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舊聞] 日本考古的造假案

看板JapanHistory作者MerinoSheep (美麗奴羊)時間12年前 (2012/07/01 17:16)推噓10(10推 0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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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村新一事件的確讓人瞪目結舌，不過若瞭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不難理解，因為一開始就有日本考古學界的權威學者支持他，為他背書，結果讓他也變成了權威，隨著他一次又一次的「發現」，日本考古學界也就整個被他拖下水，因為有太多學者的研究引用了他的成果，所以明知有問題也不敢點破，這可關係到許多學者的學術名譽、許多學生的論文 ....最後只好跟他同流合污。另外，日本考古學界的運作方式也很有問題，例如探索和發掘遺跡的工作居然是委託民間機構來進行，藤村的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的「承包商」，這些民間企業為了做出「業績」，當然會給予不肖的份子（藤村）造假的機會，結果事情做得愈來愈荒唐，讓媒體也發現不對勁，就被搓破了。因為藤村新一的亂搞，目前日本年代比繩文時代還要古早的所謂舊石器時代的遺跡都很可疑，其他學者的發現也被波及到，受到嚴厲的檢驗。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學界被某些人壟斷後會把事情歪曲到什麼地步，是很有趣的。這裡有一篇論文寫得很清楚。 ------------------------------------------------------------------------------ 日本舊石器時代考古造假事件述評徐建新 (引) 近一二十年來，日本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特別是前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這是因為在日本各地，其中主要是關東、東北和北海道地區的考古發掘中，不斷有年代久遠的前期和中期舊石器出土。而且，其年代被不斷刷新，最早的可以追溯到70萬年前。於是，使用這些石器的古人類也被堂而皇之地譽為“亞洲最北端的直立人”。正當日本國民和學界的許多學者為日本列島悠久的歷史文化自豪不已的時候，不久前發生的一件性質極為惡劣的學術造假案，卻著實把滿心歡喜的日本人狠狠地嘲弄了一番。 2000年11月5日，日本新聞媒體中頗具影響力的全國性報刊《每日新聞》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一則重大新聞，用大量的真實照片和詳細的記述，揭露了新近在宮城縣上高森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據稱是70萬年前的石器，實際上是被人事先埋入遺址中的，而埋石器的人正是主持該遺址發掘的遺址調查團長、日本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長、日本全國聞名的前期舊石器的發現人藤村新一。消息傳出，日本學界一片嘩然。隨著事件的進一步發展，此案給日本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帶來的毀滅性影響也逐漸顯現出來。面對這起罕見的學術造假案，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事件的背景是什麼？為了搞清這一造假案的來龍去脈，還是讓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到那個給日本考古學界帶來厄運的日子——2000年10月22日。一、舊石器發掘現場的“上帝之手” 提起上高森遺址，宮城縣的人可謂家喻戶曉，1992年8月的一次田野考古調查中，藤村新一在這里首次發現了石器。1993年發掘工作正式展開，當年就發現了40萬年前的石器。此後至2000年，在該遺址發現的石器接連三次刷新了日本舊石器年代的最高紀錄，把日本的舊石器時代上推到70萬年以前。同時在1995年和2000年，在該遺址的發掘中還發現了日本最早的舊石器時代的掩埋石器的坑穴遺構和建築遺址。和藤村一起從事發掘的日本東北福祉大學教授梶原洋還根據這些“發現”推測，日本直立人在前期舊石器時代就已有了死的觀念，有了建造墓穴的智慧，甚至有可能具備了語言能力。然而，後來發生的事件表明，這處全日本聞名的前期舊石器時代遺址，只不過是藤村一手偽造出來的。 2000年10月22日清晨，天剛濛濛亮，位於日本宮城縣仙台市以北50公里處的築館町上高森遺址的考古發掘工地一片寂靜。6時剛過，一輛四輪驅動的越野轎車悄悄地在遺址附近的公路旁停下。6時18分，一個人們熟悉的中年男子的身影出現在發掘工地，來人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藤村新一。只見他警惕地環視了一下四周，確認周圍無人後，便迅速地滑到不久前剛剛揭示出的距60 萬年前的地層3米以下的探方工作面上。他站穩後，從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把小鏟和一個裝滿石器的塑料袋。這些裝在塑料袋裡的石器，是他過去在走訪各地的繩紋時代遺址中收集來的。他蹲下身去，在地層表面剷出一個小土坑，小心翼翼地把幾件帶來的石器擺放在土坑中，然後用剛剛挖出來土將土坑填平，用腳踩實，最後又用發掘鏟將挖過的土層表面修飾了一番。就這樣，藤村在短短20分鐘的時間裡，先後在發掘工地的“暫定E層”、“暫定C層”和“ 第37層”等6處剛剛剝露出的發掘面上埋入了自己帶來的石器。做完這一切以後，他在考古工地邊的水窪中洗了洗手，然後飛快地駕車離開了現場。此時此刻，沾沾自喜的藤村也許正在設計著日後自己應如何帶領手下人，把這些剛剛埋入土中的石器“發掘”出來。不用說，這將成為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又一次“大發現”。他甚至開始考慮要怎樣向新聞媒體鼓吹這次“大發現”的學術價值和深遠意義。但藤村萬萬沒有想到，這次他在考古工地造假的全過程，已被事先埋伏在工地周圍的《每日新聞》記者用攝像機錄了個正著。此時此刻，記者們的緊張與興奮絲毫也不亞於藤村，長時間的跟踪暗查工作終於有了決定性的進展。最終揭露藤村在發掘現場造假的時刻即將到來。現在，讓我們抓緊時間對藤村其人和他的“宏偉業績”作一個簡單介紹。藤村新一，1950年生，在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他剛好50歲。他早年從仙台市的高中畢業後，通過自學進入考古界。 1972年在宮城縣古川市舉辦的考古展覽使他對舊石器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此後，他作為業餘考古愛好者開始參加考古發掘工作。不久，他又參加了當地的民間研究團體“石器文化談話會”。藤村在考古發掘方面並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他曾經拜舊石器時代考古領域的權威學者、日本東北大學教授芹澤長介為師。多年來他一直受到芹澤的支持和鼓勵。 1999年，他正式辭去在一家量具工廠的職務，專門以考古發掘為業。在過去20年中，藤村新一的舊石器發掘可謂成績卓著。在此期間日本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舊石器大多是由藤村親手發掘的，也有些是他指揮手下的一些打工學生髮掘出來的。 1981年，藤村在宮城縣岩出山町的座散亂木遺址“發現”了4萬年前的比當時已知最早的石器文化還早一萬年的更新世舊石器，刷新了當時日本舊石器文化年代的最早記錄。他在1983年4月出版的該遺址的考古調查報告中，聲稱多年來學術界關於日本是否存在前期舊石器的爭論，在座散亂木遺址的發掘中得到解決。 1984年，藤村又在宮城縣古川市的馬場壇A遺址的約17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石器，最終“確定”了日本的前期舊石器文化的存在。 1992年，為了表彰藤村在考古發掘中取得的“成就”，他被授予了專門獎勵民間考古工作者的“相澤忠洋獎”。同年年底，他又和其他幾位考古愛好者一起組織成立了一家民營的考古發掘團體“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他自己任副理事長。從這時起到他的造假活動被曝光，藤村在舊石器考古發掘中主要取得瞭如下“業績”： 1994年在宮城縣上高森遺址的40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石器。 1995年10月，在上高森遺址發現了排列著15件“舊石器”的所謂“石器掩埋遺構”。 1997年12月，在山形縣袖原3遺址和宮城縣中島山遺址分別發掘出了兩件可拼合的石器。 1998年7月，在北海道總進不動坂遺址的10餘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石器。 1999年6月，在埼玉縣長尾根遺址的35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石器。 1999年10月，在上高森遺址的70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石器。 1999年12月，在宮城縣一斗內松葉山遺址60萬年前地層中“發現”了石器。 2000年2月，在埼玉縣小鹿坂遺址的50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柱穴等原始人生活遺跡。 