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閒聊] 關於孤島時期與孔祥熙禍國

看板historia作者STAV72 (刁民黨黨務主委)時間9年前 (2015/04/03 02:02)推噓0(0推 0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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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 Warfare 看板 #1L7Ndewq ] 作者: STAV72 (刁民黨黨務主委) 看板: Warfare 標題: [閒聊] 關於孤島時期與孔祥熙禍國時間: Fri Apr 3 01:18:23 2015 由網路文章轉錄：原始網址如下↓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292.html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293.html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294.html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295.html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296.html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297.html http://www.b111.net/novel/49/49397/4419298.html ~~~~~~ 跌蕩一百年（下）第1章第四部·1938年：怪亂的「孤島」 (1)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艾青：《我愛這土地》，1938年 1938年的上海被稱為「孤島」，這是一個十分貼切的隱喻。上海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僅次於柏林、倫敦、莫斯科、紐約、巴黎和東京。在1937年底的保衛戰中，城市遭到毀滅性的重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 Frederic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書中認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戰中第一個被摧毀的世界大都會。」據《申報年鑒》記載，當時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上海喪失了70%的工業能力。大量難民湧進只有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從150萬猛增到400萬，數萬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在最寒冷的冬季，上海街頭發現了1.01萬具屍體。自戰事爆發後，楊樹浦、閘北、滬西、南市一帶均被日軍佔領，但黃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卻遭包圍而還未被進佔，市政之權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這一區域，對外交通保持暢通，對內交通也逐漸恢復，進出口完全自由，形成自由商業市場，遂成一特殊的「孤島」，其範圍包括東至黃浦江，西至法華路（今新華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蘇州河，南至肇家濱路的地區。著名的民國記者陶菊隱記錄道：「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是炮聲震天，一邊是笙歌達旦，每當夜幕降臨，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透過幽暗的夜空，與閘北的火光連成一片，映紅了半邊天。」這一狀況維持了四年之久。就這樣，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一個「孤島」上。「島」的面積只有機槍子彈的射程那麼遠，而危機卻像東海般浩瀚可怖。整個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處於極其頹廢的狀態，即使是暫時掌握權力的那群人，也會感覺生活索然無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顯得那麼的虛妄，只有絕望才是真實的。在這麼一個充滿末世感的怪亂世界，每個人——包括企業家們卻還不得不展開自己的生涯。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島」時期的上海工商經濟並不是一片蕭條、滿目瘡痍，而竟有過一段空前的畸形繁榮時期。就在炮火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的時候，繁榮的幽靈居然在廢墟和屍體上很快復活。到 1938年底，租界內恢復生產和新建的工廠總數達4700多家，超過戰前兩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設工廠1705家。其中，傳統的紡織業復甦最為迅猛。據布廠同業公會調查，至1939 年，租界內新設織布、染織及手織廠823家，新增布機2.32萬台，日夜運轉每月可產棉布 142萬匹，而工廠的利潤是戰前的兩到三倍。這主要是源於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資料需求加大，消費品市場也就相應擴大；其二，人口集中又為租界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從而有利於工業的復工生產，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反過來又使原料市場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點，租界是中國東南沿海唯一的「非戰爭地帶」，人流和商流自然向這裡洶湧匯聚，從而激發出別樣的熱鬧。租界是彈丸之地，所有生產的原料需外來，而所有製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榮完全依賴亞洲乃至全球政局的變幻。先看國民政府的態度。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當即頒布了《禁運資敵物品條例》，將淪陷區貨物出口「概以仇貨論」，對國統區物資運滬也予以嚴格限制。但是，這一政策很快轉向，因為大後方經濟需要租界工商運作的支持。首先，這裡是工業原料和設備進口的唯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後方經濟完全服務於戰爭，以重工業為主體，民生產業十分薄弱。張賽群在《上海「孤島」貿易研究》一書中指出，到1941年前後，大後方人口已經由戰前的1.8億急增到2.3億，所需棉紗須有160萬枚紗錠開工生產，而實際運轉的紗錠最多時也只有17.5萬枚，每年缺少的棉紗和棉布分別為12萬件和400萬匹，這些物資大都依賴上海方面的供應。因而，國民政府不久便解釋稱，凡淪陷區內未受日方利用或控制之出品，如上海租界區域內各國貨工廠之出品不能算做日貨，仍應准其運銷各地。偏據重慶之後，國民政府仍然在上海專設國貨運輸管理處，主持貿易事宜，並繼續對租界供應外匯，繼續維持「孤島」的外匯交易，這使得進口商可以不受外匯配給的限制，自由進口緊缺物資以謀利。日方對租界經濟的放鬆也出於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中日開戰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日本仍與英美維持著外交關係，所以對租界不敢公然攻擊；另一方面，日本經濟也需要上海「孤島」的支援。日本是一個戰爭資源基本不能自給的國家，其重工業所需的石油、鐵砂、銅等全數依賴進口，即使棉花、木漿、硫酸等工業原料也大多需要進口。在這種情形下，上海「孤島」成為日本獲取、轉運戰略物資以及套取外匯的中轉市場。日軍對租界實行的是「和平封鎖」，即只禁止中國船舶的海上交通運輸，對第三國船隻雖時有阻攔，但並不完全禁止進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進出上海港的輪船噸位中有將近六成屬於中日以外的第三國。當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掛著外國國旗的中國船隻。「孤島」還成為歐美各國在遠東地區的商品交易中心。進入3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歐洲局勢的緊張，各國均在某種程度上對進出口貿易實行了統制政策，敵對國之間更是開展了經濟戰。特別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對英國海上運輸線處處加以破壞，而且對中立國船隻進入英倫三島進行嚴密封鎖。相應地，英法集團及北歐諸國也對德國進行了貿易封鎖或限制。在這種博弈中，英國將上海當成了原材料和動物產品的市場來源。而德國也通過各種渠道，將顏料藥品、五金機械、化學產品等商品運送到滬，以換取其急需物資。正是因為這種微妙而獨特的因緣際會，「孤島」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開戰後的1937 年底，各歐美輪船已經恢復了南北洋和長江航線的航運，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開至倫敦、馬賽等歐洲城市的直達班輪，至10月基本恢復至戰前水平，國內航線也相繼重新開通。上海很快恢復了全國貿易中心的地位。