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 劉小楓：司馬遷屬什麼「家」？
（《讀書》2003年第8期）
誰都曉得，司馬遷是史家。
什麼樣的「史家」？讀陳桐生著《史記與詩經》，不由得不想這個問題。
僅看書名，還以為陳著要講司馬遷如何從《詩經》中「實錄」史料。如今的古典學問，大
多不過像錢穆史學，「實錄」、爬梳史料。陳著雖有「實錄」，卻重在辨析司馬遷如何賡
續孔子存「王道哲學」的命脈。
從史學史角度看，司馬遷與孔子的關係是明擺著的：孔子作《春秋》乃賡續《詩》、《書
》，「《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下》）；「《書》亡而入於《春秋》
，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問題是，倘若孔子「作」《春秋》是有王心的人的
「作」法，司馬遷「紹法」孔子不也成了有王心的人？
古代的史家是有王心的人？
治中國古代哲學的，少有不引徵司馬遷，但很少有人專講什麼「司馬遷哲學」——這提法
聽起來就彆扭。不過，翻開如今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種種標準或準教科書，又無不見到
說司馬遷的思想或哲學。
怎樣一個思想或哲學法？
據說，司馬遷雖師從董子公羊學，「卻能保持清醒頭腦，不受偏見左右，而是從史實出發
，實事求是」（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國家教委審定教材]，128頁）。於是，司
馬遷的偉大思想就是「實錄」精神。但孟子明明說孔子「作」《春秋》只是表面上（「事
」、「文」）與「晉之《乘》，楚之《杌》」一樣，「義則丘竊取之」。如果不從史「竊
取」「義」，司馬遷何以堪稱「紹法」孔子？
權威的《中國思想通史》說司馬遷「實錄」精神要精緻得多，於是給他安排了這樣一個了
不起的思想史位置：司馬遷正值「中國封建制社會法典化的劃期時代」，那個時候，「中
國的奧古斯丁」董仲舒綜合「庸俗哲學」（按指公羊學）和宗教（按指五行災異說）建立
了「合法思想」，中國思想史從此進入了中世紀，司馬遷卻能樸素「唯物主義」地站在中
世紀之外，「據理恃智」，堅持「百家的異論殊方的傳統」（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史
》，卷二）。但司馬遷自己不是說，「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
自然，終歸一矣」（《全漢文．悲士不遇賦》）？據說，這話是在「積威約之勢」下不得
不說的「隱約」之言，實際上司馬遷「激於義理」，敢反「合法思想」。
什麼樣的「義理」？司馬遷信人不信天，「從人類經濟生活方面尋求」社會歷史發展的原
因（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311頁）；甚至肯定「利欲」、批判「
仁義」（祝瑞開，《兩漢思想史》，142 頁以下）。就這樣，司馬遷成了「進步」思想家
。
種種奠立當今大學中國思想史教育的「主流」論述對司馬遷史學的禮贊，如今可能已經讓
人忍俊不禁。不過，儘管不再時興「唯物主義」、「思想進步」之類的說辭，國朝學界的
中學研究並沒有走出「五四新文化」教條；「唯物主義」不過變成了「民主主義」、「自
由主義」甚至「後殖民主義」，「唯物史觀」不過被文化人類學、歷史社會學或者文化研
究的種種「觀」代替了。人們熱衷追究中國古典思想中種種現代「主義」的蛛絲馬跡，再
不然就把思想史還原為社會史，尋找某種思想、某種學問在歷史社會中的所謂具體「位置
」——學著艾爾曼找尋清代公羊學復興的「家族」基礎。
陳著《史記與詩經》說司馬遷思想筆法不同，怎能不讓人欣喜？全書二百六十頁，凡九章
。第一章辯司馬遷習哪家《詩》說的舊案，三至七章辯具體的《詩》說（「四始」說、「
風雅正變」說、「《商頌》為宋詩」說、「聖人無父感天而生」說）與《史記》的關係，
末兩章分別討論《詩經》與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原則的關係和司馬遷本人對《
詩經》的論說。
第二章講司馬遷與孔子的關係，篇幅最長（六十餘頁），顯然乃全書重點。作者首先花了
大量篇幅討論：有沒有孔子「刪《詩》」這回事情？倘若有，如何個「刪」法？
孔子是否「刪《詩》」，乃經學史上一大案。皮錫瑞《經學通論》說《詩經》，最後一條
即辯論《史記．孔子世家》的孔子「刪《詩》」說（「論孔子刪詩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
難盡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史記與詩經》所探討的問題，可以說承接的是皮
