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一個可以獻身的價值
■關曉榮
1989年「人間」雜誌停刊，震動了許多人的視聽。當年一同工作的戰友們
四散各處，並努力地在攝影與文字的揭露與批判場域，繼續著零星的個別
追逐戰，卻也不可避免地日漸喪失了鬥志昂揚的體溫。「人間」停刊後，
於1985年創刊號發表的「2%的希望與奮鬥——八尺門阿美族生活報告」，
於1996年才集結出版。那時刻已經是「人間」雜誌後期的「蘭嶼報告」由
時報出版公司集結出版之後的事情了。猶記得，在「八尺門手札」出版準
備的時節，台灣社會對社會調查批判報告的熱忱與關切，早已淡漠沉寂。
二十一世紀開始前後，「八尺門手札」與「國境邊陲．蘭嶼1987書籍」也
先後絕版。
這些年來，以報導文學、攝影為主要課題的「夏潮報導文藝營」承續了「
人間」雜誌的精神，不辭艱辛地從事這方面的青年啟蒙工作。去年12月中
旬排給我的一堂課的備課過程，驅使我再一次面對過去的報告工作，並不
斷地想起老友鍾喬給我的警惕：「老關這些年來沉寂了……。」要說之所
以沉寂的原因，或可借用「1968年．反叛的年代」作者塔里克．阿里的引
言「質疑權威的年代」裡的話：「本書僅僅是1968年的政治日曆，它一五
一十地報導和描述了這一年的事件。每一個月在世界的某個地方都有事件
爆發。……對於今天讀這段歷史的人來說，那時的世界似乎是一個沉淪的
大陸。然而令我們難以置信的是，在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希望是一
去不復返了，自我反省與利己主義已取代了人人平等的信仰。」在台灣發
生的『質疑權威的年代』，雖然因歷史與政治因素晚了二十年，當時的熱
忱與激情過後，權力重分配佈局底定，並完成舊結構的補強工程後的社會
氣候，倒與塔里克．阿里所言十分貼近，或更有甚者嘲笑並拋棄了自我反
省，緊抓著自我合理化的利己主義。
思想與價值的重建
是一個艱鉅的歷史難題
每一個世代都存在著勇於反叛既得利益的青年，他們就像前一個世代的青
年一樣，勇敢地在歷史中苦苦求索，準備為這個世代投身於精神與思想的
荒廢與失敗主義的虛無中拓墾實踐。面對青年工作絕不僅僅是揭露批判的
報告文學、攝影的知識及方法的傳習，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揭露與批判追求
進步的思想與價值的重建。當過去的報告文集絕版走進歷史的時刻，教學
工作要求我走出沉寂，從官方的歷史及市場的商品封印中突圍。「人類仍
然有能力使世界再來一次這樣的變化，但本世紀最後幾年取得勝利的這種
制度，是寧願使我們成為無用之人，也不會放棄其特權的。」（1968年反
叛的年代：塔里克．阿里，1998年1月，該書引言的最後一段話。）
然而，思想與價值的重建是一個艱鉅的歷史難題，而不是一個嘴巴說說便
罷的倫理教條。從官方的歷史及市場商品封印中突圍，也不是一項個人英
雄主義的冒險事業。被壓迫者揭竿而起的反抗需要一個力學的支點，一是
被壓迫事實的積累，二是辯證性理論的武裝，兩者充分結合的地基。在這
篇短文裡，僅就理論辯證的一個有限的範圍，粗淺的談談不甘願成為一個
「無用之人」的思索。
1989年在基隆八尺門的工作期間，有一天與一群進港不久的阿美族青年，
在一位友人的家中喝酒聊天。酒聚的熱鬧氣氛下，我問道：「為什麼你們
的雙手那麼粗糙？而且十指指甲多半有黴菌感染的黃斑？」青年們覺得問
得多餘好笑，卻有一位平實地回答了我的問題。「晚上漁撈作業，每一次
起網，都要用雙手去將魚獲分類、分級裝箱和冷凍工作，久而久之傷痕累
累的雙手受到細菌感染就變成這樣了……。」「有時候在進港跑水路停止
作業的時候，還得到機房打熱水，把雙手的死皮泡軟，然後用小刀刮掉才
行。」我問為什麼？青年們哄堂大笑的聲浪中聽到的是：「進港要抱抱女
人啊……。」改變了話題後許久，不知怎麼的在我左邊的青年忽然抓起我
的左腕高舉示眾說道：「看！這才是一隻好命人的手！」
1988年2月20日，蘭嶼雅美族積蓄了戰後兩個世代反歧視反壓迫的能量，通
過要求政府將放射性核能廢料遷出蘭嶼，爆發了雅美族有史以來第一次的
反政府行動。當時；有許多台島漢族的各路人馬參與支持。當天夜晚，反
核運動的群眾聚首的時候。「人間」雜誌的戰友王菲林，冷不防向我提了
