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 學霸必須死：萬曆年間的一場數學大亂 (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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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
第一章 都是學霸惹的禍
大明萬曆年間，南直隸徽州府爆發了一場規模頗大的民間騷亂，震動朝野。有意思的是，這一次騷亂既不是天災所致，也不是盜匪所擾，究其起因，竟是一位學霸做數學題鬧出來的。
這個故事，要從隆慶年間的徽州府說起。
徽州府這個地方人傑地靈，名人輩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鄉。其時徽州府下轄一共六縣：歙、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其中歙縣最大，同時它還是附廓縣——也就是說，徽州府治設在該縣之內，與歙縣縣衙同城辦公。
府縣同城，很多府一級的文書檔案，自然就儲存在縣城閣架之內，以便隨時調取勘合。這些關於稅糧戶籍的案牘十分重要，關乎一縣之興衰，可又超級無聊，全是各種枯燥的數字羅列。所以它們常年束之高閣，除了戶房的稅吏之外，根本無人問津。
隆慶三年，忽然有兩道滿是興奮的目光，投向了這些塵封的檔案。
這個人叫帥嘉謨，字禹臣。嚴格來說，他其實不是歙縣人，祖籍湖廣江夏縣，隸屬於徽州境內的新安衛，是個軍戶——不過這出身沒什麼不好，朝中此時有位叫張居正的大人物，也是軍戶出身。
帥嘉謨在文武兩道的表現一般，注定仕途無望。但他在數學方面很有天分，擱到現在，估計是奧數學霸一級的大牛。可惜在大明，可沒多少領域能讓這位理科生一展才華，最好的就業前景，就是做錢糧一道的書吏或者師爺。
不知道純粹是興趣使然，還是想磨練計算能力以便謀一份正業，總之帥嘉謨很沉迷於做數學題。當時沒有教輔和習題集這種邪惡的東西，帥嘉謨一腔做題慾望無處發洩——這簡直太令人髮指了——好在這個苦惱沒持續很久，他很快便發現了一個絕好的題庫：
徽州府歷年來的稅糧賬冊，都存在歙縣。大明稅賦結構向來繁複，徽州又是納稅大戶，賬冊涉及到大量科目之間的折兌均平，正是絕佳的應用題例。
於是在隆慶三年的某一天，帥嘉謨設法接觸到這些官府賬冊。一個學霸就這樣高高興興地——這簡直太令人髮指了——開始做起數學題來。
做著做著，帥嘉謨覺得哪裡有點不對勁。
他盤點了各項稅目後注意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交納的稅糧中，除正稅之外，還有一筆科目叫做「人丁絲絹」，須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
帥嘉謨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發現一個驚人的現象：徽州府下轄六縣，其他五縣都沒有「人丁絲絹」這麼一筆賦稅，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一筆支出，數字也是8780匹生絹，但科目卻對不上，叫做「夏稅生絲」。
換句話說，徽州府這筆每年8780匹生絹的稅支，其實全部是由歙縣負擔。
帥嘉謨大為駭異，這可不是小數。為了確保自己沒犯錯，他還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會典》。
《大明會典》是一本工具書，裡面收錄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級政府稅賦資料、行政法規，從弘治朝開始，每代都會進行修訂，勉強可當做年鑑來用。
帥嘉謨在《大明會典》裡的徽州府條目下，找到了同樣的納稅記錄。更重要的是，《會典》裡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擔「人丁絲絹」，並無任何字樣表明是歙縣獨自承擔。這說明徽州府的這一筆「人丁絲絹」的稅目，應該是六縣均攤，怎麼可以只壓在歙縣一處呢？
不行，這件事關乎一縣之民生，可不能這麼糊塗下去！必須得挖個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學霸一樣，帥嘉謨看到眼前出現了難題，不驚反喜，興高采烈地繼續深入挖掘。最終，他在《徽州府志》裡找到一條古早的線索。
徽州這個地方，歸附於洪武爺的時間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稱吳王之後，在徽州實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稅，稱為「甲辰法制」。結果年底核查，中書省發現數字有問題，於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稅額要重新調整。
結果一查之下，發現歙縣跟此前繳納的夏麥相比，同比差了9700石。於是政府針對歙縣的3646頃輕租田，每畝各加征「夏稅生絲」四錢，以彌補缺額——這就是歙縣「夏稅生絲」的由來。
這個「補欠夏糧」年代太過久遠，看起來和「人丁絲絹」並沒關係。帥嘉謨憑著天才般的直覺，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聯繫，於是拿起筆來，粗粗算了一下。
歙縣補的9700石夏麥，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銀3錢，9700石糧食折算成銀子，是2910兩。而每年「人丁絲絹」 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每匹七錢，所以8780匹折銀6146兩——嗯，兩個數字似乎沒什麼關聯。
可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腦子轉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縣彼此相鄰，一個縣夏麥歉收，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倖免。他再一追查，發現在同一時間，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一共是10780石，可折銀3234兩。
2910+3234=6144。
這個數字，和「人丁絲絹」只差2兩！
於是，帥嘉謨得出了結論：「在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480石，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之，折8780匹生絹。在乙巳改制之後，這筆稅不知為何變成了歙縣單獨承擔。」
更慘的是，8780匹生絹是折色稅，要以實物形式繳納。徽州偏偏不養蠶，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掉換成銀子，再拿銀子去買生絲，再繳給官府，前後要折兩次，成本非常高。再加上這個8780匹是到庫的數字，還得加上中途運輸成本與損耗。整個折算下來，歙縣人民實際付出的比賬面更多。
若這個說法無誤，歙縣簡直倒霉透了。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開始算起，到隆慶三年……這筆冤枉稅交了兩百多年！
帥嘉謨做事很謹慎，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結果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早發覺有問題的，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兩個歙縣人王相、程鵬發現這個「人丁絲絹」有問題。
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應天巡撫，而且還不止一次！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很快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徹查。可是這兩位很快便陞遷轉走，沒人再去追問。接任的巡撫歐陽鐸、巡按游居敬，也接到了同樣的呈文，也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結果負責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縣出身，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後來王相、程鵬先後莫名去世，這件事便不了了之。
查到這裡，帥嘉謨推開賬冊，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第三次呈文，為歙縣討一個公平。最起碼，得八這個稅重新分攤到六縣去，不能讓歙縣獨扛。
這個決心下得並不容易。大明稅賦錯綜複雜，牽涉甚多，連皇上想增減一二都不容易，想憑一介平民的力量刪掉整整一個科目，實在太難。何況如果重新分攤，將意味著其他五縣平白加稅，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定會拚死阻撓。
到底帥嘉謨是正義感和鄉土情結使然，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我們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無論如何，他立刻採取了行動。
帥嘉謨親自撰寫了一份呈文，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然後在隆慶四年的年初，沒有通過徽州府，而是越級呈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御史劉世會。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兒，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麼一句話：「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額六縣均輸，府志可證。」
其實在《徽州府志》裡，只是含糊地記載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根本沒有明確說過「原額六縣均輸」的話，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夏麥聯繫到一起。
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鍵焦點，這個後頭再說。
除了偷改了原文，帥嘉謨還發動了情感攻勢。他動情地說：
「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20190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8501匹；應天十三府，只要繳2905匹。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8780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都高，這根本不合理啊！」
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計學小花招。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止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庫等。從萬曆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十三萬匹，湖廣總額兩萬七千匹，都遠超歙縣。
帥嘉謨不談總數，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作比較，就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這個手段絕妙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全經得起查證，只是比較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卓然效果——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但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立刻變得慘絕人寰，讀之觸目驚心。
這真是只有學霸才能玩出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準備第三張牌：政治牌。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天下之遺，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焉。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歟，懇乞均平。」
短短一句話，先後兩次出現「均平」一詞。
這是有深刻用意的。
在隆慶年間，江南正在推行一條編法，即日後的一條鞭法。這個稅改政策的雛形始於嘉靖十年，從四十年開始到隆慶年，逐漸在稅負最重的南直隸地區進行試驗。它提出的口號恰好是：「均平賦役，蘇解民困。」
所以帥嘉謨兩次「均平」，是為了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國家政策的高度。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編法的核心要旨，是合併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所以帥嘉謨在呈文中反覆強調「人丁絲絹」 是折色實物稅，繳納十分麻煩，亟需調整，這又和中央改革精神緊緊地掛上了鉤。
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高層一關注，這事就好辦了。
尤其是現任的應天巡撫，對一條編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氣。只要他肯表態，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是因為這位巡撫太有名氣，遠非尋常官員可比——姓海名瑞，號剛峰……不必多說了吧？
其實真要較起真來，帥嘉謨此舉屬於強行拔高。
因為這次「人丁絲絹」 爭議的核心，是稅負歸屬，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至於實物折算，只是一個次要問題，跟一條鞭法關係不大。
這就好比咱倆為吃飯買單起了爭執。誰出這頓飯錢，才是爭執的重點，至於這錢是支付寶微信還是現金，並不重要。等警察來了，我喊一嗓子：「民警同志，為了響應國家鼓勵線上支付的號召，你給評評理，這頓飯錢該誰出？」 ——哪兒跟哪兒呀！
但在帥嘉謨的妙筆之下，這個邏輯錯誤被巧妙地掩蓋起來，非但不傻，反而顯得煌煌正氣，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挾海瑞以懾徽州，這就是帥嘉謨的用意。
除了這些，帥嘉謨還準備了第四張牌——貼心的解決方案。
他深諳官僚秉性，知道他們最不耐煩的，就是下面的人爭吵卻又拿不出辦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後，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貼心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要麼按照《大明會典》的原則，六縣按照人丁分攤；要麼按照《徽州府志》，六縣按照田地分攤，折麥再折銀再折絲。
看，方案我都給您做好了，您硃筆批准便是，多體貼。
無論上級選擇按人頭統計還是按田地統計，歙縣都能減少至少一半負擔。
不得不說，帥嘉謨的這一篇呈文，當真是訴狀傑作。開頭借了朝廷大勢的東風，立意高遠，中間數字翔實，論據確鑿，層層推論極有說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繪歙縣人民生活有多艱辛，訴於情感層面。文字、邏輯上玩的小花招層出不窮，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生生把節奏給帶起來了。
關於帥嘉謨的職業，史無明載，徽州其他五縣罵他是個奸滑訟棍。從這份訴狀來看，若非狀師大手，還真是寫不出來這等文字。
這一篇雄文遞上去以後，效果立竿見影，不光驚動了巡按劉世會，果然連應天巡撫海瑞都表示關注。
隆慶四年二月初十日，海瑞給出批示：「仰府查議報奪。」 意思是我很重視，你們好好查清楚。隨後巡按劉世會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請徽州府召集六縣負責官吏、鄉紳、耆老等民眾代表，就這件事進行查證合議。
應天巡撫與應天巡按都是徽州府的上級，前者主管地方政務，後者主管糾察發奸，哪個徽州府都惹不起。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書，一看撫、按兩院都下文了，先一哆嗦，再一看，落款還有海剛峰的大名，沒敢耽擱，立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過來商議。
