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 吳鉤：宋朝是一個專制王朝嗎？

看板historia作者wladimir (wladimir)時間10年前 (2014/04/10 01:29)推噓8(9推 1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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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0319/c372329-24681002.html 我們不能說宋代已經出現近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宋朝行政與司法的分立也并不是特別明確。不過，若說宋朝已經出現了“法治的意識”，則是沒有問題的。本文原載于《同舟共進》2014年第3期皇帝無法由著性子“做快意事” 目前的主流史學界與歷史教科書，似乎仍將宋朝描述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發展期”，如周寶珠、陳振編著的《簡明宋史》認為，宋朝的制度“都是為加強君主專制主義而設，皇權大大地膨脹起來了”；歷史學者程念祺提出，“從宋朝開始，的確可以說，歷史已為專制和大一統鋪平了道路”；高中歷史教材則這樣概括宋代的政制：“君主專制政體的演進與強化”，并將這一課程的“教學目的”確定為“了解中國古代君主專制與帝王權力逐步強化”。宋朝是一個皇權專制王朝，好像已經蓋棺定論了。然而，如果我們深入了解宋代的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便會發現所謂的“皇權專制” 只是后人的成見，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在展開論證前，我想先講幾個小故事，看看宋朝君主能否專制得起來—— 故事一：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日辭職，宋太祖隨后任命趙普為相。但在頒發任命詔書時碰上了一個程序上的大麻煩：詔書沒有宰相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而范質等宰相又已辭職。太祖想從權，對趙普說：“朕為卿署之可乎？”趙普回皇上：“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最后，還是由領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銜）銜的開封府尹趙匡義副署，才簽發了詔書。故事二：神宗朝，一次因為陜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將一名轉運使斬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問：“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說：“方欲奏知，皇上要殺他，臣以為不妥。”神宗說：“此人何疑？”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開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說：“那就刺面配遠惡處吧。”這時，門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說：“如此，不若殺之。”神宗問：“何故？”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聲色俱厲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氣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故事三：宋孝宗是個圍棋愛好者，“萬機余暇，留神棋局”。內廷中供養著一名叫做趙鄂的國手。趙鄂自恃得寵，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說：“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 ”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絕老棋友的請托，又給趙鄂出了個主意：“卿與外廷官員有相識否？”趙鄂說：“葛中書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說說看。”便前往拜見葛中書，但葛中書不客氣地說：“伎術官向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趙鄂又跑去向孝宗訴苦：“臣去見了葛中書，他堅執不從。”孝宗也不敢私自給他封官，只好安慰老棋友：“ 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 故事四：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請求“恩澤”（即請皇帝恩賜個大一點的官做），光宗總說：“朕倒好說，只恐謝給事有不可耳！”謝給事是時任給事中的謝深甫，曾多次抵制光宗提拔請托的私旨。樓鑰當中書舍人時，也直接告訴光宗：對不合法度的私旨，“繳奏無所回避”。光宗很是顧忌，遇到禁中私請，只能推掉： “樓舍人朕也憚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個具有優良君主品質的皇帝，卻不能不尊重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封駁皇帝私旨的權力。上面列舉的幾名趙宋君主，既有明君也有昏君，可見在宋朝，無論君主賢明還是昏庸，恐怕都無法由著性子“做快意事”。皇帝一旦露出濫權、專斷的苗頭，立即會受到文官集團的抗議與抵制。強勢如宋神宗，也只能感嘆一聲：“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我們評判一個政體是否為“皇權專制”，可以看看皇帝在這個政體中掌握著怎樣的權力，是否受到制度性的約束與制衡。下面我們就來考察宋代君主在行政、立法、司法三組權力結構中的權力及其運行情況。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毫無疑問，跟其他王朝一樣，宋朝君主居于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權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權威”應當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現為實體性的執政權。