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年─孫權之江東化(part2)

看板SAN作者age317 (望斷天涯)時間12年前 (2012/06/29 23:30)推噓11(11推 0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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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原文 3.孫權在217年向曹操「請降」的兩個原因：山越叛亂與夏侯惇的11萬伐吳軍過去我一直以為孫權在217年向曹操請降的原因，除了曹操親帥20萬以上的軍隊於居巢(淮水南方)威逼孫權以外，主要的原因還是孫權已經打算轉變國策，決定緩和與曹操的對立，轉攻較有可乘之機的荊州，把關羽當作比較軟的柿子來吃(？) 。雖然我對這個孫權主觀想伐荊的解釋有不少疑問，但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解釋，所以只好一直採用這個形勢與環境上的理解觀點。直到前幾個月，一份史料讓我仔細思考孫權向曹操請降的原因：《吳書十五賀齊等傳》卷末評：「(陳壽)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陳壽在這裡明指孫權"魏氏"請降的原因，是因為山越叛亂的關係。讓我重新思考的是，史料中的"魏氏"，原來是213年曹操建立魏(公)國的河北政權，不會是赤壁戰前孫權一直通好納貢的許都漢廷。所以銜接孫權向曹操父子請降的時間點，就只有217 年才可能是山越叛亂而促成請降魏國，之後孫權向曹丕請降，明顯是因為劉備急於發動夷陵之戰、討回荊州，孫權為了避免兩面作戰而向曹丕稱臣，這跟山越沒有關係，此時也看不出有山越反叛事件，因為主要的將領與兵力都調到西、北防線，沒有人在跟山越作戰。先假設217年山越大幅叛亂為真，依此脈絡果然在《賀齊傳》找到一條直接證據：「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尤)突相應。(賀)齊與陸遜討破(尤)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如果再把通鑒記載217年發生的丹楊賊帥費棧之亂(被陸遜平定)，與《陸遜傳》的「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孫)權遣(陸)遜討(費)棧」等資料統整結合，可以知道當曹操在216年底-217年初伐吳時，大量的聯絡江東豪率與山越，鼓動他們反亂孫權，作為內應。與此同時，因為建安七子中的陳琳在217年底就因為大瘟疫而病死了，所以最終版的《檄吳將校部曲文》(陳琳撰)也確定在217年前寫出(精確的寫作時間點有爭議)。此檄文是曹操為了鼓動江東士族與豪傑起兵反抗孫氏而作，文中歷數孫策"誅戮江東英豪"、殘害江東本土菁英的種種暴行，也批判孫權對江東英豪不夠寬容、數行誅譴的罪惡(殺盛憲、沈友，流放虞翻)，因為文中提到曹操誇耀自己215年平張魯的功績，以及嘲笑215年孫權被張遼殺得屁滾尿流的鳥樣，所以可以確定檄文的最終版必然是在216-217年產出。由此可推論，216-217年江東豪率與山越大幅叛亂的結果，跟此檄文當有因果關係。普查吳書各將領的傳記，也發現各將領約於此時都在奮力討伐豪率山越，譬如217年病死的凌統，死前剛完成討伐、恩誘山越的功績。統整217年孫權面臨的壓力，發現居然有三大危機逼壓孫權：1.三月前曹操20萬大軍攻濡須口、2.三月後夏侯惇督26軍(約11萬大軍)長駐居巢、3.217年大瘟疫的陰影，可能是魯肅(死於秋季)、顧邵、凌統等人的死因，也奪走了許多軍民的生命，挫傷孫權的國力("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因為曹操兵出濡須口以及煽動山越的結果前已詳述，故以下說明第2點(夏侯惇)與第3點(瘟疫)的緣由。夏侯惇在三月曹操離開居巢後，受命督曹仁、張遼、臧霸等26軍於居巢，仔細推敲這26軍的人數與將領，就會發現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如果用後來于禁七軍三萬人的數量來估算(華楊國志："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夏侯惇的 26軍大約有11萬人，而且其轄下的將領應當還有于禁、朱靈、李典(或者李典已死，由其子李禎代替)等將領(此時張郃與徐晃在漢中、樂進當在荊州，218年過世)，才符合夏侯惇這位魏王之下身分與將軍號第一高的權貴地位。而夏侯惇督11萬大軍屯駐居巢到甚麼時候，史無記載，但應該是渡過217年夏季與秋季約半年以上的時間，到217年底-218年初之後才撤主力回淮北，留下張遼等人在淮南。