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中國大陸五十年來中國哲學史研究〉（上）

看板Philo-R90作者kinnard (面前路徑須令寬)時間22年前 (2003/07/27 09:25)推噓5(5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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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編寫中國哲學史（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哲學界掀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並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和方法研究編寫中國哲學史，標誌著哲學史的研究，進入一新的階段。以下，講三個問題：（一）客觀的哲學史與人寫的哲學史哲學史的兩層涵義：客觀的哲學史和人寫的哲學史。前者指哲學自身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有其自身的邏輯過程和發展的規律。後者指哲學史家或史學家對各時代的哲學發展的認識、詮釋和總結。二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人寫的哲學史，不一定就是客觀的哲學史。因為人對客觀歷史的認識，乃一不斷深入的過程，在認識過程中，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未必完全符合客觀歷史發展的全貌。尤其是，寫哲學史的人，由於對哲學的理解不同，對歷史上哲學流派的考查和解釋，各有偏勝；對其評價，各有褒貶，甚至相反。因此，人寫的哲學史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甚至形成許多流派。這是中外哲學史學史上的通例。就中國哲學史說，南宋的朱熹寫了《伊洛淵源錄》，對北宋以來道學的形成和發展作了一次總結，但此書則以程朱理學為正統。又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其論明代哲學發展的過程，又以心學為主流，其對理學的評價，又不同於朱熹。近代以來，由於西學東漸，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就其選材、詮釋和評價說，又頗受歐洲哲學的影響。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即受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馮友蘭寫的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又受新實在論哲學的影響。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又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哲學史學史上形成的不同流派，並不妨礙人們對客觀的哲學史的認識，只要是有所見，不違背歷史實際，即成一家之言。有一種見解，認為寫的哲學史，往往因作者的立埸觀點而異，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因而客觀的哲學史是無法認識的。此種見解，將哲學史家對客觀歷史認識的相對性，片面誇大，不懂得認識過程的辯證法，倒向了不可知論。《中庸》說：「道並行而不相悖」，《易傳‧繫辭》說：「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各家所見，雖有不同，但都有助於對歷史真象的揭示和理解。還有一種見解，認為只有依他那一派的觀點寫的哲學史才是正確的，從而排斥其他流派的哲學史。這種見解，同樣將自家的所見，片面誇大，不懂得認識過程的辯證性，又倒向了獨斷論。總之，寫的哲學史，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即有所貢獻。將學派變成宗派，是違背科學精神的。（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基本原則一九五二年，中國大陸進行院系調整，全國的哲學系教員合併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講授和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教員包括教授，都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班。斯大林主編的《聯共黨史》為基本教材，其中斯大林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更是哲學工作者的必讀典籍。關於哲學史的研究，重點學習前蘇聯哲學家日丹諾夫的《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講話》。此講話，代表蘇共中央關於開展哲學史研究的原則性的指示。為了將哲學史研究納入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北京大學哲學系還邀請前蘇聯專家講授世界哲學史。以上是五○年代初大陸哲學史的工作者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情況。在這一時期，搞歐洲哲學史的，大都依據前蘇聯專家研究歐洲哲學史的思路及其提供的教材，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搞中國哲學史的，則無蘇聯的著述和教材可以參照，只好自己開闢途徑，即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考查和探討中國哲學發展的過程和規律。這對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人，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雖有一些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著作，但並不深入。