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本無意在這樣的時刻討論此事，這篇文章最初也只是上個星期的一點心情筆記
。對於我所不夠瞭解的事，我只抱持懷疑的認識，而不會一頭熱的討論。這篇文章的後續
也是抱持著這樣的態度。
只是在現在這種時候，連抒發心情也得仔細小心(今天我觀察看板的人數，始終高居不
下)， 還是有點廢話得說一說。我無意也厭倦討論最近的事，在這篇文章的後續，我只想
討論我所接觸到的幾位老師與長輩，也兼及我所瞭解的一些已故的先輩。不管是先前所說
的孔德成老師的學問與態度或高去尋、石璋如等先生都是放在這個讀書與心情筆記中的。
而心情筆記的感受性大過於分析性，「詮釋性」大於實質性。故在上一篇文章中，感嘆
性的語氣在六段當中的結語佔了一半。
之後討論的一些書與人，我將先述及現在的指導老師杜正勝先生的一本新書《新史學
之路》。熟識我的朋友都會知道，大學時代我就相當喜愛杜老師的作品。當時不管讀的懂
或讀不懂，囫圇吞棗的一股腦的讀進去。直到後來，有志於做上古中國的研究，漸漸的對
於文章或書所回應的學術脈絡才清晰起來。或許我不敢說我對於杜老師的作品全部讀過，
但是羅列在史語所網頁上的書籍與文章是閱讀了九成以上了，這也包括一些雜文與報紙上
的文章。大學時代也就期望能夠在他的指導下完成我的碩士論文，現在正在努力的完成當
中。在我所閱讀的書中，也許相當偏狹，但從我這樣短淺的目光中，我相當尊敬這樣優秀
的人文學者。
或許是帶著這樣尊敬的心理，不管是老師上課時所說的話，或是關於我論文的幾次討
論，我都會將重點記錄下來。必須承認的是，除了論文的事以外，我與杜老師沒有其他的
交情。將老師的文章、學術與個人的生涯結合是我「創造性的詮釋」。
屢屢出任新職的杜老師都受到社會極大的關注，我不清楚他的生涯規劃與官場際遇，
也無意討論此。然而不論是媒體或是政治人物，對於其學術背景都缺乏應有的認識與理解
。作者於卸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前夕所出版的兩本書，一為此本《新史學之路》；另一本則
是《藝術殿堂內外》。
長期以來，國內的學術界與社會的互動並不大；弔詭的是，歷史學研究的終極目標仍
是人，遠離人群的歷史學家卻以人為對象，不免使人產生質疑。臺灣社會自解嚴以來，社
會經歷了一連串不小的騷動，即使在象牙塔內的學者也為之震撼。作者在本書自序中即言
明：「我從學術的象牙塔眺望這座塔所植基依存的社會，這個社會正在沸騰，這個社會正
在脫殼，這個社會正企圖羽化，我便情不自禁的撩落去了。撩落去，思想重於實務，教育
文化多於政治社會。」如此的夫子自道正說明了臺灣社會的蛻變與學術之間的交互關係。
學術與社會之間雖不必然直接相關，但研究者的視野根植於所依附的社會，所關懷者也應
會與這塊土地息息相通。
然而，或許有人會質疑，作者鑽研中國古代史，與此塊土地之間的關係何在。事實上
，作者的歷史研究表現了臺灣史學發展數十年來的學風特色。歷史研究的發展有其主觀與
客觀的面向，也有他所承襲傳統的特點，隨著社會的轉變，也會造成觀察歷史角度的變化
。舉例來說，中國的上古史學者往往強調中國古代文明的燦爛與輝煌，每每挖掘到一個大
型遺址時，即強調它與中國文明的「燦爛起源」相關。事實上，中國的疆域範圍廣大，生
態區域複雜，即使在當下的中國也非鐵板一塊，更何況是古代中國的來源複雜，那時生活
於南方的人或許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吧。故這樣的研究多多少少反映當下中國民族情緒
高漲的一種傾向，強調中國的傳統何其輝煌，與改革開放以來民族自信心的恢復應該也脫
離不了關係。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可以理解社會與學術互動之間的交互辨證，也可以由此
來理解這本書。作者本身也承認他曾經被教育成中國人，也以中國文化人自居，但現在面
對的是蠻橫威脅臺灣，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國。作為一個專業的史家，不禁就會質問何者才
是中國文化的本質了。但是在此之中，則會少了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多了一些被高漲民族
情緒所掩蓋不見的角度。
進一步而言，或許我們應該質疑的是，為什麼我們所學的歷史盡是中國歷史。以日
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為例，當時的文政學部採講座制，由一位教授下領數位助手和學
生共同組成。當時的史學部下設本國史〈即是日本史〉、以中國為主的東洋史、南洋史
、西洋史與史學理論等。如此的配置即使在目前看來也是相當的先進，視野也十分廣闊
。而國民黨五十年的統治下，史學的研究仍以中國史為重。臺灣史在解嚴後的發展雖逐
漸成為顯學，但仍固守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如果將視野擴大，我們將會發現，即使在中
國歷史的研究中，以往也只強調漢族中心的歷史。作者曾經指出，北方的小麥，南方的
稻米，三代的青銅冶煉等，都應該放在整個亞洲大陸的歷史研究才能得到比較客觀的結
論。很多政治人物或記者認為作者的立場為所謂的「去中國化」，在我看來，說此話的
