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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一個世代的反叛
文/林深靖
1968,對戰後的歐洲而言,是「政治變革的開創性時刻」(法國社會學家Edgar Morin
的用語),那是一整個世代的反叛,在10年之間,從挑釁到反思,西方既定的政治體制
、商品文明、道德習性,乃至文學、美學、知識風格……都在街頭上、在校園中,在煙
霧瀰漫的小咖啡館內,被憤怒的青春徹頭徹尾地翻攪過一遍。後來的女性主義、生態主
義、新馬克思主義、青年次文化、反消費運動以及文學、電影的新寫實主義風潮,都可
以說是1968年催淚彈與汽油彈交會的產物……
今年是2008,距離1968整整40年,當年的憤青已經垂垂老矣。那麼,生龍活虎於2008
的青年,將幹出什麼樣的事業?
學運今昔──從1968到2008
文/羅惠珍
40年前的春天,法國的大學生掀起翻天覆地的巨浪,戴高樂政府搖晃如大地震來臨
,從巴黎第十大學到義大利、德國、整個歐洲,並蔓延至美洲。「六八學運」,是運動
,是革命,徹底顛覆權威,改造社會。
充滿夢想,靠運動築夢
那個年代的青春激情所累積的能量巨大,足以讓美夢成真,「六八世代」如天之驕
子,他們不斷建構而後解構……。
長江後浪推前浪,運動的形式與內涵不斷改變,今天在法國從事學生運動的多為「
六八的兒孫輩」,比起他們的前輩,學運新世代少了激情澎湃,多了務實目標追尋。我
們不禁要問,六八的繼承者,到底繼承了甚麼?
法國最大學運組織Unef主席普雷沃斯特(Jean-Baptiste Prevost)分析兩代差距:
「如今的年輕人與六八那一代有很大的差距,這一代的生活條件不如上一代,失業率如
此高,多少人擔心畢業即失業,我們對未來前途充滿憂慮,由此便可理解,今日學運的
訴求轉變為爭取較具體現實的目標。」
Unef這個左派的學生組織已有百年歷史,是目前唯一延續六八學運的學生團體。而
親UMP(法國執政黨「民眾運動聯盟」)的大學生組織UNI,則是 1968年之後,為了平衡
左派學運勢力,所發展出來的右派學生組織。UNI主要的任務是支持政府施政,並在左
派所發動的學潮裡,發揮反作用力的功能。
前任Unef主席朱利亞(Bruno Julliard)曾於2006年3月領導全國大學生,抵制前總理德維勒班執意執行的首度僱用合同(CPE)。談學運變革,朱利亞表示:「六八那一代不斷提醒我們,他們充滿了夢想,靠運動築夢,而無視於物質生活的追求。他們總以這些特質對後輩說教,然而社會環境都變了,抗爭的內涵當然隨之而轉變。」
沒錯,年輕的一代受夠了「六八老前輩」的教誨,這些「八○後」的新世代成長在六八
的陰影下,六八世代是社會菁英,在那個法國經濟生氣蓬勃的年代,他們的職場生涯一
帆風順,且數十年來佔據了法國社會的決策層,掌握所有的發言權。
新世代缺乏反叛的能力
他們的下一代卻沒有這麼幸運,生長在失業率不斷升高,經濟景氣一路低迷的年代
,教育普及的另一個結果是文憑貶值,他們反而成為社會弱勢,法國大學生畢業後,平
