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歐美列強為了瓜分中國並企圖用基督教使“中華歸主”而先發製人
地虛構“黃禍”威脅之際，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人士曾據理批駁，以正視聽。與此同
時，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持保守主義態度的辜鴻銘，也作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解答。由於
辜氏的此類文章均用英文寫作，而且發表在外國人所辦的刊物上，因而對外影響可能更直
接。但因此也就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知道。1996年黃興濤大量收入辜氏西文作品的《辜鴻
銘文集》問世之後，才使讀者發現，這個自命為“真正的中國人”的文化怪傑，對“黃禍
”論和“誰是魔鬼”這種挑釁式的問題，有著有理有據、極具價值意義的及時回應。
一
由於辜鴻銘能閱讀多種西文，且廣泛接交外國人士，故能充分了解西方喧嚷“黃禍”威脅
的來龍去脈及問題的嚴重性，也能明確具體地對一些“黃禍”論者作指名道姓的批駁，體
現出他言詞犀利的論辯風格，而且有關批駁不是泛泛之論。“黃禍”論出現不久，他就尖
銳地指出，論者顯然不僅是為“貪求物質利益並著眼於貿易目的的自私”，而是歐洲的“
殖民政策”這個“龐大的吃人惡魔”，才“激起了這位顯然是中世紀歐洲最後的一位皇帝
，去繪製了那幅‘黃禍’的著名圖畫”，即強調商業利益背後隱藏著殖民主義者的人種歧
視和“文化戰略”，把批評的矛頭直指1895年繪製“黃禍圖”的德皇威廉二世，他還明確
地表示：“黃種文明本身如何會對歐洲人構成一種潛在威脅，實在讓人難以思議。”[1]
（p171）
西方“黃禍”論者的所謂理由多種多樣，諸如中國人口眾多，四出移民會占據各處的土地
，“苦力”和“廉價勞力”會奪走白種工人的“飯碗”；中國人“仇外”、“排外”，“
不開放”、“不守信用”，19世紀90年代長江流域各省的“教案”尤其是世紀之交的義和
團運動，證明中國人抵製基督教；東方文化“低劣”，中國人“不文明”等等之類，可說
不外是對曆史和現實的歪曲捏造或者誇大其詞。一個英國人在上海就曾當面對辜鴻銘說：
“你們中國人非常聰明並有奇巧的記憶力。但盡管如此，我們英國人仍然認為你們中國（
人）是一個劣等民族。”[1]（p13）這種西方民族和文化的優越感及由此而來的傲慢與仇
視，隨著“黃禍”論的出現在日益蔓延和放大。
問題還在於，西方的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在虛構了“黃禍”圖景之後，將會采取後續
實際行動。1900年八國聯軍在鎮壓了京、津地區的義和團，並迫使清王朝朝廷避遷西安之
後，那個混跡中國多年，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羅伯特·赫德，撰文提出了他為
消除“黃禍”所作的兩個設想，“一種是實行強硬的軍國主義瓜分，一種是在中國奇跡般
地傳播基督教”。赫德承認，鑒於中國地廣人眾，人民富有反抗精神，瓜分之後各國統治
不易，因而最好的辦法還是迅速傳播基督教以征服中國的人心，“認為這樣中國人民就會
變‘乖’，成為友好列強的摯友，從而使歐洲擺脫‘黃禍’。”辜氏讀了赫德的文章後辛
辣地諷刺說：“赫德爵士怎麼沒有想到把歐洲人從‘黃禍’中拯救出來，鴉片與基督教一
樣是最好的麻醉劑！無論怎麼說，鴉片癮的廣泛傳播，比基督教的傳播要簡便易行，容易
接受得多！”[1]（p133～134）他把基督教與鴉片置於同等地位，看出了西方列強要從精
神上征服中國人的企圖。
文化民族主義者的辜鴻銘，本來就視“道德力”重於“物質力”，一貫不以中國學習西方
的堅船利炮為然，深信有悠久曆史和發達文明的中國不可能被列強瓜分，因此他與孫中山
先生略有不同。孫中山認為，歐美帝國主義標榜“維持文明之福，防塞黃禍之禍”，其目
的在“分割支那（中國），隸之為列強殖民地”[2]（p219），故回應重點首先放在警醒
國人，迅速奮起革命以救亡，同時向世界表明中國強大之後也不會損害西方利益和在亞洲
稱霸。而辜鴻銘則把重點放在論證中國文明的高尚優美，說明中國人不是“劣等民族”，
尤其反對西方用基督教使中國人從精神上“西化”的宗教戰略。
西方人認為中國文明落後、中國人性低劣的一個根據是中國的物質生活水平低下。對此辜
氏指出，這只是一種“沒有思想且講究實惠”的“標準”或“尺度”。他強調，“一個民