2000年9月，在北海道總進不動坂遺址的約20萬年前地層中“發現”了石器。 2000年10月，在上高森遺址“發現”了約60萬年前的柱穴遺跡。自80年代以後，藤村親自參加發掘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達33處，其中17處在宮城縣，他涉足過的遺址共有186處，遍及日本的9個都、道、府、縣。藤村在考古發掘現場往往是每挖必有，“精準無比”，發掘過程充滿神奇色彩。一些曾和他一起發掘的人說他有神靈相助，還有人讚譽他的手是發掘現場的“上帝之手”，至今人們還對藤村的那些傳奇般的發掘記憶猶新： 1983年，藤村參加了馬場壇A遺址的發掘。一位當時和他一起參加發掘的發掘工程技術公司的員工回憶說：“83年的一天早晨7點鐘左右，我正在床上睡覺。這時，藤村副理事長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說：‘走，和我一起去挖挖看。’到了考古工地，藤村用手一指，說：‘這裡有（石器），把那邊土的顏色不一樣的地方挖一下。’我一挖，果然埋著石器。他真是個不可思議的人！” 1992年8月至9月，宮城縣高森遺址進行了第3次發掘。一天上午，藤村副理事長發現了幾件石器。於是，參加發掘的其他人都認為遺址的其他區域也該有石器。隨後，近30名遺址調查員一起上陣，一直挖到傍晚卻一無所獲。正在這時候，整個下午都沒露面的藤村副理事長帶著電視採訪組來到發掘工地。他從工地邊上一塊很狹小的、尚未發掘的地方開始挖，不到5分鐘就發現了石器，這使在場的人驚嘆不已。當時在場的一位發掘人員後來回憶說，這裡最重要的石器都是藤村挖出來的。自從1981年藤村在宮城縣座散亂木遺址發現4萬年前的石器以後，日本關東地區和東北地區一下子“湧現出”許多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在這些遺址的發掘現場，時常會看到藤村的身影，而他的到來又往往會給發掘工作帶來好運。福島縣西鄉村的大平遺址曾在1990 至1991年間出土了5萬年前的舊石器，在該遺址的發掘報告所載的調查日誌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藤村來遺址，從（遺址）南區的行川帕斯米地層向下稍作發掘就發現了石器。……藤村氏離去。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出土石器。” 藤村的最讓人感到神奇的發掘發生在1997年。那一年，山形縣尾花澤市的袖原3號遺址和宮城縣色麻町的中島山遺址都在進行考古發掘，並且都發現了大約10萬年前的舊石器。最不可思議的是，兩處遺址相距30公里，可是在兩遺址中分別出土的兩件石器的斷面竟能夠像古代的“虎符”一樣，十分完美地對接拼合起來，證明這兩件斷裂的石器是來自同一塊石材。這一“發現”後來被渲染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可綴合石器”，而發現這兩件石器的人，還是那位長著“上帝之手”的藤村副理事長。在藤村的“上帝之手”的幫助下，日本的舊石器考古在80年代以後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大發展”，出現了越挖越多、越考越古的“神奇”景象。藤村新一在舊石器考古領域取得的一連串的“成功”使他的名聲大噪，他的發掘成果引起了日本學術界、教育界和新聞媒體的高度重視。他發現的遺址和舊石器被高校和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廣泛引用，許多國內博物館、包括日本的國家博物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都展出過藤村“發現”的“舊石器”和復製品。由於種種原因，整個日本考古學界除極少數學者持懷疑態度外，多數學者在很長時間裡未能識破藤村的造假伎倆，這使藤村變得愈加自信了。他說話的口氣也越來越大，有時甚至到了口若懸河、信口雌黃的地步。在過去幾年中，藤村經常向考古界同行大談舊石器發掘的規律和經驗，稱自己的視力雖然是天生的色弱，可是對地層的顏色變化有超人的敏感，可以分辨出泥土顏色的微妙的濃淡差異。 1999年，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倡議建立“遺址發現學”，他提出一套所謂的“發現學理論 ”，聲稱自己只要通過觀察地形地貌，便可預知地下是否有石器。他還對周圍的人誇下海口，說是要在他最尊敬的老師芹澤長介88歲米壽之時，挖出100萬年前的石器作為禮物獻給老師。他還說，再下一步就是要親手發現日本猿人的人骨化石。二、記者揭露真相，斬斷“上帝之手” 藤村在考古學界的迅速走紅，特別是他在短短20年的時間裡將日本舊石器時代的上限提前了數十萬年的事實，也引起了日本學術界少數有識之士的警覺。 2000年8月下旬，《每日新聞》北海道分社報導部長真田和義收到報社駐北海道根室市的一位記者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郵件中稱有人向該記者透露，藤村的舊石器發掘十分可疑，要求報社詳查。真田等人認為此事事關重大，如果藤村的造假行為屬實，將是對日本人起源歷史的嚴重歪曲，決不能讓他把這種歪曲事實的“成就”帶入21世紀。北海道報導部當即決定成立專門採訪組，對此事展開調查。為了進行調查，採訪組收集了大量的專業書籍、報刊資料和網上信息。但是，對採訪組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掌握藤村在現場造假的事實。這時候，採訪組得知藤村將於8月下旬至9月上旬到北海道的總進不動坂遺址參加發掘調查。記者們隨即趕到當地，並決定以暗中埋伏蹲守的方式監視考古工地的動靜。為了便於埋伏偽裝，記者們還特意買來了迷彩斗篷。在現場埋伏的兩位記者十分辛苦，一個潛伏在雜草叢中，一個隱藏在附近的樹上。“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終於等來了藤村。藤村新一採取行動是在9月5日的早晨。記者看到他獨自一人在發掘現場埋入了什麼東西。由於記者的位置距藤村較遠，這一次未能拍下清晰的畫面，但以往對藤村在發掘現場做手腳的懷疑第一次得到了證實。 2000年10月上旬，採訪組再次在藤村也參加發掘的埼玉縣秩父市小鹿坂遺址進行了蹲守暗訪。當月19日，採訪組又跟隨藤村一起來到上高森遺址。到10月22日清晨便出現了本文前面介紹的那一幕。對《每日新聞》報社來說，接下來的問題是應如何進行報導。早在此次採訪活動開始後不久，《每日新聞》報社便為此次行動確定了三項原則。一是允許記者採用在考古現場蹲守暗訪的方式，以準確掌握事實真相；二是要確認藤村埋入的石器與他後來發掘出來的所謂 “前期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是同一物；三是藤村本人必須承認記者採訪到的事實是他所為。做不到這三項就不能充分說服讀者。在10月22日藤村埋入石器後不久，記者得知這些石器在22日當天便被“出土”。於是，與藤村直接交鋒的準備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報社記者通知藤村，將就最新的考古發現對他進行個人採訪。 11月4日晚7時許，藤村來到報社事先安排好的仙台市內的某旅館。直到此時為止，藤村還絲毫沒有察覺到記者對他進行了暗中查訪。一跨進旅館的門兒，他便興高采烈地暢談起自己的發掘和成就，一口氣竟吹噓了40多分鐘。當藤村的自我吹噓告一段落時，記者終於開始發問了：“這裡有一段錄像想請你看看。” 藤村抬起頭，臉上掠過一絲不安的表情。接著，電視屏幕中出現了藤村在上高森遺址工地手持發掘鏟的清晰畫面。藤村緊張地盯著畫面，當看到自己埋入石器的關鍵場面時，他長長地吐了口氣，閉上眼睛，剛來時的那股得意勁兒眨眼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你究竟幹了什麼，能給我們解釋一下嗎？”記者問道。藤村一言不發，呆呆地盯著地板。過了許久他終於開了口：“不是所有的（發掘）都是這樣。”接著他又說，這件事與其他人沒關係，是他一人所為。當被問到是否在其他遺址也作了手腳時，藤村矢口否認。這時，記者告訴他曾親眼目擊到他在2000年10月27日，也就是在22日埋石器的5天以後，再次在上高森遺址中埋了石器；並且，在此之前的9月5日，在北海道總進不動坂遺址也埋入了石器。在事實面前，藤村不得不承認在總進不動坂遺址也造了假。下面是記者和藤村的一段原始對話：記者：“你在上高森遺址埋過石器嗎？” 藤村：“今年（2000年）的調查中出土的6處石器埋藏遺址和最下層的“暫定E層”出土的 9件石器中的6件，以及“37層”上面出土的22件石器中的21件，都是我埋進去的。” 記者：“你埋過石器的其他遺址有哪些？” 藤村：“今年調查的北海道十津川町總進不動坂遺址出土的29件石器都是我埋的。但是（埼玉縣）小鹿坂遺址和長尾根遺址都是真的。”（然而11個月以後，藤村終於承認在這兩個遺址也進行了造假活動——本文作者註）記者：“你埋入的石器是從哪來的？” 藤村：“那些都是我的個人收藏品，是從（宮城縣）江合川流域和縣內各地採集來的，從中挑選出像是舊石器的石器埋進了遺址。” 記者：“你為什麼要埋石器呢？” 藤村：“上高森遺址的成果不如小鹿坂和長尾根遺址，這讓我很著急。另外，我患有狹心病、糖尿病，所以心裡很急躁。” 記者：“你真的沒有在上高森遺址和總進不動坂遺址以外的地方埋石器嗎？” 藤村：“除此之外絕對沒有埋。”（如後文所述， 11個月後，藤村最終交待在其他40個遺址中也搞了造假活動。——本文作者註）至此，《每日新聞》的舊石器遺址採訪組訪查藤村在考古現場造假的工作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採訪組經過兩個多月的不懈努力，不僅掌握了藤村造假的直接證據，而且還非常巧妙地使藤村承認了造假的事實，斬斷了這雙給日本舊石器考古學帶來巨大災難的“上帝之手 ”。三、世界考古史上罕見的造假案當今世界的文物考古界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偽物贗品，魚目混珠，欺人耳目，使不少人上當受騙。