人可能完全不明瞭「中國」的內涵到底是什麼，所擁抱的是一個未知與虛幻的中國泡影
。對於「中國」本質與內涵與複雜進行瞭解，才有可能提供歷史知識與教育不同的觀點
。
以我目前正在進行的一個研究而言，我討論在現代四川省境內廣漢出土的兩個祭祀
坑。這兩個祭祀坑大約在商代晚期，所出土的文物和我們過去在故宮博物院常見的青銅
器完全不同。它以大量的青銅面具展現其文化的特色，和同時期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差異
甚大。過去我們經常強調夏商周三代的傳承，而且想像三代的範圍，往往以目前的中國
國境想像過去生活在這塊東亞大陸的古文化，認為他們都是「中國人」。但是，廣漢三
星堆的例子告訴我們當時的四川與中原的關係，文化的差異如同現在中國與泰國的關係
，存在著交流但遠非相同的族群，即使它是中國，也是個「未知的中國」。
歷史知識與教育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密切的，對於其他文明也應該有一定的認識。這
本書中也收錄了在幾年前引起討論的「同心圓」理論的相關文章。作者討論了「本土─
中國─世界」的概念，在當時片面又刻板的報導中，成為了所謂的「臺獨史觀」。然而
，仔細研讀其中的文字，事實上可以發現，作者相當平實的說明其所學習的過程與反省
所得。在這套想法當中沒有什麼樣偉大的理論，只是一個常識性的想法。而且，這樣的
想法在實際上並無落實到教材的編寫當中。反對的一方往往摘取其中的隻字片語即大作
文章，我們不禁要質疑是否因為立場而失去了接納不同意見的空間。我不厭其煩的在此
指出作者於同時期在《自由時報》所登出的另一篇關於歷史教育的文章，此篇提為〈大
家終於重視歷史教育了〉的文章中認為過去的歷史教育的缺乏在於，其一，只有中國而
無臺灣，既無視於中國各地的特性，也脫離了國家的現實，導致本身嚴重的認同危機；
其二，簡化中國歷史，把中國史刻板化，以致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產生偏差；其三，遺漏
歷史上中國疆域外許多重要民族文化與中國的交互影響。我們不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
究竟指責作者的人，其所謂的「中國」意涵何指。在出版這本書時，作者在當時的文章
中增寫了後記，裡面充滿了感慨的語氣：「歷史的禁忌遠比其他學科為多，現在面臨時
代，社會大改變，我們最好先解放自己，不要在囿於年少所學的知識，不要被以前的觀
念所束縛，不妨試著從我的新角度來看看歷史，看看世界。」
上述所言反映了學術、社會與教育之間的密切關係。歷史的研究最後必須落實於實
際的教育，而研究的立場則與所處的社會相關。作者指出了我們目前的不足，而在這本
書中除了提供值得思索的願景之外，也將過去臺灣史學界的努力與成果呈現出來。這個
部分可以說是提供臺灣史學發展相當重要的史料之一，90年代初期，正值社會解放，作
者與一些朋友，推動了史學的改造運動。這個運動的具體成果即是《新史學》雜誌的成
立，從出版至今，已屆十四年。在這個運動當中，作者在本書中詳細的敘述了她的傳承
與開新，並且明確的指出她的局限與未來的方向。
在傳承上，作者指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臺灣史學發展上的重要地位。史
語所作為中國人文科學研究的第一個機關，有「天下第一所」之稱，執民初學術界之牛
耳，匯集了當時第一流的學者。這個機關隨著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內戰的敗退而遷至臺灣
，大部分的研究人員與材料也隨之而來。首任所長傅斯年同時也兼任臺灣大學的校長，
臺灣大學歷史系成為培養戰後歷史研究人才的重鎮。作者指出了這個淵源，並且詳細的
討論整個時代的氛圍與其對後來史學發展的影響。《新史學》雜誌也是秉持?這樣的傳
統而有所維新，簡單的說，作者將史學研究比喻為人體的骨骼和血肉。在過去的研究當
中，偏重政治、軍事或圍繞著相關的議題，而且強調菁英而輕忽人民群眾。這樣的研究
彷彿建立了人體的骨架而無血肉，至於什麼是血肉呢？即是增益對於人民生活、禮俗、
信仰和心態的瞭解，並且強調歷史的整體性與聯繫性。將歷史從上至下的觀點調整至由
下至上，重新思考歷史發展的動力與形塑的原因。
一般人的歷史知識來自於歷史教育的啟蒙，在以往的知識傳授當中，我們被教育
成中國人，瞭解政治制度與朝代交替。這樣的歷史與我們生活的環境有何關係？歷史
是帝王的與上層階級的，大部分的人在此之中是隱匿的；或是我們熟悉一些與我們生
活經驗差異甚大的歷史。不管作為哪一種人，要尋找自身的許多問題，我們仍必須反
觀歷史以為自身定位，以尋求安頓之處。歷史知識是需要普及的，它是一套時間的座
標，提供我們經驗的處所。作者此書雖是一本學術著作，但文字流暢，適合閱讀。對
於我來說，它提供了相當廣闊的視野，而且立論堅實。裡面也十足的反映了作者自身
關於歷史與個人生命之間、社會與學術的相互辨證和教育的前景等相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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