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 余杰：李敖的墮落
發信人: reuters (借酒相送), 信區: Civic
標 題: 余杰：李敖的墮落
發信站: 多派 BBS (Sun Jul 24 22:37:03 2005), 本站(dopai.com)
大陸眼中“曖昧”的香港
香港已經回歸五年多了。但是，在“祖國母親”的眼里，她依然像是一個“曾經被外人抱養過的孩子”，怎么看都不順眼。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大陸某些人士看來，擁有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香港中資本主義的“毒”太深。尤其是“不听話”的香港媒体，簡直就是要用火眼金睛來監視的“階級敵人”。
兩千年七月，我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本來已經辦好各种手續，准備去中國現代文學館從事文學研究工作。但是，就在我去報到的當天，突然之間被其上級單位──中國作家協會蠻橫地拒絕。沒有一個官員正式給出單方面撕毀協約的理由，卻有人暗示我，我的“罪狀”除了在國內報刊發表若干針砭社會現實的雜文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海外”的媒体上發表文章。然而，我与“海外”的聯系不多，并沒有在歐美媒体上發表文章，僅僅為香港的報刊寫了一點文字。對我來說，所謂的“海外”，指的就是香港。
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香港不是回歸了嗎，不是成為“偉大祖國”的一部分了嗎？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作為一個大陸的寫作者，在香港的報刊上發表文章，難道就构成了一大罪名？
其實，此前跟我有聯系的香港媒体，大都是些比較中立甚至有點偏“左”的媒体，如《明報》、《明報月刊》和《亞洲周刊》等。但我沒有想到，在這些媒体上發表文章也是“犯忌”的行為。
在大陸，媒体無一不是“官辦”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它們即使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人民也只能默默忍受，最多把耳朵捂起來。近日前，南斯拉夫發生人民起義，推翻米洛舍維奇獨裁政權，這一事件令長期宣傳“中國人民是米洛舍維奇的好朋友”的大小御用媒体尷尬不已。報道還是不報道呢？報道嘛，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報道嘛，今天的网絡已經四通八達，封鎖新聞不再可能。大陸的媒体很難有客觀公正的報道，這是政治体制的制約。而在香港，在這個各种政治和經濟勢力糾結、角逐的彈丸之地，媒体呈現多元化的格局，有作為《人民日報》“海外版”的
《文匯報》和《大公報》（《文匯報》沒有文化，《大公報》不公道），也有對大陸進行最尖銳批評的《苹果日報》。在諸多的聲音之中，大家可以自行對比、研究和判斷其真假。近年來，中資越來越多地進入香港媒体，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開始遭到侵蝕。而對我個人來說，我非常樂意為那些言論空間比較大的香港報刊撰稿，將我個人對大陸社會現象的看法傳遞給香港讀者。
香港回歸以后，我接触了一些到北京采訪的香港的媒体工作者。他們都對采訪的艱難表示困惑，許多党政人員戴著有色眼睛看待他們，人為地制造諸多藩篱。有一次，一個年輕的香港女記者因為提問尖銳，而被某領袖人物聲色俱厲地痛斥了一番。由此可見，香港依然還是一個不被承認的“私生子”。這种對待香港的曖昧態度，体現出某些人士根深蒂固的冷戰心態以及對抗世界民主化潮流、以輿論為一己之喉舌的落伍思維。
今天，要真正讓香港融入“祖國的怀抱”，大陸應當改變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曖昧態度，并逐步接受輿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理念。在言論自由上，應當努力讓大陸更像香港，而不是用大陸來同化香港。
獨裁者与軍裝
獨裁者往往喜歡穿著軍裝，這是我頗為得意的發現。
在今天的國際舞台上，有兩個領袖人物，從來都穿著軍服出現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他們就是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和巴勒斯坦權力机构領導人阿拉法特。前者統治古巴半個世紀，這期間美國總統走馬燈似地換了無數位。盡管國內經濟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牛耕重新代替拖拉机，卡斯特羅卻穩如磐石、金槍不倒；后者以搞國際恐怖活動起家，多次身先士卒于槍林彈雨之中，以九死一生的功勛，晚年終于獲得了一定的權力和土地。每當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們出現的畫面，心中就感到万分的厭惡。我認為，愛好穿軍裝的家伙不會是善良之輩──尤其是作為國家領導人。
愛好穿軍裝的還有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北朝鮮獨裁者金正日以及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的領導人。他們要么是行伍出身，并一直以此為榮；要么是故意穿著軍服，用以威懾民眾或者討好軍方。他們把自己的喜怒哀樂都隱藏在筆挺的軍裝后面，留給人民一個神秘莫測又威風凜凜的形象。
從美學的意義上來看，軍裝与專制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這种聯系在希特勒帝國和斯大林帝國体現得淋漓盡致。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喜歡穿軍服，他們穿著軍服的形象具有動人心魄的魔力，每次出現于盛大的群眾集會場面，他們必然受到群眾聲嘶力竭的歡呼。軍裝体現著絕對的暴力、權威和意志，這种整齊划一的美，超過了任何一种時髦的服裝。很自然，喜歡穿軍裝的斯大林吞沒了喜歡選西服、打領結、打扮得文質彬彬的布哈林。從心理學等角度來看，所有善于蠱惑人心的獨裁者都是催眠大師，軍服正是他們催眠術中最重要的道具之一。軍裝使得那些試圖保
持獨立思考的民眾最終放棄了個体、歸順了秩序，成為龐大的隊列里一個個抽象的數字。沒有了軍服，獨裁者們催眠的效果必將大打折扣。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百万紅衛兵時，穿上了軍裝。近期的《南方周末》，披露了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二十四年之久的衛士鐘順通的一段回憶。就在接見前夕，毛澤東突然提出要穿軍裝。鐘感到奇怪，因為在以前的大型國事活動中，毛從來沒有提出要穿軍裝。鐘告訴毛，沒有准備軍裝。但是毛堅持要穿。這樣，惊動了汪東興，汪也前來勸說毛，但毛固執己見。無奈，汪只好找中央警衛團与毛身材差不多的衛士的軍裝，最后找到副團長張洪身上。鐘回憶說：“當張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來后，汪東興叫他把衣服脫了，馬上換主席的衣服。張當時就
懵了，臉也黃了，手也發抖，知道我們說明原因，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軍衣拿來后我和汪東興一起拿去給主席穿。主席一試，說還可以嘛。”鐘順通是個普通的農家子弟，哪里領會得到領袖的神机妙算；即使是老奸巨猾如汪東興，也無法穿透大獨裁者深邃似海的內心世界。
果然，毛澤東的一襲軍裝讓百万青年如醉如痴，一場慘絕人寰的政治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
守土有責与自我閹割
最近兩年，是大陸新聞出版界面臨的從“六四”事件之后最嚴峻的時刻。數十家出版社遭到整肅，業內全然是一派風聲鶴唳的气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世界人權宣言以及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的公民理應享有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不斷遭到粗暴的剝奪和踐踏。前几天，我在《作家文摘》上讀到一則新華社記者李春林与光明日報記者秦晉聯合采寫的報道，題目是《作家出版社堅持正确導向大力推進改革，成為傳播先進文化的生力軍》。這則報道赤裸裸地界定了目前大陸的新聞出版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所處的位置，其可悲之處也恰恰是其可笑之處。
它將成為一份供后人研究的歷史材料。
報道指出，作家出版社“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不斷強化陣地意識和守土有責的思想，變被動為主動，嚴把政治關、導向關”。在官方的宣傳術語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戰爭術語的泛用。將和平時期當作戰爭時期來看待，將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當作軍事領域來管理，整個國家也就成為一個大軍營、大監獄。“陣地意識”与“守土有責的思想”，在每年抗洪救災的宣傳中常常出現，沒有想到，一家文學性的出版社居然也拉出這張大旗來。將文化出版當作戰爭、將文化出版部門當作“陣地”，由此可見，有關方面是何等恐懼、何等心虛！
