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 日本三里塚農民反機場運動(1966- )by薛翠
日本三里塚農民反機場運動（1966～） by 薛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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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拉開戰幔
1966 年 7 月 4 日，
日本內閣議決在千葉縣成田市三里塚及山武郡芝山町一帶興建新東京國際機場，
當地農民從報章和電台廣播知道後十分憤怒，不滿政府未 徵詢農民意見便擅作主張，
於是自發成立「三里塚芝山連合機場反對同盟」，抗議政府漠視民意、蔑視農民。
這場反機場運動到如今還未結束，若不從機場興建與否 判斷成敗得失，
或許可檢視這場運動到底牽扯甚麼問題，
敲問、冒犯甚麼當前的、理所當然的「良好意願」，又衍生、激變了甚麼人際關係。
內有文章
二次大戰後，美國為了防範中國和蘇聯，強逼戰敗國日本做盟友，於 1951 年 4 月，
美日簽訂安全保障條約(以下簡稱安保條約)。
日本政府淪為美國遠東駐軍基地，
而且為了與「西方先進國家結盟甚至看齊」則不惜一切地加速推行現代化，
不停地變賣資源、擠壓傳統作業。
1960 年 1 月，美國總統艾森豪與日本首相岸信介於美國修訂「美日安保條約」。
日本消費合作社生活俱樂部(Seikatsu Club Coop) 始創人岩根邦雄認為美日安保條約
「使日本屈身於以美國為核心的軍事傘翼之下，
也就是日本因此條約而成了『西方』的一員。」
美國從 1965 年 2 月開始，每天 在北越不停地投下炸彈，造成成千上萬人傷亡，
由於美日安保條約，日本支援美國，除了提供軍事基地，
又讓美軍 B52 戰鬥機及其他戰機，在橫田、厚木、立川、 羽田等機場起飛。
日本政府堅持要興建國際機場，就是因為羽田機場十分飽和，
無法應付軍事和經濟的苛索，故不得不另覓新地。
日本政府對外作幫凶，支援美國打越戰，藉此「發戰爭死難財」；
對內則欺弱小，急速地擴張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摧毀漁、農、礦等第一產業，
把農民、漁民、 礦工推向生死線上。
岩根邦雄認為，日本二次大戰後能夠順利復原，是因為五零年代的韓戰。
日本乘著別人的不幸，掙脫了飢餓與貧窮，後來簽了安保條約，
更加迫 不及待加速現代化，岩根邦雄說：
「以此[美日安保條約] 為前提，
日本僅需要以百分之一以下的國民總生產毛額作為軍事預算，
此外可專心致力於經濟復甦。從此，日本的資本主義逐漸朝向單一目標前進。」
自此，日本為 富國強兵，走上國際化，自然犧牲「落後」農村以建立「進步」城市。
成田機場被政府宣傳為日本「誇耀世界的玄關」、「充滿綠意的新機場」，
代表民族強盛及優 越的科技成就。
日本航空科技得到美國的支持而蓬勃發展，甚至準備競逐世界市場，
挑戰美國在航空業上的領導地位。
因此，日本政府竭力推行航空科技的龐大計 劃，包括研製大型噴射機，
引入超音速飛機、興建超現代的空運設施，
這項航空改革與當時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十分配合，所以，在政府眼裏，
成田機場非建不可。
機場原來建在千葉縣旗田郡的富野村以及蜂谷町等地，由於當地居民強烈反對，
加上富野村與在野自民黨關係良好，最後改為千葉縣成田市三野塚。
面積 由富野的 2300 公頃減至 1065 公頃，其中民有地 670 公頃，國有地 243 公頃，
公共使用地 152 公頃。
機場的計劃包括興建三條超級跑道，A 跑道 4000 公尺，B 跑道 2500 公尺，
C 跑道 3200 公尺，原定 1970 年前完成 A 跑道及其他設施，
1973 年底完成所有工序，不過政府的如意算盤卻打不下 去。
在機場預定地中，粗略可分古村和新村，在機場建築工地一帶是新村，
而圍繞機場建築工地的則是古村，約有六、七百年歷史。
新村農民早在明治和大正 時代已在那裏生活，但很多都是二次大戰後才搬進去。
他們靠著一雙手，一點一滴地開墾田地。
新村位於高地，水源有限，土質不佳，生活條件差，居民散佈稀疏，不像古村那樣團結。
政府選中三里塚一來是那裏有一大片國有地，包括御料牧場，能夠輕易以低價收購，
二來當地農民既不富有，又沒有權勢，容易欺負。
政府串通銀行、警 察局、法律
(土地收用法、非法集會、非法持有凶器、妨礙公務執行、違反道路交通法等)，
向農民威逼利誘，
聽話的有 1 比 1.5 的賠償農地、在機場或城市工作 的機會、
足夠買房子或治病的一大筆錢，
不聽話的就被拘捕入獄、日日夜夜受到滋擾。
