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問題] 如何獲取黨外雜誌？
感謝L大評判我的主張，有些論點我再試著表達地更清晰：
我的主張在於台灣「公眾知識份子」的衰亡，
而由黨外雜誌這個媒體平台作為一個例證、一個楔子，
並引用美國對於同樣現象的解釋，加以修正來說明為何台灣公共知識領域正在消失。
公共知識領域是由一群善於對時事發表評論的知識份子，
以及閱讀、討論其文章的群眾所組成。然而，有別於學術圈學者的定義，
公共知識份子關心社會、甚至他們主要的閱讀群眾是來自社會，而非學術圈的同儕，
但另一方面，寫一些一般性文章的作家，或是報導揭發真相的記者也不是知識份子。
公眾知識份子對於理論有嚴格的理解、具備良好的邏輯性與清晰的文筆，
能深入淺出的與大眾溝通，但提供資訊的同時有教化、啟蒙意味，
因此有別於平鋪直述、或是文筆流暢但思想混淆的許多媒體人。
如此定義很抽象，所以接下來我將舉實例來說明何謂公眾知識份子與其形成的文化平台。
我將黨外雜誌與美國的幾本重要知識菁英雜誌，重點不再於合法與否，
而是他們意圖傳達給群眾的訊息是相似的，那就是意圖一種「文化的啟蒙」，
這一點在各國知識菁英的刊物中都可以見到。
而何以窺見他們的意圖，我想可以從文章內容來做個分析。
拿《紐約書評》近期的內容來說：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Social Democracy? Vol56, No.20
Health Care: Who Knows 'Best'? Vol57, No.2
Can Science Explain Religion? Vol57, No.1
第一篇文章是就美國歐巴馬政府的偏左政策做一個歷史性的回顧。
第二篇文章是以時事作出發點，引述行為經濟學等多方理論，討論健保政策的優劣。
第三篇文章是一篇書評，直接深入探討美國社會對於宗教和科學的衝突。
這一類文章撰稿人也就是我所描述的公眾知識份子，他們直接對社會提出意見，
他們的文章深入、但是不會賣弄詞彙，分析表達觀點同時，也帶有教化啟蒙群眾的意味。
換句話說，他們的思維不是被市場導引，而是用一個獨立的觀點主動去影響社會。
而相比之下，雖然台灣黨外雜誌歷史與其文化背景不如歐美，
但其企圖與其成果也是建立一個知識文化的公領域，
從最早以中國知識份子為主的《自由中國》、《文星》，
漸漸台灣知識份子在《大學》、《蓬萊島》等雜誌崛起，最後到達美麗島雜誌時的顛峰。
雖然其中不乏濫竽充數的文章，但大體而言也造就一個知識的傳承。
可以從一些文章窺見當時雜誌的思想：
《文星》雜誌：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李敖這篇文章引出現代西化以及中華文化的矛盾，
雖然當時還是以中國觀點來討論文化的衝突，
但是內容及其引發的討論仍然可以在現在的社會看到影子。
《大學》雜誌：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 - 評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楊國樞用強烈的自由主義立場回應孤影對於安定、反改革的主張，
批評當時集權政府、同時引介歐美自由主義來支持他的觀點。
《大學》雜誌：臺灣社會力分析
分別就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勞工、財閥、企業幹
部及中小企業者、公務員等階層的生活、性格加以深入分析，
後續引起政治社會上的熱烈探討。
這些文章造就了一整個公共知識菁英的世代，
然而這樣的一個文化資產也在90年代末期進入尾聲。
現今年輕的一代或許仍然有這類「研究」或「意見」，
但是僅侷限於「學術場合」，而非向大眾訴說或啟蒙。
