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

看板poem作者zkow (逍遙山水憶秋年)時間5年前 (2018/11/09 14:57)推噓3(3推 0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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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文：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１余光中是「在冷戰的年代」的詩人，在那個年代裏，或許不乏比他精美、深刻、奧妙的詩人。但在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下，身處於「紅色中國－白色臺灣」座標之一點，能夠直擊「冷戰年代」的時代氛圍，並用「詩」的體式加以表述，從而撼動人心者，仍不得不首推余光中。任何人的所知所感都是有侷限的，處在某種時空裏便容易被其主潮所挾帶或淹沒；只有少數人有機會置身其中復抽身其外，盱衡全局，而有較大範圍的認識。余光中獲「亞洲協會」獎金，赴美留學（一九五八年十月），一年後回國專任師大英語系講師，從此被視為「學院派詩人」的主力。他主編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選》）由臺北美國新聞處出版（一九六一年一月），美國大使莊萊德還特地在寓所舉行茶會招待詩人，以為慶祝。我們知道，美新處所傳播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共，文藝上的西化，以及種種美國價值。余光中便以其個人條件，成為冷戰時代美國文化輸入的重要管道。此外，還有「階級」問題可說。在「天狼星」論戰不久，洛夫曾說：「（〈天狼星論〉）由於在措辭上對作者的由社會地位養成的『尊嚴』有所損及，致使作者大為震怒。」又說：「臺灣詩人群與余光中並無恩怨之處，且彼此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流徙來臺的年輕軍人，毀學棄家，斷離血親，不免懷怨生恨；這跟舉家遷臺，父居公職，身在大學，放洋歸來者在心境上自然有所區別。余光中則指洛夫等人為「惡魘派」，對於軍旅詩人緣於身世的「痛感」（這在余的前幾本詩集是比較缺乏的），對於「非理性詩學」的意義，稍欠同情與理解。而洛夫對於〈天狼星〉組詩，對於學院派的思維，也有過於苛刻的論斷。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於紀弦、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國取向，余光中譯介英美詩學，倡導知性與感性的平衡，依然反映出冷戰時代裏文化傳播的變遷。而新大陸（美國）與舊大陸（中國）這兩「大」的相互激蕩，也就養成了他筆下特有的雄豪之氣，以及分裂對峙的時代感。２余光中善戰，以此樹立聲名，與創作互為表裏。早年在現代詩論戰裏，他回應雜文家的文字，最為明快而犀利。在與所謂「惡魘派」爭奪現代詩的代表權時，他思路清楚，文筆結實而老到，因而在言辭爭鋒上絕不居於下風。但〈天狼星〉不算成功，確實被洛夫說中了，故余光中後來推遲了出版時間並大幅修改。由此看來，余光中有時不免「辭」勝於「理」，在辯論賽上常勝，但在觀念上未必佔優勢。在晚年的訪談裏，余光中自承，他雖與紀弦相互譏嘲，但暗地裏反而受到紀弦的吸引（按他自己的講法，就像「大家閨秀」對「浪子」欲拒還迎）。實際上，余洛之爭也存在著類似的狀況。余在「論爭前」已是新古典與現代化並進，在「論戰後」則在兩方面都有較為明快有力的躍進（而非一般所認定的，由西化期轉入新古典期）。余自稱「浪子回家」，但他的浪子資格可能是論戰後才進一步補全的。大約從一九六○年算起的十五年，余光中密集地推出了質量豐厚的詩、散文、評論。僅以詩集而言，《蓮的聯想》、《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等四集，就撐開了多重向度，並建構出各種有力的詩意模式。若要講求單一詩篇的「深」、「密」、「複」，他恐怕不是上選；但若以詩集為單位，綜論其「多」、「變」、「廣」，並考慮到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則余光中詩仍然是那個時代裏一座雄偉的山峰。《蓮的聯想》聯結「文化－中國」，愛情與美感，開發了「漢語性」的現代潛能，並且演示一種辯證性（浪漫與古典），並非借屍還魂而已。《敲打樂》裏的「現代－中國」符號，兼含羞恥與愛，其實與當時的主流並不相同。余光中能夠表現「多面化」的國族感受（包含負面），顏元叔早就指出他並非「教條式的愛國主義者」。他以一種灰色、自傷、頹廢的情調，戲劇化了半世紀來「中國人」的內在癥結。當然，他之所以能夠採取「反教條化」的方式去書寫中國，恐怕與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有關。