族的生活水平可能因為經濟原因而變得非常低下，但是它本身卻不是該民族道德文化或文
明低下的一個證明”。那麼，評判文明高下的真正標準是什麼呢？辜氏認為應該是道德教
養所造就的生活態度，是待人接物的溫良有禮。他強調說：“只要無私和仁慈——那麼，
不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還是德國人，也不論你是商人、傳教士、軍人、外交官還是苦力
——你都是一個基督之徒，一個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麼即使你是全世界的
皇帝，你也是一個亂臣、賊子、庸人、異教徒、夷、蠻子和殘忍的野獸。”[1]（p116）
為此，辜氏把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從核心處作了對比。
辜鴻銘認為，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一個依賴於希冀和敬畏（上帝）之情的
道德文化基礎之上的文明”。由於到了“現代”，人們對“上帝”的希冀和敬畏之情已不
複存在，於是只有依靠法律、警察和軍隊等“外在”之物作為“一種約束力量”來維持社
會秩序，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強權”一語不脛而走；進而，“歐洲的軍國主義”
成了“用來對抗真正的文明，反對中國人民及其政府”的主要手段。簡言之，現代西方文
明靠物質力、強製力、武力來維持，因而富於侵略性。
而中國的儒教文明是“建立在一個依賴於人的平靜的理性基礎之上的道德文明”，“這一
文明人們更難達到。而一旦實現，就能永恒持久，不衰不滅”，它不是出自外鑠，而是“
出自人類生來熱愛仁慈、正義、秩序、真理和誠實本性的內在之愛”。[1]（p177～180，
182）儒教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純樸”，它造就的中國人“完全過著一種心
靈的生活——一種情感的生活”。[3]（p5，33）這種文明是一種道德的、從內心自發的
精神文明，它從未構成對他人的威脅，尤其不會使用武力去危害別的國家和民族。相反，
儒教文明曾給叫嚷“黃禍”威脅的歐洲帶去光明和進步，“現在無論何人，只要他不厭其
煩地去閱讀伏爾泰、狄德羅的作品，特別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就會認識到中國的
典章製度的知識對他們起了多大的促進作用……至少對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思想之迅速發
展與傳播是起過促進作用的”，而當時的自由思想“帶來了歐洲中世紀製度的‘全面解體
’或徹底崩潰”。[1]（p174）也就是說，導致歐洲“走出中世紀黑暗”的“啟蒙運動”
，就曾得益於中國的理性精神和道德文明。
儒教文明不僅使得中國人“擁有理性民主的精神”，同時還富於互助和自治的性質。辜鴻
銘不是用自己的話，而是引用了英國傳教士、也是漢學家的麥嘉溫的《近代中國的人和生
活方式》一書中的話來加以證明：“這個民族的一個顯著特征，即他們的結合能力，這種
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對於他們來說，由於生來崇尚權威和恪守法紀的天性，組
織與聯合行動是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說他們的國家，立於人人自治自立之上。”[1]
（p173）所以中國始終是一個有秩序、守信用的國家，盡管“在中國的一般外國人，他們
往往蠻不講理，易躁易怒，而一般中國人則彬彬有禮，具有涵養”。義和團事件期間，擔
任北京使館區司令的英國外交官竇納爾指責中國人“不守信用、背信棄義”，辜氏回敬說
，這首先是由於列強“對中國人所施行的詭計和地地道道的背信棄義行為”所致，因此，
“事情的說法正好可以反過來，而且逼迫中國人不得不像他們所做過的那樣行事的力量，
甚至更為強大”。[1]（p53～55）辜氏強調，西方仗恃力量強大，一再對中國予取予奪，
食言自肥，所以“不守信用、背信棄義”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列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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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曾具體地為義和團辯護說：義和團“完全是一種合法的村社防禦製度，其目的在於