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系統地研究中國哲學史，則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以日丹諾夫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提出哪些基本原則？總起來說，有以下幾條：（１）哲學屬於意識形態，乃上層建築的一個層次，受經濟基礎即生產方式的決定，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此是唯物史觀的一般原則。（２）哲學區分為兩大陣營，即唯物論和唯心論，哲學史即唯物論和唯心論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唯物論有三種形態，即從樸素唯物論，到機械唯物論，再到辯證唯物論，此是哲學史發展的主流。（３）唯物論和唯心論具有階級屬性。唯物論是為先進的和革命的階級服務的，而唯心論是為反動的和落後的階級服務的。哲學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先進階級和保守階級的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４）寫的哲學史要為無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為當前的政治鬥爭服務。以上四條，被稱為哲學史的黨性原則。這些原則，有的見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唯物史觀；有的見於列寧的著作，如區分唯物論和唯心論；有的則是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對馬列哲學觀和哲學史觀的闡發，如兩大陣營的對壘，兩條路線的鬥爭等。五○年代中國大陸的哲學史工作者就是依據上述的原則，開展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三）研究的成果和問題五○年代初期，由於大陸各大學的哲學系合併於北京大學哲學系，關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在北京形成兩個中心。一是以侯外盧為代表的中科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組，一是以馮友蘭為代表的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一九五七年前後，中科院設立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由馮友蘭兼任主任。同時全國各重點大學又恢復了哲學系，人民大學亦設立了哲學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搞中國哲學史的教員，有的重返原校執教，有的調到外校或研究所，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總之，五○年代初期形成的兩個中心，為全國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教學隊伍奠定了基礎，並且形成了兩大學派。這兩派都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為指導，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但各有偏重。前者偏重於從經濟基礎的演變考查中國哲學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後者偏重於對哲學流派的理論進行邏輯的分析。侯外盧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二六○萬字，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此派的代表作。此書在海內外頗有影響。六○年代初，中央提出編寫文科教材的指示，集中北大、人民大學、社科院哲學所等搞中國哲學史的教員和研究員編寫《中國哲學史》，由任繼愈任主編，共四冊，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發表了三冊，一九七四年發表了第四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列為大專院校的教材。參加此書的撰寫人，大都同五○年代初期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有聯繫，或為當時的教員，或為學生，或為同事。這套中國哲學史實際反映了以北大為主的研究學風。在此時期，馮友蘭為響應編寫文科教材的號召，自編《中國哲學史新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發表了兩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時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除編寫通史以外，還召開了多次學術研討會，如一九五六年召開的全國性的哲學史問題研討會，六○年代召開的老子哲學和孔子哲學研討會等。此外，報刊上還發表了大量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論文。在史料整理方面，由科學院哲學所和北大哲學系合編的有《中國哲學資料選輯》、《中國歷代哲學文選》以及中國哲學史編寫組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這些著作，皆有注釋，有的有現代漢語的譯文。總之，短短十餘年間，中國大陸學術界，通過集體的形式，開展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就廣度和深度說，都超過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研究水平。