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先聲》5

看板YTHT作者無名.時間20年前 (2004/09/23 20:32)推噓1(1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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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 finerain (雨哲), 信區: civic_life 標題: 《歷史的先聲》5 發信站: 一塌糊塗 BBS (Tue Jun 17 22:26:45 2003), 本站(ytht.net) 奴才見解田家英讀史記《秦始皇本紀》，覺得奴才的見解常有其獨特的地方。秦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于是忙煞了一批幫閑、幫凶、走狗之類，浩浩蕩蕩。除了三呼“陛下神靈聖明，”揚著鞭子，監督奴隸刻石歌頌功德，這些唯唯諾諾或者嘁嘁喳喳的奴才，便忙著“使天下無異議”，策劃“安寧之術”，改官制，嚴刑罰，強化特務基層活動，運用嘍羅監察網。這裏，最有名的自然是“焚書”與“坑儒”。焚書，這在中國“書缺有簡”算是最早了吧，非秦書，皆燒之，詩書百家語欽定不準讀，準讀的是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 “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讀核準的書，又是要大家都做奴才。不過，雖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豈非顯出奴才身份並不高貴了麼？所以站在奴才立場最好的不是奴化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當掘一個大坑，推他下去。于是便有異議了，秦時當有言論，可惜不及詳考，好在目前就有近似主張，那宏文是：……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諸生不是所謂“真儒”，而是當時幹犯禁令的人，所謂禁令現在雖無當時什麼《出版法》或《檢察條例》可資考證，但“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必然是“亂黨和反動分子”，亂黨和反動分子不坑，那還有國家綱紀嗎？進一步來講，所謂“儒”……應該是明大勢，識大體——了解始皇從分割中求統一之心，最少是潔身自愛，奉公守法，不造謠言攻勢“宣傳反動思想”…… （《民意》一六八期）這篇話，給我們活畫出橫眉怒目，一張吃人血口，這些“亂黨和反動分子”為什麼不“明大勢，識大體”呢？我們看到一種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們仰視光明，要掙扎，不安于眼看淪為奴隸。這種奴才在秦始皇當時是很多的。單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鏑，棄市，戮車裂，抽脅，磔等等二十餘種，應有盡有，污蔑人類的刑罰，獸性與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類天性了嗎？其實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鳴鞭自傲的奴才，他會覺得殘酷就是道德，諂媚就是學問，屠殺是他的本能，沒有人供他們殺戮，他們會失業的。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著他人血跡，使自己發肥的總管。然而站在主子立場又不盡是這樣。殺一人而安天下，統治者自然要為，但是屠戮凈盡誰又來作奴隸呢？所以主要的辦法還需別來一套，這樣，另一種奴才就大搖大擺地走出來了。李斯就是一個。“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捨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 這是一種衹知助虐固寵、毫無原則的人，他的辦法不同的，“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呂、金人十二”，對于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 “制”，用現代話說是“整飭學風”，方法是：統制教授“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特務橫行，暗探林立，有言詩書百家語者“隨時報請撤懲”，“士學習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學生幹涉行政之風”。總之一切設施不過為著使諸生與真理相遠，與現實相離，將來，理想社會自然是不準想，就是“不師今而學古”，戀著過去也為法令不容，“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諸生為要多少“知”一點去想呢？當然不準。同時還準備著一套萬一要想，也得依著自己的邏輯，避免想出毛病來。自然也有一味瞎想，這就用著第一種奴才作為補充，開除，思想測驗，失蹤，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始皇用著這兩種奴才，是成功了的，諸生在欺騙、壓制之下，觸不到新的現實，聽不到新的聲音‘“由聾而啞”，緘口結舌，最多也不過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類征服下來了。但是李斯之流卻沒有看到另外還有力量。這決不是國治天下不平了。事實的功德圓滿卻是與原意相反，統制是為了“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可是還來不及“把‘諸生’改為新的名詞”，偏偏二世即亡。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焚書，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卻並不是儒— —亭長，走卒，翁牖繩樞之子，田亡隸之徒，根本不讀詩書的人。沒有武器，他們會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若問秦並海內，兼諸候，南面稱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為什麼被一批烏合之眾，一群死囚，幾根木竿，亂者四應，秦的政權摧枯拉朽，統治立摧？賈誼說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仁義不施”：防制異己，壓迫文化，束縛思想，箝制輿論，以刑殺為威，以收括為務，踐踏，奴役，納賄，貪婪……天下大亂，更加甚的常常是這些謀籌劃策，唯唯諾諾，或者嘰嘰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報》 1941 年12月8 日今與昔。田家英。 “能懺悔的人”，據說“精神是極其崇高的”。最透底的懺悔是從新的做人，斬犯綁赴刑場，為了表示不甘屈服，總得大叫幾聲“二十年後，又是一條漢子！”快刀從頭頸飛過，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長，二十年後依舊是鋼筋鐵骨，依舊是一條好漢。這方法在中國，流傳是頗廣的，而且越來越高明。不甘落後的人加以研究，覺得二十年畢竟太長，麻煩得很，于是另有新法：趕緊“貸款”，趕緊入黨，趕緊做好漢。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漢們，也自有其內心的苦悶在。 “反動”已經變為“革命”，舊英雄已經裝成新英雄，“名﹛利鎖之中”，“鼓舞喧鬧之境”，耍猴兒戲的最怕人揭開面具，望著他毛茸茸的臉皮，問起如何前後不符，直弄到騰挪不得，觸及隱處，衹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當今天的看”。這就是今與昔的差異。自然，消極地表白終究不算善法，一來為了體面尊嚴，一來為了證明自己從“不知道‘轉變’”，聰明人往往就會把過去說得含混模糊，或者把舊帳陳跡扮飾得雪白瑩凈，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這類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單看每臨紀唸，報紙期刊上總常有許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過領餉作事的編輯，訴說他一直就為新文化戰鬥，但彎子一繞，又在另起爐灶，從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幾位教授文人在作“光榮的回憶”。甚至連鄭學稼、梁實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游行示威，宣傳講演，制旗幟，貼標語”，使用過“喚醒沉醉的大眾的手段”！結論如何？不過從“五四”證明“學風”的亟待整頓，學生不應過問政治。（引文均見《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原形也正在這裏躲閃不開。戰士闖將與吃肉吸血的幫閑之間隔一條多寬的鴻溝，但事情卻偏會作弄，在同一個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與昔有著如此的差異。 “覺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這精神是不錯的。但卻必須是大體上能明是非，辯黑白，至少也本著良心奔赴去路，倘若僅隨勢力旋轉，為了津貼領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兩下嘴巴，淌幾滴眼淚，用歪曲來證明內心的忠誠，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險惡的構陷，把世事塗飾得漆黑一團，以之騙人，兼騙自己，這就比之簡單抹煞歷史，更卑劣得多。不過，這卑劣中卻仍然存有點“古道”在，因為究竟還承認有過那篇帳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來愈為精進，恐將不久，好漢們連“改帳”也嫌麻煩，幹脆算盤一響，帳簿一翻，就把兩眉一橫：“那是我？——我一直就在這邊。” 在好漢們身上，今與昔是難于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鷹，作蟲類。 ——《解放日報》1942年7 月10日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于中國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適用于中國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發表了一篇題名《新聞自由—— 人權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載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報》），對戰後世界的言論，特別是新聞自由的問題，抒發了更深一層的探討，提出了更具體的方案。雖然他認為 “宣傳造成了希特勒”一點，還有值得討論之餘地，但是他說當時國際間缺少一種幹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新聞服從于統制“的事實，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國的例子來說：”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獲得政權，自此以後，僅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德國的報紙廣播，如果要繼續經營，不但不得發表納粹領袖不願意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而且還需要發表希特勒樂于讓德國公眾知道的消息“。掩蓋真相，捏造新聞，于是德國人民就被蒙在鼓裏，完全不知道世界其餘部分時局發展的真實消息。這是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走上黷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這種武器在戰前和戰爭中的今天，也還廣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親法西斯的國家裏面。威爾斯先生真知灼見地指出：這種“新聞統制”和毒品貿易人口販賣同樣的是一種有關全體人類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企圖行使這種法西斯制度的時候，正象我們不能聽任一個國家用鴉片毒品來荼毒其餘各國人民幸福一樣，除了用國際道德輿論遣責之外，還該有一種集體的國際機構的力量，來制止和消滅這種罪惡的滋長。他強調地指出：衹有這種國際機構的具體的明文規定和實力制裁，才能保證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論自由，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再度生長，而這種國際規定，絕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對派”所叫囂的所謂內政幹涉。正如國際機構切實調查和制止一個國家的販賣吸食鴉片毒藥不能算是內政幹涉一樣，戰後國際機構經常不斷地調查和阻止“新聞統制”正是保障國際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威樂斯氏具體地建議：“規定一個國家必須能以其憲法或基本大法表現其已予其國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聞的自由，而使此種自由成為人民不可動搖的權利。”當然，單單憲法文字上的規定是不夠的，國際機構要求每個政府都能以實踐這種規定作為參加國際機構的條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剝奪了人民的各種自由而提出控訴，這樣的問題應當由國際組織的國際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個政府觸犯了它加入國際機構當時所作的諾言，破壞了它應當履行的義務，那它就顯然再沒有資格被認為國際社會的優秀分子，並應當受到國際機構憲章可能規定的制裁與懲處。”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麼要在這個世界裏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裏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德黑蘭會議莊嚴地宣言，我們要創造一種“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的和平，這是沒有“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的“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絕大多數人民大眾之好感，而企圖剝奪絕大多數人民大眾之自由的分子將會沒有資格跨進“民主大家庭”的大門，因為在這大家庭的門上已經挂出了一條家法：“剝削言論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內。”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 日社論原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國際民主與國內民主不要分割羅斯福總統在其致美國第七十八屆國會咨文中，提到了美國國內右派反動分子的問題。他說：“真的，如果這種反動發展了，如果要重演，而我們又回到一九二○年後的所謂‘正常’時代，那麼，我們敢斷定，我們縱然在國外戰場上克服敵人，但在國內也必屈服于法西斯主義之下”。