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還剩下多少？
「六、四」，還剩下多少？
葉國豪
yehkuohao@hotmail.com
2008/06/05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九週年。馬總統發表簡短的感言說明關心「六、四」的意
義在於關心大陸民眾能否享有自由民主與均富的生活，同時也肯定中國對外改革開放三十
週年的成就。不同於民進黨執政時將「六、四」基本上當成「外國人」的家務事，更偶爾
抓住機會像利用總統大選「消費」西藏問題一樣廉價地看待此一事件，馬總統作為一個政
治人物能秉持良知持續多年關注「六、四」實際上已屬難得，也呈顯其政治人格。
然而實際上在華人社會，「六、四」已經逐漸被淡忘與扭曲。在台灣，六月四日這一天國
內三大家報紙，沒有任何一家以社論的高度與重視談論到「六、四」事件，在論壇中也不
見任何一個知識份子對於民主與自由甚至「熱門」的轉型正義有所闡述；在香港，這一個
中國境內唯一能夠公開悼念天安門死難者的土地上，日前由支聯會舉辦的遊行活動據估計
僅有九百多人參與，人數是九七年以來的最低，更不足高峰期的五分之一。根據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畫》最新的研究顯示，支持「平反六四」的民眾比率下降到49.1%，是過去
五年來的最低。六月四日當晚，支聯會連續十九年在港島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六、四
」的燭光晚會有四萬多人參與，除了訴求「平反六四」、「民主中國」也同時關懷民間維
權人士與四川大地震的死傷者。然而，儘管人們對「六、四」抱持著「不願回憶，未敢忘
記」的心情，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流逝與中國的崛起與改變，「六、四」若不是成為上一代
人道德的符碼就是逐漸成為下一代人無知與禁忌的議題。
其實不僅是「六、四」，在台灣也很少繼續談論「五、四」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少有人檢
視知識份子與權力的關係，更別提談社運的批判與自主精神，因為據說在民主轉型與鞏固
的過程中，我們不但去掉了「中國性」，知識份子也被迫貼上標籤，而社運則被吸納與空
洞化了。這也難怪在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中提到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並且要
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華人社會作出民主發展的貢獻時，這麼多人會感到不知所措、恍如隔世
了。
台灣在走向兩岸和解與雙贏的過程中，其實必須拉高歷史的視野去重新認識「六、四」，
因為「六、四」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中國邁入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撕裂傷痕，也是現今中
國貧富不均、法治不彰、失業與物價飛漲等許多社會問題的濫觴。北京現在以高壓與時間
試圖拖延對於「六、四」的反省，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對於現存政治權威的衝擊，而「六、
四」在長遠的未來非常可能像台灣在處理「二、二八」事件一樣，一方面既強調當時決策
者的政治責任，另一方面也要求客觀地評價當時的歷史條件與侷限。
許多人期望新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對於「六、四」或民主化作出更多的反省與貢獻，
然而這一種想法仍需要時間檢視以避免掉入一廂情願的想像。特別是那一些出國留學、視
野開闊的精英，他們的成長發展與利益基本上與中國現實的穩定與富強息息相關，其本身
更是中國未來的權力精英與既得利益者，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甚至認為「六、四」僅僅是改
革開放過程中的插曲與必要代價，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過了十九年還有人要悼念「六、四」
。在兩岸三地的華人均善於忘卻歷史教訓的同時，放寬視野「六、四」的意義著實更值得
進一步地反省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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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行動的沉思不過是空言泛語,
沒有深思的行動則是純行動主義.
---Hope and Timmel(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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