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品好讀9月專題-4: 紀錄片座談‧紀錄片7問前三問
紀錄片座談‧紀錄片7問──它，真的變了嗎？
整理／楊佳嫻．編輯室 攝影／賴盈成
與談
李道明 台北藝術大學電影所所長
莊益增 《無米樂》導演
顏蘭權 《無米樂》導演
王藝樺 社區大學影像教育小組成員
主持
蔣慧仙 誠品【好讀】主編
近一兩年來，從賺人熱淚的《生命》，到樸實堅韌的《無米樂》，有人說：紀錄片變好看
了！有人說，紀錄片是揭露社會亂象的一股清流。有人認為，紀錄片賣座將能夠連帶地
提振大家對國片的信心；有人擔憂，進入商業院線的映演，紀錄片將喪失原本的社會功能
。有人提出，紀錄片前景一片看好！有人提醒，這或可能是印象式的斷論……到底，
紀錄片真的變了嗎？
現在，正是檢視紀錄片在台灣發展面貌的一個契機。【好讀】邀來長期拍攝與研究紀錄片
的李道明、近日備受矚目的《無米樂》導演顏蘭權與莊益增，以及在社區大學推廣影像
教育的王藝樺，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回應、分享與激盪，期能提供讀者在觀影之外，
對現今紀錄片生態能有更立體的認識。
第1問：紀錄片變好看了嗎？
好讀：
過去，在一般觀影民眾的刻板印象裡，「紀錄片」是比較枯燥的片種。近來，由於
紀錄片的話題性與票房記錄皆有所增長，願意走進戲院買票看片的人也變多了，
不禁讓人好奇：「是因為紀錄片變好看了嗎？」
再者，過去紀錄片在行銷、放映管道上總有諸多困難、侷限，近日紀錄片的行銷、宣傳
方式顯得相當靈活、多元，或因造勢成功，持續引發各界討論熱潮；各位對此現象
有何觀察？
李道明：
首先，「紀錄片變好看了」本來就是一個奇怪的說法；紀錄片也不是八○年代才出現的
片種，早在台灣日治時代，鄧南光就已拍出紀錄片了，只可惜到現在我們對於這個領域的
研究和資料仍相當貧乏，當時既沒有被討論，也沒有形成運動。我認為鄧南光的片子拍得
很好看，我想，這不可能是一個單獨的、偶生的現象，應該有一個脈絡可以追索。所以，
紀錄片既不是最近才有，也不是最近才變好看；而且，什麼叫做「好看」也是很難界定的
，是否買票的觀眾多就代表好看？這樣的評論並沒有一個堅實的依據。
顏蘭權：
我對於「紀錄片變得好看」這個說法也是質疑的。其實《無米樂》並非一部「好看」的
電影，第一是它太長，幾近兩個小時；而且它是以平常大家比較沒興趣的農民、老人兩個
元素為主題，步調慢，再加上片中又沒什麼衝突點，也沒有奇情異色。
王藝樺：
所謂「紀錄片變得好看」的說法，倒不一定是沒有道理的說法，得看看經驗參考值是什麼
。一般對紀錄片不熟悉的觀眾，也許是和過去看過的一些具有政教宣傳性質的紀錄片
來比較的，那就可能產生「變好看」的感受。
李道明：
由最近的熱潮現象衍生出的一個問題是，台灣對於紀錄片的產業一直沒有比較詳細可靠的
相關數據，比如《月亮的小孩》沒有確切的觀影人口數據，不能只憑它上映的票房就斷定
觀影人口多少，它還牽涉到電視和社教機構的放映、光碟的發行和流通等等，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經過追蹤，是很難出現一個可靠數據的；因此，一部紀錄片的真正影響力也是
很難說的，你不能因為商業上映的票房不佳，就說它沒有影響力。正因為這些統計基礎的
缺乏，討論起紀錄片的情況時，往往容易流於印象式的批評。
再來，是現在很多人說紀錄片變得受歡迎了，前景一片看好。我也很質疑這個說法。當年
胡台麗拍《穿過婆家村》能在院線上映，是因為找到贊助；《跳舞時代》的票房有
兩、三百萬，可是據說還是賠。至於《歌舞中國》，它在Bee TV上刊登公車廣告，沒有
透過政治操作，票房大概是五、六百萬，以台灣電影票價折算起來，觀眾大概兩萬多人。
兩萬並不是一個可觀的數字，和成功的商業片比起來是差得多，可是，就像我剛剛說過的
，紀錄片可以被看到的管道不是只有在電影院，因此究竟有多少人看過，實在很難說。