羅斯福總統在這裏不但為美國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而且為其他許多國家國內提出了右派反動的問題。我們敢說：許多重要國家國內的右派反動問題，決不止于是一個國內問題，這必然成為一個國際問題。由于一個國家在國內屈服于法西斯主義之下，因而它在國際間也必然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支柱，而不能為民主主義的支柱。以故目前講求國際民主的人，首先就要講求國內的民主。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因為今天世界上所最恐懼的東西就是法西斯主義。羅期福總統主張免除恐懼的自由，應當首先解釋為把法西斯的威脅和恐怖加以徹底免除的自由。如果任何國家國內關于法西斯的恐懼，沒有徹底免除，那就等于整個國際間關于法西斯的恐懼，沒有解除。無論國內的民主也好，國際的民主也好，都要從本質上表現，形式是次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民主就是人權。人權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權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權利。人民無法行使權力，也就無法享受權利。目前測量民主的程度，不僅是拿享受權利來做標準，而且是拿行使權力來做標準。我們不要以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僅僅是一個權利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權力問題。衹有實際行使這種權力；才能叫做享受權利。在這次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在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中，絕大多數人民都感覺到他們國內的民主非常不夠。羅斯福在其咨文中提出要承認一個《第二人權宣言》。在保障人權方面，我們中國更應當與我們的偉大盟邦——美國——競賽。再者，民主與和平是密切聯係的。這就是說，國內的民主與國內的和平是密切聯係著。同時，任何國家內的民主與和平又與國際的民主與和平密切聯係著。我們中國今天與英美兩大盟邦比肩作戰。……因此，也就是為了國際的民主與和平而鬥爭。 ——《新華日報》1944年1 月19日社論言論思想自由和國際文化交流近來，各地方談論言論自由的很多，這現象該值得興奮和鼓勵的吧？！這無論如何也可以表示人民都有這樣的需要，都認識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訪英團回國之後，王雲五先生談到過英國的言論自由等問題，我們已經評論過了。那天在國民參政會上，訪英團也作了報告。其中說到：“英國原為言論自由國家，各地報紙向來很發達。”這句話在我們讀了之後，真是感慨頗多。原來報紙發達，是以言論自由為前提；言論自由有促進報紙的發達，又由訪英團加以證明了。輿論沒法蓬蓬勃勃的發展，這對輿論界是件苦事，對政治卻是個損失。這些話本來都是老生常談了，可是談到言論自由就總會聯係到。問題還不衹此。訪英團還提到英國文化界希望加強中英文化聯係，特別注意交換教授學生及圖書等事。這是很重要的。正象訪英團所說：“雙方應即積極推動。”英國既“原為言論自由國家”，學術研究自然也是自由的了。那麼，交換而來的教授和學生，正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出來的。他們的思想是沒有受過任何限制的，言論在戰時所受的拘束是也與平時差不多的，這也就是說他們衹看得慣過得慣這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歡迎他們來，是歡迎他們到一個民主國家來，在他們想象中是和他們本國一樣的自由環境；中國怎樣才能讓他們證實這種想象呢？怎樣才能使他們有“和在家裏一樣”的感覺呢？反過來說，英國既認中國是民主國家，一定希望中國的交換教授和學生，也有充分的自由精神，也能表現出中國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行。這些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間的文化交流，一定是民主的文化。也必須有民主自由，這各文化交流才能互相推進，才有意義。寫到這裏，可以舉一件小事情，說明沒有民主自由，是阻礙國際文化合作的。美國哈佛大學的一個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在中國留學生監督控制學生思想的辦法廢除以前，停止接受留學生到美國大學和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因為思想言論自由是美國的民主傳統，特別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民主國家親密團結的時候，不能不對違反民主的措施，表示抗議。雖然這項要求，政府是否接受，還不得而知，以著名的大學提出這樣的要求來，各國就該嚴重注意了。這實際上是要求把國際文化交流提到更高的原則，就是說，這種交流一定要以民主主義為共同的出發點和基礎，民主國家衹能幫助民主國家，也衹能向民主國家獲得幫助。從國內人民要求、國際潮流所趨看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已不能不趕快從原則的討論，走上切實的現實了。 ——《新華日報》1944年4 月10日社論美國國慶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日──獨立紀唸日。一百七十年前的今天，美國人民發表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文獻──《獨立宣言》，從此展開了反對英國殖民地統治者的獨立戰爭。為《獨立宣言》中“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幸福”等崇高理想所鼓舞的美國人民，歷盡困難挫折，奮戰八年，終于贏得了民族革命戰爭，如列寧所說的，是“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獨立宣言並昭示我們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不可分離的真理。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獨立宣言》、消滅大地竹筏安、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哲佛遜，黑奴解放者、窮木工的兒子林肯，領導美國反法西斯戰爭、倡導四大自由的羅斯福，就是代表這一獨立宣言歷史傳統的美國人民的領袖。中國人民歆羡美國人民的光榮歷史傳統。百餘年來，中國人民不折不撓地為自己的獨立民主自由英勇奮鬥，並經歷了自己的“獨立戰爭”──抗日戰爭。由于今天中國的環境與一百七十年前美國的環境不同，在中國人前面，不僅有封建勢力，而且還有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中國人民在百年艱苦鬥爭和八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還沒有能夠向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之後，迅速實現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今天大半個中國的人民正在呻吟與國民黨獨裁政府的虐政之下。這個政府，正如美時代雜誌記者所稱呼的，是一個“惡政府”。引美國《獨立宣言》的話來說，它“一貫地追求同一目標的一連串的虐政和篡竊，證明有把人民置于絕對專制之下的陰謀。”《獨立宣言》中說：“推翻這樣的惡政府，並為人民的日後安全設立新的保障，就成為人民的權利和天職。”可是我們中國人民向來是最寬大的。今天中國人民對于這樣一個 “惡政府”，並不運用美國獨立宣言所說的“推翻”它的“人民的權利和天職”，而衹是要求它放棄“絕對專制”，經過和平的政治協商方式，把現政府改組為民主的聯合政府。國民黨政府對于中國人民這樣仁至義盡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采取了什麼政策呢？它的政策，就是發動大規模內戰，就是加強特務恐怖，就是血腥鎮壓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運動，就是不惜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利益來維持它的“絕對專制”。對于中國這樣也“惡政府”，美國當局方面采取了什麼政策呢？誰都知道，美國當局今天的政策，是無條件地以強力支持蔣介石政府，使它有恃無恐地堅持獨裁內戰，陷中國于內戰、恐怖和貧困的慘境。美國當局，除了已經進行的幹涉中國內政的行動（如以大量物資供給、裝備、訓練、運輸蔣軍，替蔣軍護路、築路、保護港口、長期在華駐軍等方式助蔣內戰）以外，還向美國國會提出軍事援蔣法案。這個法案，不僅將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事業，而且將使蔣軍完全成為外國的附庸，將使中國變為菲律賓第二。這就是說，美國帝國主義分子，通過中國的獨裁者蔣介石，企圖使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戰勝利之後，還要嘗受殖民地奴隸的滋味。這是中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美國人民是不難了解中國人民這一正義的立場的。他們一定會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美國人民在八年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還要受另外一個外國的統治，繼續殖民地的生活，那麼美國人民能不能忍受呢？顯而易見的，美國人民是絕對不會忍受的。林肯有言： “我幾不願做奴隸，也不願當做奴隸主。”但是在今天美國，卻有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正在妄圖做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奴隸主”。無疑的，曾經飽嘗過殖民地壓迫並從這個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美國人民，對于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對于中國人民的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的鬥爭，是一向具有熱烈的同情的。如果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仍然被法西斯的“惡政府”所統治，那麼中國不會有和平，世界也不會有和平，這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災難，也是對美國人民的災難。因此，美國人民對于少數帝國主義分子想做“奴隸主”的企圖是痛恨的。美國人民和各界民主人士反對當局幹涉中國內政的運動正在增長；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宣言、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紐約分會的反對使美國陸軍訓練中國軍隊的決議和德拉西議員在眾議院的發言僅僅是幾個例子而已。際茲美國國慶，我們除向美國人民致熱烈的慶賀外，並號召他們發揚獨立宣言的光榮傳統，一致起來制止當局對國民黨獨裁政府的一切援助，收回所有租借軍火，要求當局立即撤回在中國領土上的海路空軍，要求政府和國會撤銷軍事援華法案，迅速改變美國現行對華政策，這樣使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努力不受到外力的幹涉，使中美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能夠不斷增進，中國兩國的經濟文化關係能夠在平等互惠原則下日益發展。我們中國人民堅信：我們爭取和平民主與獨立自由的鬥爭，必然獲得美國人民及其他各國人民的有力的聲援，正如美國人民在獨立戰爭中獲得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援助，在解放黑奴戰爭中獲得歐洲大陸各國人民特別是英國人民的聲援而阻止了英國當局的幹涉一樣。中國人民一定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新國家，不大目的誓不中止。在自身堅持不懈的努力和世界各國人民運動的聲援下，不管還有許多巨大的困難和阻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一定能加以克服，取得我們的正義事業的最後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7 月4 日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唸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今天是第十屆記者節。回溯這個節日誕生的歷史，這個節日適合全國人民餘輿論界爭取抗日自由、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鬥爭分離不開的。“九一八”事變發生，繼之以 “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激起了洶涌澎湃的全國救亡怒潮；當時各地新聞記者亦都爭先恐後，卷入這一怒潮，並紛紛向國民當局要求開放言論自由、停止壓制輿論、保障記者抗日權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國民黨當局乃發布了《保護新聞工作人員及維護輿論機關》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有此表示（雖然在這一命令發布後，國民黨當局仍繼續壓迫和摧殘抗日的記者和輿論機關，如史量才的被暗殺、杜重遠的被判處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個抗日刊物的橫遭封閉等），這乃是全國抗日人民和輿論界艱苦鬥爭的初步結果。嗣後“九一”這個日子，便由全國新聞界定為記者節。每年此日，全國新聞記者都要檢閱一下自己為抗戰服務的戰鬥力量，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發揚抗戰的和民主的輿論的途徑。因此 “九一”不僅是記者的節日，而且也是全國人民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節日。在抗戰初期，政治比較進步，國民黨當局對于輿論界的壓制曾一時減輕；各地新聞事業，特別是在武漢，曾呈現了一番蓬勃的氣象，對于發揚民意、動員民眾，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幾何時，在武漢失守以後，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隨之而來。幾年來國民黨內反動派鉗制輿論、摧殘民意的行為，日甚一日。到了現在，大後方輿論界已經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氣消沉、邪氣高漲的可痛現象。在今年紀唸九一節的時候，我國的新聞事業正經歷著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統制政策，口口聲聲強調“戰士統制” 之必要，又把這種統制描寫成為“三民主義的新聞政策”。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在“戰時”，是在抗戰的進程中，而抗戰正是為了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照國民黨的說法，它的新聞統制，似乎應當符合于抗戰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則。