均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找到穩定的工作,除非是高科技或幹部以上的職務,大多數年輕
人只能領基本薪資,有時還不是全職工作;房租與物價均高,因此,他們不得不變成「
月光族」。
經濟寬裕的父母因此常接濟他們的「窮孩子」,六八世代對子女的管教以自由為原
則,甚至寵愛,他們並不要求孩子18歲以後離家獨立,所以這些還住父母家的小孩,在
「六八父母」眼裡缺乏獨立自主性,更糟糕的是,根本沒有夢想,也沒有反叛的能力,
更別提改造世界了。
生長在六八的大樹底下,小樹苗既無陽光也缺氧。難怪學生團體Fage主席偉柏(Thie
baut Weber)大喊,今天的年輕人,只希望社會能給他們一點空間,給他們一些機會,「
別再給我們意識形態了」。
去年法國通過大學自主法,要求學校力求經濟自主、企業進駐協助經營大學等法令
曾經引起大學師生反彈,無奈情勢比人強,大學校園眼看將逐漸轉變為「商貿中心」。
法國一家大型傢俱集團Comforama已進駐巴黎最古老的索邦大學,在大學裡培訓Comforam
a連鎖店經理。也許吧,這就是年輕人迫切需要的「機會」。
2006年,法國大學生醞釀學潮,反對政府所制訂的「首度雇用合同」,這一波學運的
本質是抗爭而非反叛,這項專為年輕人設計的工作合同,給予雇主極大的空間,簽約兩
年內,雇主可以無須理由解聘員工。
政府立意在減輕雇主壓力,鼓勵雇用,增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景氣。但做為受雇
對象的年輕人,認為是社會給他們的不平等條約,「拿這種合同怎麼租房子,辦貸款呢
?」「我們必須看雇主的臉色,否則隨時會被解雇!」年輕人認為,他們已經夠弱勢了
,為什麼還要忍受種種的不確定呢?大學生的訴求獲工會與社會大眾的迴響。這個「首
度雇用合同」最後無疾而終,可是年輕人並沒有獲勝,因為這個社會並沒有因此而變動。
翻過六八這一頁
年輕人也許不用等太久了,戰後嬰兒潮很快形成一股退休潮了。但他們還能成為社
會的中堅嗎?也許他們根本沒有太多社會參與的熱情,從去年法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與
越來越少的社會運動,可感受到六八的反叛與革命精神已經遠離了。
法國總統沙柯吉去年競選期間不斷說,他要翻過六八這一頁,因為六八的「幽靈」
,正是他所要推動的經濟自由化最大的絆腳石。沙柯吉當選,顯示新生代選民政治性格
薄弱,似乎也宣告六八走進歷史。但是六八會「借屍還魂」嗎? 還是如藏傳佛教一樣「
轉世投胎」?
德拉佛斯(Michael Delafosse)於1994年創立全國高中學聯(UNL),這個組織目
前為全國最大的高中生團體,多年學運經歷,德拉佛斯回顧六八學運,自有一番看法,
他說:「要今天的年輕人全然感受六八種種,乃緣木求魚,尤其身處於當今社會,充滿
著種族歧視、極右派與貧窮問題時,高談六八的理想,簡直奢侈。」
從高中時代就發動學運,德拉佛斯認為,目前學運處在抵擋,而非進取搶攻的位置
。走過另一個學運世代,德拉佛斯寄望20歲這一世代,能改變現在的局面,由消極抵抗
轉為積極進取。然而,若僅專注於經濟生活的抗爭,追求安穩的生涯,如何能「翻天覆
地」呢?