可以說，政府為強徵農地無所不用其極。
機場建築工地裏的民有地屬於 325 戶地主(成田298戶，芝山 27 戶)。
三里塚芝山連合機場反對同盟不管怎麼努力，兩、三年間，
逾三百戶農民賣地或簽署土地買賣同意書。
他們都很窮困，一身 債務，既然務農沒有發展前景，又沒有辦法抵抗強權的政府，
唯有妥協。
可是，政府萬萬沒想到，世間還是有那些只剩下一口氣也跟你拼命的農民。
割蓆
大學教授羅拔.域加斯(Robert Ricketts)住在成田機場附近差不多十八年，
一直關注這場運動的變化。
他認為三里塚農民反機場運動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1971 年政府強行收地；
1978 年機場第一期（A跑道）落成後，
政府繼續收買仍留在預定興建的第二期機場（B 跑道和 C 跑道）的土地擁有者；
1983 年，反對同盟決議驅逐最大的左 翼盟友「革命共產聯盟」(Chukaku)；
1991 年，農民決定跟政府正式談判。
從 1966 年到 1971 年，三里塚反機場抗爭是由當地農民自發推動的，
他們各自成立少年、青年、婦女、老人行動隊，遇上緊急事故，
立即和鄰村的 隊伍匯合，商議決策。
當地的農業合作社(nokyo)充作反對同盟的總部，
二次大戰的退役士兵則運用軍事戰略知識。
開始的時候，
社會黨(Japan Socialist Party)和
共產黨(Japanese Communist Party)是農民的主要外援。
1967 年，當時政府出動防暴警察強迫測量土地，
共產黨為了希望和當局和談而故意抹黑反對同盟的領袖。
事情敗露之後，農民 正式驅逐共產黨。
1968 年後，除了社會黨，新左翼和其他外援團體也紛紛加入。
反對同盟要求每個加入的團體都簽署一份正式的聲明，承諾尊重農民的領導和意 願，
嚴禁派別鬥爭。
1971 年 9 月，政府強行收地，青年行動隊和新左翼組成的游擊隊，
企圖突破警方的警戒線而佔領東方十字路(Toho Crossroads)一個檢查站，
衝突中有三名防暴警察死亡。
有些支持者因流血事件而退出，而政府則加緊鎮壓，村裏的大部份的青年都被捕。
當時三里塚儼 如戰場，滿佈要塞、解放區、非軍事區、前線戰壕。
1978 年 A 跑道落成，政府為了保護半運作中的機場，
派遣一萬以上的防暴警察在場戒備，更設置監視塔、探 照燈、電圍欄等。
域加斯引用日本社運活躍分子武藤一羊(Muto Ichiyo)的說法，
農民當初是想「俘擄」新左翼的，而且頗為成功。
但自從在上野十字路事件中失去了群眾的支持後，新左翼反將農民「俘擄」了。
有些新左 翼想借三里塚運動擴大他們的力量，
而農民則想把這些狂熱的好戰分子作為對抗政府的武裝力量。
新左翼團體在機場工地四處建造「團結小屋」 (solidarity huts)，
派遣活躍分子在那兒居住和工作，為農民提供義務勞動(enno)，
這成了他們「俘擄」農民的主要策略。
兩者互利互惠，農民全力投入運動的同時 也可以養家活兒。
不過，很多農民對新左翼愈來愈依賴，農村之間更因此分裂成不同的陣線，
影響內部團結。
1983 年之後，有些村落為了不想這樣下去，就禁止 了義務勞動。
1978 年機場第一期啟用之後，新左翼反過來「俘擄」農民的情況變得十分明顯。
在阻止新機場啟用的抗爭行動中，採取主動的往往是新左翼，
他們 突擊剛完成的機場控制塔，又拖延施工進度。
1983 年，大部分農民認為革命共產聯盟干涉他們的計劃，投票議決驅逐革命共產聯盟。
1981 年，反對同盟代表團前往法國南部考察拉爾扎克 (Larzac)的農民運動，
當地農民為了阻止附近的軍事基地擴建，成立組織爭取被軍方沒收的土地。
六十年代末，三里塚農民把土地分成一坪一坪，賣給支持 者，使政府不能輕易收地。
當代表團考察回國之後，青年行動隊決定把土地再劃分出售，
籌得的金錢用來實現一個社區重建計劃，興建新設施，
並重新聯繫分散在機 場工地的農民。
可是，有一些住在工地的農民卻反對這計劃，拒絕把土地劃分出售，
他們得到革命共產聯盟和另外兩個新左翼組織的支持。
後來，熱田一 (Atsuta Hajime) 領導的陣營在 1983 年 4 月舉行全體大會，
並像 1967 年驅逐共產黨那樣，投票決議與革命共產聯盟一刀兩斷。
小部分農民則在北厚宏二 (Kitahara Koji) 的帶領下，跟革命共產聯盟結盟，
另起爐灶。
結果反對同盟分裂成熱田和北厚兩派。
1987 年，留在工地的四個農戶，不滿革命共產聯盟操控一切，
脫離北原派而自行組成第三個派別小川派(Ogawa Faction)。
驅逐革命共產聯盟不單使農民重新肯定自己在抗爭中的領導地位，
也重新理解本地社區的需要。
有機耕作
1976 年，有些留在機場第二期工地內的農民，組織一個有機耕作合作社，
把農產品直接向消費者銷售。