海瑞的大名，果然名不虛傳。
誰知道，就在這節骨眼上，發生了一樁意外。
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兩院批示發出後的第十五天。海瑞突然調職，改任南京糧儲。
海瑞為何突然從應天巡撫任上離職，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這裡按下不表。總之，徽州這攤事兒，海剛峰是顧不上管了。
海瑞是帥嘉謨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調任，讓「人丁絲絹」案子陡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儘管巡按劉世會還在，儘管知府還在，可是沒了海剛峰當主心骨，他們可不願意去觸這個霉頭。
要知道，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
帥嘉謨的主張，對歙縣有利，但對其他五縣可是徹頭徹尾的壞消息。一旦議成，他們平白要多交不少賦稅。因此對這個提案，無論是五縣籍的官員、胥吏和當地鄉紳百姓都堅決反對。這一股民意，就算是應天撫、按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而從徽州知府的立場來看呢？無論「人丁絲絹」在六縣怎麼分配，對府裡來說都沒區別，只要每年湊夠8780匹生絹給南京就好。這筆絲絹稅如果不改，局勢平靜如初，最多歙縣抱怨兩句——反正你們交了兩百多年了，祖宗成法，還是不要變啦；若是支持帥嘉謨的主張，把賦稅均攤到六縣，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處，反而還平白引起其他五縣騷動，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徽州府會怎麼選擇，不問可知。
這也是為什麼，帥嘉謨當初要越級去向兩院呈文，想靠海筆架的威名硬壓。因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現在海瑞離開，倚仗已去，整個事情立刻推不下去了。
應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縣合議，徽州府隨即也發牌催促。但下面卻毫無反應，恍若未聞。別說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就連苦主歙縣，居然也悄無聲息。
帥嘉謨一打聽才知道。歙縣知縣房寰正趕上丁憂，縣務無人署理。其他五縣的知縣，則宣稱要忙著準備朝覲事宜，因循停閣，不辦公了。
明代從洪武十八年開始，規定地方官員逢辰、戊、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進京朝覲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這對官員來說，是一件大事。
但問題是，隆慶四年為庚午，隆慶五年為辛未，明年才是朝覲之年。你今年二月份就開始停閣不辦公了？
而且還不是一位，是五位知縣都這麼回答。
很明顯，五縣已經商量好了，對這次合議採取消極不合作的態度，儘量拖延下去，拖到黃，拖到忘，拖到無疾而終，然後就天下太平了。歙縣在嘉靖朝的兩次申訴，不就是這麼被拖沒的麼？
於是，從應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兩個月時間。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才有績溪縣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於其他四縣，乾脆連回應都懶得回應。
這份績溪縣的申文，是以本縣教諭楊存禮的名義提交的，還有幾個縣中耆老的連署。由教諭出面，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績溪的態度——這無關錢糧，根本是人品問題！
比起帥嘉謨那篇雄文，這份申文的乾貨不多，但刀筆暗藏機鋒，也十分厲害。
一開頭，楊教諭先喊了一句政治口號——估計是被帥嘉謨擠兌的，不喊不行——「為懇恩遵國典、據府志，均賦救偏，以蘇困苦事。」 然後畫風陡然一變，先大罵帥嘉謨「變亂國製,罔上虐下」，是個「假公挾私」的無恥訟棍，又罵當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鵬、王相是刁民。
罵了半天，楊教諭終於說到了主題。首先他承認了帥嘉謨的發現，如今的「人丁絲絹」，確實就是國初的「夏稅生絲」。但他解釋說，根據府志記載，當年朝廷發現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責成他們補交夏稅生絲，一共8780匹給南京承運庫。所以這是歙縣自己的鍋，跟其他縣沒關係。
然後他又說，這筆稅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從來沒人抗議過。嘉靖十四年，兩個歙縣刁民程鵬、王相去告刁狀， 當時的徽州知府馮世雍主持過一次調查，甚至還去巡院查過版籍，結論是「人丁絲絹」就該歙縣單獨交。此後三十多年，也風平浪靜。誰知道又冒出一個訟棍帥嘉謨，無視組織決定，又要興風作浪。
楊教諭的這個辯駁，實在是毫無道理。
帥嘉謨已經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慶年間的折率，8780匹生絲，換算成麥子是20480石，跟歙縣拖欠的9700石根本對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間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麼多。楊教諭到底是文科生，沒算明白這筆賬。
不過技術細節無關宏旨，因為文科生最擅長的，是抒情。
楊教諭動情地寫道：「我們績溪，一共才方圓二十四里，土地貧瘠，民眾貧苦，每年丁糧才七百石不到；他們歙縣方圓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糧得六萬多石。哪有把上縣的負擔轉嫁給下縣的道理？」
他哭訴完之後，別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舊定納，庶免小民激變之憂，官民兩便。」
楊教諭前面那些話，都是廢話，真正的文眼，在這裡。
這句話雖然謙卑，卻隱隱帶著威脅，反著讀，意思就成了：如果您如果不照原樣徵稅，難免會引起民變，到那個時候，可就官民兩不便了喲。
這句話非常狠，一下就打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這個威脅，雖然出自績溪代表之口，其實背後是五縣的共識。也就意味著，如果此事不令他們滿意，將會是整個徽州府閤府大亂。明年就是朝覲考察年，青天大老爺，您自個兒掂量著辦吧。
楊教諭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縣一起威脅鬧事，跡同謀反，就過線了。現在四縣不吭聲，推出最小的績溪在前頭說話，績溪人口太少，怎麼鬧，也絕對上升不到謀反的地步。這樣一來，既委婉而隱晦地把威脅傳達到，又給知府留出了足夠的面子，方便日後轉圜。
都說民怕官，可若是民鬧得太厲害，官也怕民。雙方保持著默契的均勢，誰也不會踰越那條底線。
所以我大明地方官員一向的治政思路，以維穩為主，不出事為最佳，至於講不講道理還在其次。下頭老百姓們也明白這個邏輯，所以碰到什麼糾紛，甭管有理沒理，先嚷嚷一陣，總不會吃虧。鬧大了，官府為了息事寧人，往往法不責眾，按鬧分配。
更何況這事根本不觸及到官府根本利益，鬧上一鬧，官府自然會對那頭兒施加壓力
你看，這就是文科學霸解決問題的思路。楊教諭根本不屑去查證什麼「人丁絲絹」的技術細節，數字不重要，邏輯不重要，官老爺的仕途和安定團結才是解決問題的發力點。
果然，徽州府一看這篇申文，心領神會，不再催促合議。在幾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黃…
當事人帥嘉謨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豈能無疾而終？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裡？
從這裡，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別了。
楊教諭的申文不提業務對錯，只談官員仕途泰否。而帥嘉謨沒讀出申文這一層機鋒，一廂情願地認為，之所以徽州府不願推進，是整件事還說得不夠清楚——這是典型的技術人員思考方式。
他順著這個思路，重新考慮了一下，發現之前的呈文裡，確實有一處很模糊。
國初六縣均輸的「夏稅生絲」，就是如今歙縣獨輸的「人丁絲絹」，這個沒問題。那麼，「夏稅生絲」這個科目，又是怎麼被改成「人丁絲絹」的呢？
搞清楚這個關鍵節點，真相便可呼之慾出。
帥嘉謨挽起袖子，又撲入到浩如煙海的案牘文書裡去。他要在這積存了兩百年六縣檔案的大海裡，找出那根關鍵的針來。
這次的調查，持續了數月之久。皇天不負有心人，居然被帥嘉謨真的找到了線索：
奧妙，出自徵稅科目上。
帥嘉謨翻出了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類似於對賬單——上面寫的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絲絹」 也就是說，南京承運庫要徽州征發的科目，是「人丁絲絹」，而且沒有指明由哪個縣單獨交納，一般應該默認是六縣均攤。
而帥嘉謨再去查徽州府發給六縣的催繳文書，卻發現「人丁絲絹」這個科目沒了。只有在歙縣的交稅科目裡，多了一個「夏稅生絲」。
於是，這其中的手腳，就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縣徵稅時，用的名目是「夏稅生絲」。恰好歙縣確實有一筆國初欠麥的「夏稅生絲」 科目，
因此地方並不覺有異。等這筆稅收上來以後。徽州府向上遞解時，又從「夏稅生絲」抽出應有的數目，劃歸「人丁絲絹」之下。
這樣一來，「人丁絲絹」這只鳩，就這麼堂而皇之地佔了「夏稅生絲」的巢。原本六縣均攤的稅負，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成了歙縣獨扛。可憐歙縣百姓不知內情，辛辛苦苦交稅，卻不知道供養的其實是六縣負擔。
做這個手腳的人，絕對是個高手。他既熟知國初錢糧掌故，又精通案牘流程，巧妙地利用歙縣補交夏麥的這個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視聽，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繳稅這種事，一旦形成了慣例成法，就會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很難改變。就這樣，歙縣一氣養了近兩百年「人丁絲絹」，而不自知。
帥嘉謨一拍桌子，這必然是有徽州府戶房的書手從中舞弊！
這個猜測，並非是憑空臆測。
在大明的體制裡，地方官員流轉頻繁，一個職位上坐幾年就走了。而那些地方庶務——比如錢糧刑名之類——則被專業的胥吏所把持。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職務世代相傳，又掌握著專業技能，外人根本弄不明白，上下其手的空間很大。
尤其是錢糧一道，更是重災區，小吏們有各種手段可以顛倒乾坤。手段高超的書手，甚至能「使連阡陌者空無籍，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鄢」，你說這得多牛逼。嘉靖年間的一位官員霍與瑕，就曾無奈地寫道：「各縣各戶房糧科，年年派糧，時時作弊。」可見當時基層之混亂。
所以這一招鳩佔鵲巢，一定是當年的經手小吏在賬簿上做了手腳，才讓歙縣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遲，帥嘉謨迅速又寫了一篇呈文，簡單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來世代相繼，如果徹底掀出來，很可能會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對於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
人，可以不追究，畢竟過去快兩百年了；事，做錯了，卻得撥亂反正。
同時帥嘉謨還提出另外一個重要論據：「人丁絲絹」明明是人頭稅，那應該就是按人口收取。單獨讓歙縣交納，難道其他五個縣一個人都沒有嗎？
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帥嘉謨正式把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滿懷期待能夠「俯賜決議，申詳改正」。
應該說，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說服力，新提出的兩個證據也都很合理。可是報告遞上去，卻毫無動靜。徽州府這次乾脆連回覆都沒有，置若罔聞。
帥嘉謨到底是數學學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學霸楊教諭。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出於維穩和仕途，跟技術性問題無關。帥嘉謨把一個戰略性錯誤當成了戰術性錯誤，一味鑽牛角尖去查考細節，等於是媚眼拋給了瞎子看。
換了其他人，大概就認命了，可是帥嘉謨卻沒有退縮。這個耿直的boy意識到從徽州府和應天兩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進京上訪！
我找你們領導去！
這裡要特別插一句。帥嘉謨的這個行為，在別的地方可能驚世駭俗，但在徽州，還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這個地方，民風剽悍。這個「剽悍」不是說他們好打架，而是說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國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傾向，愛打官司的人，會被當成「刁民」。地方官考評，也以「涉訟事少」作為民風淳樸的標準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國人很相似，動輒興訟，有事沒事就喜歡對簿公堂，時人形容為「事起渺怒，訟乃蔓延」，並用了一個特別精闢的詞來總結——健訟。
大量的訴訟，讓徽州盛產精通法律條文的狀師、訟師，打起官司來唇槍舌劍，在訴狀上經常互相攻伐，精彩紛呈。每一任徽州主官，都覺得本屆「刁民」太多，對此頭疼萬分，以難治而聞名。
這民風不是明代才培養出來的，早在南宋時，徽州出身的朱熹就無奈地評價本鄉人：「其俗難以以力服，而易以理勝。」
所以帥嘉謨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告，這個做法，很徽州。
帥嘉謨抵達京城以後幹了什麼，沒有資料記載。但從各種官府文件透露的細節能推測出，他應該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遞陳情狀子。
這是個明智的決定。以帥嘉謨的身份，想直接找戶部高官申訴很難，但搭上一個言官就容易多了。都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職責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歡採集民意，風聞奏事，找他們管用。
不過他沒走彈劾的路子。對京官來說，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樞官員，專門上書彈劾意思不大；帥嘉謨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徹底撕破臉。
他所求的，只要能得朝廷一個態度，批幾句話，就夠了。
隆慶五年的六月初二，帥嘉謨的呈文終於被宋御史遞交上去，並很快轉發給戶部。同隨呈文過去的，還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語：「典有所遵，賦當均派，合從抄出酌行。」 意思是，要求應該遵守法典，均攤賦稅至六縣，請戶部酌情辦理。
這個批語，正是帥嘉謨夢寐以求的結論。
戶部接到這道文書，加了一句：「候本處巡按衙門題」，轉發給應天巡撫和巡按，讓他們酌情辦理。
這個態度略有些敷衍，類似於現在的「請有關部門接洽」。但對帥嘉謨來說，這個結果已經很滿意了。戶部只要表露出要調查的態度，他就可以拿去當令箭去推動應天兩院啟動調查。
接下來，他只要趕回徽州，等著配合上峰調查就夠了。帥嘉謨高高興興地離開京城，踏上了返鄉之旅。
他不知道，此時一道死亡威脅的陰影，已經悄然籠罩在他的頭頂。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五縣明面上雖然對「人丁絲絹」一事反應淡漠，但私下裡卻十分重視。京官之中，也不乏來自五縣籍貫者。帥嘉謨在京城的舉動，他們瞭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癥結，就是這個新安衛的訟師！沒他上躥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就把他幹掉算了？
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間，那兩個糾纏「人丁絲絹」的歙縣刁民程鵬、王相，最後也是莫名身死收場。奈何橋上，不差這一個人。