防禦，而不是進攻”，其所以後來“脫離了原有的運動軌跡，變成了一種更富於攻擊性的
、好戰且完全失去控製的狂熱”，首先應歸咎於“外國使臣的干涉和壓力所強化了的‘地
方困難’”。[1]（p29～30）而歸根到底，則是起因於“歐洲那‘養尊處優的集團’（按
辜氏文意，養尊處優的集團是指統治者和資產階級——作者）竭力驅使政府以一種愚蠢野
蠻的方式同這一文明（指中國文明——作者）進行交往”，[1]（p179）於是“義和團民
才不得不奮而起事，同他們的法國兄弟在1789年所做的那樣，向全世界發出血淋淋的呼籲
，呼籲應當把中國人當人看待”。[1]（p152）在這里，辜氏也許拔高了義和團民的思想
認識，誇大了義和團運動的曆史意義，而抹煞了義和團運動的諸多缺陷，但他強調的主旨
“義和團不是黃禍”，或者至少可以說不是中國人首先加害於歐洲人，而首先是列強造成
了中國人的恐懼不安，仍不失為對“文明衝突”的探本溯源之論。
辜鴻銘上述對中國儒教文明本質的探討，對中國人性格特征的總結，對中西交往曆史特別
是對世紀之交義和團運動起因的回顧，充分說明了中國文明“不僅對於現在的歐洲民族，
就是對於人類的命運與文明也不是真正的威脅”。[1]（p177）相反，中國文明崇尚道德
、仁愛，追求正義與和平的理性精神，是人類文明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
二
據辜鴻銘說，八國聯軍占領京、津期間，當時住在上海的一位傳教士夫人瑪麗·菲奇曾經
提出過“究責誰是魔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的問題，從而引起了辜氏的討論興趣。為
此辜氏引述了孔子的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並發揮說“你是什麼樣的人，你就有什
麼樣的道；而不是你自稱有什麼樣的道，就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1]（p116）此語實
在深刻，一個人的自我認知或自我定位與他人的認可並非完全一致，關鍵還是在這個人實
際上怎麼做和做什麼。在辜氏的眼里，當時那些從西方到中國來的外交官、記者、軍人、
商人、傳教士乃至無業遊民，盡管他們都打著“上帝”、“民主”、“自由”、“平等”
、“博愛”等炫目的旗幟，可是他們的言行卻未必與其所宣揚的“道”相符。
辜鴻銘認為，西方文明之“道”並非一成不變。西方的基督教盡管是建立在希冀和敬畏（
上帝）之情的基礎上，但畢竟有勸人向善的功用。然而後來“遞相傳衍，愈失其真，非特
無以為教，且足以阻遏人心向善之機”。[1]（p234）尤其是在舊教勢力甚大的國家出現
的堅持反對宗教改革的耶穌會，標榜“教皇至上”，實則拋棄了“博愛”精神而代之以自
私自利。另一方面，18世紀的自由主義或曰自由思想曾有打破黑暗的中世紀時代之功，“
為公理和正義而奮鬥”，但“今天歐洲那種自由主義也已經變成了一種獨裁，一種‘養尊
處優的集團’的獨裁”，“今天的假自由主義則為法權和貿易特權而戰”，“只是賣力地
促進資本家與金融商人的既得利益”。[1]（p180）他把西方列強的所言所行稱為“軍國
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特別著重指出，“英國的虛偽的帝國主義和德國
吃人的殖民政策，不過是耶穌會教義與虛假民主雜交的產物”。[1]（p138）其批評的深
刻犀利和擊中要害，在19至20世紀之交的中國，鮮有人能出其右。
辜鴻銘還對幾個主要西方國家的“養尊處優的集團”和“群氓”（按辜氏文意“群氓”是
指那些“半受教育”，因而“粗野不堪，無優雅之處可言”，而且“無法克服和抑製自身
的欲望”因而“過激”的政治人物[1]（p370～371）——作者）的性格特征作了概括。他
說英國人“總是一邊抗議著偷盜，一邊又去偷盜”[1]（p76～77），他們的身上附著一種
“傲慢的惡魔”[1]（p95）；德國人身上則有“自私的毛病”和“嚇人的胃口”[1]（
p112）；而正在吞噬法國人靈魂的，“不是放縱肉欲或淫蕩，而是耶穌會教義”。[1]（
p132）辜氏多次形象地說耶穌會教義會使耶穌基督“變成食肉動物”，即根本扭曲和改變
基督精神，由教人向善變為恃強淩弱。此外，辜氏還說“與俄羅斯人被認為殘暴一樣，美
國人被認為粗俗”。[1]（p145）辜氏的這些概括多是依據自己對這些國家的在華人士的
直觀印象而成，很難說準確恰當，只能說是對視中國人為“劣等民族”的一種反唇相譏，