法國學生運動檔案中心(CAARME)主任勒卦斯(Jean-Philippe Legois)對於運動
訴求轉變,有他的看法,他認為目前的學運,仍有深層的政治意義,其重要性絕不亞於19
68年5月學潮。2007年5月總統大選時,極左派學運組織因反對沙柯吉,而推動的佔領巴
黎大學托比亞克學區(Tolbiac)事件,就是個極好的例子。
穆蓋爾(Jean-Baptiste Mougel)曾任Fage的2001年至2003年主席,他說:「過去
,為了改變世界,我們向象徵國家暴力的警察丟磚塊。現在,我們則買「公平貿易」(
equitable)的咖啡品牌。Equitable努力推動貧富國家平衡,是全球最重要的組織之一
,但他們從來沒有發動封鎖校園或示威遊行。」
少了政治性格,與世界的變化有關。目前大學生的社會參與最主要為社團活動,他
們尤其致力於人道、文化與體育社團活動。他們正為今日社會特有的移民問題、愛滋病
問題、反戰、全球化問題,進行一場又一場的無聲革命。
上月八日,法國至少二萬名高中學生,在首都巴黎遊行示威,旗幟上寫著:「我們
需要一個新世代的六八學運嗎?」以抗議總統薩爾科齊計劃在新學年,裁撤一萬一千二百
個教師職位,擔心影響教學品質(路透社)
Rebel without a cause回顧六八學運的三個面向
文/陳泓易
1968年5月法國發生的學運事件是一個隨著時間持續發展演進的運動。這個大型群眾事
件不同於歷史上其他類似規模的活動之處,在於其引發的動機表面上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而活動當時的訴求事實上並未完全得到平反。如果以這些角度來審視這個運動,則運
動完全稱不上成功。法國的戴高樂派,甚至當時許多人認為學生的作為是無理取鬧。於
是,在學潮之後幾個月後,保守派舉行一次10萬人以上的反示威。儘管總統戴高樂在隔
年公投失敗的情況下黯然下台,但保守派並未因此失去政權。接下來的龐畢度總統以及
季斯卡總統仍然延續了右派政權10多年,直到1981年社會黨的密特朗上台。
革命燎原,世界同步
那麼學運到底要抗爭什麼東西呢?戴高樂政權?二戰的法國領袖人物戴高樂在1959
年重新掌權,以公投的方式將法國的第四共和改為第五共和,建構了一個更為符合戰後
時代需求的政府結構。包括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文化部,並且以積極而靈巧的做為取得
了政治與外交上更大的影響力。尤其是軍事的自主權,不讓由美國所主導的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來完全主導法國的國家安全。
至於經濟方面,法國此時正處於二戰之後經濟發展最為欣欣向榮的所謂「榮耀的30
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整體而言,1959到1968這10年的戴高樂政府夙夜匪
懈,積極作為,讓法國安定繁榮,井然有序,從昔日的戰後殘局一步一步的找回自信。
然而學生卻要推翻這個政權,理由何在?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比較一下,法國1789、1830、1848等三次的革命,都具備了經濟
或權利的分配過度不平均的前提,革命讓權利結構重組,讓資源重新分配,社會重新取
得平衡。那麼1968呢?如果說革命經常是在野左派向保守的權力中心挑戰,進行資源的掠
奪的話,那麼,學運發生10多年後,社會黨上台之後的做為,並不完全照著「傳統」期
待的左派路線,至少不是共產黨或者1930年代「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所期待
的路線。
我們只能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全新的世界!乍看之下,許多人會將六八
學運的抗爭聯想到當時的一部知名好萊塢電影《Rebel without a cause》(中譯《養
子不教誰之過》)。但如果我們放大格局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也從更長的時間來觀察
,則許多當時不容易辨識的訊息逐漸變得清晰。首先,六八學運發生的約莫同時世界許
多地方都產生結構相仿的活動。加拿大的「寧靜革命」;美國的「Beat
Generation」到反越戰運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幾個影響世界面貌的大活動,都有
一發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勢。原來發起的中心人物漸漸失去主導權,讓整個運動彷彿產生
了自己的生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造成更大的破壞或者引發更深入的反省。而這其中
最基本的一個共同理由,就是人口結構的改變。
沒有行動,社會將集體窒息
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滅絕了歐洲大部分的青壯男丁,加上戰後的移民潮,使得歐洲
人口突然萎縮,不論是為了經濟或是政治理由,政府無不鼓勵大量生育,造成戰後嬰兒
潮的出現,也因而改變了社會人口結構中的傳統比例。
1965到1975期間,正是這批嬰兒潮人口長成準備投入生產以及分享資源的時候,人
口結構的極端畸形成長激化了踰越(Transgression)的動機與能量。然而經濟與政治上
,卻沒有具體的缺口來合法化這群養尊處優的天之驕子的叛逆與踰越。有的僅是一些若
有所感卻無以名狀的,並且逐漸加強的集體厭棄(Abstention)與荒謬的不適應症狀(Ab
sorb and collective inconvienct syndrome)。人們覺得要有所行動,卻不明確清楚
理由為何,理想為何。彷彿所有的偉大理想的敘訴(Metanarrative)都變得不再有合
法性。只是認為倘若沒有行動社會將集體窒息。
這個當初無法明確理解的行動動機,在40年後的今天,終於可以辨識出一些蛛絲馬
跡。如果將當時學生的訴求由幾個口號來解讀的話,那麼最出名的莫過是這個口號了:
Sous le pave, il y a la plage!(馬路的石磚下面,就有沙灘!)