就我國的文物考古而言，假青銅器、假甲骨、假瓷器、假碑帖、假字畫，都曾使人深受其害。不過，這類造假行為大都屬於以圖財牟利為目的的奸商行為，與考古發掘現場的造假行為還是有區別的。從世界考古造假史上來看，在考古發掘過程中的造假事件並不鮮見。比如，1880年，史前考古學家戈特弗雷德‧奧索夫斯基（Gottfryd Ossowski）在波蘭南部的姆尼科卡（Mnikw ）洞穴遺址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和大量的動物遺骨以及數量超過8000件的骨製品。這些骨製品的造型有人物、幾何圖形、星形，還有成套的勺叉。當時澳大利亞和法國的學者認為這些物品是贗品，但其他東歐國家的研究者卻認為這些發現是真實可靠的。 1929年，這場真假難辨的爭論終於有了結果，因為發掘現場的工人們最終承認了那些骨製品是他們親手製作的。據說發掘開始以後，奧索夫斯基（0ssowski ）在遺址前只待了1年左右就離開了。因此，工人們有充分的時間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用未經加工的史前時期的遺骨加工出大量的骨製品。工人們造假的動機是貪圖錢財，因為凡是能夠發掘出精美的骨製品的人，都可以從負責發掘的人那裡獲得較多的獎勵。從事件的性質來看，此次造假事件並不是負責遺址發掘的學者所為，而是僱傭的工人幹的，儘管負責發掘的學者也應對此承擔一定的責任。 1991年，西班牙北部的蘇維亞爾達（Zubialda）洞穴遺址發現了冰河時期（即舊石器文化時期）的岩畫。許多研究者對此表示懷疑。通過科學分析，人們發現在這些洞穴岩畫使用的顏料中夾雜著昆蟲的足肢，換句話說，就是顏料中殘留著根本不可能長久保存的有機物質。另外，在顏料中還發現了現代人使用的做飯圍裙的人工纖維。這些證據表明，上述所謂的冰河時期岩畫中包含了現代人的造假作品。在舊石器考古史上最有名的造假事件要數英國的“闢爾當人”事件。關於此事，我國人類學家周國興先生在所著《人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一書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1911年，一個名叫道生（Dawson，1886～1938）的英國律師聲稱他在英國蘇塞克斯郡的闢爾當地方獲得了一些人類的頭骨碎片，同時找到一些粗陋的石器和種類相當古老的動物化石。他把這些化石交給當時英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鑑定。後來道生又和古生物學家在當地發掘了數次，又找到了一些頭骨碎片和半塊下頜骨。專家們將這些破碎的頭骨復了原，取名叫“曙人”，意思是最早的人，又取其發現地名稱之為“闢爾當人”。當時的英國學術界對這一發現反應十分強烈，特地組織了一個“闢爾當人研究委員會”研究這些化石。當時鑑定過該頭骨化石的一位牙醫認為“曙人”的上頜和下頜有很大差異，不屬於同一個個體。可是其他許多科學家對他的看法不以為然，最終還是認定“闢爾當人 ”是現代人的祖先，是最古老的英國人。由於“闢爾當人”的發現，英國突然間成了人類的起源地之一。這一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但是，“闢爾當人”在科學界很快就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討論。爭論的焦點是，“闢爾當人”的頭骨性質與現代人沒有重大區別，而下頜骨和犬齒卻與猿類特別是黑猿十分相似。人們無法理解一個與現代人十分相似的頭骨怎麼能跟一個黑猿的下頜骨結合在一起。 1953年，英國的幾位著名科學家從形態學、含氟量分析、物理測定、化學試驗等方面對“ 闢爾當人”進行了徹底的研究和分析。他們最後聯名發表了測定結果，證明“闢爾當人” 頭骨是晚期智人的，下頜骨和犬齒是用現代類人猿的材料假造的，在顯微鏡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該下頜骨上有人工刮磨的痕跡。而且，下頜骨表面的棕紅色是用一種名叫重鉻酸甲的化學藥物染成的，目的是為了顯示該化石的古老性。 1959年，研究人員再次用放射性元素含量分析的方法檢測了“闢爾當人”。結果測出“闢爾當人”頭骨的絕對年代是620年（上下誤差100年），而猿類下頜骨的絕對年代是500年（上下誤差100年）。真相大白後，人們發現這一轟動一時的早期人類的“大發現”，不過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學術騙局。原來，發現者道生事先把一個人的頭骨打碎，混到動物化石和石器中間，又從一個從亞洲歸來的英國水兵那裡買來一具雄褐猿的下頜骨，精心加工之後，用重鉻酸甲溶液和氧化鐵染成紅棕色，最後把它埋入地層中，經過幾年之後，再當作化石挖了出來。道生原想用這種不正當手段使自己出名，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落了個名聲掃地、被人唾棄的下場。 “闢爾當人”事件與今天藤村新一的造假案相比，前者的當事人道生在考古上是外行，而藤村新一是有多年發掘經歷的考古工作者。“闢爾當人”的造假範圍很小，是一個孤立的造假案，而藤村的造假活動如後文所述具有範圍大、時間長的特點。因而性質更為惡劣。在談到藤村的造假活動時，日本著名考古學家佐原真指出，“在世界舊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研究者本人在考古現場造假的案件，迄今為止僅此一例。”古往今來，在科學研究領域中能夠立身的，本應是那些忠於科學和學術，願為其獻身的正直之人。但是，科學研究隊伍中有時也會混入個別貪利忘義的學術騙子，這些人披著專家學者的外衣，幹的卻是違背科學精神的勾當。他們給學術界帶來的危害要比一般的文物造假者更大。四、“亡羊補牢”問題多藤村新一的學術造假行為在新聞媒體上曝光之後，在日本學術界和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各界人士紛紛譴責藤村的可恥行徑。不久前剛剛向藤村頒發了縣知事表彰的日本埼玉縣知事氣憤地稱此次造假事件是“日本的恥辱”。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和文化廳長官也分別表態，要求有關部門對事件進行詳細調查，並要求將審查的視野擴大到其他舊石器時代遺址。日本考古學協會會長甘粕健指出，此次造假事件“辜負了國民的信任”，是摧毀日本考古學基礎的“前所未聞的行為”。事件發生後，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迅速將藤村除名；日本考古學界的全國性學術團體日本考古學協會也對藤村做出了該會的最高處罰──令其退會；藤村本人以及他所在的研究所和有關發掘者的個人網站和個人主頁在網民的一片叫罵聲中關閉；藤村曾獲得的“相澤忠洋獎”也被撤銷、收回。日本全國各地的博物館，特別是東北地區的歷史學、考古學的專業資料館、博物館紛紛撤除了與藤村的發掘有關的展品和說明。與此同時，實教出版社、山川出版社、三省堂、東京書籍出版社等一批出版高校和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社分別向日本文部省提出申請，要求修改教科書中的有關內容。造假事件發生後受到最嚴重打擊的自然是日本考古學界。為了徹底查清此事，日本考古學協會於2001年6月設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前‧中期舊石器問題調查研究特別委員會 ”（以下簡稱“特別委員會” ）。對於特別委員會來說，首先要搞清的問題是，藤村造假事件的“受災面積”究竟有多大。這項工作主要通過兩個方面展開，一是給藤村施加壓力，讓其交代全部造假事實；二是組織力量重新排查驗證藤村涉足過的所有遺址。造假事件的當事人藤村新一在事件發生後，先是躲進了宮城縣的一家寺院“閉門思過”，後來又因“身體欠佳”住進了當地的醫院。2001年6月以後，特別委員會委員長戶澤教授多次到醫院找藤村談話，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藤村終於在同年9月下旬向特別委員會遞交了一份自1981年以來從事造假活動的遺址名單。名單中記錄的內容是令人觸目驚心的，藤村從事造假的遺址並非他最初所承認的兩處，而是多達42處！從藤村交代的造假遺址名單來看，他的造假活動涉及日本關東、東北地區的7個縣（道），即北海道（被造假遺址數為4處）、岩手縣（2處）、宮城縣（14處）、山形縣（6處）、福島縣（2處）、群馬縣（3處）、埼玉縣（11處）。在這些遺址中包括了近20年來日本舊石器文化考古中最著名的遺址，其中宮城縣座散亂木遺址、馬場壇A遺址和上高森遺址、福島縣一斗內松葉山遺址、埼玉縣小鹿坂遺址，都“榜上有名”。這些遺址和發現的遺物早已被冠冕堂皇地寫入教科書和歷史書中，變成了常識性知識。根據藤村提供的造假遺址名單，他本人承認的造假活動最早始於1981年發掘的座散亂木遺址，正是這個一度被認為對日本舊石器文化考古的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遺址讓藤村新一一舉成名。這就是說，藤村新一的成名始於造假活動，身敗名裂也緣於造假活動。他20 年來的考古發掘生涯，不過是一個學術騙子的可憎可恥的生涯！藤村交代的42處造假遺址使人們感受到了舊石器考古界“災情”的嚴重程度。然而，人們有理由懷疑藤村迄今為止交代的內容還不是他以往造假的全部內容。比如，在藤村提交的坦白材料中，他承認在座散亂木遺址的第13地層中出土的石器是他埋進去的，但他否認其下方更古老的第15地層中出土的石器與他的造假有關，這顯然不合情理。再如，1986年至1987年間，藤村等人曾對日本南關東的東京都多摩市新城建開發區進行了踏查和發掘。結果在該地區的471－B遺址的3萬年以上的地層中多次發現石器。藤村本人先後3次到過該地區，其中有兩次都親手發現了石器。另外還有一次是他用電話聯繫的方法，遙控指揮其手下的調查員進行發掘，結果也發現了石器。現在看來，上述調查和發掘過程以及出土的石器都有許多可疑之處。可是，在藤村交代的造假遺址名單中並未提到這個遺址。