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 中亞伊斯蘭武裝的興起(Vol.03)

看板Warfare作者schwalbe (我將墮入黑暗...直至地獄)時間19年前 (2007/01/10 20:10)推噓2(2推 0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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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奪權時，中亞已經因為1916—17年間的飢荒、帝俄軍鎮壓反對徵兵而起的的叛亂、以及伊斯蘭知識份子帶動人民逐漸的政治化和強烈的反俄情緒，已經處在深深的騷動中。布爾什維克黨最初的支持來自塔什干，當地有龐大的俄羅斯族裔的勞工階級和一些穆斯林所組成的塔什干蘇維埃組織。塔什干布爾什維克在 1918年4月成立土耳其斯坦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Turkestan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但是它對該城之外的區域沒有多大的控制能力。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宣布一些權利，讓所有族群團體獲得自決的權利。可能是布爾什維克贏得所有非俄羅斯族群支持的最佳機會，宣言也給予穆斯林進行伊斯蘭修行的自由。然而，至少在中亞，自決的理論很快地變成被極端狹隘地定義。自決的權利並未授予給非俄羅斯族群團體。的確，自決變成唯一一個階級的權利，無產階級（proletariat）－而在當時的中亞並沒有無產階級。布爾什維克認知到自決的『權利』只有在不破壞大俄羅斯的地位下才成立；俄羅斯族裔的無產階級決定藉由推翻政府的方式脫離帝俄，但是非俄羅斯族的區域並未決定脫離尚未出現的布爾什維克帝國。一位西方作家在1918年的塔什干寫下局勢的結論：『布爾什維克的計畫包括自決，而且穆罕默德的原生民族認為這一點包含他們95％的多數。他們不久後就發現布爾什維克的自決並不是指土耳其斯坦。』思想勃興的短暫繁榮儘管如此，革命造成激烈的政治辯論，而且當時在前俄帝國不同民族之間的大規模迴響裡，出現許多歧異的政治趨勢和思想。（重要的是，他們許多思想與趨勢在獨立後，又再度出現不同的形式。）中亞民族第一次發現民族主義，並且開始考慮到，在他們自有的氏族與族群團體之間共同塑造出一個更大的共同體的利益。與伊斯蘭復興連在一起－當時也普遍流行－這股民族主義的狂熱也轉變成許多心的政治運動。泛土耳其主義被新派和其他都市知識份子採用。認為應該將中亞所有講土耳其語的民族統一成一個國家，叫做土耳其斯坦，脫離俄羅斯的控制並由伊斯蘭的訓誡規律統治。例如，哈薩克人的奧達成立了阿拉什奧達 ( Alash Orda )，實際上是個政黨，並在1917-1920年間治理大部分的哈薩克草原。阿拉什奧達的民族主義是同時反俄羅斯人和反對被視為是哈薩克族壓迫者的族群團體，像是烏茲別克族。同時，傳統的烏里瑪跟教士，他們曾經在帝俄的統治下獲得權力，懼怕在布爾什維克或族群所建立的民族國家中喪失權力。儘管如此，他們也將當時的混亂中見到機會，並且要求成立一個由伊斯蘭法統治的伊斯蘭國度。一些中亞穆斯林甚至擁抱共產主義。當時布爾什維克召集許多穆穆斯林組織參加在1920年，在亞塞拜然的巴庫召開一場大型會議，穆斯林的代表提出的口號是『東方不是西方、穆斯林不是俄羅斯人，他們要求成立一個穆斯林的共產黨。當時提倡成立新穆斯林政黨的最重要提倡者是米爾．塞伊德．素檀．加里耶夫（Mir Said Sultan Galiev），他是一個來自喀山的韃靼記者兼作家，曾加入布爾什維克並幫忙募集二十五萬名穆斯林加入紅軍，與仍在中亞和高加索肆掠的帝俄（白）軍作戰。加里耶夫相信這是一場中亞的民族之間的鬥爭而非階級鬥爭，而且只有一個穆斯林共產黨和軍隊，才能制衡俄羅斯沙文主義。他試圖說服布爾什維克，即馬克斯主義和伊斯蘭可以共存，只要穆斯林獲得某種程度的自治。布爾什維克容忍這類想法直到他們在1923年贏得與白軍的戰爭為止。然後他們重新征服中亞並實施一黨統治。他們不只逮捕加里耶夫，以及每一個反對布爾什維克思維的人－穆斯林共產黨、新派人士、教士、氏族與部落領袖，以及像是阿拉什奧達黨領袖這一類的民族主義派。重新征服中亞犧牲了數千人的生命。在後續的事件裡，像是史達林強迫實施土地重新分配和集體化政策（在裡面掃除游牧式的生活），政治整肅、和壓迫伊斯蘭，造成超過數百萬人死亡。而在伊斯蘭世界裡的其他被殖民國家裡，穆斯林與新政治思想鬥，其中涉及到拋棄他們的殖民束縛，並成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在中亞則是一個殖民主義取代另一個。思想的分歧在1917—1923年間，特別是辯論關於伊斯蘭是否該演化成一個與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泛土耳其主義和現代主義等意識型態相互競爭的思想－這些都消失在布爾什維克的征服。結果就是政治真空不久就被官定的國家政黨，俄羅斯共產黨（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布爾什維克黨）（不久後改名為蘇聯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中亞在未來七十年內被切斷與外界的接觸，蘇聯關閉它與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之後與中國接臨的邊界。