沙灘隱喻了無垠藍色大海的廣大自由。當時巴黎市區的馬路多是鋪著石子路面的,
石子路面之下鋪有沙子,要見到沙子必須先把石頭掀起來。這也暗示學生拿鋪石子路面
的石塊當武器來攻擊鎮暴警察。然而這一個最清晰的口號所訴求的,卻是一個崇高而抽
象的「自由 」。
歐洲從啟蒙到工業革命到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逐漸形塑出一種非常嚴謹的,以中
產階級為中心的道德價值與社會秩序概念。歐洲也漸漸的從地方霸權變成世界霸權。種
種成就讓歐洲對自身充滿信心,並進而合法化這些核心的意識形態與道德價值。然而,
讓歐洲成功發展其價值的世界也慢慢轉化,這一套價值與秩序的陰暗面或者副作用一一
浮現出來,甚至從最深層的內部摧毀整個系統的結構動能。
對歐洲核心價值的反思
20世紀前期歐洲歷經了兩次自我毀滅式的戰爭,不同於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
生的較小型戰爭,過去的戰爭比較是資源權力的重組與再分配,這兩次戰爭不但不是境
外侵略,而是自相殘殺。戰爭結束後,歐洲的世界霸權地位慢慢又萎縮成地方勢力。此
一自我毀滅的理由何在?這是二戰以來一直備受探討的。如果歐洲沒有自我毀滅,不會
引發這麼深的對啟蒙的反省,對幾百年來深信不疑的社會秩序與人文主義價值的深刻反
省。
二戰之後,歐洲迅速的復元。在1960年代,一切又恢復欣欣向榮。尤其戴高樂政府
很努力用新方法恢復舊秩序的所有價值,而這正是讓某些深思者所擔心與排斥的。唯恐
在廢墟中重建的美麗新世界,將又要循環一次方才結束的舊夢靨。
六八學運相當於一次超大規模極度深入的對既定秩序與既有價值的反省,而它持續
發展的結果,就是更為全面更大層次的對於啟蒙的反省。它抗爭的不是政治權力的分配
不均,不是經濟生產的獲利不公,而是延續兩百多年的社會核心價值。如果啟蒙的意義
是康德所謂的歐洲人的「成年」(Major),那麼六八學運至今的影響,則是重新檢討
不斷檢驗這個態度。
歐洲的學運與英美的嬉皮運動在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中逐漸減弱了聲勢,社會
上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讓這些「任性」的學生運動失去合法性。部分嬉皮回歸就
業市場,在雷根政府時代變成了「雅痞」,他們改用消費符號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與立場
發言。法國的六八份子也散佈到各個領域繼續「改變世界」。 1981年,左翼的密特朗
上台,讓當初的六八份子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如果說拿破崙很大程度落實了啟蒙哲學家
,或至少盧梭的理想;那麼,在六八學運非常活躍的密特朗,某種程度實踐了六八學運
的許多理想。
許多與學運直接間接相關的學者,不走沙特的路,而從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發展
出一個系統的新思辨模式,讓法國思想自啟蒙之後又一次對全世界發生重大影響。密特
朗也在許多政策上直接或間接的援引六八學運的態度,包括其所任命的文化部長傑克‧
朗(Jack Lang)的許多活動或政策,還有巴黎大改造計畫,從巴士底歌劇院、國立音樂
學院、甚至里昂歌劇院等等,已經全然是一種六八學運意識形態的新建築語彙。這些改革
讓法國社會百花齊放,一下子變得非常的豐富而多元。但許多政策的思辨,依然如六八
學運時的過度理想化,實踐上在豐富多元的同時,卻也形成社會前所未有的分裂。如密
特朗兩任總統任期之內大量歸化各種移民,結果壯大了法國境內的穆斯林人口,如今超過
5百萬人的穆斯林已經儼然形成國中之國,也變成了所有後繼政府管理上的一個惡夢,這
是當初始料未及的!
