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於故鄉(轉載)

看板Cross_Life作者時間13年前 (2011/01/14 11:30), 編輯推噓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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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2010-10-13 地址﹕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0/13/content_3425256.htm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於右任《望大陸》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著一個泛著青白色光的骨灰壇。他站在村子的西頭﹐仔細地回憶骨灰主人生前的心願。 臨終前﹐那個在台灣孤零零大半輩子的老兵囑咐高秉涵﹐一定要將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東菏澤定陶縣﹐撒在“村西頭一華裡處的一棵槐樹下”。 “那塊地就是我的。”老兵驕傲地說。 可是當高秉涵從台灣來到這個小小的村莊時﹐卻發現根本找不到讓老兵念叨了一輩子的老槐樹。時間帶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槐樹。最終﹐他隻得在一群圍觀者懷疑的眼神中﹐打開骨灰壇﹐將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葉歸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壇骨灰 在台灣生活長達61年的菏澤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說﹐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麼。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80多歲的菏澤老人住在台北﹐離家狻딿60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 她偏癱了﹐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她隻能終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裡滲出渾濁的淚水。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83歲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癥﹐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後﹐卻總是念叨著要回老家看看。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啟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車。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 高秉涵說﹐對於這些在台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後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隻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我說好﹐你放心。他們就吧嗒吧嗒地落淚﹐然後就走了。”高秉涵低聲回憶道。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托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57壇。 對這個身高175厘米、體重卻隻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個都重達10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隻能往回帶4壇。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 一年夏天﹐他從台北趕去花蓮的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沒料想﹐台風來得突然﹐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下山的橋被洪水攔腰沖斷﹐他抱著冰冷的骨灰壇躲在空無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渾身就像泡在水裡”。他發現附近為死去的“有錢軍人”修建的涼亭﹐便捧著骨灰壇在亭子裡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機救出。 家人並不同意老人的行動﹐“沒有誰願意家裡擺著好幾壇外人的骨灰”。為此﹐他不得不將骨灰擺進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著這些老哥﹐他們的鬼魂就算回來﹐也不會去找你們的”。 把骨灰從台北帶回山東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復雜的安檢程序。並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隻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 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 隻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 在台灣﹐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到這裡的人組成了“菏澤旅台同鄉會”。