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情報] 葛兆光：什麼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

看板PublicIssue作者lbowlbow (沉睡的小貓)時間6年前 (2018/02/08 13:00)推噓13(13推 0噓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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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版不要像八卦一樣內文都不看就在亂噓想先看結論的可以看第八段第一點，這也是我轉錄過來的主要重點這點在說的是「不要拿現在的中國的疆域跟民族去套在歷史上的疆域跟民族上」就算法理上是中國人，但自古以來不是中國人的民族要如何支持中國不應該是強迫，而是經過思考跟討論的同理，台灣人也是一樣比起漢族本位，台灣人的在血統跟經歷上的複雜度更高，直逼美國而且戒嚴時期的愛國教育的方式基本上跟中共沒什麼兩樣到現在依然是一盤散沙… 扣掉被飛彈炸平或武力統治後被中國人淹沒，基本上島上這群人已經跟台灣牽扯不清了當然有想轉國籍的論外但在基本上同生共死的情況下，到底什麼是台灣，應該在有結論前被常常討論，而不是每逢228或重大災害或選舉才拿出來炒作的話題中國都有人能活著思考了這一點了，台灣呢？ ※ [本文轉錄自 Gossiping 看板 #1QUyJJwU ] 作者: amidha (東岐明) 看板: Gossiping 標題: Fw: [情報] 葛兆光：什麼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 時間: Thu Feb 8 11:32:33 2018 ※ [本文轉錄自 China 看板 #1QUyFp-- ] 作者: amidha (東岐明) 看板: China 標題: [情報] 葛兆光：什麼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 時間: Thu Feb 8 11:28:41 2018 　　葛兆光：什麼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　　　—在雲南大學的演講記錄─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036.html 　　　葛兆光　【摘要】“何為中國”這一話題，在歷史上有三個時代成為焦點，分別是北宋、　　20世紀上半葉以及當下。不過，這三個時代雖然都關注“何為中國”這一話題　　，但聚焦點卻稍有差異。北宋關注漢族中國文化的正統性；20世紀上半葉關注　　國家、族群與疆域的統一性；當下則關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內外與認同。如果　　我們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的國家、疆域和族群，應當承認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不　　斷變化。現代中國國家、族群與疆域的形成，應當看成是一個曲折、複雜和漫　　長的歷史過程。說明這一點，不僅可以回應中國歷史學界、中國政治領域和國　　際學術界的一些問題，也可以提醒我們，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的未完成轉型　　中，中國還面臨相當多的問題。一個兼有有限國家形態和天下帝國歷史的現代　　中國，面對棘手的內、外問題如何處理？這既需要史學家尋找問題來源，更需　　要政治家具有理性和智慧。　　　　關鍵詞：中國；疆域；族群；內外；雜糅　　今天，我很榮幸在雲南大學演講。在這個演講中，我要和大家討論的話題是，為什麼現在中國學界又要來談論“何為中國”？　　　　也許大家都注意到，2011年我出了一本書叫作《宅茲中國》。在這本書以後，2014 年我又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何為中國》。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學又出版了一本《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這幾年，總共寫了三本有關“中國”這個概念的書。在出這三本書的幾年裡，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國”成了一個話題，討論得很熱烈。過去我們覺得，“中國”是一個不言而喻、不需要討論的概念。我們寫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宗教史、中國通史，似乎很少專門去討論“什麼是中國”。