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 天志救國記--第一章　時代

看板DummyHistory作者ThomasJP (筆劍春秋梁父吟)時間13年前 (2011/06/12 12:14)推噓16(16推 0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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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幅變動、新增劇情 === 第一章　時代看著花旗銀行存摺上的十萬美金，梁天志的父親驚訝的說不出話來──那可是整整二十萬大洋啊！看到兒子賺錢的本事這麼厲害，父親也就沒有追究他未奉父母之命，擅自在外訂親的問題了。老頭子大方認輸，手一擺說這本錢我也不要了，想幹什麼你自個好好幹吧。其實梁天志心知肚明真要幹起大事，二十萬大洋是遠遠不夠。就是福特汽車公司每年的分紅也只能補貼一部份開銷，不過錢的問題以後還有別的方法解決，現在這一筆放在手邊先用著再說。原本這次歸國途中梁天志就已經耽擱了不少時間，這時他急於北上，但是卻接到藍天蔚發來電報說被清廷派赴德、法考察軍事的吳祿貞即將回國，預計會途經上海。畢竟吳祿貞是與蔡鍔並稱「北吳南蔡」，在袁世凱去職後聲望極高的新軍領袖之一，於是他只好暫時留在上海等待。這次回到上海，梁天志只覺得市面蕭條，甚至比起幼時記憶中的景象還要不如。一問之下才知道，就在幾個月前的1910年七月，上海發生了堪稱清末最大金融危機的橡膠股票風潮。儘管這時還只是1910年秋，這場動搖大清國本的風潮尚未達到最高點，卻已經顯著影響了上海正常的商業活動。在橡膠股票風潮爆發之前，晚清已經發生了多次金融風波：第一次發生在1872到1873年間，第二次在1878到1879年，第三次發生在1883年，第四次發生在1897年。前兩次金融風波，是外國金融資本在中國絲、茶等大宗貨物的出口旺季，故意收縮銀根所致。第三次金融危機，是由於股票投機引起的，又被稱為「倒賬風潮」──外國銀行在上海股市需要大筆資金的時候，拒絕辦理短期信貸，致使大批錢莊倒閉。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就是在這次金融風潮當中破產的。第四次金融危機，則被稱為「貼票風波」。因為上海諸多錢莊濫發遠期莊票，以高利率吸收存款，數量過大，無法兌現，結果導致大量錢莊倒閉。這幾次的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清政府缺乏控制金融的能力，以及監管金融的手段。尤其是當時中國人普遍缺乏金融常識，在投機心理作祟下往往一窩蜂的將資本投入市場，造成資金泡沫。最後泡沫破裂時，不但要承受巨大的損失，而且也帶來許多經濟上的負面影響。十九世紀末，橡膠成為眾多工業產品的新興材料，十分熱門。汽車、三輪車、人力車都換上了橡膠輪胎，像是膠鞋、橡膠雨衣等橡皮製品更是不計其數。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汽車工業的大規模發展，橡膠的需求量更急劇增加。 1908年，英國進口橡膠總額達八十四萬英鎊，次年增加到一百四十一萬英鎊；美國1908年進口橡膠五千七百萬美元，次年增加到七千萬美元。當時的橡膠都是從橡膠樹上抽取樹汁製成的天然產物，受到生長週期、氣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約，橡膠的產量無法迅速擴大。因此倫敦市場上的橡膠價格，從1908年每磅二先令，1909年底猛漲到每磅十先令。更在 1910年4月時達到最高峰，每磅十二先令五便士。倫敦的橡膠股票也隨之水漲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膠公司發行一百萬英鎊的股票，半小時就被搶購一空，另一家公司發行的股票，最初每股十磅，發行不久後就漲到每股一百八十鎊。 1903年，英國人麥邊在上海設立藍格志拓植公司，麥邊號稱他的公司經營橡膠種植園，開挖石油、煤炭，採伐木材。但他的公司其實是個空殼公司，之後在上海股市折騰了好幾年都不見起色。國際橡膠價格上漲之後，麥邊意識到自己的機會來了。這時國際金融資本紛紛在適合橡膠生長的南洋地區設立橡膠公司，而總部則設在上海，便於從這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資。據《泰晤士報》估計，從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幾個月裏，南洋地區新成立的橡膠公司有一百二十二家，至少有四十家總部設在上海。