從「新左」到「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
文/鍾秀梅
有關美國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就我們這個1960年代出生的世代而言,只能從有限的
資訊,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民歌運動或反越戰運動,很難全面地認識當時那個社會的社
會運動全貌。
所幸,當年學運出身的艾爾邦(Max Elbaun)在 2005年出版了一部鋪陳當年時代
氛圍和精神面貌的專書:《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部分還原了當時美國社運的發展、互動與爭論。本文將集中探討從1968
年到1973年「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崛起期間美國基進青年。
誓言要成為「野獸裡的胃」
對於1960年代的上百萬美國基進青年而言,反越戰的確是他(她)們反叛的成年禮
,他(她)們從理想主義出發,涉入運動後,發現美國深層的軍事力量與經濟體結構,
才是他(她)們要反抗的核心。因為,越戰只不過是美國帝國野心介入國際政治的一環
,在越戰之前,光是從1889年到1965年,美國在亞、非、拉三大洲就介入了50多起大小
規模不下越戰的軍事干預行動。
反對美國軍事干預第三世界,成為這些反叛青年的主要目標之一,他(她)們誓言
要成為「野獸裡的胃」(belly of the beast),直接在帝國的中心展開行動。另一方
面,他(她)們發現「種族主義就在家裡」(racism at home),他(她)們認為1960
年代的美國已經分裂成「兩個社會:一個是黑人,另一個是白人,兩者分裂又不平等」
(two societies, one Black and one white, separate and unequal)。比方說,1967
年美國黑人收入是白人的62%,到了1972年數字還是一樣,因此反對種族主義,反對黑白
隔離,同時也是這些基進青年的主要目標。
1960年代早期,「美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和「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形成了新左的意識,密爾斯(C. Wright Mills)和馬庫色(H. Marcuse)等左翼知識分子成為這些青年的精神導師。他(她)們多半是白人,關心少數、有基進主義傾向與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像密爾斯成為早期美國新左運動的青年導師同古巴經驗有關。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的勝利,密爾斯嚴厲譴責美國做為帝國的各項外交政策,特別是
古巴革命成功,美國百般為難古巴,刻意尋釁,譬如1961年的豬玀灣攻擊行動,就是美國
反民主軍事主義力量的典型。於是,上述兩個學生團體共同組成「古巴公平遊戲規則委員
會」(the 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在美國國內積極聲援古巴革命。
熱血青年見識到國家暴力
美國新左運動走到1967年,起了非常大的變化。隨著美國反越戰聲浪翻高,美國國
家機器投入反制反戰運動的張力越強,美國中情局(CIA)贊助「全國學生協會」(Natio
nal Student Association),並支援密西根大學訓練反制運動,這兩個方案明顯是要對
付日漸壯大的「反徵兵行動」(在奧克蘭和五角大廈)以及越戰老兵反戰行動。
同年,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謀害,41位底特律的街頭運動者犧牲了生命,每天有成千上百個越南人死於戰爭。為此,美國青年學生開始走向基進化。從他(她)們閱讀的傾向就可以看出,如非洲醫師法農的《受難的大地》(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伊斯蘭國度運動者麥坎‧愛克斯的《自傳》(Malcolm X's Autobiography)、馬庫色的《單向度的人》(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 )、巴蘭和史威茲的「壟斷資本」(Paul A. Baran and 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杜默霍夫的《誰統治美國?》(William Domohoff: Who
Rules America?)等著作,青年透過這些論著探尋革命的思想資源。
1968年美國一連串政局的變化,讓這些革命青年從高蹈的理想主義走入險峻的政治現
實中。光是這一年:1月底越戰爆發;3月詹森總統被迫退出總統選舉;4 月黑人牧師馬丁
‧路德被暗殺,造成超過上百個美國城市的黑人蜂起抗爭;6月甘迺迪總統被暗殺;8月民
主黨候選人韓福瑞的支持者在芝加哥街頭被警察重擊…… 上百萬參與各種街頭示威的熱
血青年見識到國家暴力凌駕於法律、制度和道德之上,赤裸裸又血淋淋地用暴力對付政
府的反對派,他(她)們戰鬥的意志更為堅強。
另一方面,1968年整個世界進步的氣氛,為劍拔弩張的美國街頭運動添增信心。當時
,北越人民奮勇抵抗,越戰陷於泥沼之中。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民氣之高漲前所未有,超過