可是最近幾年，除了我寫的這三本書以外，有很多有關於“中國”的書出版。比如考古學家許宏，他寫了一本《何以中國》。他是討論早期中國怎樣從一個滿天星斗的格局，逐漸轉向月明星稀的格局。在這個月明星稀的過程中，“中國”怎樣浮現出來？許倬雲先生在前年出版了一本書《說中國》，討論中國這個複雜共同體的形成。這本書原來的書名叫《華夏論述》，出了以後影響很大。另外，新加坡王賡武先生也寫了一本《更新中國》，英文版是Renewly。另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劉曉原的《邊疆中國》。我們的老朋友李零也在三聯書店出版了四卷本《我們的中國》。你們看，這個“中國”成了討論的大話題。　　可是，為什麼“中國”或者說“何為中國”這個話題，現在這麼引人注目？讓我簡單地回溯一下歷史。　　一　　在歷史上，什麼時候中國人要討論“中國”？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得不重新討論“何為中國”？我覺得有三個時代，中國人特別熱衷討論“中國”。第一個時代是北宋。我一直覺得，從安史之亂的755年到澶淵之盟的1005年，這整整兩個半世紀，實際上是中國史非常重要的一個分水嶺。大家如果看澶淵之盟（1005年）之後的思想界，可以注意到，突然出現了很多討論“中國”的文字。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用“中國論”這樣的名字來命名的文章。大家看一看，就知道對於“中國”的焦慮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樣的。同時大家也可以注意到，關於“正統論 ”的討論在當時也是非常熱鬧。大家都知道的文學家歐陽修寫了《正統論》。他的一些朋友，就和他反復論辯誰是正統？誰是中國？誰是華夏文化的代表？同樣，大家也會注意到，這一段時間“春秋之學”非常興盛。為什麼春秋之學非常興盛，春秋之學裡又為什麼特別注意“尊王攘夷”這樣的觀念？　　　　顯然，他們針對的是當時北宋面臨的危局，也就是北宋疆域縮小了，強鄰出現了。錢鍾書先生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說到了宋代，本來的八尺大床變成了三尺行軍床。中國由原來大唐帝國時代無遠弗屆，突然縮小到只有漢族為主的這麼一小塊地方。那麼，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內外的問題。鄧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書裡說，胡漢問題在北宋似乎消解了。可是，胡漢問題又從原來內部問題變成了外部問題，也就是華夷問題。大家回看歷史，在唐五代，中國這塊地兒上，胡漢雜糅非常普遍。我舉幾個例子，白居易祖上是漢人嗎？白居易的祖上不是漢人；劉禹錫是漢人嗎？劉禹錫也不是漢人，祖上是匈奴人；晚唐時代，有好幾個宰相，都有胡人血統。可是，到了北宋，這些族群都融入了漢族中國，很多人追溯祖上，就往往說“太原人也”“大名人也”“洛陽人也”。似乎到了北宋，疆域之內基本上都成了同一性很高的一個族群，胡、漢問題在內部似乎已經解決了。可是，在外部，遼、夏、大理、高麗環繞，卻成了嚴重的華夷對峙，也就是說，外部有強大的對手，因此，宋代君臣內心焦慮就很厲害。到了澶淵之盟以後，北宋基本穩定下來，大宋與大契丹並立共存。這個時候，誰是“中國”，誰是“華夏”，誰是 “正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正是因為如此，在整個北宋，“中國”的名實之辯，就成了一個問題。大家都在反复討論，怎樣的是“中國”，誰應該是“中國”？在當時，大宋面對的強敵是契丹遼。遼國比你還強大，你不承認他也是正統？我說一個故事，當時，遼國與北宋打交道，說我們往來國書裡面，彼此稱北朝和南朝，國書裡面寫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怎麼樣？如果是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那就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可是，北宋皇帝下令叫大臣們討論。討論了半天，大臣們決議說，國書還是要用大宋皇帝致大契丹皇帝，因為我們跟你們不是一個“中國”。你們是契丹，我們叫大宋，這彷彿就是“一邊一國 ”了。這裡面表現的北宋君臣的“中國”觀念，就是嚴分“華夷”。如果你研究中國思想史，討論北宋為什麼會出現道學？其實，跟這種對“中國”的焦慮，捍衛文化意義上的漢族中國的正統性有很大的關係。有這種焦慮，才會出現道學。可是，過去哲學史也好思想史也好，不是太注意這一個大背景，其實這個背景是很重要的。二　　　　接下來，我要講討論“何為中國”成為話題中心的第二個時代，也就是20世紀上半葉，大體上是晚清到民國。