他們不用化學肥料和殺蟲劑，因為化肥農藥不但破壞土壤，
而且損害農民和消費者的健康。
這種城鄉合作方式，使農民跟不同層面的消費者建立聯繫，
大約三分之二的消費者都支持運動。
這個銷售網絡保障農民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而合作社的集 體勞動和收入分配協議，
把農業生產革命化了。
雖然有機耕種和市場直銷網絡在日本已出現了好些時候，
但三里塚農民因為反對興建機場抗爭而組成合作社，卻是一 個新的嘗試。
加入有機耕作合作社的主要是一些戰後新村農民，也有一些從古村來的，
打破新舊農村之間的隔膜，另外，有些支持者和農民結婚，
成為城市消費者與 新舊農村之間的橋樑。
1986 年 10 月，千葉縣地方法院宣判數名農民被控蓄意殺人的罪名不成立，
另外一些農民則被判緩刑。
很多被告都因為類似的罪名而多次被捕，每次 起訴的罪名幾乎一樣。
他們被拘捕後，都在唬嚇或哄騙的情況下簽署詳細的「供詞」，
但「供詞」錯漏百錯、自相矛盾，連法官也表示難以作佐證。
這次判決是三里 塚反機場運動中一項重要的勝利。
不久農民展開一項複雜、長久、「危險」的行動，
就是在 1991 年和機場公團 和運輸省正式談判。
討價還價
農民知道如果要挽救自己的社區，不得不和政府對話，
但他們想跟政府在對等的關係下談判。
事實上要對話並不困難，農村就好像篩子一樣，藏不了任何 秘密。
每條村都有一些村民當警察或機場公團的職員，所以有很多途徑讓消息流通。
只不過要用政府的那一套來談判，農民就覺得很難接受，再加上新左翼竭力阻 止，
令雙方更難以坐下來談判。
1979 年強行啟用機場一期的時候，青年行動隊兩位領袖曾經秘密跟當局會面，
政府表示如果反對同盟斷絕與新左翼聯繫，便答應凍結機場第二期的工 程。
農民當然明白所謂「凍結」，不過是指將工程暫時押後，最後談判告吹。
八十年代，反對同盟曾經數次在東京的運輸省門外示威，要求當局聆聽申訴，
但官員不 予理會。
八十年代後期，政府利用逐一擊破的方式對付仍然留在工地的農民，
他們施以銀彈政策，又恫嚇農民搬走。
不過，有些農民卻待沽而售，第二期工地附近的 土地，
由於不像第一期那樣必須接受官方價格的管制，地價便急劇高脹，
不少住在第二期工地附近的農民只需出售一些土地就有可觀的收入。
機場公團迫不急待地興建基礎設施，像酒店、停車場、酒吧等，
警方也在周圍架起路障，在羊腸的鄉村小路上竟然會交通擠塞、沙塵滾滾，
留在第二期工 地的農民實在沒辦法耕田、生活，有些甚至被迫離開。
眼看機場的建築工程勢在必行，反對同盟陷入兩難：
讓機場公團收購第二期所有農民的土地，還是趁情勢還算 有利的時候跟政府談判。
他們最後選擇跟政府談判。
1989 年，他們說服政府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就機場問題舉行公開聽審會。
他們邀請三名以公正無私 和支持民主進程而著稱的學者出任委員會的成員，
有兩名成員則由政府委任。
反對同盟列出五項參與和談的條件：
一．政府停止強行收地。
二．進行調查的專家遵守 原則。
三．農民和政府平等談判。
四．聽審會上自由交換意見。
五．如果政府違反承諾，反對同盟保留退出談判的權利。
1991 年 11 月 21 日，經過 25 年後，內閣會議決定，針對機場的興建，
首次由運輸省、機場公團及反對同盟(熱田派)
共同召開第一次「成田機場問題公開聽審會」。
會談在 1993 年結束，農民和政府前後共舉行了十五回會談。
歷史先河
史無前例的公開聽審會舉行了三年。
會上，農民把機場抗爭行動的歷史重新書寫、傳召証人、播放影片，
甚至強迫政府交出一些內部備忘和秘密文件。
聽審會上 的証供，確實證明國家濫用權力，
而農民只是堅持要求運輸省對他們在興建機場時使用的卑劣手段作正式道歉。
聽審會結束的時候，雙方都同意放棄使用武力，並尋 求和平的解決方法。
政府正式道歉和承諾不再強行收地，對農民來說，特別是留在工地內的農民，
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因為這些承諾都是在公開的討論會上許下 的，
若政府反悔就會失卻威信。
談判迫使當局重新檢討機場的興建，反思政府在處理三里塚事件的問題，
運輸省一些領導主張停止興建第二期，改在別處建機場，
但執政的派別卻認為不論花多少錢也要繼續下去，
他們認為只要能夠和農民在一對一的情況下作秘密談判，再加上足夠的時間和金錢，
有信心能夠收服農民。
圓桌討論會是繼成田機場聽審會之後的第二期談判。
1993 年 9 月舉行的討論會聲稱尋找雙方滿意的方法解決機場事件。
經過十七回會議後，討論會在 1994 年 12 月結束。
談判結果是一個含糊的協議備忘錄，內容重申政府停止強行收地，尋求和平的解決方法。
圓桌討論會中有兩項決定，都是由農民首先提出的：