這一點，跟后來標榜“乾綱獨斷”的明清政體很不一樣。北宋大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伊尹）、傅（傅說）也。”意為：天子（舜禹）只是天下的主權者（進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者（進行其道）。余英時先生認為：“程頤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通過‘無為而治’的觀念，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 確實如此。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誡宋神宗，現在政務“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顯然，富弼反對君主“親批”政務，即便是皇帝天縱英明。南宋大理學家陸九淵也說：“人主高拱于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也是“ 虛君”的意思。君主既然“垂拱而治”，那國家應該由誰來治理呢？宋人認為，是宰相。用程頤的話來說，“天下治亂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腦，《宋史·職官志》這樣概括宋代宰相的職權：“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宋會要·職官》也說宰相“掌邦國之政令，弼庶務，和萬邦，佐天子，執大政”。許多治史的學者（包括錢穆先生）都認為，與漢唐相比，宋代君權更為集中，而相權被削弱了。其中的理由是，宰相的權力被多個機構分割，比如宋代軍權由樞密院執掌，中書省管不著軍事；又設三司，將財政大權從宰相身上分走。但這種推斷不是很準確，因為宋代宰相所統率的政府，作為一個整體，其權力跟漢唐宰相機構并無不同，只不過宰相個人的權力沒那么集中了。而且宋代宰相機構的權力，比之前之后的任何王朝的相權都要穩固，基本上不受帝王及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的侵奪。當然，宋朝所有的詔書都以君主的名義發出。那么宰相的執政大權如何體現呢？首先，詔書的起草，原則上都需經宰相所轄的中書舍人之手，詔書表達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見，皇帝只是照例批準而已。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書，必須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為朝廷的正式政令。詔書若無宰相之副署，則不具備法律效力。北宋初，因為找不到宰相副署，太祖皇帝差點連任命狀都簽發不了。根據“天下治亂系宰相”的原則，宰相之責任不可謂不重，宰相之權力不可謂不大。那么問題來了——如何防范宰相擅權、濫權？答案是：臺諫。宋代是歷代最重臺諫的一個王朝，甚至“以立國之紀綱”寄于臺諫，君主與宰相頒行的詔書、法令，臺諫有權追繳回來。與其他王朝的監察系統相比，宋代臺諫的權力更大，可以“風聞言事”，即使彈劾出錯，也不用負責任；宋代臺諫的獨立性也更強，漢唐時，臺諫只是宰相的屬官，宋代的臺諫系統與政府系統則是平行結構，不歸宰相統率。因此，宋代臺諫對宰相領導的政府構成了強有力的制衡。蘇軾說，臺諫“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按照宋朝的慣例，宰相一旦受到臺諫彈劾，即應暫停職權，“待罪”家中，等候裁決。而裁決的結果，很可能是宰相辭職。北宋侍御史劉摯對此也有描述：“伏見祖宗以來，執政臣僚茍犯公議，一有臺諫論列，則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彈擊，又不過一二小事，或發其陰私隱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蓋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議，雖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此論雖略有夸張，但在臺諫系統運轉正常的時期，如宋仁宗朝，宰相因為被臺諫彈劾而去職的情況十分常見。據學者統計，從明道初至嘉祐末二十余年間，因臺諫論列而罷免的宰執，即有二十三人之多。說到這里，我們便明白了，宋朝的政體實際上包含了雙重的“二權分立”：首先是君權與相權的分立。政權歸于君主，治理權歸于宰相，用宋人的話來說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權責是任命宰相（論一相），宰相的權責是組閣（論百官），治理天下。君主與宰相“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奪宰相之職權，則屬違制，將受到群臣抗議。其次是政府與臺諫的分立。宋人經常將“執政”與“臺諫”對舉，可以看出他們有著非常明確的分權意識：“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君主則居于超然地位，“常使兩者（執政與臺諫）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如是，“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 。君主不要專制，是作為宋朝的一項憲則慣例傳承下來的。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精妙的政體結構，體現了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之美——誰說傳統政治中沒有優良制度呢？史上獨一無二的“立法民主”機制宋代的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具有憲法性質的慣例與文件，宋人稱為“祖宗法” ；一是全體臣民均需遵守的一般性法律，宋朝最常見的便是“編敕”。先來看“祖宗法”。歷代，當以宋明二朝最重“祖宗法”，不過其形成機制又有很大差別。明代的“祖宗法”是由開國皇帝朱元璋親手訂立、頒行的成文法，要求子孫永世遵守；宋代的“祖宗法”卻不是哪一個皇帝制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習慣法、慣例、故典組成。