這些公司有些剛剛買地，有些已經把橡膠樹苗種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空殼公司。在上海的橡膠公司紛紛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大肆招徠資金。受到國際金融投機風潮的影響，上海的橡膠股票也大受歡迎。一家叫做「地傍橡膠樹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開盤價為每股二十五兩白銀，一個多月後漲至五十兩白銀。上海富有的華人和外國人，唯恐失去大好的發財機會，紛紛搶購橡膠股票。一些太太小姐當首飾、賣鑽戒，轉買股票，如癡如狂。有了錢，還要四面八方托人，才能買到股票。搶購狂潮讓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們的投機欲望。以至於股票的價格超過票面價值的數倍，甚至數十倍。例如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實收銀八兩，市價漲到六十六兩。票面僅一百兩銀的匯通洋行「薛納王」股票漲到一千五、六百兩。麥邊趁機發動了廣告攻勢，花錢連篇累牘地請人在上海的中英文報紙上大肆吹噓「橡膠時代」的到來。這些文章極具煽動性，一個勁地向人們灌輸橡膠在今後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藍格志公司的商標廣告長時間地佔據了很多有影響的中外大報的頭版。他的宣傳攻勢收到奇效，藍格志公司的名氣打出去了。為了進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錢人購買藍格志股票，麥邊人為地操縱股票的價格。他羅織同夥，搶購股票，等價格上漲之後，太筆拋出，再次以更高價格搶購。幾個來回下來，藍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難求。這時麥邊又像模像樣地每週召開一次董事會，裝模做樣地拿出「從產地拍來的電報」，向董事們報告近期的橡膠產量。由於擔心虛頭太大會被人識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個月，就給購買藍格志股票的股東們發一次紅利，每股可拿到十二兩五錢銀子。這樣的紅利，讓購買者顧不上冷靜地思考。於是面值約六十兩銀子的股票很快突破一千兩一股的大關。最後藍格志公司的股價竟然超過票面二十七八倍，高達一千五百餘兩。其餘橡膠公司也如法炮製，匯通洋行的韋推和嘉道理依樣畫葫蘆，每個季度給股東發放紅利，一股七兩五錢銀子。他們聲稱自己經營的薛納王公司出產的橡膠品質比藍格志公司更好，吹到最後竟然後來居上，股價超過了藍格志。白克爾父子開設的祥茂洋行在股票發行前夕，先購買報紙版面，大肆吹噓股票價廉利厚。開市當天，收買大批流氓到滙豐銀行門口冒充顧客，搶購股票時「人聲鼎沸，水泄不通」，竟然還有人上演全武行，於是滙豐銀行被迫關門叫來巡捕。祥茂洋行宣稱，認股者意外踴躍，額定股份嚴重不足，只能酌情減少，認購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認購一千一百至五百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餘款退還。這樣一來，他們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搶手貨。據上海商務總會估計，在橡膠股災爆發之前，華人大約買了80％，在上海的外國人搶購了 20％的橡膠股票。很多華人不滿足于在上海搶購，還調集資金到倫敦。華商在上海投入的資金約兩千六百萬至三千萬兩，在倫敦投入的資金約一千四百萬兩。 1910年三、四月問，上海橡膠股票的最高股價不斷被刷新，不過現銀交易已經為數不多，大多是空盤交易。因為上海這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此時已經無資可融，市面上的流動資金，尤其是錢莊的流動資金，都被橡膠股票吸納殆盡。二十世紀初的上海，中國傳統的金融機構，錢莊、銀號、票號在上海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數量眾多，其中以源豐潤和義善源實力最為雄厚。它們是上海銀錢業的領袖，與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同為維持金融的擎天之柱。不過相對於財大氣粗的外國銀行而言，起初本土錢莊的資本額相當有限，註冊資本無過五萬、少則二萬餘。本土錢莊主要是為中國企業和商人提供匯兌業務，並發行莊票，接收存款，發放貸款。上海錢莊發展之快，主要表現在業務量的增大上。1858年，上海只有八到十家規模稍大的錢莊，每家的帳面資金不過三到五萬兩。