直到1980年代末期實施重建（perestroika）政策，開始開放部分被關閉的管道，中亞沒有學習到塑造二十世紀的政治思想，包括伊斯蘭思想的發展與跨越邊界的政治運動。當獨立最後在1991年來臨時，從意識型態的語言來講，中亞依然停留在1920年代。今日的中亞危機直接關係到政治與意識上的成長遲緩，這是共產黨為了確保他們的權力，在1923年和之後的時代所造成的結果。然而在農民與勞工階級之間並未反對蘇維埃化的發生。1918年2月，一場由教士和氏族階級領導的叛亂結束。第一場巴司馬奇的叛變，其中包含許多遠及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所有區域的獨立族群團體。這些穆斯林團體為了許多原因而戰：聖戰、伊斯蘭法、土耳其民族主義、反共產主義。零星的戰鬥持續到1929年，巴司馬奇的諸多領袖仍被區分成氏族與部落的忠誠，而且從未發展出一個統合的領導結構或意識型態。這些奇異削弱他們的反抗蘇維埃的能力，雖然個別的領袖和集團持續進行他們的叛亂超過十年。穆罕默德．古爾班．朱耐德．汗（Muhammad Qurban Junaid Khan），是個屬於約穆特（Yomut）部族的富有地主階層，被指派為土庫曼諸部族的最高統治者，他如英雄般的抵抗持續到1927年被迫流亡阿富汗為止。巴司馬奇的叛亂獲得英國人的支持，他們認為它能削弱蘇維埃權力，並從印度派遣駱駝商隊，運送武器與軍火送給巴司馬奇。最後一次的巴司馬奇叛亂最終在1929年的塔即刻斯坦被消滅。許多巴司馬奇領袖、數萬名烏茲別克族、塔吉克族與土庫曼族支持者，全都流亡到阿富汗。巴司馬奇叛亂的思想在五十年後激發出更多的火花，當時在阿富汗鼓舞了義勇軍抵抗蘇聯紅軍的入侵。大競逐的歷史自己也會重複，從過去的英國轉變成現在的美國，他們藉由支持阿富汗義勇軍的方式，背後支持削弱中亞政權的秘密計畫－希望引爆伊斯蘭的動亂－並因此產生政治叛亂－在蘇維埃中亞。對伊斯蘭的壓迫當巴司馬奇叛亂橫掃中亞各地時，史達林決定掃除動亂的最佳方法是孤立這些叛徒。他頻繁地重繪土耳其斯坦的地圖，將區域劃分成五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不沿著地理或族群的邊界，似乎是以最有可能鎮壓異議份子的方式來劃定國界線。費爾干納山谷被劃分成分屬三國所有，並且邊境線切割氏族、村莊與族群團體。塔吉克人擁有自己的國家，但是他失去自己的特色，他的國家並未包含塔吉克民族的文化與經濟中心－布哈拉與薩馬爾罕－歸屬於烏茲別克斯坦。同時，許多居住在其他城市的塔吉克人發現他們所屬的國家是被其他族群團體所主導。土庫曼人的共和國完全被俄羅斯人治理數十年。這些人為的區隔變成今日仍困擾中亞的問題來源，包括數不完的異議份子、許多族群衝突、邊境與水源糾紛、以及基礎建設缺乏等等。 1920年代晚期與1930年代的集體化，可能搗毀了伊斯蘭的抵抗，其目標針對著無禁忌的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和土庫曼族的游牧牧民。數萬名哈薩克人與吉爾吉斯人在1930年代強制集體化的年代，攜帶他們的家畜逃到中國。根據某些專家所言，哈薩克民族在遷徙、謀殺、飢餓，或是其他因素而失去一百五十萬人口－將近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牧民寧可殺定他們的家畜也不願被國家徵收。哈薩克斯坦的總牲口數，從1929年的七百四十萬頭降低到1933年的一百六十萬頭。許多吉爾吉斯游牧牧民已經在1924年，當紅軍前來普查他們的羊群與畜群時逃到中國。一個歐洲的見證者記錄五十萬名吉爾吉斯人攜帶他們的犛牛、馬、駱駝、和羊逃往中國：『我在很遠的距離就能見到駱駝隊伍一列接著一列；牛車拉著整個帳移動，逃離蘇維埃官方…我不懷疑在當時我已經親眼見到最後一列隊伍的自由吉爾吉斯人。』在1917—1927這十年之間，估計四分之一的吉爾吉斯人口死亡。然而，蘇維埃官方帶來所有壓迫，也實施許多進步性的改革，大眾教育與健康照護的獲得、工業成長、機械化的農耕與灌溉方式的發展、以及通訊交通基礎建設的形成，這些都讓中亞完全與俄羅斯整合在一起。當然，這些改善的重點是讓中亞生產的原物料和礦物能夠流進俄國。所以中亞變成俄國工業的殖民地，而且在之後，它過剩的人口，以及數百萬被迫遷移到中亞的俄羅斯族人，讓土地的耕種和工廠能夠運作。蘇維埃鞏固權力後，對中亞伊斯蘭的修行發動懲罰性的消滅。共產黨將所有宗教的實踐視為是『布爾喬亞的墮落』，而且已經在新的共產俄羅斯裡強制取締所有宗教。然而，特別針對伊斯蘭是因為它被視為是倒退而且反動的，而且蘇維埃對它感到恐懼，見到它在巴司馬奇叛變的時代潛在地激發民族主義上和宗教上的抵抗共產黨統治。他們將伊斯蘭描述成反動的、由教士領導的、並由英國帝國主義在背後支持的勢力，試圖削弱革命並阻止進步與教育。清真寺被關閉並轉變成小型工廠，穆斯林的禮拜和其他儀式都被禁止，女性被禁止穿戴面紗、兒童被禁止閱讀可蘭經。甚至集體化計畫也擁有強烈反伊斯蘭的內涵。1917年俄羅斯帝國擁有大約兩萬座清真寺，到了1929年不到四千座仍繼續運作，而到了1935年，向官方登記的清真寺在烏茲別克斯坦只有六座，在土庫曼斯坦只有四座，在哈薩克斯坦只有二十座。數百萬人民沒有地方清真寺可以歸附，經院也一起被查禁。諷刺地是，局勢在1941年希特勒入侵蘇聯後緩慢地轉變。