據朱斯煌主編的《民國經濟史》記載：在進口方面，1937年的進口總值為5.08億元，1938年因戰爭降至3.76億元，但隨即很快大幅度回升，其後三年分別達到14億元、29.76億元和34.1億元；出口的數字也類似，1937年為4.04 億元，1938年降至2.22億元，其後三年上升為3.92億元、13.67億元和19.29億元。戰後出口在全國所佔比重已高於戰前。在1942年之前，英美兩國在上海租界區的投資占它們在華投資總額的72.6%和64.9%。「孤島」經濟的復甦速度是驚人的。1938年1月，租界內各工廠的雇工為3.19萬人，到4月就增到13.07萬人，到年底更增到23萬人。大大小小的針織廠、麵粉廠日夜加班，仍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利潤因而高得嚇人。以針織業為例，線襪的利潤為37.2%，絲襪為 43.4%，羊毛襪為62.6%，衛生衫為79.2%，羊毛衫為54%。這種高額的工業利潤為各企業帶來了大量的盈餘。以榮家為例，在租界內有申新二、九廠兩家紡織廠和福新二、七、八廠三家麵粉廠，其贏利遠遠超過戰前，僅申新九廠一家在1939年的贏利就高達1000萬元，榮家一舉償清戰前所有巨額積欠，榮德生還在1939年發起組織廣新銀公司，投入銀行業務，成為滬上名副其實的巨富。當時的一項調查表明，由於「孤島」時期各行業新設工廠增加，所需機器數量十分可觀。加上外匯暴縮，外國機器價格太高，各廠不勝負擔，於是原來向國外進口機器的企業無不改用國產機器。各機器廠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於是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加上鋼鐵和機價步步暴漲不息，故各廠無不市利三倍，營業鼎盛，獲利亦厚，成為機器工業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工業的繁榮自然帶動商業和金融的興旺。由於周邊地區戰火不斷，江浙地區的商賈地主和銀行家紛紛將公司和業務搬遷到租界內。整個1938年，租界內新增491家商號和160餘家銀行機構，年終結算，全市所有銀行和錢莊除了一家之外，竟統統贏利。由於租界與國外的海運通航無阻，加上與內地交通的恢復，各地的豪門富戶攜帶大批錢財來滬避災後，過著驕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給市場造成了虛假繁榮的景象。上海的百貨業主既供應中、低檔適合廣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適合「富豪避難者」所需要的高檔奢侈品，所以整個零售商業空前興旺。小百貨業原集中在南京東路、廣東路、金陵東路一帶，這時發展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門路）等。這些地段的小百貨商店比戰前增加了1~3倍。據估計，1939年零售同業共有千餘戶，比戰前增加了1倍左右。租界內的幾條商業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雲，其中，金陵路商號277家，西藏路商號242家，靜安寺路商號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貨市場上，幾乎天天早晚顧客盈門，人如潮湧。當時上海的六大百貨公司營業空前興旺，商家為進一步招徠吸引顧客，大肆裝修門面。金陵東路的小呂宋百貨商店把商場的地面全部翻新，採用厚玻璃內裝電燈，每晚燈火輝煌，進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宮。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後每天平均營業額達百萬元以上。據商店老職工回憶，當時天天生意興隆，「每天從開門到打烊，顧客始終絡繹不絕。下午更是擁擠，商場內人如潮湧，櫃檯旁擠滿了顧客。平均每個職工一天內要接待顧客五六十人，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還經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營業額較1938年增長了5倍半，利潤額更增長11倍以上。據魏斐德的記錄，「至1941年初，上海出現了奇特的繁榮，人們幾乎無法預訂到一個房間，以致若要看一場週末電影也得預先訂票，夜總會則鱗次櫛比」。一個名叫瓦尼婭· 奧克斯（VanyaOakes）的旅行家描述了當時租界內外國人的生活：「美國人與英國人的生活似乎與1937年以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且其飯局、跳舞以及飲酒的次數均比以前更多了。大部分人受雇於大公司，其薪水則用美元或英鎊結算，所以隨著中國貨幣的貶值，他們的美滿生活又回來了，至少當時是如此。」不過，這位作家接下來寫道：「然而，上海人在暗中卻飽受著不斷蔓延的毒氣之害，正如一個家庭中有人生了病，便預示著整個家庭的大混亂一樣。」奧克斯的觀察是準確的，「孤島」的所有繁榮都是畸形和糜爛的，甚至是令人絕望的。財富只與極少數人有關，其餘的都是待宰的羔羊。「孤島」時期，物價長期上漲，投機活動猖獗。1939年前後，儘管生產迅速恢復，效益好於戰前，但是很多工廠還是借種種理由將工人工資按戰前的70%~80%發放，勞工階層的境況實際上趨於惡化。據日本學者巖間一弘在《1940年前後上海職員階層的生活情況》一書中披露，在戰前，上海工人生活費支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別占53.2%和8.3%，而到1940年，由於物價高漲而實際收入停滯，食住開支佔到了總支出的82%以上。如果說，1936年上海工人的生活費用指數是100，那麼到1941年3月，食品價格是774 ，房租是385，燃料是636，日用雜品則是599。奧克斯說：「以前花100元買的物品，如今得花365元，與物價的上漲相比，工資的漲幅是極為微小的。」當時的報紙用無奈嘲諷的口吻報道如下：「物價像被吹斷了線的風箏，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飛昇。公用事業的工人一再罷工，電車和汽車只恨不能像戲園子和旅館掛牌客滿。銅圓銀幣全搜刮完了，郵票有了新用處，暫做輔幣，可惜人不能當信寄，否則擠車的困難可以避免。生存競爭漸漸脫去文飾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恥並不廉，許多人維持它不起……」因為是唯一的「和平區」，又缺乏適當的管制，租界內的投機活動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從1939年起，上海的股市就失去了控制，投機者們將戰爭概念股炒到不可思議的高價，貨幣兌換率隨著每一個謠言而上躥下跳。滬上流行一句順口溜：「工不如商，商不如囤。」1939年9月，納粹德國悍然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0年5月，德國全面進攻荷蘭、比利時與法國，歐洲時局大震，上海投機客乘機以每大包1000元的價格購買了大量棉花，儲存在倉庫裡，以致阻滯了國內市場以及正想將棉花運往歐洲的外國貿易公司，當月底，價格上漲到2000元一大包。然而，投機客沒有料到德法交戰那麼快就有了結局，他們仍然持貨不放。6月25日，法國被迫與德國簽署停戰協議，日本迅速迫使法國維希當局向中國船舶關閉口岸，人為上漲的棉花市場應聲崩潰，50多家進出口公司一夜破產，股市行情更是一落千丈，前幾日還在外灘的樓頂花園舉杯狂歡的商人，現在則從那裡跳樓自殺。奧克斯很感慨地評論說：「騙局！大騙、小騙、巨騙，猶如棉紗事件一樣，剝奪了人們的必需品，危及了整個城市的生活。」而左翼作家夏衍描述的情形則更殘酷，在他看來，上海的情況是「二十四層的高樓底下還有四十八層的地獄」。接下來講「孤島」上的政商恩仇，那是另一部更精彩、更血腥的黑色電影。日本入侵中國後，分別在北京和上海扶植了兩個傀儡政府。1938年12月，國民黨的二號領袖人物汪精衛出走重慶，發表「艷電」公開投敵，接著在南京成立了「維新政府」。從此，重慶的蔣介石政府、南京的汪精衛偽政府以及西北的共產黨武裝，遂成為中國政壇的三大勢力。表面中立的上海租界就成了各種政治勢力角逐鬥力的主戰場——日本人、重慶國民黨人、共產黨人、汪精衛偽政權以及歐美各國混雜一堂，局面交錯複雜，宛如一個「間諜公園」。在這個遠東最大的冒險場上，企業家則是一個搖擺不定和面目模糊的群體。在今後的十多年裡——1938~1949年——即將發生的事實證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在國家政權不穩定的前提下，財富的持續性積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經濟成為一種被動性工具，企業家將從此「隱身」為一個不再重要、缺乏話語能力的群體。在「孤島」時期，絕大多數企業家對日本佔領者採取的是消極和冷漠的不合作態度，他們為此甘冒財產和生命危險。穆易是上海一家中型造船企業——興中機器造船廠的總經理，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船舶工學科。早在1932年淞滬戰役時，穆易就加入了由商人和文人組成的抗日救國會，並是執行委員之一。抗戰爆發後，日本佔領了江南造船所，欲請技術出眾的穆易出任所長，遭到他的拒絕。穆易的大學學長、日本造船局局長重光親自登門勸說，他很不解地問：「為什麼在日本留過學的中國學生回國後總是要抗日？你看抗日救國會的委員中，除了一人是留學英國之外，其餘都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穆易正色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向以忠君愛國為中心，中國民猶存，國猶在，你是大學教授，教本國學生要忠君愛國，如果要我做漢奸，也是你們的恥辱。」重光一時結舌，無言以對。 1937年12月初，日本人找到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蘇錫文，在浦東成立「上海大道市政府」。此外，日軍還物色一批商人，在外灘正金銀行樓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協會」，委員名單中有當時滯留滬上的21個知名企業家，包括紡織大王榮宗敬、南市水電公司總經理陸伯鴻、雜糧業同業公會主席顧馨一、南京自來水公司總經理姚慕蓮、知名商人尚慕姜等。