高秉涵因為來台時年齡最小﹐在同鄉會裡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 對他來說﹐會裡的每一個同鄉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著想要回家的同鄉一道返鄉﹐“我答應過他們﹐隻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 說這話的時候﹐高秉涵似乎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也是一位75歲的老人了。 其實﹐菏澤隻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裡已沒有“五服以內的親人”。但因為這些同在異鄉的鄉親﹐菏澤不僅意味著故鄉﹐也意味著他身上背負的、關於回家的約定。 高秉涵成了菏澤同鄉的中心人物。這些一輩子都未忘鄉音的菏澤人頻繁地聚會﹐隻不過﹐他們的話題屈指可數﹕家鄉的樣子﹐逃難的經歷。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自己的故事﹐以至於後來高秉涵的太太都不願意參加這樣的聚會﹐因為“每次都聽同樣的事情”。 即便在家裡﹐高秉涵也總是在飯桌上興高采烈地講起小時候在鄉間犁地﹐和父親清晨跑到“黑豆棵”裡捉鵪鶉﹐講起老家的風俗“壓床”。當然﹐還有許多逃難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復講述的故事之一。 廈門海岸上的一個秋夜﹐中秋節剛剛過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灘上成千上萬人一樣﹐焦急地等待著前來帶他們到海峽另一邊的船。天還沒亮﹐兩艘登陸艇悄悄地靠岸﹐逃難的人們“像流水一樣瘋跑”﹐想要抓住最後一根離岸的稻草。 這個當時隻有14歲的男孩﹐隻能跟著人流向前擠﹐一開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變成了“在被踩死的屍體上跑”。身後的士兵甚至用槍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著他登船。 天已大亮﹐當他在最後一刻擠上船時﹐一顆炮彈落在船上﹐硝煙和血霧彌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絕望地哭喊著﹐有的拿起槍向船上掃射。艙門關閉﹐將正在那裡的難民攔腰夾斷。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隻是將屍體和殘肢不斷地扔進海中。 當登陸艇離去時﹐海水變成了猩紅色。高秉涵站在船艙蓋子上﹐那裡到處是人﹐甚至連蹲下的空間也沒有﹐空氣中飄盪著“火藥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十年後﹐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台灣的最後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那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裡的故鄉 此岸﹐曾經像是一生也回不來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堅稱自己“旅居台灣”的老人一樣﹐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的機會。菏澤同鄉卞永蘭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紀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護照。1982年﹐她終於在從阿根廷到台灣的旅途中找機會回到菏澤。 她的記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在台灣的菏澤同鄉對她的請求﹐有的想要張“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請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親﹐有的則請她帶回點家鄉的特產。高秉涵也對她說了個請求﹕“帶點家鄉的土回來吧。” 卞永蘭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澤同鄉舉行了一場大聚會。許多人臉上的神情顯得緊張﹐大家像小學生一樣規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產時﹐人多物少﹐最終定下“每戶燒餅一個、耿餅三隻、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之後則要分配卞永蘭從菏澤提回來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為高秉涵是律師﹐他被指派執行“分土”。經過激烈的爭論﹐同鄉們約定必須憑籍貫欄中寫有“菏澤”二字的身份証方可領取﹐並且“每人一湯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責任重大﹐可分到兩湯匙”。 直到今天﹐當高秉涵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記得四周靜得“落下一顆塵土也聽得見”﹐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大聲喘氣。他一手拿湯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將湯匙裡冒出的土尖撥平﹐再倒在一張白紙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著這一層灰黃色的泥土﹐仔細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為雙手顫抖﹐還沒等包起紙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邊撿土﹐一邊流淚。最後﹐高秉涵又給他分了一湯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鄉們臉上“又得意又哀傷”的表情﹐讓高秉涵終生難忘。 這個“分土人”﹐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同樣在那個保險箱裡的﹐還有他和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而另一匙泥土﹐則被倒進了茶壺﹐加滿開水﹐“每次隻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才喝完”。 