因為需要每個人為戰爭而努力，史達林藉由設立四座伊斯蘭精神理事會的方式討好穆斯林－這個細心的安排讓莫斯科能動員，同時更完善地控制穆斯林人口。中亞與哈薩克的伊斯蘭理事會設在塔什干；其他的設立在俄羅斯的烏法（Ufa）（歐俄與西伯利亞），亞塞拜然的巴庫（外高加索）和達吉斯坦的布伊納斯克（Buinaksk）（北高加索）。在戰爭年代裡，中亞也獲得大規模工業發展的利益，史達林將俄羅斯工廠一磚一瓦地從前線撤離至中亞，遠離德國的轟炸。但是史達林也使用中亞作為其他整個族群團體的棄置地，當時蘇維埃認為某些民族潛在地同情德國。這些族群人口被大規模地從高加索和烏克蘭強迫遷徙到中亞。在1944年2月23 日，史達林流放五十萬名車臣人流放到中亞和西伯利亞，其中三分之一死於輸送過程和流放之地。當中亞各個共和國成立時，這些政策不久後更突顯出區域裡的族群緊張，造成今日繼續存在的問題。一旦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反伊斯蘭的壓迫繼續進行下去。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在1944年 5月，政府藉由秘密命令成立宗教崇拜事務委員會（Council for Affairs of Religious Cults）不久後變成處理伊斯蘭與穆斯林的領導性國家組織。就其意義而言，蘇維埃將伊斯蘭的法律地位從宗教降級成一個崇拜（cult）。莫斯科發動強大攻勢削減伊斯蘭的所有文化與修行，甚至關閉所有清真寺。雖然在1955-1958年間曾出現一個短暫的解放期，在尼金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統治的時代下，史達林的某些嚴苛政策變得較為開明，但不久後另一波掃蕩跟著到來。然而在1960年代，蘇維埃試圖採行新的方針。為了贏得廣大穆斯林世界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支持，莫斯科必須展現它對自己國內的伊斯蘭容忍度，特別是在中亞。到來的新政策就如其名，發展出『官方的伊斯蘭』，並且政府在塔什干與布哈拉開設兩個『官方的』經院，教士在這裡接受伊斯蘭與蘇維埃的研究。這些由國家支持的教士並被指派到向官方登記的清真寺裡服務。某些學生被允許出國（通常是到開羅的阿茲哈爾大學）深造。穆斯林的神聖節日受到尊敬，而且甚至只有少數教士被允許到麥加朝聖（haji），並到中東參觀其他穆斯林聖地。蘇維埃邀請外國穆斯林顯貴要人到塔什干參觀伊斯蘭與社會主義如何相容並立。最後一次反伊斯蘭的聖戰是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他的重建政策下進行的『自由化』計畫，伊斯蘭被視為是現代化的敵人，並在中亞族群團體之間產生反俄羅斯情緒的號召力。戈巴契夫自己的反穆斯林觀點受到中亞領袖的強化，他們恐懼人民中出現任何伊斯蘭復興，將會要求更大的民主與自由，對他們掌握權力擺出威脅。伊斯蘭走入地下但是在整個蘇聯時代裡，『非官方的』伊斯蘭維持真正的信仰，即使它走進地下。未登記的清真寺暗中勃興；如果一座清真寺被當局關閉，另一座就會在其他地方興起。據估計在 1945年，烏茲別克斯坦擁有六百座未登記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擁有超過五百座聖地，由七百名未登記的教士服侍，在伊斯蘭神聖節日裡會集結一萬人。人民在他們自己家裡經營經院，共同聚集禱告並在夜裡舉行宗教儀式，並且參觀聖地與聖人的墳墓－將他們的參訪行動掩飾在共產黨節日裡。地下清真寺和經院出現在墓園裡，在那裡一起照料活人與死人。巡迴的教士和托缽僧在各個區域進行宗教儀式，從他們參訪的區域裡獲得募款而餬口。根據估計，單是在1960年的塔吉克斯坦就擁有六千名未登記的教士。費爾干納山谷也是巡迴教士的中心，他們將時間花費在跨越中亞四方逃避當局。山谷也藏匿許多秘密的家庭經院，孩童從中亞各地前來山谷就學。蘇菲的秘密結社，或稱為塔里卡，為伊斯蘭在這個時期的存活做出相當大的貢獻，而且巡迴四方的宣教者增加蘇菲的信眾與聲望。組織健全的蘇菲結社秘密地出版宗教文獻，其獲得廣泛的流傳。地下出版品（Semizdat），類似於蘇聯異議份子的著作在俄羅斯的地位，大大地被西方和伊斯蘭學者忽略。即使在地方共產黨裡面，某些官員繼續在重要節日－婚姻、生育與死亡－秘密地聘用教士和蘇菲舉行伊斯蘭的儀式。（在受過教育的哈薩克與吉爾吉斯都市居民之間則甚少與俄羅斯人結婚，他們比較沒有宗教意識）我曾在1981年，在費爾干納山谷裡的一個集體農場裡，參加這一類的地下穆斯林婚禮。就如法律的要求，婚禮曾向地方共產黨的辦公室進行登記，而且新郎在婚禮身穿白色禮服。但是當這對佳偶回到家裡時，新郎改穿烏茲別克傳統民族服裝，而且未登記的教士依照伊斯蘭法莊嚴地慶祝婚禮。夜裡秘密地宰殺一頭羊，而且每一個人都留在家裡接受款待、跳舞和唱歌。婚宴在破曉時舉行藉以躲避秘密警察－但是烏茲別克共產黨的地方官員也受到邀請，而且農場工人也受贈這一場傳統婚姻宴席裡的炒飯（pilaf）。然後每一位都會回到工作崗位，假裝就如同剛睡醒一樣。蘇聯的法律禁止嫁妝與聘金，但是男方家庭會獲得珠寶、家具與羊群，而非現金。女性也在保持伊斯蘭存活上扮演重大角色。她們不僅是在家裡維持伊斯蘭傳統與文化的領袖，而且他們也秘密地服侍、清掃並修繕蘇菲的聖地，民眾會在假日聚在當地進行禱告。我在1990年代曾參觀帕米爾山上的許多蘇菲聖地。我注意到地方村民款待這些為其修繕的女性，他們曾在蘇維埃的壓迫的最糟糕的日子裡付出龐大的尊敬與供奉。莫斯科的蘇維埃當局如非假裝忽略在他們鼻息下進行的這一切，就更有可能是對於伊斯蘭在人民之間的散佈和繼續存在毫無辦法。