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放映週報林育賢導演訪談(中)
這部電影的資金主要來自高雄市政府嗎？
林：「城市影像紀事」只有一百五十萬，所以不太夠，也沒有申請輔導金，
因為拿輔導金有交片等其他壓力，所以乾脆只用自己可以負擔的方式。
「佳映娛樂」的老闆很喜歡這部片的構想，於是就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所
以它沒有拿任何輔導金。
您曾經談過拍攝紀錄片是為了劇情片的練習，這和很多其他導演以短片或
實驗片來做為跳板不太一樣，為什麼會選擇紀錄片呢？
林：應該不是我選擇紀錄片，而是紀錄片選擇我。其實那是一個很荒謬的
過程：2003年是沒有國片的，年產量好像三到五部，所以我們連工作機會
都沒有，那一年我回家了。我是六年級上段班的，你會發現電影圈六年級
上段班的人很少，除了我跟李芸嬋，其他的人都轉行了。為了避免家人擔
心我沒有工作，我那一年借了一台攝影機、一台電腦，跟家人說我回來拍
紀錄片，可是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能夠做什麼。正好，我哥哥那一年從國
家選手變成教練，回到當年的母校帶一群小朋友練體操，一年後準備要挑
戰全國體操大賽，我們受過訓練的敏銳度就覺得這應該會是一個故事，因
為太好笑了。那時就算想拍劇情片大環境氛圍也不允許，我反而發現我有
攝影機、電腦，就用ＤＶ拍抓到電腦裡剪接。可能我是金牛座，比較務實
一點，覺得也許就從紀錄片開始。可是，我沒學過紀錄片，大學只有修過
一堂課，於是我用劇情片的概念、邏輯和架構去捕捉我想要的東西，然後
變成一個故事，所以我說是紀錄片選我。
反而在拍攝《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後，我才真正體認到紀錄片對我的幫
助很大。我們的生命很短，不太可能去扮演這麼多角色；紀錄片讓你可以
在很短的時間內去體驗那個人的一生，那些東西都是劇情片裡很重要的養
分。我在2000年退伍回到這個行業，原本覺得如果十年後可以拍我的第一
部電影就心滿意足了，但是2005年「翻滾」就突然來了。
2005年的紀錄片風潮和2008年的台灣電影現象並置在一起看非常有趣，那
一年也有人說紀錄片帶起了國片復興，您怎麼看待從當年到現在的台灣電
影脈絡？
林：如果要這樣說的話，應該是《翻滾吧！男孩》中小樂透、然後
《海角七號》中大樂透吧！當初，沒有人認為可以，因為國片都做不起來
了，紀錄片憑什麼？後來去借錢、轉拷貝、回到院線、成立電影公司，一
切都很荒謬。很多人都說「翻滾男孩電影公司」是假的，其實到底什麼是
真的我也不清楚，不過既然電影推出去了，就要稱職地扮演好一個角色。
我今天看了《魔幻時刻》，裡面有一句台詞說：「每天黃昏都會出現短暫
的魔幻時刻，如果你沒有抓到不要難過，因為明天又會有一個魔幻時刻，
只要繼續往前走就好。」
您對於2008年的台灣電影現象、所謂的「國片文藝復興」有什麼樣的觀察
或看法嗎？
林：現在的運作機制都必須很快給予一個定義，但是我們自己身在其中的
人比較不這麼看。我覺得這一切不是偶然，都是累積而來的，而且是我所
預期的。從2004年的《生命》、到2005年的《翻滾吧！男孩》和《無米樂》、
到《奇蹟的夏天》，那幾年在幹嘛？那幾年國片是非常低潮的！這些導演
都去哪裡了？通通都跑去拍紀錄片，在這幾年之間，紀錄片非常旺盛。
包括吳米森，所有人都去挖掘在地的故事，開始選擇離開城市下鄉去，因
此它凝聚了一種能量，再加上反美的風潮——你會發現2008年好萊塢的電
影下去了，它不再擁有大片的優勢。它是一個反潮，包括日本、台灣
，反而本地的電影開始熱絡了。台灣真的是從前幾年拍紀錄片累積了能量，
到這兩年的《刺青》、《六號出口》、《練習曲》，然後是《九降風》、
《囧男孩》等等。這些故事的特點都不再是都市的故事，而開始往都市的
外圍走，講你身邊的事。有人說它比較商業，我認為它比較靠近觀眾，這
絕對不是偶然，是十幾年累積下來的，對於這點我非常樂觀。
這種故事題材是接下來這一兩年的趨勢，甚至包括訴諸心靈的電影。包括
失業潮、不景氣，我覺得現在人需要鼓勵，再加上我個人蠻相信電影還是
要回歸到最初的本質，就是把一群人聚集在一個黑盒子裡面，在兩個小時
內去創造夢想、分享快樂跟悲傷。
我還是認為海角是中樂透，但是我們要的不是中樂透，而是過生活。而且，
電影蓬勃的時候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戰爭下的人們需要心靈慰藉，這時的
經濟不景氣也是戰爭，也許是台灣電影發展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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