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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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意識地為自己活著，但卻同時是一個完成人類歷史普遍目的無意識的工具。
托爾斯泰
人類社會的紛擾從來沒有暫歇過，這些紛擾讓多少人投注畢生精力只為爭得一時
的名利。但有沒有可能這些個體的爭名奪利到頭來只是為了完成一個更大的總體
歷史目的？這其實不是一個新問題，時勢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時勢本來就是一個難
解甚至無解的謎。本書作者並沒有回答這個「歷史目的」可能為何，但他們為「何
以中國從秦至清初的封建社會得以存在兩千年而幾乎一致?」的問題提供了一個
相當科學的解答。用最淺顯的方式說，秦至清初的中國社會像一台可以設定自動
重開機的電腦，當系統不穩定到一個程度，其會自動重新開機以回到初始設定的
狀態。系統的支柱有三：大一統帝國官僚制度、地主經濟和儒家意識型態，重開
機機制就是每兩至三百年的農民大起義。這樣的「超穩定系統」讓中國得以維持
幾乎相同的體制達兩千年之久，直到西風東漸為止。
系統三個支柱的互相協調是系統得以保持運作的基本要求，其分別由政治結構
(中央集權)、經濟結構(地主經濟)和意識型態結構(儒家文化)構成。每個結構都有
相互牽連和影響的關係。中央政府賦予儒家思想正統的地位，而儒家進一步鞏固
了中央集權和君權天授的思想。此外，每個家族都可以說是朝廷的縮小版，在儒
家中的君臣父子觀念是相當首要的，因為從家族裡就可以建立宗族族長制，那教
育出來的儒生自然也會在未來侍奉身為國家大家長的皇帝。
宗族制也可以說明了地主經濟和儒家思想的關係。地主經濟相對於西方封建領主
經濟最大的不同在於，在中國佃農和地主的關係是雇傭而非西方的奴俾，中國地
主是不能隨意處置犯罪的佃農，必須要到官署控告，這也說明了中央集權的落
實。而地主靠著族田和佃農上繳的租金維持整個宗族的經濟實力，但政治實力要
靠著不斷培養年輕子弟上京應考，取得功名在朝當官，年老回到鄉里擔任仕紳，
這些都是鞏固宗族繁盛的必要條件。管理中國一個最大的疑問就是中國這麼大，
這麼有限的官僚數目怎麼可能管理呢？妙著就在於依靠儒家意識型態的操控，每
個士人一輩子都心向朝廷，就算到了退休還是以鄉里仕紳的角色協助官府延續中
央政府的管控，當然也繼續鼓勵宗族後進服從中央政府並考取功名。「書中自有
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確是這樣系統聯繫下最好的寫照。
但隨著朝代逐漸老化，系統間的聯繫會開始出現一些不穩定因素，作者稱之為「無
組織力量」，最具代表性的無組織力量就是貪污和土地兼併。這可以以政治結構
和經濟結構的互動來說明。朝代之初，前朝的地主都被殺光了，人口在動亂後也
少了大半。倖存的人們可以各自劃地成為自耕農，或是集結四散的族人重新開始
宗族的經營，這時大多數農民都屬於自耕農。隨著時間演進，以宗族為首的地主
勢力大增，不論在經濟實力或是政治實力上，這些宗族於是開始兼併土地。中央
政府在開國之初幾乎都不准土地的買賣，但是這些宗族隨著他們在中央政府掌控
權力，這些開國宣示逐漸變成空話。隨著政府經營效率的下降和貪污的程度上
升，一般沒有宗族支持的自耕農越來越難以自立更生，最能夠安家立命的方式就
是將土地賣給宗族地主而區當佃農。所以佃農大量增加而自耕農大量減少多半是
朝代邁入中期的證據。
很多朝代都有中興的紀錄，作者分析這是因為當時無組織力量尚在可以宣洩和補
救的程度。中央政府尚未被宗族所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完全掌控，佃農在地主手下
又仍然能得到溫飽。但到了朝代晚期，無組織力量已經強大的任何改變都會是徒
勞無功。在中央政府既得利益團體把持朝政，中央政令無法下達；地方也被宗族
地主所操控，宗族地主稅收部分無法有效上繳的情況下，為了徵收因零星叛亂而
增加的稅收，官府只能再進一步剝削剩下的自耕農。這一的結果就是官逼民反：
剩下的自耕農算盤撥一撥，大不了橫豎一死，被你官府打死還不如我揭竿起義圖
個痛快。於是，當無組織力量成長到一個程度，農民大起義於是反噬壓榨他們的
宗族地主與地方政府。
農民起義對中央和皇帝通常還心存寄望，他們最直接的發洩對象都是地方官府、
政府鷹爪和地方宗族。史冊上記載農民起義常伴隨著官府人員連夜逃跑，然後地
方宗族整個被滅族。若只看到農民起義的慘忍，那可能就忽略了農民大多時候都
是被壓榨的事實，還有農民大起義更重要的作用：去除無組織力量以恢復超穩定
系統的初始狀態。無組織力量的兩個源頭在農民大起義幾乎都必然被消滅，貪污
和土地兼併隨著宗族的破敗也回歸原點。起義結束的農民依然被儒家意識型態所
掌控，他們是不得不起義，心中希望的還是有天子朝廷來領導，還有擁有自己土
地的莊稼生活。多半農民起義完的朝代元老也的確能夠回應這樣的需求，於是乎
開始了另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循環。
這樣的超穩定系統帶給了中國兩千年的相對西方穩定的璀璨文明，但缺點也是顯
而易見的。誠如作者所言，這樣的系統讓中國封建社會沈浸在爛熟的文明中，失
去了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國文化是一個維護皇帝、聖人、老人、祖宗的絕對權
威和古老傳統生活方式的社會，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方文明為什麼對
中國的文明衝擊有這麼大，因為超穩定系統只能處理系統內生的問題，而處理不
了外生的侵擾。作者的下一本書更有趣也更具爭議性：開放中的變遷。其試圖將
清末至共黨專政的歷史一樣納入他們的大歷史觀中，不過那是另一篇的故事了。
用「超穩定系統」來瞭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確很具說服力，每個歷史環節幾乎都被
合理化了。但吸收了這樣的想法後不禁心裡揣揣，如果歷史的進程真如作者所
言，那這樣的超穩定的系統一開始是如何被創造的呢？而中國兩千年歷史中的種
種事件和人物，他們的作為和反應我們又該如何來解讀呢？弔詭之處在於，一個
有說服力的歷史理論更讓人覺得人類的渺小與無知，更覺得眼下世界的紛擾是多
麼的不值。如果說要給這本書一個我主觀的心得的話，就是我瞭解他們的解釋也
願意接受中國歷史可以這樣被解釋。但我相信未來不會就此被決定的，過去能被
解釋不代表未來就可以被預測。說到底，我仍是自由意識的服膺者和決定論的反
對者。
後話。這兩位作者是一對夫婦，是中國的知名學者。因為這本書及相關著作被鬥
爭和查禁，在六四後逃到香港，目前均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我和他們通過信，
十分佩服他們做學問的堅持與果敢。花了十年時間才完成這個前無古人的大歷史
理論，連黃仁堅的作品都為之遜色。要做出色理論是必須要有決心、毅力和勇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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