中亞共產黨的地方成員本身就是穆斯林，他們確定瞭解伊斯蘭在地下的處境，但是他們保持秘密，不讓莫斯科知道。部分來說，他們不希望惹惱他們的公民與教士，但是他們也因為冷落俄羅斯人而感到莫大的驕傲。蘇維埃從未能夠造成穆斯林世界與非穆斯林世界之間的隔閡，而他們卻讓俄羅斯人和中亞其他族群團體之間造成如海灣般深遠的巨大歧異。伊斯蘭在維持中亞各個氏族、區域與族群間的團結上，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當共產主義開始摧毀這類過去的痕跡時，地方共產黨－他們很多人是穆斯林－現實上是建立在區域與氏族上的同盟。在烏茲別克斯坦，來自薩馬爾罕、塔什干和費爾干納山谷的烏茲別克族菁英之間，傳統以來的敵對狀況，無可磨滅地繼續出現在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內部，中央委員會裡的成員派任也衡量到區域間的勢力平衡。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地方共產黨也在不同的派系（ordas）之間維持良好的平衡；而土庫曼斯坦，三個最大部族在共產黨擁有壁壘分明的代表。在塔吉克斯坦，它的高聳山峰和孤立的村落、烏茲別克族和塔吉克族的混居，造成氏族與族群團體的劇烈區域化。土地集體化變成一個大型農場並沒有中斷這個過程；相反地，藉由雇用來自單一氏族或區域的農民的方法，集體農場變成強化氏族團結的方式。在重建政策下復甦的伊斯蘭武裝鬥爭在1980年代中期，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總統揭露他的重建（perestroika）政策，帶著它的自由－或至少說較為自由－的社會和政治政策。這些並不包括放鬆對宗教實踐的嚴格限制，但是全俄羅斯所有人民的詮釋都不一樣，而且所有宗教都即刻地復甦。特別是蘇維埃的統治菁英（nomenklautura）都驚訝地發現，這個趨勢首先出現的現象，就是伊斯蘭在中亞獲利於這個政策，突然如爆炸般地出現。建造數千座清真寺、從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進口可蘭經和其他伊斯蘭出版品，並在民眾之間自由地發送，四處遊方的教士變成在集體農場和村落間帶領公開祈禱的領袖。當然，這次『爆炸』的最主要原因，即使在最惡劣的迫害下，伊斯蘭從未曾消失過。蘇維埃越努力消滅它，它在中亞的散佈就變成族群、區域以及宗教上的一種抵抗。但是外在因素也在這個時期幫助伊斯蘭的復甦。而且這些新的因素為中亞伊斯蘭帶來一種新的趨勢，一種至今仍為主流的－伊斯蘭武裝鬥爭的興起。更重要的是，這股新的伊斯蘭流派奠基在中亞之外的伊斯蘭世界的思想，而非中亞原生的傳統伊斯蘭。在1980年代，數千名中亞人士被徵召加入紅軍，前往阿富汗與外國的義勇軍作戰，這些義勇軍在1979年就前往該國抵抗蘇聯入侵。中亞的穆斯林因此經由對抗與他們信仰同一種宗教的人，再度進入的更廣大的烏瑪（umma，意指穆斯林的世界），而且許多人被他們對手為伊斯蘭的獻身熱忱所感動。來自中亞的紅軍士兵常因加入義勇軍陣營而被捕入獄。當戰爭繼續進行時，它的視野變的更廣，吸引了美國、英國、巴基斯坦和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對他們有興趣的政黨。在1986年，美國、英國和巴基斯坦的情治機構同意進行一項計畫，向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發動游擊攻擊，因為這兩個社會主義共和國支援蘇聯紅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 1987年3月，阿富汗義勇軍的組織越過阿姆河並在塔吉克斯坦對村莊發動火箭攻擊。同時，數百名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穆斯林秘密地前往巴基斯坦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經院研究伊斯蘭，或接受游擊戰士的訓練以期加入義勇軍行列。這是美國、巴基斯坦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共同進行，從世界各地徵募激進的穆斯林，前往阿富汗作戰的計劃的一部份。在1982— 1992年間，來自四十三個穆斯林國家的三萬五千名穆斯林激進份子與義勇軍一起奮戰。超過一萬名學生在巴基斯坦，由政府資助的經院裡學習與研究。最終超過十萬名來自世界各地激進穆斯林直接與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接觸。但是不久後，這些穆斯林開始想像在阿富汗之外的戰鬥。在1980年代晚期，在巴基斯坦具有領導性地位的迪歐班迪教派（Deobandi）的經院開始特別保留座位給中亞的激進份子，他們獲得免費的教育和居留。在很久以前，每一個迪歐班迪的經院都誇耀自己擁有許多秘密抵達的中亞學生，他們沒有護照或簽證，而且都獲得獎學金。這些學生開始準備一場更大的戰爭；我在1989年在阿富汗遇見的烏茲別克和塔吉克激進份子，他們確信阿富汗的勝利將會帶來全中亞的伊斯蘭革命。他們獲得訓練的教派，迪歐班迪教派迪歐班迪教派（Deobandism）是一支在十九世紀建立在英屬印度的遜尼伊斯蘭復古主義派。