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者青春夢(蔡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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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6日 星期五
我的記者青春夢
文／蔡崇隆（紀錄片導演）
1987年解嚴與1988年解除報禁時，我正在金門服役。當年，抽到外島籤形同坐牢，因為回
台灣休假的機會很少，偏偏中籤率很高，所以當我抽中時，雖然不甘心也必須認命。反正
念大學時，就已經有在一潭死水的環境中求生的經驗。
我在前身是國民黨校的政大念法律，雖然有不錯的老師，但當時難度形同考狀元的司法官
與律師考試讓我卻步，也看不出我們這些司法螺絲釘插進龐大的黨國機器後能改變什麼。
所以，我自己找有興趣的事做，偷讀三零年代的中國左派作家禁書，蹺課去看過不了電檢
尺度的歐洲經典電影，努力去編輯沒有人會看的校刊「政大青年」。在思想被禁錮的年代
，想吸點清新空氣的知識青年大概都只能做這類聊勝於無的掙扎。
但即使這麼卑微的動作也會碰壁。當時從台大的自由之愛開始，校園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
，我主編的政大青年，做了一篇比較台大與政大代聯會功能的專題報導，就被課外活動組
與社團指導老師認為會引起校園動盪為由不能刊登，我最後放棄爭取，但在不須送審的編
後語中痛批主事者。後繼的學弟更激進，乾脆整本刊物都談校園民主，當然被查禁停社的
命運也接踵而來。而那批言論劊子手，有人後來變成新黨立委，也有人成為政大校長。
報禁解除的騷動氣息傳至外島時，長官們看起來兀自鎮定，但我隱然覺得有很大的事件在
本島發生了，它的餘波終將撼動閉鎖四十年的思想牢籠。退伍後回到台灣社會，報業的百
花齊放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短命的首都早報，完全打破我對台灣報紙的可能想像。我在
九零年代念傳播研究所，同時看著解禁後的媒體報導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後來更進入我
經常閱讀的自立報系，成為早報的司法記者。
因為非主流議題才是我的最愛，所以我很快轉到勞工線，兼顧原住民與人權等議題。在其
他報社這不是重要路線，但拜報禁解除與自立報性之賜，我可以自由的報導各種衝撞體制
的社會運動，例如廢除刑法100條行動、原住民正名運動、企業惡性關廠抗爭…等。當時晚
報的彭琳淞松跟我路線相仿，有時我才抵達運動現場，就會碰到他匆匆迎面而來，塞給我
一把他剛傳真回報社的稿子，讓我在第一時間得以了解最新狀況繼續採訪，兩人好像在進
行一場無聲的接力賽跑。
多年之後，他熱切的眼神，龍飛鳳舞的字跡，以及抗爭現場的群眾吶喊，都還深深烙印在
我的腦海中，成為我最珍貴的媒體記憶。1995年我進入超級電視台工作，將過去熟悉的社
會議題轉化成影像紀錄，老三台的制式報導也開始受到新興電子媒體的挑戰。直到今日，
一言堂的惡夢終於完全過去。
當然，令人難過的是，許多我所尊敬的資深記者如今不是離開媒體，就是晉身為立場搖擺
的高級主管。缺乏典範的年輕的記者們不是淪為狗仔，就是不知為何而戰。乘著反對運動
的浪潮而執政的民進黨，至今提不出任何像樣的媒體改革政策。只能說，20年前的報禁解
除，打開了通往理想民主國度的大門，但20年來，我們仍然在大門前打屁納涼。什麼時候
才要啟程上路？這次不能只靠少數熱血記者，更需要多數意識覺醒的媒體公民攜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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