帥嘉謨在歸途中，果然遭遇一場絕大的危險，全靠好運氣才僥倖逃脫。具體這是什麼危險，是誰指使的，沒有記載流傳下來。但帥嘉謨真是被嚇破了膽，敵人這是動了殺心。他壓根不敢回徽州，攜帶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廣江夏縣避禍。
帥嘉謨這一逃，讓好不容易啟動調查的絲絹案，陷入停滯——提告的苦主都沒了，還怎麼查？於是在各方敷衍之下，終於讓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至於朝廷戶部，日理萬機，不可能一直盯著徽州這個小地方。
整個隆慶五年，毫無動靜。
到了隆慶六年，也毫無動靜。
在這一年，隆慶帝終於駕崩，萬曆即位。再然後，張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敵，成為首輔，整個大明邁進了萬曆新時代。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整個大明都忙著適應這位新首輔的執政風格。至於絲絹案和那個躲去原籍不敢回來的數學學霸，已經徹底被人遺忘，再沒人提起過。就連帥嘉謨本人，也心灰意冷，銷聲匿跡，不敢再去爭辯什麼。
整個故事，似乎就這麼結束了。
可一進入萬曆三年的年初，已沉寂數年的徽州絲絹案，似乎被什麼力量激發，突兀地掀起一陣巨大的波瀾，把整個徽州六縣都捲入亂流……
第二章 六縣大辯論
萬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下一道牌面，要求緝拿帥嘉謨。
緝拿令是這麼寫的：「今照帥嘉謨，既能具詞呈告撫按，必為有力之家，有謀之輩，何為捏作在外，屢提不到。中間必有主使之者，擬合行提。為此，仰縣官吏速究帥嘉謨有無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輩奸惡，漸不可長,設法緝拿解府，從重問擬，庶足以警余奸奸,毋得遲違。」
這道牌面的語氣殺氣騰騰，卻又讓人感到有點氣急敗壞。尤其是緝拿帥嘉謨的罪名，更是莫名其妙：
你帥嘉謨有本事去兩院告狀，怎麼沒本事留下來配合調查？一直躲在外頭，一定非奸即惡！
這實在是有點不講道理。帥嘉謨外出避禍，可不是自己情願的。何況戶部隆慶四年下的文，事隔四年，徽州府這才想起來指責別人「屢提不到」，這反射神經未免也太慢了。
這個罪名，一看就是欲加之罪，倉促擬成。從字裡行間，能感受到徽州府濃濃的焦慮。似乎有什麼大事要發生，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快行動。
這份急就的緝拿令，很快下發到了歙縣。知縣姚學閔倒是沒耽誤，立刻安排人手聯合執法——因為帥嘉謨是軍戶，隸屬新安衛，所以這事必須跟衛所協調。
半個月以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歙縣總算逮到帥家的一個親戚，叫帥貴。一問方知，帥嘉謨帶著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縣沒回來過，只留下帥貴看家。
知縣姚學閔迅速把這個情況回報徽州府，然後還特意加了一句：「無憑拘解。」 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執法，我們歙縣可沒辦法。
歙縣在捉拿帥嘉謨這件事上，一點也不熱心，畢竟帥嘉謨是在為本縣利益奔走。徽州府對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說什麼，只好先把帥貴拘押了事。
沒想到，這事才過了幾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帥嘉謨。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舊事重提，先把關於「人丁絲絹」的前因後果重述一遍，然後回顧了各級各屆領導對此事的批示。緊接著，他解釋了一下自己的行蹤：「回途遇害，羈縻遠避，未申情欵 。」
帥嘉謨並沒說這危險是什麼，也沒提是誰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兇手從何而來，昭然若揭。這一句指控，真是綿裡藏針。
當然，對於徽州府，帥嘉謨的態度還是很誠懇的：「今奉爺台仁恩催議,千里奔歸，伏乞作主，憐憫偏苦，洞察奸弊。」——這句話，是針對徽州府「屢提不到」的回應。
在呈文的最後，帥嘉謨又提出了一項新證據：「順天八府，也有人丁絲絹這個稅種，皆為諸縣分攤，沒有例外。」 這個雖非決定性證據，但卻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旁證。
看來他在江夏縣這幾年，根本沒有心灰意冷，仍舊在孜孜不倦地搜尋證據，還把視野擴散到了全國範圍。
不過帥嘉謨提交這一篇呈文的時間，相當蹊蹺。
徽州府的緝拿令三月初九才發，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縣才搞清楚帥嘉謨的下落。即使他們立刻派人趕往江夏通風報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
而到了四月初十，帥嘉謨的呈文，就已經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頭。
徽州到江夏路途遙遠，帥嘉謨又不可能使用官驛八百里加急。報信往返加上撰寫呈文，只用了十七天時間，這……未免也太效率了吧？
除非，這封呈文，帥嘉謨早就準備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動向，歙縣早就已經向他通報了。
從種種蛛絲馬跡能感覺到，帥嘉謨和歙縣之間，早在暗中密切聯絡，而且他們在策劃一個很大的動作。
無論如何，帥嘉謨的再度出現，讓徽州府鬆了一口氣。兩天之後，四月十二月，徽州知府崔孔昕撤銷了緝拿的命令，把帥嘉謨呈文迫不及待地轉發給歙縣，說有人向本府投訴人丁絲絹案，你們好好詳查一下。
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態度，徽州府這回態度積極得可怕，大概是嗅到空氣裡什麼味道了吧？
但這個安排實在古怪。按道理，這事應該是六縣合議，拿出個章程。你現在不通知其他五縣，讓歙縣先去詳查，豈不等若是讓原告自己去審犯人嗎？
沒想到，歙縣比徽州府還積極。詳查文書發出三天之後，歙縣的申文竟然就發回徽州府，洋洋灑灑好長一篇。
這篇申文，出自知縣姚學閔之手，代表了整個歙縣官方的態度。申文的標題氣勢十足：「歙縣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懇恩遵照《會典》，均平絹賦，以蘇偏困事。」
姚學閔的申文，簡單來說就是兩點：「第一，《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輸「人丁絲絹」8780匹，從來沒提過讓歙縣單獨交；2 「人丁絲絹」被人篡改成了「夏稅生絲」，以致五縣之稅，落到了歙縣頭上。
這篇申文，基本就是複製帥嘉謨之前的論點。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書，這一次卻是知縣大人親自背書，不光背書，還要赤膊上陣。
此前帥嘉謨也提過戶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話說得太明白，只能隱晦表示。而姚學閔卻根本不用顧慮，直接撕破了臉皮，指著戶房那些書吏的鼻子開罵。
知縣大人說了：之所以會有「人丁絲絹」改成「夏稅生絲」的篡改？是出自徽州府戶房糧科的書吏之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因為徽州府的戶房，一直以來，都是由五縣胥吏把持，世頂名缺，從來沒有出過歙縣籍的糧官，當然只能是歙縣挨欺負了。
姚學閔甚至還披露了一段秘辛：「縣裡的老者說過，當年要交「人丁絲絹」的時候，徽州府的戶房書吏們各自都有私心，不願意讓自己家鄉受苦，就偷偷對歙縣說，現在上頭催促得緊，五縣一時籌措不出，不如你們先墊上，回頭五縣再補給歙縣。歙縣當時沒有正印官，就這麼認下來了。沒想到戶房翻臉不認人，不承認有這麼回事，導致此稅成了歙縣的既成事實。」
這故事真的假的，沒法查證，反正姚學閔說了，這是「父老相傳」。
你說姚學閔一介知縣，怎麼突然像磕了藥的關二哥一樣生猛？謎底就在申文裡的一串人名。
為了壯大聲勢，姚學閔找了本地的一批鄉宦聯署。這些鄉宦都是退下來的本籍官員，雖然無權，但在當地仍舊擁有著絕大的影響力，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巨大力量。
看看這份聯署名單的前幾名吧：
汪尚寧，歙縣竦口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
汪道昆，歙縣千秋裡人，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而且他文名極盛，和王世貞並稱南北兩司馬，「後五子」之一。（順便說一句，後人在猜測《金瓶梅》的作者，汪道昆也是懷疑對象之一，可見這人的實力。）
江珍，歙縣南人，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
方弘靜，歙縣南人，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程大賓，歙縣槐塘人，進士，歷任南吏部考功主事，廣西副使、滇南學正。
曹樓，歙縣雄村人，進士，官至江西右參政。
江東之，歙縣江村人。此時他還沒進士出身，要到後年才考中。再後來，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馮保開炮，也是萬曆朝中一個名人。
要說徽州，真是人傑地靈的學問之鄉，底蘊深厚。區區一個歙縣，隨隨便便就拽出六、七位還在世的高官助陣，個個身份顯赫，地位不凡，簡直就是全明星隊，別人眼睛都要閃瞎了。
順便悄悄說一句，歙縣還出過一個大人物，不過他的工作和前面幾位不太一樣，主要事業都放在海上。若有他聯署，估計徽州府就直接跪了——此人姓汪名直，又名五峰。
扯遠了。
鄉宦、鄉紳，這都是地方上的中堅力量，他們個個都有深厚背景，不是在官場上聯繫廣泛，就是在當地民眾裡擁有巨大影響力。從政治動力學的角度來看，地方與官府博弈之時，他們是極為重要的砝碼。
有他們背書，這份申文的份量之重，可想而知。
從聯署名單就能知道，歙縣這次突開重炮，絕對是籌謀已久。從徽州府發文到歙縣回覆，一共就三天，若是臨時準備，哪裡來得及？
歙縣一定是早早就開始籌劃，就等著突發奇襲，打五縣個措手不及。
可是，歙縣哪來的膽氣，把所有的矛盾都擺到檯面上跟五縣打對台？就算有鄉宦聯署，也不至於這麼直白大膽吧？難道背後有撐腰的？
很快，撐腰的親自來了。
五月十日，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說歙縣申文干係重大，必須仔細地檢閱會典、府志、賦役等文件，會同五縣通查，一有結果，立刻上報。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內，歷屆江寧撫、按兩院給的批覆，都是「仰府查議報奪」，沒太多傾向性，就算催促六縣合議，也是不急不忙。
但鮑希賢這次的口氣，卻明顯偏向歙縣，反覆強調這次五縣通查，一定得查出一個結果來。而且鮑希賢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覆，而是讓兵備道發出憲牌。
所謂兵備道，是指大明中後期在地方上負責整飭兵務的機構。它雖有軍方色彩，可行政上卻歸按察使管，一般由按察司副使兼任。所以兵備道也算是監司職官，有受理訴訟的職能，同時亦可算作按察使麾下的一支武裝力量，必要時可彈壓地方。
徽州附近的兵備道，全稱叫做「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道」，簡稱徽寧兵備道，嘉靖年間一度裁撤，在隆慶六年才復設，兵備副使是馮叔吉。由這個部門發出憲牌，是暗示徽州府，這次別再用「恐生民亂」當理由了。真鬧起來，兵備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說明應天巡按，是站在歙縣這邊，他就是歙縣的膽氣。
可是，這應天巡按是吃飽了撐的？平白無故突然翻出舊賬，把平靜的徽州局面重新掀動起來？這不是官場大忌嗎？
對，這是官場大忌，但大忌一共有兩條：第二條是避免無事生非，第一條則是，別忤逆上司。後者的優先級，高於前者。
為何連應天巡按這種級別的高官，都赤膊上陣？真正的答案，就隱藏在徽州府轉發帥嘉謨呈文給六縣的公文抬頭裡。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在轉發時，需要把此前各級主管部門對「絲絹事件的批示，都一一附在前頭。從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牘流轉的蛛絲馬跡。
原來在萬曆三年年初，戶部已經發了一道文書，責問徽州：喂，之前不是下文讓你們查「人丁絲絹」的事兒麼？到底查的如何了？
看到這份文書，徽州府先懵了一下，然後才想起來。隆慶五年，帥嘉謨進京告狀，曾經促使戶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不過後來因為帥嘉謨失蹤，緊接著趕上皇上駕崩，徽州府以為上頭把這事給忘了，也就擱置不理。
誰知道，事隔四年，戶部不知為何，突然想起來這碼子事了，來文催促。
不光催促，而且這回旗幟鮮明地支持歙縣的主張。
戶部在公文裡說：「轉行該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專派歙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如無相抵，今應作何議處。」
這段話雖然還是疑問口氣，但其實已經給出了結論：歙縣的稅賦肯定有問題，所要搞清楚的，無非是何時開始，以及怎麼攤回到其他各縣。
上頭顯出了明確的傾向性，這件事的性質便截然不同。所以徽州府心急火燎去找帥嘉謨，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這還不是答案——應天撫按鮑希賢幹嘛也心急火燎？
戶部不是應天巡按的上級，兩邊根本不在一條線上。徽州府怕，巡按可不會怕，若他有心不理睬，戶部也沒轍。
應天巡按到底在怕什麼？
答案，還是在那份戶部的責問文書裡。
前面說了，公文格式有要求，要把所有流轉過程和領導批示都寫清楚。在這份文書裡，清楚地寫明了流轉過程：「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
也就是說，此事不是戶部推動，而是來自於聖上的旨意。不過萬曆皇帝那會兒還小，所以這個「奉聖旨」，其實是內閣代擬，更準確地說，是代表了首輔張居正的意思。
驚動了這麼一位大神，你說應天巡按慌不慌？
首輔出手很有講究，沒有明確表達出什麼傾向。可這些官場老油條，誰不是文牘高手，誰讀不出其中的潛台詞？於是從萬曆三年初開始，從戶部到應天巡按再到徽州府、歙縣，全都心急火燎地翻出舊檔案，找回老證人，近乎瘋狂地把整個絲絹重新推動起來。
張居正為何如此，咱們暫且按下不表。單說歙縣知縣陳學閔上書之後，上有應天巡按、兵備副使支援，中有徽州府默許，下有鄉宦明星隊搖旗吶喊，一時之間，氣勢如虹。
此前一直是帥嘉謨單槍匹馬，獨闖敵陣。這回則是數路大軍集結一處，擺明車馬要與五縣做正面決戰。怪不得歙縣申文寫得氣壯山河，底氣十足。
接下來，就看五縣怎麼接招了。
五月十日兵道憲牌發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轉發給五縣，催促他們前來合議。算上公文在路上走的時間，徽州府幾乎是一收到，立刻轉發。
面對這一次蓄謀已久的突襲，其他五縣一時間懵了。這事不是早黃了嗎？什麼時候又鬧得這麼大了？直到敵人的大軍打到城門下，五縣方才如夢初醒。這次好像味道不對，看來不能像上一次一樣裝聾作啞了，必須得有所反擊才成。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婺源縣。這是僅次於歙縣的大縣，實力位居五縣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故鄉。知縣吳管五月十五日接文，在五月二十二日即發回申文，算得上是神速了。
可惜速度雖快，質量卻很糙。這篇申文的論點，和當年績溪楊教諭一樣，指稱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被罰補交夏稅生絲8780匹，歷年輸送，與其他五縣無關。至於「人丁生絹」，那是南京承運庫的事兒。
這個論點破綻很大，無甚新意。不過這也沒辦法，一共只有幾天時間，吳管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帥嘉謨精心準備了幾年的證據相匹敵。
不過吳管到底也非庸人，他後來官至給事中，說明頭腦很好使。他在申文裡，還提出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案：
查閱黃冊。
黃冊是朝廷重要的賦稅檔案，上面征派賦役，都要依據黃冊來施行。它是第一手資料，最具權威。
吳管的邏輯是：如果《大明會典》和府志記載無誤的話，那麼在黃冊的原始記錄裡，一定會有相應記載。後者的可信度要高於前者。只要去查黃冊檔案，自然知道誰對誰錯。
按照規定，黃冊會抄送數份，本縣本府都有保存，還要抄送南京戶部留底。你可以說本縣本府存的黃冊可能會被篡改，但南京戶部的留底，絕對是準確的，一查便知真偽。
吳管此舉，獨闢蹊徑，給解決紛爭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縣，拉來了本縣的一批名人助威。雖然陣勢不如歙縣顯赫，卻也有四位進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壓陣——徽州太牛了，只是轄下兩縣，就能拽出這麼多名人。
三天之後的五月二十五日，績溪縣也加入戰團，同樣也是知縣陳嘉策領銜。
