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情感真摯的序文

看板Philo-R90作者kinnard (面前路徑須令寬)時間22年前 (2004/02/24 13:14)推噓1(1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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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可以說是我三十餘年嘔心瀝血的結果，在漫長的歲月裡，斯賓諾莎一直是忠實陪伴我的摯友，他的觀念和思想幾乎已成為我生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書的出版不得不使我對自己這些年來所經歷的坎坷生活作一番回憶，特別勾起了我對這些年來一直關懷我研究的三位現已相繼去世的老師的追憶。還是在無錫輔仁中學讀書的時候，我就對哲學、特別是西方哲學發生濃厚的興趣。記得在那時我曾讀過陳康先生譯注的《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儘管當時我才十六歲，但對陳康先生在該書序中說的這樣一段話深受感動：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著作如若「也能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為恨（這決非原則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為！），甚至因此欲學習中文，那時中國人在學術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於世界」。這是一位真正有膽識的中國學者的心聲，作為一個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者應當有這種崇高的理想和抱負，應當以自己艱苦的探索性的勞動實現陳康先生這一宏願。一九五六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年輕人的狂熱、執拗，甚至稚氣充塞於心靈，幸喜在第一學期我就認識了自己一生中受惠最大的老師賀麟教授。一天晚上，我冒昧地去燕東園拜訪賀麟教授。像我這樣剛入學的年輕人竟敢去造訪這位西方哲學權威，心裡本來就忐忑不安，但當賀師在書房裡給予我親切而又仁厚的接待後，就使我頓時恢復了平靜。賀師首先問我讀了哪些西方哲學的書籍，在我據實回答之後，賀師告訴我：「一般的西方哲學史知識只是一個初步，還不是基礎，基礎應當從某一位哲學家研究開始」。我請賀師具體指示一位哲學家，他立即說：「當然是斯賓諾莎啊！黑格爾早就說過，要開始研究哲學，就必須首先作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繼後，賀師又問及我的西歐文學知識和外語水平，我說自己正是從文學走向哲學的，他聽了很高興。當了解到我可以用英語看書時，他要求我再學一門德語，並且抽空學些拉丁文，以便直接掌握斯賓諾莎原著。這次拜訪可以說是我哲學研究生涯的一個起點。我在完成北大哲學系規定的一般課程外，重點是閱讀斯賓諾莎的著作，同時我在西語系選修了譚瑪麗女士教的德語課以及李賦寧教授的拉丁文課。也正是從此時開始，我邊讀斯賓諾莎著作，邊寫注釋和體會，我暗暗構思，試圖撰寫一部斯賓諸莎哲學的專著。正當我風華正茂、懷著美好的憧憬在哲學大道上向前邁進時，不幸卻被莫須有的罪名打成了「右派」。我當時既未寫一張大字報，又未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唯獨在學習上偏重於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誰知這一點在按比例定右派的形勢下卻成了無視馬列主義學習的罪行證據。當你被打成了右派後，周圍的人立即疏遠你，甚至過去最親密的朋友也要與你劃清界限，以免給自身帶來麻煩。在北大哲學系我原認識好幾位教授，此時卻都不敢與我有什麼接觸，神情非常冷淡。但是，唯有賀師似乎還仍同既往關心我的研究，儘管他此時也已被認為走在右派邊緣。不久，我終於被迫暫時離開北大去門頭溝區齋堂勞動。當一輛中吉普車載著我們這些哲學系和西語系所謂「極右份子」來到齋堂鄉上清水村時，我彷彿看見在那裡守候的鄉村幹部和農民有一種迷憫的表情，因為按照上級事先通知他們的說法，這是一夥窮兇極惡的敵人，個個本應該是青面獠牙，可是下車的卻個個是白皙皙的文弱書生，難道這些人會造反嗎？