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台北－－憂鬱之後，如何再起？

看板NTUBP-R90作者ikaridon (東)時間23年前 (2003/04/30 23:25)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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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next.com.tw/mag/2003_04_15/2003_04_15_880.html 2003台北－－憂鬱之後，如何再起？台北人現在一點都不快樂，擔心經濟，擔心SARS，擔心更多的失業與財富不均，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這是第一次台北人如此坐立難安。台北為什麼如此缺乏自信？和漢城一對比，台北的競爭力真的落後嗎？如果你真的深入企業和街頭，其實有更多的台北人，並不悲觀… …。採訪‧撰文= 林義凱有兩年多的時間，整個台北的天空，看起來都是灰濛濛的，似乎缺少些什麼。車水馬龍的下班時刻，佇立在街頭觀察，這個城市還是極富活力；人們在捷運站口來去匆促，連長駐在台北工作的漢城人都不習慣，「台北人太快了，大家都在趕時間，」台灣LG電器商品企劃部協理趙昺模一笑，「我們漢城比較悠閒。」越夜越美麗是台北的特色，「我從沒想過世界上有這種城市，三更半夜還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吃東西，街上那麼亮，」來自瑞士的語言教師皮耶（Pierre）第一次到台北教法文，在亞洲已旅居多年的他，驚訝台北人永不歇息的生命力，「日內瓦其實很無聊，新加坡、曼谷甚至香港，都沒有台北那麼dy namic。」下了班，台北人繼續湧進餐廳和娛樂場所，大型商場和複合式百貨一家一家開，士林和饒河街的夜市熱鬧到大半夜，一天24小時都可以找到KTV暢懷高歌。更晚一些，安和路周圍和仁愛路巷弄裡的酒吧與Pub，永遠不缺光鮮亮麗的時尚男女——這些人的大膽消費以及對品質的堅持，在台灣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當製造業外移，國內投資率也未能令人滿意，台灣的經濟成長更有賴於民間消費的刺激。與鄰近的香港、南韓、新加坡與日本相比，台灣的民間消費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最高（達到61%），接近民間消費旺盛的歐美國家。日本政府必須使出渾身解數，才能鼓勵慣於儲蓄、消費保守的人民多花一點錢，以拯救停滯的日本經濟。東京的煩惱，台北感受不到。台灣人不是沒有錢，光從國內金融機構的總存款來看，目前的水位高達20兆新台幣以上，比起2000年來還增加了6.8%。不景氣並未將台北擊垮，只是許多台北人的心頭太沉重，財富衰退與恐懼失業，加上發展落後於亞洲其他城市的焦慮，就像層層的不祥陰影，包圍這座台灣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的首善之都。從2000年開始，台灣破天荒出現自1950年以來的新高失業率；雖然總體失業率自1990年起就逐漸上升，但影響範圍仍集中在勞力密集產業的中高齡勞工。然而近兩年，高學歷的社會中堅也逐漸面臨類似1980年代初期的工作危機，青壯年人口的失業潮，更造成不少人的集體恐懼。從上到下都沒有方向感這不是台灣第一次面對高學歷菁英的失業危機。在1985年，台灣的高學歷人口失業率比現在還高(1985年為4.22% ，2001年為3.72%)，但主要集中在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當時台灣正經歷痛苦的產業結構調整（舊產業已無法再創造過去的高出口，資訊電子產業才剛要起飛），這些新的高階勞動人口，尚無法被有效吸納至經濟體系。但近年來的狀況是，青少年（15-24歲）與青壯年（25- 44歲）人口的失業率同步竄高，大專學歷以上、正值壯年的上班族必須面對的職場焦慮，是台灣自1987年以來最嚴峻的狀況。