另外，最近還有人指出，藤村的造假活動恐怕不是始於1981年，而是在1976年就開始了。因為在1981年以前的幾次考古發掘中——包括座散亂木遺址第一次調查（1976年）、鹿原 D遺址（1978年）、山田上之台遺址（1980年）等，藤村也都不可思議地發現了舊石器。現在這些石器的性質已受到嚴重的懷疑。在和藤村本人進行交涉的同時，特別委員會還與各地考古團體合作，對藤村過去染指的遺址分批進行了排查。專家們對部分保存下來的遺址進行了重新發掘，但並沒有發掘出貨真價實的舊石器遺物，倒是在個別遺址中發現了過去未被挖出來的、“漏網”的藤村造假石器。更多的遺址在發掘結束後由於土地被另做他用等原因，已無法進行重新發掘，只能依靠原來的發掘記錄和出土的石器進行分析。經過對石器的分析，專家們發現有些遺址的石器的石材與遺址當地所產的石材不符，是來自遠隔數百公里的其他地方。這種現像明顯違反了舊石器時代人一般都是在生活所在地就地取材製作工具的常理（石器遠距離移動的現像一般出現在新石器時代以後）。另一方面，根據以往舊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可知，舊石器時代原始人的智力水平和工具製作水平要遠遠落後於新石器時代的原始人。因此，根據石器類型學的比較研究也幫助人們排查出一大批假石器或非人工加工的自然石。再有，在過去20年中，在東北地區出土的舊石器中有不少石器上帶有被鐵器劃過的划痕，划痕上的鐵殘留物形成氧化鐵，也就是鐵鏽的鏽斑。鐵器是文明時代的產物，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可能在年代久遠的舊石器上留下印記，比如隨著地層的變動，舊石器有可能被搬運到地表，與農耕具等鐵製工具相撞擊，從而留下划痕。在一般情況下，埋藏在較深地層中的舊石器是不會出現鐵器划痕的鏽斑。因此，那些不是從地表採集來的有鐵器划痕的石器，很可能不是舊石器時代的遺物。通過上述方法的綜合分析和排查，東北地區現有的大批前期和中期舊石器的性質遭到懷疑。至於那些由藤村新一親手挖出的“前‧中期舊石器”就更無法讓人相信了。通過上述兩方面的工作，一大批假舊石器被排查出來，一批所謂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正在等待最終的“判決”——將其從全國舊石器考古遺址名單中刪除。藤村的造假活動給日本舊石器考古界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創傷和損失。首先，他的造假行為使日本前‧中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發展步伐倒退了整整20年，使考古學界苦心編織出來的日本前‧中期舊石器時代編年體系頃刻之間土崩瓦解。他的造假活動還大大降低了日本國民和外國學術界對日本舊石器考古學家和考古成果的信任，從而使日本考古學界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其次，他的造假活動還在經濟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和損失。當年在發掘東北地方的舊石器遺址時，各地的行政機構和發掘團體為他的發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比如，在發掘北海道總進不動坂遺址、岩手縣瓢簞洞穴遺址、宮城縣上高森遺址、山形縣袖原3號遺址等4處遺址時，各遺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向藤村所在的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提供了總金額達232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40萬元）的發掘補助金。在援助藤村等人發掘埼玉縣秩父市的小鹿坂和長尾根兩遺址時，埼玉縣政府曾批准了一個補助金額高達8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50萬元）的預算計劃。今天，這一筆筆飽含納稅人血汗的發掘補助金也隨同藤村的假石器付諸東流了。在最近的對藤村造假遺址進行重新發掘調查的過程中，面對發掘團體提出的新的發掘補助金申請，各地方行政部門的反應已十分冷淡。五、重新驗證未“受災”遺址在日本考古學界加緊收集藤村造假證據的過程中，人們將懷疑的範圍逐漸擴大到戰後50年來日本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其他重要的遺址和遺物上，通過學者的討論，動搖了過去對這些遺址和遺物所下的結論。日本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正式展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此之前，儘管有一些個別的研究成果，但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並不承認更新世的日本列島有人類生存。所以考古調查一般是挖到更新世地層（即紅土層）時就停止了。 1946年，一位名叫相澤忠洋的民間考古愛好者在群馬縣岩宿地方的一處暴露的紅土層中發現了石器，接著，日本明治大學的考古學家在1949年對岩宿遺址進行了正式的發掘調查，結果也發現了石器。人們根據這一發現認定更新世的日本列島曾有人類生存，也就是說當時日本列島上存在著舊石器文化。在岩宿遺址發現後的10年裡，日本考古界在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地區的廣泛區域內也發現了埋藏於紅土層中的石器。並且，這些石器出土時都不伴有陶器。由於當時的考古學家還不能斷定這些石器就是更新世的遺物，因此不少學者並沒有直接稱之為舊石器文化，而是稱作“先繩紋文化”、“無陶器文化”或“前陶器文化”。直到1980年代以後，隨著更新世地層的確認，才有更多的學者開始使用“舊石器時代”的稱謂。關於日本舊石器時代的分期，日本學界一般採用國際流行的分期法分為前期、中期、後期三期，其中前期的下限年代為13萬年前；中期為13萬年前—3、4萬年前；後期為3、 4萬年前—1萬年前。另外，也有些學者採用兩分法，即以3萬年前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在對日本列島更新世地層的遺物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一項特殊的研究在1960年代以後迅速發展起來，這就是火山灰地層編年學。日本列島是一個多地震、多火山的國家，素有“火山國”、“地震國”之稱。更新世晚期的日本列島，火山活動頻繁，火山噴發劇烈，且規模很大，成為當時日本列島自然環境的一大特色。人們在研究中發現，大約在2‧5萬年前，九州南部的鹿兒島地區曾有過一次大規模的火山噴發，火山灰覆蓋了日本列島的大部分地區，並且還散落到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由這次噴發造成的火山灰層被稱作“蛤良‧丹澤火山灰層”，簡稱“AT火山灰”。該火山灰層今天成為人們劃分後期舊石器時代的標誌性地層。通過對火山灰層的對比，可以大體把握各地出土的後期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編年。不過，大量的火山灰土壤的存在也給日本舊石器時代考古，特別是前‧中期舊石器考古帶來了一個很不利的因素，即舊石器時代的骨角等有機物質極容易被火山灰的酸性土壤溶解。世界上其他鹼性土壤較多的地區，骨角等有機質物質可以保存下來，因而能將人骨、動物遺骨、骨角製品和出土石器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和分析。然而日本的舊石器考古研究中可利用的骨角材料很少，特別是前‧中期舊石器考古研究中可利用的只有石器。這樣一來等於規定了日本的前‧中期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只能走對石器進行詳細研究這一條路。戰後日本舊石器時代史的研究大體上可以1980年代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出土的遺物和少量人骨都屬於後期舊石器時代。1980年代以後，前‧中期舊石器考古發現明顯增加，但這期間的許多成果與藤村的造假活動有關。在藤村的造假活動敗露之後，前‧中期舊石器的研究成果被基本否定，由此還使人聯想到3、4萬年前至1萬年前的後期舊石器時代的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問題。迄今為止，據稱日本考古學界已在日本列島上發現了5000處以上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與此同時，還發現了一些屬於晚更新世的人骨化石，其中包括著名的明石人、葛生人、浜北人、三日人、牛川人、港川人、聖岳洞穴人等人骨化石。在過去的討論中，這些人骨化石一般被認為是證明日本舊石器時代人存在的“鐵證”。雖然1980年代以後出現了一些反對意見，但這些反對意見並未受到重視。在一般歷史書和教科書中，肯定這些人骨化石的真實性的觀點仍佔上風。藤村造假事件發生後，上述這些後期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的性質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通過對實物的重新調查，一些學者對過去的主流觀點提出強烈質疑。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者是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人類學部部長馬場悠男教授。馬場不是考古學家，而是人類學家。他對舊石器時代史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為了尋找爪哇人，他曾在印度尼西亞從事過近20年的發掘工作。