據《大美晚報晨刊》報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協會」的第一次準備會議召開，會後，委員們「將其宣言及協會章程，送達日本駐滬陸海軍當局，請求諒解」。這一消息發佈後，當即震動滬上，很多人視之為漢奸行為。有記者問榮宗敬，市民協會為什麼不報備國民政府，卻向日軍當局呈送，榮宗敬答：「此事如呈請中國政府當局，勢必不能成立，吾人必須勇往直前，做減少人民痛苦之舉，無須懼怕，只需宗旨純正，可不問其結果如何。」榮宗敬的解釋是軟弱的。在「市民協會」成立後，上海市商會、總工會、教育會、農會等20多個團體聯合集會並發表聲明，宣佈該協會為「非法組織」，並「勸告全市同胞，勿與該組織合作。忠告報載之參加分子，切莫自絕國人，自毀人格」。緊接著，更激烈的懲罰行動出現了。12月30日，陸伯鴻由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寓所外出，被一個化裝成水果小販的國民黨特務開槍打死，顧馨一的家中則被投擲了一顆手榴彈，榮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脅，後被迫在報紙上公開聲明退出「市民協會」，接著避走香港。1938年4月15日，「大道市長」蘇錫文乘車外出，被人投彈未中，有五名路人遭池魚之殃。暗殺仍在進行中，但漢奸還是屢出不絕。 1938年10月16日，前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當過上海總商會會長的傅宗耀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如果說顧馨一、榮宗敬等人的委曲求全都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家業，那麼，傅宗耀的行為則令人不齒。早在11年前，他曾經因為不願借錢給蔣介石而遭到通緝，後來他長期避難於日本人控制的「滿洲國」，與日本人走動密切。他曾咬牙切齒地說：「我的身價5000萬元，但是我要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蔣上。」此時，他投靠「敵人的敵人」，甘願當一個漢奸。傅宗耀是「晚清商父」盛宣懷的義子，隨著他的投敵，盛家子弟也相繼投靠日本人。早在這一年的1月1日，日軍就任命盛宣懷的外孫邵式軍為「蘇浙皖稅務總局」局長，接收了國民黨財政部稅務署和江蘇省稅務局，接印視事。在陸伯鴻被殺、榮宗敬出走之後，盛宣懷的孫婿、台灣銀行買辦周文瑞成了「上海市民協會」的頭腦，周文瑞的親家尤菊蓀則是「協會」的活躍分子。作為清末民初最顯赫的商業世家，盛門附逆，成為一件百死難贖的恨事。在八年抗戰期間，邵式軍成了上海首富。時人記載：「邵逆式軍，在偽組織中，由統稅局而稅務署，聯任首長，前後八年，缺最肥，時最久，故擁資亦最富。」盛門僅有的抗日者，是被視為「花花公子」的邵式軍胞弟邵洵美。在「孤島」時期，他以美國妻子項美麗的名義出版了兩份宣傳抗日的雜誌《自由譚》（中文）和《公正評論》（英文），他還秘密翻譯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ProlongedWar）。與盛家子弟一起為日本人效力的還有滬上黑社會「三巨頭」之一的張嘯林。上海淪陷後，青幫老大黃金榮閉門不出，拒絕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則公開反日，他在「馬當沉船」中表現勇敢，避居香港後，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收集情報和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1940年，他在重慶國民政府的支持下，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的總龍頭。「三巨頭」中只有張嘯林媚日投敵。他主辦了一個「新亞和平促進會」的漢奸組織，公開投靠日本。他用日本人撥給的武器彈藥，裝備手下門徒，專門為日軍強徵糧食、棉花、煤炭等物資。他仗著關係多、地理熟，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搜集物資的範圍日益擴大，甚至從安南（越南）採購煤炭，運到上海，再轉銷華中一帶，從中謀利。投靠日本人，盛家子弟和張嘯林得到的最大好處是全面接管了杜月笙原來的鴉片買賣和賭博業。美國財政代表尼科爾森早在1938年12月底就報告說：「日本人方面，始終要求保證與黑社會勢力的長期合作。他們相信，這是保證控制上海外國人地區，即租界地區的最好辦法，因為一旦他們得以調動這些黑社會力量，就能製造動亂、逮捕抗日分子和中國政府的代表、攻擊中國政府的銀行，以及破壞中國貨幣的穩定……而日本人保障黑社會分子與其合作的唯一武器，便是鴉片和賭博業。」蘇錫文的「大道市政府」成立後的第一號佈告就是公開徵收鴉片煙稅，煙民必須領取執照，執照分為三等，甲等納稅5元，乙等3元，丙等0.6元。傅宗耀當了「上海特別市市長」後，依然如法炮製。邵式軍的父親邵月如與盛宣懷的侄子、蘇民銀行董事長盛文頤合夥，組建了一個「宏濟善堂」，它的職責就是控制上海市場上的鴉片進口和分配，厲行鴉片行和煙民的許可證管理以及負責徵收煙稅。「宏濟善堂」在上海地區直接管轄的鴉片行就有58個，盛文頤還公然在南京的郊外購地種植罌粟。盛門和張嘯林販毒得到了日本人的公開支持，「宏濟善堂」內有三名日本人為最高顧問，一個叫北岡的日軍上尉甚至直接擔任了一個「禁煙分局」的局長。抗戰時期，鴉片的產銷以及稅收成為日占區最大的經濟收入。日本在東京成立了「亞洲發展會」，統一領導全亞洲的販毒行動。日軍在「滿洲」的長春、奉天（瀋陽）、旅順以及哈爾濱都建立了工廠，日夜生產嗎啡、海洛因及可卡因。它還控制了兩條國際販毒通道，一是從土耳其到「滿洲」的陸路，二是從日本本土到大連的海路。在整個販毒體系中，上海「孤島」是最重要的消費和貿易集散地。 1939年，在重慶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遞交的一份報告中，記錄了日占區內毒品產業的繁榮：在蘇州，鴉片業是稅收的主要來源，據報有500家煙館；在北平則有314家官方認可的公共鴉片館；漢口有32家鴉片批發鋪、340家鴉片館以及120家經營鴉片的旅館，每天向 5.5萬個煙民銷售4000盎司的鴉片；整個南京城內，註冊從事毒品銷售的販子多達2400人，其中許多是警察，他們將毒品賣給6萬成年人乃至兒童，而這佔到南京總人口的1/8。而在廣東的某些地區，據說米販子和毒品販子的人數比例為1︰3或1︰4。汪精衛偽政府每月可從安徽、浙江和江蘇的鴉片銷售中徵得300萬元的稅收，佔據總稅負的1/3，而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構還可得到300萬元的銷售分成。據魏斐德的計算，「在1938年，日占區的鴉片銷售額佔了日本政府總預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侵華軍隊的軍餉」。自陸伯鴻事件後，政治暗殺一直是「孤島」上的一種生死方式。那是無比黑暗的歲月，沒有一個人的明天是確定會到來的。 1939年2月被稱為「恐怖月」，短短一個月中，租界內發生18件政治兇殺案，死者21 人，被打傷10人。2月19日為春節，汪精衛偽政府「外交部長」陳菉被軍統特務射殺，兩天後，李鴻章的孫子、曾當過輪船招商局董事長的「安徽首富」李國傑也在新閘路寓所被打死。 1940年8月，投靠日本人的張嘯林被殺。這月11日，張嘯林公開接受汪精衛偽政權與日本特務機關聯合頒發的「浙江省省長」委任狀。三天後，張嘯林在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張公館接待客人，正談得十分熱鬧時，院子裡突然傳來貼身保鏢林懷部和司機的吵架聲，張嘯林把身子探出窗口，訓斥道：「吵什麼！你們活得不耐煩了！」就在這時，林懷部突然抬手就是一槍，子彈從張嘯林的嘴裡打了進去，又從後腦勺鑽出。林懷部打死張嘯林後，將手槍往旁邊一放，點起一支煙吸著，從容地坐在大門口的一條板凳上，等著法國巡捕房來抓他。張嘯林被殺兩個月後，10月10日晚上，「上海特別市市長」傅宗耀在熟睡之際，被人用菜刀砍下頭顱。在過去幾年裡，傅宗耀一直是國民黨特務追殺的第一目標，而主其事者就是杜月笙。日本軍部為了保護傅宗耀，專門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園洋房作為他的官邸，家中僕從如雲，僱有23名心腹保鏢，層層守衛，戒備森嚴。擊殺傅宗耀的，是他最親信的「兩代義僕」朱升源。朱升源是傅宗耀的專職炊事員，從他的父親開始跟隨傅家達數十年之久。杜月笙將之成功策反。10月10日是「雙十節」，傅宗耀在虹口「六三花園」設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駐滬軍政頭目、偽市府官員。傅宗耀喝得酩酊大醉，朱升源把他扶回官邸臥室後，用菜刀將之劈死，然後像往常一樣，拿了買菜的籃子，從走廊推了自行車，在崗哨的眼皮底下緩緩走出官邸。如果說，刺殺傅宗耀、張嘯林、林懷部是對漢奸集團的政治震撼，那麼，接下來發生的銀行互殺案就是一種妄殺無辜的政治恐怖活動了。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雖退到重慶，但仍在上海留有辦事處，對上海的工商金融等業盡其所能地加以管理。1938年，日商與法、意商人均擬在滬設立證券交易所，以圖操縱市面。國民政府經濟部與財政部電飭上海各同業公會，嚴厲禁止他們參與其事，同時，會函上海特區法院，指摘這是一種違法行為。在國民政府的干預下，整個「孤島」時期，上海的各類交易所均未正式恢復營業。重慶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對上海租界的金融管制和滲透，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等堅守上海，法幣是最重要的流通貨幣。 1941年1月5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帶有中央銀行性質的「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鈔票被稱為中儲券。汪偽政府限令，江浙滬等八省居民必須在三個月內將法幣全部兌換成中儲券，其兌換幣值為2︰1。