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訊息] 《人民的聲音》李道明 (1991)

看板documentary作者milonga (鸂鶒)時間17年前 (2007/06/20 19:51)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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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連結中的資料貼上來，並推薦熟悉紀錄片的朋友們參加！也許很多人已經知道了，書店老闆本身是影評人出身，有時映後座談會邀請對紀錄片有專業認識的朋友來講評；我個人覺得呢，紀錄片的發酵效果是很重要的，如果看完能參與討論、比較或補充感想、解決疑問擴充視野，不啻為一種極為直接又經濟的觀影方式。其實絕大多數紀錄片想要（需要）的是社群的力量，作為政治行動、歷史文獻、研究方法及批判教育的可能性。如何讓散場後的感覺保留、轉化成有生產力、改造力的動機，也許就在這一場又一場小小的放映活動中。（前兩次人都不多 @___@||| 也許哪天可以在另一場放映活　動中順便辦板聚揪團去？ :p） : 1. 觀賞影片時書店必須停止營業，故酌收茶水費200／人，映後隨興座談； : 預約限15名，報名專線：2625-2459 : 2. 當天書店營業至7點 : 3. 河友享8折優惠 : 4. 參加者可獲贈79折購書優惠券一張，參加愈多，優惠愈多！ : 紀錄片口述歷史記錄之李道明 : http://cinema.nccu.edu.tw/cinemaV2/recordOralList_show.htm?RMOPID=9 訪談者：王慰慈訪談時間：1999-09-16 問：請你先作個簡單的自我介紹。答：我是1971年考進台大農化系，1975年自社會系畢業的。問：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學電影的？怎麼會走上電影這條路？答：我學電影是因為我在大一的時候開始跟台大的同學和學長參與電影社團的活動，我們那時候組了一個台大視聽社電影組這樣一個團體，這個團體是台大最先開始放映藝術電影的團體。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把《處女之泉》這個片子挖出來，然後在試片間放映，也在台大學生的電影活動中放映，就這樣子慢慢累積了跟電影觀賞活動的關係。大一的時候，剛好政大的一些朋友開始籌備「影響雜誌」，等於是我進到大學時就碰到了「影響雜誌」的創辦。因為我們在台大組織電影社團，但漢章那時候是「影響雜誌」這個團體裡面唯一從台大畢業的，其他都是政大的人，所以後來當政大那一批人大學畢業要離開的時候，但漢章接了「影響雜誌」的主編，所以他後來找我進去，也是因為台大學弟的關係。進去以後當然就把很多的時間、精力都投注在編雜誌、寫文章上面，所以功課就不能兼顧，後來我就想一想到底往下要做什麼東西，後來覺得還是朝文的方向去發展，所以我後來就去問社會系的系主任肯不肯收我，他也很爽快的答應，所以我就轉到台大社會系去，一面唸書一面編雜誌。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慢慢的跟電影的拍攝也會有一點關係，但是台大一直沒有很好的設備跟師資，在那個年代只有世新、文化跟藝專有比較正式的跟電影有關的課程，但是就我所了解都不是很理想，所以我想可能先畢業，然後再到國外去唸電影，我一直有那樣的一個打算。不過我在那時候也慢慢看到港台的電影製作環境其實不是那麼理想，那個時候是武俠片跟瓊瑤的文藝片最高潮的時期，等我畢業以後當了兩年兵，這個趨勢也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可是等到我1977年當完兵到1978年中間這一年的期間，要決定是不是要馬上出國的時候，因為但漢章他到美國去唸電影，所以他等於是把編雜誌的事情全部落在我們身上，我去當兵之前，基本上已經是雜誌的主要編輯。去當兵的這兩年，「影響雜誌」發生很大的變化，因為接手的人把「影響雜誌」主要的經費都花光了，所以我當兵回來的時候，「影響雜誌」也差不多要停刊了，因為已經積欠印刷廠很多經費等等這些情況。後來我們僅存的「影響雜誌」的這幾個編輯，我跟張毅、王俠軍，還有林生財（林銳）幾個人商量的結果，就是決定用比較專業的方式，因為之前都是半專業的方式，就是大家一邊唸書一邊編雜誌，現在既然大家手頭上都沒有太多的正事，像我才剛當完兵回來，所以我們就決定把雜誌先用專業的方式來做。