第一是成立一個區際共存委員會的機場監察小組，由政府資助，
當地居民和機場職員共同出任委員 會，負責處理各種因機場運作而出現的各種問題，
例如噪音、飛機零件鬆脫、機場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等。
第二是建立一條實驗農村，重新復興耕作，嘗試找一個跟機 場共存的互利方法，
並且研究各地有關和平、環境、另類未來生活等問題，
在農民的計劃書《自歛乃自由之代價–復興農耕觀之訴求》，提及另類土地用途方案，
可供機場 B 跑道和 C 跑道內的地區使用，還包括一份社區重建的藍圖，
目的是把興建機場第二期時受到破壞的社區重建，為了配合這個重建計劃，
農民在計劃書中要 求成立農村重建局，政府原則上同意動用資金實行這個重建計劃，
但要求在機場第二期以外的地區進行，
但農民卻認為這計劃是對他們一直以來所受的苦難的補償， 所以到現在，
他們仍然不讓步。
困局
1997 年，機場附近的古村農民竟然改變初衷，開始游說其他人支持機場第二期的興建，
跟反對同盟一向的立場完全相反。
同時，運輸省又游說實驗農村裏的農民 把自己在機場工地的一坪地賣掉，
最後談判因此而決裂。
現在，實驗農場的計劃被擱置，運動分化，
政府再次使用孤立機場工地第二期的農民的戰略。
過去兩年，有五個留在工地的農民同意出售土地，
現在只剩下一個大地主和幾個農戶仍然不放棄，在 B 跑道的範圍內，
只有 6.1 公頃的土地屬於民有 地，其中 1.1 公頃的土地由 1200 個支持者共同擁有。
工地四周的木屋殘破不堪，大部分農民二十年前已經搬走了，
而碩果僅存的都是靠外地的親友和鄰居支持 下去。
這種的環境能夠建立怎麼樣的新社區呢？
那些位於工地噪音範圍內而被迫遷移的農戶，由於是一整批地被安置到同一地區，
所以也能同時把人際關係網也移稙 過來。
但在第二期工地內的農民就沒有那麼幸運，五、六十歲的農民，
現在要放棄他們一輩子辛苦賺回來的東西而重新開始，他們所犧牲的，
非金錢能夠補償。
還未結束……
羅拔．域加斯有三個參與三里塚運動的朋友，分別做了三種不同的選擇，
一個是住在機場跑道，堅決拒絕參加研討會和圓桌討論會，他悻悻然說：
「為什 麼要讓政府那麼好過？
耕作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抗爭下去的武器。」
一個是活躍分子，他在三里塚扎根生活，跟青年行動隊十分熟稔，
他認為興建機場是無法抵擋 的，農民應趁情勢還算有利的時候，與政府討價還價，
此外，農村實驗的建議雖然好，但太理想化了。
第三個是導演 Fukuda Katsuhiko，在三里塚住了二十六年。
1997 年 1 月逝世，終年五十四歲。
他和留在工地的農民的感情十分深厚，曾經和青年行動隊並肩作戰，
在談判中 擔當重要的角色，
還幫忙草擬那份《自歛乃自由之代價–復興農耕觀之訴求》農村實驗計劃。
1997 年底，一個曾是青年行動隊的成員竟然當選為芝山市長，他上任之前，
公開聲明把自己的一坪地賣給機場公團。
相反，1998 年 1 月，新村農 民宣布扺抗機場公團擴展計劃，
並重申堅決不出售他們的一坪地。
1999 年，由於日本將會合辦 2002 年足球世界盃，機場公團蠢蠢欲動興建第二條跑道，
約 26 萬市民簽名支持，甚至有些農民也同意賣地。
不過，有幾位堅執的農民卻拒絕讓步，並於5月在東京召開記者會反對機場擴展計劃。
他們的田地剛好卡在計劃興 建長達 8200 公尺跑道正中，政府奈他們不何，
決定放棄在 2001 年 3 月之前動工，
卻意圖在 2002 年之前興建一條 7200 公尺的跑道，以避開農民的田 地。
現在成田機場只有一條機場跑道能啟用，因為安全問題，降落費和導航費都十分昂貴，
另外，百分之九十到成田的飛機都是珍寶客機，7200 公尺的跑道實在 太短，
但機場公團認為珍寶客機可繼續使用原有的跑道，而小型客機可使用第二條跑道。
從 1966 年開始反對興建機場，到現在已經三十三年，三里塚反機場抗爭仍未終結……。
創意無限
三里塚農民的抗爭手法，
除了一般今天看來也許了無新意–到有關機構遞請願信、示威、遊行等，
還有一些農民特有的智謀。
在三里塚一片綠油油的稻田上，一座廣播塔/瞭望台拔地而起，高聳入雲，
掛著的長長布條寫滿斗大的字：
「空港粉碎」，
每天隨風播送的是風起雲湧的 戰訊、緊急應變的措令、激勵士氣的豪情壯語。
此外，在每個測量的據點築起圍欄，又挖掘地下洞穴，建立要塞，蟄居看守，
誓死與土地共存亡。
挖穴與築圍欄既突 顯農民的智慧，也說明多姿的抗爭策略每每源自豐富的生活。
穴掘得越深下去，周圍便不斷有水滲漉出來，那是地下水。
本來可以插入細水管把水抽走，可是那時候並沒有配備水管，
為了防止地下城被攻破而挖掘了 許多彎彎曲曲的長洞；
雖然只有一點一滴的水滲出來，積累起來仍可能有畄崩周圍砂土的危險。
