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問題] 請問三國時代稅收如何分配
軍閥混戰之際資料並不充足，所以下文以三國分立後為主。
※ 引述《scsa3 ()》之銘言：
: 想請問各位版友幾點問題
: 1漢末三國時期的稅收是怎麼收的?
: 漢代初期是收地稅跟人口稅，但漢末地主勢力膨脹糧食生產不足開始黃巾之亂，
: 也就是說黃巾之亂開始應該會使稅收制度改變，因此想請問軍閥割據開始時的稅
: 收是怎麼收的？
請檢索「屯田」、「戶調」。三國皆有屯田，已成制度的戶調則為曹魏獨有。
《吳書》、《蜀書》、吳簡之調應是賦稅、雜稅之意。雖然不可否認吳簡中可能存
在近似戶調的收稅方式，但畢竟與曹魏之戶調有別。又，蜀漢重蜀錦，戶多口少，
可能也有近似戶調之制度，但文獻不詳，無可稽考。至於屯田、戶調的實際內容，
但凡魏晉經濟史專著皆不會錯過，於此就不再獻醜。推薦唐長孺〈西晉田制試釋〉、
〈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均收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于振波〈走馬樓吳簡
中的調〉，這篇google得到。
走馬樓吳簡有極其豐富的戶籍、賦稅資料(應該是目前出土材料最多的)，其中
貨幣賦稅名目甚多，皆可歸於雜稅。可參蔣福亞〈議走馬樓吴簡中的貨幣〉。這篇
我google不到連結，請自求多福。以吳簡所見，還是以租、稅(算賦)為主。
: 2稅收怎麼分配?
: 軍閥割據開始很明顯的稅收的責任落在在地軍閥頭上，但老曹挾天子令諸侯時雖
: 然表面還是一個漢朝但彼此軍閥明顯的是互相敵對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地方諸侯
: 將部分稅收上繳中央那就是資敵的行為，但不繳就是造反，所以想請問這時地方
: 稅收該如何分配？
: 又雖然軍閥間互相敵對，但一個軍閥本身可能會有數個屬地，這時地方首長還是
: 要將稅收上繳自己的軍閥頭子，這時候上繳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 3資源如何分配?
: 這跟上面那題可能有點相關性，各地軍閥的做法通常是把各地的資源集中管理，
: 例如說由中央製造分配軍備，還是把資源留在地方？讓各地自行處理後勤問題，
: 甚至不足時中央還補助資源？
二和三我一並回答。回答之前再度重申本文起首：漢末軍閥混戰之際材料很難
整理比較，所以討論重心還是放在已建立中央政府的時代，如兩漢三國。
關於稅收分配(留置地方、上繳中央之比例)，就我所知最清楚的例子是尹灣漢
墓出土《集簿》。《集簿》應是計簿副本，其中提及東海郡一年錢穀收入支出如下：
一歲諸錢入二萬萬六千六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六錢
一歲諸錢出一萬萬四千五百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一
一歲諸穀入五十萬六千六百三十七石二斗二生少○升 出四十一萬二千五百
八十一石四斗○○升
也就是稅收分配取決於地方該年之用度。支出多則上繳就少。至於地方用度的規範
因地因時各有不同。曹魏承襲漢制，郡國有劇中平之別。劇中平雖是依事務多寡而
定，但劇郡政務繁忙，自然開支多上繳少(而且很明確的曹魏劇郡力役較輕)。曹魏
劇郡太守尚需任子為質，大概是因為若不上交人質，天知道太守會不會藉機擴軍謀
叛的緣故吧！相關紀錄請見〈王觀傳〉。
另外算賦、口賦這些以貨幣繳納的稅，應該都是軍費，理論上都該上繳中央。
曹魏戶調將算賦口賦合併於其中，東吳始終徵收算賦。所以〈趙儼傳〉李通是否徵
調戶調，成為他是否仍支持曹操的象徵；〈孫晧傳〉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
因年荒不收算賦，被孫晧斬首示眾。東海郡《集簿》有百分之五十多的貨幣並未上
繳中央，除了一部分必不可免的開支，如更賦雇役、官吏俸祿，剩下的就牽涉到第
三個問題：資源分配。
居延漢簡所見賦錢，有都內賦錢(111.7)、熒陽賦錢(45.1)、河內賦錢(498.8)，
可見戍卒俸祿、開支或由中央撥給(都內賦錢)，或由地方輸送。地方輸送至邊地軍
區的錢穀，自然也算在開支之中。
至於穀物的儲存處置其例子在三國就比比皆是，如〈杜畿傳〉曹操西征馬超、
韓遂，軍糧補給皆仰仗於河東郡，〈鄧艾傳〉鄧艾上書積穀淮上，以免轉運之勞。
雖然這些例子因時、因地而非常態，目前也很難整理出兩漢魏晉地方資源分配調度
的詳細情況，但原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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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預防針，這不是在做功課，只是看到前篇文章劉備的內心世界剛好想到的
: 問題。在板上我也問過相關的主題，大概是武將跟君主是如何決定的，為什麼
: 關羽終身都是武將，而劉備四處投靠依然還是君主。這問題在我同學的碩士論
: 文剛好有部分解答，他說軍閥誰當頭子誰當部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錢從哪裡