有了婺源爭取時間，績溪縣準備得更加充分。知縣陳嘉策選擇了另外一個辯駁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獨征生絲」之上。
帥嘉謨當初有一個質疑：徽州一共六縣，為何獨獨在歙縣徵收生絲？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縣均輸。他還舉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進貢茶葉，《會典》裡就寫明「征於宜興縣」；寧國府進攻木瓜，也寫明由宣城縣專輸。所以如果朝廷單獨在歙縣徵收生絲，《會典》一定會明確寫出來。
陳嘉策針對這個質疑，羅列了一大堆反例：蘇、常獨征白米；寧、太獨征牧馬；績溪獨征皇木。這些在《會典》裡也沒專門寫出來啊。松江府的綠豆，只由華亭一縣徵收，上海縣不必去管；安府的藥材，只由山陽縣徵收，睢、贛兩縣就不用交；金華府的麻地，只征武藝縣，至於絲、紗二項，則從湯溪征發，其他縣不必交納。這些單征的項目，《會典》裡也沒提啊。
列完這一大堆，陳嘉策表示，一府獨征一類物資於某縣，實屬平常，《會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寫的那麼詳細。所以帥嘉謨的質疑，純屬見識太少，毫無道理。
哦，對了，績溪作為六縣中最小的一縣，手裡沒有活著的進士，只好翻箱倒櫃，請出了三位舉人聯署。
婺源、績溪兩縣打起頭陣。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寧，祁門兩縣終於也有了回應。
休寧的知縣陳履，應該也是個數學學霸。他準備了將近一個月，兵強馬壯，索性拋開那些彎彎繞繞，挺槍直刺歙縣的核心要害——數字。
歙縣或帥嘉謨最核心的質疑，在於兩項稅賦的數字不符。
歙縣「夏稅生絲」補麥9700石，折生絹只有4千多匹；而每年歙縣卻要交納「人丁絲絹」8780匹。多交的4千匹，一定是本該其他五縣負擔。
關於這個質疑，陳履給出了自己的調查結果：
他發現，在乙巳更制中，行中書省除了查獲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還在其下轄的登瀛、明德兩鄉，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加上抄沒程輝祥、葉忠兩個大地主的田地。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冊，然後重新計算徵稅。
虧欠夏麥 拋荒桑園田地 抄沒田地，這三項加在一起。歙縣新增的賦稅一共是生絲10974.3斤。每24兩生絲，折絹一匹，所以總數正好是8779匹整，與「人丁絲絹」數字相符，所以這就是歙縣的稅。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樂十年、成化十八年，對這筆賦稅的數額都有調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絲折絹的比率，從24兩調整到了20兩，但定額8779匹，卻沒有改動過。
陳履的第二槍，紮在了物產上。
帥嘉謨曾提出，歙縣明明不產絲，為什麼要以生絲為賦稅折色呢？
陳履考察了一下，發現歙縣下轄的登瀛、明德、仁禮、永豐、孝悌、滾繡、下鄉幾個鄉里，本來是有桑園的，而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過。顯然，生絲曾經是歙縣的特產土貢。
雖然歙縣現在不養蠶，得去外地買絲，但當年它明明是有自產的。換句話說，這是物產變遷所導致的歷史遺留問題，還是你們歙縣自己的鍋。
《府志》上為何沒提歙縣原本有桑這件事？很簡單，因為《徽州府志》是歙縣籍的官員帶頭修的，他們當然得摻私貨啊！
陳履的第三槍，刺中了帥嘉謨抱住不放的《大明會典》。
為什麼在《大明會典》的記載裡，只寫「人丁絲絹」征於徽州府，沒寫征於歙縣？陳履的解釋就三個字——沒必要。會典是從布政使這一級進行記錄，沒必要記載到縣這麼詳細。更何況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況，拿外府的例子來質疑本府，根本荒唐。
陳履的回答，是目前為止五縣反擊中最犀利的一個。三槍紮下去，槍槍見血，就是帥嘉謨當面辯論，恐怕也會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業的祁門縣，申文寫得極其乏味，無非老生常談加哭窮而已。沒辦法，因為祁門當時的知縣開缺，申文是由縣丞劉守德代理回答。
又過了一個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姍姍來遲的黟縣終於把最後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吳管、陳嘉策、陳履三員大將坐鎮，黟縣知縣陳正謨就顯得輕鬆多了。在申文裡，他心不在焉地重複了一遍前幾位知縣的意見，然後說了句略帶萌感的風涼話：「歙縣那麼大，就算減了絲絹稅，也不過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條船而已；我們黟縣現在超級超級窮，再加哪怕一點點賦稅，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烏頭一樣，根本扛不住呢！」
於是在萬曆三年的徽州，我們可以看到一番如同神魔小說般的情景：五大知縣和一個縣丞騰空而起，紛紛祭出法寶與神通，在徽州府衙上空肆意互噴，口述四濺。
神仙們打架的動靜太大，結果當地民眾全都被驚動了。田賦一事，對百姓來說最敏感不過，他們一聽，立刻坐不住了。贏了還好，萬一知縣輸了怎麼辦？咱們不就平白要加稅了嗎？
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聲勢搞得越大越好！一時之間，六縣民眾摩拳擦掌，紛紛投身到這一場大辯論中來。
說實話，從道理上來說，五縣明顯佔據優勢，歙縣幾乎每一個論點，都被駁斥了。
可是，自從六縣老百姓們參與進來以後，人一多，局勢就和網上吵架一樣：比的不再是邏輯與論據，而是髒話、排比句和在線時間。
六縣的人開始互相辯論，辯論成了嘲諷，嘲諷成了怒罵，甚至還會演變成鬥毆。他們在街上吵，在官道上吵，在商舖前吵，最後還要去衙門裡吵。
徽州風俗一向健訟，百姓一碰到問題，第一個反應就是上訪告狀。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腦門子官司，沒法調停這個糾紛。於是六縣民眾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級的政府機構。
在接下來的半年裡，整個應天官場可真是熱鬧非凡。有歙縣的老百姓去找兵備道告狀；有婺源縣的不平士人，去應天巡撫那告狀；有績溪士民跑到江寧巡按那訴苦。只要和徽州事務沾邊的衙門，幾乎被他們騷擾了一個遍。兩院、兵道的衙署前面門庭若市，告狀的比送禮的人還多。
面對這種窘境，兩院一臉黑線，徽州難治，果然名不虛傳。他們除了連連下文催促徽州府趕緊拿出個結論，還在文書裡反覆強調：「仍禁諭士民不必紛紛告擾」——可見上級主管部門真是被騷擾得不輕。
可結論哪兒那麼容易拿出來啊？或者說，徽州府哪敢拿出結論來啊？如今爭議已經不只在官方層面，連民間都爭吵不休，甚至已經因為這個導致了幾起跨縣鬥毆。眼見著六縣民怨不斷在蓄積，誰敢去戳破？
眼看僵局要演變成亂局，到了萬曆三年的年底，十二月初一，絲絹風波的始作俑者帥嘉謨終於再度出手。
帥嘉謨手裡並沒有什麼新的證據，不過他把之前的所有資料統合起來，給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國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絲絹8780匹，均攤六縣。結果徽州府戶房小吏是五縣人，遂哄騙歙縣先墊上。等到歙縣應承下來之後，戶房又把這筆稅賦篡入「夏稅生絲」的科目裡。從此以後，徽州在歙縣徵收「夏稅生絲」，向上交納「人丁絲絹」，瞞天過海兩百年。
對於吳管、陳履、陳嘉策三個人的反駁，帥嘉謨卻未置一詞。
這篇呈文，很快由徽州府轉發到了五縣。五縣立刻暴跳如雷，合著我們的質疑他一條都沒答，純粹在自說自話，哪有這麼辯論的。
五縣不單幹了，正式宣佈組團，合著發了一篇《五邑民人訴辯妄奏揭帖》。他們懶得多費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條，即是此前婺源知縣吳管的提議：「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如系六縣公賦，甘派無詞；如系歙縣額科,乞嚴將帥嘉謨等正法治罪！」
咱們去查黃冊的原始記錄，是不是，證據說話！如果不是，你丫就洗乾淨等著判刑吧！
歙縣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諷：「節蒙牌提各縣丁畝文冊並取有無何項錢糧相抵回文, 豈各縣抗違不回，延捱會計，歙苦無伸申，懇恩差人守提，早賜均攤歸結。」
你們自己都不肯把縣裡的檔案拿出來對賬，百般拖延，還好意思提查黃冊的事？
然後兩邊嗷的一聲，又撲到一起撕巴起來……
眼看這局面即將失控，應天巡撫宋儀望趕緊寫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積憤已久，五縣紛爭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雖有偏心，無可復置私喙矣。」
此前一直是巡按鮑希賢在活躍，宋儀望沒表現出什麼傾向性。可現在徽州很可能釀成民亂，他不得不出手。這封信的話裡話外，透著一股「別講道理了，和和稀泥，趕緊把這事平了」的憂慮。
於是上下的壓力，全壓到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怒了，不帶這麼欺負人的。我過不好年，你們誰也別想過好！
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距離過年只有半個月不到。徽州府給五縣下達了一封催提牌面，態度前所未有地嚴厲：「將該縣人丁田畝數目文冊一併，星火申報，毋徒執詞混擾，致礙轉奪，此系至緊事理，難容延緩，如違，提究該吏不貸。」
看得出來，徽州府是真急眼了……
結果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縣吳管再一次披掛上陣，殺奔出來。算算日子，恐怕他是沒時間置辦年貨了。
吳管這一次出手，背後得到了五縣高人們的支持，威力奇大，狠狠地拍到了帥嘉謨的死穴之上。
第一。帥嘉謨說「人丁絲絹」和「夏稅生絲」折算出的數字不對。
他算錯了！
乙巳更科，是在當年四月一日發生。歙縣一共虧欠9766石9斗3升6勺——這個數字估計是一個處女座查出來的——所以針對本縣輕租民田3646頃，每畝額外征發四錢生絲。這筆賦稅，在洪武年間正式記入黃冊檔案。
而按照當時的折率，生絲1兩折麥7升。歙縣虧補的9766石9斗3升6勺麥子，補生絲9041斤，算下來正好是7升麥子補絲1兩。完全對得上。
你不是數學學霸嗎？那我就在你最得意的領域，把你擊敗，一口氣把數字精確到勺。
吳管還順嘴嘲諷了一句：這事兒帥嘉謨你怎麼能拿銀子來算？國初到現在，銀錢匯率變化太大，根本無法做參考。就你這腦子，還敢自稱學霸？
第二。帥嘉謨說，《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徵收「人丁絲絹」8780匹，沒說具體由哪個縣交，那麼當然是六縣均攤，否則該註明是歙縣獨輸。
他弄錯了！
此前陳履已經舉了不少反例，這次吳管準備了更充分的彈藥：
他亮出了一個決定性的證據：浙江的「夏稅絲綿」，是從杭州等八府徵收，溫、台、處三府不用繳。但《會典》裡卻只寫浙江布政司征「夏稅絲綿」——情況和徽州府一樣。
為什麼不註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為這是《會典》的寫作原則：在直隸，言府而不言縣；在各布政司，則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註明，縣縣寫清，《會典》得多厚啊？
再說帥嘉謨舉的那兩個例子：常州府茶葉註明產自宜興、寧國府木瓜註明產自宣城——謝謝，那是特產貢品好麼！當然要單獨註明，跟田賦根本不是一碼事。
打臉啪啪啪！
第三，帥嘉謨曾經提出一個理論：歙縣虧欠夏麥的同時，其他五縣也虧欠，六縣虧欠的總額，恰好與人丁絲絹的稅額對得上。
他算錯了！
吳管對這個疑點，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調查。
已巳更科之前。歙縣產麥19632石，產米17688石；婺源產麥8315石，產米8315石。次年歙縣產麥虧欠的同時，婺源產麥8000石，確實虧欠300石麥，但是大米卻豐收了，遠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補麥，自然更不需要轉嫁到歙縣頭上。
所以你們歙縣自己的鍋，別往我們身上甩。
第四，帥嘉謨指控說戶房的五縣籍小吏偷偷篡改稅收科目，哄騙歙縣。
吳管對這個質疑，簡單回覆了一句：「歙縣長官又不是傻逼，就算歙縣長官傻逼，老百姓也不傻。這麼大的稅額，要真金白銀往外掏，哪裡是改改數字就能瞞過去？」
說完這個，他又不陰不陽地補了一句：「現在的戶部尚書殷正茂，也是你們歙縣的喲。」 潛台詞的意思是，你說把持戶房的人會徇私偏幫本鄉，那把持戶部的堂官吶？豈不更會徇私嘍？」
吳管提到的這個殷正茂，來歷可不簡單。他是歙縣人，當年巡撫廣西，跟俞大猷聯手平定了韋銀豹的叛亂；總督兩廣軍務時，擊破了打著「倭寇」旗號的海寇，光復了惠州、潮州兩地，可謂戰功纍纍，官至兵部尚書。所以這是個深通軍務的老炮，此時正好改擢為戶部尚書。
歙縣以殷正茂為朝中的強援，吳管特意提這麼一句，就是為了化勁敵為話柄，為以後的抗議埋下伏筆。
在文章末尾，吳管又一次強調了一次此前五縣揭帖的要求：盡快查詢洪武十四年冊籍，搞清楚怎麼回事。」
如果是辯論賽的話，這篇申文基本上已經可以奠定勝局，有理有據，無從辯駁。
可惜現實並不是辯論賽。
績溪申文發出兩天以後，帥嘉謨沒來，反而是歙縣知縣陳學閔拍馬而至——此時已經是十二月二十七日，看來他們家也沒空置辦年貨了。
不過這回陳學閔沒有大馬金刀跟吳管力拚，反而施展出了纏鬥功夫，顧左右而言他。
「我們歙縣的稅負，實在是太重了。大老爺請看，徽州的四司銀16212兩，歙縣要負擔5361兩，其他五縣共負10851兩。磚料銀708兩，歙縣負擔234兩，其他五縣共負473兩。軍需銀12215兩，歙縣負擔4032兩，他五縣共負8183兩。」
「這些都屬於正稅之外的雜稅， 歙縣負擔了徽州的三分之一，負擔已經沉重無比。你們怎麼忍心把「人丁絲絹」又砸在我們頭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吳管的犀利攻勢，幾乎擊潰了歙縣的每一個論點，從道理這個層面，已經沒什麼好辯的了。陳學閔不得不採取守勢，不再正面搏殺，改打感情牌。
不過事情總算有那麼一點進展。在申文結尾，陳學閔也同意，應該盡快調查黃冊，找到原始記錄。
這份申文，並沒有立刻得到回應。沒辦法，你們兩位吵著吵著就到了年根兒，好歹讓別人過個年吧？
於是爭吵幾方各自回家，熱熱鬧鬧地過了一個大年。一直到萬曆四年的二月，戰火才重新燃燒起來。祁門、績溪、休寧、黟縣相繼回覆，他們的態度很鮮明，支持婺源縣的意見，催促盡快開查黃冊。
與此同時，五縣又拋出一枚大炸彈。
他們把自己縣內的土地檔案翻出來，合編了一部《五邑查明絲絹緣由呈詞》。這篇呈詞很枯燥，但是相當有殺傷力。裡面是每一縣從已巳更制後繳納的賦稅定額與增減之變，極為詳盡。
因為原文既長又繁瑣，姑且貼出其中一縣的賦稅報表，讓大家看看效果。
休寧縣:
原額夏稅麥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糧米一萬八百四十九石 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麥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該銀二百一十四 兩八錢五分一釐三毫。加米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該銀五千七百 四十七兩九錢七分一釐七毫。麥米共銀六千六十二兩八錢二分三釐。該縣國初錢 糧當歙三分之二,今照數平抵外,比歙多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七錢三分五釐,歙將何者相抵。
到了這個地步，就是拿大數據砸人了。
注意看最後一句：「歙將何者相抵？」 每一縣的報表結尾，都會加這麼一句，意思是我們的賦稅清清楚楚，你們歙縣哪個稅目相抵了？
每張報表重複一遍，一共重複了五次，好似合唱一般，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質問：「歙將何者相抵？」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縣大事不妙。歙縣也覺得這個實在難以回應，立刻辯稱這是各縣自己修的，未必準確，還得看朝廷黃冊才能定奪！
於是，雙方經過將近半年的大辯論，慢慢地把焦點集中到了黃冊上。一切，交由黃冊定奪。
萬曆四年四月，歙縣和其他五縣幾乎同時上書，正式要求調取洪武十四年黃冊。頭大如斗的徽州府從善如流，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戶部提出申請調閱。
黃冊是朝廷的重要檔案，存放在南京的後湖——也就是玄武湖——的庫房，不能隨便調取。想查詢，必須要南京戶部批准。
不過在這之前，歙縣其實早已經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搓搓地想搶個先機，不料戶部直接給他踢了回來，理由是「越申」，他們只受理府一級的申請。休寧縣、婺源縣也偷偷派人去過，被戶部以同樣的理由踢回。
雖然三縣都未得逞，但也可見彼此在水面下的鬥爭，有多麼激烈。
這次徽州府出面申請，南京戶部終於批准。徽州府趕緊組織了一支調查團，由歙縣縣丞、婺源縣縣丞 、休寧縣學訓導組成，準備開赴南京查閱。
