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揚：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問題與主義

看板historia作者youtien (胡逆天)時間16年前 (2007/10/27 10:49)推噓6(6推 0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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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了四、五個小時，好容易整理出上半場（前面一小時）的錄音，後面一個半小時的問答，雖然也很精彩，但我實在不想做了。如有熱心人士想要接手，我可以把我目前有記到的部份傳給你。　　時間：十月二十二日（一）19:00 - 21:30 　　地點：北京大學二院（歷史學系）108室　　　　這一日的講座由閻步克（中）老師主持。我六點多就佔了羅志田老師（左）及其右邊（我後來坐的地方）兩個位子。早來的同學很有禮讓精神，多只坐在後面，很少人佔桌邊和前面的位；我為了記錄，當仁不讓地坐前面了。閻步克老師：　　今天非常高興由陸揚先生給我們報告，我注意到他不用稿子，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上一次他也討論了相當重要的問題。拜往復論壇之賜，雲中君的大名和才識都給了大家深刻的印象，我想這也是今天有那麼多同學來的原因，有時候國際著名漢學家來都沒有你...（那麼受歡迎）。我也希望陸揚先生以後能再多來北大，因為他原來就是我們的校友。昨天我們在田餘慶先生那兒聊天的時候，他就希望陸揚先生來給我們開課。......下面就請陸揚先生開始他的演講。陸揚先生：　　感謝大家和閻先生的介紹，剛剛雖然閻先生說他離開稿子就不能講話了，可事實證明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這次來北大距離上次已有五年，我上次來好像也是十月的最後一週。這五年內變化非常驚人，前幾天機會和歷史系上的同學交流，這給了我很有啟發性的機會，可惜那天我時差還沒倒過來，回答時不太能完全集中，有些問題還沒能深入表達。這次來也是因為羅志田先生的建議，他希望我能作一個報告；我這次決定來北京其實是去西安開會順道來，而這順道成了很有意義的事。　　現在史學發展得很廣泛，大家的著重點都不同，所以我如果講一過於專門的題目，對大家幫助可能有限；所以我選擇了「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問題與主義」這個非常寬泛的題目。大家知道問題與主義是二十世紀不光是史學，也是整個中國人文學一個重要討論：你到底要討論問題還是採納主義。但我今天的討論和它當時涉及範圍略有不同。　　我想談最近十幾年來，尤其是這幾年，我個人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一些體會。以我一個長年在海外研究中國史的學人的角度，從我的角度，可能觀察到的一些特別的現象。我個人的經驗雖有限也未必好作參考，但我還是把這些經驗說出來。　　下面我想大致集中在三到四個問題上。首先，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和中國的中國史研究，至少就目前來講，它相互的關聯，可能有哪些大家一班不太注意的層面。　　再來是史學本身面臨的危機，有哪些我們不能不正視的層面？尤其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我發現這問題顯得特別突出。我不希望在這方面作一個很悲觀的宣告，但我覺得史學地位確實有下滑的趨勢。史學家不只作為學者，也應該要擔任給公眾提供史學經驗與知識的角色，這兩者如何平衡？你要怎麼為自己的工作辯護？以前這辯護可以容易做到，現在卻不容易，而我們又有沒有必要作這辯護？這也是我想約略涉及的一個部份。　　還有，中國傳統、史學本身有哪些可以發掘的資源？這些都是很大的題目，我希望在這報告中能都涉及到，而且說出其中關聯。　　我想從第一個問題先談。　　在過去的五年，實際上中國史學界的工作受西方重視的程度，確實大幅度的提高。這自然也必然是有其功利的一面，在學術史上這是很普遍的，它不會因為這種功利性而只是一時的。