在許多其他遜尼派的分支裡，迪歐班迪教派幫助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之後的費爾干納山谷的伊斯蘭驅向激進化。迪歐班迪教派憎惡什葉派，並採取嚴格限制的角度看待女性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們對遜尼伊斯蘭最大的意識型態貢獻，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重新引進聖戰的思想。聖戰的概念先前曾被什葉派的伊朗在伊斯蘭革命中發揚光大。然而在1990年代，巴基斯坦的迪歐班迪教派設立的經院在教育神學士領導階層中扮演重大角色，而且聖戰成為他們計畫中的關鍵部分。但是迪歐班迪教派遇到且符合其他中亞穆斯林的抵抗，甚至是其中的武裝派別。迪歐班迪．神學士將他們的影響力施加在新一代的伊斯蘭民兵團體，他們後來成立了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儘管迪歐班迪．神學士的意識型態在幫助IMU演化出他們自己的政治意識和聖戰的概念上扮演關鍵性角色，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反對派卻是則是受到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軍事指揮官，艾哈麥德．沙．馬蘇德的啟發，他的伊斯蘭模式密切地與塔吉克民族主義連結在一起。所以烏茲別克．塔吉克之間的長期性分裂，與土耳其．波斯之間的對立，甚至在今天的中亞，在培養新的激進伊斯蘭意識型態的領域裡，仍未結束。烏茲別克民兵被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激進主義所吸引，首先是古勒布丁．希克瑪蒂亞爾，之後是神學士。塔吉克人則在阿富汗的塔吉克出身背景中，見到他們想要採取的模式。而且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繼續讓自己涉入將伊斯蘭激進思想散佈到中亞的事務裡。在阿富汗戰爭結束、蘇聯解體後，另一個在中亞開始尋找立足點的重要的遜尼伊斯蘭派別則是瓦哈比教派（Wahhabism）。嚴峻的瓦哈比教條是在十八世紀，由阿布杜．瓦哈伯（ Abdul Wahab）為了掃除阿拉伯貝都因（Bedouin）游牧部落的蘇非教派，而在今日的沙烏地阿拉伯所創立的一個運動。二十世紀的沙特王室採用瓦哈比教派作為國教，而在1970年代的石油榮景後，沙烏地阿拉伯將散佈瓦哈比教派作為外交政策的重要條款。雖然瓦哈比教派最初在1912來到中亞，當時一個麥地那的本土教士，塞伊德．沙里．穆罕默德（ Sayed Shari Muhammad），在費爾干納山谷建立瓦哈比的細胞，它那嚴格禁欲的教條－不僅反對蘇非教派還反對在聖地進行禮拜－因而從未特別流行，它與中亞的溫和伊斯蘭傳統不相容。但是在1980年代，當沙烏地的資金流進阿富汗義勇軍裡面的瓦哈比領袖，並在之後流進中亞的瓦哈比領袖（他們許多人曾在沙烏地的經院求學），瓦哈比教派開始在這些區域裡加重它的角色。他們的行徑讓中亞的許多問題更加惡化，各國政權因為他們短視的、暴君式的反應造成瓦哈比教派的勃興。例如在1992年，烏茲別克政府將任何可能跟隨激進伊斯蘭組織的人，或是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中帶有部分的反政府情緒的宗教組織，一眛地貼上瓦哈比的標籤。到了1997年，政府貼瓦哈比標籤的範圍擴大到即使是在非官方清真寺祈禱，或是在私底下祈禱或學習伊斯蘭的平凡穆斯林。任何穆斯林只要與未向政府登記的帶領祈禱領袖有關係，或是教導兒童閱讀可蘭經，就會被當作是瓦哈比教派的信徒。今日的政府用瓦哈比的名義削弱所有穆斯林信信仰者，將他們與瓦哈比的極端主義記錄連結在一起。這類的亂貼標籤證明統治菁英缺乏對於伊斯蘭的正確瞭解，讓他們藉由將某人指明是瓦哈比教徒的方法，讓他們能夠打壓所有伊斯蘭的活動。這也為該教派帶來流行的神秘感，讓穆斯林將瓦哈比當作是被迫害的虔誠穆斯林，讓這個運動克服了缺乏相容性的缺點並在區域裡壯大。在蘇聯衰敗時期的中亞在1991年12月12日，各個中亞蘇維埃共和國的總統－哈薩克斯坦的努爾蘇丹．納扎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塔吉克斯坦的拉赫蒙．納比耶夫（Rakhmon Nabiev）吉爾吉斯斯坦的阿斯卡．阿卡耶夫（Askar Akayev）、烏茲別克斯坦的伊斯蘭．卡里莫夫（ Islam Karimov）和土庫曼斯坦的薩帕穆拉特．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齊聚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卡巴德（Ashgabat），討論繼續進行中的危機和因應之道。就在四天前，俄羅斯的布里斯．葉爾辛（Boris Yeltsin）烏克蘭的里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Leonid Kravchuk）和白俄羅斯（Belarus，之前的Byelorussia）的斯坦尼斯拉夫．蕭斯克維奇（Stanislav Shuskevich）簽署明斯克條約（Minsk Treaty）正式終止蘇聯的存在並成立新的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斯拉夫國家的總統在採取這個重大步驟之前，並沒有詢問過他們在中亞的伙伴。