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王曉波他媽與白色恐怖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53 (內文有圖)
願英魂安息：紀念章麗曼女士 －－作者：四書齋主
《潛伏》最後一集，余則成去了臺灣繼續潛伏，為保護余則成的安全，
翠平隱名埋姓地在山區帶著孩子艱難度日。余則成以後怎麼樣不得而知，
但按照組織紀律，翠平恐怕要這樣一直生活下去，直到余則成回來。
可以說，在運動頻繁的中國，翠平是幸運的，她不可以讓人知道她的愛人去了臺灣，
她也就可以不用背著逃台人員家屬的“黑鍋”，她還是以前的翠平，
一個貧苦農民出身的翠平，她和孩子就可以平安的渡過歷次運動的衝擊了。
章麗曼女士的家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的。
在臺灣，丈夫王建文因“知匪不報”的罪名被判七年徒刑，
喪失了他在國民黨方面多年來所得到的信任和前途，
兒子和兩個女兒受到“匪諜”子女的影響，抬不起頭，幾乎過著流浪的生活，
幸運的是外婆一直在孩子的身邊，給孩子們以心靈的庇護。
在大陸，親友也同樣受到了牽連，在她的姐姐章麗絲的檔案中就有
“逃亡人員登記表”和“蔣方人員家屬（親友）調查登記表”兩張表格，
我相信在她的兩個弟弟章夢濤和章仲禹的檔案中也同樣會有類似的表格。
姐姐章麗絲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有自身的因素，但可以說也受到了她的牽連，
檔案中許多地方章麗絲都要聲明自妹妹到臺灣後就和妹妹就再沒有聯繫，
甚至也不知道她已經犧牲。
大弟弟章夢濤，在華北大學本來學的是航空專業，
但因自己在國民黨軍隊中任過職和有臺灣的親戚而提前畢業，
離開了自己十分喜愛的專業，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
繼而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開始了長達18年的牢獄和被管制的生活。
小弟章仲禹雖然不清楚他在歷次運動中的情況，但也是受到了衝擊。
究竟是什麼身份的人，讓其親屬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中都受到了牽連，受盡磨難？
章麗曼女士的情況根據我手頭的資料大概是這樣的：
1924年出生；畢業於九江高等師範學校；1932年父親去世；
1939年為避日寇隨母親到江西吉安，在吉水縣政府做辦事員，
抗日戰爭後期與國民黨軍官王建文結婚，後到重慶銀行（或慈惠醫院）工作；
抗日戰爭後回到上海，按照檔案中所說還是在上海的銀行（或上海的慈惠醫院）工作，
期間丈夫被派往臺灣，丈夫攜兒子王曉波和兩個女兒一同前往臺灣，
為照顧年幼的孩子，母親陳佩蘭女士一同前往，她仍留在上海；
上海解放後，進入華東新聞學院學習，畢業後可能被分到新華社工作，
在臺灣工作委員會工作，1950年（或1951年）經香港赴台，
1953年農曆元宵節被國民黨憲兵抓走，
1953年8月18日被國民黨憲兵司令部以叛亂罪處死，年僅二十九歲。
從以上的情況來看，章麗曼極有可能是當時派往臺灣潛伏的地下黨員，
但在她的兒子王曉波的文章中，似乎她並不是這樣的一個身份。
王曉波先生在《遲到了四十八年的訃告》中
寫到：“根據當年的判決書才知道，上海失守後，
母親仍留在上海郵政儲彙尚任會計，後遭辭退，
因“喜愛文藝，思想左傾”，考取上海華東新聞學院，
卒業後，被認為“小資產階級，思想模棱”，“思家心切，想到臺灣。
中共人員知道父親任職憲兵，遂要求母親到台後，說服父親，
一旦共軍攻台，要父親不要抵抗。母親先以父親思想固執而婉拒，
再三說服而同意嘗試，中共人員才開具路條讓母親到香港，
勸說父親後情況如何，約定函告香港中共人員，
時母親兩個最親愛的弟弟仍滯留大陸。
母親來台後，將中共人員之意轉告
父親，果然遭父親訓斥，母親即依約函告香港中共人員，就不再聯絡。”
按照王曉波先生的意思母親章麗曼女士是因思家心切被大陸當局利用，
而到了臺灣也就是勸說父親不要抵抗，其他的也沒有做什麼。
雖然如此，但在臺灣從1949年到1987年的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時期，
特別是在五十年代的初期，為了防止中共在臺灣擴散，
採取了非常的手段來進行鎮壓，據說當時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
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之下，有過中共任務的章麗曼女士被國民黨殺害了
是當時時局所決定的。
當時被殺害的人不少，據統計，僅在五十年代初期這五年，
國民黨政府在臺灣至少殺害了四五千人，中共在臺灣的組織完全被破壞了。
與此同時，大陸方面也開始的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