忠厚質樸的農民心裡似乎在嘀咕。我們都被編排在北大下放幹部的隊伍裡。按校黨委的指示，唯有老老實實的勞動改造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年僅十九歲的我，雖然家貧寒，然而卻一直是家中的嬌子，從小除了讀書外，什麼都未做，特別是在中學期間，由於學習成績優秀，是市裡有名的三好學生，現在來到這偏遠的山區，周圍的人以敵人加以對待，自尊心頓時使我想到了死。儘管我從未上過樹，但是照樣設法攀登到樹梢去打核桃，心想即使摔死，也不以為憾。記得我有次從山嶺背了二百多斤樹柴沿著一條只有一尺寬的崎嶇小路下坡，稍不注意，就有滾下萬丈深淵的危險，可是當時我心裡很坦然，我沒有害怕，死生命定，何足為懼！正是在這種輕生的悲觀情緒充塞於心的時候，斯賓諾莎對我發生了最大的影響。當時正值賀師翻譯的斯氏《倫理學》出版，我在夜晚的油盞燈下默默讀著這本書，我不止一次地為斯賓諾莎這樣一句話所打動：「自由的人絕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腦海裡不斷地湧出賀師告訴我的文德爾班在紀念斯氏逝世二百周年時所說過的一句名言：「為真理而死難，為真理而生更難！」我必須振作，擺脫輕生的念頭。孟子不是說過嗎，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這樣，我在齋堂忍受了精神和物質上的沉重負擔，艱辛地走上滿是荊棘的人生之路。一九六○年，我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仍回到北大哲學系繼續學習。不過，「摘帽右派」並不等於不是右派，我和其他同學仍有嚴格的政治界限，行動仍受監督。我感到自己是一個畸零人，我如同一株被人拋棄的孤獨小草，在周圍滿是荊棘的環境中掙扎著。我在周圍所看到的面孔都不是笑臉，而是冷冰冰的嚴肅表情，眼睛裡流露出來的都是輕視或鄙棄的目光。儘管還達不到當年斯賓諾莎被逐出猶太教後，禁止有人與他交往，與他同住一屋，與他同在兩米距離之內的那種非人性的懲罰，但這一時期卻是我一生中最為痛苦和最為孤寂的歲月。我唯一的安慰就是鑽入白己心愛的哲學書籍中。賀師此時已從北大調至科學院，家也遷到沙灘，當然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自由出入他的家。不過，即使這樣，我們的幾次接觸仍是以斯賓諾莎為主要談話內容的。有一次賀師拿出王蔭庭先生從俄譯本譯出的斯賓諾莎的《笛卡爾哲學原理》譯稿，要我根據德、英譯本校對一下。這項工作確實給我帶來很大的益處，一方面暫時使我忘卻了周圍世界的冷漠和孤寂，另一方面仔細逐句推敲斯賓諾莎思想無疑為以後斯賓諾莎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由於齋堂勞動兩年，我的畢業從一九六一年推遲至一九六三年。作為「摘帽右派」，當然我也不奢想會被分配到一個好的單位。但究竟何處去呢？我帶著未來去向的問題去請示賀師，賀師告訴我，今年科學院哲學所招收研究生，不妨試一下。我本想考賀師的黑格爾，但賀師說，最好考溫錫增先生的古希臘哲學，一方面溫先生剛從英國回國，與國內政治沒有什麼牽連，另一方面古希臘哲學又遠離現實，可能對我更合適。當時我並不認識溫先生，但我知道他也是一位斯賓諾莎研究者，他翻譯的斯氏《神學政治論》就在該年出版。我從小就有這樣一種品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儘管我也明知一個「摘帽右派」是不可能被錄取為研究生的，但我仍要硬著頭皮試一試。溫先生當時是典型的英國學者派頭，他的試題全部是英文，這對於我來說卻是一件好事，我也以英語作答。考試的結果當然是令人滿意的。但是，當時的政治形勢隨著反右傾變得更嚴峻，反對白專道路的鬥爭已進入白熱階段，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被錄取呢？為了不辜負溫先生的期望，我在一天上去中關園拜訪了溫先生。溫先生一聽是我拜訪他，很高興出來接見我，他的夫人站在他的身後，溫先生一開頭就說國內哲學系的學生質量大差了，二十幾份試卷只有你一人使人滿意，有些人連英文也看不懂。溫先生的話當時在我眼裡凝成感激的淚花，我很感激這位老學者對我的評價，但我又感到如果不將自己所謂政治問題說出來就是欺騙了他。我躊躇了半天，終於把自己的政治身份擺出來，我說：「溫老師，我感謝您對我的評價，但由於我的政治問題，科學院是不會錄取我的」。我的話剛一落，誰知這位剛回國的教授立即說：「政治問題我不管，我只招收優秀的研究生，如果他們不錄取你，我今年就不收研究生」。