當時我在阿什卡巴德機場見到這幾位總統，當時是各相當寒冷、下雪的夜晚，我在相當短的距離中察覺到他們的憤怒、被背叛、和沮喪的情緒。他們知道曾經依賴的俄羅斯現在已經拋棄他們。從1991年8月發生意圖推翻戈巴契夫的政變後，中亞的領袖已經變成站在最前線的強硬派，需要保留過去在蘇聯的強大中心地位，儘管它現在已經消失。他們深深地關注他們國家的安全、經濟和社會福利－所有這些完全被俄國絆住－如果蘇聯解體後這一切都會被摧毀。現在已經發生了。到了會議結束時，中亞的領袖宣布他們的國家願意加入獨立國家國協。只要他們獲得和其他成員國完全平等的地位。事實上，他們懇求俄國讓他們加入這個新組織十天後，在12月 21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almaty），成立一個新的獨立國家國協，包含十一個前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和喬治亞拒絕加入）。所以三個歷史性的轉變都被擠在一個世紀內完成，中亞人民被迫加入俄羅斯帝國、被迫蘇維埃化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並被迫重組成獨立國家。唯一的差異是只有兩個國家的過程是血腥的，三個是和平的。然而，中亞國家領袖的心情是鬱悶而非慶祝的。數百萬的線狀關係，從電力輸送網絡、石油管線，到道路和軍事基地，中亞國家都與俄羅斯連接在一起。他們的工業和農業都依賴俄國的進口，他們的出口主要通往俄國市場。中亞的每一條國際電話線都通往莫斯科。這些國家沒有獨立的武裝軍隊，而且都是較貧窮的國家，像是塔吉克斯坦，依靠蘇聯的補貼過活，現在這些都不見了。但是中亞領袖試圖擺出勇敢的臉孔面對這些危機，要求成立中亞共同市場和共同體，以拯救他們個別國家運作的恐懼。獲選來領導新國家的這些人都是深刻保守的共產黨員，他們看待外在世界的觀點倚賴莫斯科。他們痛斥戈巴契夫的改革意圖，因為其中任何事務不僅會削弱中央集權的政府，也會威脅到他們的權力基礎，並激發潛伏在他們人民之間的民族主義。他們許多都在蘇維埃的體系裡成長並接受教育，甚至其中許多人不會講他們的母語。他們的特權和晉級都依賴莫斯科；他們的安全仰賴蘇聯紅軍，現在他們的撤離變成一種威脅；他們國家的經濟依賴與蘇聯的貿易；而唯一維持他們的是資金不足的社會制度，像是教育與健康福利設施，都仰賴大規模的蘇維埃財政援助。中亞領袖對獨立於莫斯科所感受到的恐懼，甚過於他們的民眾感受到的歡迎。現在每一位領袖面對的經營一個自治國家的繁榮，和處理通貨膨脹、產生就業、經濟成長、外交政策和安全的問題。數百萬名俄羅斯族人加重他們面對的問題，他們在所有五國內的軍隊、官僚體制和經濟部門都擔任關鍵要職，並且開始遷回俄國。中亞國家爆發龐大的國家管理危機。但是這些領袖最驚恐的挑戰是大眾對於政治改革、自由表達、民主和伊斯蘭的期望。戈巴契夫希望開放蘇維埃制度的意圖讓中亞暴露在新的政治思想和新的宗教趨勢裡。在這些思想中包括西方式的民主，被俄國自由派採用並影響到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奮鬥；泛土耳其主義則希望成立一個統一的、從土耳其連接到中國的土耳其國家；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其希望實施伊斯蘭法。戈巴契夫無意間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中亞各國領袖迫切地想再度將它關閉。他們這些人鞏固權力的時間都不長。戈巴契夫在1985年3月獲得權力，同時帶來的是這五個中亞共產黨第一書記中，就有四個失去權力。每一個國家的領袖都享有將近二十年，不被中斷的掌權期，但是到了1986年年底，所有五國領袖若非死亡就是被逐出原有的權力地位。這是第一次，也是最理想的機會，能夠讓蘇維埃（俄羅斯人）更堅固地控制中亞，戈巴契夫嘗試將俄羅斯人裝進這個權力真空裡。這個計畫並沒有獲得單方面的成功。例如，在1986年12月1日，戈巴契夫以一個俄羅斯族裔的甘迺迪．柯爾賓（Gennady Kolbin）取代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哈薩克族裔的丁姆汗默德．庫納耶夫（ Dinmukhamed Kunayev），他自1964年起就統治哈薩克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柯爾賓接任後幾天內，在阿拉木圖發生暴動並快速地散佈到其他城鎮。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再度爆發反俄羅斯人和共產黨的大規模公開示威，最終造成十七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民眾抗議中赤裸裸的言論表達－以及權力－震撼了蘇維埃的統治菁英階級。科爾賓被哈薩克族裔的努爾蘇丹．納扎巴耶夫取代。戈巴契夫更成功地將俄羅斯人放進其他中亞國家的政府體系裡（除了烏茲別克斯坦以外），但是國家領袖繼續來自中亞族群團體。中亞曾經被當作是蘇聯體制中一個平和、溫順的落後之地，它以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回應經濟惡化、族群緊張、和漸增的反俄羅斯情緒。在1988年5月，在阿什哈八德發生年輕人抱怨缺乏工作的暴動。