從1894年、1895年甲午海戰、馬關條約以後，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時間熱衷討論“中國”和“中華民族”，是因為從傳統帝國向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中國面臨外部威脅，內部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以康有為、梁啟超、蔣觀雲為代表，他們認為，要保存大清帝國所奠定的這個多民族、大疆域國家。梁啟超率先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是因為一方面要維護大清帝國遺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順應當時國際上所謂“民族國家”潮流。因為當時世界趨勢是建立“民族國家”，就是意大利人馬志尼講的“一個民族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能是一個國家”。這個觀念在當時影響很大，包括日本也流行這種說法。可是，日本剛好是相對單一的民族和國家，中國不是。為了符合這個“民族國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個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對應的國家就是“中國”，就是延續了大清帝國族群和疆域的中國。不僅是梁啟超，康有為在1911年民國建立之後，還寫信給黎元洪說，大清辛辛苦苦打下江山，開拓疆土，不能丟了。這些人大體上是近代史上所謂的保守派。他們既對大清王朝多少有些感情，也覺得大清遺留的疆土不能分裂。　　那另外一派，也就是所謂“革命派”則相反，像章太炎、孫中山、朱執信、汪精衛他們。大家都知道，晚清革命者有一個口號叫“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他們最初想法，就是要恢復一個漢族中國，用漢族民族主義來作為革命的動員力量。他們說，自從明朝滅亡，中國已經亡了。中國亡於什麼人呢？亡於滿清“韃虜”，所以要把中國從“韃虜”那兒解放出來。因此，雖然他們也是要在新的國際背景下建立“民族國家”，但這個民族國家是漢族民族國家。他們覺得，這才叫做“中國”。總之，他們最初目標是要恢復一個漢族“中國”。　　這兩種關於未來“中國”的設想衝突很厲害。可是有趣的是，革命派打下天下，卻不得不接受保守派的想法。大家可能讀過《清帝遜位詔書》，裡面要求維護中國的“五族共和”。1912年，孫中山作為臨時大總統發表就任演說的時候，他也接受了“五族共和”。這裡原因很複雜，不必多說。後來，大概在1917年還有人提出，中國不應該叫“ 五族”應該叫“六族”，因為西南還有人數眾多的“苗彝”，所以應該叫“六族共和” 。那麼，當中華民國接替大清王朝，它就不得不維護大清帝國的天下，包括龐大的疆域和不同的族群。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怎樣使多民族多信仰的民眾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國”裡？　　大家要注意，日本當時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矢野仁一就提出，中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中國應該在長城以內，關外就是滿蒙，是另外一些國家。這種說法明治時代就開始有了。當時日本對中國有領土的企圖，他們覺得中國應該分成若干國家。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一些政客和學者，就提議中國應該在長城以南，要么守住漢族“中國”，要么分裂讓列強管理。像有賀長雄的《支那保全策》和尾崎行雄的《支那處分案》，影響就很大。可是要注意，日本對中國，一方面給予的影響很大，另一方面激起的反彈也很大。自從1894年日本跟中國發生海戰以後，中國上下普遍已經認定，未來中國的敵人和威脅就來自日本。所以當日本輿論強調中國應該分裂的時候，中國的反應恰恰是要反抗分裂，維持國土完整。　　這種爭論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稍稍喘過氣來，維護主權和領土的意識就更加高漲。恰恰這個時候，日本開始對中國侵略。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起，中國和日本關於“滿蒙”的爭論就越加激烈。凡是中國學者，都強調大一統中國，強調滿蒙回藏族群和疆域屬於中國。可是日本卻始終要把滿蒙從中國分割出去。所以，20世紀30年代，出現了中國疆域史、民族史、邊疆研究的熱潮，好些現在還用的《中國民族史》《中國疆域史》都是那時寫出來的。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寫了《東北史綱》，也寫了《中華民族是整體的》。