3百個都市的群眾力量「已經為任何可能性都準備好了」(ready for anything)。5月法
國學生運動的街頭巷戰和工人罷工,差點擊垮歐洲工業資本大國的心臟。
美國社會運動發展到1968年秋天,根據民意調查,一百萬青年學生認為自己是左翼
的一份子,其中將近40萬人強烈同意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需求,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亞裔
、拉丁美洲裔和美國印地安人則主動地在社區形成新的基進組織。
從1967年到1968年,美國革命與反革命的衝突激化,當時的運動青年提出幾個問題
:到底革命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何種意識型態、策略、組織和實際行動可以提供革命
的先決條件?最後他(她)們總結:資本主義體系才是他(她)們發動攻擊的首要目標
,新左的思想資源顯得單薄。於是,他(她)放下了密爾斯和馬庫色,轉向馬克思的「
共產黨宣言」,成為擁抱列寧、毛澤東和切‧格瓦拉革命路線的「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
者」。
馬克思開啟進步青年的視野
美國國內「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主要是黑人、基進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者、左派自由主義者。「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內容所引發的運動戰略思考如何
?1910年代到1930年代的美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巨大的影響力,為1960年代中後
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基進學生,找到革命的養分。畢竟,新左標示的人道自由主義和社會
民主主義意識型態,無法遏止美帝在第三世界的胡作非為。他(她)們從列寧的20世紀資
本主義的帝國本質找到線索,結合自身的經驗,找出運動策略的指導原則:為第三世界民
族解放鬥爭、武裝鬥爭和被壓迫者的鬥爭而團結一致。
「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在1960年代的實踐場域,不只是反越戰,他(她)們對法屬
阿爾及利亞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投以熱切支持,當然,和北越、古巴、中國等社會主
義國家也是站在同一個陣線。特別是「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啟示很
大,因為文化大革命反對官僚,對社會主義建設較具民主性格和創造力,超越了蘇聯的發
展模式。
而且文化大革命聲稱社會主義主要是靠道德和意識型態轉化,非靠經濟。對美國青年
而言,反對異化和反叛消費主義,正需要文化大革命的道德自覺。雖然,後來他(她)們
也意識到這兩種運動不能等同,特別是文革所產生的負面經驗。
「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也與美國內部殖民的事實有關,因為,反種族主義的民
權運動,並不能解決美國有色人種同是階級壓迫和種族壓迫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提供了
反階級壓迫的觀點,自然而然,馬克思的思維和戰鬥開啟了基進青年的新視窗。另一方
面,1968年之後,美國國內的工人階級運動走向基進化,例如黑人汽車工人暴動、聯合農
場工人罷工等。1971年6月7日,反戰大遊行之後的一個月,抗議者宣稱要發動群眾,以公
民不服從運動的模式「關閉」華盛頓。沒想到,紐約市政府橋樑管理工人大罷工,他們
一口氣封閉了通往華盛頓的28座橋(僅剩一個橋可交通),成功達成了任務。「第三世界
馬克思主義」的倡議者從此見證了階級力量的重要性與有效性。
「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形成的第3個原因,和基進青年受到國家暴力的監視、密
告、騷擾、毒打甚至抓進牢裡有關,於是建立新的列寧先鋒隊的想法變成了歷史的必然
。當然,到了1970年代,美國的「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要面對內部矛盾、史達林路線
和托洛斯基路線的爭議、對蘇修路線的反思、先鋒黨組織方式的檢討等歷史詮釋和實踐
方向的問題。不過,於今回顧,「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確切引導了美國的進步
力量,也打開了美國基進青年的國際主義視野。
1968 越戰與保釣運動──兼談台灣的60年代
文/鄭鴻生
1968年,當巴黎爆發學生與工人運動,北美洲的黑人民權與反越戰運動也掀起又一
波高潮,而成就了如今被譽為60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代表年份時,台灣在社會議題上
依然繼續著50年代威壓後的寂靜無聲,而且大家似乎才開始享受到新起的經濟發展的樂觀
氣氛,城鄉板塊正在大規模重組。
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
1968那年,李敖已經封筆,他用以衝撞文化體制的《文星》雜誌早已停刊,殷海光也