相比之下，現在台灣商業周刊的目的不再於文化啟蒙，
它充其量是一本在消費至上的資本主義中，幫助人們生活的刊物，
比較最新一期商周的文章：
票房大導張藝謀墮落了？
住在幸福角落。
你去過北投圖書館嗎？
新五都升格牛肉在哪？
買套餐真的較便宜嗎？
這些文章在於提供市場資訊給每個民眾，該如何消費、如何省錢、如何獲得「幸福」。
即使是新五都升格的議題，
商周探討的重點也僅限於經濟活動的描述和毫無理論基礎的預測，
這些都不是公共知識領域。
此外，L大提到的那些有名論述家、知識份子，也都是黨外時期的產物，
林濁水、林義雄、姚嘉文、司馬文武等等他們都曾參與過黨外雜誌，
然而我所訴說的是近10多年來為何看不到新一代的公共知識份子，
而只能緬懷過去的前輩所耕耘的知識文化？
或許林濁水在頻果日報的文章會比從前更多人看到，但是重點在於，
若新一代敢於向群眾寫作的菁英不再，這樣的傳承已經接近尾聲。
再者，網路的興起的確提供一個更便宜有效的平台，
但伴隨而來的是文章品質降低以及篩選機制的大眾化，
我也會看你所說的那些著名部落格，但我不認為他們可以歸類進知識份子的範疇，
依照上述的定義，現今的部落客大部分類似於描述真相，以及代表大眾意見的記錄者，
而與黨外時代相比，現在部落客中哪裡找得到像李敖般傑出的公眾知識份子？
他向大眾說話但不代表大眾說話，他自認是那個時代的菁英，
因此他批判、也嘗試啟蒙群眾。
另一方面，從文章中也看得出他所認同的思想與其歷史研究的底子。
即使他的作品在市場上屬於小眾的範疇、或他對台灣的觀點或許我不同意，
他仍然是一位值得令人尊敬的知識份子。
而現在，即使我們能夠偶爾在網路上看到令人驚艷的作品，
但這類文章馬上被埋沒在巨大的「生活資訊」中。
此外，黨外雜誌應對政治的關係只是部分，因為黨外雜誌不全是政治人物的平台，
有更多文化人、知識份子藉由當時這樣的媒體對群眾表達意見，
例如早期的《大學》雜誌，定位在文化啓蒙的角度，
稿件內容主要是一些思想、藝術類主張的介紹與評論，並未觸及到時政。
知識份子是一個時代的菁英，而過去的知識份子願意在公眾領域辯論、啟蒙大眾想法，
而現今的菁英大都進了學術圈，選擇對公眾事物沈默以對。
剩下仍然聲嘶力竭地在台面上宣揚的，仍是老一輩的知識領袖。
40歲以下的青年知識份子呢？
深刻了解其主張背後的想法，有能力展開一場思想的辯論，同時願意向群眾對話
台灣現在的社會有這樣的新世代嗎？
而這樣公共知識份子的消失，也正解答這類代表文化深度的雜誌為何銳減，
這一點就能夠與美國近30年來的現象相比：
黨外雜誌的消失與美國知識份子雜誌的危機、
美國與台灣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為新一代的缺席，都在年老化。
而這些現象剛好反應兩國的公眾知識文化，被逐漸化約成大學的學術文化。
（當然台灣與美國公眾知識領與的質與量有些為差別，發生的時間也有差別）
P.S. 雖然與黨外雜誌無關，還有一個公共知識領域消亡的好例證，
如果比較80, 90年代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副刊，以及現今兩報或是其他大報的副刊，
便可以窺知文章水準的巨大落差。
80年代的兩報副刊可是展開台灣新電影的論戰，不論是電影評論或是電影理論的介紹，
都顯現出當時文化評論的深度。而後90年代兩報的副刊仍能見到此類文章。
相比現在兩報、自由時報或蘋果日報的副刊，落差正好顯現出文化的斷層。
此外，《文訊》、《思想》雜誌的確是台灣現在碩果僅存的公眾知識媒介，
然而它們會不會像《歷史月刊》這樣展現文化深度的作品一般走入歷史，
就讓我們持續關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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