這些帶著“故鄉味兒”的泥土﹐其實“沒有什麼味道”﹐但高秉涵一邊喝一邊哭﹐“流出的眼淚比喝進去的泥水還要多許多”。 那時的他並不知道﹐何時能再踏上家鄉的土地。 台灣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於蔣介石“反攻大陸”。1951年﹐蔣介石頒布《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凡當兵滿兩年者都獲頒“戰士授田憑証”﹐等“反攻”成功後﹐就可以兌換授田証上的土地。那些年輕或年長的軍人願意相信這一切﹐甚至有人喜氣洋洋地規劃著﹕“到那時我就回去種地﹐種上麥子、玉米、高粱、黃豆和芝麻﹐剩個幾分地再種點兒菜。” 很快﹐這個像泡沫一樣的許諾破滅了。和數百萬從各個港口逃離、並最終匯聚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親﹐想念家鄉﹐盡管那裡隻有他短短13年的記憶。 當年﹐逃難路上連綿的戰火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東西被幸運地保存下來﹐直到今天﹕一張綿紙制成的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畢業証書、一張小學“流星排球隊”的合影﹐以及“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的合影。 這幾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關於故鄉的一切﹐盡管褪色發黃﹐卻仍舊珍貴無比。除此之外﹐故鄉留給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記憶。當他發現“反攻”無望﹐便開始拼命地要記住過去的每一個片斷﹐並將家鄉的每一點細節都寫在日記本中﹕“我家住小高莊的路南﹐院子裡有棵石榴樹。對門是金鼎叔家﹐他們家的黑狗很兇……” 他的家鄉﹐就建築在這樣無數條細枝末節的記錄之上。如今看來﹐它們大部分都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他寫下了田裡的野草﹐“白馬尿、節節草、牛舌頭草”﹐也記下了大豆、麥子、高粱、谷子是常見的莊稼。至於棉花﹐則“一黃一白兩種顏色﹐快下霜的時候開花”。就連家裡的小狗也被記簡鶆F幔□岸鍆飛嫌幸壞臘紫擼□□小□□扯□□薄5比唬□褂寫謇□囊豢美匣筆鰲14謊劬□痛邐鞅叩囊蛔□:懟? “拼命地記﹐就好像給我家照相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劃著﹐“因為將來﹐我總要告訴我的兒女們﹐老家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這樣的7本日記﹐被他周圍的菏澤同鄉視為珍寶﹐每當想家的時候﹐總會向他借來看看。日記被來回傳閱﹐直到翻得卷邊兒、掉頁。 199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家儲藏日記的地下室。日記毀了﹐但記憶還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終於踏上回鄉的路。 看上去﹐那裡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莊。土地沒有變﹐節節草沒有變﹐金黃色的玉米還是被晾曬在那條熟悉的土路上。當高秉涵踏上那條路時﹐他感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我就蹲下來﹐就哭吧”。 當然﹐更多的東西發生了變化。那條在年幼的孩子看起來很寬的村路﹐“今天看來原來這樣窄”。他家的祖屋﹐如今雖然還長著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經是一家遠房親戚。他找到了小時候和自己一起捉螢火蟲的玩伴“糞叉子”﹐可是糞叉子也老了﹐“弓著腰﹐拄著拐杖﹐走路很慢”。就連棉花的開花時令﹐也向後延遲了兩個節氣。更何況﹐這裡再沒有他的母親和姐弟了。 這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裡的故鄉﹐終於還是變了。 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總是不能忘記那個清晨﹐他離開了母親﹐離開了自己的村莊。 那是1948年﹐山東菏澤正處於國共兩黨的“拉鋸區”。當地的一些老人回憶﹐那時候“不是共產黨回來了﹐殺了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回來了﹐殺了共產黨”。在這塊被反復爭奪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母親宋書玉告訴兒子﹐“你的父親是國民黨。” 當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向長江以南撤退時﹐宋書玉為了不讓曾經參加過“三青團”的兒子也死於非命﹐決定將他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的“流亡學校”。 這是一個太過艱難的決定。在高秉涵的印象裡﹐這個一輩子都在小學教書的女人﹐幾乎沒有經歷過團圓。先是兩個女兒在抗戰初期外出求學後沒了音信﹐然後就死掉了丈夫。當地一個“圓月祭灶﹐家人齊到”的習俗﹐竟然從來也沒有完成過。 但她還是決定讓自己的兒子離開。因為擔心當時隻有13歲的兒子分不清方向﹐這個母親反復叮囑﹕“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是國軍﹐有個星星的是八路﹐跟著軍帽上有太陽的走﹐國軍不回來﹐你就別回來。” 時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記得母親講這句話時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家時﹐外婆從樹上摘下一顆咧嘴的石榴塞進他的手裡。他坐上馬車﹐使勁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頭望時﹐馬車轉了一個彎﹐母親的身影消失了﹐隻有飛揚的塵土。 那是有關母親的最後記憶。 在“流亡學校”度過短暫的時光後﹐他開始逃難﹐如同一條小尾巴似地緊緊跟著國民黨部隊。鞋底磨破了﹐找塊破布將鞋幫綁一綁繼續走﹐腳底板上先長了水泡﹐又長了血泡﹐最後全部磨破﹐硌腳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腳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趕部隊。