可是到了1907年，單單福康錢莊吸納的存款就有817069兩。如果沒有錢莊的介入，股票投機的失敗，至多讓部分上海富人破點財而已，還不至於演化成一場波及全國的金融危機。錢莊介入橡膠股票投機主要通過兩種方式。第一種情況比較普遍，錢莊向投機者提供貸款。除了信用貸款之外，他們還接受實物貸款，實際上是讓投機者用已經購得的橡膠股票作抵押，獲得新的貸款去購買新股票。只要橡膠股票價格不下滑，錢莊是不會虧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還在不斷的升值。因此錢莊加快了向外國銀行拆款的速度，外國銀行樂享其成。在外國銀行和上海錢莊強大的資金支援下，上海橡膠股票投機風潮愈演愈烈。第二種情況是錢莊直接參與炒股。由於上海各橡膠公司發行的股票，主要通過洋行和外國銀行銷售，這些洋行的大買辦可以利用職務之便，大肆搶購。最著名的是正元錢莊的主人陳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華銀行的買辦，自己開有慶餘洋貨號、正元錢莊，又在兆康錢莊參股) 、兆康錢莊的主人戴嘉寶(德商裕興洋行的買辦)、謙餘錢莊的主人陸達生。他們糾結在一起，先後發出莊票六百萬兩，其中有359張遠期莊票落在外國銀行手裏，總價值約一百四十萬兩。陳逸卿、戴嘉寶還從花旗銀行、華比銀行和怡和洋行借得一百萬兩鉅款，存放於三家錢莊。這樣他們仍嫌不夠，又從素有往來的森源、元豐、會大、協豐、晉大等錢莊調劑頭寸，森源是一家小錢莊，陳逸卿調走20880兩莊票，元豐被陳調走十一萬余兩莊票。這八家錢莊結合成一個超級橡膠股票投機集團。 1910年六月，倫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膠股票隨之狂跌。藍格志公司的麥邊見股市泡沫即將破滅，就在七月間卷起全部款項，人間蒸發了。在這波股票暴跌中，陳逸卿損失兩百餘萬兩，戴嘉寶損失一百八十萬兩，陸達生損失一百二十萬兩。外國銀行當即停止對正元集團拆款，並催要還款。七月廿一日，正元、謙餘錢莊倒閉；廿二日，兆康、森源錢莊倒閉；廿三日，元豐倒閉；廿四日，會太、協豐、晉大倒閉。還倒欠當時上海著名實業家虞洽卿所創辦的四明銀行莊票二十二萬兩。上海的傳統錢莊龍頭源豐潤和義善源在正元倒閉風潮中也受到重創，為了救助在正元風潮中虧空的同一系統的錢莊，它們已經虛弱不堪──與源豐潤聯號的德源錢莊損失約有兩百萬兩，以義善源為靠山的源利錢莊也損失巨大。受正元風潮影響，上海周邊的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寧波等經濟重鎮也被牽連。僅以鎮江為例：八月間鎮江的四家大商號大生恒木行、鎮源祥絲行、瑞和北貨行、馬振記綢號均受到衝擊。這四大商號開設有年，經營生意在鎮江均屬大宗。大生恒木行因為危機拖欠鎮和錢莊八千六百兩、福袒錢莊四千兩、源長錢莊四千兩、永源錢莊三千兩、永裕錢莊七百兩。馬振記綢號欠元豐錢莊三千六百兩、益源錢莊一千四百兩。四大商號雖未倒閉，但是已經步履維艱，反過來又拖垮了大批錢莊。正當正元集團倒閉之時，上海道台蔡乃煌會同上海商務總會會長周金箴，乘專車緊急赴寧面見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張人駿轉奏朝廷後，清廷在七月廿七日，批准向外國銀行緊急借款。二十世紀初的上海，外國銀行已呈現列強競爭的局面。滙豐、德華、麥加利、華俄道勝、橫濱正金、東方匯理、花旗、荷蘭、華比等九家外國銀行控制了上海金融業。它們資本雄厚，吸納了大批外國工廠、洋行的大宗存款。由於受到治外法權的保護，許多中國企業、商人和僚也喜歡把資金存入外國銀行。八月四日，蔡乃煌與九家外國銀行簽訂「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三百五十萬兩白銀，其中滙豐八十萬兩、麥加利五十萬兩、德華五十萬兩、道勝四十萬兩、正金三十萬兩，東方匯理三十萬兩、花旗三十萬兩、荷蘭二十五萬兩、華比十五萬兩。與此同時，他還撥出上海庫銀三百萬兩，存放於源豐潤和義善源及其所屬莊號，助其穩定市面。這兩家金融巨頭憑藉自身的實力和蔡乃煌的緊急援助，挺過了這次衝擊。只要這兩個巨頭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會糜爛不堪。經過蔡乃煌的緊急處置，上海市面趨於平靜。事情本該到此為止，可惜清政府員的昏庸和內鬥，葬送了來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九月份，清政府要償還庚子賠款，按照慣例上海應承擔一百九十萬兩。可是蔡乃煌把庫銀拿去救市，存在源豐潤和義善源了。鑒於上海市面仍未鬆弛，蔡乃煌請求從大清銀行裡撥付兩百萬兩先行墊上。