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詔書按制度應當由翰林國史院的文士用文言起草﹐但在特殊背景下也有例外。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泰定帝即位詔。……《元史》所載忽必烈以下諸帝位詔書﹐除這一篇外﹐均是清一色漢文文言。因此這篇詔書頗受學者關注。……最合理的解釋是﹐泰定帝在漠北“大斡耳朵”倉促即位﹐身邊並沒有擅長文章的漢族詞臣﹐無人能夠執筆創作文言詔書﹐隻能用蒙古語起草﹐再直譯為漢文了事。泰定帝死後﹐其正統地位不被後來的元朝皇帝承認﹐修《泰定實錄》時﹐也就懶得花力氣將這篇直譯詔書改寫為文言。其輾轉存於《元史》﹐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元朝詔敕制度﹐未嘗不是幸事。清乾隆後期重印殿本《二十四史》時﹐將此詔用文言重寫﹐實屬無謂。（見方濬師《蕉軒隨錄》卷一二“元泰定帝詔”條﹐張元濟《校史隨筆‧元史》“改譯口語為文言”條。張元濟先生就此批評說﹕“雖見雅馴﹐然失卻本來面目。史以傳信﹐非所宜也。”）
──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
【 在 anselrill (完顏小驢)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大概有一半看不懂。。。
: 誰翻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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