早被全面封鎖,整個60年代以自由主義為號召來反抗戒嚴體制的努力,到此看似告一段
落。而在1963年曾受到國族精神感召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影響的知識青年,大半也都
畢業或出國了。那一年歐美世界遍地烽火,台灣社會卻似乎寂靜無聲。然而表面的平靜
也只是在為台灣戰後新生代積蓄動能,而且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新生事物的引進那樣,
台灣在世界潮流上總是會慢上半步。台灣的60 年代也要慢上幾年才真正來臨。
1968那年我高中二年級,我們學校台南一中的一批上下屆「愛好文藝」的同學們,曾
組織了一個讀書會,捧讀各種文學與哲學名著,包括陳映真與張愛玲的小說。又有另一批
也是文藝青少年的同學組織了一個「丹心會」,「志在恢復漢唐雄風」,要為中國尋找新
出路。那時不好好用功準備聯考的這些學生,都受到60年代文星、現代文學、劇場等一堆
藝文思想刊物所帶動的台灣「文藝復興」風潮影響,而且都先後聚集或圍繞在學校刊物「
南一中青年」裡。
台灣的60年代是個文藝復興年代。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的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台灣
則是從50年代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鬆綁,而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那時不僅冒出很多
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包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
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他們在2、30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出版,譬如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那2、30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如此新老書店如雨後春筍,一套套文庫接續出版,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戰後台灣新生代巨大的啟蒙。
這也是個文藝豐收的時代,不僅大陸來台的青年作家開始大量創作,新生代的台灣青年也
很快地掌握了白話中文。文學創作者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甚至長成大樹,創作出大量文
藝作品,開創了後來稱為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成為70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
的文本基礎。
60年代又是五四運動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
運動,不僅在出版物與思想上,藉由像人人文庫這樣的叢書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
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
為台灣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當然這些補課與排演都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
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這些翻版的大陸舊書與
此論戰相關的各種論述與翻譯,包括李敖與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如此構成了台灣60年
代知識青年從中學到大學的思想成長背景。以「西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在年輕人中遂
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做為其全球化思想基石的「現代化理論」,也在台灣
的思想界開始發聲。
美國文化影響台灣的年代
60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的各種叛逆之舉如反
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新潮電影大量傳入。台灣青年經過本土文藝復興的洗禮後
,接著如饑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也就順理成章了。加上台灣是美國
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與越戰休假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全部使用英
語廣播的美軍電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學子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最主