有時﹐他甚至在夜裡撐著眼睛﹐不敢睡覺﹐生怕自己一旦睡著﹐就會錯過不遠處隊伍的開拔時間。 大部分時候﹐他都在挨餓。偶爾軍隊停下來吃飯﹐也給他一份。更多的時候﹐他隻有去撿上一撥慌張逃走的人們的剩飯。一群山貓大小的老鼠和他搶食﹐他便一隻手揮舞著木棒讓它們不敢近身﹐另一隻手抓起剩飯狼吞虎嚥。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裡﹐直到在一間廢棄書局散落一地的圖書中﹐撿出了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從此之後﹐每走到一個地方﹐他就在地圖上畫一個圈﹐而這些圓圈連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難的路線圖。 現在再提起那條充滿苦難的路﹐他整個人都沉浸在回憶之中﹐並重重地嘆一口氣﹐“逃難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啊﹗” 一天傍晚﹐連續走了兩天的高秉涵終於跟上了正在安營開飯的國軍﹐炊事員大聲喊﹕“一人一茶缸粥﹐別擠﹐都有飯。”但他身上隻背著一副癟癟的包袱﹐沒有茶缸﹐也沒有碗。他連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張芭蕉葉﹐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還沒等他擠到粥鍋旁邊﹐前方有人大喊﹕“別吃了﹐共軍追上來了﹗”那些士兵舉起還沒喝到嘴裡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擠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間他身後的士兵摔倒了﹐滿茶缸滾燙的稀粥都潑在了他的腿上。 沒有人理會這個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淚的小孩﹐就連他自己也顧不上“這點小傷”﹐隻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腫得像冬瓜一樣的兩條腿”堅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覺到自己的小腿一陣陣癢。坐在河岸上﹐撩起褲腳﹐那些燙傷的地方竟然生滿了蠕動的蛆蟲。這時﹐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麼了﹖”直到今天﹐他還記得那是一個“包上畫著紅十字”的人﹐長期逃亡的經驗告訴他﹐“這是一個共產黨”。 “我那時很害怕。”老人回憶當時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卻打開了自己並不充實的急救包﹐先是幫他把表面上的蛆蟲清理幹凈﹐再敷了點藥﹐用紗布將腿緊緊地包紮。 直到那人離開﹐高秉涵都不敢出聲﹐“我當時心想﹐難道共軍裡也有好人﹖” 隻不過﹐這次治療不算成功﹐沒過幾天﹐他的雙腿就不停地流膿﹐紗布和新長出來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紗布變成了散發著臭味的黃色的硬梆梆一團。這些傷口最終癒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復地蔣m穌廡╘適率保□□芑峋砥□約旱目憬牛□□男⊥壬現兩袢員椴甲糯罌櫚暮諫□毯邸R蛭□廡┌毯郟□□簧□疾桓掖╖炭悖□膊桓醫□境亍﹗罷餼褪悄謖皆諼疑砩狹糲碌暮奐#□槐滄右踩□壞簟﹗? 最終﹐這個少年用了6個月﹐穿越6個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裡地﹐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最後一班船。 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對於那些從各個不同港口逃到台灣的人來說﹐回家曾是他們最迫切的夢想。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等到踏上故土與親人團聚的時刻。其中有一個﹐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從台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工作。“金門逃兵”成為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士兵的家就在對岸廈門﹐他本是漁民﹐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一次在給母親抓藥的路上被強拉入伍﹐跟來台灣。有時天氣晴朗﹐隔著這樣一條並不寬的海峽﹐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鄉。但看得到﹐卻回不去。 士兵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個汽車輪胎﹐趁人不注意時坐輪胎下海﹐遊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時﹐他到岸了。海水沖澀了他的眼睛﹐還來不及看清就舉起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過來的﹐沒帶武器﹗” 沒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歷史一樣﹐顛簸反復﹐終點總是難以預見。他遊了一整夜﹐最終卻遊回了金門海岸。僅僅一個星期後﹐這個因“回家”而獲罪的士兵就被處以極刑。 那種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條與死屍為鄰、和山貓大小的老鼠搶食的逃難路上﹐他曾經也有許多次機會﹐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時﹐他是多麼地想念媽媽﹐想家裡的小狗“花臉兒”﹐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學同學“糞叉子”﹐想菏澤的燒餅﹐想極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棄了。在福建龍巖﹐他隨國軍部隊一起住在白土鎮﹐那時﹐他已經由一個小難民被收為學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個平常不太講話的福建女人﹐過了數日﹐她突然問這個流浪的孩子﹕“我是個寡婦﹐沒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兒子吧。” 