一個問題：「你的工作促使我們獲得許多了解與反省，但是對他們（雅美
族）的意義是什麼？」當時，大家不分漢族、雅美族、老少、男女的反核
群眾，藉著共飲共食，沉浸在疲憊的行動所激起的被壓迫者的激動情緒中
。我被這突如其來（王菲林倒可能是有備而來）的質問緊緊抓住，一時間
無法回應。甚至在王菲林過世那麼多年以後，每想及此，我仍然沒有較為
完全的答案。
報告工作者面對的是
一項道德抉擇的兩難
兩年前，一位修習報導攝影課的學生，經歷了一次以鏡頭指向農民的工作
挑戰後，有了這樣的質問：「報導攝影者以代言人的身分，行使了介入與
拍攝的權力，如果這番代言不能起到改革的作用，那麼拍攝後離去並因其
工作而獲利，那不也是對被拍攝者的剝削嗎？」
八尺門工作「好命的手」示眾的經驗，是一次不容否認，也不能磨減，更
不能迴避的關於報告者及其所報告的對象之間的階級差異的事實。當時的
我確實感到強烈的情感作用的窘境，卻並沒有拋棄原初的立場，相反的是
堅持的貫徹了當時的工作。原因很簡單，選擇這項工作的理由有好幾個，
其中一個是對當時的「媒體」對問題取向與觀點的支配權的反叛，是項工
作的問題意識與立足點，也不是媒體產權支配下的「代言人」，按照僱傭
關係所規定的義務將其被指派的工作結果向僱方做出業務彙報。
蘭嶼報告工作中的問題意識，固然促進戰友王菲林所說的漢族的了解，但
是這番了解並未觸及對漢族中心意識的政治權力的挑戰。相反的是問題意
識在報告工作中所展開的與雅美族的對話和探求，逐步清晰化的形成了當
代雅美族自我意識的萌芽，並通過點點滴滴所凝聚的反歧視、反壓迫的政
治行動成長茁壯。不論是王菲林所說的漢族的了解，亦或雅美族當代的自
我意識的形成，兩者都不是報告工作代言人的個人英雄事業，而是，「問
題意識」的內在能量所必然起到的能動性作用。
關於學生的質疑，當時給出了一個相反的提問：「從你所說的剝削與否的
簡單化條裡來看，報告工作者面對的是一項道德抉擇的兩難，先不談堅持
工作的正當性，如果工作者選擇了放棄與退卻，將出現怎樣一種剝奪與被
剝奪的社會情勢？」
「如果我們不努力而喪失了回應的能力，是否正好一頭栽進剝奪者虛構不
實的倫理陷阱得以安然自保？並在陷阱中成為喑啞的共犯？」
知識份子與大眾的關係以及支配權力的相互關係至為重要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簡體中譯本的譯者卷首語中譯者程巍有這麼
一段話：「歷史曾經被六十年代的反叛者們視為一道深淵，裡面埋葬著無
數沈默的死者，而它上方則是一座用大理石構築的輝煌的教堂。它的合法
性、正義性和自我正確性建立在他人的不合法、非正義和荒謬上，而評價
他人的不合法，非正義和荒謬的尺度正好是他自身的合法性、正義性和自
我正確性。這是一種循環論證法，它訴諸人們的政治無意識，而且有意識
地培養人們的政治無意識（或者說，非常有理性的培養人們的非理性）。」
布萊希特在1935年反法西斯宣言中說：「反對法西斯，而不反對資本主義
的作家們，如同享受小牛肉，卻不願見到屠殺小牛肉的血一般。」（引自
鍾喬著作：《述說一種孤寂》）
如果說報告文學或攝影工作者的生產手段是一種知識份子的生產手段，那
麼，知識份子與大眾的關係以及支配權力的相互關係就至為重要。在一篇
〈政治，藝術與藝術的政治化——閱讀1930年代的本雅明〉發表於《視界》
第10輯，作者：王曉玨的論文中有這一段本雅明的評論筆記如下：「專家
與無產階級的團結是帶有中介的。……無法否認的事實是，無產階級化的
知識份子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為什麼？因為資產階級經由教育的
方式給予他生產手段，使他感到與之緊密相連。」阿拉貢說的是對的，「
革命知識份子最先以自己出生階級的背叛者出現，最後也仍然如此。」
這篇短文是在文前提及的「夏潮文藝營」裡的一堂課所談的重點整理，論
理不足倉促執筆，其中的缺失與盲點有待進一步清理。◎
文章出處：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541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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