與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乘機聯合他的學生江蘇巡撫程德全參劾蔡乃煌，說他以市面恐慌為藉口「恫嚇朝廷」。清廷立即將蔡乃煌革職，並限令他在兩個月內將經手款項結清。由於他經手的款項有六百二十五萬兩白銀之多，大都存在源豐潤和義善源，他再次致電軍機處，要求寬限時日，申明萬不可從源豐潤等錢莊急提滬關庫款。源豐潤和義善源之所以稱雄全國，是因為它們不依靠外國銀行的拆款。它們獲得了上海道庫銀的支持，上海庫銀約有十分之六存於源豐潤系統的錢莊，另外十分之四存在義善源系統的錢莊。如果驟然提款，必然導致營運難以為繼。但北京軍機處卻依然視他的警告為恫嚇，嚴加申斥之外，限令他兩個月交割完畢。蔡乃煌羞憤交加，只得向源豐潤和義善源催要款項，一舉提款兩百多萬兩。 1910年十月七日，外國銀行突然宣佈拒收二十一家上海錢莊的莊票。源豐潤無法周轉，於十月八日宣告清理，虧欠公私款項達兩千餘萬兩。它分設在北京、天津、廣州等地的十七處分號也都同時告歇。源豐潤倒臺，導致上海大批錢莊倒閉，金融危機開始向全國蔓延。義善源的大股東李經楚，是李鴻章的侄子，當時還擔任郵傳部右侍郎、交通銀行總理(幫理是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他以產業為抵押，從交通銀行借款287萬兩，從全國各地分號緊急抽調資金，彌補了移交款後的虧空，暫時保住了義善源。經此一場波折，上海市面又更加蕭條。不過梁天志知道明年盛宣懷接任郵傳部尚書之後，因為與梁士詒的政敵關係，還會引發第三波危機。對於此事他也無能為力，只能勸告父親儘快設法將錢莊存款提出，存入外國銀行。但父親卻以不能在此時落井下石為由，拒絕了他的提議。梁天志並沒有用等待吳祿貞抵滬的幾天空閒回崑山老家，畢竟他從十幾歲以來，多半的歲月都是在上海渡過，故鄉之情早已淡薄。不過他卻抓緊時間，為黃家寧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找了一所房屋，置辦家具，還雇請了一名管事和一名僕婦負責打理日常雜務。畢竟黃家寧是未過門的媳婦，雖有婚約，但總不能一直住在他家中。這年頭無論中外可都沒有「未婚同居」一說。黃家寧卻不很情願，在她看來正斌達令即將北上，她卻只能留在上海忍受相思之苦，分別之前相聚的時間只要能多得一刻就是一刻，就是將一天當兩天來用都還嫌少。於是梁天志不得不每天陪她四處遊逛，或者談天說地。此時黃家寧對他的親暱依戀之情已是表露無遺，兩人相處間也就別有一番滋味。除此之外的時間，梁天志幾乎都用來閱讀國內的報刊雜誌。上海出版業發達，光是新聞報導就有申報、時報、東方雜誌等各種報刊，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此時全國最受矚目的事件，就是以各省諮議局為中心所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從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憲派便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1908年八月，清廷在立憲派的呼聲中，終於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以及「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和「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清單」，並宣稱：「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欽定憲法，以期永遠率循，罔有逾越。」但清廷為了順應立憲輿論，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中卻規定君主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帥陸海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司法和宣布戒嚴等大權，全在君主手中。對於用人、軍事、外交等事務，議院都不得干預。同時又宣布分十年逐年籌備憲政，先在各省設諮議局，然後在中央設資政院作為預備。按照清廷的籌備立憲路線圖，要進行九年的預備工作後方能召開國會、頒佈憲法。於是各省的立憲士紳紛紛投入諮議局選舉，立憲派在二十一省諮議局中聲勢大盛。其中就有江蘇張謇、湖南譚延闓、奉天吳景濂、湖北湯化龍等領袖人物，他們憑借著議長、副議長的身份，向清廷提出了更進一步的改革主張。 