雖然說要做一個專業的雜誌，但是每個月光我們的薪水就不知道要多少錢，所以大家就說不領薪水，先把雜誌撐下來，盡量去拉廣告，所以「影響雜誌」在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度是一個新版的。問：你之前已經走了幾年？答：台大有四年的時間，雖然我在當兵，還是有一點點介入雜誌的編務，所以大概是六年左右的時間，不過那六年的時間沒有拍什麼東西，只有拍一些家庭電影，還有在台大學生服務社團時有拍了一部簡單的記錄的東西以外，沒有什麼真正實務的經驗。在我當兵回來編雜誌之前，我曾經跟王曉祥談過，那個時候他是雜誌的發行人，他也在中視當新聞部的經理，那個時候他曾經有意介紹我到新聞局視聽處去，不過因為我不想進政府機關，所以我就沒有去。在那個時間前前後後剛好是中視的《六十分鐘》，還有之前張照堂他們幾個人做的一點記錄性的東西正在拍攝，所以我大概也就是到中視看看他們做的東西，但是一直都沒有參與他們真正的拍攝。那個時候就是雷驤、張照堂，還有杜可風，他們幾個都開始在拍攝紀錄片，並且在電視上放映的那個時期。我曾經一度有朝紀錄片那個方向去發展的趨勢，就是在我出國之前，但是也沒有太大的衝勁，一定非要朝那個方向走，不過那個時候台灣的電影慢慢開始有相當的危機。在我當兵前後，大概大家已經慢慢看出來了，就是看電影的人數越來越少，然後電影製作也被黑道所把持等等的這方面情形，所以去拍劇情片也似乎變成一個不是很具有吸引力的環境。因此，我後來決定要到美國去唸書時，就沒有以申請電影為主要的目標，一方面是沒有作品，另外一方面也是覺得唸完電影回來不見得會有很好的出路，所以就決定往傳播的方向走，所以我申請學校就申請傳播的研究所。不過我申請的那幾個學校裡面，比較爽快接受我的是Temple（天普大學），我選的雖然是傳播科系，但是那個時候我也知道 Temple 在製作上面有幾個出名的老師，雖然我去的時候他們都已經離開了，但是那幾個老師也是吸引我到 Temple 去的一個原因，這幾個老師在紀錄片的歷史上面是蠻有名氣的英國紀錄片工作者，如Basil Wright在30年代以「夜間郵件」出名的，所以我後來就這樣走上拍電影的路。 1978年我到美國以後，第一年修的除了傳播必修的課程以外，也開始兼顧電影製作的課，所以在經過一年之後就申請轉到電影製作，他們也很快的就接受我，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在大學裡面大概還是以學影評為主，那時候傾向也比較是劇情片的東西，但是到出國以後一個是走上製作的路，一個是走上紀錄片的路，雖然在學校也不是只有做紀錄片，因為 Temple 雖然以紀錄片的老師最多，但是也有做動畫、劇情片的東西，所以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正規的電影訓練。問：我比較好奇的是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對紀錄片產生興趣？答：在台灣的時候，以前當然沒有機會碰到什麼紀錄片，我們唯一有印象的紀錄片都是在電視上看到，比方說有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World at War）等等，這些算是比較好的紀錄片影集。在那個之前，王曉祥在從美國回來台灣工作的時候，應美國新聞處的邀請，介紹了一些美國的影片，包括實驗電影跟紀錄片，所以那個時候看到像《北方的南努克》那些影片的時候，眼界算是大開，但是也沒有特別覺得一定要做紀錄片，只是覺得紀錄片好像不是我們所看到的像《中國之怒吼》這一類比較教條性的東西，雖然我後來知道《中國之怒吼》其實在紀錄片歷史上也算是一種類型，因為它是從美國片改裝的，但那也算是一種類型，只是那是我們當時看到僅有的一種類型，所以也不覺得那個東西有什麼特別的珍貴。等到後來看到不同的類型，像《北方的南努克》的這一類的東西，就比較覺得紀錄片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但是也沒有真正的投入。反而是看到張照堂他們在電視上玩的那種半記錄、半 MTV（music video）那樣子的東西，後來的《六十分鐘》也開始有做一點點本土味的東西，那時候我也看了《芬芳寶島》，覺得有點新鮮感，因為是拍本土的東西，不過因為也是李季準的標準國語旁白跟那個音樂的形式，所以也是覺得不是非常的新鮮。那時候我跟黃春明見過幾面，他開始做一些《芬芳寶島》的東西時，我看到他很辛苦的在那裡做，也知道這條路不是很好走。