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獎項，兩種態度
繼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近日中國鄉土作家莫言再度獲得此項文壇的珍貴
殊榮，反應當代華文文學受到肯定與重視。莫言的獲獎同時也在兩岸三地華人社會引起廣
泛的關注與爭議，質疑他作為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作家協會（正部級）副主席的體制內背景
，對壓制創作自由負有責任等等。然而，究其爭議的根本其實是當代中國對於諾貝爾文學
獎工具化的矛盾態度。
人們總是善忘。當高行健獲獎時，由於作品異議的意涵，以及八十年代中流亡法國尋求政
治庇護的背景，其著作早在中國被查禁至今。當時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指「瑞典文
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中國作家協會有關
負責人亦曾公開指責「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諾貝
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在中宣部的新聞統制下，嚴禁傳媒
報導相關獲獎新聞。然而，如今這個「服膺於政治目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將文
學桂冠頒給了莫言，《人民日報》卻在文化版上刊登中國作家協會賀辭，並強調莫言是「
首位中國籍獲獎者」；《人民網》網評指「諾貝爾文學獎因其獎金豐厚、影響力大與權威
性而為世人看重」。
當代中國對於諾貝爾文學獎充滿工具化的矛盾態度，使得對於官方而言諾獎更像是一個繼
入世、申奧後「大國崛起」的另一個點綴與肯定，但是前提是必須得到政權的認可。《人
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即指「中國是世界發展大潮中最活躍的那一部分，長期與中
國彆彆扭扭，這不是諾貝爾獎的光榮」。這種工具化的操弄，使得對於諾獎的態度如此地
翻轉與矛盾，迴避了文學與真實的緊密關聯。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審與高行健作
品的主要翻譯者馬悅然，在高行健獲獎時曾被官方大肆批評為不懂中國文學，現在卻彷彿
像為中國執到珍寶般受到正面的評價。
作為讀者，我們或許難以要求作家在做為文學創作者之餘，必須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
；然而在關鍵時刻對於權勢能說真話，或至少不要說謊、討好，卻也應是基本的期許。例
如，韓寒與村上春樹雖然具有不同的文字表現，但是卻一致受到廣泛的閱讀與重視，相信
除了他們的文字反應時代脈動，更是因為前者在熟悉「遊戲規則」時仍致力推動新的閱讀
與文學的可能，並曾諷喻當代中國仍是「沒有高牆的院子」；而後者更堅持在「堅固的高
牆與破碎的雞蛋」之間站在雞蛋（無權勢者）一邊。高行健認為「只有可言說，而非說不
可時才寫，因為只有這種言說才更真實」，因此曾經表示他流亡在外國所完成的作品，「
若在中國，一輩子也做不了」，聲明永遠不回到極權專制的中國；相對地，當低調的莫言
「莫言」（don't speak），對於什麼故事題材可以寫或不可以寫非常謹慎、精明（或如
莫言所說他選擇了不同的批判方式），被官方歸類為體制內的「主流作家」，兩者差異不
可謂不大。
百年中國充滿苦難，過去的老舍、沈從文都被認為有資格榮獲諾獎，但寫作生命頻遭打擊
；將來北島、李銳亦有望獲得殊榮，儘管非屬「主流」。如果政權對於文學的態度只是工
具與利用、甚至迫害獨立的靈魂，文學的目的與意義必將受到恆常的挑戰與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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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行動的沉思不過是空言泛語,
沒有深思的行動則是純行動主義.
---Hope and Timmel(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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