1909年秋各省諮議局第一次開會時，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就通電各省諮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奉天、吉林、直隸、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江蘇等十六省代表五十五人相繼齊集上海。其中有各省諮議局議長、副議長、議員，以及預備來年在北京召開的資政院的民選議員等等。這些代表們召開了八次「請願代表團談話會」，決定要求清政府立即召開國會，以安內憂而彌外患。經過半個月的籌備，代表們決定推直隸諮議局議員孫洪伊領銜，由三十三名代表組成「諮議局請願聯合會」，奔赴北京進行請願。 1910年一月，代表團到北京後，於一月十六日向都察院呈遞了速開國會請願書，請願書洋洋萬言「期以一年之內召開國會，則天下幸甚！」都察院起初不願協助，代表們只得遍謁朝臣，尋求支持。他們首先去求見的是首席軍機奕劻和其他軍機大臣，奕劻一向圓滑，他對請願代表說：「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那桐也表示贊成。在經過他們的爭取後，鹿傳霖和戴鴻慈也表示理解。在皇族重臣當中，貝勒載濤和毓朗表示將「竭力相助」，肅親王善耆、貝子溥倫和鎮國公載澤則避而不見。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清廷，請求「俯從輿論，速開國會」。隨後御史江春霖(也是資政院議員)特意上折「奏請縮短國會年限」。不僅如此，連京畿旗人也加入請願隊伍，他們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請代奏速開國會。最後都察院幾經周折，才將所有請願書一起遞呈。但召開國會的訴求還是遭清廷以「國民知識不齊，遽開議院反致紛擾」為理由予以拒絕。代表們請願受挫，經過商議之後，決定與北京的「國會期成會」合組「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代表們一半留京辦事，一半回省組織分會。並由直隸代表負責聯絡東三省、山東、山西、河南，江蘇代表聯絡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廣東代表聯絡廣西、福建和華僑，準備進行第二次請願。並且分電各省諮議局、商會、教育會、海外華僑等團體，擴大請願代表的範圍，廣泛徵集請願簽名，以壯聲勢。代表們一面在城市運用報紙進行宣傳，在北京創辦國民公報鼓吹召開國會，一面向四鄉張貼標語。1910年六月初，經過國會請願同志會的努力，各省代表們再度進京，在六月十六日發動第二次請願。這次請願代表多達一百五十人，還徵集到三十萬各省紳民的簽名支持，分為十份請願書遞上。這次都察院沒有為難，而是立刻代奏朝廷。請願書呈上後，朝中大臣開始分化，有人力主「嚴旨震嚇」，以免代表們「嘵嘵不休」；有人則認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積，須婉言對付，免生枝節」。據說攝政王載灃看到請求召開國會的簽名者已經有三十萬之多時，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請願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然而清廷最後卻還是決定回覆「俟九年預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二度拒絕了請願。第二次請願失敗後，代表們仍未氣餒，他們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願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於是便展開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國會請願活動。 1910年七月一日，留日學生千餘人在東京舉行集會，聲援請願代表團，並表示要積極參加第三次國民大請願。隨後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華僑也紛紛致電支持請願活動，並相繼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當時的各大報紙、雜誌也大造輿論，大力鼓吹速開國會的好處。一時間請願召開國會成為當時最熱門的話題，全國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請願速開國會的熱潮。同時國內的立憲派領袖張謇也以江蘇省諮議會議長名義，在北京召集各省議長會議。之後國會請願團召開會議，決定各省各團體代表在農曆八月前必須到達北京，九月上書資政院請開國會。