他那時候很想拍影片，自己去張羅攝影機，結果把很多錢都賠進去，然後拍出來的東西也不太能用等等，我們也聽到他在講這些東西，所以知道台灣的製作環境不是那麼理想，那個時候大概碰到的情況是這樣。我到美國去的時候，開始接受正規的電影教育，整個有系統的看劇情片、紀錄片的歷史，當然在台灣的時候對劇情片比較熟，包括歷史跟美學等等。後來接受了整個有系統的一個紀錄片訓練，對於製作方面的每個環節也都接受訓練，所以就比較清楚知道什麼東西是自己的興趣，什麼東西是比較容易做的。當然，因為 Temple 是一個以紀錄片自豪的電影教育機構，所以我們很自然的都會往那個方向去走，雖然後來也會稍微往別的方向發展，但是畢竟在耳濡目染之下，同學、老師做的大部分都是這種東西，學校開的課有很多也是紀錄片這方面，我在 Temple 的電影研究所大概待了六年，所以基本上也是受到很大的影響，包括紀錄片的觀念、製作的方法，還有選擇題材的方向上。問：我看過你金穗獎的得獎作品，有好一陣子看到的都是屬於類似動畫跟實驗電影方面，你後來怎麼開始做紀錄片？答：其實得金穗獎的那部片子是我的第一部紀錄片，在那之前我同時也做動畫。問：同時？答：我是在暑假修動畫課，花了半年時間把動畫片弄完，然後在正式的學期課程，花了一年的時間拍完紀錄片那部片子，然後再花半年時間把它完成，所以一年半剛好完成兩部。問：你要不要講一下你那一部得獎的紀錄片？答：《愛犬何處歸》這個片子是我修第一個紀錄片製作課那一學年的一個作品。問：16mm？答：16mm的。在題材選定了以後，因為那個時候是剛到美國的第二年，也沒有什麼交通工具，所以花了很大的心力，也請了很多朋友幫忙，攝影師也換了很多不同的人來協助，我自己也拍、錄音，拍的地點也分散在很多地方，基本上來講算是一個很好的磨練。因為我第一次做紀錄片，光是在剪接時，在 steenback上反反覆覆、拆拆裝裝至少就有一百次以上，所以那個結構是在這樣的一個方式下去找出來的，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訓練，當然也花了很多的時間。我的指導教授也給我很多很好的意見。其實這個作品我自己原先沒有那麼大的信心，只是覺得做出來的東西還可以，算是一個完整的作品。沒想到我把片子寄去參加一些影展，居然還會得獎，所以就有點意外，我自己才慢慢曉得這樣子的片子是人家覺得還不錯的，以前我只是覺得這是一個完整的片子，我也覺得很短。問：多長？答：十三、四分鐘而已，所以沒有把所有的話都講出來，但是也沒錢了，所以沒有辦法拍，學校只給了五百呎的底片，剩下的要自己出錢。但是片子雖然短，居然還那麼受歡迎，這個影展也邀請，那個影展也參加，我自己也有點意外。問：主要的故事內容是什麼？答：其實我那個時候是從台灣這個第三世界的國家跑到美國去的時候（至少在1970年代，台灣還算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我看到寵物那樣子的一個世界時，有相當大的一個衝擊，但是也想瞭解養寵物的那些人，當寵物過世以後，他們會花幾千塊美金把牠們送到墳場去埋葬，還弄一個很漂亮的墓碑時，他們是怎麼樣的一些人？所以我也就去找了這樣的一些人。我那個時候沒有想到在同一時期， Errol Morris 也以同樣的題材拍了一個九十分鐘的長片，片名可能叫做《Gates of Heaven》（另外有一部劇情片叫「Heaven’s Gate」）。其實我們的題材完全一樣，不過他拍的是一個墓園，因為高速公路經過要被挖起來，所以他透過這樣的一個事件，去把不同的人串起來，他那個片子當然比較長也比較有趣，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倒楣，為什麼這一部在電影院很受歡迎，又得到奧斯卡金像獎的片子跟我的片子在同一個時間出現？不過我自己才知道這樣一個題材，別人是這樣處理，我自己是怎麼處理的，雖然說還蠻接近的，只是他讓我看到另一種 style的方式，我自己還是用我所看過比較傳統一點的紀錄片處理模式，還沒完全想好那個 style的問題。但是這也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教育，大家的題目剛好都選的一樣，就是會把過世的寵物埋到寵物墳場的這些人的內心世界跟他們生活的 style，基本上大概就是處理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好長，中略 @@）問：第十年，我覺得工作室的經驗也是很寶貴的，你要不要談一談？那時候你怎麼會有那樣的勇氣？答：為什麼會成立「多面向藝術工作室」？