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轉文] 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

看板historia作者revanchist (revanchist)時間8年前 (2015/09/20 20:54)推噓1(1推 0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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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littlethe: 請教一下,為什麼一樣是被外族威脅,晉和南朝就沒有形成 09/20 12:31 : → littlethe: 中國與邊界的觀念? 09/20 12:31 : 應該說，東晉繼承西晉，其他繼承東晉這件事是比較明確 : 南朝在中古時期擁有漢魏以來的文化，這點北朝也爭不過 : 他們大概就是互相在史書上吃豆腐，稱對方是島夷索虜 : 現實的邊界不等同於天下秩序的理解被破壞 : 因為雙方都在用同一種思維理解世界 : 而宋建國之前，遼已經存在，遼的自我意識跟北魏全盤漢化的思維是不同的 : : 這樣說好了，假如天下-四夷的世界想像是手機 : 五胡-北魏初期並不認為手機是他們有必要投入的市場，因為他們都打市話 : 而西晉-東晉到南朝都一直傳承著製造手機的技術跟重要的供應商 : 等到北魏終於發現有手機好像比較方便時 : 他們開始廢棄市話全面改用手機 : 那麼他們的手機會不會比南朝的好？ : 一開始肯定不會，因為他們還需要各種統合、各種參考跟各種拼裝 : 如果要買手機的人，第一個想的是南朝還是北朝？ : 當然是牌子老信用好的南朝 : 所以，當北朝慢慢在政治勢力上擴大之後，最終併吞了南朝 : 把這些手機技術通通整合在一起，就變成了隋唐的世界觀 : 但終究來說，都是手機，只是是一代二代還是玫瑰金6S而已 : : 大致上，東晉是西晉皇族與晉的大家族建立的，這在當時的社會，確 : 實給他們一個在天下秩序理論中的優勢位置。 : : 但到了宋的問題上，宋的建立晚於遼，遼也不認為自己的文化就比宋差多少，所以他拆成 : 南北兩院，既是契丹之主也是漢人的皇帝。面對這樣的政治與文化壓力，宋人必須有回應 : 來安慰或重塑自我，這是宋與其前的正統論不同的地方。 : : → Lorenzia: 我也不否認宋人在這些超有病的論爭中開啟了學術史的新頁 09/20 15:51 : → Lorenzia: 但若說這些論爭是在毫無壓力的狀況下產生,也是不正確的 09/20 15:52 : → Lorenzia: 沒有壓力跟焦慮,就不會有人需要大聲疾呼來爭取其他人認 09/20 15:53 : → Lorenzia: 同,所有的學問都是面對困境、解決困境的過程中產生的 09/20 15:54 : ※ 編輯: Lorenzia (36.234.148.2), 09/20/2015 16:05:17 我又輸了---因為認真就輸了. 1. 看葛兆光之文乾脆與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一起看. 網路上有張廣達的"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與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 , 可參閱. 引用張文一段文字: 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為何會發生唐宋變革, 自行去看該假說... 我在柳文看到該假說的後來者這麼說 "宋代統一後不再分裂，一如西亞之近世，早於歐洲。民族自覺在與周邊民族對立之中勃興。澶淵之盟確定宋遼的對等地位，是歷史上空前的現象。國與國平等交際，首見於東洋。" 可與葛文的"唐代的天下退縮到宋代的中國" ,"該退縮是因為強大外患所致"相比. 可見葛文並非獨創. 也有可能是獨創只是英雄所見略同... 因此, 我相信葛先生也會同意東晉或南朝為何沒有像宋朝一樣發生退縮的問題還是要回到為何會發生唐宋變革去考察, 而不是說北魏或遼如何如何, 一笑. 說這是因為北魏或遼如何如何, 有根據嗎? 2. 面對這樣的政治與文化壓力，宋人必須有回應來安慰或重塑自我，這是宋與其前的正統論不同的地方。這是根本錯誤的敘述. 按照下文, 整個宋朝仍沿用傳統的五德終始的正統論, 宋儒的異於傳統的正統論, 歐陽修的絕統說還是朱熹的無統說, 只是少數罷了. 宋儒異於傳統的正統論完全是與唐宋變革有關, 與外患無關. 原po大概將"外患下唐代的天下退縮到宋代的中國"當成是宋儒的異於傳統的正統論的內容. 或是原po誤認為"外患下唐代的天下退縮到宋代的中國"也是正統論或與正統論相關. 實際上正確敘述是唐宋變革出現以下現象: 1. 外患下唐代的天下退縮到宋代的中國 2. 宋儒的異於傳統的正統論, 歐陽修的絕統說還是朱熹的無統說以上資料見網路上可見的劉浦江的 " “五德終始”說之終結——兼論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 一文. 該文提要: 以闡釋政權合法性為目的的五德終始說建立在對宇宙系統的信仰之上，經過宋代儒學復興的衝擊，被宋儒以道德批評為準則的正統論取而代之。但五運說的殘餘影響仍長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間仍在繼續講求德運。五運說在宋代所面臨的危機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種共同境遇。宋代知識精英對五運說、讖緯、封禪、傳國璽等傳統政治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清算，從學理上消解它們的價值，從思想上清除它們的影響。宋儒的政治倫理觀念在當時是高調的、前衛的，但到元明清時代就變成了普世的價值觀。