: 來，給錢的就是老闆，拿錢的就是部屬，不過他研究的範圍是唐宋到民國，而
: 且這說法似乎無法完全解決劉備與關羽的身分問題，因此好奇漢末與三國時期
: 的稅是如何徵收與分配，請大家不吝指教，謝謝。
自董卓入京，諸侯分立，天下分崩，這不過數月之間之事。這固然顯示民心思
變，分裂之勢已成；但漢室驟傾，幾無緩衝餘地，這也使得維繫傳統、守護秩序等
口號旗幟依舊有它的號召力。這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袁氏兄弟。袁氏兄弟的興起與
衰敗與他們對傳統、秩序的離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這角度去看劉備、關羽的君
臣關係，便可知他們的地位極難逆轉。當然，這也有「人」的要素在，這就有仔細
研讀其傳記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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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對《集簿》的解讀「地方將盈餘上繳中央」是錯的。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地方盈
餘需上繳中央，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上繳中央的款項已記錄於開支中，也就是《集簿》
所載的「一歲諸錢出一萬萬四千五百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一」已包含上繳中央的稅
賦。這可由兩處來驗證，第一可與漢朝都內錢年收入做比較，第二可用漢朝地方計簿
的造假風氣作為旁證。
漢朝都內禁錢年收可看兩條材料，第一是《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
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于都內
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漢定以來」，《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第四首李善注引作「漢宣以來」。
第二為《漢書‧王嘉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
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都內錢四十億可能為多年總和。綜合一二，
則都內錢(歸大司農)一年純收入當在二十億上下，不會多於四十億。
從〈地理志〉元始二年的人口紀錄，可見東海郡約占全國總人口2.62%。若《集
部》所載的盈餘120,808,115錢全數上繳，那該年大司農應當有四十六億的純收入，
顯然太多。
當然，《集簿》載東海郡年收二億六千萬錢，也遠高於《新論》所載「百姓賦斂
一歲為四十餘萬萬」。這種現象就可用武帝以來計簿造假的風氣來解釋。《漢書‧貢
禹傳》：「武帝...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
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宣帝紀〉：「上計簿，具文而已，
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王成傳〉「『流民自占八萬餘
口，治有異等之效』...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
膠東相(王)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雖然史書所載計簿造假
多與人口有關，但漢代貨幣稅與人口連動，若對人口造假，自然也得對人口稅造假。
《集簿》載「獲流」(流民轉正)戶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二，口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與
〈王成傳〉「流民自占八萬餘口」的造假紀錄若合符節，若說《集簿》作偽灌水，似
乎也不是不可能的。
當然，上述推論也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有可能該年東海郡的政績確實
亮眼，因此墓主人特地抄錄一份計簿當作一生的榮譽象徵陪葬墓中。但無論是哪種情
形，皆不可把《集簿》的數據視為常規現象來做討論。
最後回到稅收的分配比例。若按人口比例分派《新論》提及的「二十萬萬」，除
以《集簿》支出的一億四千萬，或許也能得出大概的分配比例。但那是非常不準確的
估算，於此就不做了。總歸上文，就我所知目前沒有明確的中央、地方稅收分配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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