此時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就學術內容說，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總起來說，有以下幾點：其一，哲學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或意識形態，就其整體說，其形成和發展同當時的社會制度，特別是生產方式的變革有其內在的聯繫，或者說，是受一個時代經濟發展的水平制約的。此是唯物史觀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研究中國哲學形成和發展的進桯，除探討其邏輯的進程外，還要闡明其賴以存在和演變的社會基礎或社會歷史背景。如春秋戰國是古代哲學形成和百家爭鳴的時代。為什麼此時期出現了百家爭鳴局面，並非偶然現象，有其社會根源。大陸學者從古代社會的轉變歷史作了解釋。這涉及到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分期間題。當時歷史學界有兩種流行的見解：一是以范文瀾為代表的西周封建制說，此說認為，春秋戰國是由封建領主經濟向封建地主經濟轉變時期：一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西周奴隸制說，此說認為春秋戰國為奴隸制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時期。兩家的分期儘管不同，都承認古代社會制度的轉變，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從而在哲學上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家代表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利益，登上了歷史舞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即執此種見解。又如明末清初出現了一批敢於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正統觀念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如顧炎武、黃梨洲、王夫之以及後來的顏元、李塨、戴震等，他們的學說和思想又為中國近代的啟蒙思潮的興起，開闢了道路。此亦非偶然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侯外盧等歷史學家，通過明清社會史的研究提出資本主義萌芽和市民階級興起說，解釋這一時期哲學發展的進桯。又如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和道教的興盛是由於門閥世族的倡導，宋明以來理學的盛行，又是由官僚地主階層的支持。大陸的哲學工作者，大都持此見解。探討社會制度的演變同哲學發展的關係，是一個十分艱巨的課題。一方面要熟悉中國的經濟史和社會史，一方面又要熟悉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二者結合起來，方能取得顯著的成果。大陸學者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不容抹煞的。其二，大陸學者因受兩軍對壘和路線鬥爭說的影響，探討中國哲學史上各派哲學的性質，即屬於唯心論、還是唯物論，屬於辯證法、還是屬於形而上學，辨別其異同，成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一項重要任務。近代以來，歐洲哲學傳入中國後，歐洲的哲學史家經常使用的哲學史範疇，如唯物論、唯心論、二元論、機械論、生機論、目的論等，也被中國的學者所採用，用來區分中國哲學流派的哲學宗旨及其特徵。區分哲學流派的哲學性質，不始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如德國的黑格爾所著《哲學史演講錄》，即以唯物論和唯心論為主要線索，評論歐洲哲學史發展的過程。而且歐洲近代的哲學家，如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自稱其哲學是唯物主義的。至於公開宣稱其哲學體系為唯心論的，更不乏其人。但是，運用歐洲哲學史家治哲學史的範疇，研究中國哲學史，卻帶來很大的困難。因為在中國哲學史上，沒有一位哲學家宣稱他的哲學是唯物論的。至於公開宣稱其哲學為唯心論的，只有佛學和宋明心學兩家，因此，要弄清中國哲學史上各流派哲學的屬性，要對其哲學體系進行分析，方能引出結論。分析的過程是，首先確定某一哲學體系中的最高範疇或命題，然後，就其對思維與存在關係問題的回答，確定其哲學性質，如以思維為第一位，則屬於唯心論陣營，以存在為第一位，則屬於唯物論的陣營。如先秦時期的老子，以「道」為其哲學的最高範疇。大陸的學者，通過分析，形成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老子的「道」指尚未成形的細微的物質，老子則屬於唯物論陣營；一種意見認為老子的「道」，乃抽象的觀念，其哲學則屬於唯心論的陣營。又如程朱理學，以「理」為其哲學的最高範疇，認為有理而後有個體事物，主張理為氣本。通過分析，確定其哲學體系為客觀唯心論或觀念論。又如陸王心學，以個人的心，特別是倫理生活中的良知、良能，為其哲學的最高範疇，主張心外無物，依此確定其哲學體系為主觀唯心論。又如，中國傳統哲學中，早在先秦時期便提出以「氣」為本原的學說，到漢代形成了「元氣」範疇，到宋明時期發展為氣本論，主張有氣而後有理、有心，同理學和心學對立起來。通過分析，「氣」屬於物質的範疇，因而氣本論屬於唯物論的體系。作為哲學史家探討中國哲學流派的哲學傾向，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於其所作的分析及其引出結論是否正確、符合其本義。大陸學者對歷史哲學流派的分析，雖然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問題，而且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關於宋代張載哲學的分析，有的認為屬於唯心論，有的認為屬於唯物論。但卻鍛煉了區分唯物論和唯心論，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思維能力，這也是不容抹煞的。其三，任何寫的哲學史都難於避免以某種哲學體系作為其撰寫哲學史的主要線索。特別是哲學家寫的哲學史更具有這種特色。