報道還舉例說：“在作家出版社圖書三審過程中，每一審都是過濾器，每一審都是篩選机制。三年前，有人拿著《天怒》的書稿找到了作家出版社，社領導一看這是一本可能發行上百万，經濟效益可觀，但政治上可能出現偏差的書稿，馬上擋了回去。”《天怒》是一本描寫陳希同及前北京市委腐敗的小說，作家出版社的領導一看書稿，就知道會發行百万冊，為什么呢？因為老百姓對腐敗忍無可忍、恨之入骨，對腐敗題材的圖書當然是先睹為快。老百姓無權無勢，唯一的樂趣就是通過閱讀腐敗題材的作品獲得心理上的釋放。但是，出版社最害怕政治風險，因為冒風險可能
丟飯碗。在避免政治風險与獲取經濟利益、滿足民眾閱讀需求這兩者之間，不得不選擇前者。這是一种無奈也無恥的自我閹割。所謂“三審”，槍斃的往往是最优秀的稿件，而通過的大多是垃圾書稿。近年來，作家出版社越來越与“作家”疏遠，專門出版影視明星、主持人、歌星的“自傳” ，變成了“明星”出版社。這些文句不通的自傳，無非是講述名人們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是既“無害”又能賺錢的暢銷書。
土地是老百姓的，不是某一党派的，無需軍隊与警察來“守衛”；同樣，文化生活也是自足的，不是由誰來灌輸的，那些扼住民眾喉嚨的黑手，總有一天將被砍斷。
李敖的墮落
近几年以來，我越來越不喜歡李敖了。他參与台灣總統選舉、利用諾貝爾文學獎炒作自己、生日宴會上讓女大學生裸体獻蛋糕，完全成了一個濃妝艷抹的演員。更讓我莫名惊詫的是，他居然在大陸中央電視台頻頻露面。央視擁有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是大陸影響力最大的媒体，同時也是被控制、被審查最嚴格的媒体。稍微有點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都被央視拒之于門外，為什么偏偏號稱“异端”的李敖能夠幸免呢？為什么央視大大方方地為他提供一個巨大的講壇？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偶然看到在央視中李敖的一段宏篇大論，終于明白了個中緣由。李敖談到百年中國歷史，對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的政策給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共有兩大歷史功績，一是讓人民不再挨餓，二是讓國家不再挨打，并認為這是歷史上任何政權也不曾做到的丰功偉績。
李敖的這一判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人民真的不曾挨餓嗎？僅五六十年代之交那次大飢荒，根据年鑒和方志記載，有學者統計出餓死了三千万到五千万人。這一數字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和災荒中死難的人數。以毛澤東為首的統治集團應當對此負全部責任。除了這次古今中外都罕見的人為災荒之外，在歷次殘酷的政治運動中，被蹂躪至死、死不瞑目的中國公民究竟有多少呢？獨裁者和大小官僚們手上都沾滿了鮮血，雖然他們的罪惡還沒有受到追究，但是我相信在未來的歲月里，他們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李敖是學歷史出身，理應對當代史
爛熟于胸，我万万沒有想到史學功底深厚的他會在電視上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一瞬間，他的形象在我眼中變得如此丑陋──李敖啊李敖，你敢面對半個世紀以來大陸數以億計的死難者們冤屈的靈魂嗎？
再換一個角度來說，分析人民与政府之間的關系，是人民養著政府，而不是政府養活了人民。假如沒有一個專制而腐敗的政府，人民肯定會生活得無比幸福。在一個現代國家中，即使人民沒有挨餓，這也并非政府莫大的功績，而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現象。這只能說明人民的勤勉，而不能說明政府的偉大。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李敖為什么犯如此簡單的常識性錯誤呢？
李敖所激賞的中共，還有一招“造福人民”的手段：每當有像美國總統、聯合國人權專員等重要客人到中國訪問的前夕，每當有申奧、入關談判等重大國際活動的關鍵時刻，官方一定會抓捕一批所謂“有顛覆國家政權嫌疑”的公民。然后，將他們作為人質來運用。或者不久之后釋放，當作給外國客人的禮物；或者在談判桌上突然拋出，要求對方在經濟問題上讓步。一個居然把自己國家的公民當作向外國討价還价的“籌碼”的政權，一定是一個無恥之极的政權；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給公民蓋上“危害國家利益”的罪名的政權，一定是個极端虛弱的政權。殷海光說過：“除
非我們承認獨裁极權政治，否則我們不能承認政党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國家。國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換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換的。政府只是替國家辦理政治事務的机构。我們總不能說替國家辦理政治事務的机构就是國家。這正猶之乎我們不能說銀行經理就是銀行。國家是屬于人人的國家。屬于人人的國家，人人對于國事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如果我們批評替國家辦事的人沒有把事辦好，這當然不能視同‘危害國家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隨便亂加的。如果說把問題徹底說明白就是‘危害國家利益’，那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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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敖滔滔不絕地大談“沒有人敢打中國”的時刻，我在報刊上看到菲律賓軍艦又在南海中國的島嶼上登陸的消息。而中國政府僅僅是發表虛弱無力的“抗議”而已。聯想起日本在釣魚島上修筑永久性建筑以及前兩年發生在印尼的血腥排華事件，“此岸”的反應卑瑣而冷酷。中國并沒有擺脫“挨打”的命運。李敖雖然身處“彼岸”，不會一點也不知道吧？
那么，就是李敖在有意地說謊──他已然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基本的人格。為了利益，他不惜悄悄地出賣自己。這种聰明人的虛偽和無恥，比愚昧更讓我感到悲哀。
人命值几何？
一九九七年底一個暴風雨的夜晚，美國公民科尼特駕駛小船在准備駛入查爾斯頓碼頭時失事。船上還有他十六歲和十三歲的兩個儿子以及十四歲的侄子。當時，科尼特曾發出求救信號，美國海岸警衛隊呼叫后沒有回音。大約九個小時后，兩個孩子的尸体被沖上岸邊，海岸警衛隊才出動自己的船只進行搜索。遇難者家屬狀告海岸警衛隊沒有及時出動救援，要求聯邦政府給予巨額賠償。兩千零一年三月八日，法庭裁決，痛失愛子的兩個家庭從聯邦政府獲得了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賠償。
就在美國法庭宣判政府賠償的前三天，中國江西省万載縣芳林村芳林小學發生了一起惊天爆炸事件。一聲巨響，五十多名小學生頓時血肉模糊，五十多條花季的生命瞬間化作縷縷冤魂。原來，學校的党支部書記開辦鞭炮厂，長期強迫小學生們在休息時間為其工作，并不給任何報酬。小學生們在沒有起碼的安全設施的教室和地下室中，為殘酷冷血的官僚們打工。這類官僚比之夏衍《包身工》中的刻薄的資本家來，更加邪惡、更加貪婪、也更加無恥。
慘案發生后，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然而，地方政府對芳林村采取了嚴格的封鎖政策，派出大批警察堵住村子的每一個出口，并對死難者家屬實施“人盯人”的戰術，威脅他們不得向記者透露任何情況。這种封鎖，比之當年日本侵略軍對解放區的封鎖來，有過之而無不及。調查小組迅速編造出一套謊言，找到一個精神病人作為事故的替罪羊，并否認存在著官僚逼迫學生制作鞭炮的情況。國務院總理朱熔基在面對世界媒体時，也毫不臉紅地、斬釘截鐵地發布了這一漏洞百出的說法。
五十多條鮮活的生命，大都還不滿十歲。据說，政府決定給与每個失去孩子的家庭以三万元人民幣的補償。這就是中國人生命的价值，這就是一個政權對其子民的“關愛”。某地方官員甚至說：“中國人多，死几個等于給計划生育作貢獻。”這是一個漠視人的生命的國家──即使如同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所說，“人權在中國就是生存權”，那么，對于那些莫名其妙地慘死的孩子來說，他們何嘗又擁有基本的生存權？他們死后，連真相也不能披露、連冤屈也無法申訴，他們遭到的是一個卑劣的權力集團的第二次的謀殺。
美國的孩子，我真羡慕你們，你們的生命价值近千万美元；中國的孩子，我与你們一樣卑賤，我們的生命就值區區三万人民幣。這不僅是經濟差异，更是文明的差异。在美國的海難事件中，海岸警衛隊只是承擔“援救不力”的責任；而納稅人卻有權利提起控訴，并獲得政府的巨額賠償。在中國的爆炸事件中，草芥人命的官僚分明是罪魁禍首，卻能夠逍遙法外；而作為受害者的家屬，雖然他們也是依法納稅的農民，但他們不僅無權要國家給予賠償，而且還被嚴密監控，在已經失去儿女之后，再次遭受殘忍的凌辱。
我們的尊嚴和血性在哪里？
當日本修改教科書、掩蓋侵略罪行之后，中國政府僅僅發表了几聲不痛不痒的“聲明”，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回應。中國外交部乃至比外交部更高的權力机构，几乎都是由親日派所主持的，他們當然對“一衣帶水”的鄰邦搔首弄姿。當年，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在沒有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乃至舉行全民公決的前提下，悍然“代表”中國人民宣布：放棄日本的對華戰爭賠款。而今，中國政府卻像乞丐一樣眼巴巴地望著日本施舍的日元貸款──為了這點貸款，釣魚島也可以不要了。