傳統政治文化的這一變遷軌跡，向我們指引了宋元明清時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引用該文相關文字如下: 　自秦漢直至宋遼金時代，五德終始說一直是歷代王朝闡釋其政權合法性的基本理論框架。 “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但宋金以後，沿襲千餘年的五運說最終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趨於消亡。這一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劉複生教授已為此提供了一個初步答案。其實，五運說的終結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若將它置於宋代以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所發生的一系列雖不那麼引人注目但卻發人深省的重要變革的背景之下去審視，或許對這個看似費解的問題會有一種更加圓通的解釋，同時也可藉此把握宋元明清時代思想史的大體走向。 ....... 不過，宋儒推崇道德旨趣的正統觀念對於世道人心的潛移默化，要到明清時代才看得比較清楚。在五運說的全盛時期，政治家強調得天下以正（這個“正”不是指手段的正當，而是指來路的正統），即看重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故“或以前代之血胤為正，或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為正，或以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為正”。歷代德運之爭，大抵都在政權的承繼關係上做文章，正統主要取決於政權的來歷。經過宋代正統之辨的道德洗禮之後，明清時代的政治家強調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獲取政權的手段是否正當，而不太在乎這個政權是否直接來自某一個正統的王朝。朱元璋稱帝建國後，總是強調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 ....... 清朝統治者也從不承認他們的天下取自明朝，清高宗聲稱：“我朝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 顯而易見，這樣的正統觀與“五運代遷，皆親承受，質文相次，間不容髮” 的說法是格格不入的，這就是宋代以後道德教化的結果。 ...... 宋儒的正統之辨，由歐公發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比起歐陽修來，朱熹的正統觀念對後世的影響尤為深遠。 ...... 不消說，朱子的無統說與歐陽修的絕統說是一脈相承的 ...... 不過，在宋代來談五運說的“終結”，還未免為時過早。實際上，宋儒對五運說的質疑和批判，僅僅是少數思想先行者的先知先覺罷了。在宋遼金時代，五德轉移的傳統觀念仍頑固植根於世俗社會中，尚未退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從政治舞臺到社會意識形態層面，隨處可見它的影響。首先，宋遼金時代的政治家們仍繼續熱衷於討論本朝的德運問題，並以之作為闡釋政權合法性的首要依據。宋太祖即位大赦詔，開宗明義頭一句話就是：“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眷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 並且就在太祖即位的當年，即開始討論德運問題，有司上言： “國家受禪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仍請以戌日為臘。” 於是趙宋王朝便自命為火德。靖康二年（1127年），高宗重建南宋政權，“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為炎興”，最後確定為建炎，——“炎興”、“建炎”都是火德中興的意思。高宗即位改元詔曰：“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 ……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為建炎元年。” 直到臨安城破、南宋亡國之後，益王稱帝于福州，所改年號為“景炎”，仍然寓意於火德。不僅宋朝如此，先後與兩宋相對峙的遼、金王朝，也無不襲取五德終始說以為標榜正統之理據。 ...... 這個故事真實地反映了宋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德運觀念。 ...... 從宋代典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五運說在那個時代的知識體系中仍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 ...... 總之，雖然宋代的儒學復興已經敲響了五德終始說的喪鐘，但直到南宋末年，這種傳統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長期積蓄起來的能量和慣性繼續發揮著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五運說作為一個闡釋王朝嬗代的理論體系最終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後的事情。 ...... 