然而事實上怎樣呢？孫龐等逆率部投敵，吳逆開先奉日寇之命回渝進行誘降活動，逆跡昭彰，鐵證如山，國民黨宣傳機關卻不特隱匿其賣國罪行，反而曲加辯護，稱之為“剛強堅貞”、“矢忠矢勇”。第五縱隊托匪張滌非等九個人開會十分鐘，假借名義，狂吠反共，挑撥內戰，破壞抗戰，為全國正義人士所不齒，國民黨官方通訊社竟將張逆通電廣為傳播，勒令各報照樣登載。八路軍新四軍轉戰敵後，抗擊在華日軍百分之五十八，抗擊偽軍百分之九十以上，它們的戰報是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領樂聞的，然而國民黨當局竟千方百計加以封鎖，嚴禁各報登載。顯而易見的，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種新聞統制的方針，倒很象是為了準備投降日寇哩！在後方，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政治主張橫遭壓抑，不許在報上發表，甚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解放”“國共合作”“各階層的人民”“少數民族” “三民主以為今日中國所必需”等，都被認為“謬誤名詞”，都在禁用之列；而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 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于“異己”的進步報紙，采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並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據民國廿六年政府統計，當時全國報館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據國民黨中宣部統計，大後方報紙獲得核準者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後方報章雜誌被封閉者竟達五百種之多。尤可痛者，新聞記者的人權人格毫無保障，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務混入新聞界胡作妄為，另方面對現有記者的威脅利誘，無所不至，一起使他們俯首帖耳，供其驅使。由于國民黨反動派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大後方的新聞事業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這種現象，又正是實行獨裁、摧殘民主的標誌。這樣的新聞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抗戰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呢。就民生問題而言，讓我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河南災荒，來再次說明國民黨新聞統制政策是怎樣執行的。河南災況的嚴重為近百年來所未有；凡有人心，聞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當局正應督促各報據實披露，向海內外大聲呼吁，庶幾可以籌集巨款，救濟三千萬災黎的生命，為國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氣。奈國民當反動派，為了粉飾太平和掩蓋其救災不力的責任，竟令國民黨報之拒絕登載輿在的消息，同時卻大吹大擂，發表宋美齡宋子文等在美國和英倫不負責任的言論，說“中國沒有災荒”，一直慾蓋彌彰，騰笑中外。而國內報紙竟有因發表為豫省難胞呼吁的文字而遭處罰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報發表這樣的社論而被處罰停刊三天）。這樣的蔑視難胞痛苦，　喪民族元氣的行為，誠不知國民黨反動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積居奇的頭子不準揭發，貪贓枉法的大官不準批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實在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抗戰的利益。相反的，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還有抗戰力量，所以亟亟于惡化民生、摧殘民力呢！綜上以後，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政策，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但實際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無任何相同之點，這種反動的新聞統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對敵準備妥協、對內厲行獨裁的整個政治方針分離不開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推行這整個反動的政治方針，就必須統制輿論，壟斷輿論，是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希魔這種愚民的辦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的藍本。和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完全相反的，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正確新聞政策。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而漢姦和法西斯第五縱隊則不但沒有發言權，而且遭受嚴厲的鎮壓。各種報章雜誌及其他宣傳品，衹登載有利于抗戰、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論，而破壞抗戰、破壞民主、擁護法西斯的文字則絕對不準發表。報紙和人民大眾維持著密切的聯係；除了職業的新聞記者深入民間采訪以外，還有大批的工農兵通訊員經常向報紙投稿；記者們在前線一面工作，一面戰鬥（如何雲同誌即為其中英勇犧牲者之一），在後方則于業務之暇，積極參加生產。這樣的新聞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聞政策。在大後方，亦應當實行這樣的新聞政策，但是這有什麼希望呢？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制政策，其手段之毒，為害之烈，有過于袁世凱、張作霖等北洋軍閥。袁張等屠殺少數異己記者，已經鬧得全國騷動，而國民黨反動派則更進一步，企圖窒死整個輿論界，拔去全國人民的喉舌，使整個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失去靈魂，成為獨裁政治的馴服工具。此種政策，若讓其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則不特全國新聞事業有毀滅之危險，而且民族正氣將被　喪無餘，抗戰大業亦將遭受不堪設想的損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無怪大後方輿論界，對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提出紛紛抗議！在今年紀唸九一記者節的時候，全國熱心抗日、愛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記者們和同胞們，應當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制政策。並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出版自由，停止對任何抗日報紙的無理壓迫，取消強迫登載中央社造謠電訊的辦法，根絕破壞抗戰和宣傳法西斯的言論，嚴格取締混入新聞界的特務棍徒，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法西斯的末日已經到臨了！墨索裏尼已經倒臺，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敗亦在不遠。我國以希、墨為師的人們，如仍一意孤行，必難逃避身敗名裂的悲慘命運。讓我們加倍努力，為抗戰和民主而奮鬥吧！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9 月1 日為中國經濟的民主而鬥爭為了迎接政治協商會議，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發表“對于當前經濟問題的意見”書，全國工業協會亦于日前舉行座談，提出很多極其寶貝的主張，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實在是一件使人十分興奮之事！今天經濟界人士之積極預聞國事，並不是偶然的。抗戰打了八年，後方的生產事業是在沉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縛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掙扎著。勝利到來了，一些碩果僅存的工廠，不但未曾復醒，反而在慶祝勝利的鞭炮聲中，遇到更嚴重的災難。中小工業不要說，就連中國興業公司、渝鑫鋼鐵廠等十餘家規模較大的工廠，亦在這個時候，頹然倒下了。政府對于這個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購生產的貸款，變為收購機器和設備的貸款。這種辦法意味著當局所著重的，不是怎樣為工業界打開一條出路，而是樂于為他們送終！在他們心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垮了不要進，有強大的外國資本可以來中國投資；中國的民間工業垮了不要進，有居高臨下與外國獨占資本結不解之緣的官僚資本可以在各重要生產部門勃興起來。在當局的這種打算之下，中國民族產業的生存自然發生問題，也就使他們不能不起來抗爭了。“苦幹不問外事的作風走不通了（李燭塵先生語）。” 今天的中國經濟的確使人擔心的。官僚資本和外國的獨占資本貪婪地進行無情的襲擊。薄弱的中國民族資本原來是以輕工業為依據的，但現在收復區中的棉毛絲麻等，幾乎全部國營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謂國營，其實就是官僚資本的“官營”。因此，不少人擔心中國的工業將來會變成日本那個樣子，全國的經濟命脈由幾個大財閥所獨占。這種看法自有其中肯之處，但是我們還應看到，戰前的日本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個大財閥並未成為另一個國家的獨占資本的附庸。中國的情形，恰恰與此相反，如果離開外國獨占資本之支持，則中國的官僚資本是不容易發展到支配與操縱地位的。所以假如繼續在買辦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國經濟就可能變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體。中國將要走什麼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對不民主或假民主的鬥爭，在經濟上是獨立的自由的國民經濟對官僚資本和外國獨占資本所壟斷的半殖民地經濟的鬥爭。中國的人民大眾（連民族企業家在內）爭取前一條路，而少數反民主的買辦官僚，則想把中國拉回去走後一條路。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一心一意和中國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澤東同誌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與合作經營三者組成的”。二個月前，周恩來同誌在星五聚餐會上亦指出：在這三種資本中仍然是私人資本占多數，今後中國必然要經過一段保護私有財產，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我們要反對的是官僚資本、壟斷資本與侵略資本。（反對侵略資本並不就是反對利用外資，我們是在不妨害中國主權之下，歡迎外資的）我們對于當前中國經濟的態度，是和全國經濟界（特別是民族工業家）一致的。或許有人把我們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的主張，當作在野黨的宣傳吧，過去數十年的教訓，特別是當局這種“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訓是這樣的，誠然使人民對任何人不敢輕信。我們的的確確認定中國必須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我們的政策處處著眼這一點。在陝甘寧邊區與華北華中廣大的解放區中，新的富農經濟是在農村中發展起來了；一些地主的資金轉移向工業投資了，中小型工業大量地在每一個角落長大起來了。我們在民主的解放區中已經這樣做，我們決心把這種做法推廣到全國其他各地去。如果沒有國民黨當局的內戰與封鎖的話，我們是歡迎後方與收復區的經濟界人士，去參觀，去看一看我們是不是這樣做的。正如政治一樣，中國經濟現在處在一個轉扭的關頭。我們歡迎產業界的代表在政治協商會議中為經濟民主而鬥爭；我們歡迎全國經濟界的人士在會外在各地為這個問題而努力。在這裏我們和妳們的見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個政治民主的中國不能不是一個經濟民主的中國。我們將同心協力為中國政治經濟的民主而鬥爭！ ──＜新華日報＞社論1945年12月31日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祝第二屆聯合國日自美國總統羅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為聯合國日以來，到現在已經一年。去年有二十八個國家慶祝這一個節日。紐約曾有五十萬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聯合國勝利在望，全世界對于這個節日的慶祝，必定更加熱烈，更加盛大。人類的命運，現在處在決定的時機。決定人類的命運的，乃是此次大戰的結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此次全世界人類反對法西斯野蠻侵略者的神聖戰爭中，我們中國進行了對日抗戰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勢武器在敵後堅持至今的游擊戰爭，乃是我中華民族所創造的偉大奇跡。我國六年的抗戰，誠如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樣，一改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從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把持國柄，勾結軸心，對外屈辱，對內反共，我中華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無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經過了六年的團結抗戰，我國卻已經被列入世界四大強國之林了。這種鐵的事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起就主張的對日抗戰乃是完全正確的，也證明了當時主張屈辱投降的賣國賊汪精衛之流是何等可恥。我們慶祝聯合國日，我們慶祝聯合國的勝利，慶祝人類正義之勝利，也慶祝中華民族的強盛，慶祝抗戰的勝利。反對法西斯，不僅為了人類的現在，而且也是為著人類的將來。