對于日本的教科書事件，韓國的反應体現出了一個國家的尊嚴和一個民族的尊嚴。四月九日，韓國采取了迄今為止最強硬的外交行動──召回了駐日大使。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大使將暫時呆在國內討論教科書問題”。韓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也指出，日本的教科書是“事關韓日關系基礎的非常嚴重的問題”，韓國政府要求日本糾正被歪曲的史實，為達到此目的，韓國政府“不惜采取強硬的措施”。
与政府的態度相呼應，韓國民眾也開展禁用日貨運動。漢城和釜山的抗議群眾焚燒了一個日本人的肖像，并呼吁韓國人抵制日本生產的卷煙、電子產品和影視制品。
韓國是一個有血性的民族。在戰后的半個多世紀當中，韓國對日本的態度從來就是正義凜然的。韓國雖然是一個小國，但即使在經濟尚未騰飛的時候，它也沒有放過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聲討。相反，作為亞洲大國的中國，卻一直對日本態度曖昧。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記載，毛澤東居然對日本侵略中國表示感謝，認為日本的侵略拯救了瀕臨滅亡的中共。他公然說，當時在中國的土地上是“國民党、共產党、日本人三足鼎立”。毛澤東竟然將党派的利益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他才是最大的賣國賊。所以，毛澤東以下，中國歷屆領導人對日本外交都顯得無比軟弱。
古人云，外交應當“遠交近攻”，這句話放在今天的國際關系之中仍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中國政府卻逆其道而行之，搞起了“遠攻近交”。一次偶然的中美狀机事件可以鬧得天翻地覆，而日本軍艦強行登上釣魚島甚至殺害一名捍衛釣魚島主權的香港議員，中國卻默不作聲。其實，原因很簡單：与中國政府一樣，日本政府也是一個沒有原則的政府，它只需要同中國做生意賺錢；而美國人就討厭了，他們老是要談論人權問題──中國政府忍無可忍了：人權是我們自己的人權，“干卿何事”？為什么非得讓中國在國際上顏面掃地？
所以，与韓國有血性的、真實的、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民族主義”相比，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是虛偽的民族主義。中國人的勇敢只限于辱罵和毆打穿過日本軍旗服裝的趙薇，而不敢去向小泉扔一個臭雞蛋。中國不敢用民族主義來應對面目日益猙獰的日本，卻用民族主義來回擊美國的民主和權、人權价值觀。最后，釀成的苦果還得自己來嘗。
又一個“岳麓書院”？
据報道，湖南省斥資七千多万，興建了一所“毛澤東文學院”。該學院獲得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題詞，因此一路過關斬將，建設順利，號稱“當今中國最大的一所文學人才培訓中心”。該院負責人聲稱，他們的目標是要辦成當代的岳麓書院。其近期規划，主要是短期培訓青年作家；遠期規划，則將使之成為有學制的學院，系統地為社會培養文學人才，重振“文學湘軍”之雄風。
看到這則新聞，宛如天方夜譚。首先，我不禁要質問：作家難道是在學院里培養出來的嗎？當年在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湖南作家，如沈從文、丁玲等人，似乎并沒有念過什么學院。尤其是沈從文，連基本的正規教育都沒有受過，完全靠自學成才。他沒有任何的文憑，卻以自己的作品打動了無數讀者的心靈，并登上了大學的講壇。而今，這所莫名其妙的“文學院”，卻企圖成為中國作家的速成班和生產流水線，這根本就是對文學的無知。作家的誕生，靠的是本身的天賦、生活的閱歷以及對時代脈絡准确的把握，作家不可能像養雞場里的肉雞一樣，通過塞飼料來“催肥
”。
其次，將文學院冠名為“毛澤東文學院”，當然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名人來招攬生源、擴大知名度的目的，因為毛澤東是湖南的第一名人。但是，將毛澤東生硬地与文學挂起鉤來，總讓人不可思議。該院聲稱，“今日毛澤東文學院不僅是培養作家的搖籃，而且是紀念偉人的殿堂，其功能之一，便是收藏、展覽有關反映毛澤東人生和思想的文學作品以及研究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著作种种。”我讀到這樣的句子，忍不住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如果說毛澤東与文學有關系，那么他恰恰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最殘酷的戕害者。他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堪稱戴在作家頭上的緊箍咒、壓在作家背上的五指山。《講話》一出，導致了此后將近半個世紀之中，中國几乎沒有再出現一篇优秀的文學作品、也沒有再誕生一個优秀的作家和詩人。更遑論“反右”和“文革”等一系列慘烈的政治運動，當年第一流的作家和學者們，跳湖的跳湖（如老舍）、上吊的上吊（如傅雷）、服毒的服毒（如翦伯贊）。僥幸逃過一死、保留一條小命的，也成了瘋子（如胡風和路翎），或者鑽進故紙堆成了活化石（如沈從文）。毛澤
東不僅摧毀了珍貴的文化遺跡，還斬斷了當代中國人与傳統之間的血肉聯系；他不僅拒絕一切外來的文化財富，還對本國的文化精英大肆殘害。可以說，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破坏，毛澤東當之無愧算的上是“前無古人”的，至于是否“后無來者”，現在還很難說。
這是一則散發著臭气的新聞，這是一所散發著臭气的“文學院”。正如詩人黃翔所說：“那是一座偶像，權力的象征/一切災難的來源”。我唾棄毛澤東這個丑惡的偶像，并唾棄所有為這個丑惡的偶像招魂的言行──當然包括“毛澤東文學院”在內。
評鄧家菜館的倒掉
听說北京的鄧家菜關門了，因為用了國家領導人的名頭。報紙上的報道很有几分“義憤填膺”的味道──“偉大、光榮、正确”的領袖、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怎么能夠被你們這些黑心腸的商人用來賺錢？上海的鄧家菜据說還沒事情，因為該店的老板姓鄧。個顯然是有意的巧合，總算讓店面繼續“苟延殘喘”下去。而成都的那家自稱是“正宗”的鄧家菜館，一邊發布消息宣稱其他地方的鄧家菜館都是假冒的、要對他們提起訴訟；一邊卻又受到媒体的猛烈攻擊，媒体給它戴上的還是那頂古已有之的“大不敬”的罪名。
北京鄧家菜館之所以關張，是因為違反了《廣告法》──《廣告法》規定，不能用在世的或者去世的國家領導人作宣傳。在我看來，這是一條讓人“莫名惊詫”的規定。
首先，究竟誰是國家領導人？秦始皇和雍正皇帝算不算“已經去世”的“國家領導人”呢？在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那個名叫唐國強的演員倒是常常以雍正皇帝的形象出現，為那些有“壯陽”功能的補藥做廣告。這算不算是違法廣告法呢？
如果說國家領導人特指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人物，那么更嚴重的違法事件每天都在發生著：連毛澤東的尸体都被放置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一個玻璃盒子里吸引游客觀賞，這難道不是中國最為宏大的廣告行為嗎？雖然參觀毛澤東的尸体不用另外收取門票，但作為外地游人到北京必看的一個旅游項目，它顯然是一种“變相廣告”。對于國家主導的違法行為不聞不問，偏偏對一個可怜的個体餐館下手，真是“抓小放大”。
其次，我更加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國家領導人為什么不可以做廣告宣傳？
有學者指出，從本質上講，國家領導人也是國家公務員中的一員，不能擁有超然于《憲法》之外的政治權利。國家領導人同時也必然具有公民屬性，即使是“第一公民”，也是“公民”。
在前几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机中，韓國經濟遇到了沉重打擊。這個時刻，為了振興萎縮的旅游業，韓國新當選的總統金大中毅然“粉墨登場”，走上電視屏幕。他滿面微笑地向遠方的客人鞠躬，歡迎他們到韓國來旅游觀光。金大中并沒有在意自己總統的“尊嚴”，不惜屈尊為旅游業做廣告，讓自己成為一張“國家的名片”。他的做法并沒有丟韓國的臉，反而讓世界對困境中的韓國刮目相看。金大中考慮問題的根本在于民眾的福祉，而不是自己虛幻的“權威”。我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會產生像他這樣的領導人。
我又想起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他在离職以后，當律師、經商、寫書，忙得不亦樂乎。美國人民沒覺得這有什么奇怪的。在他們看來，克林頓只是一個給選民打工的“公仆”（這是實實在在的公仆，而不是我們這里比上帝還要高高在上的“公仆”）。合同期內，總統履行職責；合同結束后，你還是普通公民一個。
金大中和克林頓都成了廣告創意的源泉。在北京，鄧家菜館卻在“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中黯然關門。看來，真正的民主离中國何其遠也。
從華國鋒的退党談起
在兩千零一年十一月六日的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一名日本記者向朱邦造提問：“華國鋒是否要求退党？”
朱邦造的答記者問，一向以指鹿為馬、胡攪蠻纏著稱。這一次也不例外，他鼓起腮幫子來顧左右而言它：“這個問題不是我回答的范圍，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問這种問題。”原來，記者提問題還要“畫地為牢”！我不禁為他感到悲哀：“豬嘴”里連“是”或“不是”的“象牙”也吐不出來。