顧頡剛去西北考察，寫了《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樣的文章。大家都知道，1939年，就在雲南這個地方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顧頡剛、白壽彝、傅斯年他們這些學歷史的，認為中國是整體的，非常反感民族學家對民族的識別；甚至認為吳文藻、費孝通他們搞民族識別，實際上是慫恿國內各民族發展自我意識，是在分裂中國，是在給帝國主義提供藉口。所以，從學術傾向到政治傾向，這個時候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產生了微妙的立場差異。　　顯然，1939年的爭論就是為了維護統一中國。這是一個非常巨大非常現實的壓力。在這個壓力面前，學術分歧只好放在一邊，全國全民就只能保持一致，維護統一中國。最終，從晚清到中華民國，出現了兩本有關“中國”和“中華民族”的重要著作。一本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中國之命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族，各個民族就像是大家族裡的分支，大家來源是一個，也都是親人，所以中華民族、中國就應該是完整的。另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現在很少有人讀，也很少有人提起，就是羅夢冊的《中國論》。他的這本《中國論》要說的話，和現在某些學者很像，就是論述中國是一個文明，既不像帝國也不像國家，我們這個文明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大家看這個《中國論》，再對比北宋石介的《中國論》，可以看到，將近一千年裡，有關中國的焦慮始終存在。這是第二次有關“中國”討論的熱潮。三　　那麼第三次，應該就是當下。很多人會問，現在為什麼又要討論“何為中國”？這不是問題嘛。按照現在的觀念，“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是960萬平方公里，民族有56個，人口差不多14億，這些好像都毋庸置疑。可是，為什麼現在又來討論“何為中國”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崛起了，可是，崛起帶來的問題是什麼呢？除了國力變強之外，也有外與內兩方面的問題。從外部來說，當中國崛起，中國跟現在世界上通行的國際秩序，就會發生一定衝突。蛋糕要重新分配嗎？利益要重新調整嗎？打個比方，好像一個很擠的車廂，車廂上只能容五六個乘客。這五六個乘客都規規矩矩站著就算妥了，可是，現在有一個乘客突然變得特別胖，胖了以後原來各自佔有的空間會發生變化。這樣會不會引起衝突？是接受大家各安其位的原有空間，還是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秩序，這就要對自我重新界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內部也出現了問題。當國家不斷發展的時候，我們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階層差異和族群差異，就越來越厲害。不平衡的情況下，內部認同也出現問題。為什麼大家要認同這個國家，憑什麼要認同，在什麼共識上認同？如果大家看過亨廷頓的《我們是誰》就可以知道，“認同”問題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一個新的認同基礎，變化了的國家很難建立穩定秩序。因此，這就出現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要重新認識歷史中國是怎麼樣的？第二，要認識現在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第三，要認識中國未來要如何和世界相處？因此，學術界會來討論這些問題，什麼是“中國”？ “中國”應該是怎麼樣的？　　顯然，學術話題也有現實背景的刺激。有一次在美國哈佛大學開會，來自各方面的學者就討論了很久，有一些問題，大家覺得有可能是引起中國人焦慮的原因。什麼問題呢？歸納起來是三類，一類是民族問題，一類是周邊問題，一類是國際問題。這些都反過來刺激我們歷史學家的思考，中國應該怎樣自我定位，應該怎樣安頓自身，這就是我們要討論“何為中國”的大背景。　　這些背景，使得學術界不能不關注“何為中國”。記得有一次參加哈佛中國基金會的討論，問題是如今什麼領域的問題值得注意？討論的結果中，有幾個大家都覺得重要的關鍵詞，一個是疆域，一個是族群，一個是國家，還有一個是認同。我們今天討論“ 何為中國”，其實，圍繞的就是這幾個關鍵詞。