在1989年6月，在費爾干納山谷發生烏茲別克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為了土地和房屋問題而發生打鬥，造成十二個人死亡。在1990年2月，在杜尚別再次為了缺乏住房的問題，發生塔吉克人和亞美尼亞人之間的血腥暴動。在1990年6月，在吉爾吉斯南部的費爾干納山谷東緣，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再度發生多次族群暴力。在一場族群性的暴力衝突中，數百人被殺而且有幾個農民的屍體被吊在奧什市的吊肉鐵鉤上。當蘇聯軍隊抵達前往恢復法律與秩序時才終止這場暴動。在1991年9月，在費爾干納山谷的納曼干（Namagan），由伊斯蘭民兵組織發動另一場反卡里莫夫的叛亂。同時，在高加索，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了爭奪納戈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這塊領土而爆發戰爭。最終造成三萬人死亡。中亞共產黨菁英在蘇聯軍隊的幫助和莫斯科的支持下，設法恢復秩序，而且這些事件助燃一旦獨立到來時，將會隨之帶來更大的族群和經濟衝突的恐懼。同時統治菁英感覺到被戈巴契夫背叛的感覺，戈巴契夫在1988年決定將蘇聯紅軍撤出阿富汗－在這個決策過程中並未諮詢他們的意見。（當蘇聯軍隊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時，他們也未獲詢問）不像蘇聯其他地方的反戰情緒隨數千名士兵裹屍回鄉而高漲，在中亞－至少在這些政權統治下－認為戰爭對他們有利，因為區域的經濟受益於蘇聯軍隊設立在當地的後勤基地。另外，統治菁英也恐懼喀布爾的共產政權和伊斯蘭義勇軍之間奪權戰爭的結果他們的憂慮是對的－在 1992年4月，在蘇聯解體四個月後，義勇軍攻下喀布爾。中亞領袖在1990年遇到惡化的經濟危機，當時食物價格一飛沖天而商店卻空無任何消費性商品，因為俄羅斯人的工廠拒絕在沒有收到現金款項的情況下填補訂單。因為俄羅斯也有自己的經濟危機，不再需要中亞的原物料，像是棉花和礦產，而且這些領袖不知道如何吸引蘇聯之外的新買家，蘇聯的社會福利補貼突然被撤銷，讓這些政府無法支付薪水或年金。然而中亞領袖甚至拒絕考慮以經濟改革作為獲得西方援助的方法。不像斯拉夫國家，中亞沒有具影響地位的改革者採用重新適應市場經濟的經濟計畫。在1991年3月，哈薩克斯坦因為一場煤礦工人的罷工而停頓，當時七萬名工人要求付給他們拖欠七個月的薪水和年金。然而，在俄國流行的氣氛是對中亞的公開敵視，區域曾經被視為是偉大蘇維埃祖國的一部份，現在則被視為在文化上、種族上、和宗教上都與俄國沒有關係，而在經濟上則被視為是財政負擔而非資源基地。副總理葉戈爾．蓋達（Yegor Gaidar）抱怨俄羅斯對他們的援助：『我們何不擺脫中亞這個被暴力撕爛的區域？他們跟我們又沒有共享之處－至少我們所有的宗教。』甚至因反對蘇聯政體而得名的異議份子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他在一份擁有廣大讀者群的散文中主張俄羅斯只有在『擺脫軟弱下腹部的中亞這個繁重負擔』之後才會強大。莫斯科甚至似乎不關心散落在中亞各國的龐大斯拉夫少數民族，儘管俄羅斯族裔哭求保護。 1991年6月，當布里斯．葉爾辛在一場戰役中推倒蘇維埃帝國並助長斯拉夫沙文主義時，當他獲得60％的選票當選俄羅斯總統時，越來越多人發出這種情緒。整體來看，當葉爾辛獲得威脅整個國家的權力時，戈巴契夫花費了一個迫切的夏季，試圖談判出一個新條約，莫斯科將權力下放給各個共和國並阻止蘇聯解體。當新的聯邦條約即將在1991年8月20日簽署之前一天，莫斯科的強硬派設計出一場政變，尋求將國家權力穩固地留在莫斯科。政變在幾天後被擊敗，但是新的聯盟條約已經死亡。當其他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譴責政變時，中亞的立場卻是相反的。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領袖都公開認同政變發動者是為了拯救蘇維埃聯盟，而哈薩克斯坦在政變之後前兩天並沒有說任何話，只有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譴責政變並調動軍隊進入比斯凱克保護他的政府。當政變失敗而且戈巴契夫凱旋式地回到莫斯科後，中亞領袖在自己國內面對著重大的信任危機，剛萌芽的反對派政黨要求他們辭職。這些領袖快速地轉往重申控制局勢，現在跟隨戈巴契夫勤奮不懈怠的領導，當戈巴契夫在8月24日解散蘇聯共產黨時，中亞領袖迅速地解散他們自己的共產黨。然而在塔吉克斯坦，反對派在杜尚別開始擺設反政府行列，他們在9月7日強迫塔吉克斯坦共產黨第一書記卡哈爾．馬漢諾夫（ Kakhar Makhanov）辭職－這一步帶來六個月後的內戰。於是當獨立在12月到來時，中亞已經深深地陷入危機裡，領導階層對未來感到無方向感與恐懼感。然而人民對於中亞的獨立卻高興地斷定他們國家與民族認同，而且許多人希望他們的領袖能收起他們的個人野心和猜忌，不僅是與俄國並駕齊驅，也能保障國內的安全，並允許被危機打擊的經濟能獲得發展。龐大的、但幼稚的公共期望是希望這些領袖能朝一個經濟共同市場、聯合的安全願景，以及外在世界建立合資企業的方向邁進。許多中亞知識份子將這些步驟看成是唯一的道路，藉以抑制每一個國家蒙受到的大量問題。雖然這些領袖最初發言批准這些計畫，擁護中亞共同經濟市場和加入其他國際性論壇的需求，他們並不允許在公領域裡發言或參加討論他們國家未來的行動過程。