那時﹐高秉涵已經聽說隊伍將要去台灣﹐盡管當時沒有人能預言未來﹐但就連這個孩子也模糊地感覺到﹐“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隊離開白土鎮的夜晚﹐這個想當母親的女人將他藏了起來。但沒過幾天﹐部隊發現這個一路像影子一樣跟著的小孩失蹤了﹐斷定是被寡婦“綁走了”﹐於是派來4名士兵﹐將他押回。 一個小小的轉折﹐卻足以改變他的人生。 最終他過了大海﹐去了台灣﹐在那裡度過大半個人生﹐求學成家﹐先後成為法官和律師﹐並且最終也沒能再見自己的母親一面。 他曾經想過各種辦法聯系母親。1979年﹐大陸與台灣之間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國的同學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該如何填寫地址﹐便隻好寫下“山東菏澤市西北35裡地處高莊”﹐收信人則是母親“宋書玉”。 在那封並不長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之所以要艱苦奮鬥地活下去﹐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再見到我娘一面﹐絕不會像大姐秉潔、三姐秉浩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就生死不明……娘﹐我會活著回來。” 他不知道﹐在海峽這頭﹐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是從國民黨家庭出走後投奔延安﹐成了共產黨的幹部﹐直到他踏上逃難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等待耗盡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這封信輾轉寄達的一年前﹐宋書玉逝世於吉林遼源﹐她的晚年和小兒子住在一起。兩個女兒﹐分別安家在廣州和沈陽。 說起這些﹐60多歲的弟弟高秉濤哭得像個孩子﹐“就差13個月﹐我母親就能知道她的大兒子去了台灣﹐沒有死。” 弟弟告訴高秉涵﹐對一輩子盼著兒子回家的老母親來說﹐兒子是年夜飯時桌上的一副碗筷﹐她總要為他夾一塊肉、夾一口菜﹔兒子還是一件小時穿過的棉褂﹐一直被媽媽藏在枕頭下面﹐從菏澤一路向北帶到遼源﹐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分鐘。 這不是講的故事﹐是生命寫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時間﹐高秉涵絕望地認為﹐“就算兩岸開放﹐對我來說也沒有意義﹐我和媽媽一個地上、一個地下﹐永遠也見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還有與母親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時﹐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兒女解釋﹐菏澤﹐這個被切斷和隔絕了幾十年的地方﹐這個被叫做“故鄉”的地方﹐對自己和同鄉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反復地講述著一些故事﹐關於童年和鄉土。偶爾﹐年輕的孩子們會不耐煩地打斷他﹐“爸爸﹐不用再講了﹐那些故事我們簡直都背得下來。” 他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年時間可以回到家為父母掃墓﹐看看田裡生長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經歷著無數生死訣別到達台灣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組織的回鄉團裡總有幾十個團友﹐而今年﹐卻隻剩3人。 “也許我們一走﹐這種感情就會斷掉。”高秉涵有些悲觀地說。他為孫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個在兒媳看來“太不好念”、辦理戶籍的小姐甚至從來沒見過的字。但老人堅持﹐這就是孫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澤﹐保佑菏澤。”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灣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澤。”想著想著﹐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時候﹐一定有整排老鄉在下面列隊歡迎我呢。” (完) 附圖為1991年5堋儱I□□狀畏迪縑角資保□牘世□□步惶浮? -- 球盲退散﹗還足球一片凈土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219.139.220.*]

01/14 11:43, , 1F
高峽出平湖﹐哪裡還找得到老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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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12:37, , 2F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逃難?誰在廈門海岸拿槍和刀在背後戳他們
01/14 12:37, 2F

01/14 12:37, , 3F
這大概是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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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18:12, , 4F
應該是拿去煉鋼了。
01/14 18:12, 4F

01/14 21:38, , 5F
一篇反串統戰文罷了 不值一哂
01/14 21:38, 5F
文章代碼(AID): #1DByCxtN (Cross_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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