錫瑞對這一經學史問題的總結。
這就把一個大問題推到國朝學界面前：中國古典學問的論題意識究竟當來自現代的種種「
主義」或不斷推陳出新的文化論說，抑或源於中學傳統的學問問題本身？
孔子是否「刪《詩》」，與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書序》等問題連在一起，
涉及對孔子的歷史形象的認證：孔子究竟是素王、還是整理舊故的學究老儒。否認孔子「
刪《詩》」、作《十翼》、《春秋》、《書序》，在古人和今人中（前有朱熹、劉克莊，
後有錢穆、馮友蘭）都不乏其人。孔子的「刪」、「作」，是司馬遷第一個總結提出的，
「難道司馬遷要與後代的學人開玩笑」（47頁）？
問得好！
在中國學問史上，司馬遷第一個給孔子「作」「傳」。記載孔子言行的其實很多，比起不
著文字的蘇格拉底，有案可查多了。關於蘇格拉底的材料，僅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圖、色
諾芬的文學性（而非史實性）描述；小第歐根尼的作傳，如今查明也是文學筆法——小第
歐根尼算「第三代犬儒派的代表」，不可當實證史料用。對於找尋「歷史的蘇格拉底」，
西方的業界人士早就說過，越找越沉入歷史的冥暗。相反，記載孔子言論的「史料」，實
在太多且蕪雜（孫星衍等輯、郭沂校補，《孔子集語校補》，齊魯書社版一九九八年）。
於是，國朝史家甚至可以「編」成孔子行年，也就不足為怪了，雖然，這「歷史的孔子」
仍然不過是百年來國朝實證史學的造像而已。
再說，還原出「歷史的孔子」，司馬遷的〈孔子世家〉就可以廢了？
即便還原出所謂「歷史真實的孔子」，仍然與司馬遷筆下的孔子不相干。《史記與詩經》
承認，如果將《論語》中的孔子面目與司馬遷筆下的孔子比較，可以發現，司馬遷將孔子
「述而不作」改成了「刪」述。司馬遷是否篡改了「史料」呢？在司馬遷筆下，孔子確乎
不再像個「失意知識分子」，而是「制一王之法以俟後聖」的立法者，以致被尊為「素王
」（60頁）。但《論語》中的孔子就真的「歷史地」真實？不錯，司馬遷將孔子說成素王
，是當時一派儒家（公羊家）之言，但當時說孔子的，哪個不屬某家？初代儒家已經「儒
分為八」或別為「孔門四科」，哪派的記敘是「真的孔子」？
追究所謂「歷史的孔子」，依賴的仍然是古典文獻（作品）。既然所有的古典文獻（作品
）都出於某家之說，今人又何以能據此重構出「歷史真實的孔子」？
為了滿足現代實證史學查清「歷史的孔子」的「專業」需要，今人在閱讀古典作品時，就
不再會去留意古代的某家某派如何言述孔子，以及為什麼某家某派要如此言述孔子。
陳著沒有跟著實證史學的歷史風向跑。
《史記與詩經》花了相當篇幅探究公羊家如何理解孔子，以便理解司馬遷為什麼要如此為
孔子立傳。孔子並非諸侯王，司馬遷列孔子入只有諸侯王才配享用的「世家」，並在十二
諸侯世家中插入「孔子生」條，司馬遷筆法的寓意很清楚：孔子為「素王」（82頁）。
如何成為素王？不過用一隻禿筆刪述六經。〈太史公自序〉將《史記》的學術目的概括為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乃繼承孔子刪述六經的事業，「將經學和諸子之學整
合為一個體系，作為現實政治的指導」（87頁）。作者雖然沒有直說，結論難免是：《史
記》是繼孔子之後的又一次「刪述」，司馬遷「作」《史記》也是要當「素王」。《史記
與詩經》將看《史記》的眼光帶回到今文經學。
「史記與經學」不是新題目，但過去《史記》主要被用作今古文雙方攻訐對方的材料。作
者則要「從經學角度揭示《史記》的文化學術淵源」，把《史記》變成經學研究中的一題
，不僅要突破經學派別論爭的窠臼，還要「深切理解司馬遷以文化道統為己任的偉大心靈
」（陳桐生，《史記與今古文經學》，一九九五年，31-32頁）。
司馬遷出於、卻不囿於公羊家，何況其思想並不亦步亦趨其先師董子。但這不等於說，司
馬遷不再是公羊家中人。毋寧說，司馬遷是公羊家中最有心按「口傳」繼承孔子的人。倘
若孔子生在司馬遷時代，面對那麼多「百家雜語」，大概也會立志「厥協」異傳、「整齊
」雜語。公羊家在司馬遷那裏，不是守一經之學（董仲舒、何休），而是據公羊子「口傳
」的孔子筆法刪述史籍。《史記》與《詩經》的關係問題，要害正在於此。司馬遷的〈孔
子世家〉分明是他悉心體會孔子使命的表達，有如史家色諾芬「編」的蘇格拉底的種種對
話。
《史記》並非一般所謂「史書」，而是素王書。
司馬遷自謂作《史記》乃「紹法」《春秋》，既然孔子《春秋》「續詩」，《史記》淵源
當回溯為《春秋》—《詩》。後世的某些大史家（如章學誠）不理會司馬遷意圖，偏說司
馬遷是要續定國史，以「《書》亡而入於《春秋》」的說法拋棄了孟子的「《詩》亡然後
《春秋》作」的說法，構造出《史記》—《春秋》—《尚書》的三段論式史學史傳說。如
今，章氏的傳說還發展成了這樣的現代史學史理論：《尚書》的「以史為鑒」經孔子的「