他認為，日本學界以往關於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的研究結論並不是無懈可擊的，這些研究結論中存在著不少問題，諸如將人骨化石的年代提前，誤將動物遺骨認作人骨，以及舊石器中混入了新石器等問題。他在研究了日本舊石器時代人骨化石後，提出了一些不同於傳統結論的新見解。下面略作介紹。葛生人是1950年以後在栃木縣葛生町發現的化石人骨。過去被認為是舊石器時代遺物，屬晚更新世晚期。現存有8件人骨化石。在最近的調查中發現，這8件人骨化石中只有4件是人骨化石，其他4件是動物遺骨。馬場認為，這些人骨與沖繩那霸市發現的港川人骨毫無相似性，而與繩紋時代以後的人骨卻有不少共通特徵。因此葛生人有可能是全新世的人骨。牛川人是1975年在愛知縣牛川礦山發現的，包括一塊上肢骨化石和一塊大腿骨化石。過去鈴木尚等人類學家認為，牛川人屬早期智人，其上肢骨來自一位個子極矮的女性。近年來，馬場等學者斷定牛川人的上肢骨化石不是人骨化石，而可能是來自小猛獁象身上的一塊腓骨。明石人是1931年在兵庫縣明石市發現的一塊髖骨化石。該化石原件在太平洋戰爭的空襲中焚毀，現只保存著根據原件製作的石膏模型。發現者直良信夫曾認為明石人是古人（或稱尼人、早期智人），1980年以後，通過對世界各地的髖骨化石、特別是港川人髖骨的比較研究，馬場等人認為，明石人既不是直立人，也不是古人，而是新人（晚期智人）。而且，由於它與港川人沒有共通之處，所以極有可能屬於繩紋時代以後的人骨。另外，1960～1962年在靜岡縣浜北市發現的浜北人骨和1959～1961年發現的靜岡縣三日人骨近來也被認為與繩紋時代人骨很相似。馬場認為，在以往著名的舊石器時代化石人骨中只有沖繩縣港川採石場發現的港川人骨具有舊石器時代人的特徵，港川人與其說與山頂洞人相似，不如說與印度尼西亞的瓦克加人更為接近，其化石年代大致屬於晚更新世後期，距今約18000年前。六、排查工作中的“案中案” 以上這些人骨化石出土時均未發現石器。在日本的舊石器時代考古中，人骨化石和舊石器同時出土的遺址只有九州地區大分縣本匠村的聖岳洞穴遺址。聖岳遺址的第一次調查發掘是在1961年～1962年間進行的。負責此次發掘的是九州地區著名的考古學家、別府大學教授賀川光夫。在這次發掘中除出土了石器和大量的動物遺骨以外，還發現了一個不十分完整的人的頭蓋骨。當時，發掘者們將石器斷定為舊石器，所以其人骨化石也被認定為舊石器時代的人骨，其年代被推定為晚更新世晚期。由於是人骨和舊石器同時出土，該遺址受到格外的重視。不過，在發掘之後，關於遺址地層的年代和石器的性質也引起了一些討論。 1999年以別府大學文學部長後藤宗俊和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考古學部部長春成秀爾為首的考古學家組成發掘調查團，對聖岳遺址進行了第二次調查。通過再調查，學者們對第一次調查的結論提出懷疑。首先，關於第一次調查所獲聖岳人頭骨的性質，過去的結論認為，該頭骨與1～2萬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101號頭骨十分相似，於是將其年代確定為14000年前。在第二次發掘調查中，專家們在前次出土頭骨的地層、即聖岳遺址第三層堆積層中也發現了人骨。但是經過對遺址的地層和各種遺骨、遺物的測定，所獲的年代數值相當不一致。其中，人骨的年代大約在550年前（相當於日本中世紀的室町時代），而包含了人骨的地層的年代為380年前～ 100年前，屬於江戶時代的堆積層。此外，馬場悠男等學者不久前也對前次發現的聖岳人骨進行了類型學的分析。分析結果是，聖岳人頭骨無疑屬於現代人的頭骨。該頭骨不具備過去所說的山頂洞人的那些原始性特徵，其形態與江戶時代人骨十分相似。其次是石器的問題。在第二次發掘調查中，專家們在前次發掘的地層中又出土了一些石器。但石器的年代也是十分不統一。其中有2～3萬年前的舊石器，也有1萬數千年前的石器，還有不到1萬年的石器，而且這些石器都出土於同一地層。故此，專家們對前次出土的舊石器也提出了否定的意見。在第二次調查的發掘報告中有這樣一段結論：“在這個洞穴中發現的用黑曜石製作的一組石器是從該遺址以外的其他遺址 ——也許是位於長崎縣、佐賀縣以及福岡縣的遺址——的地表採集到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些石器是在過去的某一時間裡被帶到這個洞穴中的。” 為了進一步澄清聖岳遺址石器的石材產地和年代，別府大學於2001年1月邀請17名考古學專家組成“聖岳問題研討委員會”，再次對1961～62年第一次發掘調查時出土的舊石器進行了分析。檢測結果表明，第一次發掘時出土的12件用黑曜石製作的石器中，有4件屬於後期舊石器時代，有7件是繩紋時代（即日本新石器時代）後期或晚期的製品。這7件石器所用的石材來自180公里以外的佐賀縣伊万里市的腰嶽山地。另有一件石器的年代性質不明。這一結果說明，在過去被認定為舊石器的12件石器中，混入了7件繩紋時代的石器。也就是說，這些新石器的存在使聖岳遺址石器失去了印證該遺址出土的人骨化石是舊石器時代人的作用。第一次發掘調查的負責人賀川光夫教授在得知上述複查結果時，心情十分沉重。但他還是真誠地要求學術界以現代的觀察方法，搞清聖岳遺址的諸多疑團。這時正值藤村造假案事發，於是有的日本新聞媒體根據聖岳遺址的舊石器中混入新石器的事實，懷疑聖岳遺址的第一次發掘調查與藤村遺址的造假案有“異曲同工之妙”，推測聖岳遺址的第一次調查中，可能存在著“第二雙上帝之手”。媒體的報導使78歲高齡的賀川教授心情感到十分壓抑，他一再表示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要偽造石器。為抗議媒體的指責，他於2001年3月9日在家中上吊自殺。賀川教授在自殺前曾談到，“（聖岳遺址）石器在形態上缺乏統一性，這一點在當初發掘時就有疑問，並且在發掘報告中也指出過。我歡迎用現代的觀察角度重新審視40年前的結論。” 聖岳遺址的早期發掘調查中是否存在人為造假的事實，現在還不清楚。但是，根據近來多數學者的“會診”，該遺址的可靠性已大大降低，正如春成秀爾所說，聖岳人在學術上“ 已不能使用了” 。賀川教授的死是令人惋惜的，畢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證據表明聖岳遺址的新石器是由發掘者自己埋進去的，今天聖岳遺址中發現的問題可能與當初學者的學術判斷失誤有關，而不是故意為之的結果。七、造假事件的學術背景舊石器考古造假事件發生後，關心此事的人們不禁要問，藤村的造假活動為什麼得以持續 20年（而且很可能要超過20年）。在這20年中，藤村的足跡遍及日本國內的180多個遺址，他本人已交代的造假遺址達42處。如此大範圍的學術造假活動為什麼始終沒有被日本考古學界徹底揭露和批判，為什麼最終斬斷這雙“上帝之手”的是新聞媒體的記者，而不是考古學家。這樣的事實如果僅用藤村的造假之術極為高明之類的理由來解釋，恐怕是很難說服人的。痛定思痛，現在有不少學者逐漸認識到，正是日本舊石器考古界的發展現狀使藤村這樣的造假者有機可乘，有空可鑽。造成考古學界未能及時揭露藤村的造假活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考古學界自身的原因，也有考古學界以外的原因。從學術的角度來看，致使整個考古學界上當受騙的原因至少可從兩個方面來總結，一是日本舊石器考古的主流學術觀點無形中對藤村的造假活動起了保護傘的作用；二是學術體制和學風存在缺陷和偏差。實際上，藤村的造假手法並不復雜。他偷埋石器的方法不外乎兩種：一是在相應的地層中挖一個坑穴，埋入一組石器。二是用“大面積播撒”的方法，在遺址的較大範圍內分散地埋入石器。在出土石器後，藤村一般都會請專家測定地層年代，地層的年代一旦確定，石器的年代也隨之確定。過去學術界之所以相信了藤村的發掘成果，就是因為他“ 發現”的石器出土於古老的地層。實際上，舊石器的年代確定方法，除了查明石器包含層的地層年代，還需要對石器進行石器形態、加工技術和區域特點等類型學方面的分析。那麼，過去日本舊石器考古中為什麼偏重地層的檢測而忽視了類型學的研究呢。這恐怕與舊石器考古界多年來形成的主流觀點有關。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圍繞日本是否存在前期和中期舊石器問題，考古界曾有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有兩個觀點對後來的考古發掘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個就是今天日本舊石器考古的泰斗人物、日本東北大學教授芹澤長介提出的“層位優先於型式”的觀點。所謂“層位優先於型式”是指在判斷前期和中期舊石器的年代時，應優先考慮出土物所在地層的年代，而不是對石器本身的類型學研究。如前所述，日本列島上的酸性火山灰土壤使石器以外的前‧中期舊石器遺物很少保存下來。另外，和歐洲和中國等國家的舊石器考古相比，日本舊石器考古開展的時間較短，積累的經驗、知識和發掘成果還不多，有關舊石器型式的研究觀點還不成熟。這些都是導致過去較長時間裡，人們很容易接受“層位優先於型式”觀點的重要原因。再有，除少數專家學者外，一般的發掘者很少有人了解複雜的石器加工技術的編年方法。對他們來說，用“層位優先於型式”的觀點來判斷石器的製作年代無疑是最便捷易行的辦法。正是這樣一種學術上的認識，使藤村的造假活動變得不易被人察覺。就是說，只要他能從十幾萬年前的地層中挖出石器，那麼人們肯定會堅定不移地相信他挖出的石器是前期舊石器。另外一個重要的學術觀點是有關舊石器的加工技術。舊石器時代人加工製作石器，是人腦的發達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適應自然環境的結果。但是，人類加工製造工具的技術會受到各種客觀條件（特別是人類自身進化水平）的限制。譬如腦容量的大小和人的手臂骨骼的演化，前者決定了人的智力的高低，後者決定了人手的靈活程度。就是說，人的智力和手的靈活性的不斷提高決定了石器加工技術的進步。考古學的實踐經驗也證明，屬於較晚時代的較先進的石器加工技術是不可能出現在較早時代的較原始的石器文化中的。