五運說在宋代所面臨的危機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而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種共同境遇。自秦漢以來，確立皇權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種，一是符讖，二是德運，三是封禪，四是傳國璽。顧頡剛先生對古代中國人眼中的這套政治把戲有一個風趣而貼切的比喻： “那時人看皇帝是上帝的官吏，符應是上帝給與他的除書，封禪是他上任時發的奏書，五德和三統的改制是上任後的一套排場。” 不妨再加上一句：傳國璽是上帝授予他的官印和牌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統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後都經歷了與五德終始說大致相似的變化，循著這一變遷軌跡，可以看出宋元明清時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 從五運說到讖緯、封禪和傳國璽，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宋代以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變遷軌跡。上文揭示的事實表明，宋代是所有這些變化的源頭，它處在新舊兩個時代的交匯點上。一方面，傳統政治文化秩序在宋代仍然繼續存在：兩宋的政治家們始終沒有放棄“宋以火德王”的正統論，真宗還在舉行封禪大典，哲宗還在因為發現“秦璽”而改元更號，在《宋史‧五行志》裏仍舊可以看到許多有關火德的讖語。而另一方面，宋代的知識精英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從學理上消解它們的價值，從思想上清除它們的影響。雖然歐陽修們的政治倫理觀念在宋代是高調的、前衛的，但到元明清時代就變成了普世的價值觀。這就類似于葛兆光先生所說的從唐宋時代知識精英的創造性思想到明代逐步完成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的過程。經過宋代士人的解構和建構，最終使得傳統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後陷入全面崩潰的境地：五德終始說的時代結束了，經學與緯學徹底分家了，封禪大典不再舉行，傳國璽的神話也不再有人相信。宮崎市定先生曾經提出，在11世紀的北宋中葉發生過一場東洋的文藝復興運動，其主要表現是：哲學上的儒學復興，文學上的古文運動，印刷術的普及，科學的發達，藝術的繁榮；並力圖證明東洋的文藝復興對歐洲的文藝復興產生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此說發表後並未引起預期的積極回應，劉子健先生對這類“將歐洲歷史當作度量衡”的東洋史觀頗不以為然。誠然，在比附歐洲歷史發展進程的思維模式下，將宋代中國所發生的變化稱之為文藝復興，這或許並不十分恰當；但我們仍然要佩服宮崎氏的洞察力，他向我們指出了11世紀對於理解中國中古社會轉型期的特殊意義，並啟發我們去思考在這個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非同尋常的變化？如上所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大變革起于宋代，如果要為它找出一個比較明確的開端，幾乎所有的線索都指向11世紀的北宋中葉：歐陽修對五運說的批判，宋學對讖緯的排斥，封禪的意義受到質疑，傳國璽的價值遭到否定，——這一切都發端於北宋中期。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11世紀的北宋中葉發生了一場思想啟蒙運動，這是宋代儒學復興、理性昌明的結果。立足于宋代來看，要說它是一場“運動”，似乎理由並不那麼充足，但如果從元明清反觀宋代，這場思想啟蒙運動的脈絡清晰可見，它最終顛覆了自秦漢大一統帝國形成以來延續千餘年的傳統政治文化秩序。對於宋代以降中國歷史的基本走向，前人早就有所認識。明人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敘》有一段精闢的分析： “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 ……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 嚴復也有類似的看法：“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於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按照他們的說法，元代以後中國歷史的基本面貌是由宋代所決定的，唐、宋分屬於兩個時代，而宋元明清則同屬一脈相承的一個歷史單元。從傳統政治文化的變遷來看，這種看法確實很有見地。中外學界關於唐宋變革的爭論已經持續了近一個世紀，以往的討論所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經濟關係的重塑，而對於政治倫理觀念的變化則注意不多，本文的研究或許可以為此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11.253.144.1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historia/M.1442753692.A.4AB.html ※ 編輯: revanchist (111.253.144.1), 09/20/2015 20: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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