朱邦造的躲閃正說明這一事件不是空穴來風。据外電報道，前不久胡錦濤特意就華國鋒要求退党一事主持召開會議。在會上，華國鋒堅決表明自己的態度，甚至說：“現在的共產党，和過去的國民党有什么區別？”讓胡很尷尬。在交納最后一次党費五万元后，華國鋒以“健康原因”正式退党。
在中國的政壇上，華國鋒是一個早已過气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在他短暫主政期間，無限忠于毛澤東思想、竭力阻止改革開放，且能力有限、形象平庸，下台后很快被老百姓所遺忘。沒有想到，在保持二十余年的沉默之后，這位已經八十多歲的前党魁，居然有此大膽的舉動。雖然無法与“六四”屠殺前夕走向廣場勸慰學生的趙紫陽相提并論，但在高度集權化的中共体制內部，也算是一個异數了。
此消息在网絡上發表后，网友反響強烈，各种議論發人深省──
“這是對共產党的有力打擊，說明華國鋒雖然不才卻還有點良心。但是，他為什么不拿著五万元尋求出國呢？他過去是党的主席，還怕有人說他叛党叛國不成？”
“不贊同老華的舉動。有五万塊錢，捐給做事的朋友，將來歷史不會忘記他的。”
“好党坏党不應獨党，好官坏官不該貪官，黑貓白貓不應花貓，好話坏話不應空話。”
“現在統治我們的這個党可真讓人搞不懂：民主派對他不滿，保守派也對他不滿；有錢人對他不滿，窮光蛋也對他不滿；農民對他不滿，工人也對他不滿；知識分子對他不滿，普通民眾也對他不滿。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三個代表’？”
華國鋒的思想理念顯然還停滯在毛澤東時代，他依然還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把對當下狀況的批判与對毛澤東時代的憧憬聯系在一起，這种思路對中國而言是禍不是福。華國鋒認為共產党變了、變修了、變坏了，我卻認為共產党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變化，它依然是一個一党獨裁的政党。而且，如果所它現在變“坏”了，潛台詞就是它曾經“好”過。那么，在華國鋒當權的那几年里，共產党是否就“好”過呢？華國鋒繼續毛的血腥統治，大規模的迫害和殺戮并沒有根本的扭轉。華的手上也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他絕對不是一個無辜者。
華國鋒在退党時將共產党与國民党對照，認為兩党已然是一丘之貉。其實，在我看來，兩党還是大有區別。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儲安平，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殘酷迫害，后來神秘失蹤，“生不見人、死不見尸”。儲安平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在國民党統治下，民主是多与少的問題；在共產党統治下，民主是有和無的問題。”這是對國共兩党性質的經典概括。
此后半個多世紀間兩党的歷史進程，被儲安平不幸而言中：敗退台灣的國民党，進行了長達三十多年“勘亂時期”的嚴酷統治，然后順應民意開放報禁和党禁，并在大選失敗后交出政權，實現了台灣初步的民主化；而占領大陸的共產党，經歷“三代領導集体”的統治，雖然近二十年以來實行改革開放，但一党專制的政治体制依然維持不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腐敗現象如同長堤之潰。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中國發生像蘇聯解体、蘇共被禁那樣的劇變，像華國鋒這樣退党的党員將如同過江之鯽、不計其數。
原來還是同胞殺同胞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中國留學生楊建青夫婦命案最近成為國內媒体關注的焦點。在亞利桑納大學修讀化學博士學位的楊建青与妻子陳玉云是在三日上午，被他們六歲的女儿小雪發現陳尸家中，而打電話報警。警方判斷，案發時小雪雖然在家，但在熟睡中，所以沒有見到嫌犯，也不清楚案發情形。楊氏夫婦在福建的家人正赶辦簽証赴美辦理后事。
《人民日報》下屬的號稱發行量全國第一的國際時事類報紙《環球時報》對此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報道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報道由此攻擊美國社會犯罪率居高不下，殘忍的殺人事件不斷發生，既然如此美國還有什么資格說自己是“文明社會”呢？其次，報道竭力煽動民主主義仇恨，毫無理由地指責美國警方“辦案不力”、“种族歧視”。這些報道渲染說，美國警方的態度已經激起許多中國留學生的抗議：“一向以安全聞名美國的亞里桑那大學最近接連發生偷竊、強奸案件已經使得學校聲譽掃地，而此次案件又恰巧在美國政府向全國發布恐怖分子可能會向美國發動
又一次進攻的警告之后，是否這是恐怖分子的又一次進攻，警方尚未公布結果。但此間千余名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對此義憤填膺，正在組織大規模的游行集會活動，強烈要求美國政府為華裔及其他少數民族裔學生的安全提供切實保障。”
其實，當地大部分的中國留學生并沒有表示對警方不滿，他們知道美國是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他們相信警方很快將獲得破案的線索──如果他們對美國連這點信心都沒有，他們又怎么會离開祖國到一個陌生的國度來學習和生活呢？
果然，半個月之后，警方的偵破工作就出現了重要的進展。据美國華文媒体報道，楊建青、陳玉雪夫婦本月三日在寓所遭殺害后，警方曾于案發后四天取得搜索令，前往學校附近的一處民宅搜查，尋找到染有血漬的衣物、寫有受害人姓名的文件、受害人的照片，以及前往中國大陸的机票証据。警方說，目前獲得的証据顯示凶手是中國人，很可能已經潛逃回中國大陸。警方還從住宅中找到許多与案件有關的証物，包括血液樣本，以及一把牙刷及一把梳子，作DNA比對之用。
又是同胞之間的殺戮！這一消息公布之后，《環球時報》如同被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一樣，立刻停止了鼓噪。我猜想，這一血案可能与當年北大學生盧剛殺人案件有相似之處。它顯示的是我們民族自身的“劣根性”，而不是美國社會的“弊病”。發生在客居异鄉的同胞之間的殘酷殺戮，讓每一個有良知的和真正“愛國”的中國人都深感羞辱。相似的案例最近几年時有發生：兩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日本筑波大學留學的許昕被同學薛松殺害；兩千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日本立正大學留學的劉蘇秦在江南町被同學韓某殺害；兩千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專門學校女留學生程
岩被朋友李揚名、王帥殺害。同胞對同胞的殺戮不僅在國內触目惊心，還蔓延到了國外。
我感嘆于國內被官方牢牢控制的媒体的可怜与可恥──他們本來想抓住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大做文章，沒有想到最后卻讓自己陷入尷尬的境地。他們為什么沒有膽量報道國內層出不窮的凶殺、搶劫和腐敗事件呢？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就因為深入報道轟動一時的張君搶劫銀行案件，并揭示其深刻的社會原因，而遭到中宣部的嚴厲整肅，差一點就被迫關門大吉。
《圣經》中說：“瞻徇惡人的情面，偏斷義人的案件，都為不善。”（《箴言》18：5）我愿意把這句話送給《環球時報》諸君──你們忏悔吧。
就在我剛剛寫完本文的時候，中國報紙報道說，凶手已經在中國大陸落网，并對殺人的事實供認不諱。
流沙河笑談“一毛”
兩年前，中國人民銀行新發行了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幣。最近，与之配套的新版五十元和二十元的人民幣也相繼問世。跟老版相比，新版最大的變化就是：正面為一個毛澤東巨大的頭像。原有的百元大鈔上面并排著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共產党四大領袖的頭像，新版鈔票的上面卻只剩下毛澤東一個人威風凜凜地注視著世人。這一微妙的變化，背后有不少耐人尋味的內容。北京的一名出租車司机說：“原來是四大金剛干革命，現在只剩下老毛一個人孤零零的了。”
四川老詩人流沙河先生，當年因《草木篇》而被打成有名的右派，他的硬骨頭和幽默詼諧，在當代文化人中鳳毛麟角。針對百元人民幣的“變臉”事件，流沙河微笑著說了一句极其簡短的話：“相信不久以后，老百姓會把這張鈔票叫做‘一毛’。”我們听了不禁會心而笑。“一毛”是民間對面值最小的一角錢的稱呼，“毛票”也就是零錢的意思。“毛票”之“毛”与“毛澤東”之“毛”剛好一模一樣。因此，流沙河先生輕蔑地說出的“一毛”，恰恰表達出了有良知和理性的中國人對毛澤東這個大獨裁者的厭惡和痛恨，也刻骨地嘲諷了如今的當權者們對毛澤東的模仿和尊
崇。
毛澤東一個人唯我獨尊地出現在百元人民幣上，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流沙河先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信號背后的信息：無論在高層還是在底層，有不少人依然迷戀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文革”結束之后，鄧小平出于現實利益的考慮，放過了對毛澤東這個給中國人帶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災難的惡魔。如果說，在赫魯曉夫時代，斯大林的個人生活遭到了全面的揭露、斯大林主義也遭到了徹底的清理；那么在鄧小平時代，無論是對毛澤東個人荒淫生活的暴露，還是對毛澤東主義法西斯本質的揭示，都沒有真正得以展開。這是鄧小平最大的歷史局限性之一。正是由于