這意味著法幣一下子被人為貶值了一半，並在沿海諸省徹底出局。1月20日，汪偽政府在外灘15號——原國民黨中央銀行的舊址成立中儲行上海分行。中儲券的出現讓重慶方面萬分惱怒，一個叫謝芝庭的銀行家據傳將出任中儲行上海分行行長，軍統特務當即把他槍殺在熱鬧的大都會舞廳，製造了一起轟動一時的血案。國民政府財政部還專門在上海設立「中央特種宣傳處」，舉辦「拒用中儲券宣傳周」活動。租界當局也支持國民政府，巡捕房出面召集商界開會，如發現使用中儲券者，將立即送法院懲處。汪精衛方面當然不甘示弱，派人到中國銀行強迫存儲，然後與租界方強勢交涉。中儲券漸漸在市面上開始流通，這時候，重慶方面決定採用更為極端的做法。 2月20日上午10點半，六名穿著中式長衫的男子走進外灘15號，其中一人直奔二樓的經理辦公室。這些人拔出手槍四處亂射，隨後扔出四顆自製炸彈，其中兩顆爆炸，把大廳的玻璃震碎一大片。一名警衛前來阻擊，被當場擊斃。雙方槍擊，從大廳打到門外。下午，軍統特務在街頭、醫院接連打死五個中儲行的科長和職員。如此一來，中儲行的職員嚇得不敢上班，外灘15號前門可羅雀。3月21日，又一名中儲行的科長被打死。擔任汪偽政權「行政院副院長」、中儲行行長的周佛海氣急敗壞地從南京趕到上海，寫下手令：「中、中、交、農（即中國、中央、交通和農民四大銀行），一律槍斃」。 22日凌晨，八名汪系特務衝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號的農民銀行職員宿舍，敲門謊稱是巡捕房查戶口，房門一開就衝進屋子，先是打滅電燈，然後對準正在熟睡的人一陣掃射，當場打死7人，重傷5人，然後揚長而去。幾乎同時，另一批特務衝進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96號的中國銀行宿舍區，持槍挨家挨戶把人們喚起，擄去128人，幾小時後再次撲來，又綁走70人。到了一個關押地後，以抽籤方式拉出三人，當場槍斃。24 日，汪系特務又綁走交通和農民銀行的3名職員，再用炸彈襲擊中央銀行的兩個辦事處，炸死8人，炸傷36人。這樣一來，四大行只好宣佈暫停營業。 4月22日，蔣系特務以牙還牙，派出3名特務衝進大華醫院的病房，用利刀劈死1名在那兒看病的中儲行業務科長。汪系當即報復，醫院血案發生一個半小時後，特務就再次到極司菲爾路抓走9人，槍殺其中3人（其中1人重傷未死），其控制的《中華日報》在第二天報紙的頭版標出大字標題：「以三抵一，信守諾言」。汪蔣雙方如此濫殺無辜，滬上頓時風聲鶴唳。3個月間，社會秩序大亂，銀行不敢開門，職員不敢上班，富人爭相轉移財產，窮人瘋搶糧米油鹽，連花旗、大通等外資銀行也停止開立美元支票存款戶頭，隨時準備撤離上海。證券公債的行情更是劇烈動盪，狂跌狂漲，一日之間的高低價差之大前所未有。後來，在一些老銀行家的居中斡旋下，上海總商會和上海銀行公會分別上書重慶和南京，雙方才勉強答應停火。發生在1941年春天的銀行互殺案，充滿了末日的血腥氣息。正是在這樣的恐怖中，「孤島」走進了它最後的時光。那是一連串的暗殺、綁架與搶劫的雜交曲。自開年以後，不負責任的、荒唐的政治暗殺或經濟犯罪就此起彼伏。春節那天，滬上最大的8家歌舞廳遭到炸彈襲擊，其中5家是在夜間的一個小時內同時發生的。1月27日， 10名劫匪公然登上鬧市區的一輛公共汽車，強迫乘客們交出外套和節日禮服。在3月份，多名商人被綁架，其中包括上海金業交易所的副總裁、崇美化工廠總經理、義泰興煤號老闆以及華商紗廠聯合會的一個負責人，「古怪和外國類型的恐怖活動成了本市的時尚」。在4月的最後一周，「歹徒暗殺了4個銀行僱員，日本憲兵試圖接管納稅人華人協會，警察向他們開槍，結果誤殺了上海警察局局長的保鏢，暴徒還向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家裡扔了炸彈……虹口『小東京』地區最大的兩家戲院引爆了定時炸彈，傷了16個日本人」。 5、6月，租界內發生三件轟動的暗殺案，一個名叫印占卿的華籍探長、上海年紀最大的法國籍律師達商男爵和名叫赤木親之的日本警務處長被殺死。7月，兩枚威力驚人的定時炸彈分別炸毀了滬寧線的鐵軌和靜安寺路上的《國報》報社。8月，又是一個恐怖的月份。汪精衛控制的《中央日報》大樓發生了爆炸和火災，一名叫稽鯤生的銀行家在一家夜總會門口被殺死，黃浦江渡輪「潮州丸」在外灘碼頭發生大爆炸，滬光大戲院和金城大戲院被炸，煤炭進口公司和中一信託公司的總經理分別在家門口被綁架，大舞台劇院的老闆差點被刺客打死，日本三菱公司的一個倉庫被燒燬。9月，《申報》圖書館的工人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卻發現竟是一顆炸彈，它被粘在三本書的空心封面裡，幸好打開的時候引爆電池已經沒電了。 1941年的整個秋冬，上海仍然在絕望中沉淪。對普通人來說，自1937年抗戰以來，物價已經上漲了10倍，生活像一個空氣日漸稀薄讓人窒息的死屋。連最起碼的秩序也不存在了，乞丐和小偷肆無忌憚地從大街的貨攤上盜竊食品，直至攤主無貨可賣為止，警察卻熟視無睹。瓦尼婭·奧克斯在遊記中以厭倦的口吻寫道：「上海是邪惡與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難以置信的貧困並存的城市，是輪盤賭的輪子飛旋、槍聲頻頻和乞討聲充斥各處的城市。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飄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壞、不正常的貿易、通貨的混亂、日本狡猾的滲透、難民的湧入、物價無休止的上漲、歐洲戰爭的爆發以及它在靜安寺路上的反響使上海成了難民與歹徒的俗氣之城。」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炸沉炸傷戰艦40餘艘，擊毀飛機260架，美軍死傷3600人。美國隨即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幾乎同時，日軍進攻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兩個商業中心，上海與香港。是日凌晨，駐滬日本海軍向黃浦江中僅剩的兩艘英、美炮艦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它們在兩小時內投降。美艦「韋克」號很快就掛出了白旗，英艦「彼得烈爾」號則在日機的轟炸中沉沒。破曉時分，日本陸軍在細雨中從蘇州河各橋開進公共租界，中午即佔領整個租界。上海海關，英商匯豐、麥加利、沙遜、有利等6家銀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銀行及大批企業全被日軍看管。英、美領事館人員被迫集中於英國領事館和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幾同囚禁。1942年1月6日，日本對租界的工部局董事會進行改組，由日本大使館參事岡崎勝男任總董，漢奸袁履登為副總董。董事中只有兩名歐洲人，其餘不是日人就是漢奸。萬國商團被解散，158名軍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謀生路。就這樣，開始於1845年的上海租界歷史，十分諷刺性地在日本刺刀下終結了。日軍在上海實行了嚴格的保甲制度，從此結束了混亂不堪的「孤島」時期。日後的「孤島」研究者常常被這個命題所困擾：當日本軍隊衝進租界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抗？上海這座具有革命傳統的中國最大城市，為什麼如此「溫順」地接受了屈辱的統治？瓦尼婭·奧克斯也注意到了這個細節，她在1939年的報道中記錄了上海人與侵略者決一死戰的決心，但是當她於1941年底回到上海時，卻感覺到了「中國精神的崩潰」。她疑惑地問中國朋友，為什麼他們變得如此消極，竟接受了日本人的佔領？部分事實可能是，在過去的四年裡，人們已經絕望於現有的境況，特別是恐怖活動的隨意性和失控性，導致了人們對於秩序的極度渴望——不管這種秩序以何種方式進行，以及來自何方。【企業史人物】江村經濟 1938年春，一個28歲的中國學生費孝通（1910~2005）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它在第二年以「江村經濟」為名出版。此書日後被奉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之作，費孝通還是世界上第一個指出鄉村也能發展工業經濟的經濟學家。其實沒有「江村」這麼一個村莊，它的原型叫開弦弓村，在距離「孤島」上海100公里的江蘇省吳江縣震澤區（現在的吳江市七都鎮）。這本書的誘因是一個讓人心碎的青春悲劇。就在幾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學社會系學生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作瑤寨實地調查。在翻山越嶺中，費孝通誤入瑤族獵戶為捕捉野獸而設的陷阱，王同惠為了救他獨身離去尋援，不慎墜淵身亡。第二年開春，為了療傷和平撫喪妻之痛，費孝通來到他姐姐費達生居住的開弦弓村。在這裡，他拄著雙拐，帶著一顆破碎的年輕的心，開始了一次細緻的田野調查，《江村經濟》就是結出來的成果。蘇南的蘇州、常州一帶自明清以來就是江南蠶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晚清，歐洲的機織技術引進中國後，這裡的紡織工業就開始萌芽，費孝通無意中找到了觀察中國鄉村工業的最佳試驗點。當時流行的經濟觀點認為，工業的發展必須集中於城市，鄉村最多是原料和勞工的來源地。費孝通則不這樣認為，他說：「若都市靠它的技術方便，代替農村來經營絲業，使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農民成了饑民，成了負債的人，結果是農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農村方面，是經濟的破產，在都市方面是勞動後備隊伍的陡增，影響到都市勞動者的生機……所以，我們想達到的就是把絲業留在農村，使它成為繁榮農村的一種副業。在農村設廠，規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們尋求最小規模、最大效率的工廠單位。」費孝通的這種觀察超出了同時代的所有人，不獨在中國，即便在全球學界也是獨步一時。