應天巡撫宋儀望是個老江湖，他有點擔心就算查了黃冊，徽州人恐怕還是會糾纏不清，無論對哪邊有利，另外一邊一定會大鬧特鬧。為了避免這些麻煩事，宋儀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他是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到審閱黃冊的隊伍中來。
為了防止出現可能的騷亂，宋儀望還指示徽州府，把諸縣帶頭鬧事的幾個人先控制起來。去年六縣大辯論的時候，除了幾位知縣唇槍舌劍之外，民間議論紛紛，湧現了幾個意見領袖。這些意見領袖在縣裡影響很大，要麼為本縣搖旗助威，要麼頻繁越級上書上訪上告，還隨時會向老百姓們通報最新進度。百姓聞勝則喜，聞敗則怨，完全被這些自媒體控制了輿論。
在宋儀望看來，下面的民怨都是被這些大V忽悠起來的。眼看查閱黃冊在際，可不能讓這些人生出變數，先關一陣再說！
於是連同帥嘉謨在內，還有五縣的黃棠、程文昌、汪福髙、吳敏仕、胡國用等蹦抯F害的意見領袖，被盡數控制起來——不過帥嘉謨很快被釋放，因為他作為首倡之人，也必須得趕赴南京。
消弭了這個變數之後，徽州府調查團於萬曆四年七月十三動身，於七月二十三日晚抵達南京。二十六日，調查團向戶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見。戶部尚書勉勵了他們一番，說「二百年黃冊,豈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 然後派了一個王給事中、一個許主事予以協助。
不過這兩位一聽調查團的請求，都面露難色，說時間這麼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調查團急了，我們大老遠過來，就為了看一眼，無論如何還請協助。
八月初二，調查團終於進入後湖，見到了夢寐以求的黃冊。緊接著，他們眼前一黑。
從洪武十四年至今的徽州府黃冊，足足裝滿了二十個書架，光是搬運工人就得一百五十人。調查團一共就三個人，外加一個編外的帥嘉謨，估計查完得八月底了。
關鍵他們還不許自己動手，得由王給事中、許主事兩位官員查找抄錄，再把抄件發給他們，效率非常低下。
那還能怎麼辦？查唄！他們幾個撅著屁股，開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紙堆來。
這些可憐孩子沒料到，就在他們辛苦工作的同時，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縣一個叫許一純的生員， 突然上書徽州府，提出了一個新理論：「黃冊的記錄，並沒那麼不可靠！因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實在太容易了。而《大明會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權威性。如果黃冊跟《會典》矛盾，應該要以後者為準。」
這一下子，五縣輿論嘩然。在他們看來，這個主張實在荒唐。黃冊是國初朝廷派員監修，當地人怎麼可能篡改，而《會典》是資料彙編，二手資料怎麼跟原始資料比可信度？
不用問，這是歙縣知道黃冊查詢結果對自己不利，所以開始造勢了！
五縣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擊，兩邊的話越說越難聽。你罵我「罔上規避，侮文蔑法亂政」 ，我罵你「五縣奸刁，妄行捏奏」，甚至還有中二百姓跑到按察分司門口，哭著要求「懇天作主，剿虎安民。」——這是恨不得把對方當土匪給剿了。
結果正如宋儀望所擔心的那樣，憤青關了一批，又來一批，割都割不完。在他們的煽動下，諸縣立刻又沸騰起來，局勢又一次大亂。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處安撫，一面催促南京那邊，盡快拿出一個結果才好。
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調查團終於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從洪武十四年到隆慶六年的黃冊抄件。
隨之而來的，還有帥嘉謨的一份報告。
真相即將揭曉。
第三章 稀泥中的暴亂
在這份調查報告裡，帥嘉謨說，洪武十四年造的黃冊，缺損甚多，尤其是最關鍵的「乙巳更制」以及當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記錄，完全丟失。
簡單來說四個字：記錄沒了。
啊？沒了？
沒了！
從徽州六縣到應天兩院，所有人的褲子都脫了，指望著黃冊來主持公道。現在你告訴我，檔案丟失，死無對證？那怎麼辦？
帥嘉謨對此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地拋出一句話：
「切思《會典》乃祖宗立法垂統之憲章，黃冊乃民間遵文攢造之圖籍……豈奸反指府志黃冊為成法,而妄奏藐《會典》、部劄為私書。」
從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冊，前後差了十七年。很有可能五縣改竄黃冊、府志在先，造冊在後，不足為信。既然朝廷存的黃冊原始記錄已經沒有了，所以大家相信《會典》就好，不要去信府志、黃冊啦。
得，事情轉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
說實話，帥嘉謨這個主張，實在強詞奪理。彙編怎麼可能比原始記錄還權威？無非是《會典》對歙縣有利，所以他才死死賴住這一點，沒理也要辯個三分。
消息傳回徽州，給本來就激烈的輿論潑上了一勺滾油。徽州府當地論壇一片嘩然，直接炸版。各縣大V沒法講道理了，直接改成人身攻擊，污言穢語，什麼都潑上來了。六縣氣氛緊張，幾乎到了要開戰的邊緣。
鬧到後來，連遠在北京的戶部都看不下去了，特意下了一道和稀泥的文，試圖緩和一下氣氛。
在這份公文開頭，戶部自己承認：「本部若徑依歙縣之奏,則五縣不從；若徑依五縣之奏，則歙縣不從，告訐日增，終非事體。」
那麼怎麼解決呢？還是我給你們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吧。
戶部的方案是這樣的：
由戶部和應天撫、按，提供一個徽州府的部額和府額（即每年解送南京和留徽州府的稅額）。然後請徽州府統計六縣丁糧，加上存留本折麥米、官府辦公費以及各項雜稅，總算總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絹算進去，而數字均平的話，說明絲絹稅是歙縣分內的；如果數字不均平，說明生絹是額外多出來的，就不該歙縣獨負。
戶部給的這個複雜算法，似乎有些無理。六縣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級的田地，賦稅額度和內容也不相同，這麼大筆一劃，均平折算，未免太簡單粗暴了。
戶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麼會提出這麼一個糊塗點子？
奧妙就在「均平」二字，這已經是這個詞第二次進入到我們的視野裡了。
上一次還是在隆慶年，帥嘉謨用這個詞，成功地響應了國家號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這一次，戶部用了這個詞，自然也有用意——因為當朝首輔張居正大人，正在醞釀把一條鞭法推廣至全國。
雖然真正開始著手統計田畝，要等到萬曆六年，正式推行全國更要等到萬曆九年。但在萬曆四年這會兒，各種前期準備工作已經逐步開展，戶部作為執行部門，自然對此最為敏感。
在戶部看來，徽州為什麼會起糾紛？是因為稅種太雜太亂，什麼「人丁絲絹」、什麼」夏稅生絲」、什麼「虧欠夏麥」，這麼多科目夾纏不清，一會兒交生絲，一會兒交夏麥，亂七八糟，折算複雜，正是舊稅制的弊端，不出問題才怪。
如果能重新統計出徽州府的丁糧田畝之數，再把所有稅賦合併，兩下一除，均攤下去，再折成銀子，這事就算徹底解決了。這個思路，恰好就是一條鞭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稅雜稅都合併起來，歸於田地，計畝統一徵收銀兩。
所以那些複雜的算法，根本不是為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是為以後推行一條鞭法做準備的。
這個方案看似麻煩，其實戶部的思路很清晰：在舊稅法的框架下，徽州的絲絹爭議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黃冊已佚，賦稅來源已成無頭官司，兩邊各執一詞，誰也不肯退讓。所以正確的做法，是快刀斬亂麻，把歷史遺留問題全數切割，重新洗牌改成新稅法，問題自然消弭。
擱置歷史爭議，推行均平賦役之法。這個方案高屋建瓴，用意深刻，只有從全國一盤棋的高度去思考，才能想得出來。
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一件往事：徽州絲絹案在隆慶五年本已歸為沉寂，到了萬曆三年，正是因為首輔大人突兀而離奇地舊事重提，這才讓徽州府心急火燎，重新激化此案。
再聯想到這個戶部的方案，會不會從一開始，這就是首輔大人為了推行新政所謀劃的一步棋呢？
戶部的這個方案發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氣哭了。本來六縣都快打出腦漿子了，你們戶部非但不解決，還添亂。可這是上頭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著頭皮開始了艱苦的磨算。
徽州府整整花了一個月時間，總算趕在十月結束前，把整個六縣的賦稅捋了一遍。與此同時，戶部、應天地方的稅吏，也完成了部額與府額的梳理。兩邊數字加在一起總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個結果。
徽州府每年該收取的賦稅，夏稅秋糧總計折銀70944兩，這個是要上繳國家的正稅，雷打不動。在這之外，徽州府還要收取軍需、四司、磚料、丁田、均徭、均費六項均平銀，總計57129兩。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所謂均平銀，指的是嘉靖年間出現在江南的一種役法改革。
大明百姓除了要繳納田賦之外，還要負擔徭役，無償為各級政府提供勞力服務。百姓最怕的，就是徭役，不僅要給官府白幹不說，還得自備糧食衣物，自家田裡還少掉一個勞動力，這麼一來一去，負擔猶在田賦之上。
均平銀，就是讓官府計算每年需要的徭役總數，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銀兩，讓老百姓按丁口繳銀。需要力役時，官府就從這筆銀子裡撥款僱傭人手。
這樣一來，老百姓交錢代役，不必親自趕去，哪怕多交點錢，至少不耽誤自家農時。政府也很高興，僱人幹活，工作效率更高，還解決就業；而且攤役折銀，也減少了大量的工作量，更容易統計管理，一舉三得。
這個做法最早出現於浙江，經過數年試行，頗受歡迎，於是江南各府都紛紛這麼搞。後來的一條鞭法的核心改革要點之一，正是這個折役入銀。
徽州府此時也每年編列均平銀，各縣分攤統收，再分配到各個用途名目下。
比如軍需銀是協餉當地駐軍，四司銀是衙門日常雜役費用，磚料銀是公共設施修葺費用，等等等等。所以這個均平銀，可以不嚴謹地把它當成官府的辦公預算。
接下來的計算，就很簡單了。
在萬曆三年，徽州府確定的比例，是每一口人丁，需交納均平銀0.0774兩，謂之丁口折銀。丁口折銀乘上六縣在籍人丁數量，可以輕易得出六縣應該繳納的均平銀稅額。
再用這個數字，減去六縣實際繳納的均平銀數字，如果數字是正的，說明該縣比規定少交了稅；數字是負的，說明該縣比規定多交了稅。
徽州府根據這個均平算法，提交了一份磨算報告。報告顯示：六縣之中，歙縣多交2657兩，休寧多交1639兩。婺源少交989兩，祁門少交217兩，黟縣少交了1262兩，績溪少交了1827兩。
結論是：「所奏絲絹委在均平數外，原無抵補，但當時獨派歙縣，竟莫知其何因。」
語氣很曖昧，態度卻很清楚：「人丁絲絹」這筆賦稅當初到底怎麼來的，不必深究。但現在均平之下，再讓歙縣獨輸，是不合理的。
說白了，這筆絲絹稅，還得六縣一起分攤。只不過這次，有了充足的理論依據。
消息傳到徽州，五縣嘩然，群情激憤。憤怒的群眾一想，徽州府哪有這種豹子膽，肯定是上頭的奸臣徇私枉法，對了！戶部尚書殷正茂，正是歙縣人，不用問，丫肯定暗中做了手腳，逼著徽州府偏幫本鄉。
一時之間，整個徽州府除歙縣外，對堂堂尚書大人罵聲不絕。有說殷正茂「知虧無解,藉手戶科條陳事例，遂藉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論源流、不論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為變亂之計」，還有的連整個戶部都罵上了：「以戶部私計而市私恩, 以尚書大臣而變亂成法」 。什麼難聽的話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北京，打了多少個噴嚏。
民間罵聲滔滔，官面上卻得繼續解決問題。
根據那份徽州府磨算報告，歙縣負擔了額外稅賦，必須予以減輕。但具體如何操作，還得由地方上具體商量。
不過這事，可不能讓六縣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來不可。
巡撫宋儀望行事穩重，把這事委託給了當初調查黃冊時的三位監督官員：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萬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員齊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撫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
首先明確一個原則：絲絹稅，是肯定不能取消。
我大明富有四海，稅項一向是加派容易取消難。（其實哪朝都是這樣）除非是地方上遭遇了極慘重的天災，朝廷才會給予蠲免，且還要規定一個年限。絲絹稅既然交了兩百多年，已是成法，倘若輕易撤銷，各地紛紛效仿，如之奈何？
上頭其實不在乎你這仨棗倆棗，關鍵是關乎朝廷體面，先例不能擅開。所以名義上，絲絹稅絕不能動，但實際上可以從別處找補。
這個方案就是在這個思路下出爐的：
「人丁絲絹」繼續由歙縣獨交，8780匹絲絹折合白銀6145兩。歙縣在四司銀、磚料銀、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減免5260兩，由其他五縣按比例分攤補足。
這個太平府方案的本質，就是把人丁絲絹稅轉移到了均平銀上，歙縣那邊多交，這邊少交，缺額的部分，讓五縣以補交的名義均攤。
這時就能體現出一條鞭法的好處了，賦、役皆能折算成銀子，互相合併沖抵非常方便，可以輕而易舉將田賦稅額轉嫁到役銀科目上去。
唯一的問題是，它換湯不換藥啊。
五縣本來一分錢都不用出，現在卻要替歙縣補五千多兩銀子，這和歙縣原來主張六縣均攤人丁絲絹稅，並沒有任何區別，就是換了個收稅的科目而已。
這個方案報到徽寧兵備副使馮叔吉那裡，不出意外地被駁回了。
徽寧兵備道是應天巡按的下轄機構，除了整飭兵備之外，也有一部分司法職能。現如今撫、按兩院不方便太早發表意見，就只好讓他頂到前頭。
馮叔吉認為，沖抵均平銀這個方式沒問題，但數字實在太難看了。根據磨算報告，歙縣多交了2657兩均平銀麼？那減免5260兩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再者說，休寧縣的均平銀也多交了1639兩，歙縣可以減免，為什麼休寧沒得到減免，反而也要和其他四縣一起承擔新的負擔？如果按照這個方案，休寧縣多交的1639兩非但沒減免，還得從5260兩再承擔一部分。
如此算下來，均平銀總額不減反增，無形之中，徽州府的辦公預算增加了——喂，知道你們習慣從中牟利，但是別做得這麼明顯好麼……
馮叔吉大筆一揮，推出了一個折衷方案：把5260兩改成了3300兩。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銀子的絲絹稅，實際上歙縣和其他五縣分別負擔2845兩和3300兩。
這個方案是個典型和稀泥的思路：忘掉黃冊與《會典》吧，忘掉當年這稅的由來吧，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反正現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虧，這事就算完了，都別鬧了。
這時候，已然到了萬曆四年的年根兒。過年期間，諸事停滯。等過完萬曆五年的正月，這個方案才報到戶部，請尚書殷正茂酌定。
對於馮叔吉的這個方案，殷正茂十分贊同，連批了三句話：「其名尤正，其言尤順，其事尤易。」 滿意之情，溢於言表。隨後他安排了一番，在四月五日正式上書。此事本來就是首輔安排的，自然批覆起來毫無滯澀。四月七日，這個方案得到了皇帝的正式批准，頒下聖旨。
聖旨下發戶部，戶部再往下發，一級一級傳到徽州府，已經是萬曆五年的六月初七了。
整個六縣的反應，截然不同。
歙縣人民的反應是：「我靠！」
他們本來的主張，正是要求絲絹稅由六縣均攤，這個分配方案可謂正中下懷。從此以後，他們頭上的賦稅，少掉了三千多兩銀子。從隆慶四年到萬曆五年，八年抗戰，終於大獲全勝！
其他五縣，則是：「我靠！」 望著聖旨呆若木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我們的抗辯白說了？黃冊白查了？道理白講了？歙縣每一條主張，都被我們駁得體無完膚，結果戶部一句「均平」，就全給抹掉了？
五縣明明已經提出了極為有力的證據，講道理，可就因為歙縣這麼一鬧，他們反而成了最後的贏家。
對於這個太平府分配方案，五縣嗤之以鼻。保留一個「人丁絲絹」的虛名空殼，換成「均平銀」的名目就想糊弄我們？最後還不是要六縣均攤負擔！婺源有一位鄉宦如此譏諷道：「這是朝三暮四之術，拿咱們當猴子耍呢。」
