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 中國最早的赴歐留學生

看板historia作者wladimir (wladimir)時間9年前 (2014/12/03 21:24)推噓3(3推 0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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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qw.com/zgqj/qkjc_hnyhw/200907/03/170177.shtml 自公元1583年，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由澳門來到中國后，德意志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法國人白晉、張誠、金尼閣、馬若瑟、雷孝思、蔣友仁及意大利人郎世寧等耶穌會教士相繼來華。他們帶來歐洲文藝復興后的新興科學，從天文、歷算、物理、化學，到醫藥、生物、機械、水利，乃至西洋建筑、美術、哲學、法學等諸多領域的最新成果，西學東漸，為中華文明注入了新的內容，亦引起國人的極大興趣。　　與此同時，來華耶穌會教士在耳濡目染中，對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產生濃烈興趣，他們將中國的歷史、小說、詩歌、戲劇、國畫、書法以及儒學、道學、佛學等經典傳播介紹到歐洲，從而掀起泰西多國一波又一波的“中國熱”。東學西漸，為數眾多的歐洲人士對神秘而古老的中國產生了更多的好奇和好感。正是在這一時代的大背景下，中國有了最早的赴歐留學生。有趣的是，這些留學生既非朝廷公派，亦非自費留學，而是隨同耶穌會教士返國，或借助彼等推薦而來到歐洲的。　　公元1650年(順治七年)，廣東香山澳(澳門)24歲的鄭瑪諾，隨同耶穌會教士意大利人衛匡國乘船前往意大利，后入羅馬公學修習“格物窮理探究之學”，即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衛匡國系著名學者，在華期間曾走遍諸多行省，抵京師、登長城，測定各省重要都市之地理位置，制成《中國新圖》，使舊有之中國地圖面貌一新。衛匡國撰有《中國上古史》、《韃靼戰紀》，詳實客觀，為中外史學界所倚重之信史。鄭瑪諾得衛匡國之助，積10年苦學畢業于羅馬公學，堪稱中國第一位赴歐留學生。他于1617年返國服務，住在北京，不幸于4年后病逝，年僅38歲。　　公元1680年(順治十七年)，江蘇江寧(南京)人沈福宗隨耶穌會教士柏應理赴歐留學。期間沈福宗曾應邀到英國，協助牛津大學圖書館館長哈德完成其學術專著《中國度量衡考》，該書于1688年在牛津大學出版。哈德對中國象棋很感興趣，沈福宗便和他在閑暇時切磋棋藝，兩人對中國象棋做了多方面研究。1685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二世舉行登基加冕典禮，沈福宗應邀出席了此次盛典，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華人。　　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山西平陽人樊守義與耶穌會教士艾若瑟同行，前往歐洲留學，樊守義在國外14年，曾游歷多國，山川風物，親見親聞，撰有國人第一部歐洲游記《身見錄》，原稿現藏羅馬圖書館。樊守義于1721年學成歸國，在京畿地區傳教， 1753年因病與世長辭。　　康熙年間，有一福建興化人黃姓者，其名已不可考，隨同在四川最早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俄來到歐洲，他在巴黎的國外傳教學校研究室學習并進入皇家圖書館工作，后娶法國女子為妻，1716年病故于巴黎。當時法國人對中國文化及藝術趨之若鶩，對于黃姓的到來極表歡迎。法國著名學者歧尼在其著作中曾述及黃姓，他說：“路易大帝(路易十四)時代，中國人有黃君者來法，長老畢囊留他在皇家圖書館從事研究工作，曾作論文數篇，不幸病故，未能卒業。佛爾芒先生為當代聞人，博學重望，嘗受命查閱黃君遺著。厥后久經困難，方計劃編成一部《中法字典》”。顯然，黃姓者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要編就一部《中法字典》，因病去世而未能畢其功，惜哉！　　公元1721年，因此前法王路易十四贈中國西洋書籍甚多，康熙帝禮尚往來，精選中國典籍四千冊，派遣耶穌會教士傅圣澤專程護送，還贈法國國王。有國人胡約翰(教名) 者，應征隨傅圣澤遠赴歐洲，擔任這批中文典籍的解釋者。胡約翰雖已加入教會，顯系飽學之士，否則朝廷亦不能首肯，而胡約翰之赴歐，則頗類后世之訪問學者，留學之事，反在其次。不過，胡約翰對十八世紀之中法文化交流倒確乎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公元1723年(雍正二年)，意大利耶穌會教士馬國賢返回歐洲，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設立中國語言學校。歸途中，馬國賢偕同四位中國青年人同行，一路上，馬國賢向他們宣講福音，并施以傳教之必要的教育。由于史料的缺失，我們只知道四人中一名顧約翰，一名殷約翰，其它二人姓氏已不可考，到葡萄牙后的情況亦付諸闕如。　　公元1754年(乾隆十八年)，澳門碼頭上，21歲的高類思和20歲的楊德望登上法國印度公司的大帆船駛向浩瀚的大洋。