它完全不同於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大工業設想，而是一種來自中國的經濟思想靈光。事實上，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經濟大改革，由鄉鎮企業為「預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從這裡發芽的。開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購進了先進的繅絲機，辦起了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絲廠，它被認為是現代企業史上第一個農民自己辦的絲廠。村裡還成立了民間銀行性質的信用合作社，費孝通的姐姐、畢業於東京高等蠶繭學校制絲科的費達生正是這一事業的重要倡導者。這些新事物的出現讓費孝通好奇不已。他把開弦弓村當成「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變化是工廠代替了家庭手工業系統，並從而產生社會問題」。而他最終得出的調查結論是這樣的：「由於家庭工業的衰落，農民只能在改進產品或放棄手工業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因此，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並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了博士論文並出版《江村經濟》——這本書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它被看做人類學中國學派的代表作，是人類學的研究對像從「異域」轉向「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經濟生活」的嶄新嘗試。不過，它的經濟學意義從未被發現。因為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嘗試在農村培植自己的工業基礎，因為這是反大工業的，是可笑的。費孝通一直以來被看做一個社會學家，他當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和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而他的觀點在經濟學界受到關注是從批判開始的。1957年，他重返20 多年未歸的開弦弓村作調研。在那裡，他又從田野裡拾回了30年前長出來的那個疑惑：「農民為什麼還是那麼窮？」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膽地設問：「現在土地制度變了，每個農戶都擁有了土地，怎麼還是缺糧食呢？」他走村串戶，盤賬計算，得出的結論是：「問題出在副業上。」他寫道：「我提出這個主張和當前的趨勢是不合的。至少過去幾年裡，似乎有農業社只搞農業，所以加工性質的生產活動，都要交到其他系統的部門，集中到城鎮去做，甚至像礱糠加工這樣的事都不准在農業社裡進行。在開弦弓村我就看到有個礱谷機，可以把礱糠加工成為養豬的飼料。但是鎮上的礱谷廠不准他們這樣做，寧可讓村裡大批礱糠當燃料燒掉。以蠶繭說，烘繭過程也要劃歸商業部門去做，結果實在不很妙。但是看來國家遭受損失事小，逾越清規卻事大。」費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輕時得出的那個結論：「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並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數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術。以絲綢而論，我請教過不少專家，他們都承認，一定規模的小工廠，可以製出品質很高的生絲，在經濟上打算，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著很多便宜。」他更大膽地用數據說明鄉村工業的倒退：「總的看來，副業方面現有的水平是沒有21年前高了。作一個大約的估計，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而 1956年，卻不到20%。」這樣的觀點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費孝通被指責「在副業上大做攻擊共產黨的文章」、「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在隨後開展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劃為著名的大「右派」，在其後的20年中淒慘度日，自稱「連一張書桌都沒有」。 1978年，費孝通始得平反。誰也沒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農村企業」竟成了日後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業開始復甦，家庭副業的收入佔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而在吳江一帶，鄉鎮工業遍地開花，甚至跟城裡的大工廠爭原料、爭能源和爭市場。1983年底，費孝通寫出《小城鎮再探索》一文，認為「農民充分利用原有的農村生活設施，進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當前不失為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他寫道：「從西方工業革命發展的歷史經驗看，蘇南的鄉鎮工業是不倫不類、難以理解的東西，而從中國農村的家庭經濟結構上看去，鄉鎮工業卻是順乎自然的事情……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1986年，已經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在一篇新聞報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出現了一種有別於蘇南模式的民間工業，他當即以76歲的高齡親赴溫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費孝通一行在鄉鎮政府的接待室裡聽介紹，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殘缺不全的，冷風絲絲吹進，他雖然穿著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來，雙腳也凍得難受，有點坐不住。」不過，在溫州看到的景象還是讓這個睿智的老人很興奮。在當時國內，對溫州私人經濟的批判和討伐之聲不絕於耳，而開明的費孝通則認為，「用割的辦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還會長出來」。他撰寫的長篇調研報告《溫州行》被廣為傳播，後來他又提出了「溫州模式」的概念。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引人注目的兩大成長模式，竟然都出自費孝通之觀察，斯人貢獻，以此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觀調控，鄉鎮企業都成被整頓的對象，費孝通一直是最堅定和大聲的捍衛者。費孝通長壽，逝於2005年，晚年名滿天下。他年輕時英俊清瘦，入中年後則胖碩開朗，能寫一手好律詩，做起學術文章來卻是婦孺能懂，舉重若輕。面對後輩小生，他總是不厭其煩，耐心以對，反覆說的一句話正是：「農民和農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遙想1936年的那個開春，從青年費孝通拄著枴杖，好奇地走進開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改良主義者。在他看來，「社會是多麼靈巧的一個組織，哪裡經得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識不足以維持一種新制度，這種制度遲早會蛻形的」。跌蕩一百年（下）第5章第四部·1941年：大後方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王芸生：《我們在割稻子》，1941年 1941年8月中旬，中國最重要的新聞評論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病重彌留，接替他主持筆政的王芸生在重慶郊區的張宅日夜相陪。在過去的兩年多裡，陪都重慶幾乎都是在空襲的驚恐中度過的。從1939年到1941年，這座山城被日軍飛機轟炸了268次，幾乎每週平均兩次，城市大部被毀，其中1939年5月的兩次大轟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於非命。然而，炸彈並沒有把中國人炸垮。當日，日機再次對重慶實施日夜不息的「疲勞轟炸」，已奄奄一息的張季鸞對王芸生說：「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說：「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麼可以用空言慰國人打擊敵人呢？」言及此處，委靡彌留中的張季鸞忽然擁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下面就是王芸生發表於1941年8月19日的新聞名篇《我們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敵機連連來襲之際，我們的農人，在萬里田疇間，割下了黃金之稻！……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天氣晴朗，敵機儘管來吧，請你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至於今日，割稻子實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三年來的經驗，已使重慶人學會怎樣在敵機空襲中生活，人們既不曾因空襲而停止呼吸，而許多工業照樣在防空洞中從事生產。