我飽含著淚水離開了溫先生的家，微微的涼風似乎使我感到一種徹心的溫暖。很快，科學院就發榜了，我當然是名落孫山的，可是正如溫先生所說的，這年他就沒有招研究生。當我在一九七八年重新回到北京見到溫先生時，溫先生對我說，「漢鼎，你早先的考卷我還保存至今」。夠了，人的一生再能有什麼比這知遇之恩更令人快慰呢？我心裡洶湧著一股語言無法表達的對這位老先生的感激之情。在等待畢業分配的時期中，我和中學時代兩位同學孫祖培和程曾厚一起翻譯了斯賓諾莎的《神、人及其幸福簡論》一書。這本是賀師的提議，但對我來說，似乎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這本書是斯賓諾莎被遂出猶太教後第一部哲學著作，我很想知道斯賓諾莎在遭受到人生最大苦難後是怎樣進行哲學沉思的。我們的翻譯是根據英、德、法三種譯本進行校勘的，賀師看了最初幾章，感到很滿意，最後讓我把全都譯稿留在他處，他將來設法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分配的名單最後總算下來了，我被分配到大西北。臨行前我再一次到賀師家告別。賀師也感到很惋惜，但也無能為力。最後，他慎重地告訴我，人要有志氣，不怕環境的艱險，一生只追逐一個目標，目標必然會達到。臨走時他還送了我一冊《斯賓諾莎書信集》英譯本，囑咐我有空時翻譯出來。我從賀師家出來，人生渺茫的感覺攫住了我的心，天涯海角，我將在何處藏身？在去大西北報到之前，我轉乘火車回到無錫看視多年未見的老父母。自從打成「右派」後，我再未見到他們，記得當時我只簡短地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再不要期待我這個不肖的兒子。我很能體會老母的心情，她對我很早就有一種自豪感，當上中學時我品學兼優，曾給她贏來不少安慰，她盼望我將來有突出的成就。她整天不停地為人做鞋，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造就成一個有出息的兒子。現在這一切都消失了，心愛的兒子成了一個「右派」，她有什麼顏面活在世上？但她不甘心死，她盼望終有一天這一切都不是事實。當我看到老母斑白的頭髮，我情不自禁地大哭了起來，我知道，她所忍受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更大，那是一種心靈被絞割的痛苦。至今我還記得在無錫火車站她目送我踏上去大西北的火車的情景，她那瘦弱的雙手顫巍巍地高高舉起，銀絲的頭髮隨風飄揚，深陷的雙眼透出期待的目光與我道別。我不忍回頭再看她了，我背轉身走進了車廂。也可能是命運，我母親活到了十五年後我重新回到北京，並得知我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位提前畢業的研究生，據說七九年她去世時手裡還緊握著《光明日報》當年六月發表的那篇有關我的報導的報紙。我原本是分配到陝西省高教局，誰知一到高教局，就被下分到咸陽地區文教局，當我再到咸陽文教局時，又下分到永壽縣文教局。主管人的口氣都一致：「其原因你本人知道」。我沒有任何異議就帶著一只皮箱和一麻袋書籍從西安乘長途汽車到了永壽縣，這是一個窮困的山區縣城，水源不足，是克山病流行區。我已作了最後的準備，到了永壽縣文教局，最多是又被下分到某個公社或大隊當社員。但老區人的見解似乎不一樣，他們只讓我留在縣委裡，後來我才得知縣委領導的意見，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人不可能有什麼嚴重的反動思想，他們這裡從未有過北大畢業的學生，因此寧願讓我留在縣裡擔任職工業餘教育工作，只是工資應當比其他大學畢業生低一級。不管怎樣，我的工作總算暫時定下來了，我現在先要考慮的是如何安定我的情緒和志向，制定我的生活目標。斯賓諾莎在被逐出阿姆斯特丹來到萊茵斯堡時，最先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人生目的的問題，在他看來，財富、榮譽以及感官快樂儘管常常為人所追求，但這些都是虛幻的、矩暫的和無謂的，心靈應當追求永恆無限的東西，這樣才能使得心靈經常歡欣愉快，不會受到苦惱的侵襲。我現在似乎也陷入這種地步，別的同學都進了大專院校做老師，我卻被發配到偏僻的小縣城，我沒有任何榮譽和財富可享，更不用說還有什麼情愛，我只孑然一身，而且是苦難的孑然一身。現在己不是什麼由我選擇的問題，擺在自己面前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沉默地艱苦地學習和研究，假如我不甘墮落或自殺的話。記得正是在當天夜晚，我就打開了賀師給我的《斯賓諾莎書信集》閱讀了起來。