有一點是誤打誤撞，然後也是不知好歹，就掉進一個陷阱，我自己也沒想到。最初主要是因為1987年，我跟吳正寰兩個人負責金馬獎國際影展的策劃，我策劃了一個台灣紀錄片的回顧，根本沒幾個人看，但總算還是辦起來了。紀錄片回顧展後來就辦了一個座談會，邀請相關的單位跟個人來談一些台灣紀錄片發展上的歷史與問題，那個時候代表公共電視製播小組來出席的，就是後來廣電基金的宋穎鶯小姐，宋小姐在會中跟會後表達了她會在公共電視製播小組裡面推廣紀錄片製作的觀念，這是1987年。到了1989年的時候，她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內部願意出錢來拍紀錄片影集，而且是用影片來拍攝，這是一個非常大手筆的計畫，所以她就問我願不願意投案子。因為1987年台灣解嚴，1986到1988這幾年整個社會的變化非常大，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也跟胡台麗一起拍了一點點老兵的東西。問：老兵？答：老兵運動，那時候老兵是最早出現的一個社會運動。所以我就想了一下，也提了一個案子，叫做《人民的聲音》，這是打算從社會運動跟環保、經濟、教育，大概就幾個台灣轉型中正在產生很大變化的題目，來做為一個記錄的題材。他們接受了這樣的一個題材，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分頭進行，我那個時候找了李泳泉做選舉，那個時候剛好是台北縣長選舉，也是民進黨成立以後和國民黨正式的一次一對一選舉，所以我們就記錄那個東西；我也找了曾壯祥，他做教育方面改革的一些記錄；我自己是負責社會運動，所以我就先做第一集社會運動相關的東西。在我離開光啟社之後，我的下一個合作的單位叫「一流傳播公司」，他們那個時候是做台灣現代音樂作曲家的一個作品，我們也合作得蠻愉快的。所以我遞案子的時候是用「一流傳播公司」的名義去遞的，但是這個案子是我的案子，在財務上面就變成有點複雜，他們也覺得有點麻煩，後來就問我可不可以自己成立一個公司來做這個案子，不要去麻煩他們。問：這個公司是針對你的《人民的聲音》，還是整個計畫？答：針對《人民的聲音》。所以我只好問廣電基金，他們說我可以自己成立一個公司，然後再把案子移過來，所以我就成立了多面向。那個時候多面向純粹是為了要做《人民的聲音》這一個案子，沒想到片子做了一年，第一部片子快完成的時候，郝柏村上台。郝柏村上台以後，之前李煥基本上是比較沒有對社會的混亂情況作有效的箝制，當然社會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跟呼聲，所以郝柏村上來好像一副就是要整頓所謂社會亂象這樣的一個狀況。郝伯村上台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因為我原來記錄的東西就是社會自由化轉型和整個改革的情境，公共電視內部則開始有尺度的緊縮，這個緊縮的來源是因為公共電視製播小組的上司就是行政院新聞局，所以那個時候的新聞局的長官，我也搞不清楚他的抬頭，就是現在文建會副主委吳中立，他那個時候算是廣電基金前身公共電視製播小組的上司。他開始警告小組裡面的成員，他說現在已經換了老闆，這樣的題材不能做，要他們來找我把那個案子結掉，已經拍的和拍完的就交上去，沒有拍完的就要收拾殘局，像選舉那時候已經打完了，國民黨輸掉了，那一年是慘輸的一個局面，所以希望我把拍攝帶全部賣掉，然後就結案這樣子。我那時候有點不太甘心，其實我犯了很大的一個錯誤，因為後來那些片子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是我就沒有賣，所以就留著，因為我覺得當初答應人家要拍，是以一個沒有預設立場、比較中性的位置來拍攝，如果現在賣給你，到時候你怎麼樣用這些片子我也不曉得，所以後來想一想就沒有賣。現在我有點後悔，因為將近有幾十萬。總而言之，那個案子就停了。所以在1989年成立的公司到1990年就陷入了一個困境，因為原先答應要做五、六集以上的影片，每一部片子一百多萬的東西，拿到了一百萬就沒有了，基本上來講，是這樣的一個狀況下成立的公司。就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台中的科博館來問我要不要幫他們做，因為他們要成立新的展示，就是關於南島民族，他們需要有一個南島民族的簡介，我自己也是傻傻的說只要預算可以的話就做，我自己從來沒想到做那個案子要做兩年，因為我只打了一年的預算，花了那麼多的時間跟精神，超乎我自己的預估，也是失算，所以那個片子算是賠錢在做，因為花了太長的時間去做這個東西，預算也報的太少。