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的解放與階級政治【2010/05/24 台灣立報】
台灣富商、藥師和醫師聯合雇用烏茲別克女子擔任代理孕母，媒體披露後引起一
陣譁然，不過也讓活躍於檯面下的代理孕母市場浮現出來，絕非衛生署長楊志良
為了息事寧人而說的「個案」。
撇開道德的意識形態之爭，代理孕母市場之所以可以成形，表示生育和「母職」
的分離已漸入人心，單親爸爸、家庭主夫或聘請代理孕母協助生育者等，都是越
來越普遍的家庭形式。現實如此，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不孕症的案例增加、離
婚率與失業率的提高等，只要不將維持異性戀小家庭作為絕對目標，那麼其帶來
的後果，也有「進步」的一面：即負責生育工作的女性，不必然要負擔養育之責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人生選擇。
其次，對代理孕母最常見的批評，就是將「女性的身體工具化」，或是「物化女
性」，但是，工具化之所以會被認為是負面的詞，主要是它將有自主性的人，變
成受人操控的工具，且「物化」的本意主要是指對個人自主性的否定，而非身體
的工具化使用或曝露。擔任代理孕母的工具化身體，不再是家族血脈傳承之所寄
；身體與性也不再是女人生命價值的唯一寄託，而可以被視為主體決定如何使用
的東西時，女人才不會因為身體的一時閃失或暫時交付，就覺得必須和某個男人
廝守一生或者活在一生的羞愧之中。
由此可知，代理孕母在性別的意義上，可視為一種解放政治，如同其他家務工作
，像是烹飪、照顧、整潔、養育等家務工作在歷史上的工具化或商品化，都使一
部分的女性得以走出家門，進入職場與公領域。不過，若我們過於樂觀的說這種
解放會自動突破階級界線，逐漸下滲而惠及所有女性，那就不免昧於歷史。正如
這次烏茲別克代理孕母事件，即可清楚的看到國際分工和階級分化的貧富之別，
就算代理孕母合法化或因技術成熟而變得更便宜，也不會使這樣的階級政治有何
改變，反而更加鞏固。
因此，不可否認代理孕母──身體的工具化和商品化──具有一定的性別解放意
義，只是透過商品化來達成的解放，終難跨越階級的界線；唯有人們能自覺的使
用技術，並且以公共化的方式來普及，才能跨越階級的鴻溝。代理孕母所帶來的
技術與社會、性別與階級問題的反思，應遠勝於家庭倫理和道德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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