海峽兩岸為了政權的穩定都進行了看似必要卻無理智的行動，
整個中國都處在血雨腥風之中，很多人成了犧牲品。
章麗曼女士是眾多犧牲品中的一個，關於她是否真是地下黨的問題，
在王曉波先生的兩篇文章中都沒有確定的說，
只是強調他的母親是無奈之下為當局做事。
她犧牲後，也沒有見到大陸方面有任何追認烈士之說（就目前我所能查到的資料而言），
只是在她的姑姑章金媛獲得南丁格爾獎後介紹她的事蹟時提到章麗曼是烈士。
在看章麗絲的一份申述材料時有這麼一段話值得注意
（時間是1967年4月10日，當時姐姐章麗絲和愛人姚舜文被關押在看守所，
所用的申述的紙是衛生紙）：
“我的社會關係：我的妹妹章麗曼逃難時在重慶銀行工作，
日本鬼子投降後她在上海信*彙銀行工作，解放後仍在上海工作，
她在上海寫信告訴過我說她到華東新聞學院學習，後在新華社做記者，
派至臺灣工作委員會工作，她是1950年下半年去臺灣的，
她走後也沒有寫信告訴我。以後還是由弟弟來信告訴我的。
我和她們將近二十年從來沒有通過信，只有親戚關係，
毫無政治關係，思想上早就和她們劃清了界限。以上事實在解放初期都交代過。”
通過這段話，可以看出在上海解放後章麗曼女士進入了華東新聞學院學習，
而華東新聞學院是上海解放後成立的，前身是華東解放軍新聞幹部學校，
是為党培養新聞力量的一所學校，這所學校後被併入復旦大學新聞系，
能進入到這樣一所學校學習，最起碼思想是進步的。
經過培訓後，章麗曼到新華社做記者，而解放初期的新華社不完全是所純粹的新聞機構，
這一點大家都清楚，至於“臺灣工作委員會”這個機構是中共在臺灣的最高領導機構
，書記正是以後出賣了同志使得中共在臺灣組織全部瓦解的蔡孝乾，
也是使《潛伏》中余則成的原型吳石暴露的人。
章麗絲的話是事隔近二十年後說的，當時她不知道妹妹已經犧牲，
也不清楚妹妹的身份，是否可信還是大家來判斷。
而李敖的《恰似我的溫柔》書中有一篇文章《遲來的母親、遲來的光榮、遲來的愛》
是講章麗曼的，書中講到：“二十多年來，我只知道王曉波的母親是共產黨的烈士，
其他一概不知，因為王曉波沒有多所透露。
這些年，我在許多大學演講（包括王曉波執教的世界新專），
幾乎每次都提到這位女士，用來證明共產黨鍾的真實信仰者的可敬可歎，
相對的，這位女士以外的臺灣左派，卻是“假共產黨”、
是“左傾幼稚病”患者、也是懦夫。
他們比起這位勇敢的女士來，可差的太遠！”
王曉波先生的《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諜匪”兒子的自白》
一文中提到了章麗曼在獄中的情況：“媽被捕後，曾自殺二次，
一次是吞金項鍊，一次是吞下一盒大頭針，但都沒有成功。
我們已無法知道，媽是處在何種境遇，而必須以自殺來保衛自己。
臨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絕了；她說，她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
死作一個個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絕了；她說，
她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她是無罪的。
最後，她是坐著受刑的，臨刑前還是一直高呼口號，口號聲是被槍聲打斷的。”
1991年，經王曉波先生等人的努力下，臺灣當局終止了《懲治叛亂條例》，
白色恐怖過去了；2001年5月，有關機構宣佈當年對章麗曼女士的死刑判決是
“不當審判”，王曉波先生對母親有了一個最好的交代，可以慰祭母親在天的靈魂。
2001年8月18日，在章麗曼殉難的地方：青年公園水源路堤防外馬場町
“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舉行了“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會”。
行文至此，實際上，章麗曼女士是不是地下黨員在這裏並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國共兩黨的做法，
難道為了實現某個主義一定要這麼殘酷嗎？
後來的事更是無法讓人釋懷，如果章麗曼是黨員，
她的犧牲是為了革命事業，那她在大陸的親屬為什麼還會遭到如此的迫害，
這樣，烈士如何能安息？
現在，無論如何，不能再打攪已經安息的英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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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板有一篇講王曉波歷經白色恐怖的文章,
這篇文章部分觀點還是從對岸角度來講,但是我覺得蠻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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