夏侯惇的11萬軍屯居巢的意義，是他在夏秋二季與孫權長期對峙於濡須口，逼得孫權"盛夏出軍"，不但妨害農時，更可能造成傳染病爆發，使得將士死傷慘重(晉人杜預、賈充多論夏季用兵，必生疾疫，如何旅論「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而曹操能夠屯駐11萬軍在淮南，一方面說明他的後勤供應能力，已經超越以往只能在冬春出兵濡須口的限制(215年以前，曹操在淮南的後勤供給力似乎只夠長駐一萬多兵，如215年秋八月，合肥城的兵力只有張遼、樂進等八千人)，但一方面也促成疫疾大行，在春天曹操回軍時病死了王粲和司馬朗，冬季在鄴城又爆發更恐怖的傳染病，把剩下的四個建安七子通通殺光，不但讓曹丕哀傷感痛，也讓曹植在《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操也在218年 4月婉轉回顧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似乎夏侯惇在 217年冬季仍兵屯居巢) 關於217年大瘟疫對江東的影響，也就是第三點的內容，雖然吳國史料沒有明確說明，但把秋天過世的魯肅，推測是大瘟疫的受害者，相信並不為過(建康實錄記載魯肅死於218年秋季，雖然218年的說法不合吳書本傳，應為錯誤，但秋季為寶貴資料，當可採信)。如果魯肅在217年秋季病逝的時間點為真，這就大大推翻了我過去的想法。我原本以為孫權在217年三月向曹操請降時，就在國力游刃有餘的情況下，決心轉變國策、西伐荊州，我一直以為這是因為魯肅在三月前就病逝的結果。但現在知道，我之前想法的前提都是錯的，217年孫權並不是國力游刃有餘，而是內憂外患岌岌可危；魯肅也不在三月前就病死，而是到7-9月秋季才過世，所以孫權的國策轉變要到秋季之後，與呂蒙達成共識時才形成。此時明確提到江東內憂外患的險峻情況，只有《吳書駱統傳》的記載，才在時間點上與217年的疫病與軍事危機切合：「及淩統死，(駱統)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駱)統上疏...」，正是 217年江東民困窘乏的寫照(凌統死於217年)。可以想像，會稽士族駱統在此時懇切的上疏，為孫權分憂解勞的提出許多中肯正確的意見，對孫權是多麼的親切感動、點滴在心頭。要知如前所述，此時因為曹操大軍臨江與《檄吳將校部曲文》等煽動江東勢力的號召，孫權陷入敵我難辨的窘境，之前受逼屈服的江東豪族或士族，隨時可能如豪率尤突那樣"化民為賊"。而對江東士族與豪傑來說，此時也是家族立場與命運的抉擇點和分水嶺，要麼是順應潮流響應曹操，起兵反抗孫權(只要反抗孫權就會被稱為"賊帥"或"山越")；要麼是拼上家底支持孫權，幫孫權平定叛亂的豪率山越，以及抵抗曹軍的江邊攻勢。所以凡是此時向孫權上書與交心的江東士族，都陸續成為孫權的心腹或受到重用，如駱統上書之後，「(孫)權感 (駱)統言，深加意焉」(大概之後才變孫家女婿)；陸遜在217年提供討山越的計策後，孫權讓陸遜繼承凌統死後的右部督，並命他屯軍蕪湖(代替淮泗集團的徐盛)，跟賀齊一同成為首批在長江北岸屯兵抗曹的江東大族(賀齊不太算士族，督扶州以上至皖)；另有全琮屯南岸的牛渚，說明孫權對他們信任度與倚重度的大幅提升，才會把沿江防務從淮泗集團手中漸漸撥給江東士族，而不再擔心他們會與曹操暗中往來。 (ps：初看吳書的江東人物各傳，會誤以為江東人士從一開始就對孫家有一定的好感，才會被孫氏任用進而寫進史書，殊不知可能各自和孫氏有一段磨合關係，很多士人可能是到217年左右發現大環境變化，曹操父子篡漢野心逐漸披露，在"無漢可忠"的兩難抉擇之下，才真正投效了孫權。) 上段所述是從江東士族的角度，來看他們對孫權的轉化；如果從孫權本人的視角來看，他在217年後開始重用江東士族與江東化，是有其脈絡的，契機的開始就是215年合肥之戰。如版友blackillidan兄在9119篇對建康實錄幾條史料之闡述，孫權因為個人的失策與得意忘形，被張遼殺得屁滾尿流、核心將士死傷頗多，同年死亡的共有陳武、甘寧，這是淮泗集團的初次打擊；217年魯肅、凌統等人死亡和大瘟疫的殘害，很可能又讓淮泗集團損失許多精銳將士，同年又是內憂外患，國力劇烈損耗，於是孫權在面對核心幹部淮泗集團逐步凋零之下(根據田餘慶定義，凡是跟隨孫策在江北活動過的江東人，也算淮泗集團，如朱然、凌統等)，面對兵力不夠以及統治高層空缺等難題考驗，決定開放態度，吸納江東大族進入統治高層。這招一石二鳥的對策，不但解決當前山越叛亂的危機，更把山越的精兵收納進江東大族的部曲武力當中，解決了兵力不足的問題。但是隨著江東大族在統治集團的實力與比例水漲船高的結果，就形成孫吳政權江東化的現像，220年代江東大族全面攀升，淮泗集團反居次要地位，於是開始有淮泗人叛逃北方，如韓當之子韓綜；不過江東大族攀升的代價是用江東平民與老百姓的痛苦換來的，220年代孫權為防禦西、北兩面，定都武昌，江東百姓逆流供給武昌官、軍的後勤所需，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居。」(出自建康實錄，頁38)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14.37.55.243 ※ 編輯: age317 來自: 114.37.55.243 (06/29 23:50) ※ 編輯: age317 來自: 114.37.55.243 (06/29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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