毛主義陰魂不散，才會讓中國的變革進程几度受挫、才會讓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事業險些夭折。在“后鄧時代”，毛主義繼續抬頭，一方面是當道者的有意提倡，另一方面是部分愚昧民眾“好了傷疤忘了痛”的“怀念”，兩者的糾結成為危害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
當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實際上站起來的只有他一個人。他肆無忌憚地毀坏中國的歷史文化，無法無天地破坏中國的自然環境。他的一個突發奇想，足以犧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他對現代文明的無知所造成的人口問題，讓中國在未來的數百年間都無法解決。在我看來，毛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魔鬼。
魔鬼的頭像卻被印刷在鈔票上，我在使用這樣的鈔票的時候深感恥辱。不過，流沙河先生的玩笑，多少給了我一絲安慰。
愛游泳的獨裁者
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應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邀請，与巴西總統一起參加了委內瑞拉─巴西電纜鋪設開工儀式。
在會面的時候，巴西總統卡多佐打趣說，一年前，他接受了暢游奧里諾科河的挑戰，現在他愿意把這一挑戰轉交給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欣然許諾，如果由巴西負責在奧里諾科河上建設的第二座橋梁能夠在三年之內竣工，他一定暢游這條水流量居世界前列的河流。卡斯特羅表示：“游泳是最簡單的運動。因為生命不能脫离水而存在，我們就像一條魚。它是最完全的運動，能幫助我減肥，保持身体健康。”
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的《參考消息》，用曹操的兩句四言詩“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來作為這則消息的題目。顯然，中國的某些人對卡斯特羅這名難兄難弟充滿了同情和理解、欣賞和贊美。然而，我卻深表疑問：七十五歲的卡斯特羅身体難道真的能夠永遠健康長壽嗎？
獨裁者喜歡游泳，古今中外皆然。卡斯特羅把游泳當作一項最佳運動，而他的子民們卻把游泳當作逃离古巴這個專制王國的唯一手段──他們或者划著獨木舟和皮划艇，或者什么也不帶全靠自己的游泳技術；或者孤身一人，或者拖家帶口，冒著生命的危險橫渡加勒比海到偷渡美國。每年數以万計的逃离地獄般的祖國古巴人，在海水中奮力求生時的心情，肯定跟他們那悠閑地作游泳秀的領袖迥然不同。
毛澤東也是一個游泳迷。毛澤東一生中多次橫渡長江，寫下過“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的詩句，并豪邁地宣稱在長江中游泳“胜似閑廷信步”。當時，數以億計的毛澤東的信徒們，看到毛游泳的照片、讀著全部是溢美之詞的報道，簡直以為毛澤東就是人間的真神、真的能夠“万壽無疆”。
然而，据若干當事人在回憶錄中披露，好几次毛澤東在長江中游泳的新聞和照片都是虛构的。專家使用了“移花接木”的辦法，將其在中南海游泳池中游泳的照片制作成在長江中游泳的照片。此類新聞一發布，對毛的個人崇拜又 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毛好游泳，他身邊的衛士個個都必須有游泳健將的身手。羅瑞卿的女儿羅點點在回憶錄中透露，時任公安部長、承擔保衛毛的“神圣使命”的羅瑞卿，此前不會游泳，此時不得不親自學習游泳。每次毛下水的時候，身為大將的羅瑞卿都与若干名年輕衛兵一起拱位在毛的四周。
其實，在“文革”后期，毛的身体狀況已經每況愈下。尼克松訪華時，毛儼然已經是半個老年痴呆的廢物。但是，被他愚弄的老百姓們卻還認為他們心中的“神”能夠“万壽無疆”。
在极權主義的國家里，獨裁者越衰老、越無能、越多病、越殘暴，就越喜歡作秀，作游泳秀、作健康秀、作親民秀。從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到卡斯特羅，無一例外。我想對他們說：算了吧，你們早點進地獄吧，少在人間“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你們越是“壯心不已”，人民越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誰在說謊？
大陸重新整理出版了吳 的雜文集，并將原來的名字《投槍集》更名為《論說謊政治》。這一“偷梁換柱”是耐人尋味的──這些文章大多寫于半個多世紀以前，其矛頭直接針對當時國民的專制統治，然而如果讀者轉身觀察當下的處境，則會發現我們更深刻地陷入到了“謊言王國”之中。
吳 是第一流的歷史學家，其治明史的水平被胡适認為現代中國第一人；他又是現代自由知識分子走向左傾的典型代表。北平和平解放時，他以軍管會副代表的身份接管清華大學，接著被任命為清華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后來又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在缺乏“延安生活”的光榮履歷的“舊知識分子”中，其地位之顯赫，僅次于郭沫若、茅盾等人。
在這本雜文集中，吳 的許多觀點頗值玩味。例如，他在《報紙与輿論》一文中說：“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后，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他又說：“目前的事實，是報紙雜志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志离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他也許沒有想到，舊政權能夠允許他的
批評，新政權卻沒有這樣的“雅量”。他一生研究明史，俗話說“以古鑒今”，他怎么完全覺察不到自己所盼望中的“紅太陽”，是一個比朱元璋更陰險、更暴虐的獨裁者呢？
一九四九年以后，吳 再也寫不出任何有鋒芒的文字來了。他雖然戰戰兢兢地建議“多寫一點雜文”，但自己卻大段大段地應用毛澤東的話；他雖然義正詞嚴地寫《談骨气》（此文八十年代以來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卻已經墮落為一個自己批判過的、沒有骨气的“說謊者”。在“反胡風”、“反右”等對知識界大規模的迫害和整肅活動中，吳 都無恥地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他對其他“落后”知識分子的辱罵簡直就是歇斯底里的。
一九五九年，為了響應毛澤東的建議，吳 開始研究海瑞，次年寫出歷史劇《海瑞罷官》。沒有想到，馬屁拍到馬腿上──偉大領袖沒有理會他的忠心，反而選擇他作為靶子，將對他的批判作為一場血腥的政治運動的序幕。“文革”開始之后，吳 從精神到肉体都受到嚴重摧殘，最后連同妻子、女儿一起悲慘地死去。
极權主義的最可怕之處，就是把那些曾經敢于說真話的人變成真心實意的說謊者。由勇士變成奴才，也許并不全是吳 自己的錯誤；但他那可怕的結局，顯然与他當初的選擇密切相關。
一句話里的良知
兩千年以來，大陸對新聞出版的控制進一步加強。武漢的《今日名流》被勒令停刊、湖南的《書屋》被撤換編輯，廣州的《南方周末》遭到嚴酷的整肅、几名最优秀的編輯和記者被開除。有學者認為，現在是“六‧四”事件之后輿論最不自由的時刻。至于這种狀況將持續多久，誰也無法判斷。經過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專制統治，中國知識分子在精神上被閹割、在肉体上被折磨，許多人早已失去了抗爭的勇气。然而，這一次他們決定不再沉默。他們也不能沉默，因為繼續沉默意味著將靈魂完全出賣給魔鬼。于是，他們終于張開了喉嚨，每人說了一句話。
學者丁東宁說：“宁鳴而死，不默而生。”
文學評論家邵建說：“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歷史學家葛劍雄說：“任何時候我沒有沉默的理由，任何時候我將盡力說該說的話。”
學者趙誠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故而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以言。’請當局者莫忘中華文明古訓。”
倫理學家肖雪慧說：“對周實、王平（《書屋》雜志編輯）和《今日名流》的勇士們表示敬意，最好的行動莫過于面對社會罪惡繼續說自己該說的話。”
學者智效民說：“刀俎之間見正气,書屋永自寓良知。”
學者祝大同引用了《淮南子‧說山訓》中的一句話：“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于鼎俎。”
歷史學者吳思則正話反說：“我們自作自受。公平之至。”
哲學家徐友漁說：“中國人為講真話付出太多，犧牲太多，這對我們來說是悲劇，但也是光榮。”
學者樊百華說：“思想言論自由有利于國家穩定、進步。”
文學編輯李靜說：“如果中國真有言論自由那一天，那么言論自由的道路，至少有一半是由怀抱自由理想、不計個人代价的‘編輯敢死隊’鋪成；如果中國永無言論自由的那一天，那有一多半是因為：無畏的周實王平們已經絕跡。如果說‘民主需要后援力量’，那么也許現在就到了我們一起作后援力量的時候？”
自由撰稿人張耀杰說：“近日剛好在閱讀陳獨秀的‘最后的政治意見’，這位自覺不自覺地為統一思想戰斗過若干年的人物，到晚年終于明白了思想是絕對不可統一的，也絕對統一不下去。統一思想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獨裁政治：‘斯大林一切罪惡’，無不是‘憑籍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党外無党，党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