但是那是一個經驗，也算是奠立我後來會往原住民題材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雖然之前我跟胡台麗合作拍了《矮人祭之歌》，開始跟原住民題材有接觸，但是真正能對台灣原住民傳統跟當時面臨的現狀有全面性的理解是透過這樣子的機會。多面向在那樣的一個情況下，也聚集了一些人一起來做這樣子的事情，所以這算是我們奠基的一個時期，雖然說之前的《人民的聲音》沒有太多的成果出來。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做了這個東西，中間也接一點小case來補足一下，所以有很多的錢就這樣子一直投下去，所以我說我自己莫名其妙的撿到一個公司，它也就一直貼錢下去，公司長期以來一直是靠著我家人的支持，錢就這樣進去，週轉不靈就找朋友週轉，就這樣子也做了十年，現在總算是比較清楚運作上面的經費跟我們自己也比較確定的位置。當然最主要的一個方向還是原住民，當然我們除了原住民的東西以外也做環保的東西，也做民間一些比較重要題材的記錄，比如說像香港97的事件，還有一些個別紀錄片的案子，像去年我們作了《褪色的藍衫》（有關客家婦女的紀錄片），像這些都是我自己比較有興趣去做的。我覺得多面向這幾年之所以可以撐這麼久，當然還是靠底下有這麼一批願意跟著我吃苦耐勞、沒什麼收入的青年朋友，當然這些朋友都不能待得很久，待得最久大概就是四、五年，然後就差不多到了體力跟精力負荷的極限，有的就要開始規劃新的人生，比如說要去學校唸書、出國或要結婚，有的是身體狀況變差需要休息等等，我都非常謝謝他們，這十年前前後後我想了一下，大概也有三、四十位在多面向出出入入的人。問：你們公司栽培了不少人。答：也不算栽培，而是他們來協助我。問：提供了一個這樣的機會，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以公司制度去運作紀錄片，又要有一些堅持、理想，在台灣現在的社會是很難的。答：我比較佩服吳乙峰，他的薪水可能比我給的還要低，可是他們那批人比較固定，他　　可能在意識型態的部分比較堅持，我是比較自由主義的人，所以我不限制大家一定　　要跟我一樣有同樣的理念、要有社會改革、要有社區意識什麼的，我自己是比較不　　堅持這樣子，唯一要堅持的是做事的態度跟待人處世的方式，以及與被拍攝對象的　　互動，這一方面我們是蠻堅持的，要維持拍紀錄片應有的精神。　　除了這個以外，其他的理念比較不是那麼堅持，所以做起來比較沒有像全景是一個　　戰鬥體一樣，所以我想我很佩服他那樣子的一個堅持，他可能賠的錢比我還要多，　　我想他的狀況應該也是如此，但是我想我們兩個可能是比較怪異的人，他還能繼續　　堅持下去，我想我大概要準備休息了。問：話說回來，從1987年開始，在解嚴之前我們能夠看到的一些比較完整的社會運動紀　　錄片，屬於台灣本土的工作者自己拍的，好像也是從那個時候慢慢開始，像綠色小　　組，再加上你們這邊也都一直在做，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那時候整個紀錄片蓬勃的狀　　況，或者是怎麼樣開始有這些東西出現？答：紀錄片我一直覺得就站在歷史的觀點來看的話，綠色小組的出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現象，在那個之前，台灣的紀錄片幾乎都不太碰觸社會現實的東西，因為社會現實　　在政治上面的壓力蠻大的，所以都是用所謂比較隱晦、藝術的手法，比如說張照堂　　他們出的那些東西，即使是題材有稍微一點點的可能性，但是都不是很有爭議的方　　式，也就是不是很直接的去切入、去處理這個東西。　　綠色小組出來以後打著反政府的旗幟，可以像手術刀一樣的切到骨頭。當然它在美　　學上面來講，基本上是比較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我想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但是它　　在操作模式上面有它的一個社會草莽性，我想那個草莽性帶給紀錄片製作一個很大　　的衝擊。　　這個草莽性當然也感染了很多不同的人，所以當時同時起來的人有像羅興階、江冠　　明等等，其實羅興階算稍晚一點的，幾乎大家都是在同樣的一個情境，但是那個草　　莽性都沒有像綠色小組那麼足。在草莽性不足的情況下，像江冠明他們試圖採取一　　個比較中立平衡的位子，可是很快就垮了。