當然，這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我還很年輕，初涉人生不僅有心靈的追求，而且還有生理的要求，世俗欲求與靈魂的鬥爭久久不能平息，特別是想到了我現在的處境，將來是否有一個完滿的結果呢？我曾經把自己當時內心的煩躁和不安寫信告訴了賀師。不久，賀師來信了，信是用整潔的毛筆小楷書寫的，賀師首先批判了我的環境決定論思想，他要我注意人與環境的辯證關係，人是主體，環境是客體，因此人主動環境被動，其次，他再次提醒我研究斯賓諾莎應當與自己德性培養和人生追求結合起來，學會用哲學指導自己的生活，最後他還以他自己的經驗教導我從一點做起，從一地做起，關鍵在深鑽，將來必有普及面的可能。賀師的話富有哲理，而且深刻，一直作為我這一時期生活的座右銘。在大西北黃土高原上我整整生活了十五個春秋，在這裡我經歷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種種政治運動。儘管歷盡了各種苦難的浩劫，然而這一時期卻是自己哲學沉思最為可貴的時期。儘管以前我讀了很多哲學書，但究竟什麼是哲學、什麼是哲學思考，都是不清楚的。我沒有人生經驗，只有一種天真的執著的追求，因此所理解的哲學只是一種束之高閣的純粹知識。可是在這苦澀的十五年中，我懂得了哲學與人生的根本聯繫、哲學思考與德性培養的根本聯繫。真正的哲學家不是知識的販賣者，而是知識的履行者。哲學家的知識應與哲學家本人的人生經驗相結合，哲學家所追求的理想首先應以指導人生為重點。在這過程中，特別使我懂得了人生苦難和背負十字架苦行的意義。奧地利著作家卡夫卡曾經說過，受難是這個世界的積極因素，是人同這個世界最真實的聯繫。靜觀這些年來自己智性的發展，我不能不佩服此一真理。一個人承受的苦難越大，就越能凝聚起與命運搏鬥的抗衡力。我沒有悲觀絕望，自暴自棄，也沒有怨天尤人，憎恨人生，我只是不停地讀書、寫作和沉思。在這期間，我不僅把《斯賓諾莎書信集》全部翻譯出來，而且寫了自己此部哲學專著近百萬字的初稿。當然，這項工作只是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外進行的，有時甚至是隱蔽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每在半夜乘人家還在熟睡的時候偷偷地進行。我為此曾受了不少呵斥和批判，但我始終堅定不移地走著我自己的路。斯賓諾莎研究不僅使我冷靜地忍受了人生的各種磨難，而且也使我得到了最高的理智享受。我常說自己一生中有兩位患難的知己，一是斯賓諾莎，另一是香煙，前者使我永遠享受了精神的歡樂，後者使我暫時擺脫了物質的疲勞。一九七八年，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我的政治生命有了轉折。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和賀麟教授決定以招收研究生的名義讓我回到北京。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我只讀了八個月就提前畢業，擔任賀麟教授的助手。這可以說是我哲學生命最為旺盛的時期，除了幫助賀師整理文稿外，我寫了不少有關斯賓諾莎哲學的論文，我的目標就是把我斷斷續續已撰寫了三十餘年的《斯賓諾莎哲學研究》一書完成。在此期問，我得益的老師除了賀麟教授外，主要是齊良驥先生。齊先生原先在北大給我們講過西方哲學史，這次我重回北京後，我們經常討論哲學問題，特別是斯賓諾莎哲學。齊先生為人正直，治學嚴謹，待人隨和，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齊先生非常關心我的斯賓諾莎研究，他不僅抽出時間幫我校對了《斯賓諾莎書信集》部分譯稿，而且一直敦促我盡力早日把《斯賓諾莎哲學研究》完成。在此期間，我們幾乎成了忘年之交。一九八三年我獲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研究資金，在德國進修兩年，這無疑給我開闢了潛心研究的新天地。我的重點課題是斯賓諾莎與德國哲學的關係，試圖探討斯賓諾莎對德國古典哲學以及當代哲學的影響。我利用此有利的時機盡量收集有關斯賓諾莎研究的材料，並與德國的斯賓諾莎研究專家進行深入的討論。我的研究成果最後以《斯賓諾莎與德國哲學》一書（德文版）在德國出版。這期間我印象最深的是到荷蘭萊茵斯堡斯賓諾莎故居的拜訪，關於這次拜訪我曾有如下記載：「一九八四年夏在聯邦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哲學系主任蓋爾德賽策教授的建議下，我們一起驅車去到荷蘭萊茵斯堡參觀斯賓諾莎故居。