但是，我要把話說回來，也就是說我們畢竟是歷史研究者，我們有焦慮，也試圖給這個國家或者歷史的問題去尋找病源，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們是診斷病源的醫生，而不是開刀動手術的醫生。開刀動手術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我們有沒有責任告訴大家，我們現在的困境在歷史上是怎麼過來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何為中國”的重要原因。四　　　　那麼，如果我們不去討論這些歷史問題，會帶來什麼結果呢？　　第一，如果歷史學者不討論清楚這些問題，會使得大家對中國領土，習慣於固守一個“自古以來”的觀念。大家知道，主權、領土、國民加上政府和製度，是現代國家的要素。可是，現在一討論到中國的領土和邊界，大家就會習慣地講“自古以來厖”，好像這就足夠了。可是，在論述領土合法性的問題上，“自古以來厖”這個法寶是不太靈的。為什麼？因為傳統帝國的疆域是移動的。你講自古以來，他也講自古以來，究竟要 “古”到什麼時代才算呢？在唐代，吐蕃和大唐曾經明確分界，互不統轄。在宋代，雲南和大宋也是一邊一國。如果所謂“自古以來”的依據各不一樣，也許就會各說各話。所以，如果不講清楚疆域變化、重組、移動的歷史過程，不講清楚中國現在的領土是怎樣從古代的疆域演變過來的，僅僅用簡單的“自古以來”這樣一個概念，可能解決不了問題。　　第二，如果不講清楚這些問題，在歷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國史研究裡面，會產生非常固定的中心和邊緣意識。如果你有了非常固定的中心和邊緣的立場，你就會有意無意忽略邊緣的意義，會忽略這些所謂邊緣，在歷史上也可能是中心。今天在昆明，我們就再用雲南來舉例吧。最近這20多年來，為什麼西方學界出現了那麼多有關雲南（當然也包括貴州、廣西）的著作？有一本書裡講得很清楚，自古以來雲南並不僅僅是漢文化的邊緣，還是漢、吐蕃、天竺和東南亞，以及所謂“西南夷”，各種文化交融的中心。如果我們換個視角去看雲南，把它當做“中心”，那麼雲南史的意義和做法可能是不太一樣的。同樣，大家也知道美國的“新清史”，被稱為“新清史”的有些學者，也曾經提出，新疆在18世紀以前，不是大清帝國的邊陲，而是準噶爾、俄羅斯和大清交叉的中心。那麼，你要怎麼去回應這些說法呢？如果你不改變你的視角、立場，把中心和邊緣“去固定化”，也許，你很難改變過去歷史書寫的套數，也不容易看到新資料和新文獻的意義。　　第三，如果不明白這一道理，可能歷史的學術研究中也會出現撓頭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史學界的學科劃分很清楚，有中外關係史、邊疆史地、民族史等等。很顯然，這種劃分方法，是按照現代中國領土邊界來劃分的。邊界之內是民族史，邊界以外就是中外關係史，在核心地區是“內地”，靠邊兒上的是“邊疆”。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當你把歷史中國疆域固定為現代中國領土，也就是說把我們現在的960萬平方公里當成歷史上的中國，那麼，中外關係史和民族史當然就很容易切開界線。可是這個界線不是古代的邊疆而是現在的邊界。如果我們回到歷史之中，當我們看到中心和邊緣不那麼固化的話，那麼，這個邊疆史地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邊疆指的是現在的邊疆，還是古代的邊疆？當年傅斯年在雲南時就講過，不要輕易用“邊疆”這個詞。當然，我們現代中國是有邊疆的，有非常標準的邊界和邊疆。可是在歷史上，你不能那麼看。比如，過去陝西西部、甘肅東部這些地方，在現在看來，已經是在中國內部了，可是如果你研究中古的宕昌，它是中原王朝的朝貢國，那個時候它在邊陲以外。同樣到了明代，明代所謂的“ 九邊”是在什麼地方？有很長一段時間，連敦煌都不在明代中國內。所以，如果談歷史，邊緣和中心不要過於固定化，不要用現在國家來倒推歷史，我們要堅持從歷史過程中看中國疆域的變遷。　　五　　　　所以，我們討論“何為中國”，就要追問“內”和“外”的問題。中國的內、外常常是移動和變化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中國的基本格局，這是沒問題的。可是，我給大家看兩段話，在我最近出版的《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一開始，我就引用了兩段話。一段話是《漢書‧西域傳》裡說的，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秦始皇把夷狄趕走了，修了長城，把“中國”界定出來了。那麼，古代長城就真的是中國邊界了。可是，現代歌詞呢？“長城長，長城長，長城兩邊是故鄉。”在這裡，長城兩邊都是“中國”了。這兩個“中國”，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就不一樣。