一種習尚，被視為一種風流韻事而津津樂道，男色在這時也得到發展的空間。《石點頭》中記載「那男色一道，從來原有這事。讀書人的總題，叫做翰林風月。」證明在官僚士大夫群體中存在明顯的斷袖之風，而當時代注重個性張揚的風氣，亦視淫亂為風流；吳存存認為使男風在晚明盛行的原因，取決於整個社會的性觀念和性取向的改變，尤其是廣大士人和官員的積極參與，「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為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而這些士人儒生的趣味成為社會潮流的領導，廣泛流傳至下層社會，小唱、契兄弟、門子廝役的群體最多此類情事。泰州學派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讓被壓抑的自然情慾有更多伸展的空間。士大夫們的思想因此從被壓抑的慾望掙脫出來，追求人性的解放成為晚明士人普遍的思想傾向，從而導致人欲橫流的局面，也衝擊傳統教化的文藝觀念，好色之事皆可美化成風流韻事，而明朝政府禁止官吏宿娼，也讓男色成為另一個選擇方式，不但可以避免干犯禁令，又認識到男色「色藝雙全」未必遜於女色。世俗享樂之風盛行，與商品經濟大行其道有關，明代奢靡的消費風氣具有追逐時髦、競相奢侈和違禮逾制的特徵，而對財利的追逐也形成以金錢為中心的價值觀，於是出現權力商品化與文化商品化的現象，士大夫階級利用自身的特權優勢躋身於享樂者的前列中，而各種出版業的興盛與士商合流，創作出符合市民格調小說甚而是淫書的種種商品。艷情小說在明代如雨後春筍般浮現，色情的渲染成為一種手段，狎男色甚至被強調更勝女色，作者多以新奇的題材刺激人們的肉慾，人的原慾衝動也是小說的基本出發點，而淪為迎合市民庸俗趣味，服從商業利益的消遣作品。性描寫的誇張、淫亂，為的是對男性讀者產生誘惑與刺激，使他們感到驚異與新奇。晚明的重情及縱慾思潮對文人的寫作態度應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龍陽逸史》中的描寫透露出其特殊的小官文化，於形象方面，具有明顯得女性化描寫，例如其容貌的傅粉嬌豔、服飾裝扮方面近於女家，名字亦具女性化；年齡是小官文化最為重要的限制，黃金時期大多介於十二至十八歲，十八歲後則發育趨於成熟，二十歲後更如同成年男子，乏人問津。而小官多以被包養的方式營生，但亦有如一般妓女一夜客資的情形。而小官的營生對妓女業亦產生影響，男院壓倒女院的現象甚至引起官堂上的訴訟，某方面亦代表小官業的興盛。相處小官的群體遍及士人、商賈、僧道，並明白呈現金錢交易的關係，兩者各取所需，故而小官被商品化與物化，在相處與性行為方面亦呈現明顯的權力運作，小官若非自願承之，多被以灌醉等方式強制性交。在同性情慾關係方面，小官與恩客之間階級存在明顯落差，性行為方面因此呈現明顯的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的扮演；而這些狎客不乏有所妻室，與小官之間的關係亦屬短暫性，因此雙方在性行為上的責任性較小。而中國古代宗法家庭觀念很重，對男女的接觸甚為嚴謹，以免擾亂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但狎小官既不會生兒育女，造成血統紊亂；又不會擾亂宗室家庭秩序，使社會瓦解，因此在社會嚴格控制異性性行為的同時，對男男的情慾則寬鬆許多，因此當小官介入家庭時，妻子多半任其為所欲為。但同性性行為並不當作單一的性選擇，也未考慮關係的長遠，其與異性戀機制糾纏不輕，似女性形貌的小官被當成性商品，在金錢與性的宰制關係中被交易；小官的心理層面幾乎不被重視，只凸顯其對金錢的貪婪，造成沒有感情血肉的薄弱形象。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頁 109-149。摘要：「同性戀」這個用語與視其為反常性行為的觀念，是來自西方文化。中國古代稱之為「男色」或「男風」，不僅盛行於各個朝代，法律和道德基本上都對它持容忍的態度。在古代中國，同性戀與異性戀從來都不是兩種完全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關係，在很多情況下，前者常常是對後者的補充戲仿。男色不僅是個人天生的癖好，也是封建等級在男人之間所製造的不人道關係。因此，我們應當把它置於古代社會的權力關係中審視。權力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把一個男人改變成女人，並通過強加在他身上的女性角色將他馴服為奴才。因此，男性奴才的女性身份並不完全是一種比喻，實際上主人正是把他當作女人對待的。中國古代的二元對立體系從來沒有產生獨立的「個人」概念，一個人並不具有主體的人格，只有置身於「二人」對應的具體關係中，才有可能明確雙方的身份。否則，一個人只是在自然慾望支配下的「身體」，他和動物沒有多大的區別。「二人」對應的關係也不存在相互之間的平等，所有的「二人」關係均被納入陽剛與陰柔的象徵秩序中，從本質上說，君臣、主僕、夫婦的關係並無原則的區別，因為三者都體現了主動與被動、支配與被支配的模式。古人常常臣妾並舉，所謂的「臣妾之道」，便十分明顯地了男女之間與男人之間在權力關係上的一致性。因此，父權制度並不單純是男人奴化女人的制度，在男人的內部，一部分男人也同樣以對待女人的方式奴化另一部份男人。只要處於被支配的地位，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支配者都同樣期待他們對自己做出柔弱、卑下和屈從的反應。