在過去，由於種種原因，台灣看紀錄片的觀眾是不用付錢的，因為影片可能是在公共電視
台放映，或因為贊助與教學的緣故，在社教機構作免費的映演；觀眾開始買票進電影院
看紀錄片，可以說是從二○○四年《跳舞時代》開始的。至於吳乙峰的《生命》獲得成功
一開始是運用網路操作，讓網路寫手們把觀後的感想傳遞出去，形成一種
「關注某一部紀錄片及其所揭示的問題」的串聯；加上此片後來為政治力所借用而
聲名大噪，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政治力的介入讓創作者背上罵名，其實這是很無奈的
事情，可是，若紀錄片被政治「污染」，造成偏離創作初心的效果，也是很令人惋惜的。
王藝樺：
在一九九七年的《穿過婆家村》到二○○四年的《歌舞中國》之間，還有一些紀錄片引發
了不少討論，並對輿論有所影響，例如陳俊志以同志為題材的《美麗少年》、蕭菊貞拍
外省族群的《銀簪子》等，都是很重要的作品。但每一部片的觀影人口確實很難估量，
需要對各種管道作詳細的追蹤。
呼應前面幾位的說法，觀影人口是否越多越好呢？我不這麼認為。我想，「質」是比「量
」更重要的，紀錄片只有「看」是不夠的，還需要深度的探討。
顏蘭權：
我很贊同台灣需要對紀錄片作更紮實的統計和研究，也希望能有更多元的紀錄片相關討論
，而不要只有一種角度。我認為，紀錄片在台灣的危機還有一個，就是觀眾普遍對於
紀錄片的認知貧乏，有些記者、觀眾看完《無米樂》後還來問我：「這些演員都是按照
你們寫的劇本演嗎？」
第2問：紀錄片正蓬勃發展？
好讀：
隨著社會開放、科技演進，拍攝紀錄片的門檻亦隨之降低。台灣近幾年來不論透過
獨立製片抑或是官方資助，似乎不乏紀錄片的創作人才，然而，行銷、放映管道似乎仍然
有所欠缺？以紀錄片最近的話題與觀影熱潮來看，是否能夠延續？
李道明：
什麼是「紀錄片」，可以用“non-fiction”（非虛構）來定義；但是，“non-fiction”
也有很多種表現型態，紀錄片只是其中一種。影史上真正出現目前我們嚴格定義下的
紀錄片，是一九六○年代以後的事情了，人們為了將其類型化而規範其定義。
有人開玩笑地提到「紀錄片的導演比觀眾還多」，其實，紀錄片導演的增加，和社會條件
以及拍攝工具的進步是相關的。在社會條件上，解嚴前後動盪的、讓人興奮的社會氛圍，
是紀錄片生長的有利環境，促使人們去記錄社會的變化、人的變化，進一步為弱勢發聲、
反詰主流。在工具條件上，過去拍攝影片需要昂貴而巨大的機械，而且，機械的力量是
可以震懾人的，被拍攝者會感到壓迫；再來，Super VHS出現了，器材的費用降低，
不過也大概需要十幾萬，仍算是一筆較大的負擔，它廣泛地被用來拍攝對抗主流媒體的
影片。直到最近，DV數位攝影機出現，價格降得更低，一般人花一個月薪水就可以買到手
，人人都可以記錄影像，操作方便、機器小巧、可親性增加，拍攝時會比較自然
──當然，「被拍攝情境」永遠存在，除非是偷拍，否則被拍攝者永遠不可能徹底地自然
；意識到這個情況，紀錄片工作者在片中也會去突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係。
最後，加上現在社會已是完全開放的狀態，要說什麼話、拍攝怎樣的影片，都沒有太多
禁忌，因此造就了紀錄片的盛況。
台灣的紀錄片創作環境和其他國家情況不同的是，政府把紀錄片當作一個政策來執行，
比如舉辦文史影展、訓練拍片人才、辦相關獎項……等等，因此培養出不少紀錄片人才；
唯一不成熟的就是產業體制，缺少行銷、放映管道的詳盡規劃。
以放映管道來說，在台灣如果要放映藝術性質較高的電影，以台北而言，至少有
總統、真善美、光點等戲院，南部也有一些；但紀錄片就還沒有這樣的待遇，不像紐約、
倫敦等大城市，都有專門放映紀錄片的電影院。一直到二○○四年，幾部紀錄片才總算
找到了比較有效的行銷方式，因此讓紀錄片的能見度提高了。
另一方面，學院主動培育影像人才，比如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紀錄研究所，每年就生產