這是一幢座落在一條以斯賓諾莎命名的小巷裡的大屋頂老式平房建築，它的氣象相當優雅，深棕色的房屋，淺黃色的老式木門窗，配上綠油油的花草樹木，形成了一幅與現代化樓房建築別有風味的樸質的農家畫面。據說在斯賓諾莎的房東死後，這所房屋已逐漸坍壞，在一八九六年曾為兩個工人家庭所佔有，後來有一個名叫威廉‧邁耶爾的斯賓諾莎研究者和翻譯家藉成立斯賓諾莎學會的機會購買了這幢房屋，並按照十七世紀的風格重新加以修建，使這所房屋成為斯賓諾莎博物館。其中一間是斯賓諾莎起居室，除一台大書桌在中間外，四周滿是書櫃，存放了斯賓諾莎當時自己擁有的書籍、斯賓諾莎自己著作的各種版本以及後人研究斯賓諾莎的論著。起居室旁有一問小偏房，存放了一架十七世紀末的木式磨製鏡片機，房屋陰暗潮濕，以保持當年斯賓諾莎生活的原狀。一九四一年德國佔領軍曾將這幢房屋賣給一個私人，並掠奪了這裡大量的書籍。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書籍終於被全部歸還了，但這所房屋已成了私人的財產。不過這位房主很敬愛斯賓諾莎，當時他之所以購買這所房屋，就是為了不讓它被德國侵略者毀壞。為了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一九四五年他在後花園裡建造了一座斯賓諾莎半身銅像，以表現斯賓諾莎終於經受戰爭的洗滌而不朽。」這的確是一個不朽的象徵。儘管斯賓諾莎清貪淒慘地度過了他的短暫一生，但由於他的思想的偉大和人格的高尚，他的形象以及他的遺物終能經受戰爭的洗滌而永遠留存於人間。這裡我特別有一種生命永恆的感覺。我不由地想起了當年那些威嚴不可一世的猶太教拉比們宣判這位摩西律法的輕蔑者永遠逐出教門時，他們是多麼的愚蠢和無知，這種判決只能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可恥的一頁。斯賓諾莎自己在其《神學政治論》中就說過這樣一段話：「把正直的人士像罪犯似地加以流放，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意見無法隱蔽，一個國家的不幸還能想像有甚於此的嗎？我是說，人沒有犯罪，沒有作惡，只是因為他們開明，竟以敵人看待，置之死地，警戒惡人的斷頭台竟成一個活動場，在那裡把容忍與德性最高的實例拿來示眾，加以治權所能想到的污辱，還有比這個更有害的嗎？自知是正直的人並不怕人按一個罪犯把自己處死，不怕受懲罰，他的心中沒有因做了丟臉的事而起的那種悔懊。他認為為正義而死不是懲罰，而是一種光榮，為自由而死是一種榮耀」。三十多年過去了，我生活中的不少悲歡苦樂似乎都是與斯賓諾莎聯繫在一起的。記得小時候母親給我算了一卦，說我前半生不幸，後半生大幸。巧得很，四十歲確實是我命運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二十年中，我生活於不幸之中，而在此之後十五年，應該說我生活於幸之中。但不論是在不幸還是幸中，斯賓諾莎卻一直是我真摯的朋友，他始終如一地陪伴著我：在我不幸時，他使我沒有悲觀和消沉，他鼓舞我勇往直前，進行生的沉思；在我幸時，他又使我不盲目樂觀，戒驕戒躁，審視自己走過的路，繼續艱辛地朝著既定的目標走去。其實從哲學上說，幸與不幸都是相對的範疇，即使在順境中，又何嘗不隱含惡運的危險呢？我現在特別有一種緊張感，儘管我現在還不過五十多歲，但誰又能保證我不會由於一場偶然的交通事故或癌症之類的病情（特別是我嗜煙如命）而死亡呢？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是有道理的，我們應當在苦中看到樂，在樂中看到苦，在生中看到死，在死中看到生。特別使我感觸深的是，儘管我這部《斯賓諾莎哲學研究》終於出版了，但上述三位一直關懷我這種研究的老師賀麟教授、溫錫增教授和齊良驥教授近幾年卻都已相繼去世。我現在特別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和寂寞，真是如陳子昂所說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斯賓諾莎哲學可以說是苦難人的福音書。每當人遭受到人生的最大不幸，往往把自已關閉在個人悲傷的天地裡，以致絕望或自殺。但斯賓諾莎卻教導我們對於命運中的幸與不幸皆以同樣的心情去冷靜地觀看和對待，他要求我們把一切都從大自然的必然性去加以理解，他說，如果我們知道一切事物都依必然的法則出於神之永恆的命令，正如三角形三內角之和等於兩直角之和必然出於三角形的本質，那麼我們就不會被一種極端的痛苦情感所壓倒，我們會繼續生存下去，並為爭取自身存在的權利而生活下去。