所以說，如果大家順著歷史看中國，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是外國不斷地變成中國，外逐漸變成了內。有些地方卻是中國變成了外國，內就變成了外。　　這是歷史的過程。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曾經說，整個中國的歷史，簡單地說就是北方的胡人不斷南下，北方胡人又不斷地被漢化。這有點兒簡單化了。我給他補充一句，中國歷史大趨勢確實是北方胡人不斷南下，確實是北方胡人在南下過程中不斷被漢化，但北方漢人也在不斷地胡化。而北方漢人由於胡人壓迫而不斷南下，於是南方夷人不斷地被漢化；但是南下的漢人也在夷人的影響下不斷被夷化。漢化、胡化、夷化，這才是相對完整的歷史過程。　　大家都知道，清代奠定了現代中國的族群和疆域，所以，我們討論“何為中國”，涉及最多或者是討論最重要的時代就是清代。同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新清史”為什麼在最近會熱，其實跟這一點有很大關係。如果我們說，宋朝和明朝，相對來說是漢族建立了統治，形成了漢族王朝。它的疆域基本守住秦漢奠定的核心區域。宋朝更小一些，明朝基本上是所謂15省，也就是傳統的“中國本部”。用“中國本部”這個詞要注意，以前顧頡剛說是日本人陰謀炮製的，是想把中國限制在傳統漢族區域內。　　　　但是清代就不一樣，大清帝國很了不起。努爾哈赤天命九年（1624年），他們降服蒙古科爾沁部，然後皇太極天聰九年（1635年）滅察哈爾，建立蒙古八旗，到皇太極崇德七年（1642年）成立漢軍八旗。他們還沒有入關，就已經成為包容滿、蒙、漢三個族群在內的帝國。到了順治元年（1644年）進關，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復澎湖、台灣，擁有了明代中國幾乎全部空間，甚至更大一些。清帝國其實已經成為兼有滿、蒙、漢，橫跨萬里的大帝國；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的喀爾喀蒙古三部歸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打敗準噶爾，整個內外蒙古、青海，都進入大清帝國的版圖。最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進入伊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進入喀什，大清帝國就成了合滿、蒙、漢、回為一體的超級大帝國。另外，到清朝的雍正年間，西南苗彝地區“改土歸流”，整個西南變成了帝國控制下的州府縣廳和編戶齊民，這就使得中國成為合滿、蒙、漢、回、苗的大帝國。接下來是西藏，雖然元明兩代都有控制西藏的策略，但大家都知道，真正要到雍正六年（1728年）設“駐藏辦事大臣衙門”，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打敗入侵的廓爾喀，制定《藏內善後章程》，福康安到拉薩確定“金瓶掣籤”制度，西藏才真正納入中國。　　　　可是，帝國有帝國的難處，它不得不用差異性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來管理不同地區和族群。它有六部管理的內地十八省，有理藩院管理的蒙古、回部、西藏，有盛京三將軍管理的東北部分。可是，在追求國家同一性和國民同一性的現代國家，這種制度卻遇到相當大的困難。當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了大清帝國的這份遺產後，傳統帝國遺留下來的問題，就同樣也成為現代中國的問題。在那個帝國時代，有的區域從外部的變成內部的，逐漸地納入中國。我們不能說，這個歷史形成的領土就沒有合法性，因為任何現代國家，都是從傳統國家演變的，現代國家的國民和領土也是從歷史中轉變過來的。但是，如何從傳統帝國轉型為現代國家，如何使不同族群轉型為現代國民，如何使傳統移動的疆域轉型為現代明確的領土，如何使過去對族群和區域的認同變成現代的國家認同？這些問題還是存在的。　　對歷史中國，千萬不要用現代中國的版圖、領土倒推。雖然歷史中國中心相對穩定，但它的邊緣是不斷移動的。如果你固執地用現在的領土倒推歷史，有可能會產生很多嚴重問題，尤其是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人。我們做歷史研究，被強行地劃成了你是做民族史的，他是做中外關係史的，那有的歷史問題怎麼辦呢？比如說，現在很多跨境民族該怎麼寫？你不覺得這裡有很多問題嗎？六　　　　現在，我歸納一下，“中國”究竟是什麼？ “中國”的內外究竟應該怎樣認識？　　我想，我們有我們的判斷和角度。最近國際學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就是自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出來以後，大家會接受一個說法，就是“民族國家是近代建構出來的”。