以史為法」到司馬遷成了「以史立言。如此史學史傳說，無異於說司馬遷放棄了「以史立
法」的孔子筆法。
《春秋》續《詩》抑或續《書》，真的那麼要緊？
素王搞古詩和古史，不搞哲學。按公羊家說，《春秋》乃孔子當素王書，所賡續者《詩》
也。「總言孔子事，則云定六經，製作六藝，其並稱之文，則多以作、修加《春秋》，於
《詩》、《書》、《禮》、《樂》，言刪、正」（廖平，《知聖篇》）。這說的還只是孔
子的筆法，問題仍然在於，孔子「刪《詩》」與「作《春秋》」是什麼關係？
《詩》而非《書》才是政教制度（禮制）的基礎——「經學四教，以《詩》為宗」（廖平
，《知聖篇》）。史書的出現，因應禮法秩序的傾覆，續《詩》而非續《書》，意味著「
續」乃重新立法（「以春秋當新王」）。「《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
之刪《詩》，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錢謙益，《有學集
》卷十八，〈胡致果詩序〉）。孔子「作」《春秋》「續詩」，「續」的是禮教秩序，因
而是素王行動。
既然孔子以春秋筆法續《詩》意在「立法」而非「立言」，司馬遷「紹法」《春秋》，其
意亦當在「立法」，而非「立言」。《史記》筆法意在「立法」抑或「立言」，事關認定
司馬遷屬於哪「家」。
關於《史記》的八書，向來訟說紛紜。《史記與詩經》不否認，《尚書．堯典》提供了《
史記》「八書」原型，但「八書」之說本為《尚書．堯典》與公羊家結合的產物，「關鍵
在於漢家改制」（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一九九三年，166-167頁）。
這表明《史記》的八書乃賡續孔子的「以史立法」。孔子「作」《春秋》以後，出現了一
系列《春秋》（按孟子說法），「春秋」不再僅指史書，「含義已經由史書而過渡到指代
那些專講治國大道的政論著作」（《史記與詩經》，59頁）。如果說，孔子「作」《春秋
》重在創新，「刪」《詩》就是述舊，創新和述舊形式不同，在繼承王道傳統這個大方向
上，則殊途同歸。《春秋》是制定一王之法，「刪」《詩》則是為一王之法中的制禮作樂
樹立典範，從中正可見出孔子弘揚王道的一片良苦用心（90頁）。孔子刪述六藝，把習傳
的史書變成具有政教法權的經，現代實證史學將經學還原為史學，「經」要麼成了上古史
料、要麼真的成了「斷爛朝報」，刪述六藝「當一王之法」的精神就失蹤了。
司馬遷為孔子立傳，透露了他對孔子承「先哲王」的理解。司馬遷刪述史籍的筆法，當從
孔子「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來理解。既然司馬遷立志效法孔子，「厥協六經
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就是繼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舉，「以三統論和五德說的
模式論載歷史」（85頁）。如果僅僅把《史記》當現代意義上的史書來讀，無異於掩埋《
史記》筆法所寓「立法」之心——國朝史學一方面費力挖掘地下竹簡，一方面辛勤掩埋地
上古書的「良苦用心」。
司馬遷既然效法孔子式的「先哲王」（素王），當堪稱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大家。
這就怪了——怎麼沒見當今思想史大家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提到司馬遷？大師的
眼睛會不會被某種現代的「主義」史學搞迷糊了？就像其師薩拜因的眼睛看不見修昔底德
在雅典民主時代「作」戰爭史，賡續荷馬的特洛伊戰爭史詩，同樣意在「立法」而非「立
言」，因而是政治思想家？
二○○○年於深圳—沐猴而冠齋 二○○二年訂於中山大學哲學系
（《史記與詩經》，陳桐生著，人民文學出版社二○○○年版，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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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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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40.112.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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