《在冷戰的年代》很可能是余光中的最佳詩集，前此他在現代詩陣營裏仍是個遲到者。這時，他獨樹一格的「新造無韻體」終告成熟，此體宜於鋪展、馳縱與堆疊，特別適合能雄辯、擅氣勢、好修辭的（散文式）詩人。此外，他精準把握到「冷戰」時代下的精神困境，因而寫出〈雙人床〉那樣極立體的名篇。《白玉苦瓜》的民歌體淺易，但有社會影響力（他雖倡導「現代詩」可向「搖滾樂」學習，但自己未必做得到）。至於與書同名的〈白玉苦瓜〉，則造及一種最圓熟的中國性（文化傳統與近代苦難），恰恰滿足了中國意識走到極點的社會心靈。３詩有文本，有語境，有永恆性，有變動性。而與一時一地之社會心理相對話，乃是寫詩與讀詩皆不能免的程序。今天的情境與余光中鼎盛時相較，已有極大的變化。若是以今律昔，而說一九六○－一九七五年的余光中全是保守、滯後，因政治性而獲取文化聲名；或說那種中國性違離了臺灣主體性，無甚可觀。我認為，並不公允。余光中的詩集（我是說詩集，而非詩行）「高度濃縮」「強力體現」了特定時空斷層下的一種集體情感，這不是輕易的，也未必是其他現代詩人所能與之爭勝的。當然，詩人如何處理自己與時代、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或順或逆，可即可離。有時受命運之安排，有時則為意志之抉擇，也是讀者評議詩人的一大關鍵。余光中在一九六○年代（藉由學院、詩人、報刊）一躍而為文化英雄，自然有「勢」的輔助，但亦繫於個人的才能、學識與意志，絕不能說只因投機或僥倖。在文星時期，他「以鋼筆與毛筆對抗」，攻擊文化守成主義，仍具有一定的叛逆性。雖然就勢而言，他也傳播了一種美國價值。瘂弦說過一段話：「詩以文傳，文以教授傳，教授以英文傳，英文以西裝傳，西裝以煙斗傳。」這話未必專門針對誰，看似挖苦，但也揭示了一種文化現象。余光中詩文兼擅，中西並修，自較符合文壇巨擘的要件；在重視「傳播」的現代情境裏，「文」之推波助瀾，加上雄辯而幽默的演說能力，更使他如虎添翼。但若非他的詩具有某種質量，能夠召喚大眾與青年，他也無法成為當時的詩界明星。從《蓮的聯想》到《白玉苦瓜》，余光中的詩大致完成了「正典化」。此後，從香港時期到高雄時期，他各發展出若干的詩意模組，續有進境；惟總的說來，不甚激盪人心。而在文化論述上，他逐漸趨於「守成主義」，更在乎時間長流裏的「永恆性」而非當代世界的「變動性」。於是，「余光中」遂凝定為一種符號，更像是不動的堡壘，而非騎兵隊。他啟迪了許多起步期的青年作家，但他們未必都留在「這裏」。另一個關鍵形式是在港臺的中學課本裏，他幾乎成了現代文學的同義詞。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當然，余光中反覆發表「中文純化」、「古典為現代之本」、「詩行要短要均衡」之論，也算是一種個人堅持或抉擇，後軍充前軍，求仁而得仁。在這個層次上，他把自己活成某種國文老師的至愛，模塑著年少的血氣。４稼軒詞云：「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戰者，重迅疾、主犀利、尚剛猛；一生鏖戰如徐復觀，也不免有所錯擊。余光中的論戰文字可以說是範本級的，有戰常參，出師屢捷。但一篇〈狼來了〉，如矢既發，便鑄下了難以收拾的悔疚，乃至恥辱。這篇文章一貫地執行了自己的「反共」立場，看來必勝；然而見獵心喜的結果，使他流露了輕率、刻薄的態度。這不是文辭層次的失著，而是一項行為。在當時，余光中可能自認為執行了一個符合公共（國家）利益的行動；而在實質上，則不無損傷他人生命與尊嚴，而成為一種「殘酷」。依照佛洛依德的觀念，道德的考量（ moral deliberation）也常基於明智的計算（prudential calculation），其缺失亦然。而余光中之計算錯誤，或緣於他陷在單面的階級、認同與思維裏，欠缺更為深廣的同情與設身處地。他既淆亂了文學／政治的分際，如今只好受到這團亂線的糾纏。但若僅以「狼來了」事件，輕易將詩人歸檔，仍然是可憾的。在公共倫理上有所損者，有時卻是現實生活或文學圈裏，具有風範、智識、熱情的良師。余光中去世之後，被他直接或間接啟迪、賞識和教導過的後輩，頗多切身而正面的回顧與評議。有些更年輕的朋友認為，這些都不足以為逝者辯；但我認為，公共倫理與私人情誼恩惠雖宜區分開來，後者之豐富仍有助於我們認識一個詩人的「文學生命」。余光中在詩史上的熱源來自於爭議性，但也立基於詩文本身的豐富性。面對如此多產的作家，我們不必太在乎那些平緩之作，而應細讀其詩文精品。它們絕對足以構成一座奇峰，我相信，明敏的年輕讀者仍可從中獲取或正面或側面的啟迪。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7411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23.192.113.200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poem/M.1541746631.A.F5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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