此行是受北京耶穌會派遣，前往法國留學，同行者中亦有一陳姓者，名字不詳。高類思與楊德望均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兩人都在北京的教會學校讀書。此番能赴法深造，對二人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機遇，而從教會到父母也都對這兩位年輕學子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抵達法國后，高類思與楊德望順利進入位于拉夫雷斯的皇家學院，學習法文、拉丁文，并研修神學、邏輯學等學科。在該學院畢業后，二人來到巴黎，請求到修道院做修士，但法國耶穌會會長參酌在華耶穌會教士之意見，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國情，未予批準，而是安排二人在耶穌會繼續學習。　　1763年，法國耶穌會突然解散，高類思、楊德望的去留頓時成了問題。所幸在布羅開維爾、克拉和圣?弗羅倫汀伯爵等知名人士的大力幫助下，法國政府為二人提供了750 利耳的年金，使他們得以繼續在巴黎從事研究工作。　　1764年，高類思、楊德望學業結束，決意歸國服務，擬乘坐法國印度公司的海船，逐申請于當時兼管該公司的柏坦宰相。柏坦為愛惜人才及深入溝通中法兩國文化、學術、工藝之交流，奏請法王路易十五將二人留學期限再延長一年。路易十五欣然準奏，并給予二人以豐厚的賞賜，其中包括體現了法國美術、工藝及新式科學利器水準的諸多物品，如望遠鏡，顯微鏡、手攜印刷機、精密器械，以及精美的裝飾玻璃、琺瑯制品、金表等。　　高類思、楊德望自然欣喜異常，在這延長的一年中，他們不辭幸苦，為研究中法兩國工藝美術的異同及法國科學儀器的制作，從里昂到多非內，參觀了眾多的工場、作坊，且跟從名教授布呂松與凱德研究物理學、化學、博物學，并學習西洋繪畫與銅版雕刻術，以備歸國后使用。　　1765年1月16日，在法王路易十五的資助下，高、楊二人乘坐法國印度公司的什瓦則爾號海輪歸國。而此時，二人獲贈法國財政大臣杜爾閣特地為他們撰寫的《中國問題集》和《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兩書，更使他們驚喜而感動。法國古典經濟學家杜爾閣非常熱愛中國文化，對孔子更是極為尊崇。他結識了高類思和楊德望后，對兩位留法中國青年學者的深厚學養及儒雅氣質極感興趣，故有寫書相贈之舉。　　《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一書的1793年英譯本序文中曾述及：“是時有留法之中國學生二人，得法王膏火，將返母邦，杜爾閣之著斯書，即所以貽此二人者。蓋當時法國之經濟學家，皆以中國為修明政治之邦，予二人以膏火者，欲其以國中之實情相告。故杜爾閣特備問題一束以供其解答之用，而同時復作此書以貽之，俾其對于此種問題之目的，有深切之了解焉。” 　　有趣的是，英國著名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于1764年至1766年留學法國，與杜爾閣過從甚密。他后來的名著《國富論》也確乎從杜氏《財富之成立及其分配》一書中汲取了不少學術營養，由此亦可證實二人之友誼有感情與學術之深厚基礎。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1月下旬，高類思、楊德望歷時一年，鯨波萬里，回到了闊別十余年的北京，受到在京耶穌會教士們的熱烈歡迎。北京耶穌會對杜爾閣希望了解中國相關資訊的愿望頗為重視，在京傳教士們協助高類思、楊德望認真研究，依次加以答復。其中包括中國之土地、資本、勞動及農業經濟方面的種種問題；中國造紙、印刷、紡織之原料、制法；中國地質、陶土、紙、墨、茶葉等等，以及在華之猶太人、韃靼人和苗族等人文歷史問題。作為著名古典經濟學家，杜爾閣關注著遙遠東方古國的種種經濟、人文形態，確實令人感動。　　大量的相關資訊及研究成果陸續寄往了法國巴黎，匯編成《北京耶穌會士中國紀要》，按卷依次出版，為歐洲學術界了解和研究中國提供了寶貴資料。其中，高類思獨自研究和撰寫的《中國古代論》在歐洲引起很大反響，而巴黎更將北京耶穌會提供的圖畫《中國兵法論》及繪圖《米谷保存法》單獨印行出版。高類思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因病在北京去世。楊德望后來前往江西服務，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去世。　　盡管由于年代的久遠及相關史料的缺失，中國最早赴歐留學生的詳情已鮮為人知，但從鄭瑪諾、沈福宗、樊守義，到高類思、楊德望諸人，他們不畏旅途艱險，相繼前往歐洲，為中歐文化的交流與人民間的溝通做出了切切實實的貢獻，歷史留下了他們的履痕，也刻寫下他們曾經的印記。 --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223.65.140.6 ※ 文章網址: http://www.ptt.cc/bbs/historia/M.1417613091.A.3E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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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2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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