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故典與慣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體來完成。士大夫在篩選、闡釋“祖宗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說是哪一位趙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體塑造出來、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章。 “祖宗法”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正式提出來是在宋仁宗朝。仁宗是一位資質平庸的仁厚之君，逝世后，則被士大夫塑造成垂范后世的仁圣君主。仁宗朝的一部分慣例也被整理成祖宗法的典范，宋人說：“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宋朝士大夫將一位已經去世的君主樹立為圣君，當然不是為了歌頌皇帝，而是想給在位的君主立一個標準，以此來規范皇帝的行為（這與清代理學家將在位之君吹捧為圣君，完全是兩碼事）。宋朝的“祖宗法”內容龐雜，外延模糊，也缺乏系統性的成文解釋，但我們化繁為簡，還是可以對其作一個界定——“祖宗法”乃是宋王朝的憲法性慣例與文件，旨在約束君主行為、規范政治構架，這一點跟限制士民的一般性法律有著本質的差異。當現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時，士大夫集團往往就會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宋朝的一般性法律，則通常都以“編敕”的形式出現。既然叫做“敕”，當然表示所有的敕條均以皇帝的名義頒行天下。但哪些規則可以成為“敕”，卻不是皇帝說了算的。修敕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通曉法學的士大夫手里。我們以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說的話就是法律，其實并不是那么回事兒。當然，中國古代還沒有出現一個諸如議會那樣的民選立法機構，不過，宋朝有專門負責修訂、匯編法律的機關，叫做“詳定編敕所”（又稱“修敕局”、“編修敕令所”等）。編敕所由提舉、同提舉、詳定官、刪定官及若干文吏組成，在編敕過程中，每個立法官都可以對草案提出意見，但提舉與詳定官擁有對法律草案定稿的權力。這里還想探討一個問題：宋朝的民眾有沒有機會參與到國家的立法過程中？答案是，有的。也許您想不到，宋人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立法民主”機制。宋人認為，“ 自來先置局（修敕局），然后許眾人建言，而刪定須待眾人議論”。這里的“眾人”，包括朝中百官，也包括一般平民。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閉門造車，而是要經過“眾人”的充分辯論，擇其善者而從之。“自來”二字，表明立法須走“ 眾人議論”之程序，此乃宋代一直實行的慣例。平民如何參與立法呢？主要有三個途徑：首先，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可以向州政府投狀，以書面形式提出立法的建議，再由州政府將意見書“繳申中書”，上報中央。當來自各地的立法意見書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即交給修敕局“刪定編修”。凡立法建議被采納之人，“量事酬賞，或隨材錄用”。其次，修敕局啟動立法程序后，朝廷會利用遍布各州縣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議。如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朝廷決定修敕，便命令各州縣政府“出榜曉示”，征求意見，“諸色人等陳言編敕利害”，均可到州縣衙門投書，州縣政府收集后用“急腳遞”（宋代的加急快遞系統）送達京師進奏院，再由進奏院交給“詳定重修敕令所”。凡建議得到采用者，“即保明申朝廷，乞與推恩”。最后，法典經皇帝批準，頒布生效之后，如果民眾發現其中的缺陷，還可以向朝廷奏陳立法得失，并建議修訂。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朝廷批準了詳定編敕所提出的一項動議：“官吏民庶等，如見得見行條貫有未盡未便，合行更改，或別有利害未經條約者，并許陳述。”當時盡管沒有立法議員，但如果一項立法受到的非議很多，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宋朝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機制，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從其他王朝中找不到類似的制度。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 我們不能說宋代已經出現近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宋朝行政與司法的分立也并不是特別明確。不過，若說宋朝已經出現了“法治的意識”，則是沒有問題的。宋人明明白白地提出，當法律制訂出來后，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君權不能成為違法的擋箭牌。宋人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于法。”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這其實是中華法系的古老傳統了。為深入理解這一傳統，筆者在此插播一則故事：張釋之是漢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一日，漢文帝出行，經過長安城北的中渭橋時，有一個人突然從橋下跑出來，導致拉皇輿的馬受驚，文帝也差點受了傷。于是皇帝命令侍衛將那人擒住，交給張釋之審訊。經訊問，原來那人是長安縣的鄉下人，因為聽到開路禁行的喝道聲，便躲到橋下，過了許久，以為皇帝的乘輿車騎已過，便跑了出來，誰知就沖撞了皇輿（在當時，這叫做“犯蹕”）。張釋之向文帝報告了案情，然后提出處罰意見：“依大漢朝的法律，一人犯蹕，當課罰金。”漢文帝聽后大怒，說：“此人驚了我的馬，幸虧這馬兒馴良，要是換了別的馬，說不定就將我摔傷了。