這本身也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常講未來這十年是關鍵的十年，中國史學界，能否不但使自己的研究更成熟，也能和外界對話？和外界對話未必是迎合外界，而是更能、更願意表述自己。再者，中國史學能否把自己變成世界史學研究經驗的一部份？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我也有一個較普遍的傾向，就是現在大家都感受到的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這幾天我也和閻步克、鄧小南等幾位先生交流，他們也給我很多啟發；對他們的著作我也算熟悉，但和他們的接觸、交談，又給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昨天和閻先生談說：對人家的寫作，各人會有各人解讀的方式，但你和他交談以後，你再回去讀他的作品，會有全然不同感受，這是很感性的，很難用理論性語言概括，但這是非常實在的經驗，而這於我非常有收穫。　　回到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大家似有一普遍看法，就西方史學裡的中國史而言──我目前不能擴大到其他領域──它比較重視理論；中國史學，似乎較重實證和對材料的解讀分析。這講法本身沒問題，但它往往引起西方對中國史學界的（偏差）評估，也影響到中國史學界的發展與自我評估。　　華語世界帶領的漸漸影響擴展到西方世界。西方九十年代初，很少有探討任何中國二十世紀以來學術人物的研究，如陳寅恪先生，我記得很清楚，我剛到普大時，杜希德先生，我的老師之一，他當年曾想跟陳先生讀書，後來因1949年後無法再到中國，他的計畫沒成功。但除此之外，很少有西方學者知道陳寅恪先生之名，唯一一位，很有意思地，是羅馬史權威Peter Brown先生，不但知道其名也知道其重要學術觀點。但這幾年，你可看到很多西方學者都會把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反覆提出來。雖然他們的解讀有各種各樣的偏向，但這已成為你不能不接受的很重要的一個傳統。這傳統包含羅先生所推動的大量工作，對學科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認為這資源本身還可以進一步發掘。　　我們還可看到，西方對中國史的研究也好，中國的中國史研就也好，它們互相的關係實際上相當複雜。如二十世紀初顧頡剛先生的疑古學派、傅斯年的史料學派、後來郭沫若用馬克思理論重新斷代中國史，這些學派本身，在以前好像被簡化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之爭。但我在前天和同學交流時也提道，這分法其實是一種簡化，它讓我們常常誤解，而影響了今天的判定。如陳寅恪先生是史料派還是史觀派？非常難講。現在大家研究陳先生的很多，但能真正指出他對史學發展貢獻的其實很少，如一些很基本的問題：陳寅恪為何對唐史產生興趣？我很少見到對這基本問題加以探討的，這其實是一個應該解釋的問題。他在何時、何情況下發生興趣，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唐史上面？　　還有，大家都知道的，陳先生在三十年代有給清華學生出了「對對子」考題的經歷，引起了很多爭議，後來他寫了公開信也寫了私人信寫了緣由，給這對對子的學術意義有了很大提升，而對此，大家的解釋工作其實還很不夠。我唯一看到對這問題有較深入的討論，只有桑兵教授幾年前一篇文章，但可惜他過度以中國語文的角度出發，反覆以中國語文作為文化最重要一部份的角度去考慮。但你若仔細讀陳先生的信，你會發現那討論很表面，他討論的絕對不只是這個，他還提到：好的對子，好的上下聯，本身是一個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的關係，我還沒有看到對此加以探討的，當然我的閱讀很有限。這事實上是一個史學問題，只是他尚未完全將之展開來。如他舉的吳偉業的歌行，決不只是一般意義上我們講的對子。在他看來，一般的對子水平不高，達不到正反合的境界，即：語言上不但要有對應，意思上還要有史學上的完整敘事。哪怕是這麼小的對對子，都可以體現出史學敘事中本質性的問題，這才是他要講的，但很多人都不能完全體會他的這層意思。　　