但其中也未必沒有貼切之處。
接下來辜氏又從外國人的報刊通訊中找到諸多例證，說明在華西方人行為的無禮粗暴、殘
忍無情及采取雙重標準的可惡嘴臉。如外國公使通常是“引導或幫助其國民通過出賣主義
信條、假藥、鐵路股票，或後膛裝彈的新式槍械去做生意或謀生”。[1]（p10）他們不僅
頑固維護外國人在華的特權——“治外法權”，甚至粗暴干涉中國官員任免，如英國公使
要求朝廷“解除四川總督的職務”。[1]（p57）再如1900年夏天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和北京
之後，上海的外文報紙上刊登了眾多報道，辜氏摘取了兩條作為對比。一是戰爭造成的可
怕景象：“天津，七月十五日電：街頭上躺著成千上萬具（中國人的）屍首，死屍在陽光
的照射下發著慘人的光。城內大部分地區還在燃燒，夜幕降臨時，熊熊的火焰將郊野上空
映得一片血紅。”二是與這一慘景形成鮮明的對照：“上海租界的外國僑民竟張燈結彩，
舉著火把騎自行車遊行，以慶賀北京的陷落和公使館解圍。”這種強烈的對比，使辜鴻銘
忍不住說出：“卑鄙下流者的突出標誌就是粗俗。”[1]（p166）然而這種責備仍然不失
“彬彬有禮”。
外國人在中國都“高尚”嗎？辜鴻銘又舉了一例，仍是1900年“夏天，在北京和天津，外
國平民、傳教士，甚至於還有官員，公然無恥地搶劫財物。連上海出版的那份並不很嚴正
的《字林西報》也為此感到羞愧，並不得不在社論中大聲疾呼‘……製止眼下正在北京持
續的這種無恥局面’”。然而前述羅伯特·赫德竟能平靜地面向全世界作證說，“的確沒
有發生過真正的搶劫”。對此，辜鴻銘忍不住進行了諷刺，說如果“讓像赫德爵士這種頭
腦中具有隨機應變的雙重道德價值標準的人充當辯護士，要回答‘究竟誰是魔鬼？中國人
還是外國人？’的問題，是不容易的。”[1]（p11～12）
辜鴻銘仍把重點放在揭露傳教士的所作所為上。辜氏強調，傳教士是伴隨著“某些外國政
府炮艦的威脅”進入中國的，因此，他們“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1]（p44），“不在乎
（中國的）公眾輿論”，“無惡不作”，“到處插手和施展小小的暴虐”。[1]（p44～48
）辜氏又說“四處奔走的傳教士們，乃是……做生意的‘旅行推銷員’”，“不用說其它
肮髒生意，僅他們所從事的土地投機買賣一項，就已火紅得了不得。除此之外，在中國，
每一次教案，對耶穌會士來說就意味著發一筆橫財。因為每遭受一兩銀子的損失，他們就
要中國政府賠償白銀50至100兩。我不知獲利的百分比是多少！”[1]（p141）不僅勒索中
國官府，教會甚至認為“它有權向中國的饑民索取賠償。在這些饑民的家中，基督教會的
代理人們幫著縱火，使他們無家可歸，無以為食，以致陝西已經在出售人肉”。[1]（
p148）而當忍無可忍的中國民眾起而反抗時，“這些口口聲聲對這里的人民念著仁慈和慈
愛的人們……便以炮彈和葡萄彈威脅他們”。[1]（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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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傳教士居然在中國搜集情報。辜鴻銘引用了進占北京時的法軍統帥的機要秘書埃里鬆
所著《一位譯員在中國的日記》，日記中清楚地記載著傳教士為八國聯軍效勞的行為，“
耶穌會士所呈獻給將軍的一切情報——以及說明情報的準確性的事件，無論是關於我們將
必須經過的那些省份的資源的情報，還是關於我們將要在前面碰到的（中國）部隊人數的
情報，都是通過耶穌會士獲得的。……耶穌會士在這個時期表現出了熱烈的愛國主義和令
人敬佩的忠誠”。[1]（p50～51）隨著西方列強在中國戰爭的進展，教會更加無所忌憚，
絲毫“沒有什麼恥於為之之事，它甚至不以‘傳教士搶劫’為恥”。[1]（p147）所以八
國聯軍占領天津、北京期間，不僅有傳教士持槍上陣，還有傳教士加入了外國平民、軍人
、官員的搶劫者行列。
更加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辜鴻銘引述的德國大主教昂塞（Anser）在1900年末的一期《未
來》（Zukunft）雜誌上撰寫的評論德皇的名為《不要寬恕》的講演的文章，其中居然白
紙黑字地寫著：“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干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