要的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熱門音樂。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
民權運動的沖擊之外,更大的是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
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浸染了台灣的藝文
圈。
1968這一年,與南一中青年社有關的這兩個小團體就是在這種氛圍中出現的。這當然不是
特例,青少年的文藝熱到處發芽,每個高中不論男女生都有這樣一批人。翻開各個高中
校刊都可以發現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在大談存在主義、卡夫卡、卡謬、搖滾樂、
邏輯實證論等在歐美過時或流行的藝文與思潮,當然政治與社會議題還是不能直接碰觸,
只能委婉道出。
政治與社會議題雖然沒去碰觸,但隨著資訊的漸漸開放,歐美很多造反的信息也一
點一滴流進台灣。台灣報紙的國際新聞編輯利用僅有的一個版面,想方設法塞進了不少
這類信息。1968年有心的讀者還是可以在這有限的版面上,讀到當年1月越共發動春節
攻勢,5月巴黎爆發學生/工人運動,8月民主黨在芝加哥召開全國大會時,美國派兵
鎮壓場外的反戰示威群眾等消息。當然,你讀不到在同一年3月的柏楊、6月的中廣廣
播劇導演崔小萍,以及7月的陳映真一夥人,被捕入獄的消息。
1968年是越戰的高峰,也帶給台灣經濟不少好處。台灣所能得到的資訊畢竟有限,甚至有
心人設法從歐美媒體得到的,也多是支持美國政府的主流觀點。然而英國哲學家羅素在那
幾年成立審判美國總統民間法庭,以及他「寧赤勿核」──寧願「赤化」而不願毀於核子
戰爭的立場,倒是困惑了不少文藝青年。羅素的著作那時正在台灣流行,他的個性解放的
教育理念影響到不少人,成了後來在世紀末搞台灣教改那批人的理念來源。但是他當時的
反美與和平立場,在深受美國主流媒體籠罩的台灣,卻一時令人難以下嚥,只能遺憾他竟
是姑息分子?儘管如此,羅素的反戰確實帶來了一絲另類啟示。
保釣運動釋放出學生的動能
在這樣的氛圍成長的中學青少年也總要互相認識與較勁的,南一中這些學生曾在1968
年初到台北拜建中青年社的碼頭,而暑假時建中的這批人也回訪南一中「比賽足球」。這
類青年學生的互相串連也絕非特例,而1968年的這次南北串連,卻為3年後的保釣運動鋪
了路。
1971年4月發生在大學校園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是台灣戰後新生代在60年代心智成長期間
所累積動能的一次總爆發。那年我就讀台大哲學系二年級,並加入學生社團大學論壇社
。那時聚集在論壇社的主要正是在1968年曾經南北串連的那批中學生,而就在這關鍵時
刻因緣際會,成了台大保釣運動的主要發動者。
其實那時美國在東南亞以及第三世界的角色已經逐漸清楚,譬如1968年發生在越南美萊
村的美軍屠村事件,這時已被揭露。美國深陷越戰泥沼急於脫身的企圖,也反映在其主
流媒體的開始倒向反戰立場上。在Life雜誌上可以看到令人震驚的各種越戰影像,包括
美萊屠村事件。我至今難忘那時在台大研究圖書館的英文雜誌閱覽室裡,看到這些圖片
時所受到的震撼。保釣運動前夕,我們已約略能看出越戰所暴露的美國霸權的真相及其
美式民主的欺罔性。此外,陳映真在入獄前的小說與論述所傳遞的另類理念與第三世界
觀點,也漸能為我們所理解。同時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也漸浮上檯面,
蔣經國已準備接掌政權,啟動了改革的開明氣象,台灣媒體開始討論起種種社會問題。
在這種新情況下,台大的保釣運動就不只是單純強調國族立場的愛國運動,當時被驅逐
的宜蘭漁民可是有血有肉的同胞,而美國的霸權角色也被揭露。同時保釣運動所釋放出
的學生動能也沒限制在領土之爭上,接著馬上引發學生對校園民主的參與,對言論自由
的爭取、對國會體制的質疑以及對社會弱勢的關懷,最後竟至於去爭辯左右與統獨問題
了。台大學生的這一連串行動,最後在1973年春天開始的當局整肅行動「台大哲學系事
件」中劃下句點。
釣魚台問題所觸發的台大學生運動,從1971到1973雖然短短兩年,卻是台灣戰後接
受國民政府教育的新生代,在60年代所累積的思想與生命動能,包括 1968年的種種,藉
由保釣而起的一次爆發。雖然晚了點,在台灣戰後的歷史上卻有著關鍵意義。此後台灣
的政治與思想開始變化,世界局勢也從尼克森訪問北京後改觀,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越戰結束,冷戰體制開始轉型,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當今局勢的濫觴。而如今1968的40
年後,我們是否再一次面臨大變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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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508期 | 時事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8-05-02 06:30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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