他教導我們從整體出發去理解一切事情，把任何事物都當作整個自然大法的一部分來看，即把任何災難都看成那上起自時間開端、下止於時間盡頭的自然因果鏈條的一環，藉此使自己在苦難中振作起來，這確實是一種只有苦難人才能體驗的人生哲學。有人說，這是一種逆來順受的消極人生觀，我不能同意。試想當你遭到一場大災難或不幸，如果不憑冷靜的理智而光憑一時的悲痛或憤怒，其結果又能是什麼呢？我很同意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裡講的這樣一段話：「假若你合該不得不忍受比人的通常命運壞（或在你看來壞）的什麼事，斯賓諾莎講的想整體，或總之去想比你個人的悲痛更遠大的事情，這樣一條做人原則仍舊是有用的原則。甚至也有些時候，我們細想人類的生活連同其中含有的全部禍害和苦難，不過是宇宙生活裡的滄海一粟，讓人感到安慰。這種思想可能還不足構成宗教信仰，但是在這痛苦的世界上，倒是促使人神志清醒的一個助力，是救治完全絕望下的麻木不仁的解毒劑」。更重要的是，斯賓諾莎哲學不僅是教導你冷靜地觀察和對待你的苦難，而且還教導你充沛熱情地去振作和生活，去認識自己、認識他人和認識周圍世界。人生在世，最害怕是愚昧無知，不知自己、不知人和不知世界。世人常贊「難得糊塗」一語，我甚不理解。糊塗固然也能暫時忘卻痛苦，但這只是麻木不仁，更何況自做糊塗並不是一種真正糊塗。與此相反，斯賓諾莎認為，人要擺脫痛苦情感，首先要理解和認識痛苦情感，他說：「我們對於情感的理解愈多，則我們愈能控制情感，而心靈感受情感的痛苦也愈少」。斯賓諾莎並不教導人們去否定生活或超脫世界，而是要求人們認識自己的存在、保存自己的存在和發展自己的存在，他把保存自我存在的努力稱之為「德性的首要的唯一的基礎」。他說：「心靈愈善於依據第三種知識來理解事物，那麼心靈的這種德性將愈大，所以誰能夠依據這種知識來理解事物，誰就能發展到最高的完善」。在這方面我們把他與莊子作一比較是有意義的。儘管莊子也說「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乃是「事之變，命之行」，因而「不足以滑和」（即不足以擾神），但斯賓諾莎並不像莊子那樣主張完全去知，即「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去大通」，反而以知識作為擺脫情感奴役而達到自由的必然之路，因而他的解救方法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在苦難的生活裡我曾不止一次地背誦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結尾寫的關於智人是如何地強而有力，是如何地高超於單純為情欲所驅使的愚人的一段話：「因為愚人在種種情況下單純為外因所激動，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的靈魂的滿足，他生活下去，似乎並不知道他自己，不知神，亦不知物。當他一停止被動時，他也就停止存在了。反之，凡是一個可以真正認作智人的人，他的靈魂是不受激動的，而且依某種永恆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決不會停止存在，而且永遠享受著真正的靈魂的滿足」。這是一種深悟得人生真諦的哲學。智人之所以高超於愚人之上，就在於他能依某種永恆的必然性自知其自身，自知神，自知物。這裡所謂某種永恆的必然性，我們首先應理解為歷史理性，即任何非正義的不合理的事物都只能暫時的存在，它們只是為歷史理性實現自己正義而合理的事業去鳴鑼開道。黑格爾曾把這稱之為「理性的機巧」，即理性假借非理性的事物以實現其自身，而我國哲學家王船山則稱之為「勢」，即天假借私心以行其大公。智人的認識達到這種哲理的高度，即使再大的苦難他也都能忍受，他的靈魂不僅不受激動，而且享受了真正的靈魂滿足。斯賓諾莎哲學的精髓就是求真與至善的統一，他把這種統一建立在「人的心靈與整個自然相一致的知識」的基礎上，用中國哲學術語來說，就是「聖人與理為一」的境界。這裡所謂理，即天理，也就是斯賓諾莎所說的自然的永恆必然秩序。按照斯賓諾莎的看法，人的心靈如果認識自然的這一永恆必然秩序，其行為又與此一永恆必然秩序相符合，人的心靈就達到了至善的境界，他說，人的靈魂的最高滿足就在於人的決定和活動與宇宙的永恆必然性的和諧一致。這並不是一種單純的自然科學的知識，而是一種深邃的人生洞見。世界上大致有兩種人，一種人儘管有其輝煌的業績和顯赫的名聲，不幸卻成為歷史理性或天理實現自身目的的假借手段或工具；另一種人儘管看來並無其輝煌的業績和顯赫的名聲，但卻是歷史理性或天理的直接支柱，他們不是假借的工具，而是歷史理性或天理的把握者、保持者和拯救者。