請願同志會經過討論又作出三個決定：一是請願代表範圍繼續擴大，正式請願時，各府、廳、州、縣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百人以上，遠省至少五十人以上；二是分發簽名冊，並約定各省徵集百萬人的簽名；三是交叉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請願，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同時向資政院請願，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再向各省督撫請願。另外國會請願團還向各省諮議局致電建議，國會召開之前不承認新租稅，各省諮議局開年會只討論一個議案，那就是速開國會案。目的不達到，各諮議局即行解散。不久各省代表便陸續抵達北京，連一向閉塞落後的甘肅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參與請願。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達北京時，在京的晉籍官員全體驅車乘轎，前往正陽門車站迎接本省代表。一時熱鬧非凡，轟動京師。宣統二年九月初一(西曆十月三日)資政院開院當天，請願聯合會到院呈遞國會請願書，資政院民選議員即動議支持請願。十月七日，請願代表團持請願書赴攝政王府時，奉天在京學生牛廣生、趙振清等十七人突然來到。他們交給請願代表一封信，表示：「國家瓜分在即，非速開國會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請願勢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隨即牛廣生和趙振清兩人就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跡」。經過請願代表苦勸，兩人趁人不備，各從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塊，忍痛踉蹌而去。最後孫洪伊等人成功呈遞了請願書，由肅親王善耆出面接受。梁天志並不贊成那種自殘肢體的舉動，但是由此卻可以看出，此時中國各地的民氣已被鼓動，平民百姓普遍關心政治事務。而清廷卻拘泥頑固，不能及時順應輿論民意。更重要的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社會基礎，也就是地方仕紳已經不再與清廷同心齊力。咸、同年間清政府曾經靠著地方仕紳的支持，平定了太平天國、捻亂和回亂，重新鞏固了原本動搖的統治。但是如今就算袁世凱不抱有個人的政治野心，只怕也無法在將來的辛亥革命中為清廷挽回局面。北洋六鎮實力再強，要用武力鎮壓二十二個行省終究是力有未逮。失去地方仕紳的合作，清廷對中國各地的控制就會輕易的土崩瓦解。不論後世有多少人舉出怎樣的理由，主張滿清統治若能維持下去，對中國有多少好處。但是到了此時此刻，清政府顯然已經失去了繼續統治中國的根基與資格了。作為一個有一半靈魂來自一百年後的人，梁天志很清楚如果按照原本的「歷史」一直發展下去，將會看到什麼樣的結果。「未來」的後清帝國雖然滿口的以新代舊，實際上卻是建立在舊到不能再舊的政治理念與傳統權力結構之上。除了沒有了儒家的仁義道德以外，一切全都是「秦法政」的延續。後清太祖一朝簡直成了始皇帝、漢高祖和明太祖之世的翻版，勳臣集團變成了新的八旗子弟，地方官宦也變成了新的頑吏、勢豪。只有看到了立憲運動，才能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革命烈士會願意為所謂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這些志士絕不是一百年後的恐怖份子之流，也不是吃飽太閒沒事幹才加入祕密結社尋找刺激的無知青少年，更不是因為天真愚蠢而去相信虛無飄渺的個人英雄主義煽動。中國之所以會有革命，是因為尋求改變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普遍要求。讓任何一個人，或者是任何一幫人長久的掌握權力，都已經被將來的「歷史」反覆證明是危險的。從袁世凱到北洋軍閥，再到原本的革命黨人，再到最後革了革命黨的命的後清帝國，可謂是每下愈況。更好笑的是，中國都已經革命了一百年，一覺醒來後清帝國還是繼續主張「國民知識不齊，遽開議院反致紛擾」。然而他也知道，只憑一個人，或者說是「一盤散沙」狀態的一群個人的力量，是根本改變不了什麼問題的。這個年代沒有什麼公平競爭或者機會均等的說法，一切都要看你身後的背景加上個人的才能，其總和才是真正的實力。不論是北洋、革命黨或者後清的那些開國元勳，這一代人物的共通點就是若非出生在地主就是商紳之家。