另就前幾天同學提到陳平原所說郭沫若和傅斯年的區別，說郭代表美國的漢學傳統，我後來回去想了一下，當然我不知道這轉述是否精確，但我的猜想，可能是有這個趨勢。桑賓也提到說西洋漢學發展到美國漢學，從以實證為考量的學科與分析方法，逐步演化到以社會科學為基本出發點的美國漢學的傳統，我覺得這分析有一種線性的問題存在──事實上很多真正重要的思想，在早期就出現了。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史，他一方面受到顧頡剛疑古學派的影響，另一方面，比如他對《詩經》的閱讀，我覺得不可能沒受到當時法國很重要的人物葛蘭言的影響，他把《詩經》的閱讀完全象徵化──《詩經》所提到的任何人和事，都不是只對歷史本身，而是象徵著一種系統，某一種發展的結構。當然這點我或許說得不準確，羅志田等幾位先生都可以糾正我，但我的感受是他明顯受了葛蘭言的影響。　　還有，即使從早期來看，西洋漢學它有生命的部份，它的理論取向，到今天事實上是很大程度地被吸納到了新的體系中間，潛移默化。如後來我們讀《詩經》，很多是從象徵的角度去讀的，這很難說是受葛氏影響，但葛氏是比較系統地如此解讀第一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解讀，但你不能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後來聞一多的分析方法就和葛氏很像，但他在某些地方做得更細緻更有創見。這些都還可以討論。　　有一個比較大的誤解：西方學者比較重視理論，中國學者的長處始終不在理論上面，這說法很成問題，至少在經驗的層次上，它不太符合事實真相。我目前所接觸西方中國學者還是不少的，各門類從先秦兩漢一直到明清的主要人物都有，他們大部份人其實不很重視理論，甚至不太受過系統理論訓練。他們在職業訓練上更多的是對材料解讀、表述自己的共識。他們很多其實是反對理論的。　　尤其是七十年代開始出來領導史學的學者，很多對理論不感興趣，對理論的運用也常常不是很系統的。如大家熟悉的費正清，他理論的運用多是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但他也沒系統地讀過帕氏著作；他和帕氏是同事，可能他只是和帕氏聊了一次，接受了他的一些觀點，從此就去運用。相反，倒是中國出身的學者在理論上的重視常常還超過西人，這點我們要有所澄清。這些，不說是偏見，也多少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也影響了西方，影響了他們對中國史學的評判。西人至今往往假定說，中國學者雖淵博但深度不夠，這偏見至今根深蒂固，我對這點非常不滿意，因為這影響到各個層面。儘管在很多場合上他們不會很刻意地表露，但他們在實際評價時，這是反覆出現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不光要打破中國學者圈內對西方在認識上的一些誤區，也同樣要打破西方對中國學者的誤解，這工作必須由中國學者採取主動。不是說我不信任他們西方學者，而是中國學者應該採取主動，來改變這樣互相認識上的誤區、印象。　　還有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如近期發生的例子，大家知道余英時先生，前幾年他發表《朱熹的歷史世界》，這是較受大家矚目的一部著作。很有意思的，去年開始他突然在西方史學界受矚目，而他受矚目的一點：南宋時朱子及其追隨者政治理念的影響，他中間有一處採用了心理史學的分析方法：他提到孝宗很孝順，後來又試圖改變很多高宗留下的政治格局，余先生要解釋這個，用到了心理史學。　　心理史學用到中國古代史分析是否會過於冒險？有些學者表述得較含蓄，而余先生說，我對它作了調整以適應中國與西方的差別。心理史學本身是很具爭議性的理論，在運用到具體的中國古史分析上，也或許是過於冒險。我也就此向余先生請教過，他給了我一個非常簡潔的回答：實際上，這並不完全是一個心理史學的問題，而是說在史學的分析上，我們如何去借鑑一些概念的問題。　　就是說，有些現象，在中國傳統的表述概念中間，很多事情，沒有這樣的詞彙，但有這樣的心理狀態。如中國有這種：太過孝順造成的一種逆反心理，在史上你可以看出很多具體表述出來了的例子，但就是沒有心理學上那些很簡潔的詞彙能表達這些很特殊的情感和心理狀態。　　心理史學只是一個借用的概念，余先生的論述還是都從傳統史料來。你也可以不用它的概念，但你用了它以後，你就可以作出一種比教有力的概過括。