廷尉你竟然只判處他罰金？”張釋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規定，當依法執行。陛下如欲加重懲罰，則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但現在已交到我廷尉這里，我身為廷尉，自當公正執法，若有偏差，則天下的法官都會任意輕重，那老百姓豈不是要手足無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認張釋之是正確的。顯然，法官張釋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個案子進入司法程序后，應由法官依法裁決，皇帝也不可干預。張釋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也多次為后世的司法官引述，用來對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圖。但宋代的學者、法官提起這起“犯蹕”案例時，還是對張釋之很不滿意，因為張釋之還說了一句“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他們認為，作為負責司法的廷尉，實在不應該說出這種違背法理的昏話。如宋代的洪邁批評張釋之此言無異是“啟人主徑殺人之端”。南宋大儒陸九淵更是從一個刁鉆的角度發出詰問：假設漢朝的法律規定“犯蹕者殺無赦 ”，那廷尉是不是也應該堅定地按照法條辦案，將那個倒霉而無辜的鄉下人處死呢？陸九淵的答案是：也不可以處死。他追溯到《尚書》記載的一項古老的司法原則：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屬偶犯、出于過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根據這項古老的司法原則，陸九淵認為，“犯蹕案”中的那個鄉下人，只是偶爾的過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漢文帝受了傷，也應該從輕發落，何況文帝并未受傷。如果當時的法律條文違背了這樣的司法原則，法官應提請皇上修訂法律，使法條合乎正義。因此，張釋之應該向文帝解釋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規定”相敷衍。在這里，陸九淵闡發了他對“司法獨立”的非凡見解：法官，不僅要據法決斷，也當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審查法條。這些法理蘊含于永恒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記錄于古老的法典中，由飽學的法官給予發現、闡述。顯然，皇帝應當接受這些先于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義制訂出來的法條，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為善法。這樣，既能夠保持司法之獨立，也可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在具體一起訴訟案的審判過程中，宋朝也已經建立了“獨立審判”的制度。這套制度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外力（包括皇帝的意志）可以監督，可以彈劾，但不能干預審判。宋朝的法律明確規定：一、州縣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得請示、征求上級法司的看法， “州縣鞫獄，在法不得具情節申監司，及不得聽候指揮結斷”；二、提刑司如果發出批示干預州縣法院的司法審判，州縣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辦事，“如監司指揮具情節及令聽候指揮結斷者，州縣不得承受，一面依條施行”；三、干涉下級獨立審判的上級法司，以違制追究責任，“監司指揮具情節及令聽候指揮結斷者，以違制論” ；四、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組成特別法庭審理案件，不受宰相與君主的干預，“受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中書咨稟”。另一方面，宋代的法律也指出：“如監司見得（州縣法院）果有情弊及情理未盡，即別行按劾。”上級法司與監察部門可以緊緊盯著司法，發現法官有不法情事或錯判，可以彈劾，但不可以指揮法官如何審判。今人以為中國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隨，賞戮由心”，又以為古人沒有“司法獨立”的精神，傳統文化是構建現代司法制度的無形障礙，殊不知這些都是深深的誤會。通過考察宋朝行政、立法與司法三個權力分支的制度形態，我們實在很難認同諸如“宋代君主專制得到強化”的論斷。可以明確地說，宋朝并不是一個皇權專制的王朝。這并不是筆者的創見，知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老早就說了：“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若論漢、唐、宋諸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皇權相權是劃分的，其間比重縱有不同，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制。”1941年，主持復性書院的馬一浮邀請錢穆前往書院講演，錢穆的演講主題便是反駁那種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一貫專制”的成見：“國人競詬中國傳統政治，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帝皇專制。余竊欲辨其誣。”馬一浮聽后，大為贊賞，說：“自梁任公以來，未聞此論。”筆者的論證，無他，只是向錢穆等前輩致敬而已。 --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223.65.141.50 ※ 文章網址: http://www.ptt.cc/bbs/historia/M.1397064585.A.C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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