文學研究者王東成說：“讓思想發出聲音，讓思想者成為公民。”
還有更多的知識分子也發出了自己憤怒的聲音。雖然他們的話無法在被官方所壟斷的媒体上發表，但在网絡上卻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次的“一句話行動”里所蘊含的良知和勇气，讓我看到了飽受創傷的中國知識分子重新站起來的希望。
知情權和言說權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西蘭學者杰里米‧波普在《反腐策略》一書中論述道：“獲得信息的斗爭，在民眾中那些想要獲得信息的人們与那些大權在握又不想讓人民獲得信息的人們之間進行。麥迪遜迪哲學認為，沒有獲得信息的自由就沒有民主……而且還將產生一种政治氛圍，使人們對政府并不怀有信任和責任感，取而代之的是惡意和猜疑。”也就是說，政府在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言論權、壓制新聞出版机构的同時，也等于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給自己挖掘了一個墳墓。一個靠暴力和謊言來維持的政權，究竟有多長的生命呢？一個俄羅斯沙皇當年曾經
厚顏無恥地宣稱：“只要我生前歌舞升平，那管我死后洪水滔天。”這不正是今日中共當政者們的真實心態嗎？
從地方選舉結果看台灣民眾的選擇
喧囂一時的台灣立法委員和縣市長選舉落下了帷幕，民進党的大胜和國民党的慘敗是此次選舉最突出的特征。反觀彼岸，中共的對台工作由于陷于僵化思維和教條主義，失去了對台灣民情和民意的基本把握。所以，選舉結果公布之后，大陸官方和御用學者們都陷入了尷尬与失語之中。他們只能發些不咸不淡的評論，這些評論不僅無助于兩岸僵局的解決，反而會加劇兩岸的隔膜和對立。
我本人早已料到了國民党的下場。在總統選舉中敗落之后，國民党一年多來所進行的改革，在我看來是拖泥帶水、三心二意的。國民的推出連戰這樣一個弱勢政客來當党主席，希望由此推動國民党的新生，豈不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連戰其人，要施政能力沒有施政能力、要個人魅力沒有個人魅力、要年齡优勢沒有年齡优勢。我在電視中看到過連戰的講話，既缺乏蓬勃的激情也沒有充實的內容，平庸乏味之极。如果從大陸高層領導中選一個連戰的“雙胞胎”的話，顯然就是李鵬。李鵬是大陸高層領導中最保守、最愚昧的一個，民間關于各种他的笑話也最多。大陸老百姓
一看到李鵬在電視上出現，都有深受侮辱、“痛不欲生”之感。連戰雖然沒有李鵬那樣明顯“弱智”的言行，但有一點他們都是一樣的：他們都無法讓老百姓尊重和喜愛。在极權主義社會，一個無能的領袖可以以靠威權和慣性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所以，像李鵬這樣智力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也能擔任總理和人大委員長時間長達十余年之久。而在民主社會，選舉是產生領袖的唯一手段。因此，領袖的能力、魅力、學識和人品，是其在選戰中成敗的關鍵。當時我就判斷，國民党以連戰為党主席，無疑是自找死路，必然遭到民眾唾棄。果然在此次選舉中應驗了。而与之形成鮮明對
比的是，親民党有重大的斬獲。親民党成立不過數年，它能夠在選舉中獲得突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主席宋楚瑜在民眾心目中擁有較高的信任度。因此，我有這樣的假設：如果當初國民党能夠“洗心革面”、對腐爛的肢体動一次“大手術”，推出像馬英九這樣的年輕、智慧、廉政、干練的政治新星擔任党主席，也許還能挽回頹勢，不至于兵敗麥城。
我為台灣民眾擁有了選擇的自由和選舉的權利而高興。當然，今天台灣的選舉還存在著許多問題，黑金和暴力尤其突出。但是，我認為，這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倘若再經過一二十年的民主實踐，無論參選的政党和政客，還是普通的、參与投票的公民，民主和憲政意識都會逐步提升，選戰也會像美國那樣正規和嚴謹。選舉期間，許多平時在大陸經商的台灣商人紛紛回台灣投票，他們非常珍惜自己手中的選票，不惜為此耗費昂貴的路費和寶貴的時間。這就公民意識的覺醒。我相信，只要有這樣的公民，台灣就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在我看來，就兩岸關系而言，“
統”与“獨”都不是“最高”問題，“最高”問題是保障和捍衛每一個公民的尊嚴、自由、富裕和幸福。如果以損傷后者為代价，無論是走向“統”還是走向“獨”都將得不償失。
作為一名大陸的自由知識分子，我尊重台灣民眾的選擇；同時，我也期望大陸的民眾早日擁有這种選擇的自由。而且，我企盼在未來的歲月里，兩岸能夠以松散的聯邦或者邦聯的方式共創一個美好的明天。
姜恩柱的“個人意見”
當董建華決定要競選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之后，中共中央駐香港的“欽差大臣”──中聯辦主任姜恩柱立即發表“挺董”講話。我在電視上看到，姜恩柱對記者說：“香港經受了亞洲金融風暴，最近又受到美國經濟不景气的影響，卻保持了穩定，董建華先生很不容易，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果他要競選連任，我支持他。”說完這段話之后，姜恩柱立刻又表示，這不過是他的“個人意見”而已。
一听“個人意見”，我不禁啞然失笑。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下，一個官員難道還能夠保持“個人意見”嗎？嚴密的官僚体制，決定了所有的官員只能以最高領袖的“意見”為他們的“個人意見”。中共天天講要“統一思想”，連思想也要統一，哪里還有什么“個人意見”？在“一九八四”的時空中，“老大哥”是無所不在的。姜恩柱是不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呆久了，居然說出如此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話來？
中共發明了前無古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給獨裁統治蒙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真正有個性、有良知的人物，都不見容于其僵化而冷酷的意識形態。遠的如陳獨秀、瞿秋白，近的如胡耀邦、趙紫陽，都是多多少少有些“個人意見”的中共領袖。他們有相對鮮明的個性和相對民主的作風，他們的內心深處還殘存著与天上的星辰并列的“道德律令”。因此，他們才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中慘遭失敗，并被清洗出局。相反，要獲得、維持和擴大自己的權力，首先就得消泯個性、放棄“個人意見”。然后，按照“厚黑學”的原則，讓臉皮變得更厚、讓心腸變得更黑。在“优敗劣
胜”的專制体制下，大多數時候，官職的高低都与臉皮的厚度、心腸的黑度成正比。
在這樣的背景下，姜恩柱奢談“個人意見”，豈不是掩耳盜鈴？他以為自己欺騙了所有的人，其實欺騙的只是他自己。大家都站在一邊，津津有味地把他當作雜耍的小丑來欣賞呢。
姜恩柱傳達的顯然不是他的“個人意見”，而是中央的意思，他只不過是一個可怜的“傳聲筒”而已。董特首的工作真的做得很好嗎？眾所周知，香港樓市跌得一塌糊涂，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樣是面對亞洲金融風暴，韓國人民万眾一心，空前團結，連家庭婦女也捐獻首飾拯救面臨崩潰的國家經濟，這說明他們困難雖大，信心卻更大；而香港市民卻日漸冷漠和鄉愿，普遍對政治表示疏遠，這說明特區政府的政策傷害了民心民意，香港的前途讓人擔憂。而作為特首的董建華，既缺乏干練的施政能力，有沒有基本的民主理念，唯北京馬首是瞻，對今日香港的慘淡狀況更是難逃
其咎。連一名普通的餐館老板也拒絕与之握手，這就是“董伯伯”在市民心目中的“偉大形象”。中央政府之所以喜歡董特首，一是因為他很听話，二是因為中央政府首腦的智商也就是董特首的水平。以李鵬之流的弱智，居然做了兩屆國務院總理，然后接著當人大委員長，所以董建華也就信心百倍地要連任特首了。
董建華的“自動當選”与香港的危机
董建華正式宣布競選連任之后，中新网傳來消息說：有學者相信宣布參選的現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將會取得八百人選舉委員會中過半數委員的支持。而社會上盛傳有可能參選的人士，例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机場管理局主席馮國經等，都已經表明不會參選，馮更明确表示支持董的連任。
同時，香港《文匯報》也報道說，董建華极有可能在沒有競爭對手之下“自動當選”，然后經過中央正式批准和任命，正式成為第二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由明年二月十五日開始接受提名，到二月二十八日截止。如果到提名期結束仍只有一位參選者獲得有效提名，選舉主任便會宣布這個候選人在選舉中自動當選，毋須在預定的投票日，即明年的三月二十四日進行投票。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的“民主制度”？不用說兩千年美國總統大選是怎樣的如火如荼，就是剛剛結束的台灣立法委員和縣市長選舉，也成為全社會万眾矚目的一大盛事。現代民主的一大要義，就在于每一個公民應當享有并行使自己的選舉權，這是他們參与政治生活的標志。台灣的選舉固然有不少的黑金、暴力和表演的成分，但當我發現每一個選舉人對選民畢恭畢敬的時候，我就對台灣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与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特首居然可以不經民眾投票而“直接產生”。這种赤裸裸的專制行徑居然還要打著“民主”的遮羞布，豈不是對六百万香港市民公然的羞辱？假如今日董建華順利地“自動當選”，那么不難設想，明天阿貓阿狗也有可能“自動當選”──那么，香港變成“臭港”也就指日可待了。