如中國最早的哲學史文獻《莊子‧天下》是站在道家的立埸，講述當時的哲學流派；司馬遷父子的〈論六家要旨〉又是站在當時黃老之學的立場，講述先秦各哲學流派的特徵。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又以心學為主流。歐洲哲學史家寫的哲學史，更具有這種特色。如黑格爾的《哲學史演講錄》是為其哲學體系服務的。中國大陸的哲學史工作者，因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影響，撰寫中國哲學史，也有自己的立場，即著重探討中國哲學史上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傳統。侯外盧的《中國思想通史》和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都具有這種特色。關於唯物論的傳統，有先秦的荀子，漢代的王充，魏晉的楊泉，南北朝的范縝，唐代的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李覯、王安石、陳亮、葉適，明代的羅欽順、玊廷相，清代的王夫之、顏元、李塨以及戴震。北大一派，則以張載為宋代唯物主義傳統的代表。張岱年教授發表了《張載──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一九五七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了論證。一九五七年他又出版了《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關於辯證法思維，如先秦的老子，宋代的張載，清代的王夫之，都被認為是古代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的代表人物。此外，還從各派的哲學體系中尋找其辯證法的因素，以此證明中國傳統哲學存在著這一傳統。按前蘇聯哲學史專家的說法，古代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具有樸素的、直觀的性質，為低級的形式，不同於高級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中國大陸的學者，也採取此說，作為評判中國傳統哲學中唯物論和辯證法傳統的依據。探討中國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傳統，作為哲學史研究的一大課題，這也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於是否存在這一傳統，如何對待這一傳統。大陸哲學史工作者，通過十幾年的研究，肯定了這一傳統，特別是關於宋明哲學的研究，北大一派提出了氣學派和氣本論的傳統，打破了以程朱陸王區分哲學流派的舊框框，無疑是一大進步。其四，大陸的哲學史界，通過十幾年的研究，還發現了過去少為人知或不被重視的思想家和哲學文獻寫入了中國哲學史。如《管子》四篇即〈內業〉、〈白心〉、〈心術〉上下篇，被郭沫若視為先秦諸子中宋鈃、尹文流派的文獻。大陸學者，通過考證，認為以「氣」或「精氣」解釋老子的「道」，標誌著老子學說的新發展。又如唐代柳宗元和劉禹錫的天論，明代的羅欽順和王廷相的氣論，李贄和左派王學，方以智的科學哲學觀等，都被列為傳統哲學中的重點，加以評述。侯外盧的《中國思想通史》，著重發掘歷史上反正統的異端人物，對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以上四點，可以說是大陸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此外，對哲學史重點人物的思想剖析，也有獨到之處，如以相對主義解釋莊子的〈齊物論〉，以辯證思維解釋《孫子兵法》，以物質實體和功能解釋范縝的〈神滅論〉，以一般和個別解釋王弼的貴無論和王夫之的道器觀等，已被大陸學者所公認。總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研究中國哲學史，為哲學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這是值得肯定的。此時期的研究工作，雖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著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甚至嚴重的缺欠。總的問題是，教條主義的學風較為嚴重，日丹諾夫提出哲學史的黨性原則，就具有教條主義的傾向。中國大陸學者，奉其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指導原則，不加辨別地加以貫徹，從而為自己的研究帶來損失。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特別是意識形態的關係說，一方面意識形態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另一方面，如馬、恩一再指出的意識形態又有相對的獨立性，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而教條主義者，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探討哲學自身發展的邏輯進程及其規律，從而將客觀的哲學史只看成是隨經濟關係、階級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歷史，哲學自身的特殊性格，被抹煞了。此時期寫的中國哲學史都具有這種偏向。如從某流派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中直接尋找其理論思維的根源，說當權派的貴族大地主倡導唯心論，不當權的中小地主倡導唯物論等，便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關於兩條路線的鬥爭，教條主義者片面誇大了鬥爭的一面，忽視和抹煞不同流派在其發展過程中相互影響的一面。如中國哲學史上儒釋道三種哲學形態，一方面相互抗爭，另一方面又相互影響，通過抗爭，走上相互融合的道路，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漢代史學家班固論百家爭鳴說：「其言難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漢書‧藝文志》）。