這也就是我要強調的：運用理論並不是要表示我們對理論的認同，而是要培養我們一種「概括的能力」。這也是我個人的期望：拋開史學研究本身來講，中國史學界有很多優秀學者、精彩研究，但研究工作到最後往往不能跳躍，往往不能把它最精彩的東西整合起來，讓別人體會到它裡面蘊含的史學上的力量。它最後變成，那精彩的地方要別人來說，這是非常可惜的。西方學者在此就常常取巧，把你的成果完全接收過來，然後轉換一種語言。我可以舉出大量的證據，但這裡暫時不舉。其實是，他們更會表述，吸取中國學者成果後加以轉化，用更簡潔而符合現代學術語言要求的說法來表述，讓人覺得他才是真正能把問題講清楚的，但其實他並沒有做基本的工作，那些對史料的解讀之類基本的工作都不是他做的。　　如大家很熟悉的史景遷，我不是說他的工作不重要或不好，而是他的資料完全在二手材料基礎之上，他的解讀完全依賴於其他學者的解讀，他本身沒去真正做過第一手的資料。當然他有他很大的貢獻，但他的貢獻不是原創性的。就是說，他代表著某一種的這樣的傾向。當然，有些其他學者可能做得更.....含蓄（？），他們可能在史學的某個歷史斷代上，他們的影響可能更大，讓人家覺得原始性的工作他也做了，其實並沒有這樣。　　再來，我想涉及到第二個問題，即史學家的責任問題。中國史學界可能還幸運一點，因為大家最近注意到，中國社會近年突然興起的國學熱。前天閻步克和我說：國學熱是一種情感性的問題，這啟發我很多。我很不能理解國學熱為何被某些學者視為可以建立一些新的研究性學科的機會的看法，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是很不可思議的。再者，我們現在對國學的討論與界說，較二十世紀國故討論更不能理解。　　如歷史系的老前輩，我們都很尊敬的周一良先生，他在五十年代也在報上批判過胡適──當然那時候大家都沒辦法。其中一篇我特別注意，我覺得這篇寫得好極了──中國學術批評機制並不健全，所以在「大批判」裡人家往往反而把以前不敢講的意見講出來了。他那篇並不因為是批判而就是完全意識形態的，他寫得很有分寸，還對胡適的漢學作了極好的概括，我覺得那是在八十年代我們對胡適有一重新反思以前所有的一個最好的概括。他說：胡適的漢學其實是想把對所有中國的文化、歷史分析都包括在裡面，他只是用「漢學」一詞想把它概括進來，所以它已經不是傳統意義的國故，而是一種現代性的學問。我覺得周先生這分析好極了，而且這篇文章裡對費正清等都有明顯的批判。你今天可以說他的批判有其意識形態，代表著五十年代的政治立場，但我仔細閱讀時，覺得不完全是這樣。　　我感覺周先生代表著一種中國學術要回歸自己一個獨特傳統的立場。周一良先生留學西方，他在哈佛受訓練，他和費正清他們幾乎都是同輩人，他對他們的學術有相當的瞭解。周先生對胡適加以批判，他感覺，胡適想要應用西方漢學，就是用外來的分析方法去看中國的史料，在他看來有其局限，不能深入中國史料脈絡。所以表面上他批判費正清好像是一種政治表態，但實際上我覺得他是作一種自我反省。我相信當時他已經作了一個抉擇，就是他其實傾向在中國史學走出一條新路，只可惜政治環境不容許他真正往那方向去發展。這和史學家的使命可能不完全相關，而對前面那個問題可能關係更密切一點。(41:45) 　　談到史學家的使命，我們這幾年看國學熱，可以看到一般民眾突然對歷史故事產生興趣。這看來很不可思議，我和哈佛教授聊天，他們也覺不可思議，這些歷史書在美國大概只能賣幾千本，怎麼能在中國賣幾萬幾十萬本？但這樣的熱潮是否就改善了史學家的境況？我覺得未必。作為專業學者，我覺史學家面臨的境況可能更為險峻：你可能要反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就是你究竟為什麼要研究歷史。　　在我看來，史學通俗化的結果，實際上常常並不是要對大眾的歷史觀提出一種挑戰。史學家的任務是要給大眾挑戰，讓大家接受說，我們平常接受的史學觀念是有問題的，對歷史發展的一些看法，是過於簡單的。史學家應該要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而不是反過來印證大家已經有的很通俗的觀念，這對大家一點好處都沒有。但是這情況在西方也反覆出現，這就涉及到史學家作為社會成員的問題。陳寅恪先生就說過他的最高目標是寫出歷史的教訓問題，但我們是否該以此為己任？我覺得史學家的責任主要在能儘量精確化地描述歷史，至於這歷史能否引導出道德教訓之類，我覺得這不該是歷史學家該承擔，事實上也是無法承擔的責任。　　