一時之間，五縣群議洶洶，無不義憤填膺，幾乎跟開了鍋似的。可是，這不是府議，不是部議，而是聖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眾人縱有不滿，也不敢公開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機好生安撫，說不定他們會嚥下這個啞巴虧，接受既成事實。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卻徹底引爆了整個局勢。
就在馮叔吉把方案上報京城的同時，帥嘉謨也悄悄地第二次趕赴京城。他懷揣著歙縣鄉宦提供的一筆資金，進京促成此事。聖旨發下來以後，帥嘉謨勝利完成任務，高高興興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終於得到實現，他實在太高興了，覺得該犒賞一下自己，就用這筆贊助費從有關部門給自己運作了一副冠帶。
冠帶是一種榮譽的裝飾，其性質就和現如今胸口掛個大紅花差不多。朝廷對於鄉里年高德劭的耆宿老者，有時候會授予冠帶，叫做冠帶榮身，偶爾也會授予見義勇為好青年，叫做冠帶義士。
帥嘉謨覺得自己為民請命八年，差點連命都丟了，弄個冠帶戴戴，不算過分。
歙縣的老百姓，也是這麼想的。等帥嘉謨回到歙縣時，全縣的百姓都湧出來，熱烈迎接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稅的大英雄。他們搞了一個盛大無比的歡迎儀式，個個手執紅花歡呼，旁邊還有樂班鼓吹。帥嘉謨進城以後，在百姓的簇擁之下遊街慶祝，所到之處，呼聲群起，儼然英雄榮歸。
這邊廂歙縣鑼鼓喧天，那邊廂五縣民眾可都要氣炸了。縣城裡傳出的每一聲歡呼，都化為一記耳光，重重扇在他們的臉上。
抗爭八年，被歙縣佬把這個便宜佔走了不說，居然還賣乖！尤其是看到帥嘉謨這個奸佞小人，此時卻耀武揚威地在街頭炫耀，再想到以後繁重的稅負又要沉重幾分，五縣民眾內心的火山也再無法壓制。
你們歙縣不是靠鬧事鬧出一個減稅嗎？好，我們也鬧！
六月十一日，聖旨轉送到婺源縣。其時吳管已經去職，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臨時代理政務。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進賀表，還沒來得及走，衙門就被數千憤怒的婺源民眾給攔住了。他們手執木棍、火把，在衙門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應，停止這種不公正的加稅方案，不答應就不准走。
面對快要爆炸的民眾，徐廷竹不得不口頭允諾，然後惶惶離去。隨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縣。
舒邦儒算是這個絲絹方案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接到任命後，知道這事極為棘手。可是命令壓下來，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邊趕路，一邊琢磨著該怎麼安撫婺源民眾。沒想到，還沒到婺源呢，剛過休寧縣，就被當地憤怒群眾給攔住了。
眼前旌旗招展，鑼鼓喧天，漫天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斷。站在人群最前頭的，是當地鬧騰最凶的幾個人，身後還有一排排有身份的裡排、 耆民。他們攔住舒邦儒的隊伍，向他遞了一篇抗議申文，請轉交徽州府。
說是申文，其實應該算是戰鬥檄文。上來就痛罵戶部尚書殷正茂是「權奸變制殃民，勢壓無容控訴」，罵完了殷正茂，又罵歙縣「歙逆恃戶部而變戶法 , 以歙人而行歙私」——聽見沒有，都已經用上「歙逆」這種詞兒，幾乎以敵國來對待了。往後的話，更是難聽：「欲赴闕上書，以聲歙人變亂成法之罪，欲興兵決戰，以誅歙邑倡謀首釁之人。」——聽見沒有，都要興兵決戰了，不是筆墨官司，是真的要開打了。
罵完以後，休寧縣更發出威脅：「一旦更派，縣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時處分，誠恐釀成大變。」 矛頭直指徽州府。
舒邦儒接了這份「申文」，臉都嚇白了。休寧人沒客氣，把他的隨行書吏和僕役拽出來痛打一頓。總算舒邦儒有官身，還不至於有人敢動他。但看這個陣仗，他也只能坐低伏小，接下申文答應幫忙轉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過休寧，來到婺源，以為能鬆口氣，結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數千人聚在一處，遮道鼓噪。
又來了！
這回是婺源民眾，在當地鄉紳的帶領下聚了五千人。他們就這麼圍著長官身邊，大聲鼓噪。遠遠地，有一個叫程天球的鄉民，居然還在縣城外豎起一桿大旗，上面長長一條橫幅：「歙宦某倚居戶部，擅改祖制，變亂版籍，橫灑絲絹，貽毒五邑。」 那氣勢，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個字了。
在這一片詭異的氣氛中，舒邦儒戰戰兢兢進了婺源縣城。他沒想到的是，等在前頭的，是一番更詭異的局面——婺源縣，居然自治了。
前面說了，婺源的知縣吳管已去職，代理縣政的徐廷竹又忙著準備進京之事，整個婺源縣在六月份出現了短暫的十幾天權力真空期。
偏偏此時又趕上絲絹稅鬧得民意沸騰，當地豪強爭執不休，群龍無首。於是一個婺源縣裡的有心人，趁勢而起。
這個人叫程任卿，是當地的一個生員，原本負責司理署印。他在整個絲絹案中的地位，僅次於帥嘉謨，不過他的重要性，要到整個事件結束之後才體現出來。
程任卿是個有豪俠氣質的人，他敏銳地注意到婺源縣的權力真空，如果利用當前局勢做點驚人之事，將可以在鄉梓刷出極高的聲望值，對未來大有好處。
於是他四處串聯，拉攏當地大族和有影響力的鄉紳鄉宦，同時對普通老百姓宣講煽動，聲言若朝廷不肯把絲絹稅改回去，就要鬧事，鬧得越大越好。程天球那桿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裡都扛著，十分煊赫招眼。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風凜凜，又有人主動要為民請命，情緒無不高漲。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時之間，程任卿聲望大漲，風頭無二。
作為整個運動的最高潮，程任卿和副手汪時等人突然佔領了婺源縣衙隔壁的紫陽書院，成立了議事局，儼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紫陽書院，一聽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關。朱熹朱老夫子，恰好祖籍是徽州婺源人，所以這個紫陽書院，正宗到沒法更正宗了。程任卿佔領這裡，顯然是早就謀劃好的。
這個所謂的「議事局」，目的——或者說對外宣稱的目的，是為了組織、協調諸縣的民眾抗議活動。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準備了大量標語，上書「英雄立功之秋, 志士效義之日」之類的話，貼得十里八鄉到處都是。
他甚至還亢奮地放言說：「但有裡排一名不出, 我等趕上其門, 有一縣不來, 我等趕入其縣, 遍傳鄉鎮。」 這是要把熊熊的革命烈火，燒到其他四縣去。
至於那桿大旗，就戳在書院中間，威風凜凜。它已經成了程任卿和諸縣的標誌性約定，並有一個名稱：激變旗。
那會兒徐廷竹還沒走，他覺得議事局你們隨便折騰，但這大旗實在是太礙眼了。激變旗？啥叫激變，就是鬧事啊，你們是唯恐別人不把你們當反賊？
迫於官府壓力，程任卿讓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議事局的工作絲毫不受影響，繼續如火如荼地開展。他先後策動了幾件大事，無不驚天動地。
一是組織千人圍攻縣衙，逼迫徐廷竹代傳冤情；二是動員休寧縣半路攔截舒邦儒，代遞申文；三是策動婺源城外五千民眾向舒邦儒示威。
先後數次大的抗議，議事局展現出了很強的協調能力，短時間內名聲大噪。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趕緊發動他們徵集捐款，每一石糧裡征銀六分，用以維持運營。老百姓一看，這個議事局連官老爺都能給鬥倒，牛逼啊，這幫人確實能幹大事。於是大家紛紛慷慨解囊。大筆大筆的錢財，就這麼流進紫陽書院。
這個議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無賬簿，也無監管，收多少錢花多少錢，全由程任卿一言而決。如果他想要從中漁利的話，實在是再容易不過了。
財帛動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淨的，也沒法保證別人不眼紅。議事局裡有另外一個生員，叫程文烈，他看到這大筆款項，貪念頓生，暗中策劃想要把管局這個位置奪過來。
這個計劃的實施，就定在了舒邦儒進婺源縣城之後的次日，萬曆五年七月一日。
書接上回。話說舒邦儒戰戰兢兢進了幾乎進入自治狀態的婺源縣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畫卯。程任卿作為議事管局，也來到縣衙，和一群裡排、耆老等著接見。此前在休寧和婺源城外，議事局讓這位老父母吃了兩次虧，下馬威也下夠了，現在面談，可以爭取到足夠的利益了。
幾個人正在談話， 正好來了一個歙縣送信的快班，名叫王學。婺源人一聽是歙縣來的，登時臉色就不太好看。
偏偏這個後生態度還很囂張，說你們不要妄想絲絹稅恢復舊制了，我們歙縣花了七百兩紋銀，搞定了府裡的戶房程德煥，就連你們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可以說服五縣認繳絲絹稅。這事虞縣丞也有份。
這個栽贓的手法太過明顯，可憤怒群眾卻不管那麼多。什麼？革命隊伍裡出了叛徒？這還了得！程文烈趁機和其他幾個人鼓噪吶喊，帶領群眾衝入縣衙，叫囂著要把婺奸程德煥、程任卿以及虞縣丞拽出來。
可憐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勛，後一刻就被打成了出賣婺源利益的反動分子。他大聲抗辯，可是根本沒人聽，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幾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興奮地站在高凳之上，指著程任卿說給我狠狠打！這夥人打到興頭上，還拿出刀來，把二程從縣衙脅迫到紫陽書院，繼續施暴。
（這些細節均是供狀上所記載，真不是鍵者腦補……）
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一個兩敗俱傷，反而被另外兩個書生漁翁得利。他們一個叫何似一個叫汪時，兩人本來已經商議好了奪權之後的安排。沒想到何似一上位就翻臉，把汪時也給踹開，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清查挪用公款，一查箱底，還剩六兩白銀，又惹起一陣內訌爭吵。
議事局的同仁們還沒等分享到勝利果實，就開始爭權奪利了。
舒邦儒一看這架勢鬧得實在不像話，正要寫信回府裡求援。婺源人擔心把議事局的內訌醜事曝光，居然把所有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攔截下來，不允許傳遞。舒邦儒坐困愁城，這下連消息都斷絕了。
婺源議事局這邊大亂，休寧那邊不甘示弱，也是一片喧騰。
在吳大江、程時鳴幾個當地讀書人以及豪強的帶頭之下，聚集了一萬多鄉民，搭著木梯，直接翻上縣衙牆頭，把告示榜文全書撕毀，砸掉一切和歙縣有關的商舖設施；然後又高舉黃旗，日夜圍著縣衙鳴鑼吶喊，挾持知縣陳履；他們甚至找了幾個小廝，身穿青衣小帽，手執鎖鏈，站在街頭聲稱要直接把所有參與絲絹稅制訂的官員都鎖拿進京。
休寧人也向婺源人學習了先進的信息管制經驗，在各處派人把守，任何過往文書，都必須先審查以後，才能通過。 （「一票一揭, 必經休民人驗而後發」）徽州政務幾乎為之癱瘓。
有了婺源、休寧兩縣帶頭，其他三縣也相繼發出檄文，一起鬧將起來。五縣人民買賣也不做了，地也不種了，專門在徽州府與外界的各個路口圍堵歙縣商人，見一個打一個，貨物全部截留搶走。甚至有一夥激進分子，要聲稱要闖入殷正茂在歙縣的產業，燒祖屋，刨祖墳，好好給這位戶部尚書點顏色看看。
一時之間，六縣境內烽煙四起。整個徽州府，這回是徹底亂了。
徽州知府這下可再也無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臉黑線，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幾任知府姑息維穩搞出來的事，結果這炸彈卻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實在太欺負人了。
他趕緊發出安民告示，安撫民眾說「行府自當酌議處分,則事尚可轉移」。可憐一介知府無權更改絲絹方案，又不敢瞎許諾什麼，只能含糊其辭地進行安撫。
與此同時，他顧不得體面，又急忙向撫、按兩院、兵備道發文求援，請求上級迅速拿出個辦法來，不然徽州今年怕是連稅都沒人交了。
上頭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徽州變亂又掀起一股離奇的巨浪。
婺源縣裡有一批駐軍，帶頭的把總叫趙淶，是歙縣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於軍法森嚴，不敢擅動。這次趕上暴亂，他連夜帶兵撤出婺源，直奔歙縣而去。為了掩人耳目，趙淶還派手下歙籍士兵，到處散佈流言，說婺源人要暴動。（這個說法來自於婺源，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姑妄聽之。）
婺源人聽到歙縣人造謠說他們造反，勃然大怒，議事局立刻派人到處散播謠言，說真正想造反的是歙縣人。負責協調的人到了休寧，休寧這邊的帶頭人吳大江表示，你們玩的不夠狠，看我們的！
緊接著，出現了整個徽州之亂的最高潮同時也是最富戲劇性的場面。
第四章 玩大了
此前吳大江等人已經挾持了休寧知縣陳履，官印可以隨便亂蓋。吳大江便以休寧知縣的名義，給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布政司衙門發去飛報，聲稱休寧、婺源兩縣，遭遇一萬多名歙賊的入侵，休寧知縣陳履被擄走，婺源署理縣事的推官舒邦儒慘被毆打，連兵道都被圍了。歙賊不日即將越境四出，情況十萬火急！
萬餘歙賊入侵……真虧他想得出來。
這一手夠絕，也夠狠。那些接到急報的外省布政司衙門，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通衢之地。如果這裡發生暴亂，整個南方都要為之騷動。因此對這份急報，各地都很重視。
可研究來，研究去，各地布政司衙門覺得很奇怪。
徽州府歸南直隸管轄，按道理出了亂子，應該先往南京那邊報，然後再由南直隸移文各處警告。如今休寧縣的告急文書，越級不說，居然還跨境，實在蹊蹺。
難道說……南京已經陷於歙賊之手？
想到這，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四省的布政司冷汗登時就下來了。
這歙賊太厲害了吧？當年倭寇也沒這麼囂張啊！
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動，諸省嘩然，各地守備都紛紛厲兵秣馬。好嘛，從前是備倭，這回是備歙。誰能知道，徽州府出了這麼一個牛逼的縣，敢和整個江南單挑。在那幾天，歙縣的地位無比高大，幾乎可以止小兒夜啼。
各地的質詢文牘，雪片般地紛紛發往南京。應天巡撫、巡按先是一愣，旋即大怒，責令徽寧兵道盡快查明，這歙賊到底怎麼回事？
歙賊都要「襲擊」四省了，徽寧兵備道怎麼可能還坐得住。兵備副使馮叔吉趕緊做出反應，連發兩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語氣嚴厲，讓民眾各自回家，否則「如有隨途跟走，群呼類引，嚷亂有聲者，即系惡少棍黨」。
後一道語氣柔和，說馮副使準備巡看五縣，仔細傾聽百姓呼聲，不過天氣太熱了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遠道迎接，留幾個人問話就是。
這不是客套話，馮叔吉真的親自趕到徽州，還帶著不少兵馬。他一是巡視五縣，彈壓民亂；二是要查明歙賊的「真相」。徽州府也趕緊發出禁約，禁止六縣民眾互相仇視傷害，否則嚴懲不貸云云。
至於應天巡撫，他正忙著給那些受驚擾的外省衙門解釋，南京沒事，徽州也沒有亂賊流出，大家不要那麼緊張，來，喝點茶壓壓驚……
無論徽州府還是兵道，此時的態度都還好，只是溫言勸慰老百姓別誤會，並沒擺出一副趕盡殺絕的嘴臉。可熟悉官場的人心裡明白，這只是因為官員們要盡快平復亂局，等事態平息，就要秋後算賬了。
一直到這時，五縣裡的有識之士才意識到，這回可能有點玩大了……
休寧縣有位鄉宦叫汪文輝，在當地極有地位，官至尚寶司卿，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積極支持五縣維權，可到了這會兒，他覺得不對勁了。汪文輝緊急聯絡了幾個有力之人，說這事得往回收，咱們是維權，不是謀反，真鬧大了，有理也變沒理了。
汪文輝連忙準備了一份揭帖，上書徽州府，語氣懇切地解釋說五縣並不打算鬧事，只是被逼迫太甚，民心不穩而已。外頭傳言什麼遮道毆打、豎激變旗什麼的，都是謠言，我們跟舒推事感情好著呢！
他的文筆頗佳，一邊解釋，一邊還不忘告狀：
「今各縣憤激，事實至此，釁孽始萌，猶可杜息。其指斥之實,惟知切齒於殷門；其號呼之狀, 惟欲求申於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於君父。」
三個排比，層層推進，既把暴亂這件事洗得乾乾淨淨，又指出亂源在於殷正茂這個王八蛋——我們是反奸臣不反皇上啦。
有他帶頭，其他幾縣也紛紛上書，調門一致降低，都態度懇切地表示：小民只是驚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爺把絲絹稅改回去，我們都是順民。