我常常記起賀師關於王船山歷史哲學的論述，王船山說：「陳涉、吳廣敗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翟義、劉快敗死而後王莽亡，楊玄感敗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敗死而後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未有不先自敗者也……然則勝、廣、玄感、山童、壽輝者，天貿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崇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誅者也」（《讀通鑑論》卷五），賀師認為王船山在此區分了兩種人，勝、廣、玄感等之叛亂是基於自私，他們的死是被天利用或假借作為達到滅亡秦、隋的理性目的之工具，他們的死是被動的；但翟義、劉崇等起義誅莽則不然，他們是基於自己的自動自發，他們的死，不是被天假借利用的工具，而是「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衰」，使正義伸張出來，使衰微的天意得明白表現出來，得一支持，得以拯救的助力，換言之，前者是理性用機巧假借他物，曲折以求實現；後者是理性自身的支柱，直接的表現，「當天下紛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賀師說：「凡是基於理性的道德律令而自發的行為，不惟不是被動的為天所假借利用並加以否定的工具，而且乃是絕對的自身肯定，「獨握天樞」、「拯天之衰」的剛健的行為。一種人是天理、理性的負荷者、把握者，甚至當天理晦否微弱、天下紛亂無真是非之時，他們又是理性的拯救者、保持者，其自身即是目的；一種人只是工具，被理性利用假借之，同時又懲罰之、廢棄之，以達到理性的目的」（見賀麟著《文化與人生》）。儘管王船山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否完全正確還有待於研究，但賀師這裡發揮的所謂理性的負荷者、把握者、拯救者和保持者，正是斯賓諾莎所說的其決定和活動與自然的永恆必然秩序相一致的人，亦即與天理為一的聖人，正是這種人擔負著背負十字架的苦行，並為這痛苦世界的苦難人們帶來了拯救的希望。近世海德格爾強調人要擺脫物欲、異化和自我束縛等等「沉淪狀態」，復歸於人的「本真狀態」，在我看來，斯賓諾莎所謂「由於對神有直觀知識而起的心靈的滿足」，正是對這種人的本真狀態最好的詮釋。心靈的滿足或心靈的快樂，在斯賓諾莎看來，就是在永恆的形式下觀認萬物而享有的一種對神的理智的愛。斯賓諾莎說，我們的心靈只要能在永恆的形式下認識萬物，則我們的心靈就必然具有神的知識，並知道自己是在神之內，並通過神而被認識，由這種知識必然產生對神的理智的愛，而「心靈愈能享受這樣神聖的愛或幸福，他便愈能理解萬物，換言之，心靈控制感情的力量將愈大，而且心靈受惡劣情緒的損害將愈小」，因此我們的得救、幸福或自由就在於「對神的持續的永恆的愛，或在於神對人類的愛」。這裡斯賓諾莎特別把個人和整個宇宙視為一體，非常類似於我國哲學的天人合一觀，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破除自我與他人、他物的對立，達到人我無間、天人合一的境界。按照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觀，人對天的知就是天對自身的知，人對天的愛就是天對自身的愛，「知天即天自知，愛天即天自愛」。同樣，斯賓諾莎認為，人的心靈既然是神（自然）的理智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心靈對神的認識，就是神藉以認識它自身的知識，人的心靈對神的理智的愛，就是神藉以愛它自身的愛，也就是說，「神愛人類，神對人類的愛與人的心靈對神的理智的愛是同一的」。我們在西方文化通常看到兩種精神，即希臘精神和希伯來精神，希臘精神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強調感性和理性，從而產生藝術和科學，反之，希伯來精神注重人與神的關係，強調虔誠和信仰，從而產生宗教。斯賓諾莎哲學似乎正是這兩種精神的綜合，它一方面強調理性認識和知識，注重自然，它另一方面又強調虔誠和愛，注重神和人類。「對神的理智的愛」這一術語正是這兩種文化精神結合的體現。