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台灣不相信眼淚
【榮念曾（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
2007/09/13
《超級星光大道》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陰柔。我所觀看的幾集中參賽者都是男性，
而這些男性，卻都更接近典型的社會定格的女性。他們都在尋求被接受，也追求既定
價值對他們的保護。我猜想，「催淚型節目」的受歡迎和充滿母性的觀眾量的增加有
關。因此節目的「成功」背後，反映的究竟是什麼？……
2007年四月下旬，由於心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被隔離在台北振興醫院的加護
病房裡，有足足近一個禮拜。期間唯一和外界的接觸，就是一架吊在半空中的電視機
。在這段漫長時光裡，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手持遙控器面對著電視機，我由此認識了
台灣的電視節目，也因此認識了普遍存在於2007年台灣那種焦慮，好勝及極端感性的
社會心態。無論是新聞報導、時事評論、綜藝作秀以及遊戲節目，表象是多元開放，
更深入一層，就會發現那幾乎一致的躁急搶白節奏，以及存在其背後的內向、無奈及
無力感。
有怎樣的媒體，就有怎樣的社會
同樣地，三月底我和來自歐美亞太的評審們，面對著福華飯店的螢幕，透過台新
藝術獎參選作品的錄像及文字紀錄，浮光掠影地感受台灣當前音樂、舞蹈、戲劇、裝
置藝術、多媒體以及其他「視覺藝術」的發展。身為決審的我被告知四項評審標準是
︰作品的完整性、成熟性、技術性及實驗性。我個人認為除了最後一項，其他似乎沒
有評審討論的餘地。倒是可以追問︰這些作品和台灣「公共空間」有沒有切身的互動
？如果沒有，退一步他們是否誠實反映台灣當前文化的獨特性（例如我所切身感受到
的那種內向性、無力感及無奈）？
身為評審其實更在意的是，作品裡有沒有反思和辯證，有沒有墮入率性，煽情，
自溺，和反智的陷阱裡———這些作品有沒有成為「無傷大雅」的「高級」文化消費
品或裝飾品？在病床上，我仔細觀賞了據說是當前最紅的綜藝節目———《超級星光
大道》。我想藉此了解，台灣下一代如何建立他們的身分認同，年輕人怎樣看待他們
的未來，以及節目製作人的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的自覺在哪裡？同樣，面對台新獎的
提名作品，我也思考著身為台灣的第一線藝術工作者，是怎樣建立起他們的文化身分
，並怎樣期待他們文化環境的未來。
陰柔的策略，評論的貧乏
《超級星光大道》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陰柔。典型的淚光「真人騷」，也就是試圖
以「真實」來拉近和觀者的距離———當然，商業前提下的「真實」必須符合「眼淚
市場」的需求，必須迎合「一般觀者」的認同。我所觀看的幾集中參賽者都是男性，
而這些男性，卻都更接近典型的社會定格的女性。
他們都在尋求被接受，也追求既定價值對他們的保護。因此他們自覺委屈、他們
感性易哭、他們尋求安全，有如一群易受傷害的小寵物。我猜想，「催淚型節目」的
受歡迎和充滿母性的觀眾量的增加有關。因此節目的「成功」背後，反映的究竟是什
麼？內斂陰柔的節目能生存，必然來自一個內斂陰柔的社會；而這樣一個以「感性」
主導的社會，也就塑造出目前台灣這樣缺乏評論的文化環境。
大眾媒體原是「公共空間」之重要參與者，媒體除了提供一個可以培育民主、自
由、公平、公開及公正理念的平台之外，也應努力維護「公共空間」本身的獨立性及
前瞻性，更應將培養社會反思和辯證的文化視為己任，而不是一味在鼓勵率性、煽情
、自溺及反智的逃避行為。從消極面說，有這樣率性反智的大眾媒體，就有這樣率性
反智的社會大眾；而有這樣的社會大眾，結果就產生這樣率性反智的評論文化和環境。
紅衫軍是集體藝術創作
令我納悶的是，台灣的視聽大眾們，是否已只能用這樣極度的「陰柔策略」，來
抵制那根本絲毫沒有陽剛氣息的所謂「父權領導」？台灣社會的「陰柔化」是否暗示
著人們都在委屈中求存？而大眾是否只能在感性及眼淚中尋找心理的治療？如此遍在
的「陰柔眼淚文化」，是不是已經失去面對問題時，積極辯證和主動出擊的力量？然
而，我想並不是。2006年八月透過電視，我無法不注意到台北紅衫軍倒扁運動，對我
來說，那是一次百萬人參與的街頭集體創作。我曾對其他評審們表示，撇開政治因素
，這是我一生看到過最有創意的文化運動，而在創意行動中所展現的理性、冷靜和辯