這才是香港目前面臨的最大危机。這一危机比經濟的蕭條、治安的惡化、教育的滑坡更為可怕。近年來，香港市民普遍對政治冷漠，讓這一危机變得更加嚴峻。在我看來，士民工商、三教九流，沒有人躲得開政治──政治就像影子一樣追隨著每一個人。大家都躲避政治，其結果是讓少數低能的、專橫的、腐敗的政治人物為所欲為、無法無天；而大家都參与政治，才能形成一股巨大的民間力量，對當政者构成強大的監督和制約，使之成為真正的公仆。現在，董特首既然能夠“自動當選”，他哪里會把香港百姓的疾苦和呼吁放在心上？他只需要看北京的臉色就行了。在鐘耀
庭事件中，董建華那雙干涉學術自由的黑手已然若隱若現；而在他虛偽地上街了解民情的時候，一個餐廳老板堅決拒絕与之握手。董建華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印象不過如此而已。香港市民已經忍受他四年多了，難道還要忍受下一個五年嗎？
董建華的“自動當選”讓我不由地惊嘆：香港的老百姓就快要淪落到大陸的老百姓的地步了──除了比大陸的百姓富有一些之外，他們同樣是專制制度的奴隸。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民主有賴于每一個人的爭取和奮斗。已經淪為奴隸的命運、并在追求公民的權利的我們，真要忠告單純善良的香港同胞：你們赶快醒醒吧！
一百步笑五十步
近日，江蘇媒体報道，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宣傳部長任彥申在第十次全省高校党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對當前出現在高校中的學術腐敗進行了嚴厲的抨擊，并表示要堅決剎住這种不正之風。
任彥申曾經擔任北大的党委書記，針對不久前發生的北大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剽竊事件，他在講話中指出：“當前，高校中不正之風最突出的問題是學術腐敗。一些人從事科學研究急功近利，評獎、評職稱營私舞弊、弄虛作假，搞權學交易、錢學交易，濫發文憑，博士、碩士帽子滿天飛，有的人連本領域的常識都說不出來，卻會拿著高學歷的大帽子嚇唬人、爭待遇、做資本。”任彥申還說：“這种風气是對高等教育的褻瀆，是嚴重的腐敗。高校是神圣的學術殿堂，又是社會的一個肌体，我們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和推進經科教一体化、產學研相結合，另一方面要防止市場經
濟中的不正之風污染學術研究的淨土，因此一定要堅決剎住學術腐敗的不正之風。高校党組織要認真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党委在干部任用、招生收費、職稱評定、課題評審、學科和學位點申報、文憑發放等方面把好關口，堅決抵制不正之風，樹立好形象。”
讀到這段報道，我不禁啞然失笑。古語說“五十步笑一百步”，今天居然有“一百步笑五十步”──世界上還真有厚顏無恥如任彥申輩。在學術腐敗的道路上，如果說王銘銘是“五十步”的程度，那么任彥申本人就是“一百步”的程度。任彥申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文革”時期是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他本來是學工科的，由于“文革”爆發，他投身于殘酷的政治運動，雖然撈到了不少政治資本，學業卻几乎被全部荒廢了。八十年代，任彥申在清華大學從事的“專業”，一般人是很難猜到的──“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后來，他調到北京大學党委系統。一九八九年“六
四”慘案之后，由于他積极配合高層整治北大的思路，在北大校內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和法西斯教育，得以步步高升，迅速由党委副書記升任党委書記。有清華党棍惋惜地說：“我早就看出任彥申是一個好同志，你們看他在北大功成名就，我們清華真該留住他啊！”當時，北大校長是軟弱無能的物理學家陳佳洱。于是，任彥申在北大就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北大党政系統之內，人們但知有“任書記”，而不知有“陳校長”。
任彥申擔任北大党委書記期間，正是北大學術空气慘淡、學術腐敗盛行的時期。就在這一時期，被處決的江西省前副省長胡長青雖然沒有在北大念過一天書，卻獲得了北大的法學學士學位。而任彥申本人則“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在北大馬列學院撈到了“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的頭銜。雖然他從來沒有寫過一部有价值的專著、從來沒有帶過一個有水平的研究生，他依然時時、處處以教授和博導自居──是因為公務繁忙嗎？他的公務總沒有國務院總理朱熔基繁忙吧？朱熔基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時候，還親自指導過几名博士生的學業。實際效果如何姑
且不論，但朱熔基至少知道“在其位謀其政”的道理。而任彥申在北大期間，不僅自己趾高气揚地做“空頭學問家”，而且壓制不同意見、剝奪師生們的學術自由。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奢侈腐化、花天酒地，將北大搞得烏煙瘴气，連身邊的“小秘”也住進了院士樓。任彥申在北大的种种惡行，致使北大數十名老教授忍無可忍，聯名向中央寫信揭發其丑行，在信件中有“人神共憤”之語。就是這樣一個腐敗墮落、不學無術的家伙，居然有臉在大會上大談反對“學術腐敗”──他自己豈不正是學術腐敗典型中的典型？
今天的中國大陸，是一個權力階層引導全体公眾走向“恬不知恥”的社會。最沒有德行的人在像模像樣地號召“以德治國”，最無知的人在滔滔不絕地教育“講學習”，最卑劣的人在大義凜然地宣揚“講正气”──而任彥申之流不過是哈哈鏡王國中的丑角之一罷了。
譚其驤与毛澤東
“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這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的一句名言。這位朴實無華的大學者，一生讀書、寫書、教書，平平淡淡如清風明月，卻著作等身高、桃李滿天下。譚其驤先生的弟子葛劍雄教授，有感于以老師為代表的前輩學者的神采風范、音容笑貌，在整理老師日記的基礎上，先后寫成了譚其驤先生的“前傳”与“后傳”。以一九六六年為界，前者寫傳主前半生的求學与治學生涯，后者寫傳主在文革中的掙扎和文革之后晚年最后的一個學術高峰。我尤其關注《悠悠長水──譚其驤后傳》中關于文革歲月的描述，我想知道：一個“淡泊明志、宁
靜致遠”的知識分子，面對時代的惊濤駭浪，是如何艱難地在尊嚴与屈辱之間生存下來的呢？
文革初期，譚其驤与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遭受到了精神与肉体的雙重折磨。書中寫道：“在一片打倒聲中，將一頂高帽子戴在他頭上，大瓶墨汁往他身上澆來，汗衫上被寫上‘牛鬼蛇神’等字，又被七手八腳撕破。批斗后，學生們逼他脫下鞋子，光著腳在校園里游街。”自尊心极強的譚其驤，回家后失聲痛哭。
到了文革中期，譚其驤的處境有了改善。他是第一流的文史學者，因而被挑選為毛澤東注釋“大字本”。所謂“大字本”，就是專門為毛澤東印制的、帶有注釋的古書和古文。譚其驤奉命注釋的許多史書和古文，毛澤東都運用于現實政治斗爭之中，收到了化鈍刀為利器的功效。例如，譚其驤注釋的《明史‧朱升傳》，毛澤東閱讀之后，深受其中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牆，廣積糧，緩稱王”口號的啟發，向全世界發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譚其驤參与注釋工作，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無可厚非的。他与那些直接參与寫作大批判文章的御用文人有著本質的區
別。
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細節處透露出了有關毛澤東的知識結构的信息。其實，毛澤東不僅對于西方文藝复興以來的近現代文明毫不了解，而且對中國以五四啟蒙思潮為主流的現代文化也持拒絕態度。即使是對中共標榜的意識形態根基──馬克思列宁主義，他也是連皮毛都沒有摸到。他的成功，還是因為他對古代權謀術游刃有余的運用。他盡管勤奮讀書，但從本質上來說，他依然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他只知道古書中最陰暗、最殘酷的那一部分。毛澤東以秦始皇、朱元璋等暴君為楷模，以獲得和保持權力為人生終极目標，因此他敢于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潮流對抗，
成為二十世紀最臭名昭著的獨夫民賊。
譚其驤与毛澤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遇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時空隧道中。學者得以保全性命，在浩劫之后憑借其夕陽的余暉，完成了煌煌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獨裁者則讀古書如吸鴉片，在喪心病狂地吞噬了億万老百姓后，在冰冷的宮廷中孤獨地死去。讀罷《悠悠長水》，我不禁想：在二十世紀災難深重的中國，任何一個人看似平淡的一生，都比莎士比亞精心构筑的、情節曲折的戲劇，還要讓人一詠三嘆。
自由与陽光（代跋）