但是即使在西方，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論，比如1991年安東尼．史密斯寫的《國族認同》，就針對這個說法進行反駁。其實，如果從歷史而不是從理論來看，單純是建構，或者單純是本質的說法，都忽略了另一面。從歷史上看，民族國家有本質的、核心的那一面；也有建構的、想像的那一面，必須要把這兩面結合起來。　　　　所以我們說，首先，中國不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共同體。自秦漢奠定基本核心疆域以來，這個“中國”始終在延續，所以要在歷史中理解中國。當然，中國的內和外，也是在不斷地變化的。但相對世界上其他地區來說，中國尤其是核心區域的政治、文化、社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是影響現在中國一個重要的因素。其次，我們要認識到，維持這個核心區域的穩定，從秦漢以來主要依靠的一是制度，二是文化，三是社會，當然還有共同歷史。這和歐洲不太一樣，所以，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請注意不是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中國和歐洲有可能不同。再次，我們要強調，儘管漢族現在是中國非常大的核心族群，但漢族也是雜糅和混融形成的，沒有純粹的漢族。最後，你也要承認，歷史上中國也經過變遷和擴張。我們也要承認它有殖民，也是一個帝國，也曾經自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文明。只是近代以來，天變了道也變了。我們原來認為是普遍文明的華夏文明，被另外一個來自異域的西方文明取代。另外的那個文明，本來也是地方性的，但近代以來，它變成普遍文明。而我們這個原以為普遍文明的，卻變成了地方文明。這是歷史變遷大勢，這一點大家要有理性的認識。　　七　　現在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討論“何為中國”？從學術史的角度說，就是我們討論“何為中國”這個問題，問題意識來自哪裡？回應方向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的問題意識來自中國歷史學界過去若干年對於“中國”“中國史”以及“民族史”的討論。大家都知道，歷史學界對中國史到底應當包括什麼內容？應該涉及什麼族群與空間的歷史？過去是有很多爭論的。比如，譚其驤先生、白壽彝先生，他們基本上是讚同，凡是發生在現代中國960萬平方公里領土上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這是一個主流的看法。譚先生是偉大的歷史地理學家，編制了《中國歷史地圖集》。而白壽彝先生在“文革”之後，主編了卷帙最大的四十卷《中國通史》。他們基本上持這種看法，也就是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發生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但是另外呢，以孫祚民為代表的學者們就認為，歷史中國是不斷變化的，不能把所有的歷史都算作是中國歷史，也要承認歷史上有的地方是外國，有的族群是異族，中國有一個逐漸變化的歷史過程。當然，我們承認，前一種說法目的是捍衛現代中國不可分割，有政治上的合理性，但是這種說法也會忽略一些問題。第一，用費孝通先生“多元一體”說來比方， “多元”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而“一體”則應該是在建設中，還不是完成式，你得承認這個變化的歷史過程。第二，如果把現代中國當作古代中國，就出現了漢族是多數民族，其他都是“少數民族”的固定看法。因此我們的“民族史”研究往往不怎麼涉及漢民族，只涉及其他民族。我覺得，這會不會忽略當時有的民族所建王國，跟中原的王朝，可能就是國際關係？這個大家還可以再討論。所以我們說，“何為中國”的討論，也是回應歷史學界如何書寫中國史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回應中國政治領域。剛才我說了，為了論證政權的合法性、領土的神聖性、族群的一統性，有時候我們太依賴“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厖”這種說法，忽略了古代疆域和現代領土之間的差異。請大家注意，我說古代的時候我用“疆域”這個詞，但是講現代的時候我用的是“領土”這個詞，古代疆域和現代領土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時，如果對此不作區分，也會混淆政府和國家的差異，或者說混淆王朝和“中國”之間的差異，甚至會混淆歷史和現實之間的差異。