斯賓諾莎哲學的這種精神與中國老莊道家的哲學趣旨顯然不同，道家哲學一方面強調「去知」、「坐忘」，即貶低知識的意義，另一方面又強調「無為」、「出世」，即要超出人類社會而獨善其身，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與此相反，斯賓諾莎一方面強調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之重要，另一方面又強調人應滿腔熱情地投身於人類社會的公益事務中，要熱愛人類，關心社會，這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積極進取精神最突出的表現之一。知識與愛的情感相結合，這本身就已超越了單純知識範圍而進入實踐領域，人已由被動的認識主體而成為肯定自身存在的實踐力量。近年來我國有人強調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的區別在於「為學」和「為道」的區別、「智人」和「賢人」的區別，在我看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至少斯賓諾莎是強調「為學」和「為道」的統一、「智人」和「賢人」的統一，他所謂求真和至善的統一、知識和德性的統一就是強調「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他的哲學思想不僅與他本人的生活有緊密的聯繫，而且與人生的道德理想有緊密的聯繫，他可以說是一位集「為學」和「為道」、「智人」和「賢人」為一身的真正的哲學家。這裡特別使我想到了斯賓諾莎所謂「心靈的永恆」的意義。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二十三裡說，「人的心靈不能完全隨身體之消滅而消滅，但是它的某種永恆的東西仍然留存著」。他的證明是：在神內必然有一個概念或觀念表示人的身體的本質，而這個概念或觀念必然是某種屬於人類心靈的本質的東西，因此我們只有當心靈表示身體的實際存在時，才能說心靈有可以受時間限制的綿延，反之，假如心靈有某種東西只有通過神的本質按照某種永恆的必然性才能被認識，則這種屬於心靈的本質的東西必然是永恆的，他說：「只要我們的心靈從永恆的形式下包含著身體的本質，則我們的心靈即是永恆的，而且心靈的這種永恆的存在既不是時間所能限制，也不能用綿延去說明的」。我常用中國古代不朽的觀念來解釋斯賓諾莎這裡所說的心靈的永恆性。《左傳》魯襄公二十四年穆叔答范宣子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即一個人肉體死亡，個體消失，但其在世的一言一行會對社會總體留下影響，而這些影響也會隨社會總體的不朽而不朽。正是在此種意義上，我認為，儘管斯賓諾莎已去世三百餘年，但他的哲學精神和高貴德行至今仍存活在人們的思想之中，並鼓舞正直的人們不斷為真理和進步的正義事業而奮鬥。德國著名政論家和詩人海涅在上一世紀就說過：「一旦有人把斯賓諾莎從他那呆板的、古老的笛卡爾主義的數學公式中拯救出來，使得廣大讀者更能理解他，那麼我們也許將會發現，斯賓諾莎比任何人都更該控告別人剽竊了他的思想。所有我們現代的哲學家也許常不自覺地用斯賓諾莎所磨製的眼鏡在觀看世界」。綜觀現代哲學的發展，我們不能不佩服海涅這一論斷的預見性。斯賓諾莎在當代哲學思考中愈來愈表現出其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他不僅對科學和認識論發生了顯著的影響，以致像專門從事於語言邏輯分析和科學理論的分析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對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在形而上學方面也表現了同樣的作用，以致像雅斯貝爾斯這樣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也專門撰寫了一本《斯賓諾莎》。當代哲學家之所以對斯賓諾莎感到興趣，不僅在於他的思想深遠，而且也在於他個人的人品，他為人公正、善良、滿腔熱情，終身為人類進步和正義事業而奮鬥，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道德美譽。他那光明磊落的一生，甚至使那些強烈反對他的思想的人，也不能不對他個人的德行表示崇高的尊敬。節錄自洪漢鼎先生《斯賓諾沙哲學研究‧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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