民間的調門慢慢低了下去，然後朝廷的脾氣就上來了。
七月二十日，這次不是兵道，而是更上一級的巡撫都院氣勢洶洶地發出安民告示，這次的口氣截然不同，沒有含糊地稱「五縣」或「六縣」，而是直接點了休、婺、祁、黟、績五縣的名。
「院會同按院與該道有司官另行詳議。批文到日,如有一縣一人敢倡言鼓眾者,該府肘鎖解院, 先以軍法捆打，然後問遣，決不姑息。」
耐人尋味的是，與這份安民告示一併送達徽州府的，居然還有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牌面。
在這份牌面裡，解釋捉拿帥嘉謨的理由特別值得一讀：「以歙縣津貼之費，輸納冠帶，誇張梓裡，以致五縣居民憤恚不平，哄然群聚。」
這些錢是多少呢？一共四十兩。
看得出來，上頭為了盡快平復亂局，只能拿帥嘉謨的人頭來安撫五縣民眾了。你沒罪，也得挑出點罪過來——可是，帥嘉謨一手促成絲絹稅改革，這個立場是經過聖旨確認的，從這裡實在挑不出毛病。兵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亂找了個理由，說他挪動公款買冠帶。
誰讓你小子到處顯擺，惹出這麼大亂子，不收拾你收拾誰！
當然，帥嘉謨在牢裡並不寂寞，因為沒過幾天，巡撫都院也發出數份牌面，點了五縣裡鬧事的一群首惡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光烈、何似、程時鳴等幾人都在名單裡——要追究他們責任。吳大江這個擾亂江南的「歙賊」發明者，也一起落網。
隨著這些責任人的入獄，以及各級政府的強力彈壓，加上當地鄉宦拚命安撫勸說，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徽州之亂，總算逐漸恢復了平靜。
可無論是應天撫、按兩院還是徽州府，心裡都明白，此時的平靜是暫時的。暴亂的根源在於絲絹稅，這個不解決，始終是個隱患。
因此他們也紛紛上書戶部，表示這個絲絹稅的改革方案，雖然是聖上批准過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因為皇上您這把稀泥，和的還不夠稀啊。
此時徽州之亂的影響，已經不侷限於當地，兩京官場都有震動。南京禮科給事中彭應時、湖廣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岳，紛紛上本，說徽州大亂肇始於絲絹稅的改制，可見此事還需要仔細斟酌。
他們更指責說，戶部尚書殷正茂身為歙縣人，即使沒有偏袒之心，也該避嫌，這次出事他責任最大。
其實這些人對於徽州絲絹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在彈章裡只是幾句話寥寥帶過。他們擔心的是，此事持續下去，會讓整個江南都變得不穩定，這才是關乎利害之處。所以說，誰有道理誰沒道理，根本不重要，趕緊把這事平了才是真的——正如彭應時彈章裡說的：「毋得依違以杜釁端, 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
在重重壓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書謝罪請辭，不過並未得到批准。
他戶部尚書的位子暫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眾的意見都太大了，看來絲絹稅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經有了聖旨，也得改。
只不過，皇上金口玉言，豈能出爾反爾。這臉，不能讓皇上丟。所以修改聖旨的理由，是這麼說的：「雖令由欽定，始有專擅之情，事屬鄉邦，不免有可疑之跡。」——到頭來，還是讓殷正茂背了鍋。
上頭的態度鬆動了，下面各路官員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議。萬曆五年十二月，絲絹稅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終於出爐。
這個方案，比原來相比本質上沒什麼區別，繼續和稀泥，只不過這次對五縣多讓了一步。
歙縣絲絹稅不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由五縣均攤。
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白銀的絲絹稅，實際上歙縣出4145兩，五縣出2000兩。
五縣民眾這次沒敢再鬧民變，可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你當這是菜市場討價還價啊？一塊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體統了。
我們要的可不是這個！不該我們的，一分銀子也不讓！
反正老百姓鬧了這麼久，早就輕車熟路。頓時抗議申文和請願書化為無數雪花，紛紛飛向各級衙門。官員們面面相覷，還能怎麼辦？繼續再議吧！議到大家都滿意為止。
這一議，就是將近一年。一直到了萬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總算硬著頭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做《豁免五縣均平方案》。
此方案對於歙縣來說，沒什麼太大變化。絲絹稅照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調整到了2530兩。
但這2530兩，並不會攤派到五縣頭上。
在隆慶六年，戶、禮、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價銀，減免了一部分，這筆錢一直留在府賬上。同時還有一筆均平銀裡的軍需銀，每年還會剩點結餘。
徽州府決定，每年從這兩項合計抽走1950兩，替五縣補進均平銀裡，諸縣再均攤50兩，一共是2000兩整。如果以後每年軍需銀的結餘不足，則按縣征派補足。
繞了好大一個圈子，等於是徽州府把這筆稅的大頭扛下來了。
行，你們牛逼，那就政府自己補貼吧。
這樣看起來很合理，可是卻有隱患。不要忘了，絲絹稅轉移到均平銀這裡，是每年都要交。而料價銀是隆慶六年的減免，數量只會減少，早晚用光；而軍需銀結餘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甚至可能是負數。
也就是說，政府補貼這2000兩銀子的兩項來源，並不穩定的。時間一長，這筆錢還得讓五縣來承擔。
前面三個方案，是橫向朝三暮四，讓絲絹稅在六縣之間來回騰挪；這第四個方案，卻是縱向朝三暮四，按時間軸來騰挪。五縣初期交得少，政府補貼多，以後的情況很可能是顛倒過來。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對歙縣來說，減免均平銀的數量是2530兩。而從料價銀、軍需銀和諸縣分攤中抽走的，是2000兩。
還有530兩無法沖抵，賬不平啊。
歙縣和五縣已經打滾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線，讓他們誰多扛一分，估計都得爆炸。
要麼？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從其他科目裡進行調配呢？
一般的調配，是不成的。因為你這裡減交，那裡就要多交。算來算去，總有一個科目要吃虧。一干能吏高官，就為這區區五百多兩銀子愁眉不展。
這時，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如果這個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從這裡抽出銀子，順便將這個科目取消，豈不正好兩便嗎？
什麼？怎麼還有不合理的稅收科目？
有哇！
兩個字：「協濟」。
所謂「協濟」，是指當一處官府出現資金緊張時，由上級出面協調，組織臨近州府進行援助。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為了防備倭寇，徽州府「協濟」蘇、松海防，出了一萬六千兩銀子；嘉靖三十九年，為了鞏固長江防禦，徽州府「協濟」鎮江駐軍一千三百兩銀子。嘉靖四十年，景王朱載圳前往封國，徽州府「協濟」池州一萬兩，用來迎接倚仗開銷。
這些大頭，都是因事協濟，都是臨時性質的，事完了，錢就停了。可還有一些「協濟」，雖屬臨時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規，變成一項長期性的稅負。
這些瑣碎協濟，往往與軍事密切相關。因為軍方的駐屯調動，不依行政劃分而行，經常一跨數府數縣。比如兵備副使馮叔吉這個「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的頭銜，就是依長江而備，跨越六府。若有駐軍尋求地方支援糧餉，非得通過徽寧兵備道來協調不可。
因此兵備道這邊，對各地的「協濟」情況掌握得最全面。
在馮叔吉的授意下，徽寧兵道清查了一遍賬簿，很快從中挑選出一個特別奇葩的科目：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
這個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金衢道全稱是領金華、衢州、嚴州兵備道，駐衢州府，和徽州府沒什麼關係。徽州為什麼要給他們兵餉？而且這筆銀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裡明明是徽寧兵備道的駐地，這筆錢的流向也太亂了吧？
原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為了防倭，朝廷設立了應天兵備副使，統一協調包括徽州在內的長江防務。到了四十一年，該道被裁撤，卻沒有下家來接盤。於是徽州府在那段時間，處於沒有駐軍保護的空白期。
本來朝廷覺得倭寇氣焰不復往日，徽州地處內陸安全得很，這事不用著急處理。沒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五年，徽州突然鬧了一次礦上騷亂。一群礦工化身流賊，衝入婺源縣大掠一番，徽州六縣為之震動。
當時的應天巡撫劉畿手裡無兵可派，就移文鄰近的金衢嚴兵備道，希望他們就近協防。
協防需要兵餉，這筆錢自然得是徽州府出。於是徽州府專門安排了一筆兵餉，每年解送衢州。
後來到了隆慶六年，復設徽寧兵備道，把徽州防務從金衢道接過來。按說這筆餉銀也該隨之轉過來，相應科目名稱也要修改，可徽寧兵備道打起了小算盤，覺得可以從中漁利。
首先，徽寧兵備道先從徽州府徵收一筆兵餉銀，於情於理這都是應該的，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徽寧道給金衢道移文，說徽州防務我們接手了，兵餉銀以後歸本道所用。金衢道覺得這也合理，辦了移交手續。
最關鍵的手法來了：徽寧道並沒告訴徽州府，兵餉發生了轉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中間加上「解池州府」四個字——意思是，以後你們交給金衢道的兵餉銀，送到池州來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沒覺察這個小手段，還覺得挺高興。因為解送兵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這麼一改「解池州府」，我們還省了一筆運輸費呢。閤府上下，都讚頌兵備老爺體恤民情。
就是說，徽州府每年要交兩筆兵餉銀，一筆給金衢道，一筆給徽寧道。其實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這兩筆銀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寧道手裡。
說白了，這是重複徵稅。
有人也許有疑問，交兩次錢，徽州府難道傻的嗎？
奧妙就在這兒了。從徽州府的財務角度來看，這是兩筆不同的支出，一項是給外地駐軍，一項是給本地駐軍。如果不知道「協濟金衢道」的前因後果，根本看不出兩項其實是同一項。
要知道，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裡——比如說大明——對政策的執行是有慣性的。政策一旦形成慣例，即使周圍情況發生變化，官員仍舊會機械地繼續執行，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懼變化。所謂「祖宗成法」，就是這麼來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納「協濟金衢道兵餉銀」，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既然沒人通知取消，那麼就繼續交下去好了，也沒人追究它是怎麼產生的。那筆絲絹稅也是同樣的道理，歙縣不也默默地交了兩百年麼？
大明的正稅不多，雜稅和隱形稅卻無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體制內悄然形成。積弊一旦生垢，便難以清除，積少成多，演變出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途稅鏈，讓賦稅比賬面上要沉重數倍。
看到這裡，我們大概能明白，六縣為什麼糾結於這些稅目數字了。
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熱愛興訟，實在是負擔太重，不堪承受。從這次爭議中能看到，除夏稅秋糧的正稅之外，徽州府還要徵收南京承運庫的人丁絲絹、給地方政府的六項均平銀，給工部、戶部的物料銀，還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協濟……
若是再碰上徽寧兵備道這樣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運作出一筆額外的負擔，負擔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員甚至還想藉機運作一下，增加一點官府辦公費。
更可怕的是，這些數字，只是解到庫的稅額，還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補平、內府鋪墊等，才是老百姓最終要承擔的稅負。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個部門分別解送稅賦，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會翻一倍。
就這樣，地方雜稅和臨時稅不斷增加，附加成本隨之提升，效率直線下降，整個體制逐漸變得臃腫無比，同時造就出了大片舞弊空間。大部分稅額，就在這些繁瑣、細碎的流轉環節中，被各級操盤手們吸走。老百姓交的錢越來越多，朝廷收入卻不見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裡被消耗了。
長此以往，地方民怨沸騰，政府束手無策，最後的結果，就是調控失靈，天下大亂。
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其實治標不治本，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產生「雜稅」的機制。只能略微擴大稅基，把問題的爆發拖延一段時間罷了。
大明亡於什麼，徽州府的這筆小小稅賦，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咱們還是書歸正傳吧。
前面說了，「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這筆稅銀，本身並不合理。徽寧兵備道一直很擔心，萬一又碰到一個類似帥嘉謨這種愛較真的人，說不定會再起波瀾。所以兵備道索性大度地表示，為了徽州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們吃點虧，從這筆兵餉銀裡抽出530兩來，把最後的虧空補上吧。
於是這筆原本是重複徵收的稅，就這麼巧妙的洗白了。
兵備道高風亮節，解決了最後的問題，諸位官員看到了成功的曙光，連忙又經過一輪討論，做了一點微調，使之更加完備。
比如說減免料價銀的庫存有限，不能支撐逐年抽調，直接併入軍需銀。
比如說五縣額外負擔的那50兩也算了，省得他們囉嗦，直接也併入解池州府兵餉銀。
於是，在萬曆七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爐了：
人丁絲絹6145兩，仍由歙縣承擔，減免均平銀2530兩。這筆銀子，由徽州府軍需銀抽出1950兩、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合計2530兩，轉入均平銀沖抵。
這個方案，可以說是集妥協、折衷之大成，把負擔壓力分散到歙縣、徽州府、徽寧兵備道等諸多機構身上。
歙縣少交了兩千多銀子，心滿意足；五縣一點負擔不用加，也心滿意足；徽州府和兵道略吃了點虧，但消弭了一場大亂，也合算。而對朝廷來說，一則上交的稅款並不短少，二則趁機清理冗稅雜役，統一錢糧，對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首輔的目的，算是部分達成——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難怪執筆者十分得意，稱其為「共免兩全法」。
這一次，各方面終於沒意見了，上上下下俱都鬆了一口氣。兵道趕緊發佈大字榜，通告六縣新的稅制，並得意洋洋地宣佈：「自萬曆七年為始,明載賦役冊，永為定規。」
我相信，在張榜公佈的一瞬間，這幾個字轟然化為斗大的金黃色大字，配著恢弘的音樂，在徽州官場大小官員腦海中旋轉。他們此時一定百感交集，涕淚交加。