在先秦許多典籍中，男色從未作為性變態的現象受到指責；提及男色，往往也並舉女色，兩者是被當作同一性質的危機受到注意的。在全體士大夫一律奉行「臣妾之道」的古代中國，這種關係不僅具有政治色彩，而且性的問題也常常同政治問題糾纏不輕。指責嬖臣的言論多集中在他們憑藉著自己和君主的私人關係竊取了國家的財富，削弱大臣的權力，反對他們無功受賞和干預朝政。嬖臣誘惑君主放縱，並破壞其他廷臣與君主之間正常的君臣關係，使很多正道直行之士陷入與失寵的賢婦人相似的處境，以致他們喜歡用失戀的口吻訴說個人在仕途上的失意。在嬖臣與君主的性關係中，主動和被動的角度分別對應於雙方的社會地位。只有尊貴者才有狎男色的特權，卑賤者只能像女人一樣為他提供色情的服務，充當被他玩賞的對象。因此，好男色只能是尊貴者對卑賤者施加的單象行為，如果社會地位低的一方也用同樣的態度對待社會地位高的一方，那就成了僭越和犯上的罪行。另一方面，社會也允許僅憑年齡的差別決定主動與被動的角色，而更古老的風俗是成年男子向年少的美男子求愛。在大多數情況下，主動和被動的劃分都是與長幼、尊卑的差別完全一致的。孌童的價值在於他特有的孩子氣的美，其被描寫讚頌的特徵都是女性化的，突出了他那種任憑主人之配的形象。在小說中，主人與孌童的性關係最終會隨著年孌童的年長而發生變化。當孌童也長大成人時，就會失去魅力，並且轉向異性戀。確切的說，狎孌童在許多明清色情小說中，幾乎作為增強色情刺激的手段穿插在沉湎女色的故事中，對於好色的男人來說，男色和女色都是滿足色慾的對象，是不同的滿足方式，互補的快感。明代是色情文學氾濫的時代，男色的題材佔有顯著的位置。並且在某些小說中，被強調為更勝於女色的快感，小說家也用「夫婦關係」來描寫同性戀的關係，甚至有以男代女生育的妄想。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對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區分，很少考慮性行為北身，而是著眼於兩者所導致的不同後果。社會和家庭可以容忍男色，但不可能不考慮一個人傳宗接代的使命，因此如何調和狎男色與婚姻的矛盾，常常是男色小說的主要問題。同性戀本身並無自己的正面價值和情感模式，只有通過比擬、戲仿異性戀，才能賦予它本不具備的價值。因此夫婦關係仍然被用來套在同性的情感，而「情」成了自由意志對事實的專橫否定，變成新的權力關係賴以建立的根據或肛門交的合理化。在古代的男色文學中，作者與讀者幾乎都站在主動一方的立場上，以欣賞女色的眼光欣賞男色。約束婦女的封建道德不但被照搬到同性戀者的身上，也被強調了普遍性。不管這人是男是女，只要接受女性的社會角色，社會同樣期待他忍受這個角色的苦難。「情」成了有情人按照自己的意願任意塞入各種內容的空洞口號，它基本上流動在封建道德所鼓吹的「理」和它所掩蓋的「欲」之間，在這一端或那一端上添加著砝碼。古代的男風傳統基本上是男尊女卑的性別壓迫在男人內部的翻版，所有美化男風的言論都沒有確立任何顛覆等級制的價值，且還在同性戀的關係中為年長者支配年幼者，富貴者凌辱貧賤者的合理性提供了感人的事例。《菽園贅談》：「京師狎優之風冠絕天下，朝貴名公不相避忌…」（引自蔣瑞藻，《小說考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723。）「狎」本身並無正邪，卻有優俗之分。品花寶鑒中，眾名士為名旦所作的種種俠義之舉，幾乎都離不開憑藉金錢的力量。正是自居於經濟、道德和文化上的優越位置，他們認為，上天生了如此完美的一批相公，用意就在於供眾名士品題賞識。彷彿「品花」就是他們做名士的人不可推卸的責任。黃勇聲，〈男性情愛的想像與期待——論《品花寶鑑》〉，《宜春學院學報》，第30卷第 1期，2008年2月，頁86-89。該篇論文認為，《品花寶鑒》中的優伶是士人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但未解釋為何士人會以男子作為理想女性化身的載體，而不直接以作為女性身份的名妓為載體？真正的女性難道無法比上虛假的女性？並且提出，《品花寶鑒》是重情抑欲的，與明代的男色小說重慾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清代受到性靈文學的影響。作者又認為，《品花寶鑒》充斥著男性書寫與男性聲音，但《品花寶鑒》本就是男性作者，又是以男性為主配角的書寫作品，本就無法跳脫男性聲音，此句恐怕多此一舉。 ====================================================================== 老實說實在是太多相關著作，建議原po隨便挑一篇文章來閱讀，就不會覺得這是什麼特殊的八卦了。 ps：以上筆者所撰，未經許可，請勿轉載或複製成您自己的功課，謝謝^^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14.43.195.91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historia/M.1457245238.A.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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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er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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