將中國哲學史簡單地歸結為兩條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的歷史，是違背哲學發展的辯證規律的。關於區分唯物和唯心兩大陣營問題，教條主義者將這對哲學史範疇，作為框框，到處套用，同樣妨礙對歷史上哲學形態的認識。歷史上有些哲學問題，並非都是圍繞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展開的。如關於人性問題的討論，有的主人性善，有主人性惡，有的主善惡混，將其扣上唯心或唯物的帽子，反而將問題攪混了。有些哲學家的哲學，既有唯物主義成份，又有唯心主義成份，更難於將其劃入那一陣營了。歷史上哲學派別的對立和分歧，不是戰爭中的兩軍對壘，一方吃掉一方。關於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評價問題，大陸的哲學史工作者，一直將高揚唯物論和辯證法，批判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為自己的任務。因而對歷史上唯心主義流派經常採取粗暴的否定的態度，或者視其為唯物論的反面教員。所以如此對待唯心主義流派，是基於唯心論代表反動、沒落階級利益的哲學史觀。此種觀點，同樣抹煞了哲學發展的特殊規律。一種哲學體系的價值，在於同其前輩相比，提出新見解、新觀念，而其新觀念又為人類的理論思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內容。就此而言，唯物論者雖有所見，唯心論者亦非一無所見。從哲學史上看，唯心主義大師所闡發的理論思維，比那些淺薄的唯物論更為深刻。這是古今中外的哲學史所常見的。教條主義者不懂得唯心論同樣是哲學這棵大樹的支幹之一，粗暴地加以否定，不是科學的態度。最後，以左傾教條主義學風處理哲學史，又將寫的中國哲學史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教科書，從而抹煞了中國哲學固有特色。人們談中國哲學史，只是從中學馬克思主義原理，而不是從中國哲學中尋找智慧，以鍛煉人們的理論思維能力。以上這些嚴重的缺欠，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難以避免的。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在學術界和文化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此繁榮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人民日報的記者，向我約稿，談談哲學史研究中的問題，以便引起爭鳴。我寫了〈我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一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我在此文中提出四個問題，關於中國哲學史的對象和範圍問題，關於對歷史上哲學家的分析和評價問題（包括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界限問題、階級分析問題、對唯心主義的評價問題），關於中國哲學的特點問題，關於如何繼承和發揚袓國的哲學遺產問題。所以提出這些問題，「一方面反映了過去有些同志受了教條主義影響，但一方面也反映了許多同志進行著獨立的思考，在反對教條主義的研究風氣」（《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一九五七年，科學出版社出版）。這篇文章，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不久，在北京大學召開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哲學史問題研討會，當時在大陸的老一輩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如馮友蘭、賀麟、張岱年、朱光潛、溫公頤以及艾思奇、胡繩等，都發表了專文，參加討論。這次會議的論文，其中五十五篇輯在《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中。這次會議後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展開討論，直到文革以前。關於中國哲學史問題的討論表明，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克服教條主義的偏向，的確是一時難以解決的重大課題。這場學術討論，對開展中國哲學史研究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一九六五年，大陸開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前期提出反四舊的號召，中國傳統文化屬於「四舊」的範圍，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停頓下來。文革後期，由於林彪事件的暴露，在林彪的家中發現懸掛「克己復禮」的條幅。於是文革的領導者，又將林彪的思想同孔子的思想聯繫起來，在學術界和思想界開展了批孔反儒的鬥爭。搞中國哲學史的人，幾乎都參加了這場運動。文革的領導人，推出法家來，作為儒家的對立面，要搞中國哲學史的人，編寫儒法鬥爭史，作為批林批孔的教材。北京大學又成了編寫儒法鬥爭史的中心。當時編寫鬥爭史的指導思想是：儒家同林彪的言行一樣代表反動階級的利益，而歷史上法家則代表革命階級和先進階級的利益。而後者提倡唯物論，前者鼓吹唯心論。並且將儒法鬥爭史，從先秦一直貫穿到近現代，企圖以儒法鬥爭史代替中國哲學史。就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說，儒法鬥爭史推出，乃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左傾教條主義學風極端泛濫的產物，將哲學史的研究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這也是歷史遺留給大陸學者的一條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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