不少紀錄片作品。外國引進來的紀錄片受到矚目，也是推動紀錄片熱潮的因素，比如
《科倫拜校園事件》、《華氏九一一》、《麥胖報告》等等，都在各地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和延伸思考。
因此，在各種條件之下，紀錄片題材日趨多元化，美學上也有很多變化，要講故事，
要論述，都可以。在我看來，紀錄片也就是一種電影，重點不是「什麼題材可不可以做」
，而是「做得好不好」，這才是紀錄片好壞的關鍵。台灣紀錄片已經有不錯的進步，但是
，和國外的成熟作品比起來，還是有差距。
顏蘭權：
確實是這樣，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經費和器材都還差人家差得多。在英國念電影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說法，就是不管你拍什麼片種，一切都要以紀錄片為根柢；在台灣拍紀錄片
就沒辦法這麼驕傲了，因為，還有很多人在問：「什麼是紀錄片？」
第3問：紀錄片為人民或政治所用？
好讀：
《無米樂》吸引了不少觀眾走進戲院，引發對於農民處境與農業相關問題的反思，
政治人物也紛紛前來觀賞並且發言。這些效應，導演認為是意外的。可以談談這部紀錄片
從最初拍攝的過程，到放映後產生的種種包括政治在內的效應嗎？
顏蘭權：
片子拍完，我們一開始剪接的時候，是從「豐收」的景象開始，用以反襯「壓迫」的存在
，結果把電影搞得非常沉重。於是我停下工作，我想，拍攝過程中，明明是那麼有趣的人
，怎麼會被我剪得這麼無聊？觀眾會在螢幕前睡著的！我和莊益增討論後決定重來，我們
要取悅自己，剪出一部至少自己看了也覺得高興的影片。以一般角度來看，《無米樂》
其實並不「好看」，我認為它之所以能夠召喚觀眾、引起討論，是因為大家被影片中的
阿伯、阿姆表現出來的生命姿態給吸引了。
莊益增：
《無米樂》在台大農學院放映時，有學生在放映後發問：「台灣農業政策要何去何從？」
我說：「這個問題你應該問你的教授吧！」紀錄片不必要去承擔革命的功能，而且觀眾的
反應是很不一樣的，有人可能想到的是農業政策的大問題，有人則是想到自己以後吃飯
不應該浪費。一部紀錄片是否能夠在不同的個體之間喚起相同的情感，是很有問題的。
其實，紀錄片本身不只是影片裡面呈現出來的社會意義，還包括了影像本身的魅力。
有時候一部影片就是單純拍一列火車進站，就非常迷人了。回歸正題。我也認為紀錄片的
票房比從前好，並不代表紀錄片情勢大好，現在紀錄片多了起來，可說是一種「非常態」
的情形；而且，叫好與叫座之間也沒有必然關係。
顏蘭權：
我們決定讓《無米樂》上商業院線，不是想賺錢或變成商業片，而是因為想爭取媒體版面
，讓更多人可以接觸到這部紀錄片，擴散它的影響力。台灣的媒體環境是很病態的，他們
不會主動挖掘具有精神價值的東西，而是需要給媒體一個理由，讓它有理由來報導。我們
想，現在有一部關於台灣老農民的紀錄片要上映，至少媒體還可能會報導它的劇情、內容
之類，總之上院線就是為了增加能見度；換句話說，不只是為了票房，還為了一種理想性
──影響更多的人。
我記得《無米樂》某一場次播完後，有一個觀眾來告訴我，他從小在台北長大，沒有接觸
過什麼鄉間農家的生活，對相關問題向來也不關心，可是看完這部紀錄片以後，他說，
以後翻報紙看到和農民問題相關的標題，會停下來，花一點時間了解一下
── 一部紀錄片至少可能產生這樣的例子，就可以了。
另外，我還想談談紀錄片「受政治影響」這件事情。比如今天作影片放映，政府首長
如謝長廷也來看，我倒不覺得這就叫做「受政治影響」。第一，我不會因為政治人物的
期望而改變這部影片；第二，如果因為政治人物來看，使得民眾好奇也來看看，這是
好的，因為政治人物的評價和解讀，並不等於每個人的評價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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