在六七十年代的討論中，日本的舊石器考古學家注意到日本的前陶文化中存在著稱作磨製石斧的石器。經過一番討論，學術界逐漸默認了日本舊石器文化中存在磨製石斧的觀點。也就是說，把擁有磨製石斧的文化當作舊石器文化來看待。這一點與已有多年研究積累的歐洲的舊石器文化編年全然不同。在歐洲的舊石器文化中雖然存在著磨製的骨角器文化，但不存在磨製石斧。從世界範圍來看，磨製石器的加工技術是在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開始出現，並在新石器時代才普遍被採用的。日本在舊石器時代的較早時期已存在磨製石器的說法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是可以探討的。但是這一觀點也容易使人們產生一種誤解，即日本的舊石器文化中既然存在磨製石斧，那麼在前期舊石器時代文化中存在繩紋時代的石器加工技術似乎也是可能的。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前期舊石器中存在的“壓制法”加工技術問題。最近，竹岡俊樹等學者在審查藤村曾參與發掘的宮城縣馬場壇A遺址、高森遺址的出土石器時，發現有用“壓制法”製作的石器。所謂“壓制法”（日本稱“押壓剝離法” ）是打製石器中一種比較精細的間接加工技術。用“壓制法”製作石器時，是先將石料初步打造成型，然後用石製或骨製的壓砸器沿著石片的邊緣用力按壓，以便壓出更理想的邊刃。用“ 壓制法”製作的石器上會沿石片邊緣留下淺而長的按壓痕跡。這種技術對人手的結構和手指的靈活程度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一般認為，它是在打製石器的較晚階段才出現的一種石器加工技術，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都不可能採用這種技術。竹岡俊樹、西秋良宏等學者進一步指出，打製石器中使用“壓制法”的時代上限，在東西伯利亞地區始於2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後期；在歐洲始於18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後期；在西亞始於1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南非始於9～10萬前的中石器時代；而日本可以證實的實例出現在後期舊石器時代結束期的13000年前。可見，日本前期舊石器中出現這一技術是極不自然的。用竹岡俊樹的話說，就好像是300年前的江戶時代人使上了電子計算器。可是，日本東北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權威學者芹澤長介、梶原洋、鐮田俊昭等人都認為，既然上述石器出土於更新世地層，那麼直立人會使用這種技術也是可能的。後來發生的事件表明，所謂日本前期舊石器中用“壓制法”製作的石器，實際上是藤村埋入的繩紋時代的新石器，而不是舊石器。以上提到的“層位優先於型式”和日本舊石器時代已擁有先進的石器加工技術這兩種見解，構成了藤村舊石器造假事件的學術研究背景。從一定意義上說，上述兩種觀點妨礙了今天的研究者識破藤村的把繩紋時代的新石器埋入古老地層的簡單騙局。八、研究體制上存在的問題不少日本考古學界人士在藤村造假事件發生後的自我反思中，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造假事件不只是藤村的個人問題，還與目前日本考古學界的研究體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有很大的關係。這些弊病和缺陷侵蝕了考古學界的“肌體”，使考古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出現偏差，藤村造假事件只不過是其中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根據日本考古學人士的反省，目前舊石器考古學界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弊病之一：只重視發掘、發現，忽視研究的傾向十分嚴重。這種現象與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考古學界的異常發展有關。 20世紀60年代以後實施的國土改造計劃，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泡沫經濟時期”的大規模的國土開發事業，造成大量的遺址被破壞。據說日本近年來每年都要進行1萬件左右的考古發掘。其中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有計劃的發掘調查只佔二三百件，其餘絕大多數的發掘都屬於開發建設之前的搶救性發掘。發掘工作結束之後，多數遺址都隨著繼之而來的開發行為從地上消失了，保存下來的只有發掘時的記錄。就像狼吞虎咽式的進食會導致消化不良一樣，大量的發掘帶來的一個後果是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詳細的研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忽視研究的傾向。日本每年出版的考古報告大約有3000多種，這一數字要大大少於發掘的件數。研究者們所依據的考古信息有時不是發掘報告，而是在新聞報刊和一些專業期刊上公佈的簡單報導。在這種情況下，發掘者的未經深思熟慮的判斷往往被當成了正式的結論。例如，在藤村新一親自參加發掘的33處遺址中，有6處遺址至今沒有出版正式的發掘報告，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上高森遺址。可是，該遺址的所謂的發掘成果和結論很快就被寫入由6家出版社出版的14種教科書中，在日本社會上廣泛傳播。如果說民間的考古學研究團體不懂考古學的學術研究規範，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麼專業的考古工作者不按規範操作，就屬於明知故犯了。數年前，北海道札幌國際大學的一位考古學副教授在北海道下美蔓西遺址發現石器後，在未對石器出土地層進行詳細的年代測定的情況下，便向新聞媒體公開宣布發現了50萬年前的石器。這一實例充分反映出近年來日本舊石器考古研究中存在的缺乏深入的研究，不按學術規範辦事的浮躁作風。考古學研究的內容，除了最初的發掘工作外，更主要的是要對考古發現進行整理、分析、報告和論證。多年來，日本舊石器考古中存在的只重發掘、忽視研究的傾向，實際上是錯誤地強調和誇大了考古學研究的最初階段的工作。這種缺乏深入研究的考古學是不可能進步的。弊病之二：對違規操作的民營發掘公司和實體失於管理和監督。在大量出現的遺址面前，訓練有素的專業考古工作者的人手明顯不足。於是日本社會上湧現出許多民營的以考古發掘為業的公司和實體。藤村新一所屬的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實際上也是這樣的發掘實體之一。這些公司和實體更是以發掘為主業。對他們來說，發現是第一位的，只有不斷地在發掘現場“有所斬獲”，才能對向他們提供發掘經費的部門和機構做出滿意的交代。造假者藤村新一在談到他以往的業務活動時說：“有些遺址如果每年不挖出東西來，就無法得到地方行政機構提供的發掘補助金，從而也就無法向發掘地的土地主人交付感謝金。” 另外，藤村在談到在上高森遺址造假的動機時，曾提到上高森遺址的發掘成果不如其他遺址，這使他很著急，於是採用了造假的辦法。這是否是他造假的真實動機姑且不論，但他的這種心態恐怕也反映了許多民營的發掘公司和實體的心態，在這種心態的背後，人們不難發現支配著藤村的發掘行為的，不是考古學的原則和規範，而是名譽和金錢。在這裡，嚴肅的考古學研究行為已經蛻變為“你給錢，我交貨”的商業行為。在利益驅動之下，民營的發掘公司和實體總要想方設法地挖出東西來。然而，考古學研究本來是十分嚴謹的科學研究行為，考古發現不過是這種行為的結果。在科學研究領域中，資金的投入與科研成果的收穫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繫。在人類的科學研究活動中，失敗的概率往往要高於成功的概率。就考古學研究而言，即便是最正規的考古發掘，在發掘中一無所獲也是屢見不鮮的。對本來殘存遺物就很稀少的舊石器考古來說，更是如此。相反，日本舊石器考古學中那些每挖必有的發掘現象，才是最不正常的。因為這違反了以往日本舊石器考古的經驗和常識。對舊石器考古有豐富經驗和知識的馬場悠男教授曾指出，由同一支發掘隊伍在不同的發掘地點或同一地點的不同自然堆積層中不斷發掘出舊石器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的話，其概率也只有幾兆分之一。他還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舉例說，在印度尼西亞桑基蘭地區尋找爪哇猿人化石的考古發掘中，儘管來自不同國家的發掘隊進行了大量的發掘，但在過去100年中只有3次挖掘出了少量的遺物，這與過去20年藤村新一在日本東北地方的發掘中連續不斷地發掘出數以百計的舊石器的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僅憑這一點就足以對藤村的發掘提出懷疑。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迄今為止日本考古學界對民營發掘公司和實體的在考古發掘中存在的違規行為缺乏有效的管理、監督和審查的辦法。這種失控的局面很容易使一些民營發掘公司和實體發展成為造假活動的溫床。弊病之三：學術體制帶有封閉性，缺乏積極的學術批評。許多學者都曾指出日本學術界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的一個表現是日本考古學家一般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國際學術界討論。