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為愛朗讀》:“平庸的惡”、失落的正義和寬恕

看板movie作者newline (漫長的等待與相遇)時間15年前 (2009/03/15 00:53)推噓16(16推 0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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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time.com/my/twentyfourlies/blog/1687445/ 《朗讀者》﹕“平庸的惡”、失落的正義和寬恕 zerone 發布於：2009-02-16 08:16 寬恕不可寬恕的　　──德裡達 1 漢娜‧施密芝在獲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監獄裡自殺了。麥克‧伯格忍著巨大的悲痛和內疚走進了她的獄室﹐書架上整齊地放著他寄給她的錄音磁帶﹐還有一些她學會讀寫後借來閱讀的書籍。在這些施密芝閱讀過的書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艾希曼是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4課的課長﹐曾通過自己在鐵路運輸方面的專長把百萬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戰爭快結束時﹐火車車皮不夠用﹐艾希曼便讓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營地。阿倫特（猶太人）作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在耶路撒冷旁聽了對艾希曼的審判。讓阿倫特震驚的是﹐這個“殺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表現得畢恭畢敬﹐甚至像一位紳士。在艾希曼身上﹐阿倫特看到了﹕“恐怖的、難以表述的、難以想象的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確實是一個盡忠職守、嚴謹勤奮的官員﹐每天埋頭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頭的統計數字﹐極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國的“國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這樣的“平庸”官僚的行為。他反復強調﹐自己隻是龐大系統中的一個小齒輪。阿倫特認為﹐使得納粹的罪行得以實現的絕大部分人都具有這種“平庸”特征﹐他們輕易地放棄了個人判斷的權利。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這就是應當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朗讀者》的小說作者、柏林洪堡大學法學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無疑受到了阿倫特的影響﹐他對納粹罪行及其影響的思考始終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層面展開。那麼﹐漢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惡”的又一個例証嗎﹖ 2 漢娜確實是“平庸”的﹐因為她是一個文盲﹐還用謊言極力掩飾這一點。換句話說﹐漢娜由於無法讀寫（文盲）因而不能從文化及其社會秩序中獲得正常尊嚴﹐進而把掩蓋這種失敗作為其一生拼死維護的尊嚴本身。漢娜熱衷於傾聽朗讀﹐她對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強烈﹐她對自己文盲身份的厭惡和恐懼也就越強烈﹐這是同一種感情的兩面。這讓她近乎瘋狂地走上了一條維護、追求尊嚴的道路﹐為此不惜撒謊﹐拋棄工作和愛她的人。這種創傷性的尊嚴貫穿了漢娜的一生﹐構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這種基本特征已經從根本上決定了她首先是一個值得同情的形象。和艾希曼作為有文化的“專家”卻放棄個人思考判斷和尊嚴相比﹐漢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輕易放棄的這一切﹐雖然這種追求的起點很低而且困難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那個時代在德國普遍彌漫的那種麻木﹐漢娜顯然無法超越這一點。這種麻木既彌漫在集中營的施害者身上﹐也彌漫在受害者身上﹔彌漫在法庭上的審判者身上﹐也彌漫在被告身上﹔彌漫在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說比電影更清楚地展示了這一關鍵內容﹐電影中隻出現了一個在法庭上織毛衣的被告形象）。在集中營裡﹐無論囚犯還是看守﹐他們要繼續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把毒氣室和焚屍爐──殺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們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輕﹐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藥或喝醉了酒一樣讓麻木狀態佔據自己。在這種共享的麻木之上﹐他們形成了一種使惡得以日常化的合作關系。在這種環境中﹐是非、善惡、生死等基本倫理問題都消失了﹐隻剩下各種本職工作的日常計較。