現在所進行著的世界戰爭，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原則與民主的政治原則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共同在民主的旗幟之下反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者贊成最廣大的民主，這是無庸多說的了。而此次世界戰爭爆發後美總統與英首相同擬的大西洋憲章，也規定了人類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窮困與恐怖。聯合國日發起人羅斯福總統在去年今日的演說中，再一次強調了維護人類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說：“信仰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與敵人之主要分野。”又說：“人類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類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氣、日光、面包與食鹽之不可須臾或離，剝奪人類所有此等自由，則彼等必將無法生存，剝奪其一部分自由，則其另一部分必將枯萎。”我們慶祝聯合國日，就要維護民主。我們慶祝聯合國日，乃是為了擁護民主，為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這樣一種政治原則，它對外則主張“亞利安種族至上”或“八　一宇”的並吞，對內則主張“盲從領袖”、“全民政治”、“全民經濟”的獨裁，反對共產黨，壓迫人民大眾，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毀無遺。不剿滅法西斯主義，不確立民主主義于全世界上，即使這次戰爭勝利，還不能奠定人類永久和平。現在與將來不能分離，抗戰與民主亦不能分離，原因就在于此。中國共產黨，與全國人民一樣，完全贊成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政治原則。中國共產黨在他的黨員所參加的地方政權中，遵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並把民主政治的原則具體化，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權。中國共產黨並堅決主張：民主的政治原則應在全國實現，這不僅對于現在的抗戰有很大好處，而且對于全人類也有很大好處，因為我們中華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為我國有很高的國際地位，我國的一切設施會對全人類發生極大的影響，對于將來的世界和平發生極大的影響。可是，正在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時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臺的時候，在我抗戰陣營之內居然有人提倡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怪論，這豈不是奇怪之極麼？這些人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以“中國文化至上” 來代替希特勒的“亞利安種族至上”。對中國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衛的“以中國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說。對中國國內，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 “全民戰爭”和“盲從領袖”的濫調。這個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義一樣，公開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它也同希特勒主義采用同樣的排外手法，自稱“繼承民族傳統，排斥一切外來思想。”在實際上，它對于中國的傳統，衹繼承了唐之周興、來俊臣，明之魏忠賢、劉瑾等姦賊之特務政策的傳統，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反對太平天國媚事反動清朝的反革命之傳統，繼承了一切唯心論的反動學術傳統，它所拋棄的，卻是民主精神的傳統，卻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傳統，以及中國五千年來學術史上唯物論的優良傳統。對于“外來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等進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來文化” 的面具之下，偷運進來的，乃是大量最醜惡的法西斯主義的私貨，希特勒墨索裏尼的私貨。中國法西斯主義者之所謂“繼承民族傳統，排斥外來思想”，實際上就是繼承中外文化中一切醜惡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優良的成分。這就是現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的政治代表們所提倡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之內容。這種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居然自稱為“三民主義”，實在可笑之至，實在是誣蔑了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學說的民主精神，實在是誣蔑了中華民族。我們慶祝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時候，我們心中充滿了對民主自由的憧憬，對人類光明前途的希望，我們心中也充滿了對法西斯主義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掃清這個毒素，當然也決不容許它在中國猖獗起來，以致將來再陷我民族于萬劫不復的地步。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的政治代表們企圖提倡法西斯主義以毒害我民族的時候，為了使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我國文化界就有一個極其嚴重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要加緊進行反法西斯的教育。這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樣設想，以為當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著反封建，就會走上另一極端，犯另一種錯誤。當前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乃是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時一刻忽視或忘卻了這個現實，就是不對的。因此，我們所說的民主教育，乃是具體的、適合中國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今後建設新民主主義中國的需要的那種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應知這種民主教育，不應成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衹應為了抗日的目的成為一般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和特殊地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否則，我們的教育就脫離現實，脫離當前的戰鬥任務。其次，應該把這種教育，安放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現實的基礎上，而不應把這種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詞或概唸（如平等、自由、博愛、文化與科學的發展等）的基礎上。在這裏，我們也應緊緊地記著：民主與抗戰是不可分離的，將來與現在是不可分離的。正確的進行抗戰與民主的教育，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這就會大大的增強力量，來爭取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這就會促進人類正義的勝利，促進神聖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就會幫助奠定將來的世界和平，和獨立的新中國之建成，這才會更加提高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而對全人類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貢獻。 ──＜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3 月14日蔣夫人論民主精神根據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定，憲政將在抗戰勝利一年以後再實施。也就是說，至少今後數年中，還是國民黨執政的時期。可是，就是在這個時期，人民還是時時刻刻關切和需要民主的。蔣夫人前晚在蔣主席招待國民參政員的宴會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國的民主精神，帶給了國民參政員，並且也提到中國需要的民主精神。報紙上登載的雖然很簡單，但是，已經很值得注意了。的確“今日世界有兩種政治思想，一種是民主思想，一種是軸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這兩種制度和思想是對立的，尖銳地在鬥爭著，而且是一場妳死我活的搏鬥，二者之間是沒有中間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會逐漸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裏尼的把戲，是對法西斯的掩飾，是對民主共和的諷刺，那還是法西斯，同盟國也是一樣反對它的。我們中國既然列入民主國家的陣線，就要認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我們反對軸心，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關于民主精神，要說和可說的話很多。我們在這裏，衹是簡單的講幾點意思。蔣夫人在報告中說到“民主國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後，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 同時，她還提到對政府事務要常加批評，這種批評，要負責任，也就是說，“必須于批評之後附以改正的具體意見”，“使政府接受意見而有所遵循”。這是非常正確，非常重要的。要這樣，就須關聯到幾個問題：首先，人民要有意見。這是不必多加討論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政府事務的各個方面，因此總是有意見的。好的，它們也會稱贊和鼓勵，壞的，它們也會批評和指責，而且，也會提出意見來。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這點就比較復雜。一方面，要人民能夠說出他們的意思來，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沒有地方說，或者沒有辦法說，那就誰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無從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四，不管他說得出說不出，還要政府中人願意知道才行，否則雖然人民的意思到處都是，應知道的人卻還是不會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于說話，政府鼓勵人民說話，熱誠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後，人民敢說，政府願聽之後，還要政府積極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實現蔣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見，這些問題，是應予注意和解決的。總括以上各點，我們再著重的提出以前曾經提過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從善如流，過勿憚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對政府事務的批評和具體建議，同時，也要願意不摻雜些毫成見的容許別人發表他們的意見，不應該固執錯誤的措置。應該勇于改過，不能一誤再誤。而正確與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後的依據。蔣夫人提倡負責的批評和負責的接受批評，確是切中時弊的意見。我們願和全國輿論界一道，歡迎和支持這個意見，並盡力協助政府采取具體步驟，使之實現，培養起民主的馮起來。 ──《新華日報》社論1943年9 月22日國父誕辰紀唸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七七誕辰。國父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他奮鬥一生，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他手床的三民主義，目的就是要使中國的人民能夠過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國父是最能順應世界潮流的偉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夠根據實際的情形，不斷的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而這種充實和發展，都有一條明顯的線索可尋，那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並決定于人民。國父為了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堅決的反對過陳廉伯的法西斯黨和一切叛逆，反對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反對過一切軍閥專橫，也反對過段祺瑞做了執政後召開的善後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不是他所主張的國民代表會議的預備會議，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軍隊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民主的選舉出來的。國父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斷的采取了很好的政策，從對內到對外，從國民黨的改組和與人民特別是勞動大眾的結合，以及與革命政黨的聯合，到確立對外政策，著重中、蘇親密邦交。國父為了他的這些主張曾經以他的偉大辯才折服那些懷疑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認識不清的人，也以他的偉大的鬥爭精神，責斥了一部分反對的人。國父的主張終于是勝利了！事實也證明了國父是完全正確的。