我舉一個比較近的例子。大家知道最近美國政治發展得很不好，而且我覺得將來幾年也沒有一個比較樂觀的前景。我最近到Kansas，附近有一軍校 Lemonford，艾森豪、巴頓等重要陸軍將領皆出此。軍事和美國歷史關係非常密切，戰爭對其歷史發展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大家最近就談到伊戰的問題：伊戰直接威脅到近期美國的很多事件如越戰。我記得九十年代初，即使到2001年九一一之前，你可以發現美國群眾對越戰的認識一般比較統一，說它是錯誤，而且暴露了美國民主體制種種方面的問題，而且給美國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創傷──這幾乎成了一個大家不會去挑戰的政治正確。而這兩年看法突然變了，變得模糊。為了強調美軍留在伊拉克的必要性，很多人包括歷史學家就出來講，當年越戰失敗就是因為我們不支持。所以可見當今的社會事件會讓本來已經清晰的歷史認識突然模糊起來。而且歷史學家在其中能扮演的角色，我覺得其實是很微小的。　　另外，出現在各國的教科書改寫，如印度的教科書改寫也引起相當多的爭議，這本身就體現大眾對史學的壓力，而其中聲音最響亮的往往不來自對此最有研究的人，而是來自最敢發言的人，如日本的問題，常常是通俗學者叫得最響，嚴肅的學者反而沉默。那麼嚴肅學者是否該跳出來？我覺得這倒不一定是他的責任。史學家最重要的應是承擔對歷史本身分析的功能。　　還有多少時間？（羅志田老師：隨你便。）49:00 　　那我說最後一個問題。怎樣給中國古代史研究帶來一些新的局面？當然已經有一些新的局面，所以我這話也許說得過於狂妄，但我是很誠懇地希望，對一些已經做過的工作能有新的反省。如我前天和同學交流時反覆強調的文本解讀，這裡面有大量工作可做，如李零先生最近《喪家狗》引起很多討論，我也發了幾句言，但那時我還沒看這本書，直到最近我才讀到這本書。我對李零先生的工作還是有一定瞭解的，那時我也看了他的序言，於是就這些提出了我一些看法。我在那裡沒完整表述出來的意見是：很少人有人討論「喪家狗」是在什麼文獻裡出現的。我們對孔子的形象實際上是從《史記》出來，並不是《論語》。《論語》雖有對話，但並未提供孔子作為一歷史人物的完整的敘事。比較可靠的，在存留下來的資料裡面，最完整也值得重視的，只有《孔子世家》，但很少人討論。　　在有關孔子生平的描述裡面，它和漢代有什麼互相的關係？它在文本裡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如果能看這些，我們就不會糾纏在「喪家狗是褒是貶」這麼一種簡單的問題上面。司馬遷反覆強調的是，孔子代表一種特殊型態的新的聖人。......他沒有直接去說，但透露有一種超自然力量在主導孔子的誕生。他在編排孔子生平時，你會看到，他既要符合當時一般對孔子的觀念，他也要用自己的意思來利用孔子，來加強自己所追隨的那套意識型態──他是從道家出來的，這方面閻步克先生是權威。如他講到孔子最高的境界：對「藝」的認識，這符合歷史真相嗎？　　再講到《春秋》，過去這是史官的楷模，司馬遷卻把「藝」放得更高。如果你不從敘事文本的角度，去把它作為一種實證的東西來看，你就不能深入探討。是否有此歷史真相當然是一問題，但學者應該對此有較複雜的解讀方法，對文本有較清醒的反省，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問題。西方學者在此並不一定做得比國人好，但態度是清醒些。中國學者解讀文本有時也很精彩，但他在意識上有時常常並不是那麼清醒，或者不覺得那樣的清醒對史學有什麼關鍵作用。這是我想提出來的。　　還有敘事史。八十年代文化史、心態史興起後，作為對社會史的反動，敘事史似乎變得很流行。...中國史學傳統中的經典名著，用通俗的話來講大部份都是敘事史，都是講一個故事，對一個事件或個人作出較完整的評述。當然中國敘事史有很多複雜的特點，如體例，你對體例的掌握精確與否，對於判定你的史學的價值，有關鍵的作用。從近代來看，我覺得敘事史在現代的中國史研究中間佔的位置，其實很微弱。講這樣的話或許會讓大家覺得沒道理，但我還是說出來給大家一個批評的機會。　　我覺得中國任何一個斷代，至今為止，對學術敘事的著作非常的少，而且大部份是西方學者寫的。如清代敘事史，我第一部想到的學術著作是維肯曼（？）的《洪業》The ken Enterprise。