《拒絕謊言──余杰海外政論選》一書中收入的，全部都是“漂泊在本土之外”的文字。在此之前，我雖然在香港出版過《火与冰》、《老鼠愛大米》、《愛与痛的邊緣》等三本文集，但都是先在大陸出版，然后才誕生香港的版本。在香港的版本中，我將某些在大陸的版本中被刪節的文字重新添補上，使之恢复了原貌。与前三本文集相比，《拒絕謊言》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其中絕大多數的文字都不能夠在大陸的傳統媒体上得以公開發表。
這些文章，有一部分曾經發表于香港的《明報》、《明報月刊》、《亞洲周刊》、《苹果日報》、《開放雜志》，台灣的《中國時報》、《民主論壇》（网絡雜志）以及美國的《議報》（网絡雜志）、《大參考》（网絡雜志）、《中國之春》、《當代中國研究》等媒体上。在此，向曾經編發過它們的編輯表示衷心的感謝。大陸的某些比較邊緣性的网站，如“思想的境界”、“問題与主義”、“不寐之夜”、“北大新青年”、“世紀論壇”、“關天茶舍”等也曾張貼過其中的一些文字，不過它們很快就被网絡管理者刪去了，有的网站甚至自己也夭折了，所以我估計讀到它
們的國內讀者不會很多。其實，我最希望的還是國內的讀者能夠讀到這些文章，因為它們針對的是生活在“优孟王國”中的我們、針對的是我們受到傷害的、“正在時”的生活狀態。然而，迄今為止，這些文章的大部分讀者依然還只能是生活在海外的人士。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寫作這些文字的時候，我明确地知道：它們是不可能在國內發表乃至結集出版的，它們都是為大陸之外的媒体而寫作的。因此，我不再有任何的禁忌和顧慮，我不再擔心編輯的“火眼金睛”識破我“欲說還休”、“微言大義”的伎倆，也不再有讓編輯丟掉飯碗的心理負擔（近几年來，我的文章确實讓好几個善良的編輯失去了發稿的權力、晉升的机會甚至工作的崗位，這些事件至今讓我感到某种程度的內疚）。因此，我也獲得了一种完全的自由，就好像突然從黑暗的屋子里來到燦爛的陽光下一樣。我成了一只掙脫了繩索的風箏，奮力飛向遙遠的天際，飛向自由的王國。這
种寫作的体驗，固然有痛苦的因子，但更多的卻是幸福的成分。這种幸福是那些御用文人們所無法想象的，就好像被一個被去勢的太監無法体驗正常人做愛的快樂一樣。
這些文字大概都可以歸入“政論”的行列。曾經有不少的師長和朋友勸說我，要我變得“更加學術一些”或者“更加文學一些”。我何嘗不熱愛學術和文學、何嘗不知道与政論相比學術和文學具有更為恒久的价值、何嘗不想在“自己的園地”里過上“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然而，在北大求學七年之后，我逐漸認識到：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最迫切需要的也許并不是神圣的學術和崇高的文學，而是對常識的傳播、對專制的批判、對民眾對啟蒙和對歷史真相的恢复。從表面上看，這些東西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言說它們卻需要承擔相當的風險和付出相當的
代价。換言之，捅破那層薄薄的窗戶紙也許并不需要太費力，但捅破之后卻必須面對主人們猙獰的面孔和凶惡的棍棒。因此，沒有多少知識分子愿意去做“捅窗戶紙”的事情。經過反复的考量后，他們選擇了更加安全、同時“投資回報”也更高的學術和文學，象牙塔內的生活死水沒有微瀾。當然，誰也沒有權利強迫別人做出某种選擇，但在我看來，在政治專制、文化僵化、道德淪喪和信仰缺乏的社會大氛圍下，即便是白年一遇的天才，也不可能寫出第一流的學術著作和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來。用我的一句老話來說，就是“鹽鹼地上長不出參天大樹來”。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
國大陸出版的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算得上是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然而，坦率地說，真正有价值的究竟占了几成呢？能夠進入全球視野、被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讀者所接納、并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的作品又有几部？我們的學術，多半是侏儒學術；我們的文學，多半是太監文學。我們的教授，多半是知識的販子；我們的作家，多半是技巧的奴隸。
于是，我更傾向于從事“改造鹽鹼地”的工作。這种工作，“投入”与“產出”難以成正比，甚至會不被視為做無用功，但我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是，我便寫下了這一篇篇在陽光下言說自由的文字。這是一种“正常”的寫作，盡管它讓某些人大惊失色，視為异端。這些文字雖然還沒有直刺龍骨的力量，但至少批下了几片閃閃的龍鱗，讓不可一世的惡龍感到了几絲痛楚。
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催生了近代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政論家──梁啟超；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又催生了現代中國最杰出的一位政論家──陳獨秀。在我看來，梁啟超和陳獨秀的政論文字絲毫不比他們同代人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的价值要低。我自己以為，即使梁啟超和陳獨秀沒有從事學術著述和政治活動，梁啟超單單以一篇《少年中國說》、陳獨秀單單以一篇《敬告青年》，就足以奠定各自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們的文字是照向潰爛的傳統文化和腐朽的社會現實的陽光，他們的文字是對一個青春的中國和自由的個体生命的呼喚。
從國民党到共產党，蔣介石到毛澤東，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是一個悲劇性的下降的過程，也就是從“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無”，從“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除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類以吞噬同類為樂的獨裁者之外，在普通民眾當中，肆無忌憚地毒化這片已經鹽鹼化的土地的人很多，而義無反顧地搶救這片被苦難浸透的土地的人很少。在梁啟超和陳獨秀之后，堪稱“民族的脊梁”的，有魯迅、胡适、殷海光，有儲安平、遇羅克、林昭。他們當中，有的在与風車的大戰中精疲力竭而死：魯迅死于肺病，去世時体重不足四十公斤；胡适死
于突發的心臟病，緩緩地倒在台階上；殷海光死于癌症，最后連住院的錢都差點繳納不出來。也有的是以更加慘烈的方式死在与罪惡的公牛作戰的斗牛場上，他們慘死的時候，周圍全是興高采烈的看客：儲安平在被侮辱和毆打之后神秘失蹤，生不見人、死不見尸；遇羅克在一片狂熱的“打倒”聲中被押上刑場執行槍決；林昭被槍殺之后，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的政權居然強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錢的“子彈費”！經過几次浩大而殘酷的政治運動之后，魂飛魄散的知識分子們沉默了，古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為俊杰”。于是，梁啟超和陳獨秀的傳統斷裂了。
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重新閱讀梁啟超和陳獨秀的文字，我依然感到元气淋漓、入木三分。然而，他們所詛咒的“黑屋子”、他們所譴責的“奴隸性”照樣巋然不動；他們所夢想的“新中國”、他們所呼喚的“新青年”也還是沒有浮出歷史地表。罪惡依然罪惡著，黑暗依然黑暗著。所謂“三講”，無非是“講權力”、“講金錢”、“講女人”；所謂“三個代表”，無非是“代表著政權腐敗的极致”、“代表著民眾苦難的頂峰”、“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反方向”。馬基雅維弗利在《談話錄》中說過：“有人談到，現在有許多人從事搶劫等犯罪活動，他們會發現這些犯罪
活動都源于這樣的事實：那些統治者也有与此類似的活動。”在今天的中國，最大的犯罪團体就是權力階層。貪婪已經變得無法制止，掠奪已經變得明目張膽。從江西芳林小學那些手里捏著鞭炮引線的孩子的尸体到廣西南丹煤礦中惊天動地的爆炸，從陝西烽火村武芳那被硫酸腐蝕得千瘡百孔的面容到山西那被警察割掉舌頭的檢舉者李綠松……正義在哪里？良知在哪里？同情在哪里？悲憫又在哪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流氓人格和犬儒精神泛濫成災，人類公認的倫理和道德底線形同虛設。在這樣的背景下，梁啟超和陳獨秀沒有過時，他們的文字、他們的聲音更加顯得彌足珍
貴。
《拒絕謊言──余杰海外政論選》這本書，遠遠算不上對梁啟超和陳獨秀以及魯迅、胡适、殷海光、儲安平、遇羅克、林昭們的呼應。我只能說：它表達了我對他們的仰慕和尊敬。這是我的選擇，終生不悔的選擇。這是我的道路，一條剛剛開始的道路。
余杰
兩千零二年三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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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never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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