國父是中國民主主義的旗幟，是中國認真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的明燈。現在，我們應再對國父的遺教，作進一步的研究。國父對人民在中華民國的地位，曾經不憚煩的說了又說，解釋了又解釋。他問： “中華民國之建設，以何為基礎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為基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副其實，必要這個國家是以人民為主。”這就是說，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不談建設則已，要談建設，就一定要“以人民為基礎”。尤其是在政治上，國父曾經這樣尖銳的提出人民為主的問題：“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于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見國父演講＜釋自由＞）。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樣的民主思想，是貫澈在國父的每次演講和手擬的每個文件中的。解釋什麼是政治時是如此，闡明中國的民主政治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為一切平民所公有時，也是如此。所以，國父對民主政治總說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總千叮萬囑的說：“夫主權在民之規定，決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實。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銘記和求其實現的。國父對民主政治有這樣明確的定義，所以他對人民參加中華民國的建設具有莫大的熱烈的希望。國父不怕人民，不疏遠人民，相反的，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動員人民。而國父在對政黨問題上，也有其民主的獨到的見解。國父說：“政黨之作用在提攜國民，求進步也。甲黨執政，則甲黨所持之政策，盡力施行之。而乙黨在野時，則立于監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則糾正之，其善者則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圖進步焉。”國父主張多黨並存，並確定了在野黨的監督地位和糾正的義務，協助的責任。同時，更對什麼是“良政治”“良政黨”有這樣的指示：“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者乃為良政治。能使國家進步、國民安樂之政黨乃為良政黨”。而國父對政黨間的競爭，是非常重視的。當然，這裏說的競爭又是以謀國家之進步國民之幸福為唯一中心。國父說：“謀以國家進步國民幸福而生之主張，是謂黨見。”其他則為私見， “因此而生之競爭，是謂黨爭。”其他則為私爭。“黨爭可有，而私爭不可有。黨見可堅持，而私見不可堅持。”（以上均見國父所撰＜國民月刊出世辭＞）國父在這裏，用極簡單的話，把政黨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運用，闡述得很具體而深刻了。在這個原則之下，國父還曾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這樣具體的問題，提出了指示。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體係之不同時很明白的。然而兩者對今天中國的任務是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認識，又是一致的。國父看到了這點，才肯定的說，共產主義對三民主義是“一個好朋友”。這些問題，在今天來重新恭讀國父遺教，是更有實際意義了。我們的抗戰，正處在極為有利的國際局勢中，同時卻也還有一段極艱苦的路要走。衹有團結，才能渡過這段路程，在紀唸國父七七誕辰的日子，全國一致來重讀國父關于民主團結的遺教，並努力實行，實為加強團結，克服困難，走上勝利的頂好的辦法。 ──＜新華日報＞1943年11月12日民主原則。張申府。差不多很象桃樂娣。湯普孫女史新近所說“有一種絕對的邏輯在歷史上”，幾年之前我曾深深第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為堯存，不為舜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當然在這些道理是什麼，有多少。一切學問，自哲學以致科學，所從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這些道理發掘出來，而且弄個清楚，說個明白。同樣，也象尤裏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說的“達爾文拿他不多的幾條原理把人與所有別的生物都聯絡在一個必然與變化的共同之綱中”一樣，世界隨時都有個大勢所趨，為任誰所不能逃。現在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 這些年來，對于民主雖然有種種看法，種種論調，但現在聯合國方面卻公認為這次之戰爭是爭自由與民主之戰。所謂法西斯，前前後後，裏裏外外，都是與自由于民主整整敵對的，都是與自由與民主勢不兩立的。而且凡是壓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講理性的東西，不管有多少樣的方式，都可歸入法西斯的疇類。法西斯不僅僅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也同時是極端封建的、落後的、倒退的。這也是今日所有進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認。但是現在還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麼？這也不是的。現在所求的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進步，實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發展。現在許多人都曉得了：要想安全，必須進步；要想穩定，必須向前發展。盯衡全局，觀察世論，很可以看出，有好幾點是現在世界許多人都同意了的，或認為無可如何的了：第一。現在是正過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而且是一個人民的革命的時代。或者甚至說，這種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個階級的。第二。民主必須擴張，必須由僅僅政治民主擴張到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如經濟上社會上不民主，所謂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說，非整個民主即無民主。民主決不等于代議制或放任主義的經濟。第三。“經濟人”要代以“社會人”，經濟人的時代要繼以社會人的時代。社會必須是有機的；必須不是各自為富，而是共同謀福的。因此有人還說，今日的民主必須是“有機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為人類關係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為界說，那麼，道路不管還要怎樣曲折遼遠崎嶇，人類社會究已在向之而趨。這一層是與前層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種情形。第四。社會各方面，特別象經濟方面，科學方面，設計或計畫化Pranuing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這也可說是與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設計或計畫化其實並不違反自由民主，寧可說是自由民主更進一步的具體表現；或更好說，設計或計畫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圓滿地具體實現。當然，要圓滿作到民主的設計或計畫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條件。第五。戰後必要有一種國際組織。有的且說，最好即以今日的聯合國為基礎。關于戰後永久和平的計畫，近年真是甚囂塵上。連帶地，為從一種根本克服過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傳統間的精神連鎖的國際大學，也正為世人所注意。衹是關于那種國際組織的如何構成，如何產生，尚是眾說紛紜，難衷一是。與我最同心而非開玩笑的羅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邏輯切實周到的大文＜戰後世界的若幹問題＞裏曾鄭重地說：“開始的國際權力機關應由合眾國，大英共和國，蘇聯，與中國而成。它們四國應結成一個隨時可以邀請別的國家加入的聯盟。”讀來最足令人興奮。總之，仍沿舊日的此疆彼界，國際無政府狀態，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為戰。各自為治也明白是不行的了。民主必須兼是國際的。凡此種種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勢所趨的一種意義的根本方面。本來，縱然今日全世界真覺悟的人還不太多，就是許多覺悟的人覺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數人都已覺悟到了幾千年前已經揭穿的一種情實。那就是：人與人差不多。“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衹是有的人身量長的高一些，看得遠一點，早一點。有的看得早一點，也就說得早一點，因此常會招出橫禍來。有的則有知也有養，雖看到了也不說。現在許多人都覺悟到了：將相本無種，舜時任，予也是人。在這種情形下妳還得限定某些人衹得被治，衹許“由”不許“知”麼？而且人與人雖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國的古調，尤其具有現代科學的事實根據。在這種情形下誰竟還要我智自雄、唯我獨尊？致落得枉費心機，徒勞無補。法西斯的種族論固久已被世界的人類學者與生物學者駁得體無完膚了。舉一個絕重大的東西，當然是眾擎易舉。對著一個明非個力所能勝任的東西，也一定不會有人偏偏要獨力支撐，而不虞舉鼎折臏…… 眾力成城，眾口鑠金；耕常問“奴”，織當問“婢”，本也是流傳至今猶可記取的中國古訓。說到中國，民主幾乎成了今日的萬應方。在這個由世界的大勢以致國內的大勢所趨之下，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中國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會別的許多方面，實在無一不需要民主，無一樣沒有民主能夠解決其困難。國家有困難，當然應有全體國民來擔當。但如使其與聞一且有關情形，使其對一切有關事情都有置喙之機遇，都有盡力之機會，縱令擔當困難，忍受痛苦，也當可以心甘情願。人總是對于自己有權過問的事才最起勁。而況是本來應該屬于自己的事。民主決不會就妨礙集中領導。反過來說，也一樣。在大多數人的內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應實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緣由，本是為的民族，本是為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難。本是為的實現最圓滿的民族統一。而具體言之，實在尤在為的動員，尤在為的發動一切人力以及物力。抗戰反攻上，經濟財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對癥藥，也就是主要因為這個。實際上，今日國內有些地方試行民主，傳說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戰上、經濟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會關係、人民生活上，據傳都有不少的成績，至少大部分也當是由于這個。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動員了民力；弄機會使大多數人民都自覺了的緣故。去年十一月英倫名流、學算習律出身的經濟學家、牛津大學院長貝維裏治。威廉爵士提出轟動全世界的社會安全計畫，所謂關于社會保險的報告。他本認為應該怯除或攻擊的巨惡共有五項：窮、病、愚、臟、閑。這五惡在中國豈不更要用大力來掃除。以貝維裏治博士特認為根本的末項，閑，而論，試問在中國今日這樣需要人力的時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當，以致許多時間精神，都白費了！汰太（或汰汰）與廢費（或說廢廢），實在同屬人類最最重要的問題。不要閑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經濟！但這決不是一般所謂做官或出仕的問題，且也不僅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問題。實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發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使一切人潛藏的才幹可能都得到最圓滿的發展實現──這就是今日所謂民主的根本精義之所在。用另一個說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兩字）。假使，根本上，沒有言論自由出版集會結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講習的自由，是必說不上民主的。但所謂自由並不衹是讓人人隨便，解脫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貝維裏治的五巨惡，以及憂愁，危險，或如羅斯福所說的匱乏與恐懼，等等。而且更要給人人以機會，使得人人都能盡量地發展發揮發皇其才其力其業。──推到極處，兩層本也並無二致。也可以說，民主的出發點就是集體，就是與人為善，也就是認人人都可以為善，也使人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養，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于身，一貨委棄于地，一賢一能不見選，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為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那麼，在今日中國，誰，什麼黨派，怎樣作法，在原則上，最有使中國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備三個根本的條件。第一。必須是中國的。──這些年來，許多方面都有“中國化”的呼聲。似乎直到今日為止，在這方面並沒有很走上軌道。但是如果在中國，對中國事，而不由中國人以中國為第一位；所采取的辦法不扎根在中國的本土，對于大多數中國人必不免多少隔閡。如此，要想把中國整好？究竟是事實上難以置信的事。文明猶如釀得好的酒，文化則如多年的陳釀。一種文明幾千年蘊集下來的氣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殺。不過，中國的優良處究竟是些什麼？雖還不無有待于理董，有待于表揚，但關根本總目，倘有雖流行而實不倫不類、不合中國真正傳統與時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矯而正之。消納世界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屬絕對的必要而分當。