在日本筑波大學講授考古學的英國學者麥克‧ 哈德遜指出：“國際學術雜誌一般比較嚴格，但能做出徹底的評價和批評。（日本考古學者）由於不在那樣的雜誌上發表成果，只在國內討論，因此審稿關過得太輕鬆了。” 這種封閉性的另一個表現是考古學教育的知識面較窄。執教於日本上智大學、專門從事日本舊石器考古研究的美籍教授CT凱利指出，在日本，學習考古學專業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一般僅限於考古學的知識，而很少接受與考古學有密切關係的相鄰學科的知識教育，如地質學、年代測定學、花粉研究、古生物學、古生態學、文化人類學等。這種教育狀況造成學生的知識面十分狹窄。熟悉日本學術界的人都知道，日本的研究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學術小團體、小圈子。與日本學者交流的外國人很快就能發現這種小團體的存在。這種小團體內部的人際關係類似一種家長制：著名而年邁的教授是這種小團體的領袖，他對小團體成員的學術研究活動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人際關係上，下級的教師和學生要服從上級的教師和領導者的意見，不然就會遭到小團體的排斥。 CT凱利教授批評這種以結成小團體為特徵的學術研究體制是一種封閉式的研究體制，它是日本傳統社會的一些特點（如強迫性的對集團的順從、階層式的社會結構、權威主義、秘密主義等）在學術研究體制中的反映。由於上述小團體利益的存在，學者們在進行學術交流時也變得十分小心謹慎。學生一般不能對老師的學術觀點提出批評，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大多迴避“正面衝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學術批評往往被認為是人身攻擊。進行公開批評的人往往會受到冷遇，或是面臨被封鎖資料、斷絕學術來往的困境。凱利教授就有過類似的經歷。他曾與藤村新一等東北地區的舊石器考古人員有密切的交流，多次被邀請參加會議，參觀石器。可是當他撰文對東北地區的舊石器考古成果表示懷疑後，他很快便從這些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了。另一位對東北地區舊石器考古成果表示懷疑的學者竹岡俊樹也遭到同樣的冷遇，他所持的批評見解使他再也看不到東北地區的舊石器實物了。對學術名人的批評就更不容易了。這種批評往往被忽視，甚至被認為是不懷好意。此次舊石器造假事件可以說是輕視學術批評而導致極端后果的一個典型案例。實際上，在藤村的造假活動敗露之前，至少有三篇有份量的學術論文對藤村的發掘成果提出質疑。其中包括小田靜夫和CT凱利合著的《宮城縣的舊石器及其“前期舊石器”時代研究批判》（《人類學雜誌》第94編第3號，東京，日本人類學會，1986年7月出版）、竹岡俊樹著《“ 前期舊石器”究竟是怎樣的石器》（《舊石器考古學》第56號，舊石器文化談話會，1997 年5月出版）、竹花和晴著《法國阿拉貢洞穴遺址與日本的前期舊石器文化》，（《舊石器考古學》第59號，舊石器文化談話會，2000年2月出版）。這些論文根據歐洲國家舊石器文化研究的成果和經驗，指出藤村的前期舊石器發掘成果有許多可疑之處。然而，這些中肯的批評很快就被湮沒在對藤村的一片讚揚聲中，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坦率地說，日本舊石器考古學界只要稍加留意，是不難發現藤村的造假事實的。實際上，在藤村造假事件發生之後，學者們很快就從藤村發掘過的遺址遺物中尋找出大量的疑點。譬如，（1）一般的舊石器遺址在出土石器時還會出土大量的剝片，並且大多是集中出土的。這樣的地點往往是舊石器時代人的生活遺址、石器製作場所或石器廢棄場所。可是日本的前 ‧中期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很少有這樣的石器和剝片的集中地。即使有也是小規模和分散的，並且遺物的數量很少。（2）一般的舊石器出土現場都會發現大量的拳頭大小的礫石和一些小兒頭骨大小的石塊，這些自然石有的是作為加工石器的平台，有的有燒黑的痕跡，表明是火塘用的石塊。可是日本的前‧中期舊石器出土時並未發現這種自然石。（3）在一般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除石器和剝片外，往往還可以找到木材和骨片的碳化物，這是用火燒製食物後留下的。但日本前‧中期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卻找不到這樣的碳化物。（4）在石器和剝片集中的地方，往往可以發現同樣質地的石器和剝片的拼合關係，這反映了石器的製作過程。可是在日本的前‧中期舊石器遺址中，石器都是單件的，找不到石器和剝片之間的拼合關係。過去日本舊石器考古中唯一的石器拼合的例子，是前述山形縣袖原3遺址和宮城縣中島山遺址分別出土的兩件可拼合石器。而這兩處遺址相距甚遠，這本身就與常識不符。現已證明這個唯一的例子不過是藤村造假的結果。（5）在一般的舊石器遺址中，除出土的石器外，還存在大量的與石器製作有關的遺物，如打擊石、石核、剝片和碎片等。此外，還往往可以找到還未製成就已殘破的石製品。可是在日本前‧中期舊石器遺址中，找不到顯示石器製作過程的遺物。同時，在遺址中發現的石器，即使是很小的一個剝片都是有使用痕蹟的石器，找不到一件未完成的石製品。這就是說，日本的舊石器時代人在加工石器時從未生產過次品。實際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6）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地層往往會由於一些自然的原因（如土壤流失、樹根的生長、地層因在冰河期和間冰期反复凍結和解凍而產生變動等）而出現上下移動的現象，因此地層中的石器等遺物也會隨著土層的移動而移動，不可能處在同一水平面上。可是日本前‧中期舊石器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是在同一水平面上被發現。（7）舊石器深埋於更新世地層中，由於地層的壓力，土壤會緊緊地貼在石器表面上，不易脫落。可是日本的前‧中期舊石器出土時往往表面很光潔，很少有泥土。另外，日本更新世的土壤是紅色的，然而日本前‧中期舊石器表面的紋理中卻時常能觀察到黑色土壤，即繩紋時代的土壤。通過上述對舊石器的分析和比較，足以證明過去20年中出土的日本前‧中期舊石器發掘和研究存在嚴重問題。然而遺憾的是，在此之前除極少數人外，日本考古學術界多數學者都未能從上述角度詳細分析藤村發現的“舊石器”。上述種種弊病對日本考古學界的危害，就像病毒對人體的侵害一樣，造成學術界自身免疫功能的低下。當遇到藤村造假事件這樣的惡性事件時，學術界不能有效地發揮應有的自淨能力，及時制止他的造假活動。這一點恐怕是藤村的造假活動得以猖獗20年而未被發現的最主要原因。由此可見，遵循學術規律，嚴守學術規範，整肅學術風氣，開展積極的學術批評，提高學界的自淨能力，對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和科學的進步來說是何等的重要！這一經驗教訓，不僅是日本學術界，而且也值得其他國家的學術界認真參考、借鑒。九、新聞媒體的反思：考古學報導中的新聞性與科學性在不久前舉行的2001年度日本新聞協會獎評選活動中，《每日新聞》社的舊石器造假事件報導組，以其在揭露藤村造假活動中的“驕人戰績”，當之無愧地獲得了此項大獎。《每日新聞》的記者在此次學術打假“戰役”中，堅持了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良心，通過周密的策劃和翔實的報導，最終取得了“完胜”。應當說其功不可沒。那麼，日本新聞媒體以往的考古學報導是否都無可指摘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就是同一家《每日新聞》社，曾在數年前以最高的報導規格，用整版篇幅報導了藤村在宮城縣高森遺址的發掘。這次報導和該報社以往對藤村新一的舊石器發掘活動的報導，如果從新聞報導的性質來說，都屬於誤報。藤村造假事件發生後，日本許多學者和關心考古學的公眾都認為，日本新聞媒體也應從此次事件中認真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日本雖然國土狹小，但在當今世界上卻堪稱考古發掘大國。考古學在日本國民中擁有大量的關心和支持者。這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 1972年日本奈良縣高松塚壁畫古墳發現後，社會上的考古學熱迅速升溫。社會上對考古學信息的需求促使日本新聞媒體對考古學的信息特別關注，每逢有重要的考古發現，新聞媒體總要連篇累牘地報導，其數量之多，也是其他國家少有的。撰寫有關報導的記者，有些已具有相當專業的考古學和歷史學知識。但是，像考古學這樣的學術報導，與一般的社會新聞報導相比難度更大，令記者難以把握的問題也更多。因此在考古學的學術報導中也時常會出現偏差和失誤。日本學術界和一般讀者對新聞媒體的考古學報導的不滿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只重快速報導而忽視了事實描述的準確性。日本的考古學報導是十分高效和及時的。在考古現場常常能夠看到新聞記者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在所報導事實的科學性和全面性上卻存在不足。而且，第一次報導所產生的衝擊力和影響力越大，在後續報導中要修正這種影響就越難。例如，前些年在佐賀縣吉野里地區發現大規模的彌生時代環壕聚落遺址時，許多人都聯想到了1800年前在日本列島上存在的邪馬台國和有關邪馬台國地理位置的學術討論。嚴格地講，這些聯想只是學術上的某種推論，吉野裡遺址的發掘最終未能證明邪馬台國的地理位置在哪裡。但是當時的新聞報導為了吸引讀者，在標題和報導中使用了“邪馬台國出現了”、“邪馬台國就在這裡”等結論性的措辭，致使有些讀者誤認為古代的邪馬台國就在吉野里地區。