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它們統統碾死！”辜鴻銘評論說，如果“依照這位政治牧師
之見，耶穌基督也會變成食肉動物的”。[1]（p114）不過辜鴻銘始終沒有直接說出來華
的西方不速之客是魔鬼，他只是說，希望“外國列強或他們在中國的高級代理人”盡快采
取“真實、智慧和道德”的態度及行動，“使中國人民相信，歐美人真的不是‘魔鬼’，
而是像他們一樣有心肝的人類”。[1]（p36）
辜鴻銘既從文化和政治本質上對西方列強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作了理論分析
，又以大量的具體事例揭露了西方外交官、軍人、僑民尤其是傳教士在中國的種種遠遠說
不上是“規矩”、“高尚”、“文明”的言行，實際上對“誰是魔鬼”的問題顯示了他的
答案。盡管他的舉例已有眾多史料可以證實，但是這些事例仍然經過了“篩選”。為數眾
多的傳教士自然良莠不齊，但不可否認，也有一些虔誠的教會人士不僅沒有蔑視中國文化
和為非作歹，反而是對溝通中西文化作了若干貢獻，給中國的教育、醫療、社會救濟等工
作帶來了一股新風。他們傳播的西方科學知識，不能說是“愚昧的東西”[1]（p44）；也
不該把他們吸收的中國信眾統稱為“中國人中的最糟糕、軟弱無知、貧困墮落之徒”。
[1]（p42）辜鴻銘議論時愛走極端的結果，往往更多地掩蓋了其觀點的合理性。
三
辜鴻銘認為，“黃禍”論、義和團，尤其是來自西方的傳教事業和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戰爭
，造成了“一種可怕的彼此恐懼狀態。中國人為亡國滅種而恐懼，歐美人則為他們在華同
胞的生命財產而恐懼”，因而緊要的工作不是像赫德那樣強化這種彼此的恐懼，而是要消
除或者至少是“減輕這種可怕的彼此恐懼”。[1]（p37）以免這種恐懼進一步發展為仇視
。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辜氏首先著重強調的是中國人和西方人都“需要擴展（expansion
）”。他解釋說：“我這里的所謂‘擴展’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後來被歸納成體系的稱之
為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論彙編，行為規範與信條，並不是絕對真實的宗教，正如中國的文明
或歐洲文明並非是真正完美無缺的文明一樣。”[1]（p279，280）“孔子說‘有教無類’
，這就是‘擴展’的真正含義”，“或如中國人所說：一視同仁”。[1]（p152）為此中
國人需要一定的“自省”。他說，“自來我中國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貽譏外人固不足怪”
[1]（p466），而且客觀事實是，“在今日的中國，真正的儒家文明或道德文化可以說正
處在衰落狀態”[1]（p203），故必須承認，“中國文人學士之所以束手無策，無能為力
，是因為他們沒有此種認識。現代歐洲文明無論利弊如何，其偉大的價值與力量——就在
於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人民已經有力地抓住了這種擴展觀念”，而中國不少文人學士卻
“堅守社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陳規故套”，“頑固排斥一切新事物”。[1]（p280）通
觀辜氏的全部作品，此類“責己”的文字雖然不多，但應該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
之前，辜氏並沒有完全拒斥西方文明。
辜鴻銘同時指出：西方人，尤其是“現代英國人更需要‘擴展’，一種心靈開闊意義上的
正確擴展”，“不再那麼迫不及待地要將自己的這種小小看法強加給別人”。應該尊重他
人的文明，把中國人看做文明民族，平等地同中國人交往。他強調要“實現這種真正的擴
展”，可以套用“一句政界的時髦詞來說，就是‘門戶開放’的原則”，不過這里的“門
戶開放”不僅僅是指“貿易和鐵路的‘門戶開放’”，也不是僅指“政治上或物質上的‘
門戶開放’和‘擴展’，而是一種知識和道德意義上的‘擴展’。沒有知識上的門戶開放
，不可能有真正的心靈擴展；而沒有真正的心靈擴展，也就不可能有進步”。[1]（p282
～283）辜鴻銘深知已經形成定勢的東西幾大文明不可能彼此取代，即中國不應也不會西