第二。必須是獨立的。要想國家（民族）獨立，要想自力更生，要想與全世界進步的人類攜手而作自己應作的獨立貢獻，那就中國三四百年來先有異族竊國繼有帝國主義侵略所強迫鑄成一切奴性或依賴性，不管是好的方面壞的方面的，都須立即廓而清之。中國的民主必須以中國為本位而行之；中國的民主也必須不依賴它國而行之（就令是最好的友邦也罷）。第三。必須是民主的。──這就是說，號召民主的必須在自己可能範圍之內自己先民主，有民主的精神，行民主的辦法。庶幾可收以身作則，以身教者行，以致釜底抽薪之效。否則縱然不是教猱生木，卻等于緣木求魚，等于抱薪救火。中國今日是處處都需要民主；都需要有法守法；都需要使一切有關人都得過問有關事，人人都有貢獻其知識能力的機會，並有看見其貢獻被采納實行的自由；也不得不需要在民主自由之下的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以為一種進行事情的途術。但是，當然，在一個意義上，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國，也可以說，尤為根本。必須政治上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途徑，然後一切方面，一切角落，封建落後的情形，才有肅清的希望。不過，政治上的民主也未嘗不需要別的方面配合。如必由別的區處多培養些有益民主的精神習慣，也未嘗不可以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進行。這，特別就在哲學與科學上。哲學是講可能的學問，是根本原則的學問，本以體與辯為方法，而以通為歸宿。因此，哲學對于人生特別可以使人注意根本，使人看到大處遠處，使人養成大量的習慣，而不拘于狹隘的小圈，強作物我之別。也就是可以使人能夠有理性：能夠由前提推到結論，由結論回溯前提；能分別，有分寸，重分明，于異見同，更于同察異；能夠作面面觀，如實觀，平等觀，也能容納多方面，重視種種不同的它方面。這都是充實民主所必需。至于科學，更是實在的學問，是樸實實驗踏實認真的學問，更可以幫著人養成踏實認真、實事求是、正視事實、注重證據的習慣。使人可以感到：民主一定要貨真價實，冒充一定不行。尤其型式科學中的算學，常弄乃可以培養人的謹嚴精審周密不苟的作風。有了這種風氣，實也大有助于真實民主的實踐。今日要想實踐民主，發展民主，是必須變得有了理性，是必須與哲學的大量精神，與科學的踏實習慣，與算學的謹嚴精審的作風，密切結合的。是的，實踐民主，發展民主，使民主進步，實現社會一切方面的民主設計，以便全人類適應生物進化的一般路向都走上遂生、大生、美生的平實著實的坦蕩大道，這乃是今日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任何人不能違抗之，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辦法，如是因此大勢而利導之，必會成功，不這樣子，必都失敗。以上所說，不過原則。至那有關今日全世界的、進步的、活的民主的一切更具體的辦法，那就尤願合全世界有心有腦的人共同商討，分別草定，群策群力，促其實現。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8 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就是從思想上徹底打垮和消滅法西斯主義。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為中心任務，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戰勝侵略我國的日本法西斯強盜，使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貫澈到底，取得最後勝利。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分清敵我，不容絲毫含糊，不容在我們的抗戰陣營之內還有人宣傳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不但這樣，中國思想界所以要提出這個任務來，並把它作為中心任務，其另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為了將來的建國，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國。或類似法西斯的中國。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思想上反對一種誤國害民的思想毒素，這種毒素就是法西斯主義或其亞種，要與這種誤國害民的思想分清界限，不容絲毫含糊。衹有在思想界肅清了這種毒素，才能達到 “抗戰必勝，抗戰必成”的目的。因此，這個任務，是中國目前思想界的中心任務。法西斯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同盟各國現在正與法西斯進行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戰鬥，中國是進行這個戰鬥的最早一國。六年來的鬥爭，證明法西斯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徹底消滅這個敵人的。為了徹底消滅這個敵人，不但需要武裝鬥爭，而且需要思想的鬥爭，這就是對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鬥爭。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核心，就是假裝的民族主義。希特勒、墨索裏尼、日本軍閥，都向他們國內的人民宣傳他們的所謂民族主義，但是這與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是毫無相同之點的。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愛他們的民族。希特勒毀滅了德國，墨索裏尼毀滅了意大利，日本軍閥毀滅了日本──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希特勒、墨索裏尼、日本軍閥使大多數的德國人、意大利人、日本人陷于貧窮、破產、饑餓，剝奪他們的一切幸福和自由，最後又把他們拋入反動的戰爭的深淵──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希特勒、墨索裏尼、日本軍閥在他們的人民中間宣傳復古、倒退、迷信、盲從、墮落、野蠻、無理性、神秘主義，破壞了德國、意大利、日本原有的進步和文明──難道這就叫做愛民族嗎？法西斯的所謂民主主義，就是摧殘民族、掠奪民族、強姦民族的主義。法西斯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一伙強盜，他們強姦了自己的民族，挖掉了她的眼睛和舌頭，並且繼續在她的身上吸她的血，但是這伙強盜說，他們是最愛這個民族，他們是為這個民族的利益而奮鬥。如果這個被蹂躪的民族起來要求自己的生路，他們就說她是“叛逆”，說她是“分裂”了國家的“統一”。法西斯主義者所代表的，乃是少數的大金融資本家，他們公開壟斷了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這種壟斷比十八九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壞百倍。但是他們卻假仁假義地攻擊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他們不要臉地宣布他們所代表的乃是“全體”，他們的經濟和政治乃是“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一百個人裏面，九十九個人的利益不代表全體的利益，一個人的利益反而代表全體的利益，這就是法西斯的數學。一百個人裏面，九十九個人向一個人要求生存的權利，叫做“煽動階級鬥爭”，一個人剝削迫害九十九個人，反而叫做“階級合作”，這就是法西斯的邏輯。法西斯最後衹有不要邏輯，用極端的唯心論和唯心史觀來維係自己的統治。墨索裏尼說：“法西斯主義是宗教的概唸，人們把握它不是用內在的直覺的報告的觀點，而是依據至高無上的信條的觀點，用客觀意誌的觀點。他引到個人的提高，是他自覺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員。” 法西斯主義者對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對旁的民族的蹂躪就更不用說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宣揚的“王道”，我們中國人永遠也不會忘記。但是法西斯主義的末日已經來了。我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現在所進行的戰爭，就是滅絕法西斯的戰爭。我們叫做民主陣線，因為我們不但現在反對法西斯，將來更反對法西斯，我們流了這麼多的血，就是為要實現民主的中國，民主的世界。將來的中國和將來的世界，一定不允許有無論什麼形式的法西斯的流毒絲毫存在。這個思想，在大西洋憲章裏已經有了確定的表現。大西洋憲章第六條規定“待納粹的專制宣告最後的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以後羅斯福和丘吉爾又都再三發揮了這個論點。我們中國不但在擁護大西洋憲章的華盛頓公約上簽了字，並且還有孫中山先生全部反對法西斯的遺教。法西斯主義是否認民族平等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公開宣傳非亞利安民族是劣等民族，並且公開侮辱了中國：“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為一個黑人和中國人因為學過德文，預備終身用德語說話，及為某個德國政黨投票，就可以變做德國人。這就是我們的種族開始不純正。”但是孫中山先生卻再三說他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破民族間的不平等，就是要做到中國“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坐到“中國境內民族一律平等”。法西斯主義是冒民族之名來壓迫剝削本國人民的。墨索裏尼說：“法西斯革命（？）創造力的根源就是組合的國家，即經濟力量完全劃一于調和（？）的國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其中是根絕了的。”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卻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孫中山先生批評辛亥革命的根本失敗，“就是由于當日同誌僅僅知道注重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法西斯主義既然要“根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也就是要“根絕”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法西斯主義認為民權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認為人民不應該有什麼自由和權利。希特勒說：“大多數人不得決定，衹有少數人可以決定。”但是孫中山先生卻主張少數人不得決定，衹有大多數可以決定，主張“以人民為主人，以官吏為奴隸”；主張“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于官吏，則不過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孫先生不但堅持現在是“民權時代”，並且預言民權主義“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發達”；中國衹應該比法美更進步，造成俄國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國”。在經濟上希特勒黨的政策大綱明白規定著“國家統治一切社會化的企業，如托拉斯等”。而希特勒、戈林、墨索裏尼、齊亞諾等也就在這樣的“統制” “劃一”之下成了最大的財閥。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卻是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要“大家有平米吃”，要“耕者有其田”。孫中山先生不但在理論上反對法西斯，而且在行動上反對法西斯。中國這樣的民族，本是衹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但是還在民國十三年，居然就有個買辦資本家陳廉伯，為了破壞孫先生在廣東的革命根據地，陰謀要求廣州成立什麼“法西斯蒂的政府”，孫先生不顧某些外國人的壓力，毅然決然地反對了陳廉伯，這就是有名的商團事件。孫先生如果活到現在，一定比以前格外痛恨法西斯，一定是全中國和全世界反對法西斯的急先鋒之一。為了反對法西斯，為了貫徹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中國一切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應該聯合起來，來加強抗日戰爭的力量，加強民族團結的力量。加強全國人民為光明的將來而鬥爭的信心和熱情。在這個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中，三民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應該是親密的戰友，因為無論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都是與法西斯主義不能並存的。 “五四”和“五五”是中國民主思想的二十四周年紀唸日，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根據地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二十二周年紀唸日。這三個紀唸日這樣巧妙地聯合在一起，應該是思想界反對法西斯大聯合的一個象征吧。中國抗日戰爭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萬歲！中國思想界反對法西斯的大聯合及其勝利萬歲！ ──＜解放日報＞社論1943年5 月5 日即便戰時狀態也必須實行民主中國抗戰的性質，就決定了它和動員全民族的人民，參加抗戰是不可分離的。這就是說，它決定了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民主權利，就失去了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抗戰的必要條件，就使這全民族全面的抗戰，失去了偌大的力量。總括一句話，人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武裝抗敵的權利，就不能動員全國的人民參加抗戰，就不能使民主政治逐步的全部實現。抗戰以來，我國政治生活已向民主制度進了一步，國民參政會的成立顯然是其初步的開端。但是，我們如果問，在這一初步開端之後，繼續進展的程度怎樣？全國上下一定會不自隱諱地說：在某些地方，顯然沒有繼續努力將政治生活推向進一步的民主的道路上去。這的確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事。毛澤東陳紹禹等七同誌，在“我們對于過去參政會工作和目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的提出：在政治方面的五大任務，中心目的，正在于實行戰時民主。從這一意見中，可以看到，共產黨的根本主張，是一貫的堅決的把全國政治生活逐步的推向民主政治。共產黨反對一切政治上向後倒退的言行。因為這是對抗戰有害的，對民族不利的。同時，我們必須了解，共產黨在抗戰這一個歷史時期，所主張所堅持的民主政治，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完滿的民主，而是民族解放戰爭中所必須的民主政治。其前提是全民族的命運，決定于全民族的每個人的意誌和力量。