即使是少數丘八出身的，也是靠長官提拔、僚友幫襯、以及整個政治派系力量的支持。像是宋教仁那樣抱持著純樸的理想主義的書生，結局往往都是革命未成身先死。反而是投機取巧、牟取私利者，透過啃食滿清帝國死去的遺骸而養肥了自己。從這個觀點來說，立憲運動確實太過天真了。既然自己生在這個時代，就不能等待尼可拉同志的出現，在民族的復興基地用專制的手段來推動民主。這樣就算自己能夠活到一百歲，及身而見的也只能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局面而已。舜人也，尼可拉亦人也。既然尼可拉同志能做到的事情，梁天志認為他也能做到。如果這個時代需要他成為軍閥，他就會把成為軍閥作為目標；如果這個時代需要他建立專制，他也會把個人獨裁當作自己的義務。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那個遙遠的理想，是為了讓中國人擺脫歷史悲劇的反覆循環重演。「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一句話把他從沉思中拉回現實，梁天志嚇了一跳的凝視著自己的未婚妻──剛才他光顧著看報，卻忘了今天是跟黃家寧一起出來西餐館吃飯的。黃家寧畢竟是生長於美國東岸，對於中國式的飲食還不很習慣。只是梁天志看著她清澈的雙眼，卻不得不納悶黃家寧是何時學會屈原的楚辭的？「達令，我跟你一起都已經有幾個月了。你每次在想些什麼，難道我還看不出來嗎？雖然我不是很清楚你到底打算去做什麼事情，但不論你是想當華盛頓還是拿破崙，我都覺得很幸運，能夠跟一個有理想的男人在一起。」對於黃家寧的話，梁天志只有苦笑。「中國的華盛頓」跟「中國的拿破崙」在他所知的「歷史」上都是別人的稱號，就算最後都被證明名不符實，他也不想去掠美於前。「凱莉，如果我最後沒有成為華盛頓，也沒有成為拿破崙，而是死了呢？」一不小心，梁天志藏在心裡許久的話就脫口而出。不過黃家寧並沒有被嚇到。「Nascentes morimur：We are born to die──人皆生而必死，何必以生死為念？」「凱莉，妳說這種話是認真的嗎？」「難道達令你希望我哭著這樣跟你說：『達令你千萬千萬不要死掉』嗎？如果我這樣說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的話，我願意對你說上一千遍、一萬遍。」黃家寧一臉賭氣的樣子，故作「咬牙切齒」狀說道：「你到北方以後，要找幾個情婦還是小妾什麼的我都不管。但是記住了，就算要死也不准死得沒有意義。如果是像拜倫或者林肯那樣子的死法，那還差不多……」梁天志只得連忙說「不敢、不敢」，當然他沒說他到底是不敢隨便死掉，還是不敢隨便找小老婆。同時他心裡也暗暗佩服這個受過真正高等教育的假洋婆子，還真的跟這個時代一般的女性不同──這種女子就算在一百年後的社會也是很罕見的。當然梁天志自己也沒有成為烈士的打算，相反的他還很希望成為老不死──至少也要活到七、八十歲，確保他要建立的那套政治制度能夠穩定運作，他才能夠安心上路。至於自己到底有沒有辦法活這麼久，那也只能看天意了。無論再美好的日子終究會到頭，十月下旬吳祿貞乘坐的英國客輪終於到了上海。理論上像這種朝廷大員，以梁天志現在一個白丁的身分是見不到的。不過吳祿貞生性豪爽不拘小節、喜歡與人結交，何況梁天志還有與吳祿貞是莫逆之交的藍天蔚的電報在手，於是順利的在飯店裡拜見了吳祿貞。吳祿貞字綬卿，湖北人，生於1880年。其父為一秀才，在家鄉以當私塾老師為業，家中只有十畝田地。祿貞自幼聰敏，八九歲時已能下筆成文。年歲稍長後又喜學武，會舞劍，研究兵法尤能深入堂奧。十六歲時因父親病逝，家道中落，吳祿貞入武昌織布局為工人。後因為女工打抱不平，痛毆工頭而離職。當時湖北工程營正招募新兵，祿貞前去應募。召兵的營官見他年幼，不肯收留，他就大聲抗爭，才獲破格錄用。第二年湖北武備學堂成立，吳祿貞被選拔入學。因為在武備學堂成績超群，1899年張之洞派他官費留日。吳祿貞與張紹曾同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第一期中國留學生，藍天蔚為第二期。當時三人被稱為「士官三傑」，名聲之盛還在後來第三期的「三傑」蔡鍔、蔣百里、張孝准之上。吳祿貞在日本時表現出了革命思想，早在1899年他就在日本拜會了孫中山。1900年保皇黨人唐才常計劃在兩湖發動自立軍起義，吳祿貞還曾經偷偷國回參加，起事失敗後又返回日本繼續學業。 1902年他畢業返國後，張之洞因為惜才，對於曾經「造反」的吳祿貞仍然給予重用。祿貞在湖北武昌任將弁學堂教官、護軍全軍總教官、營務處幫辦、武漢普通中學學務處會辦等職。而他也利用職務之便進行革命事業，在武昌花園山天主教堂附近設立祕密聯絡機關作為活動據點，吸收學生和新軍士兵投身革命。同時他還舉辦演講，配合在當時非常稀奇的幻燈機，從事革命宣傳。