就拿本報的情形來說，在我們的防空洞內，編輯照常揮筆，工友照常排版，機器照樣印報，我們何嘗少賣了一份報？話說回來，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此文流傳大江南北，大大鼓勵了國人鬥志。半個多月後的9月6日，張季鸞離開了這個苦多樂少的世界。正是憑著這股「割稻子」的精神，中國人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其中，企業家群體不甘人後。范旭東的精鹽、純鹼和廠相繼落入敵手，但是，他還是和同事們把部分設備搬遷到了四川。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紀念日當天，新的久大鹽廠在自貢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黃海也在五通橋重新建成。為紀念天津塘沽本部，范旭東將五通橋改名為「新塘沽」。70年後的今天，五通橋山崖的陡壁上還刻著「新塘沽」三個大字。在重慶久大、永利聯合辦事處的牆上，掛著一張塘沽鹼廠的照片，范旭東親自在上面寫了「燕雲在望，以志不忘」八個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佇立，並對同事說：「我們一定要打回去的。」然而，范旭東的事業終於沒有重現戰前的面貌，他的鹽鹼公司歷經諸多困難和阻撓，一直沒有真正打開局面。幾乎所有內遷到西部的民營企業都不復當日風光。劉鴻生是當時的著名企業家，他的大中華火柴公司佔據火柴市場的大半壁天下，此外還涉足水泥、煤炭、紡織等多個產業。他在上海灘上叱吒風雲，曾經與虞洽卿一起被選為租界工部局的五位華董之一。抗戰爆發後，日本軍部脅迫劉鴻生出任上海商會會長之職，他拒絕接受委任，漏夜喬裝出走，在滬的十多家工廠被日軍以「敵產」沒收，財產損失1000萬元以上。劉鴻生輾轉到重慶後，當即受到蔣介石的宴請，並承諾只要劉鴻生在大後方發展工業，國民政府將給予原料和資金的極大扶助，劉鴻生大受激勵。劉鴻生決定籌建中國毛紡織廠和中國火柴原料廠。辦廠需要機器設備，他派兒子劉念智潛回上海，拆遷浦東章華毛紡織廠的機器，其前後經歷宛若一部驚險電影。劉念智重金僱用一個瑞士籍的猶太人，先是買通了一個日軍少將，將機器從浦東偷運至浦西，再運進租界。接著他花了50萬元代價，把500噸紡織、印染設備及器材陸續運抵緬甸仰光。與此同時，劉氏企業內的數百紡織工、擋車工和機修工等也出於愛國熱誠，千里跋涉，來到大後方。可是，機器設備到了仰光後，就再也無法運到重慶。劉鴻生通過蔣介石侍從室弄到「予以緊急啟運」的委員長手諭，可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西南運輸公司忙著發國難財，就是騰不出手來。劉念智只好購買了12輛美國道奇卡車，自行搬運。從仰光到重慶路途艱險，關卡林立，車隊日夜兼程總算到了中緬邊境的戰略要地臘戍，雲南邊城保山已是遙遙在望，可是西南運輸公司以私運物資為由，就是不讓進境。這一拉鋸交涉，竟然就過了兩年，到1943年4月，日軍進擊緬甸，佔領臘戍，數百噸設備頓時成了炮灰。隨車的劉念智逃進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逃回重慶。劉鴻生驚魂一場，落得個財亡人疲，無奈之下，只好投靠孔祥熙，當了官辦火柴煙草專賣局的局長。據《實業家劉鴻生傳略》記載，過慣了洋派生活的劉鴻生在重慶已與常人無異，「他當時住的已經不是豪華的洋樓，而是簡樸的普通宿舍。他住在長江南岸的彈子石，每天要到北岸重慶市區辦公。兩岸崖峭坡陡，上下石階約達三百級之多。他步行往來，從不坐滑竿……他經常在小食店裡吃碗陽春麵和一碟生煎饅頭，有時只吃幾塊糕點，當做一頓午餐」。後來，劉鴻生在西南和西北諸地辦起了毛紡織廠、洗毛廠、火柴廠以及氯酸鉀廠，但是其個人股本都只有20%左右，其餘皆為國營或官僚資本，而重要決策均須仰人鼻息。因此，這位當年上海灘的風雲大亨曾經十分沮喪地抱怨說：「在上海，我是大老闆，到重慶，變成小夥計了。」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以1937年的抗戰爆發作為中國近代經濟的轉折點，把其後的12年稱為「經濟的崩潰時期」：本來就發育不良的中國民族資本在戰爭中飽受摧殘，而國營資本以及官僚資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強化，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使中國經濟過早地結束了自由競爭時代而加速步入以國家資本為主體的壟斷時代。戰前的中國西部基本上沒有什麼近代工業，用蔣介石的話說，「欲於此廣大區域，為工業建設，即不啻要無中生有」。隨著工廠的西遷，西部經濟進入了一個發展期，至1941 年，各地內遷企業數增至639家，涉及機械、紡織、化學、教育用具、電器、食品、礦業、鋼鐵等行業，分別遷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陝西27家、廣西23家、其他省份有214 家。而其產業及資本格局呈現出如下特徵：一是為戰爭服務的重工業成為投資重點，民生產業幾乎被完全忽略，二是國營資本的份量持續加重。 1938年3月，國民政府重申：「實行計劃經濟，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由國家籌集資本，從事興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的經濟理論統治了全球經濟界，他於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幾乎成為當時各國政府的教科書。凱恩斯主義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和調節。蔣介石政權的經濟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與德蘇集權模式的「混合體」，並將國家控制的成分推到了極致。這在戰爭狀態下，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於政策設計和執行能力的低下以及官僚資本的乘機強大，使得國民經濟越來越畸形，而富有活力的民營資本力量則被完全放棄。 1941年12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評論中國的經濟體制時就認為：「政府事業的章魚狀勢力結構，正在變得自我固化並富有擴張性。」頗有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章乃器— —請記住這個名字，他將在以後的一個章節中擔任主角——曾經在戰時一再批評說：「不要盲目地借用凱恩斯理論，凱氏理論是死板和機械的，用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更加是時地不宜，應盡量鼓勵民營而避免政府直接經營。」但這些聲音，在隆隆的炮火聲中顯得非常微弱。陳真主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顯示，到1942年，不包括軍工生產和國營與民營合資的企業，僅以國營、公營、省營等方式存在的國有資本，大致已佔到國民黨統治區內工業資本總額的69.58%。基於上述事實，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兩個現象：一是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勾結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最終形成了獨立於一切社會階層之上的特權階級，他們成為妨礙工商進步的最反動的勢力；二是因民生物資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貨膨脹空前惡化，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呈現為「最壞的狀況」。正如我們在1934年的「孔張之役」中看到的，國營資本對國家經濟的滲透及最終控制，始於金融，並終於金融。一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完全可以從這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化來進行評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對金融的控制進一步增強。1939年9月，蔣介石簽署法令，「特派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蔣中正為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銀行聯合辦事處總辦主任」；同時發佈《鞏固金融辦法綱要》，規定「四行辦事總處，負責辦理政府戰時金融財政有關各特種業務」。從此，國營的四大行再次強化壟斷，「四聯總處」成為國家金融的唯一權力機構，蔣介石拍著胸脯把自己任命為主任，而常務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此時的孔祥熙正處在一生最風光的時刻。自國府遷至重慶之後，他相繼當上了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權勢熏天，僅在蔣某一人之下，現在又一舉統領四大銀行，做起任何事情來自然是得心應手。先說他理財治國的表現。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後方的國民經濟就日漸滑向崩潰的邊緣。由於日軍對重慶進行了嚴密的封鎖，物資極端短缺，據張公權的記錄，「連正常的工業生產也維持不了，由於五金、金屬製品、化學原材料的供應短缺，絕大多數工廠減產，其餘少數工廠竟關閉停工。1940~1944年間，各種基本糧食的供給量僅及1939年的10%，衣著類物品的供給量在整個中國都低於戰前的水平。