很多最重要的史學工作者，往往不太願意去寫敘事史，寫時也通常謹謹把它作為教科書或通俗著作，但恰恰敘事史是傳統史學很重要的一部，而二十世紀很少人在此從事，包括傅斯年和陳寅恪先生；陳寅恪雖重視但也沒寫過敘事史著作。工作重點給偏向了考證。而在西方，現在主流史學界也不願意再持「史學科學化」之論，覺得「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豐富是一種貶低。敘事史現在在西方史學還是佔有重要位置。　　如蘭克，至今對中國學者還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我想陳寅恪、傅斯年等大師也沒真正讀過蘭克的作品──這方面羅大師可以糾正我，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而只是從三四手如蘭克弟子（尼布爾？）得來。　　最近普大教授Anthony Brxxton有出了一小冊子"Footnote"，對學術注腳的重要階段，從十七世紀Edward Gibbon《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時代以來的變化，把史學的變化勾勒出來，其中對蘭克有很精彩處。他分析蘭克「史料即史學」「重視檔案」，說實際上蘭克很複雜，他雖重視檔案，檔案給他無限樂趣──他有很多描述說凌晨兩三點一個人在檔案館非常享受，我很難想像，因為你要在德國的檔案館裡那樣享受，大概要有一些特殊功能。（眾笑）但他還在想：我寫出來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要符合敘事？而且他不只是強調史料、考證，他還重視綜合。如他寫義大利政治就是宏觀的。這些傅斯年先生等知道嗎？或許他們引進那些概念時也不清楚其詳情，而或許簡化了。　　我講了五十八分鐘了。現在我給大家看一個小冊子，《Landscape of History》，你可以說是「歷史的風景」，也可以說是「歷史的圖景」。　　（此封面圖像截取自Amazon.com）　　John Lewis Gaddis是在西方教軍事史的。此書是2000年他在劍橋大學擔任訪問學人期間，受邀做的幾個連續性講座記錄，說如何才是史學研究。這引起了聽眾──多為重要史學家的相當興趣，而鼓勵他將之結集為此小冊子。他也說過，作為一個實踐的史學家，希望這本小冊能對他之前出過的一本反省E. H. Carr《什麼是歷史》的小冊作出新的反省。他自己的實踐（）他很重視環境史。對此書我有保留意見，但它的封面很有意思。　　他用的是十九世紀德國浪漫派的一幅畫。浪漫主義有一重要畫家 Frederick，他常畫山川森林、斷壁殘垣，在孤獨感solitude中體現出個性跟自然一些很玄妙的、我很難理解的理論來。這幅畫特別有名。這個拄著拐杖的人顯然是知識份子，你可以從這背影看出此人非常有自信，站在山巔俯瞰雲海和漫漫群山。而他為何選此為封面？我覺得他顯然是把這形象作為史學家的例子，說歷史是被雲海遮蓋的茫茫群山，站在山巔之上，他能看出輪廓來。作為史學家，看到這幅畫時我覺得信心百倍（眾笑）。但再一看我覺得這種自信有問題，如果我們過度自信，對歷史以掌握而非敬畏的態度，是否會有問題？我認為不如用「森林裡的旅人」。你在迷霧繚繞的森林，或許已沒路了但我們還是要找路，還要找森林的輪廓，我覺得這才是現代的史家應有的態度。　　扯得像是遠了，然則，我覺得這關係應該是很密切的。中國史學家往往有比較不自覺的感受，覺得你對傳統有一種認識的優勢，我希望我們儘可能降低這種心態。如西方史學有句很有名的話：the past is like a foreign country，你的過去事實上就像外國的文化一樣，是陌生的，所以我們如何把我們原本普遍接受的前提加以陌生化，保持一些距離？並不是說要冷漠。我只是相信在此情況下，你就算在森林裡也能找出一條路來。我想今天我就講這些話。 -- 　　時候到了。看著，　　當我推開這大門，　　重新震醒你們的時候，那光芒－－　　這光芒，便是一萬丈！　　　　　　　　　　　　　　　　　　　　http://www.youtien.idv.tw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1.99.222.55 ※ youtien:轉錄至看板 NTUHistory90 10/27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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