並且翻印各種革命書籍如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和黃藻編的「黃帝魂」等刊物，在學堂、新軍中和社會基層散發。 1903年，吳祿貞參與黃興、宋教仁等人在湖南組織的華興會。但在1904年5月，吳祿貞受到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良弼的推薦，調往北京練兵處任職。在湖北的革命工作則交給藍天蔚繼續推動。 1907年他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赴奉天任軍事參議，旋任延吉邊務幫辦。根據實地考察，提出「延吉邊務報告書」，協助解決與日本的「間島問題」領土爭端，中日最後簽訂了「圖門江中韓界務條款」。1909年5月吳祿貞升延吉邊務督辦，並任陸軍協都統。次年初被調回北京，授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派赴德、法兩國考察軍務。後世針對對吳祿貞個人留下的記載是：體格瘦小，談吐了得，處事獨斷不肯為人下，生性風流，花錢如流水。但是梁天志對他最深刻的印象卻是，這個人的個性直接得過分，甚至到了盛氣凌人的地步。當年他面對要追究他造反的張之洞都能「慷慨陳詞」，看來也是性格使然。至於他的見識方面，對於多了一百年「歷史經驗」的梁天志來說，吳祿貞倒也不算太特別。不過說來這也是因為古今巨大的資訊不對稱，就生在這個年代的人來說，吳祿貞無論如何都算是個有強烈新思想的人物。光是他與人結交，不是為了市恩於人，也沒有憑藉身分地位高低、資歷深淺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人情手段想要壓人一頭，而是真正平等論交這點，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就算到了百年後的後清帝國，人與人之間「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想法還是非常普遍。中國人把太多的心思花在了鉤心鬥角上，比起習慣直來直往、遵守普世道德規範的老外，表面上多了個心眼好像是聰明了些，實際上卻是自己內耗精力而不自知。梁天志雖然相當肯定儒家道德，不過卻對中國式的人際倫理不敢苟同。中國人老是想著把人分成親疏遠近、高下尊卑、長幼主從等等，相對於西方社會的契約觀念，顯然不利於國家、民族的團結。但是在這個時代，宥於門戶、資格之見的事情肯定少不了，梁天志也無可奈何。然而作風開明是一回事，若是連正大光明的陽謀都不加留意，這肯定是性格上的缺點了。偏偏這種直性子的人在這個年代也還挺多，大清的忠臣良弼和革命黨的吳祿貞，又正好是這種人當中的兩個著名代表。就拿吳祿貞來說吧，雖然因為身邊耳目眾多，沒有劈頭就揭開彼此革命黨的身分，但是卻對他大談起法皇拿破崙第三是如何顢頇誤國，而第三共和國成立後又是如何砥礪奮發、萬眾一心誓要挽救國運，讓法國得以重新立於列強之林云云。並且還對1910年十月剛剛發生的葡萄牙革命大加讚賞，認為葡王主動流亡國外避免流血，這樣的結果堪稱是自由與仁愛的勝利。梁天志看到吳祿貞連臉上的兩撇小鬍子都興奮的要翹起來的樣子，也只得不著痕跡的轉移話題，說起十年之內歐洲必有一場大戰，屆時列強自相殘殺，勢必難以再侵略中國。但唯有美、日兩國置身事外，為中國計，似乎採取遠交近攻，聯美制日方為上策。「不過美利堅國素來排華，五年前還曾經引發各省的抵制美貨風潮，遠不如日本與我同文同種之親近。縱使我國想與彼邦敦睦，也不知該從何著手？」吳祿貞沉吟道。「西人有諺云：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一但歐洲大戰爆發，日本近水樓臺，必欲囊括我中華利權而有之。美國肯定不願日本獨吞，自會要求雨露均霑。這時與美攜手抵制日人，自無困難。」聽到梁天志這麼回答，吳祿貞點頭連聲稱是：「老弟果然大才，將來前程不可限量。然而以夷制夷終非正道，還是唯有我中華先自求富強，才能真正消彌外患之憂啊！」梁天志只是笑而不語。現在美國在國際上還只是初露頭角，但是將來的一百年裡，世上的任何國家與美國的關係絕對都是重中之重的外交要務。何況日後美國雖然喜歡干涉他國事務，但相對於那些老派的帝國主義列強而言，美國卻是溫和而且最不具侵略性的。面對日、俄兩國交相侵略的中國，傻瓜才不懂得趁此時機，與美國上同一條船。至少在中國實力足夠強大，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之前，這都是最為穩妥的策略。兩人又再閒談一陣之後，梁天志就告辭而出。幾天之後，他終於拜別父母，與黃家寧依依作別，和吳祿貞一起登輪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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