又如，在發現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青森縣三內丸山遺址(約5500～4000年前)的大型建築遺址時，媒體報導中將該遺址形容為“繩紋城市”。但實際上，現在學術界沒有人認為在屬於新石器時代的繩紋時代，日本已經出現了城市。因此“繩紋城市”的提法等於是對讀者的誤導。另外，新聞媒體對考古發掘成果的報導經常使用“最古老”、“最完整”“ 最大級別”等詞彙，這種對考古學遺址遺物的評價，很難判斷它究竟有多少科學依據，同時也是對考古學研究目的的一種曲解。另一種不滿是認為新聞媒體在報導中只重視發現者的觀點，在徵求其他學者的意見時，大多選擇其中有利於發現者觀點的內容報導。例如，在有關邪馬台國地理位置的學術討論中，有讀者批評說，新聞媒體更多的是採用“大和說”的觀點，而無視“九州說”的觀點。在舊石器發掘報導中也存在相同的情況，比如，在近年來有關上高森遺址的報導中，很少能看到懷疑者和反對者的見解。學術報導要注意的問題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即如何處理好新聞的時效性與學術報導的科學性的關係；如何在報導中對各種不同的學術觀點進行取捨；如何處理好新聞語言的特殊要求與學術語言的準確性的關係。這些問題，不僅是日本，而且也是所有國家的新聞媒體在報導學術消息時都會遇到的普遍性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看來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十、造假事件與社會文化心理在過去20年中，藤村新一的奇特的舊石器發現史始終未能引起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日本國民的懷疑，這一事實本身也是令人深思的。應當說在過去20年中，日本社會對藤村的發掘和發現寄予了極大的期待，但是卻缺少了科學的、批判的眼光。造假事件發生後，韓國報紙《朝鮮日報》駐東京分社社長朴正薰指出，日本媒體過去對藤村發掘“成果”的大肆報導以及民眾對舊石器考古的關心，“無意中流露出了日本人希望擁有亞洲最古老歷史的心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中，日本在經濟上取得高速發展，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物質生活的富裕和國家地位的提高也使有些日本人心中滋長出一種盲目的民族自豪感，患上了一種夜郎自大症。藤村新一的在舊石器考古發掘中的越挖越古的“ 成就”正好迎合了這樣一種巴望日本成為政治大國、文化大國、歷史大國的社會文化心理。日本的右翼分子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更是極力鼓譟、推波助瀾，推動社會文化的右傾化。不久前的“歷史教科書問題”便是社會文化右傾化的一個極端的體現。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中，一些右翼的所謂自由主義史學家打著為下一代年輕人重樹信心的招牌，不惜在歷史教科書中顛倒黑白，篡改歷史事實，因而遭到亞洲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譴責和批判。但是作為日本最高文化指導機構的文部省卻置亞洲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正義感情於不顧，極力為那部臭名昭著的《新歷史教科書》辯護，並強行通過了該教科書的審定。藤村造假事件發生後，日本社會上的一些有識之士把此次造假事件與“教科書問題”相聯繫，激烈抨擊了文部省的教科書審定制度。他們指出，“（像上高森遺址那樣的）連考古報告都沒發表的遺址，為什麼能被寫進教科書呢！另一方面，文部省在隨軍慰安婦和對亞洲國家的侵略問題上，卻拼命為教科書辯解，聲稱證據不足。為什麼對此次（造假）事件的處理這麼簡單。這兩件事的處理上的落差，說明了什麼呢！” 不久前，日本考古學的權威人士、考古學協會會長甘粕健向學界發出呼籲，要求考古學研究者將此次事件視為考古學界的結構性危機，要為日本考古學的再生團結奮鬥。實際上，日本考古學的再生不僅需要考古學家的努力，而且也需要日本社會上關心考古學的人們調整心態，正視本國的歷史，真正把考古學視為一門科學，用實事求是的眼光看待本國考古學研究的現狀。只有這樣，才能防止日本舊石器時代考古這門還十分年輕的學問被某些人用來作為誘導社會文化心理的工具。也只有這樣，才能有助於防止此類考古造假事件的再次發生。（全文完）2002年4月附註：本文為避免繁瑣，沒有對文中引用的資料和學術觀點一一作注。在此僅將文中所引參考資料一併羅列如下：一、有關此次造假事件的新聞報導，主要依據了日本《每日新聞》2000年11月5日至2002 年2月15日的所有有關報導，計100餘篇。二、日本學術界在事件發生後發表的批判性文章和研究成果： 1、每日新聞社編：《發掘捏造》，每日新聞社，2001年。 2、春成秀爾編：《驗證‧日本的前期舊石器》，學生社，2001年。 3、春成秀爾編：《“前期舊石器問題探討”學術討論會發言要旨》，每日新聞社資助出版，2001年1月。書中收入了佐原真、小田靜夫、春成秀爾、岡村道雄、馬場悠男、松浦秀治等人的講演稿。 4、每日新聞社編：《立花隆訪談——追踪“舊石器捏造發掘事件” 》，每日新聞社， 2001年3月。 5、聖岳洞穴發掘調查團編：《大分縣聖岳洞穴的發掘調查》，2001年3月。 6、日本《考古學研究》雜誌48卷2號，2001年8月。 7、《季刊考古學》雜誌第74號，特輯“前期舊石器文化的諸問題”，2001年。 8、日本《歷史評論》2001年2月號和7月號上所載文章。 9、日本《人文學與信息處理》雜誌第34號，勉誠出版社，2001年。 10、日本《科學》雜誌，2001年第2期、第3期所載專集“驗證‧舊石器發掘捏造事件（第一回、第二回）”。 11、日本《周刊文春》雜誌2001年所載有關評論文章。三、中文參考資料： 1、周國興著：《人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下冊，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 2、王幼平著：《舊石器時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3、（美）B‧M‧費根著、雲南民族學院歷史系民族學教研室譯：《地球上的們——世界史前史導論》，文物出版社，1991年。 4、蘇聯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著、蔡俊生、馬龍閃譯：《原始社會史——一般問題、人類社會起源問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5、《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歐洲的舊石器文化>等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年。（全文27000字，稍做刪節後發表於北大《日本學》2003年）直立人是早期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亞洲直立人的代表是生活於50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古人類學的傳統觀點將早期人類的進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即猿人階段（又稱早期猿人）、直立人階段（又稱晚期猿人或原人）、化石智人階段（又稱智人）。化石智人階段又可進一步分為早期智人（又稱古人或尼人）和晚期智人（又稱新人）兩個發展階段。在晚期智人階段的晚期，人類逐漸進化為現代人。不過，關於人類的起源和進化過程的研究目前仍是一個充滿爭論的學術研究領域，上述觀點並不是定論。隨著分子生物學等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觀點正在向傳統觀點提出挑戰。日本的新石器時代，距今約10000年前－公元前300年。宮城縣內距上高森遺址不遠的另一處舊石器文化遺址。更新世是地質年代分期的一個階段，又稱洪積世。關於更新世的起始時間地質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如160萬年前或250萬年前，一般在200萬年上下。更新世又被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更新世早期與中期的界限有人主張在大約70萬年前，有人主張放在78萬年前。更新世晚期從大約12萬年或13萬年前開始，到大約1萬年前終止。（參見吳新智等編著：《中國古人類遺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頁。）人類的舊石器文化便出現在更新世。更新世以後至今的地質年代稱作全新世，這期間人類文化發展經歷了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不同階段。賀川光夫，1923年生於日本栃木縣。畢業於日本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後執教於別府大學，1961－1984年任該校文學部長，1987－1990年任該大學校長。在學術上，他曾積極主張日本在繩紋時代就已進入農耕社會。為表彰他在考古學領域的貢獻，1978年他被授予 “文化廳長官獎”，1981年被授予日本“文部大臣獎”，1997年被授予“勳三等瑞寶獎章 ”。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18.171.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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