不容易啊，這一場肇始於隆慶四年的大紛爭，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先後五版方案，至萬曆七年終於徹底消弭。中間多少波折，多少折騰，總算熬過去了。
塵埃落定，生活還得繼續。
讓歙縣人感到高興的是，曠日持久的絲絹紛爭，把各種細節、征派原理都討論得很透徹，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腳，反而會主動找別的稅目設法再減免一點。這時又趕上了朝廷推行一條鞭法，所以歙縣所承擔的人丁絲絹，不必全以實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銀或折色折銀，不必先賣糧食再買絲了，無形中又少了一層負擔。
據學者考證，這麼算下來，萬曆七年之後，歙縣真正實交的人丁絲絹稅，其實只有額定的七成。
這一切，都要拜那一位學霸帥嘉謨所賜。
而這位絲絹案的始作俑者，後來到底怎麼樣了呢？
第五章 三個結局
萬曆五年七月，徽寧兵備道拿住帥嘉謨，把他關在監牢裡待審。同時被捕的，還有包括程任卿、汪時在內的一夥五縣鬧事分子。
面對廣大鬧事群眾，朝廷的方針是積極拿出分配方案，盡力安撫。但對於其中的一些關鍵人物，必須得嚴肅處理，殺一儆百。哪怕這人是無辜的，為了讓民眾順心，也得嚴肅處理。
兩個月後，徽州府終於拿出了初審判決：帥嘉謨、程任卿以及其他幾個人，被判充軍。其中帥嘉謨的罪名是「將不干己事情，捏造寫詞，聲言奏告，恐嚇得財，計贓滿貫」、「以陳奏而斂取」
在狀詞裡，徽州府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帥嘉謨自誇有手段，向歙縣老百姓收取銀錢，說你們補貼我上京告狀，我自有辦法幫你們免徵賦稅。他利用歙縣民眾的恐慌心理，收斂了大量錢財，假公濟私——比如私自給自己弄了套冠帶，用的就是公款。
這是一個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決，翻譯過來就五個字：「誰教汝多事？」 從官府視角來看，這起紛爭根本是無中生有，完全是帥嘉謨一個人挑起來的。當初你如果乖乖閉嘴做你的數學作業，哪還會有後面這麼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猶豫地犧牲掉帥嘉謨，來換取五縣的穩定。至於這個罪名是否合理，並不在考慮之列，大明律可不是你的擋箭牌。
初審意見提交給兵道。可是馮叔吉很不滿意，覺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給判輕了，不足以警誡別人。於是馮叔吉把這些人提到太平府，讓安慶、池州、太平三府會審，再議一次罪名。
這次商議，最終給帥嘉謨定的處罰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這個判罰，從他本人角度實在是冤枉，但從官府角度，沒弄死你，算是很講良心了。
萬曆六年七月十九日，這份判決意見得到刑部尚書嚴清的支持，具題上奏，並於二十日拿到聖旨批准。於是一切都塵埃落定。
然後，帥嘉謨在官差的押解下離開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邊之路。他當時是何心情，後來又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縣民眾們並沒忘記這位幫他們減負的英雄。在《歙縣誌》裡的義士一項，當地人專門記載了帥嘉謨的事蹟，以及一段評語：「以匹夫而塵萬乘之覽，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雖遭謫戍，而歙人視若壯夫俠士。」
不知道在隆慶三年那個炎熱的夏日，當帥嘉謨翻開歙縣賬簿第一頁時，如果預知到未來有這麼一場絕大風波，他是否還會繼續？
帥嘉謨的經歷，就講到這裡，不過故事還沒說完。
因為英雄並非只有帥嘉謨一人。
在五縣民眾心中，也有好幾個慨然倡義、奮勇抗爭的大英雄。如果沒有他們的拚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萬曆三年就把歙縣的負擔強加過來了。
所以這些人，也都是當之無愧的五縣義士。
比如曾經捲入議事局風波的何似，在等候判決期間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遺書，寫得十分慷慨激昂：「身雖隕歿，而生平義氣之正，鼎鑊甘如飴，刀鋸不足懼者，必不與囹圄而俱泯。」
在官府眼中，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頭，欲除之而後快。於是他們和帥嘉謨同時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斂騙財，有的是聚眾鬥毆，有的是尋釁滋事，判罰也輕重不一，從杖責、下獄到流放充軍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議事局，僅這一項就和別人的性質截然不同。
官府對他的判詞裡說: 「以欺眾罔利之徒，轉為犯上作亂之漸，建旗張局，召號者數過萬餘，縛吏侮官，陸梁者狀非一出，造飛言於達路，則江、浙、閩、廣亦各驚心。毀禁示於公墻，則山澤閭閻幾為解體。」
這些罪狀，都是大犯忌諱的事兒，從判詞來看，距離謀反只差了一線。最後對程任卿的判決，竟然是斬監候。
整個徽州大亂中，最終判處死刑的，只有他一個。
程任卿真是個奇人，在監獄裡得知這個消息，沒有哭訴哀嚎，而是慨然上書自辯。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帶訟師光環，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居然探討起判決書裡援引大明律和犯罪事實的適用問題。
他沒否認那些指控事實，但是聲稱判決引用的法律條文不對，性質不適用於本案。一點、兩點、三點……論點鮮明，邏輯縝密，旁徵博引，簡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風雲。如果說帥嘉謨是數學學霸的話，那麼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時的法律達人。
這些抗辯，並未能改變他判死刑的事實。不過「斬監候」這個罪名很微妙，和如今的「死緩」一樣，有許多空間可以操作。而徽州府考慮到五縣民眾的情緒，也不敢輕易執行死刑，一直拖著。
於是，在許多有心人的保護下，程任卿並沒有秋後問斬，而是舒舒服服呆在監獄裡。
程任卿在監獄裡呆久了，窮極無聊。他決定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寫書。
獄中寫書這事，在中國屢見不鮮。不過程任卿要寫的這本書，和尋常的可不一樣——準確地說，他不是寫，而是編書。程任卿聯絡了徽州府的官吏和五縣友人，把圍繞著絲絹案的大大小小的文書，都蒐集起來，彙集成冊。
要知道，絲絹案持續了這麼久，中間各個利益集團無數次爭吵議論，留下了大量文字資料。鄉紳們的書信、題記、狀書，諸縣申文，諸府、兵道、撫、按兩院一直到戶部的各類揭帖、告示、憲牌、奏文、判決書、保書等等，應有盡有。
而且徽州又有「健訟」傳統，「健訟」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資料基礎，因此各縣都有保存檔案的習慣，私人還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編這本書，不缺素材。他只花了半年，就編撰成一本書。
不知出於什麼目的，程任卿給這本書起了一個特別讓人誤會的名字，叫《絲絹全書》，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講怎麼造絲綢的，以後可以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放在一個書架裡。
《絲絹全書》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卷，從隆慶四年帥嘉謨上書海瑞開始，到萬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終（其實最後還附了一篇何似的臨終說帖），一共收錄了各處文書137篇，基本上囊括了整個徽州絲絹案從官府到民間的全部重要文獻。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編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剖白心跡，表明冤屈。很難得是，程任卿並沒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雖然自認冤屈，但對《絲絹全書》沒有進行任何裁剪修篡，始終保持客觀中立。哪怕是對他和五縣不利或謾罵的文字，照樣一概收錄，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註，略微辯解幾句。所以我們能看到，在《絲絹全書》裡的很多文獻裡，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個貪圖小利、沽名釣譽的醜角。
不知道程任卿編撰到這一部分時，是不是會搖頭苦笑。
很多古代事件——尤其是民間地方上的事——往往只流傳下來幾句大略概述，前因後果和過程細節，往往欠奉。後世之人，只好從字裡行間的蛛絲馬跡去猜測。像徽州絲絹案，在《明實錄》裡只有寥寥幾句描述。光看那個，研究者恐怕只會當其是一場普通民變，一略而過。
要感謝程任卿，能保留下這麼多材料，我們才得以窺到當年那一場大辯論的真實風貌，從起因到結果，從朝廷、地方官府態度到民眾反映，無不歷歷在目，栩栩如生。
這篇小文裡有大量細節描寫，絕非鍵者杜撰腦補，實在是《絲絹全書》裡收錄的資料太細緻的緣故。明代民間縣一級事件，能記錄詳盡到這種程度的，可謂絕無僅有。
（附截圖一張，足見程任卿所提供的信息，差不多可以當電影腳本來用了。）
https://i.imgur.com/oK6ZFgr.jpg
程任卿的這個斬監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後來他有個做官的同鄉叫余懋學，上書給他喊冤，最終得以改回充軍，並被發遣到邊疆。程任卿這人也真有能耐，戍邊期間居然還立了大功，當上了把總，最終榮歸故里。
婺源人民，始終記得這位抗爭英雄，也在《婺源縣誌》裡的義士傳裡留了一個位置給他。而《絲絹全書》，也因此流傳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這麼結束了。
但絲絹的故事還沒完。
萬曆二十五年，距離徽州絲絹案已經過去十八年，距離張居正去世也已經十五年。這件塵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開一角，顯露出了一個此前幾乎沒人留意的驚天細節。
掀開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員——南京戶部右侍郎余懋學。他在這一年上了一道《豁釋絲絹大辟疏》，為程任卿乞求減刑。在這篇疏裡，余懋學講述了當年「徽州之亂」期間發生的一件隱秘往事，而且牽涉到了一位曾經的大人物——張居正。
萬曆三年，余懋學時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以敢言直諫而著稱，先後數次上書，批評張居正的種種政策太過操切，言辭十分激烈，是變法的反對者之一。張居正尋了個不是，把他削職為民，趕回婺源老家永不敘用。
余懋學返回婺源之時，正趕上徽州之亂爆發。
有人來找余懋學助威，想借用他的名聲聯署。余懋學為人比較警惕，沒有答應，只是寫了封信給徽州知府，勸說恢復舊制，語氣很平和。
結果戶部尚書殷正茂誤以為他也參與其中，特意寫信來詢問。余懋學忽然意識到，這是張居正餘怒未消，打算藉機懲治自己，行事更為謹慎。閉門不出，也不與別人來往。
萬曆五年八月前後，暴亂差不多結束了，官府開始四處抓人。可奇怪的是，無論是兩院還是兵道，首先發出來的緝拿令，都口口聲聲說是豪右宦族作亂。
余懋學這個說法，在《絲絹全書》裡也有佐證，其書裡收錄了《查豪右牌面二張》 、《按院再議均平查訪豪右憲牌》、《都院再訪豪右憲牌》四份文件，都是各級官府的明發文件。另外還有一份歙縣人的舉報信，說五縣暴亂的主謀，在於「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為什麼把矛頭針對當地土豪鄉宦？余懋學認為，這是得自張居正的授意，為的是把他也攀扯進來，好進一步報復。余懋學出身當地大族，又是退下來的朝廷官員，完全符合官府抓人的標準。
按照余懋學的說法，在事件期間，張居正給應天巡撫胡執禮寫了封密信，指名說婺源大亂的根源，正在前南京尚寶卿汪文輝和前戶科給事中余懋學；同時張居正還指使都御史王篆，也寫了一封信給巡按鄭國仕，說余懋學和另外一個叫洪垣的休寧鄉宦是主謀，一定得嚴懲。
甚至連殷正茂，都親自給徽州知府寫信，暗示余懋學和暴亂的關係。
種種壓力之下，各級官府不得不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捕當地豪強。可命令傳到了徽州府這一級，態度陡然消極下去——這可以理解，俗話說皇權不下鄉，朝廷與基層之間隔著一道鄉紳，要實施有效統治，不爭取到他們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聽從上級指示，使勁打擊當地豪右，那會得罪一大片人，以後管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徽州府給朝廷回了一封公文——《絲絹全書》裡也有收錄——叫做《本府回無豪右申文 》，不用看內容，光看標題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談不上抓捕了。」
胡執禮和鄭國仕本來也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才發牌捕拿。現在徽州府否認，加上余懋學在北京的幾個朋友——王錫爵、陸光祖、李世達——也寫信過來，勸胡、鄭兩位要守正。於是撫、按兩院樂得順水推舟，改口說既然不是豪右作亂，那一定是生員鬧事，改抓他們吧。
然後，這才有的程任卿等人相繼被捕。
在給這些人議罪之時，張居正因為找不到余懋學的罪茬兒，心裡很不爽，又聽說余懋學跟程任卿關係不錯，便特意指示刑部要嚴辦。
結果程任卿原本判的是充軍，被張居正這麼一插手，變成了斬監候。
這些八卦，余懋學本來是不知道的。他後來起復，重回官場。李世達和鄭國仕給他出示了張居正和王篆的親筆信，他才知道當年自己處於多麼危險的境地，自稱當時嚇得「毛髮猶為悚然」。
程任卿被判死刑之事，余懋學認為不過是代他受過罷了。
這次上疏，余懋學就是希望能夠申請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軍流放。他還特意提及，當時的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以後，隱居歙縣，也一直為程任卿釋放而奔走，說明他內心有愧。
余懋學是言官出身，筆法厲害，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吐槽朝廷對徽州絲絹案的處理意見，先後列舉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誣捏、四不協，如同戰鬥檄文一般鏗鏘有力。
言外之意，整個徽州之亂，張居正得負首要領導責任，是他強行偏袒歙縣，強令戶部、應天兩院改稅，五縣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擊，是有大義名分在的，不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民變」。
有了余懋學的奔走，程任卿總算得以減刑，有機會完成了《絲絹全書》的編撰。兩年以後，余懋學溘然去逝。
余懋學講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從推廣一條鞭法角度出發，張居正確實對徽州之亂施加過一定影響力，但若說整件事情就為了針對一個回家待業的前言官，未免太過陰謀論了。最多是張居正摟草打兔子，順便而為罷了。
其實只要瞭解了徽州之亂的整個形成過程，就會明白，這事兒跟余懋學本人真沒什麼關係，他單純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別看余懋學把朝廷對絲絹案的處置批成是張居正假公濟私，狠狠地訓斥了一把，但他在文章最後不忘補上一句：「乃若絲絹均平，處分久定，臣不敢復置一喙，以滋紛擾。」
余懋學不傻，他心裡明白，哪壺可以提，哪壺不可以提。徽州的「人丁絲絹」稅惹出多少波折，費了多大力氣才談妥。他可不敢輕易言改，節外生枝。萬一因為自己一言而再起紛爭，徽州上下老小，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張居正容易，再玩一次絲絹大辯論？謝謝，還是算了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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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驚鴻同學，她在幾年前說起此事，我才知道有這麼一個精彩故事。包括本篇名字，也是改自她的創意。另外感謝戰爭史研究大叔，幫我做了不少細節上的校對。
另附幾本主要的參考論文，有了這些學者細緻的爬梳與研究，才有這篇文字：
《<絲娟全書>的整理與研究》
《試論明末徽州府的絲絹分擔紛爭》
《晚明徽州府絲絹事件的財政史解讀》
《明代中後期徽州府絲絹分擔糾紛與地方財政》
《明代浙江均平法考》
《明清婺源的官紳關係與地方政治:以地方公共事務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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