方化，西方也不會中國化，所以他選擇“擴展”一詞，即各方都不放棄其文明核心，但可
通過開闊胸懷，放開視野，平等地對待不同的文明，讓不同的知識和道德在全人類中交流
，互相融合，彼此補充，作為解決“文明衝突”的根本之道。為此他希望西方人尤其是英
國人改變“自私”、“傲慢”、“虛偽”的性格，回歸到“共同的理性意識和道義感”
[1]（p97）上，“為獲得我們稱之為普遍自由主義名義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鬥爭”[1]（
p180）。需要指出的是，辜氏在向列強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時候，多援引《聖經》及一些以
自由、平等思想著稱的作品為根據，他曾自供說：“吾用彼國學說，倘責我，應先毀彼彝
訓。”[4]（p136）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點近於以西學反西方。
大概辜鴻銘也認識到這種建議難免流於抽象，所以他還提出了若干具體亟待解決的問題，
例如他認為，“傳教士在中國的存在，無論對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是一種危害”[1]（
p47）。因此，有關國家應該“采取措施，如果不將其全部撤走，至少也應該對目前在中
國業已存在的整個傳教系統做出某些修改和調整”。[1]（p41）他尤其強調西方社會在看
待中國時，不要隻聽傳教士和某些在華記者的一面之辭，民眾和政府不要被那些不公允、
不客觀的輿論所影響甚至左右。
還有，“如果在中國廢除治外法權的時機還不成熟，那麼列強……便應采取適當的措施”
，“以保證在華外國人自身的良治秩序”，不能進而“允許其代理人否認帝國政府對於中
國的國民的裁判權”，不要“侵犯中國地方官對於國民的裁判權”。[1]（p9，10，57）
當然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人“希望有一種選擇權，憎恨突然給他們劃定道路”[1]（
p281），辜氏根據自己已形成的現代國家主權觀念，強烈要求“讓中國獨立”，認為“只
有當帝國政府的中央當局有權去做它認為正確的事情，帝國的法律至少對於所有的中國國
民還具有唯一絕對的效力時，改革方才成為可能”。[1]（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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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辜鴻銘也清楚地知道，列強不會為他的口舌所動，“大人物們都是些滑膛槍崇拜者”
，歐美人“在很大程度上對使用暴力喪失了理性”[1]（p177），所以義和團事件之後，
西方報刊“齊聲要求所謂在中國的炮艦政策並平靜地列出瓜分中國的計劃”。對此，辜鴻
銘就不僅從“是非”也從“利害”上表示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經想過”
，如果瓜分中國而引起中國人狂熱的反抗，那麼“要維持中國四萬萬民眾的秩序與治安將
會耗費歐洲各國多大的開支”？“外國人在中國實施炮艦政策，將只能對中國人和外國人
所有相關的利益構成損害”。而且，“一旦軍國主義在中國成為必要，那麼中國人肯定會
成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或者勢必為外來軍事力量所製服。但無論出現哪種情況，全世
界都將不得不為此付出一大筆額外的軍事負擔”。[1]（p179，180）辜氏的文章主要是寫
給外國人看的，他的建議或要求也許帶有與虎謀皮的天真幼稚，他的利害分析又是站在對
方的角度“為人”謀算，但其中智慧的預見卻大多得到了曆史和現實的證實。
孫中山和辜鴻銘是中國近代曾對“黃禍”論作出最多回應的兩個代表人物。[5]他們都了
解西方文化，重視西方輿論。但一個是先進的反對皇權的革命者，一個是守舊的保皇主義
者，然而兩人在批駁“黃禍”論方面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說明把中國人妖魔化的“黃禍
”論是對全體中國人的誣蔑和傷害，因此必然會遭到各式各樣的中國人的批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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