要把水抽去卻非常困難，怎麼辦呢？
……當我在想辦法的時候，農民 們搬來一大堆小樹枝，是他們日間剪的，
啪–啪–啪–，剪得技巧純熟。
之後，把樹枝最尖細的一端插進洞穴中央的砂礫內，就像毛細管的原理一樣，
全部水 份流向樹枝，自然地凝聚在粗大的樹幹上。
築地下城的時候，他們從旁邊的山裏砍來各種長短粗細的樹木做柵欄：
以驚人的技巧，用矮竹捲起鐵線，把樹木一枝一枝組合起來；
雙手不停地工作，一眼便看準怎樣配合樹木的扭曲點和受力點，逐一把木枝拼合起來，
做成最佳力學原理、堅固的柵欄。
道在屎溺
在抗爭的過程中，三里塚農民與政府鬥智鬥力，激發許多富有創意的點子。
法律規定，即使有土地要賣，假如那塊地上插有別的擁有者的名字，
一定要所 有的擁有者同意，才能賣出去。
因此，為了增加政府收地的難度，三里塚農民想出一坪地運動，
把土地劃成一坪( 3.3 平方公尺)，分給不同的人，多達一千多 人。
另外又有所謂一樹運動，農民把自己的名牌掛在每一棵樹上，逼政府賠償更多，
使其頭痛不已。
當然，不可不提令防暴警察動彈不得的、刻骨銘心的「糞尿 彈」。
從 1967 到 1975 年，
紀綠片導演小川紳介拍攝了七部三里塚農民反對成田國際機場抗爭的電影，一呆八年。
在《三里塚：第三次強制測量阻止鬥 爭》(1970)一片中，
黑壓壓的機場公團、機動隊、警察試圖測量土地，農民憤然向他們投擲「糞尿彈」，
弄得他們措手不及，寸步難進。
根據小川紳介製作小 組的調查，這種把糞尿放在塑膠袋裏投擲的戰術，
在戰後的農民史上開創先河。
小川紳介看見了「糞尿彈」的靈魂：
每個農家都有一種像衣料一樣捲起來的氯化塑膠袋，一釐米、三釐米、五釐米等，
有各式各樣的厚度，根據農作業的用途分開使用。
一天夜裏，在一間小房子中，
農民把自己帶來的塑膠袋以及從自己家裏汲取的糞尿湊在一起，進行了十分周到的實驗。
…農民這樣做，是向機場公團和機動隊明確表示「不希望測量自己的土地」，
為了表明態度而投擲。
因此，如果袋子投過去不破就沒有意義，反過來，
若 是還沒等扔出去就破了的那種不結實的東西也不能當「彈」用。
在薄塑膠袋裏裝了過多的糞尿，實驗的時候在自己手上破掉啦，使用的塑膠袋過厚，
扔過去也不破 啦，等等，失敗了許多次。
一次又一次，
檢驗塑膠袋的厚度–號碼有四號啦五號啦幾種–一邊比較袋子的厚度和內裝量的關係，
每個人都製成了有效的糞尿彈。
在使用糞尿彈的鬥爭中，原來以為在現場大家都會爭先恐後地投擲，可是不然，
在投擲之前自己先弄破。
當時的情景在《[三里塚：]第三次強制測量阻 止鬥爭》中可以看到，
村裏人把手裏的糞尿袋一下子扣在自己的腦袋上，先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糞尿仁王，
然後再向對方投去。
這也許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可是在 我看來，卻是很重要的。
是先把糞尿袋扣在自己的腦袋上之後，再向對方投擲，還是與之相反，
我認為這實際上是認識日本文化根基時非常重要的問題。
是啊，我之所以留在三里塚是因為我在這裏看到了先把糞尿塗到自己身上
再投向敵人的農民的心靈。
我是這樣想的。
對鄉下人來說，糞尿是寶貝，種田種菜都不可少，城裏人卻嫌污穢，避之則吉。
三里塚農民經過反覆討論、不斷實驗才研製出「糞尿彈」，而非草率胡用東西。
糞尿作武器，不傷人之餘卻達到擊退敵人的目的，機動隊身沾糞尿不知如何是好，
面對塗滿糞尿的農民也一籌莫展。
糞尿體現了務農的精粹，取之生活，用之生活， 投擲之後又回歸土地，
「化作春泥更護田」，不愧富有頑強生命力的「黃金炸彈」。
往後，由於軍警武力不斷增加，三里塚農民爭辯是否採用汽油彈，有些贊同，有些反對。
贊同的認為「兵不厭詐」，只要能打敗敵人，甚麼武器都可用上；
反對的則 認為不應使用農民不熟悉的東西，若不懂武器性質，那如何運用自如。
這場辯論除了反映各家使用武器的態度，從汽油彈的出現，糞尿彈的日漸消失，
也說明了農民 的生存空間、務農的生活方式危在旦夕，
做糞尿彈的條件像村落、農民、土壤、農作物等等逐漸崩潰，因此，
反機場運動的性質和方向也慢慢改變了。
判若兩人
1967 年某個晚上，幾個農民圍坐著討論，有人說：
「一開始我以為只要一年的時間就夠了，可是從內閣決議到現在，
已經過了一年又四個月了。
這場 戰爭還有得打，不管輸嬴與否，我看五、六年的時間準是跑不掉的了。
總之，鬥爭已經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了，它和種田、運動會一樣，
都是我們討生活必做之 事。
在這期間，孩子們將不斷成長，
我不希望未來他們變成一個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做甚麼的人。