工業生產的消費品，1944年的供給量低於1938年的10%。而與此同時，大量人口湧進大後方，更是加劇了總需求的不斷擴張」。一方面是需求遠遠大於供應，另一方面則是政府治理的無能。孔祥熙的治國水平並沒有隨著時間的延續而有任何提高，他唯一的辦法還是印鈔票，反正四大銀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國民政府的戰時支出中，約75%是靠印製新紙幣來彌補的，一度因為用鈔量實在太大，中央銀行只好委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大東書局來幫忙印鈔票。就這樣，空前惡化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據楊格、張公權等人的研究，零售價格的年上漲率分別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4年231%、 1945年8月前（抗日戰爭結束前）251%。美國學者費維愷（AlbertFeuerwerker）的計算是，從1940年至1946年，中國大後方的物價每年平均上漲300%以上。《劍橋中國史》認定，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八年抗戰期間，平均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2600倍。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之外，全國幾乎所有國民都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以兩個中產階層——公務員和大學教師的境況為例，到1943年，政府公務員的實際工資只有1937年的1/10，公務員幾乎處在「赤貧」之中。大學教師則生活在「餓死的邊緣」，當時國內教授中，薪資最高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戰前，他的月薪是460元，這筆錢可以在北京購置一座四合院，而在1942年，他的月薪漲到1360元，由大學和教育部同時支薪，卻只能買 320斤大米，陳氏因此有詩云：「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用張公權的話說，「勞動者從國民總值中所取得的份額是減的，而對不斷膨脹的國防費用的負擔卻超越了其應負擔的份額。公務員、教師在戰爭時期竟成了一個被壓迫階層」。接著再看孔祥熙理財治家的表現。在這方面，這位山西票商的後代充分展現了他驚人的才幹。史料證明，在抗戰期間，孔家賺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錢。孔氏在統管四大國營銀行的同時，一直沒有忘記經略自己的錢庫——裕華銀行。它是大後方最活躍的私人金融機構，在重慶黃金市場上，它是實力最強的交易客，被尊稱為「西幫老大」。有媒體記載：「西幫是黃金最大的買主，它要買就是整磚（400兩），資本大，勢力厚，買來之後轉運西安，再用牲口馱到淪陷區出售。西幫要買，金價就漲，西幫要放，金價就跌。」孔祥熙專門在中央銀行為裕華開了透支戶，到1941年透支額就達3000 萬元。戰前裕華的註冊資本是200萬元，遷到重慶後增為2000萬元，到1945年，已增資到1 億元。以裕華為龍頭，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無數產業。據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於28家，僅出名的商號就有祥記（綜合性貿易和投資公司）、慶記紗號（專營棉紗買賣）、強華公司（從事運輸貿易）、大元公司（專營五金電料）、恆義公司與升和公司（這兩家是做洋雜百貨的）、廣茂興公司（經營參茸藥材）等，此外，他投資辦過《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及申時通訊社，儼然大後方的一個「報業大亨」。1941年，當時國內第二大出版機構中華書局發生危機，他乘機將之攬入懷內。孔祥熙還把手伸到了實業界，他採取的辦法是暗搶明奪，其中最著名的是染指民生和控制華西兩個案例。抗戰初期，盧作孚的民生輪船公司承擔了轉運戰略物資的主要任務。在這一過程中，善於經營的盧作孚通過兼併及「以運費投資」等辦法，迅速擴大了自己的產業。民生的大小客輪從戰前的48艘，最多時增加到115艘，旗下還有了紡織印染、機器和鋼鐵工廠，成為大後方最顯赫的民營企業。孔祥熙對民生頗為眼熱，在一次邀約去民生演講的時候，他向盧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託局對民生投資200萬元。當時民生的總股本為700萬元，孔祥熙一旦進入，無疑將成一個不小的股東。盧作孚大駭，急忙求救時任交通部長的張公權，後者又轉托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婉轉向孔祥熙陳情：「民生是一個純粹的民營企業，由純粹官辦的中央信託局大量投資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財務上的幫助，也應有商股性質的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適當投資為宜。」孔祥熙知道這是婉拒之詞，盧作孚在四川的人脈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強弓硬上馬，只好暫時作罷。不過，從此之後，民生要到銀行貸款卻變得很難。據當過民生總公司財務處襄理的王世均回憶，當他去各行「跑頭寸」的時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徹底解決民生財務上的困難，最好找孔先生投資和出任董事長」。有一次，孔祥熙設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東的名錄及占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門收購，盧作孚得悉後，馬上通知財務處對股票過戶嚴加注意，此計又沒有得逞。孔祥熙沒法從民生那裡得到好處，總是心有不甘，重慶中央銀行的隔壁是民生總公司財務處的辦公地，為一棟四層大樓，建築很是氣派。孔祥熙便要求盧作孚把大樓讓給央行，盧作孚提出能否給予適當的代價，讓民生另選一地造樓。孔祥熙大大地不高興，下令財政部和央行將到期應付民生的差運費及撥款全數扣下，還四處對人說「盧作孚太不夠朋友」。盧作孚百般無奈，只好將大樓拱手讓給了孔祥熙。這一回合下來，孔祥熙才算賺到了一點面子錢。如果說盧作孚從孔祥熙的鐵爪下僥倖逃生，那麼，四川的另外一個民營大企業華西興業公司則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華西興業由胡仲實、胡叔潛兩兄弟於1932年創辦，旗下有機器廠、煉鋼廠、木廠、磚瓦廠、汽車修理廠等多家企業，並有自營鐵礦、煤礦、耐火材料礦和一家專科學校。在戰前，華西承建了西部眾多的電力廠、水泥廠和自來水廠，是西部規模最大的重型工業聯合體，其中的華聯煉鋼廠是西部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府入川後，擬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設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借此東風，依賴政府的「扶植與獎勵西南實業」政策，把華聯煉鋼廠進一步擴建。他們想盡辦法與孔祥熙搭上了線，後者親率眾多親信到華西視察。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引狼入室」。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將華聯擴建成日產30噸鋼的煉鋼廠，全部建廠資金為300萬元，胡氏可籌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貸款。孔祥熙派人前去試探，希望投資合辦，胡氏擔心後患，堅持申請貸款，與官僚資本建立「企業外部關係」。孔祥熙表示同意，不過，中央信託局給出的第一期貸款額只有60萬元。胡氏以到賬的200多萬元啟動了擴建工程。當基建動工及國外訂購設備相繼到來的時候，中信局卻以種種借口再不肯貸款，華西頓時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當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時候，他明確提出官商合辦的辦法。他更威脅利誘，如果胡氏順從，投資以及未來的政府採購訂單毋庸擔心，如果不從，後果將不堪設想。最後，他很有深意地說：「鋼鐵、電業、礦業均屬重工業，與抗戰建國息息相關……（合組）此舉深荷總裁（指蔣介石）讚許。」話語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極度驚恐之外，已別無選擇。然而，當談及具體的入股條款時，孔祥熙的居心還是讓他們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總額一下子提高為1200萬元，胡氏把華西體系內所有的工廠、礦場和現金折合起來，也不過200多萬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就是資本，他以「西南經濟建設為中央急需進行之政策」為由，由行政院指示財政部命令四大行聯合投資，他自己的裕華、祥記也順搭入股，雙方資本得以合併。1939年7月，一家「中國興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國營及官僚資本佔到了81%，胡氏股本僅19%。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將資本額再增至6000萬元，商股表示反對，認為擴建工程大體快告完成，已沒有必要增資。