漢娜的不幸之處在於﹐在她那條偏執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為有文化和尊嚴的人之前﹐在她能思考人類的尊嚴之前﹐她已經不得不面對了關於人類尊嚴的大是大非的殘酷考驗──她沒有能解救教堂裡的那些猶太人﹐這是殘酷的、有罪的﹐但這符合她當時的思考和行動能力﹐符合那個環境輕易強加給一個文盲的一切。 3 審判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納粹”“兇手”“集中營的女看守”的這樣標簽對漢娜這樣一個卑微的文盲來說是實在是太大、太沉重了﹐漢娜或許從未能準確地理解這些字眼的含義。然而﹐這些標簽已經足以讓多數人在理解她之前已經對她下了判決。在法庭上﹐漢娜實話實說﹐她顯然對遊戲規則毫無概念﹐對自己的和別人的表達方式也沒有概念﹐更不會知道有罪或無罪、判刑或釋放在一個平庸的法庭上往往取決於這些表面的東西。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各種身份的人之間充滿推托、謊言、策略、計算﹐唯獨缺乏對人性的深思、對正義的虔誠。漢娜最終因為要堅持隱瞞文盲的身份而被定為罪首﹐處以重判。一個偶然的因素就皆大歡喜地了結了這場審判。審判始終沒有觸及漢娜身上真正重要的內容（漢娜的拒絕隻是一方面的原因）。麥克在研討課上說出的“理解”這個詞是微弱的。很多人都會義正詞嚴地反問﹐我們真的需要理解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冷酷女看守”嗎﹖ 漢娜的確有罪﹐但這並不意味著審判者就可以簡單地根據抽象的罪名、簡單地運用法律懲罰她。如果審判不是基於對“這一個”被告的全部特殊性的真實理解﹐而是基於博弈（各種計算之間的平衡）﹐這種審判不可能是正義的。法國哲學家、猶太人德裡達（Derrida）在思考法（Law）和正義（Justice）時指出﹕“ 若一位法官想作出正義的判決﹐他（或她）便不能自滿於隻是引用法律。他（或她）每次都必須重新發明法律。”也就是說﹐“在一獨特的情況中重新發明一種正義的關系﹐這意味著正義不能被降格為約束、處罰或獎賞的計算。正確的或合法的事﹐很可能是不正義的。” 對漢娜的判決是“正確的或合法的”同時也是“不正義的”。理解漢娜不是為了免除她的罪和罰﹐而是使法真正和她的特殊性發生切身的、正義的關系 ﹐否則審判就會淪為暴力﹐甚至隻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暴力。阿倫特就認為﹐為了能正義地審判納粹的罪行﹐一般的國內法是無效的﹐我們必須創造出基於對人類尊嚴深思的新的法律。漢娜這個形象從根本上召喚著正義﹐而不隻是同情。 4 那麼﹐麥克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麥克和漢娜的關系準確地表現了﹕經歷了二戰、在納粹的罪行面前或合作或沉默或麻木的老一代德國人和年輕一代之間的愛恨交織的復雜關系。 “當我努力去理解時﹐我就會有一種感覺﹐即我覺得本來屬於該譴責的罪行變得不再那麼該譴責了。當我像該譴責的那樣去譴責時﹐就沒有理解的余地了。兩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譴責。但是﹐兩者都行不通。”小說這樣表達這種復雜的感情。其中最關鍵的是麥克的兩次沉默﹕第一次﹐麥克知道了漢娜是文盲﹐卻沒有告知法庭這一事實﹐而選擇了沉默﹔第二次﹐漢娜在監獄裡學會了讀寫﹐並給麥克寫來了字體蹩腳但飽含希望的書信﹐但麥克卻選擇了沉默﹐沒有給出漢娜最需要的回應。在第一次沉默中﹐最壞的可能原因是﹐麥克內心不希望漢娜因為自己的介入而得以減罪﹐ 並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可能是﹐麥克覺得揭穿她的文盲身份等於毀了她﹐沉默是尊重她的決定﹔或兩者兼有或更復雜。而在第二次沉默中﹐麥克需要計較的現實因素就更多了。在麥克的沉默中﹐我們甚至能看到前面描述的那種麻木。這種麻木是讓日常生活繼續下去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樣才有可能讓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並在這種生活中繼續生活下去。” 麥克唯一做的是﹐給漢娜不斷地寄自己的朗讀錄音。這是麥克在重重矛盾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合適的接觸漢娜的位置。此時﹐朗讀從原來的肉體之間的、面對面的﹐變成了抽象的語音。朗讀延續了﹐但愛已經消失。漢娜終於通過磁帶學會了讀寫﹐但最終沒有獲得真正的理解（正義）和寬恕。漢娜沒有拯救猶太人﹐麥克也沒有拯救漢娜。在罪面前﹐在生活的各種牽絆中﹐麥克沒有勇氣再去面對自己曾經的愛﹐更沒有勇氣把他的愛變成真正的寬恕。德裡達說﹐寬恕“不可能寬恕的”才是寬恕。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寬恕﹐它的每一次具體實踐（實現）都會打破原來關於什麼是能寬恕什麼是不能寬恕的經驗和界限（解構寬恕原來的可能性）﹐就像正義的每一次具體實現都會要求法的重新運用甚至發明（解構法之運用的原本可能性）﹐就像真正的愛是愛那些超越你並更新你的事物（解構自我的同一性） ﹐否則就隻是變相的愛自己（自戀）而已。無論是寬恕﹐還是愛與正義﹐都需要一個超越性的維度﹐否則就會被日常生活的平庸所吞沒﹐或者被罪所壓垮﹐或者被計算所腐蝕。影片的結尾處﹐麥克把他原本疏遠的女兒帶到了漢娜的墓地前。的確﹐他有責任把漢娜的故事向下一代（未來）重新講述一遍﹐而這個重新講述的故事應該不隻是關於罪與罰﹐更是關於愛、正義和寬恕。 2009。2。14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63.2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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