農人向來是全家集體行動的，在農忙時期，連爺爺奶奶、小孩都得幫 忙幹活，
我們就是這樣用身體來體會工作；
小孩就是如此向大人們學習農作，因此鬥爭也是一樣。」
種田收割、煮飯洗衣服、開會討論對策、聯絡其他農村、到縣府運輸省宮內廳陳情、
上東京街頭派傳單、拼死阻止數千計的機動隊和裝甲車測量土地、在 推土機面前靜坐、
在拘留所外面集會示威、破頭血流住院後又再赴戰場…，一環接一環，一緊一弛，
經過這股風暴的洗禮，三里塚再不是昨日的三里塚。
媽媽平時很溫柔、順從，但與機動隊衝擊時，竟會破口大罵，那股狠勁真教人吃驚；
媽媽帶著女兒，雙雙用鎖鏈自拴於大樹，媽媽一邊安撫焦躁的女兒，
一邊從 容地等待機動隊和測量隊的到來；
媽媽理正辭嚴地舌戰
「不講政治、只求學問、保持中立的、贊成建隔音教室以避免機場引起噪音的」
學校校長、老師，為子女休學 搞運動的立場辯護；
媽媽看見剛從拘留所回來的兒子，笑著說：
「那麼快就回來，這回四天三夜，比畢業旅行還要短！
哈哈…不過是兒子被捕就哭的話，那就輸定 了」，
有一位媽媽甚至怪她兒子未試過被捕，連累她臉上無光；
幾個婦女圍坐在一起，話題是「下次機動隊來時，有甚麼對策？」
有人提議：
「抱著小孩和機動隊衝 擊，量他們不敢還手，而且我們的小孩也不會怕」，
有一個甚至說：
「三年前，看見機動隊手腳都在抖，現在還會回罵和打架了」；
媽媽與機動隊短兵相接一番後， 常常比試搶了甚麼戰利品。
這場運動能夠燃燒三十多年，僅憑滿腔怨恨，不足以解釋，其能更新延續，
靠的是每家每戶每人，不論屬於婦女行動隊、青年行動隊、老人敢死隊或少年隊，
都自發努力學習、成長、摸索，與周遭惡勢力周旋，在這個過程中，
有些人脫胎換骨、判若兩人。
聽大鐵桶長大的小孩
三里塚的鐵桶一響，村民馬上放下手上的活，奔出去看個究竟。
在這裏長大的小孩都身經百戰，思想言行別豎一幟。
他們的作文內容講述對興建機場的意見；
質疑老師為何對機場問題置若罔聞，質問校長為何總叫他們不要理會大人的事，
只管讀書就夠；
寫信公開邀請全國各地的老 師在暑假的時候來三里塚教他們；
衝上學校廣播室呼籲同學、老師、校長到禮堂參加機場問題討論會；
在校園派傳單叫同學加入他們的陣線。
他們親眼看見警察拘捕家人、機動隊把手無寸鐵的村民打個頭破血流，
學校的校長、老師不聞不問，
報紙電視抹黑他們自組的少年行動隊為被唆擺的、無知的小孩，
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對所謂的「國家」、「教育」、「傳媒」等字眼自有切身的感受，
而非紙上一堆抽象的概念。
土壤
1975 年，小川紳介移居山形縣上山市牧野村，既耕田又拍攝農民生活，
像《古屋敷村》、《牧野村千年物語》等，一晃又十五年。
他說雖然在三里塚八年，卻拍不出鮮活的農民，是因為自己甚麼也不懂，
於是下決心當農民去。
有個獨身的老爺爺，這個人上了年紀，還是個酒鬼，走路都搖搖晃晃。
有一次到了割稻子的季節，學生們–當時三里塚來了許多學生–去幫老爺爺割 稻子，
大家一起割。
學生們年輕力壯的，叭叭叭地割得很快。
那時候，三里塚的莊稼地裏有好多紅蜻蜓飛來飛去，一片美麗的晚秋景色，
我忽然間發現，那個老爺爺 彎著的腰上落著一隻紅蜻蜓，再看看學生們的腰上就沒有。
我當時吃了一驚，這是為甚麼呢？
道理很簡單。這個老爺爺的腰很穩，絲毫不晃，就是這麼回事。
當我明白這個道理時，也明白了自己的局限。
原來自己甚麼也不懂。
其實去山形，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不親身體驗不行，不知道農民的生活不行。
就這麼著，到山形藏王山腳下南麓叫牧野的村子裏落了戶。
當時就想知道 自己身上到底缺乏哪些東西，
為甚麼在三里塚沒能拍出農家人勞動的喜悅和他們實實在在的風貌。
所以到了牧野，我們立刻租了一塊地，學起農民莊稼。
小川紳介在牧野村生活了十五年，親身體會莊稼世代相傳的「心法」。
為了補充語言的訊息，還要以身作則，以身體感染身體地傳授。
例如對於細微的氣象變化吧，每片莊稼地各有細微的氣象變化，
決定於與隔鄰田地之間的 田埂高低、旁邊是否有樹木、日照有多少、風吹來的方向等等
因素。
要懂得這些因素，必須每年持續地體驗各種天候的條件。
對於莊稼地泥土的認識，也需要經過長 年點點滴滴累積的工夫；
引水灌田亦然。
換句話說，祖先代代相傳，二、三百年的知識積聚於一片莊稼地上，
而這種知識的傳授，必須親自在田裏勞動時，拼足幹勁 以自己的身體學習得來。
他多年後回到三里塚，拍了《三里塚．五月的天空》，
瞭解三里塚的土壤並非人人所說的那麼富饒，卻與三里塚有「真正的溝通」。
大家都說現在正在鬥爭的北總高地這個地方是一塊富足肥沃的土地，其實不然。
那兒的土質是由一種叫做關東壚坶質土壤層的火山灰土
和在它上面叢生的芒草 腐殖質混在一起，
因此，含有大量活性氧化鋁，磷酸的吸收系數非常高。