孔祥熙親自主持股東大會，以絕對大股東的身份通過了增資決議案，並要求在十天內所攤認的資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當然無法一下子拿出數百萬元的現金，只好放棄，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過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次提出增資要求，中興資本額翻倍為1.2億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棄，官股增持，股權比例調整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兩人先後黯然離開了企業。官僚資本控制中興後，如果真能把企業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國之事，然而，情況正好相反。中興公司的董事會陣容可謂空前強大，孔祥熙親自出馬擔任董事長，常務董事十人，其中包括經濟部部長、財政部次長、央行副總裁、中國銀行經理、交通銀行經理、中央信託局理事長、大學校長等。可是到了具體的經營層面，卻是一團亂麻，用一個叫寧芷村的見證人的話形容，是「既壟斷又虛弱，在企業管理上十足衙門化，腐朽透頂，在企業內部爭權奪利，相互傾軋」。鋼廠的擴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開爐煉出了幾百噸的低碳工具鋼，卻因質量不佳沒有銷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兒子孔令侃擔任理事長的中央信託局全部購下。從此以後，中興再沒有煉出新鋼，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重工業之霸」的夢想就此雞飛蛋打。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後方的工業一直委靡不振，不但沒有建成新的、值得稱道的大企業，連內遷工廠的生產都讓人沮喪。易勞逸教授在《劍橋中國史》中評論說：「遷移機器總共約12萬噸，相對於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無足輕重的。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內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爭，它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實際上，工業內遷非但不能作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十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孔氏貪腐跋扈，耽誤國政，到1941年底終於因為一起「飛狗事件」而成舉國皆曰可殺的國賊。這一年的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隨即進擊上海和香港，18日，駐港英軍1.5萬人宣佈投降。當天，國民政府派出最後一班飛機抵達香港機場，困等在機坪上的有眾多政府要員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國民黨中常委和一級陸軍上將陳濟棠、國民黨元老廖仲愷遺孀何香凝、國民政府檢察院副院長許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陳寅恪等。然而，這架飛機卻被孔祥熙的二女兒孔令俊和她的十多個保姆、保鏢、寵物狗和隨帶的馬桶塞滿了。陳濟棠登機，孔二小姐把寵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讓他落座。陳上將大怒叱責，誰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輪手槍，頂著陳濟棠的額頭喝令他下機。當這架飛機降落重慶的時候，國民黨中央正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會議鼓掌通過了《增進行政職能，厲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決議案。與會要員前往機場迎接陳濟棠、何香凝等人，誰知從機艙裡鑽出來的卻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寵物狗、保鏢及保姆，在場諸人目瞪口呆。四天後，《大公報》披露了這條新聞，舉國嘩然。西遷到重慶、昆明的大學生上街遊行，西南聯大學生在「討孔宣言」中寫道：「今日，我國貪污官吏有如恆河沙數，而其罪大惡極者莫如國賊孔祥熙……嗟夫，銅臭沖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貽舉國之害。此賊不除，貽害無窮，國事危急，奚容緘默。」在聲討怒吼中，聲音最響的人是歷史學家、時任政府參議員、後來當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體壯如牛、脾氣暴烈，人稱「傅大炮」，在20多年前的「五四運動」中，是北大學生的總指揮，至今尚留存一張當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帶隊沖在遊行隊伍第一列。「飛狗事件」曝光後，他大呼「殺飛狗院長以謝天下」。其實，早在幾年前，他就千方百計搜集孔氏貪贓枉法的罪證，把所有材料裝在一個箱子裡，藏在枕頭底下，寸步不離。他給自己的老師胡適寫信說：「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至少可以說，他（指孔祥熙）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近則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觸侮耳。」有一次，蔣介石為了替孔祥熙緩頰，專門請傅斯年吃飯，席間，蔣介石問：場眾人哄笑。儘管孔祥熙因「飛狗事件」而弄得聲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還是花了兩年多時間。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賣美金公債的醜聞。1942年，美國國會宣佈將貸款給民國政府5億美元，孔祥熙隨即宣佈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金。當時，美元的黑市價為110元兌換1美元，因此，儲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後來隨著通貨膨脹的嚴重，儲蓄券的保值性更是凸顯，到1944年初，市場的公債價格為每美元兌換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將 350萬美元的儲蓄券按官價購進，然後在黑市以10倍價格拋出套利，另外還有799.5萬美元則由中央銀行的其他大小官員購進私分。這起貪污案，呈現出了系統作案的特徵：首先，中央銀行的相關機構在處理賬務時，不按常規的會計準則和責任程序操作，在各個環節都做了手腳；其次，購買儲蓄券的價格已是極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銀行墊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們自己拿出來的。這一化公為私的官僚行為模式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公開揭發此事，引起舉國公憤。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辭去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及央行行長等職務。孔祥熙禍國，難以例數，其罪之大，要在兩則：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後人的嫻熟財技，一手掐斷了民營金融業的千年血脈，中國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間經略錢莊的傳統，孔氏斷脈，遺禍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運作到了極致，以至於在亂世中形成了一個游離於一切社會階層之外的特權集團，它讓國民經濟陷入低迷，更令民眾對政府喪失信任、無比厭惡。被免職後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壇，開始專心打理自己的財產，把能帶走的東西盡量轉移到香港和國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裡大宴各路親戚本家，然後與他們揖手告別。到了秋天，他讓夫人宋靄齡先赴美，幾天後，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發出一電，以「忽接家人自美來電，謂夫人染患惡病，情況嚴重」為由，不等批准，就飛往美國，從此不歸。1962年，思鄉心切的他到台灣住了三年多，隨後又回到了美國。1967年 8月，孔祥熙病逝於紐約，時年88歲。此人到底從中國帶走多少財產，一直是個謎，1951 年，他對人說：「我在中國大陸丟掉的，比我在這裡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QXmqX7k8Q

劉德華悟電影【新少林寺】主題曲作曲：趙欽作詞：劉德華編曲：Adam Lee．飾墜．陳德建監製：陳德建．李安修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22.117.157.138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Warfare/M.1427995112.A.EB4.html ※ 編輯: STAV72 (122.117.157.138), 04/03/2015 01: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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