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 三國吳簡《竹木牘》內容綜述：其他
第二大類是帳簿
下分簽牌、倉帳簿、庫帳簿、雜帳簿四小類，共171件。
簽牌74件
均為嘉禾年間長沙地方諸曹、諸鄉、倉庫統計各類頃畝、租稅、別卑等帳簿的標識簡。
按“簽”即古之“楬”。
頃畝見有粢田。租稅包括米粻錢皮麻酒等。
別卑即契券
單稱「別」指「都別」，為契券總合帳。
單稱「卑」指「分別」，為契券分類帳。
帳簿稱“本”“事”或“本事”，還有“月旦簿”等。
由於是帳簿的標識簡，故置於“帳簿”大類之首。
倉帳簿61件
主要為嘉禾年間長沙地方倉曹“受”“領受”“付受”等各種米的統計帳簿。
這裡所以統稱“長沙地方”，是因為除長沙郡治臨湘侯國外，
還包括仍屬長沙郡的安成（今江西安福）、永新（亦在今江西）二縣的倉帳簿。
當然，也有不屬長沙郡而屬桂陽郡（今湖南郴州），時間也為嘉禾年間的郭浦
的倉帳簿，只是數量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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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安成、永新二縣和郭浦的倉帳簿，因何到了臨湘，也就是這批吳簡的出土地，
今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的走馬樓，是一個尚待研究的問題。
庫帳簿21件
均為嘉禾年間長沙地方庫吏白領各種錢物統計帳簿。
庫吏僅見二人：一為“潘有”，又作“潘珛”，僅稱“庫吏”；一為“殷連”，
或僅稱“庫吏”，或詳稱“臨湘庫吏”。
據此推測，此“潘有”或“潘珛”，亦系“臨湘庫吏”，吳簡竹簡亦可印證。
因而這裡所謂“長沙地方”，實際專指臨湘侯國而言。
這些臨湘侯國庫屬錢物統計帳簿，主要為錢帳，物帳僅一件；錢帳並不複雜，
僅有田畝、地僦、財用、酒租、市租五種錢。
儘管如此，由於每件帳簿金額都較巨大，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
對於研究當時長沙地方的經濟社會，仍有重要價值。
雜帳簿15件
均為嘉禾年間長沙地方統計入得米錢、市藥和病人，以及臨湘列曹廩食的帳簿。
需要說明的是，按制度，米入倉，錢入庫，本小類所收統計入得米錢帳簿，
都是沒有倉吏“白受”和庫吏“白領”，無法歸入前揭“倉帳簿”和“庫帳簿”
的特殊帳簿。
最有價值的是統計病人的帳簿，有“青州病十三人”和“蔡州病……人”。
青州為古九州之一，故地在今山東。
《三國志‧吳書‧胡綜傳》記有黃龍二年（230年）“青州人隱蕃歸吳”，
至建業向孫權上書事。
而此青州病人帳簿，說明當時長沙也有很多青州流亡人口。
蔡州最為奇怪，因為該州名不見於史載。
文獻中僅有上蔡縣，故屬汝南郡，在今河南。
漢末其民南遷，又于豫章郡置上蔡縣，在今江西。
同時又有下蔡縣，屬九江郡，亦在今江西。
蔡州究竟何所指？值得進一步研究。
漢末中原大亂，北人南下避難，荊州及長沙是理想之所。
《三國志‧魏書‧衛覬傳》載：“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
十萬餘家。”
同書《王粲傳》載：“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
其中潁川杜襲、河東裴潛都到過長沙，甚至陳國潁容也可能到過長沙。
但未聞有青州、蔡州人士到長沙者。
這兩件統計青州、蔡州病人的帳簿，可以填補史載空缺。
第三大類是書信
下分書信、封檢及封發事目兩小類，共22件。
書信12件
均為嘉禾年間長沙地方吏民的通信。
行書最初主要用於書信。
當時書信稱為“相聞”。
南朝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謂鍾繇“書有三體”，第三體曰“行狎書，相聞者也”。
“行狎書”就是行書，“相聞”就是書信，說明漢末魏初的鍾繇
已將行書作為專寫書信之書體。
《三國志‧蜀書‧麋竺傳》：“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
又《吳書‧孫輔傳》：“遣使與曹公（操）相聞。”
《吳書‧諸葛瑾傳》：“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劉）備相聞。”
其中“相聞”皆指書信。
本小類所收《嘉禾某年八月十三日周詳致內兄嫂書信》所說“前雖相聞”
《嘉禾年間孤子言傾側之情殘書信》所說“近過不數相聞”，
其中“相聞”也皆指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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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檢及封發事目10件
均為黃龍二年至嘉禾年間長沙地方官府的封檢和封發事目。