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可以把磷酸變成植物不容易吸收的磷酸氧化鋁的可怕土壤。
可是，這種 事誰也不說，都說北總高地好。
到山形以後我們全明白了，就覺得「糟了」。
也就是說，直截了當地承認這裏的土本來就不好，
從結果上說才是和三里塚的人們真正溝通的一條回路。
說要保護富足的北總高地的人們，實際上並不知道肥沃的土壤是個甚麼樣子，
不了解甚麼才是富足，其實他們甚麼也不懂。
三里塚土地的基層是關東砂質黏土層，即是火山灰土–下雨時黏糊糊；
乾後則塵灰飛揚，保留不住肥料，排水又不暢通。
總言之，無論做旱田或稼地都不好。
三里塚的農民給土地堆肥、加入客土，不斷使用各種辦法改良土壤，
終於實現了長期以來的宏願，將土壤作了相當程度的改善。
雖然三里塚的土壤不是那麼富饒，卻正因為農民長年累月地悉心灌溉、呵護，
興建機場等於把他們的奮鬥成果一一抹殺，賴以生存的土地被推土機剷平，
舖上混凝土，從此不能與土地親近，哪能沒有切膚之痛呢。
據說混入水泥的田地，若要恢復舊觀，非十年以上不可。
小川紳介重訪三里塚與種稻，深切明白為甚麼三 里塚農民那般堅毅、視死如歸。
「咋嘩咋嘩」的稻米
小川紳介和同伴一起耕田種稻，除了虛心學習農民世代相傳的「心法」，
還結合科學知識，反覆實驗，
終於成功種了令他們驕傲的、硬朗的、「咋嘩咋嘩」的稻米。
某一日，一個識貨的村民特地停下車子，跑到我們的莊稼地裏，「好稻啊！」
還撫摸我們的稻呢。
那人坐在田埂上抽一口煙，那時候，風吹過稻田，響起 稻葉搖盪的聲音，他聽著，說：
「最近的稻葉聲『沙啦沙啦』的，真不像話，從前的『咋嘩咋嘩』，
是『咋！咋！咋！』的低音–都是因為機械種植，下了過多肥 嘛！」
開始跟我攀談。
稻葉表面蓋著一種叫「硅酸」的玻璃質，遇到風吹便會發出聲音，一方面，
硅酸又可以預防多種病菌，現今的機械稻米聲音輕了，是氮氣過 多，缺乏硅酸之故。
後來，最高興的是聽到那人說：「你們的稻，聲音可硬朗……」
我們本來就想種出這樣硬朗的稻米，所以聽了分外高興。
雖然現今世途險暗，但 確實還有會聽稻葉、能辨泥土，
憑著那麼微妙的音響便能鑑別優劣的人。
殘酷現實
小川紳介：
我不太喜歡農民這個詞。
特別是用「農」和「業」來講農業。
這是個非常討厭的詞彙。
本來，「農」是指更廣義而全面的東西，「業」指的是生計，
不應 該把它們混淆在一起。
從前沒有這個詞，是明治以後才出現的。
我從三里塚的人們身上所感受到的，也不是農業這種構思。
說得極端一點兒，把「農」和「業」混在 一起的是飛機場。
對這種近代性的合理主義，三里塚的農民在說「不」。
這點我和農民們想的一樣。
恐怕攝製組的成員經過這四、五年的時間和農民一起鬥爭，
已經 相當明確地用自己的身體捕捉到了這種感覺。
「農」和「業」是怎樣互相矛盾的一對事物，「農」是如何重要。
或者說，日本的歷史是如何殘酷地壓榨農、漁、礦這 些第一產業，
最終這些產業一次也不曾得到解放，而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
現代工業化之下，農民首當其衝，無何奈何地被趕入城市出賣廉價的勞動力，
下一批是誰呢？
小川紳介：
在機場的建設工地，確實有很多打工農民的存在。
我們也和冬天從山形縣的新庄到這裏打工的農民接觸過。
……政府從農民手裏奪來的土地上，雇了同樣是農民的人來建機場，這是現實。
……在現實中，同樣的農民在互相蠶食，殘酷，真的殘酷。
這就是我們的現實。
結語：
三十多年「運」轉、變「動」的過程，每一次轉折，都牽扯了一連串的問題：
日本農民與越戰的關係、現代化與農村的困境、
國家機器的角色(法律、機 場公團、警察、機動隊、學校、傳媒等)、
運動中之結盟與決裂、街頭抗爭與議會建制之關係、有機耕作、城鄉另類合作等等，
三里塚的生活與人際關係完全改變，
對土地、耕作、國家、社群、家庭等字眼也重新被界定。
生活與打仗無異：
白天耕作、晚上開會；
鐵桶一響集會抗敵、農閒時製造屎尿袋、進進出出拘留所、
風雨不 改向各機關請願示威等等。
隨時鬆懈、隨時警惕，在一放一緊之間，人也跟著改變。
「國際大都會」、「現代文明城市」「世界超級強國」、「繁榮富裕」等
悅耳動聽的口號背後，到底我們要付出甚麼無可彌補的代價？
誰又無可避免地被排拒、 壓搾、犧牲呢？
三里塚農民拒絕放棄耕作，可惜務農的條件：
泥土、空氣、樹木、水源等卻因為各種暴力而被破壞殆盡。
在現代社會裏，國際的、人民和政府的、人 際的權力關係層層相連、環環相扣，
小如三里塚一介農民，沒法逃脫美日政府的權力關係，也不能幸免於現代化的鐵蹄。
在這場運動中，事主與支持者的關係很微妙，兩者之間的界線既模糊又一清二楚，
既互惠又相剋。
一般來說，農民是事主，
其他如學生、工人、左翼分 子、城市消費者、電影工作者等則是支持者，不過，