證，那才是真正「公共空間」裡最有力最具評判力的文化行為———這些種子應該已
深植台灣的文化土壤裡。我對海外評審們說，如果紅衫軍運動標榜的是行動藝術的話
，我想台新文化基金會的初審評審們，沒有理由不大力推薦它進入台新獎表演藝術獎
的候選名單。
沒有嚴肅的批評 就沒有文化
我必得承認我個人對所謂「藝術獎」的概念一直都有保留，因為有太多獎項早已
失去文化批評、推展文化發展的作用，而成為社交的交換籌碼，就如某些學院頒發所
謂「榮譽博士」頭銜一般。但我仍視此次評審為一項挑戰。文化論述的工作絕對是任
重道遠，而沒有認真的藝術批評就沒有踏實的文化論述———所有藝術作品都有它出
現的因由，討論可以有兩個角度：一是由作者論下手，觀察這件作品和創作者以前的
作品有怎樣的變化、發展；一件「新」作品通常代表對以往作品的總結或批判，可以
是純粹個人的，也可以是回應社會發展的。另一個角度則是將它獨立地放在當代作品
和社會脈絡裡，探討它對當代藝術是否作出獨特而深刻的回應及評議。
我常常覺得，有怎樣的文化就有怎樣的社會，建設性的藝術家未必只停留在顛覆
和批判社會的階段（當然他不會相信眼淚可以成為武器），他的能力取決於如何處理
個人理想和文化建設之間的關係和方法；大前提還是回到他個人對文化，社會，體制
，有多敏銳，有多少認識。
藝術家應是 「第三部門」的尖兵
藝術家的身分可以是多重的———他們可以是傳媒工作者、娛樂家、教育家、社
會工作者、評論者，甚至政治活動工作者。但是藝術家如果不當心的話，卻也是最容
易被「收編」的一群———因為被收編而淪為三流角色，尤其當他失去了「第三部門
」（The third department，非政府及非企業營利組織）的立場，喪失了維護公共空
間的目標，失去了他對社會及文化的思考獨立性及敏銳度時，也就是他們最容易成為
機會主義者或催淚專家的時候。
我在1980年代初期幾乎年年來台灣，那時代台灣文化界的原創及辯證甚至顛覆性
的韌度是相當獨特的。到了八○年代末期解嚴後初期，許多朋友開始使用「收編」這
個詞，我想這才是台灣藝術家們真正考驗的開始。而第三部門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
要監督、辯證並促進「組織文化」，使其有效地促進我們的社會，文化和藝術的發展。
台灣「三個部門」失衡中的台新獎藝術工作者最適切的角色，是第三部門最前線
的啟動者，同時也是維護者。其本分是和政界、商界平起平坐共同尋求創意和進步。
而在第三部門中，本來最該擔當守護角色去保護「公共空間」的獨立和辯證性的是媒
體；但是當前台灣媒體的失焦程度彷彿已到了谷底。多數媒體工作者在商業和政治的
權爭中，早已失去了專業道德準則。他們大多數已被第一部門（政府及政黨），或第
二部門（媒體企業界），或同時被兩者所收編，而將公共空間獨立和辯證的理念拋諸
腦後。這情況令社會三個部門之間的制衡出現很大的問題，也因此造成社會傾斜並失
去和諧及理性前瞻的心態，而台灣有心的文化工作者和大部分知識分子，卻大都採取
消極方法抵制，這樣更造就了社會兩極化的表象。
至少有人不相信眼淚……
而這次台新獎提名作品中，我認為很多都是「無傷大雅」的作品。真正觸及公共
空間論述的作品少，蘊含顛覆和批判性，或自我顛覆和自我批判性的作品更少。無傷
大雅的作品對發展「大雅」其實並沒有任何幫助———藝術家本來就擁有最有利的位
置去評議大雅，去建設「新」的大雅———或許這正反映了台灣藝術界對「大雅」，
對主流文化制度及既定價值觀，開始失去興趣或質疑。因此當中實驗性的作品大都縮
小實驗範疇，專注在形式面的探索及精緻化；作品很多都是內向式地，在既定的框框
中墨守成規，「本分」地作實驗。相反地，表演藝術項目卻最少有一半作品從事跨文
化跨地區跨媒體的試驗，彷彿在向台灣政府「本土化」的文化政策，擺明他們的對立。
我個人認為2006年入圍作品中，最耐人尋味的是視覺藝術類的「嘉義縣2006北回
歸線環境藝術行動」。作品直接觸及文化界和第一部門（政府）的互動論述，可惜沒
能顯示出任何過程中屬於公共空間評議或自我評議的部分，因此很容易被閱讀為一次
兩者不平等互動的經驗，從而有被「收編」的印象。我個人倒覺得，如果我們能將其
和「2006年紅衫軍行動」放在一起分析比較，會是研究台灣當代文化「行動」的一個
重要個案。
姑且不論這作品在別的評審眼中評價如何，有沒有傷及「大雅」，都不重要——
—至少我知道，作品背後的藝術家們，都和我一樣，不相信眼淚。
【2007/09/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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