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甚至開始審查來自莫斯科的報紙和電視，其內容比他們國營的媒體還更加開放。領袖們增加政治的壓迫和審查，他們躲進個別國家建構的狹隘道路，他們只見到保護他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存活。無法共同地處理迫切的經濟與安全問題，他們無力解決漸增的內部問題。同時，俄國加重中亞的問題。俄國將軍隊撤離他們的國家，留下無經驗的地方軍隊和少數的高階土著官員。俄羅斯的經濟計畫者將他們的出口消費性產品和成品商品所索取求國際性價格，並強迫中亞國家以他們以前蘇聯時代的低價位將棉花、礦物和石油賣給他們。莫斯科停止所有貸款、援助和補貼，然後要求中亞國家以美元支付過去的龐大外債。嘗試打進外面世界遭遇到缺乏外交官、外語的知識、快匯的取得以及相關專業知識的困境。中亞沒有受過訓練的資深內政公僕、專家和工廠經理，因為這些職位過去都被俄羅斯人佔領，而現在他們全部都離開了。結果是全中亞面臨劇烈的經濟衰退，像是生活水準筆直下降、通貨膨脹急速升高、失業率攀升、和無法取得工業與農業需要的重要原物料。經濟問題反過來加重地方的政治與族群緊張，其提高各國之間的族群與邊境糾紛。領袖們禁止成立反對派，嚴格控制媒體，並宣布公開討論與辯論未來的國家政策是非法行徑。他們依靠人民在蘇聯時代被迫採取半休眠的、卑屈奉承的態度、和政治上的不活潑，防止發生廣泛的叛亂或抗議。將確保自己的政治生命轉變成國家政策，領袖們強迫在政治上積極活動的成分─知識份子、教士、新政黨 ─就像蘇聯時代的伊斯蘭一樣，都被迫進入地下。而且就和伊斯蘭教徒一樣，所有這些組織最終都變得激進化與暴力化。當中亞的少數民主派人士看到俄國和波羅的海國家對他們產生政治啟發時，許多年輕人看著伊斯蘭和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這幾個穆斯林國家來啟發他們的新政治意識。伊斯蘭在中亞的快速復甦在過去幾年內強化地方族群關係和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它也提醒許多人他們曾在蘇聯時代失去的－而且他們又重新獲得。伊斯蘭重新出現的速度引發菁英的驚訝，增加領袖們與人民之間的代溝，以及地方穆斯林民眾與俄裔民眾的鴻溝。然而因為虔誠的穆斯林被迫轉進地下，依賴巡迴四方的教士和地方性的禮拜以保持他們的宗教存活。他們沒有以大眾為基礎的政黨創立組織性的政治反對派。統治菁英們不知道如何處理伊斯蘭的復甦，更甚於解決政治和經濟危機，或是處理他們國家新出現的政黨。甚至當蘇聯解體前，就已經出現大量湧現的清真寺建築。在1990年10月，吉爾吉斯斯坦出現五十座新的清真寺，相較之下，前一年只有十五座而已；土庫曼斯坦是三十比五；塔吉克斯坦是四十比十七；而哈薩克斯坦則是九十比三十七。在一年後－1991年10月－每一個國家都出現超過一千座清真寺，而且每一天都新開張一座新的清真寺。蘇菲教派勃興成長。集體農場改建成地方性的蘇菲聖地，快速地變成週末性的冥想、祈禱和舉辦派對與野餐活動的人潮聚集中心，家庭中的年輕世代學習聖地的神秘的力量，並接受年長世代教導他們蘇菲的儀式，成年婦女設立家庭學校，她們在裡面教導兒童正確的祈禱方法。這股土產的伊斯蘭復興快速地被外來競爭者給激進化。可蘭經、其他伊斯蘭出版品、金錢和傳教士紛紛從沙烏地阿拉伯、波斯灣各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其他穆斯林世界的每一個人都試圖為他們獨特的伊斯蘭詮釋，在這個新的處女地贏得支持。這些傳教士將自己視為是前鋒，帶領被迫放棄信仰的中亞穆斯林回到伊斯蘭烏瑪的懷抱－以及他們自己獨特的派別信仰。在一開始，中亞領袖階層試圖採取許多必要的裝飾性變化，藉以適應新局勢。除了政治改革－查禁地方共產黨並將他們自己再度打造成為社會主義者或人民代表，將共產黨財產國有化，並指派大使前往重要國家與外在世界建立聯繫－他們自詡為重新的穆斯林、在公開演講或內閣會議開會前朗誦祈禱文或可蘭經文。但是領袖們依賴舊的『官方伊斯蘭』清真寺與教士網絡，將伊斯蘭復興維持在控制之下，而且官方的伊斯蘭沒有錢或影響力；人民誤信它是因為它被視為是前共產制度的一部份。中亞領袖並不鼓勵蘇菲或其他形式的伊斯蘭復甦；最初他們甚至拒絕宣布伊斯蘭的神聖節日是放假日。國家也禁止伊斯蘭的政治表達權，禁止任何政黨促進伊斯蘭的思想或意識型態。只有塔吉克斯坦的政權藉由讓獲得人民支持的伊斯蘭復興黨（Islamic Renaissance Party）獲得法律地位，來因應惡化的政治危機。在1992年，中亞各國的壓迫性措施開始進一步鼓舞進口的、資金充足的、來自區域之外的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思想，而地方性的伊斯蘭運動則走入地下，躲避警察的逮捕和騷擾。中亞各國政府試圖封鎖這些運動的接觸－就像他們試圖掃蕩中亞人民追求政治自由的行動，並開始封鎖逐漸直言不諱的媒體－但是他們都太晚了。武裝伊斯蘭的種子在許多區域裡開始成長。蘇聯不見了，但是中亞的問題還要很久才會消失。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2.24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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