所謂意誌集中與力量集中，又必須以發動和堅強每個人的堅持抗戰的意誌、培養和組織每個人的堅決抗戰的力量為前提的。而這些一切，都以民主權利為起點、民主政治為歸宿。有些人以為：抗戰時期，民主是不必要的，並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政府為例。這是根本錯誤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戰爭，亦即為人民所反對的戰爭時，它們是不願意有民主的，是要大大的限制民主的。而在中國進行全民族的反侵略的戰爭，這一戰爭為全民所擁護，更非有全民參加，不能獲得勝利，因此，在抗戰時期我們就應該實施民主政治。有些人以為：抗戰時期，無談民主憲政的必要，盡有約法可遵循，有抗戰建國綱領可遵循。但是，抗戰所需要的民主，應隨抗戰之堅持而充實其內容，在保障民權（就是這一項，也還需要最大的努力去切實實行）外，還要注意到整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使政治有認真的進步，才能適應抗戰的發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在于“加強戰時政府，統一軍政領導，容納各黨各派人才，提高戰時行政機構效能”；在于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各抗日黨派合法存在的保證。在抗戰的現階段，敵寇正盡全力進行政治誘降，挑撥離間，破壞我國抗戰。我們一定要加緊團結，加強抗戰力量，為了這個目的，捨實施民主政治，力求政治進步，反對一切倒退，別無他徑可循！汪逆精衛正在高喊“虛偽的民主政治”，“在日寇刺刀下的民主政治”，我們正要實現戰時的民主以揭破汪逆的虛偽面孔。這時候，既不是空談無民主政治之必要所可逃避，也不是斤斤于參加政府所可解決。唯一的道路，就是集中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將政治認真的推向民主。 ──＜新華日報＞社論1939年9 月16日標題為編者所加。團結與民主 “全國人民除漢姦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這是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合並了七個關于鞏固團結集中人材增強抗戰力量的提案，加以審查後，曾經過相當劇烈的爭辯，可見全國憂時之士對這個問題的注意與關切。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華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眾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那麼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衹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得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力量。這條治標辦法的重大意義，也就在這裏。無論什麼條文，它的價值要看它的實行程度怎樣，否則它的作用將等于廢紙。全體參政員是懷著無限的忠忱與熱誠，全國人民是那樣焦急地渴望著這一個足以轉移我們祖國命運的辦法能夠快些實現，過去一切足以妨礙團結與民主的設施應早日絕跡。我們的政府不應漠視廣大人民的要求與希望，也衹有依靠著精誠的團結與廣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夠強大進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偉大任務。為了實行“全國人民除漢姦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應該在嚴重的民族壓迫橫加在我們身上的今天，消滅內部妨礙團結的現象，因為一個對內不能團結的民族，就不能在對外戰爭中獲得勝利。波蘭亡國的慘痛教訓，就是擺在眼前的明顯的事實，雖然它軍事慘敗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對國內少數民族的壓迫政策，但我們應該認清在民族自衛的革命戰爭中，脫離了廣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險的。而且是對抗戰不利的。僅是在消極方面停止對抗日的人民、團體、黨派的各種限制、取締是不夠的，雖然切實做到這一步已經需要很大的決心與努力，政府要更進一步的造成全國人民能夠在法律上獲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條件，才能真正保證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什麼是“全國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體內容呢？這就是說，全國抗日的人民要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組織抗日救亡團體的自由，召集動員民眾來抗日的各種會議的自由，研究各種學術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種政治理想並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的自由。全國抗日人民要有參加抗戰工作的權利，保持自己職業獨立的權利，督促政府幫助政府的權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們的權利不能被剝奪。除了有真實證據證實了是犯了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姦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來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權利，是違反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意誌，也是法律所不容許的。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黨派應有合法存在活動的權利，共同發展互相幫助的權利。抗日的各黨派可以發表他們關于抗戰建國的言論，公布他們的政綱，出版他們的報紙雜誌，招收他們的黨員。一切抗日黨派及它的黨員同樣可以參加抗戰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虛心研究別人所信仰的東西，選舉自己的代表到各級的民意機關中去。因此如果組織對于任何抗日黨派的陰謀破壞、暗殺、囚禁、逮捕抗日黨派的人員，暗中限制取締抗日黨派的活動，不僅在政治上是決不應有的行為，而且應受到全國人民嚴厲的制裁。這就是說，一切的抗日軍隊和地方政府都是我們整個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們應該一樣的被珍視愛護，受著同樣的待遇。不能夠因為某些歷史的原因，而對一些抗日的軍隊與地方政府加以歧視，或給予許多困難和牽制。這種情形今後是不應該存在的。這些衹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條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夠團結一切的抗日力量，準備著在適當時機來到時對敵反攻，爭取最後的勝利。團結與民主，這是我們在民族自衛戰爭中戰勝強大敵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華日報＞1939年10月5 日民主國家的武器──民主（節選）目前，太平洋戰爭正處在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而希特勒又正在準備更大規模的春季攻勢。在此形勢下，民主國家用什麼力量去抵抗敵人的進攻呢？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民主國家偉大的物質力量，是戰勝敵人的主要因素，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麼方法才能充分發揮和盡量利用這些力量呢？ “政治重于軍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指導戰爭的是政治，發動戰爭力量的是政治。目前的世界戰爭是侵略的法西斯主義與反侵略的民主主義兩大陣線間的鬥爭。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後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進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發動戰爭力量的推進機，因此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民主國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政治。根據在哪裏呢？首先，從戰爭的性質上說，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與民主政治不可分離的。因為民族解放戰爭是全民族的事業，如果不動員全民族就不能抗戰，更不用說勝利；而要動員全民族就非給民眾以民主權利不可，所謂“民主動員”就是這個意思。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全民族的命運，決定于全民族各個人的意誌和力量，所謂“意誌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須以啟發和堅定每個人的戰鬥意誌與發動和組織每個人的戰鬥力量為前提的。而要做到這些，卻是以民主權利為起點，以民主政治為推動機，而最後則以民主政治為歸宿。其次，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從世界政治發展史而言，正是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與進步的民主主義的鬥爭，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陣線與民主爭先早已壁壘分明，尖銳對立。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曾明白指示：“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 “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 “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誌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采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的戰爭。” （見＜民權主義＞第一第二講）民主政治、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被略一段）。第三。民族戰爭之進行及其勝利，必須以民族團結為最基本的條件，而民族團結又必須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順利進行與完成。以我國抗戰，而言團結與民主的關係，正如林伯渠先生所雲：“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國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眾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衹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都得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力量。” 就國際的反權利的團結而言，也以民主政治為它的基礎和前提。今日反權利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不管其民主的內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顯明的。然而最復雜和最困難的還是宗主國與屬領地間的團結問題。無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下，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可以而且應當團結。但是另一方面因為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存在著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發展雙方的團結，就必須以減輕和適當調整這些矛盾為前提。而要作到這點，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宗主國必須改善其舊的殖民地政策，采取開明的新政策，就是說給殖民地以民主自由，這樣才能團結他們，動員他們。羅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條是有關民族自決問題的，而民族自決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要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決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第四。民族戰爭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衹有經過民主的動員才有可能。所以民主與動員，民主與加強戰爭力量是分不開的。去年我國國民參政會通過之重要決議案“促進民治加強抗戰力量”，就清楚地說明了民主政治與動員和加強抗戰力量的有機聯係。大家知道，我國抗戰的基本方針是“自力更生”，然而什麼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實意義和內容是什麼呢？ “中國抗戰，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澤東先生與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談話）“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進機”…… 有人以為國家在對外抗戰之際就要縮小民主（被略），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這不僅從理論上言，正如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所指出“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于兵力，尤取決于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為因果，故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而且在事實上，我們還可找到許多實例來加以證明的。