這裡所謂“封檢”，只是一個通稱，實際包括封匣、封緘、封檢三者。
封匣即封泥匣，是內附重要公文和財物的函蓋。
封緘是單獨郵寄的公文、私信及財物的封面。
封檢有的類似封緘，有的是與封匣配套的公文。
封發事目有兩種：一種是已經對封並發出的公文登記；
另一種是已經封存尚未發出的公文登記。
其中提到的地名“建甯”“安成”，均為長沙郡屬縣；
提到的人名“毛鈞”，見於竹簡，稱“郡吏毛鈞”（壹‧9808、玖‧77）。
可見公文封發和從業吏員均不限於臨湘，或可為吳簡性質究竟是縣級還是郡、
縣皆有等相關研究提供新的參考。
第四大類是雜殘文
下分名刺、習字、殘文書三小類，共51件。
名刺9件
均為嘉禾年間長沙、武陵等地方人士的“門狀”“拜帖”。
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現在通行的“名片”，西漢稱“謁”（或稱“名謁”），
東漢稱“刺”（通稱“名刺”）。
最近幾年，這種見解才開始發生變化。
實際上，“謁”類似唐宋的“門狀”、明清的“拜帖”，
“刺”才類似現在的“名片”。
本小類所收“名刺”，均屬“門狀”“拜帖”，而非“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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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稱“名刺”，只是用其通稱。
“名刺”後稱“名紙”。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海敘不遇”條記載：“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
頗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絕雲：
‘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
名紙生毛不為通。’”
“名紙生毛”成語即出於此。
南宋曾慥《類說》卷三五“門狀”條說：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名紙。”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七《人事部‧謁見》載同。
“名刺”“名紙”僅書姓名、字型大小、籍貫，
“門狀”“拜帖”還須另書“再拜”“問起居”等，
二者性質是有很大區別的。
習字9件
均為嘉禾年間長沙地方吏民所寫。
譬如一件習字，寫有“奴凡潘召吏節芸、門士陽虧”一句，
“陽”是姓氏人所熟知，“凡”與“節”是姓氏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這為吳簡所見長沙姓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可惜習字不少都是草書，字跡漫漶甚至磨滅，有的字很難確認，
價值還沒有得到完全發掘。
殘文書33件
時間最早為建安五年（200年），其他均應為嘉禾年間。
這些殘文書雖然多因缺損而鮮見完整內容，但價值實際不能低估，
特別是不少為吳簡首見。
首先自是“建安五年”紀年，
此前吳簡固然出現過更早的“中平二年”（185年，壹‧9831），
但那只是孤文單證，存在各種可能性，
而本件在建安五年下還有“十月庚子朔”的月朔干支記錄，
只能是當時所寫，這樣就將吳簡時間上限往前推移了若干年，
對於吳簡年代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還有：
第一，首次見到一組商議醫治流行疾病的文件。
《三國志》曾記載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戰後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孫權奪取荊州後荊州兩次大疫。
此次長沙爆發流行疾病，時間稍晚，史籍沒有記載，
可為荊州常有瘟疫增加新的證明材料。
第二，首次見到“道教神符”和與道教相關的“神仙騎麋鹿圖畫”。
據傳世文獻記載：東漢後期至三國前期，道教開始興盛，河北的太平道、
巴蜀的五斗米道，以及江南五斗米道的分支天師道，都活動頻繁。
但出土文獻可以印證者不多。這兩件神符與圖畫的確認，
為當時江南道教特別是長沙道教的流行，增加了出土文獻方面的印證材料。
長沙吳簡《竹木牘》內容豐富，前面的介紹不過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可供發掘的新材料，以及由此匯出的新問題，實際上比比皆是。
相信隨著《竹木牘》的整理出版，長沙吳簡整理工作圓滿收官，
以前的很多所謂研究結論，是否正確或是否完整，都會引起學術界的重新思考，
並將吳簡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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