運動一路下來，既定的身份也隨時改變，主次不明，矛盾處處，
原為自行組織的農民運動，後來也變得複雜了。
在兩者互動的關係中，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的也有不少，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便是。
小川紳介住在三里塚八年、牧野村十五年，與農民一起生活、幹活，
虛心地向農 民學習種田，又反覆做實驗，把傳統智慧和科學知識揉合一起，
在觸摸土壤、親身種稻，以及不斷思考的過程中，深深地理解農民，
與他們真正溝通、對話，而不會 慣常輕易地把受壓迫者美化、神聖化、合理化，
或者有機可乘的運動的工具，像他那樣「掏心」地搞運動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了。
[本文部分資料引用楊愛媚翻譯的"Sanrizuka: Re-imagining the Community -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Ricketts" ，在此特別鳴謝。]
英文參考書目：
Apter, David E. (1987) “Sanrizuka: A Case of Violent Protest in a Multiparty
State”, Rethinking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Newbury Park/ Beverly Hill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26-58.
Koizumi Hidemasa (1983), “A New Wind Blows at Sanrizuka”, AMPO: Japan-Asia
Quarterly Review Vol. 15, No. 1:28-33.
Muto Ichiyo & Inoue Reiko (1985), “Beyond the New Left: In Search of a
Radical Base in Japan”, AMPO: Japan-Asia Quarterly Review Vol. 17, No. 3:
20-35, 54-73.
“Sanrizuka: Re-imagining the Community –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Ricketts”
, AMPO: Japan-Asia Quarterly Review Vol. 28, No. 2, 1998: 14-23.
中文參考書目：
小川紳介：
〈從三里塚到牧野村〉，許朗養譯，《電影欣賞》，1992年 9 月/ 10月，
第 10 卷第 5 期，總號第 59 期。
小川紳介：
《小川紳介的世界：尋求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山根貞男編，馮艷譯，
台灣：遠流，1995。
尾瀨 朗：《家》(共七冊)，台灣：尖端出版，1997。
岩根邦雄：《從 329 瓶牛奶開始–新社會運動 25 年》，
生活者日語讀書會譯，台灣：主婦聯盟，1995。
橫田克已：《我是生活者–創造另一種可能性》，翁秀綾譯，台灣：主婦聯盟，1993。
轉自:http://ihome.cuhk.edu.hk/~b107236/vol1/comics/airpo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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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於是我們奮力前進，卻如同逆水行舟，註定要不停地回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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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220.135.88.95
※ 文章網址: http://www.ptt.cc/bbs/PublicIssue/M.1398764508.A.B7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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