我現在不知道那個東西是好是壞，但是　　它是一個社會的現狀，當然那個草莽性後來也因為社會運動本身的能量往下降時，　　這個草莽性不足以支撐紀錄片的生存，也就是沒有財務上的支撐，所以就很快就垮　　了。　　但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使得紀錄片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普遍被社會所認同　　的，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們才開始看到幾乎所有台灣的任何一個活動都有攝影機的　　存在，但那個之前幾乎很少看到攝影機會存在很多不同的活動，幾乎什麼東西都沒　　有人記錄，比方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紀念美麗島，可是卻沒有任何美麗島活動的　　影像。問：1979？答：對，1979年。問：只有官方拍的新聞？答：官方也沒有拍什麼，所以我們知道差不多在1985、1986年以後，在台灣要找什麼東　　西都有人記錄，像我們也記錄勞動黨成立大會，這些東西在那個時候就開始有人記　　錄，在那之前像民進黨成立大會是沒有影像的。當然，整個局勢的變化跟人的觀念　　大概是從綠色小組出現以後才產生很大的變化，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我們在那個時候為了做《人民的聲音》，所以1989年也開始　　切進去，我們算是比較晚，晚了兩、三年，在那個時候其實我是有被刺激到，為什　　麼？1987年我開始在學校教書，87、88年的時候，我的一個朋友他常常上街頭，我們也常常看到這些街頭的東西，可是他那時候就一直在問我，你為什麼不去拍？問：那時候你看到的是指已經剪出來的片子，還是全部是素材？答：那時候大部分都是拍了以後，然後就很快的就在一天之內或是一個晚上就把它剪出來，所以說它是沒有美學的，也就是把它串起來就送出去，那個時候幾乎就是在打新聞戰。問：所謂的送出去是指他們播放的管道，還是怎麼樣？答：販賣，或者是在候選人的競選總部或各地分部放映，不然就大量拷貝，馬上就送到　　各地去賣。所以我們在街頭的時候，那個時候我跟綠色小組就有接觸，在那之前我　　們其實就開始拍了一點，不是為了拍「人民的聲音」才開始出現在街頭。我剛才說　　過，我的一個朋友在1987年就問我為什麼不去拍，所以事實上在87、88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陸陸續續出現在這些街頭上，但是有很多的場合其實主要還是在拍攝原　　住民運動，所以原住民運動的東西我們拍的比較多一點；當然也會有環保運動，所　　以我們也拍了一些；政治方面的運動偶爾也會拍一些。　　整個街頭的東西陸陸續續在1988、1989年的前前後後，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等於跟綠　　色小組建立了蠻友善的關係，那些人後來也都變成老朋友，一直到現在都還有聯絡　　。記錄台灣從那樣子的街頭開始，因為我第一部片子是關於難民營的，跟台灣比較　　沒什麼關係，後來的《矮人祭之歌》比較有人類學的東西，真正開始記錄台灣的時　　候是從街頭運動開始，其實也是蠻有趣的，那就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現象，以及各　　種不同人性上面的一些東西。問：《反杜邦》那個是不是在這個之後？答：《反杜邦》就是《人民的聲音》裡面的一部片。《人民的聲音》有五、六個題材，　　第一個題材是記錄社會運動，那個時候是從《反杜邦》開始拍起，但是因為要結案　　，所以我就決定把片子拆開來，我把社會運動中“人”的部分剪成一個片子，叫做　　《鹿港反杜邦》，然後再交給公共電視製播組。　　但是關於“事件”的部分，對於一些社會運動，最主要是環保相關的事件，這一部　　份我自己拆出來，做成一個叫做《人民的聲音》的片子，所以變成為了同一個目的　　做出兩部片子，所以在《鹿港反杜邦》交給公共電視以後，到今天十年了。問：還沒播？答：不會播，所以我打算最近要翻案，看能不能把這個片子再拿回來，或者是請公共電　　視願不願意播出。（下略）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1.22.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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