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業] 商君書的補充
《商君書》側重記載了法家革新變法、重農重戰、重刑少賞、排斥儒術等言論，主要反映
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變法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
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
，商鞅說：“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
法度吧，不要怕別人的批評議論。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於國事的。所以聖人治國
，只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
針對甘龍“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事就能成功。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
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說法，商鞅說：“這都是俗人的言論。夏、商、周三代
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所以聰明的
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賢人改革利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我們不能
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討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針對杜摯“效法古人就沒
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好邪”的說法，商鞅說：“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效法哪個古人
？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禮制、法度要隨著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
需要。所以我說，治理人民、並非一個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
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宣導變法的名言
。《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論證了戰國末年只能實行法治，才是
唯一可行的治國道路。“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從而說
明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其次是重農重戰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商君書》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
最多。如《農戰》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于農。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等。”《靳令》說：“農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
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農民就會賣力耕作。《算地
》說：“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勝敵而革不荒，富強之功
，可坐而致也。”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去強》說：“興兵而代，則武爵武任
，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墾令》篇還
提出了２０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如國家按統一標準徵收地稅，農民負擔的地稅就
公平了，國君講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可見，重農重戰，是法
家治國的根本大計。
其三是重刑少賞的思想。加重刑罰，輕微獎賞（有時也說厚賞），是法家的重要思想
。《錯法》篇說：“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
功。為國而能使其盡力以競以功，則兵必強矣。”《去強》篇說：“重罰輕賞，則上愛民
，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加重刑罰，減輕賞賜，就是君上愛護人
民，人民就肯為君上死。加重賞賜，減輕刑罰，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肯為君上
而死。《去強》又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改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
，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也就是說，用刑罰來免除刑罰，國家就治；用
刑罰來招致刑罰，國家就亂。《開塞》說：“治國刑多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
國賞九而刑一。”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對如何執行刑罰時，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
《賞刑》說：“所以受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
，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
法。”這就是說，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對儒術。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壹言》篇說：“能
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謂“末”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農戰》篇說：“農戰之民千
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
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
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可見，法家對儒
家的儒術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家，法家者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
判地吸收文化遺產的精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完畢。=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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