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說，遠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專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正是因為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的最急進的民主派，給予了民眾以民主自由，因而發動了廣大民眾參加革命鬥爭，所以獲得了勝利與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打退了列強的武裝幹涉，這也是因為俄國的革命領導者與革命政府真正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因而動員和組織了廣大民眾積極參加革命運動與戰爭，所以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與成功。其次，以最近的事實來說，當太平洋戰局形勢嚴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軍事失利，于是在英國國會中和輿論方面引起了英國政府關于遠東戰時措置的種種疑慮和責難，特別對于英政府某部分閣員及遠東負責者表示了極大不滿。英下院一場舌戰，因而展開。在一部分人看來，英下院這種民主的對于戰爭問題的公開辯論是不適當的，或將因而引起英國內政上的軒然大波，渙散了內部“舉國一致”的團結，減輕了戰時內閣的威信。然而事實上恰恰相反。丘吉爾首相以英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坦白地發表了辯論演說，並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爾公開地指出了過去的錯誤──如雲“此等惡劣消息之中，實包含無數預測及行動錯誤與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項災禍非錯誤與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責任──如雲“苟餘對處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處，則負咎最大者為餘個人。苟吾人未遣派大軍至緬甸或遠東其他地點，亦應由餘負責”；積極地要求國會公開辯論並作信任投票──如雲“下院倘不堅持其辯論之自由，並舉行明確忠實之投票，則下院即係怠忽職務”等等。正由于丘吉爾首相這種尊重民主的精神與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負責態度，于是獲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說是的到了全體的擁護。（投不信任票者衹一票）這一生動的現實，充分說明了民主政治的偉大意義與作用。 ──＜新華日報＞　1943年3 月6 日論延安學校中支部對群眾團體的關係在群眾性學校中，黨的支部與群眾團體，是並行的。假如說支部是從黨的係統來保證教育計畫的完成，則群眾團體是以群眾組織的力量來進行學生自治，各種課外活動及文化娛樂等輔助教育使教育內容更豐富更生動。（如果我們不把教育僅限于書本上的知識的話）因此在完成教育作業的意義上，支部與群眾團體是沒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因此支部應該鼓勵黨員積極參加群眾團體的活動，同時對這些團體必須采取團結、幫助和提攜的方針，衹要這些團體是符合于抗戰、團結、進步的原則並向學校履行一定的手續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群眾性學校的學生，是來自各階層各地域的知識分子，一般的說，除抗日救亡的目標是比較一致外，其觀點其立場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眾團體，也在某種程度內各懷有不同的動機。唯其如此，他們對民主作風格外重視，支部工作者應該掌握住這一特點，不僅宣布而且實際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學術研究的自由，和作風上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呢？因為延安是共產黨員占優勢的地方，學校裏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須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寬容的器度，衹有這樣，才能團結得住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黨中央曾有正確的對群眾團體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執行不善、手法拘謹，也會影響到這種民主作風的實質的。所以黨員在群眾團體中也衹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辯論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去求得各種不同意見之漸趨于一致，性急也是沒用的。黨內同誌一方面尊重別人批評的權利，傾聽別人批評的意見，接受別人正確的批評，另一方面也要闡明自己的信仰與理想，批評別人錯誤的意見，二者不可缺一。在黨外同誌來說，批評別人，被別人批評，這不等思想上壓迫。在黨內同誌來說，如果衹有前者而無後者，則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遠不會把錯誤的意見領導到正確方向上去。衹有在錯綜復雜的環境中，在紛紜龐雜的意見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確，這才看出領導的必要與黨的意義。但是上面所說的領導，自然不是支部對群眾團體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組織上的把持，而是要通過黨員提出積極的意見，使黨的主張貫澈到這些團體中去。領導的中心環節，就在于主張正確與別人相信這些主張的正確。而不是倚恃人多勢大。這裏的區別，就是“以德服人”與“以力假人”的區別。過去學校中由于個別黨內同誌存在狹隘的觀點和拘謹的手法，致死黨員與黨外同誌之間，塗上一層不和諧的氣氛，而某些黨外同誌也固執于自己是“群眾”因此對某些黨員有過高的要求。後來黨內同誌和黨外同誌一齊積極參加與自己興趣所近的群眾組織，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關係，這不惟衝淡彼此間存在著的隔閡，而且在團結上起了組織的作用。“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同誌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這就是黨員對黨外同誌所采取的原則。學校中支部對群眾的問題，就是現實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問題。因為來延安的青年有各階層各政黨的前進分子，有不同的社會關係，有不同的政治認識，有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因此在群眾團體的選舉上，必須廣泛的容納這些人。就是說這些團體的組成分子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與這團體的領導部門中黨員與非黨員的比率應成正比例。這就是說，假如組成分子中黨員占百分之三十，則領導部門中黨員也衹能占三分之一。後者歲前者的變動而變動。這可使保持各種觀點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領導機構中去。這對這些團體是有好處的…… 假如黨員被選到領導機構中，則民主作風，寬宏氣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個工作上問題的決定，盡可能經過協商、傾聽黨外同誌的意見，取決于多數，明知解決問題失策，亦須以解釋說服的辦法糾正。剛愎自用，盛氣凌人，自以為是等不良習慣，都應該反對。萬一有原則上的分歧，解釋無效，則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見，迨將來事實證明看。假如黨外同誌被選到領導機關，則黨員須自覺的忠實于自己的工作，以減少領導者的困難。並進而設法協助領導者解決其發生的疑難問題，使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全校性的人數較多的團體中的黨員加以適當的組織，由支部領導使其多少具有黨團的形式，這在延安的學校中還是必要。因為黨員重視其所參加的群眾團體，遠不如重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這組織的任務應該著重在督促這些團體中的黨員執行決議、遵守紀律、積極工作以保證這些團體的鞏固和發展。顯然這與一般的黨團是有區別的。為要加強支部與群眾團體間之聯係，支部有關會議歡迎這些團體的代表參加互相交換意見，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緊密。教育計畫的完成，在學校範圍說來是很大的組織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學生中半數的黨外同誌團結起來，步調一致，這對教育工作將是很大的損失！從此目的出發，則團結群眾團體，團結黨外同誌，應當作為支部“保證學校教育計畫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報＞　1942年8 月2 日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廣播現在如果再問民主國家同盟和法西斯主義集團的不同處在哪裏？簡直是一個笑話。可是，原則容易談，道理容易說，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現出民主國家是在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戰，是在為消滅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戰。最近報紙上登載的兩條新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條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西西裏居民的廣播。他說：“……但將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以肅清占領區內的法西斯制度”， “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傳將被禁止”。“盟方並將采取適當步驟，以中止西西裏島一切歧視種族與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則將維持，在無礙于軍事行動範圍內，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也將恢復，盟國又將采取步驟，以迅速釋放政治犯。”另一條是法國議會議員龐德氏對記者的談話。他說：法蘭西民族委員會（被略）“壓制了法西斯化的‘ 法國人民黨’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號，這顯著的在人民之中樹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眾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肅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為什麼盟國要采取上述各項辦法？艾森豪威爾將軍回答說：“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明證。這些原則都是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 很顯然的，法西斯主義集團是反對自由，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國家同盟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制度和思想）的，是堅持自由主義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團結一致的。既然這樣，就要在行動上以此為準繩。凡是民主國家，都要以最堅決徹底的抗戰，來消滅侵略，消滅淪陷區內的法西斯制度和宣傳，並從根本上消滅法西斯主義，都要團結國內反法西斯的團體和個人，徹底消滅敵人的第五縱隊，肅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傳。蔣委員長常說我國要精誠團結，他又曾在紐約先鋒論壇報所主持的廣播中，說到要肅清帝國主義思想。正是發揮了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不同。（被略）我們應時刻記住“德國支配下的軸心領袖所反對的”原則，時刻為“盟方所不惜一戰以保持的原則”的認真實現而鬥爭！ ──＜新華日報＞　1943年7 月26日建立憲政規模這一次國民參政會的偉大收獲，除了更堅決的確定抗戰到底的國策，粉碎敵人汪派漢姦的鬼蜮陰謀之外，對于抗戰建國最具有意義的，莫過于實行憲政之決議。這一問題，在本屆大會中，受到大部分參政員的關心注意。我們可以看出全國民眾的提高民權加強國本的要求，是如何熱烈地在第四次參政會中反映出來了。因此，詳加討論之結果，便有“（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二）有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幹，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的決議，而在大會的閉幕詞中，更正確地址出：“敵閥正百計進攻，我自不絲毫自滿。一切力量，皆須發揚；一切缺陷，皆須填補；本會同人詳加審議之結果，以為提高民權，加強國本，應為最要之務。用是決議，請政府依照中國國民黨過去之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建立憲政規模。” 二年來的抗戰，處處證明要打退敵人，衹有集中一切人材，衹有使每一個國民， “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為國家來貢獻。”更具體地說，衹有容納個黨各派人材，提高戰時行政機構的效能；衹有嚴令禁止對共產黨及其他抗戰黨派之歧視壓迫行為；衹有走上這條實行戰時民主的道路，中國的廣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動員起來。中國共產黨一向就為著這種主張而努力，在這一屆參政會閉幕前夕，毛陳等七參政員，就在他們的意見書中，歷歷提出這幾端了。誠如論者所說，憲政之性質，不在乎條文，而是在乎事實。但是，我們要曉得：有利于抗戰建國之措施，如果不明白地在根本大法上規定起來，則姦黠之徒，得以利用種種名義，進行破壞。張一　　參政員在其對議長的答詞中所提出的“默察各地黨政軍各級人員，對于民眾運動，往往有所歧視。道路傳聞，尚有假借取締與指導名義，摧殘合法組織，鉗制正當言論，拘捕熱血青年”的事實，是使人不得不懍然的。制定憲法的目的就是要使這種現象能夠根本消滅。但是為著召集國民大會來制定憲法，必須在現在就給各黨派合法保證，以便在國民大會前各種黨派參加國民大會的選舉。有一些人，以為戰時軍事高于一切，不應有民主；以為戰時全國上下之經歷，應完全集中于對外，而不當轉移其目標于制憲問題，這些意見，通通被這一次參政會的決議，打得粉碎了。實施憲政可以發揚一切力量；可以加強軍事之勝利，可以提高對外的力量。上面所舉的一些說法，都不以發揮抗戰力量為出發點的。我們誠懇地擁護國民參政會這一決議，但同時，我們更希望政府要切實地執行參政會這一決議，要不然，決議衹成為紙上的東西，對于中國的抗戰建國的大業，是不能有實際的貢獻的。　　　　　　　　──＜新華日報＞1939年9月21日 -- 此情可待成追憶，衹是當時已惘然。 ※ 來源:．一塌糊塗 BBS http://ytht.net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暱名天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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