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要回應中國政治領域的一些習慣的、固定的觀念。　　但是更主要的是第三點。我們討論“何為中國”，也是在回應國際學界的一些質疑和看法。可能大家都了解，現在國際流行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方法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衝擊。比如說“全球史”，“全球史”說到根本就是超越國界、強調聯繫的整體史。在“ 全球史”裡，“中國”這個概念，以“中國”為單位的歷史研究，就往往被質疑。又比如後現代，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之類的說法，把過去歷史研究中的很多基本單位，比如國家、民族、事實都看成是“書寫”出來的、“建構”出來的、“想像”出來的。它質疑過去的歷史觀念，也衝擊著我們的歷史研究。比如，近來對我們形成挑戰的蒙元史和清史。美國的“新清史”把清史不僅僅看做中國一個朝代的歷史，而是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強調邊緣的意義，調整大清帝國內部漢族本部和周邊異族的重要性。這些理論、觀念和角度，其實也在逼著我們回答“何為中國”，歷史中國的疆域、族群和認同究竟如何這樣一些問題。　　八　　　　最後，我講一講我的結論。寫完這三本有關“中國”的書以後，我不打算再寫這方面的論著，要回到我自己熟悉的老本行去了。剛才我和大家講，這些年我和我的朋友們之所以花了這麼多時間去討論“何為中國”，當然是有歷史的、學術的和政治的背景刺激。這是毫無疑問的，這裡不再多說。我就概括地說一下我對“何為中國”的最終幾點看法。　　第一，我要強調中國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歷史上的疆域在不斷地移動。我們不能用現在中國的領土和族群倒推歷史，把所有在現代中國的族群、疆域和歷史都看作是歷史中國的。　　第二，我也要強調，從秦漢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了核心區域的政治區域、行政制度和很強大的文化傳承，也形成了華夏觀念、內外觀念，更形成了非常強大的中國歷史意識。　　第三，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個核心區域的“中國”也是雜糅的，它與王朝並不一定重疊。它本身的族群、政治、文化，是一個疊加凝固再疊加再凝固的過程，或者換句話說，是族群與文化“南下再南下”才完成的。同樣，在這個歷史裡面，中國也曾是帝國，也曾有征服，也曾有殖民，這跟世界上其他帝國是一樣的。　　第四，在清代以後，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但這個轉型過程相當艱難和特別。它不是只有一個脈絡，而是有兩個交織的脈絡，一個脈絡是“從天下到萬國”，另一個脈絡是“納四裔入中華”。這兩個脈絡合起來，你才能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和它所帶來的巨大問題。　　第五，正因為如此，兼有現代國家和天下帝國複雜性的現代中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煩。如何處理這些麻煩，需要政治家高度的智慧。這不是歷史學家能夠解決的。　【說明】2017年6月4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應邀到雲南大學作了題為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談論“何為中國”》的學術報告。本文為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　會學學院本科生徐子懿根據錄音整理、葛兆光教授修改審定而成。由於這是一份演　講稿，在編輯過程中也作了相應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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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dith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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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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