「以前很少看到朋友6個月還找不到工作，現在工作異動和失業的比比皆是，」荷銀投信總經理章嘉玉，深刻感受到台北金融圈的危機，「這波經濟蕭條，中南部早在2、3年前就能感受，台北是落後到2001、2002年才開始顯現。」上班族的焦慮，成為台灣的憂鬱症。台北一家公立醫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到看診時間，門口永遠大排長龍，使她不得不犧牲午飯時間，才能滿足病人需求，「以前病友是工作壓力大，晚上睡不好。現在是擔心找不到工作，晚上睡不著，」她嘆一口氣，「人看起來也不一樣，最近越來越年輕，我還遇過7年級的小女生。」曾經和台灣一起走過經濟起飛期的台北工作者，更有充分理由憂鬱。《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有一半的時間在海外旅行，除了讓情報觸角能深入資訊業的最新脈動，也扮演讓全球CEO認識台灣競爭力的窗口，「老實說，我非常焦慮，」黃欽勇坦承：資訊業工作者多是國家培養的菁英，這些人到全世界打拼，讓台灣在國際上揚名立萬，回到家鄉一看，卻發現台灣的狀況越來越糟，「台灣的競爭力在流失，最糟糕的不是國際經濟環境惡劣，而是從上到下都沒有方向感，社會中堅憂鬱，政府更焦慮。」當台灣社會籠罩在憂鬱症的陰影下，有責任提供解決之道的專業人士卻身陷其中，甚至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台灣罹患了嚴重的『失語症』，整個社會有太多問題，卻沒有人能用清楚的語言和工具，協助社會釋放龐大的焦慮和壓力，大家全都癱瘓在那裡，」畢生致力於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痛斥，「不管哪一黨，政治人物都想用統獨論述解決一切問題，老百姓晚上打開電視，每天都看一堆人吵來吵去，這有意義嗎？能不焦慮嗎？」曾經是世界經濟模範生的台灣，這回卻在新的全球競局中亂了手腳。老把事情往最壞的方向想1997年，金融風暴從曼谷開始吹起，短短幾天內蔓延至吉隆坡、雅加達、新加坡、香港和漢城，莫斯科和法蘭克福也慘遭肆虐，最後禍延倫敦與紐約這兩個世界金融中心，台北卻似乎只有虛驚一場，「危機？台灣有什麼危機？」1998年的《經濟學人》盛讚台灣不屈不撓的「偏執狂」（Paranoia）信念，「當其他亞洲國家沾沾自喜於『太平洋世紀』的驕傲時，台灣卻一直為最壞的情況作準備。」雖然這可能是一場美麗的誤會。「我那時候就覺得不對，台灣不是沒有毛病，只是在延後病症發作的時間，」專研產業經濟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第三所所長龔明鑫觀察，其他亞洲國家有的金融問題，台灣也都有，「壞帳就像癌症一樣，不處理它並不會消失，而是變成更嚴重的慢性病，侵蝕台灣的實力。」拖延金融改革，是台灣在亞洲風暴發生後犯下的錯誤，現在台灣正為此付出慘烈代價。當漢城的金融同業從蕭條中重生，台北的金融重建基金法案，卻還在議事效率不彰的立法院排隊。然而從某個角度來看，《經濟學人》卻精準掌握到台灣長期的心理狀態──被國際社會孤立，始終處於戰爭危機；一有風吹草動，「老把事情往最壞的方向想」－－台灣人長期與焦慮共舞，缺乏坦然自信的氣度。一位資訊業的行銷經理觀察，對某些國家一窩蜂的羨慕、崇拜，反映了台灣人的淺碟子心態，「過去兩年興起中國熱，去年又開始流行韓國熱，其他國家的確也對這兩個國家另眼看待，卻很少像台灣這樣，同時對自己百般焦慮。」他分析，這兩年來台灣瀰漫的「比較焦慮」，都有相似的思維模式，比如「漢城能，為什麼台北不能」，或者「上海能，為什麼台北不能」。去年在漢城舉辦的世界盃足球賽，讓韓國在國際舞台竄升，北京申奧成功，又讓中國的民族自信急速拉抬；兩者也同時牽動了台北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那一塊始終失落的國家定位情感，「說穿了，還不是是世界對台灣的認同？」學習看待經濟低成長的優點面對經濟低成長的現狀，拋開紛擾的國內政治亂象，也暫時放掉難解的兩岸僵局，台北對漢城、上海焦慮，也對自己焦慮；台灣該用什麼方式，化解自己的焦慮？在新一波全球化的城市競賽中，台北應該追求哪些發展目標，認清自己有哪些優勢？當務之急，是用更寬廣的角度看待台灣目前的成就。台灣的新功課，除了要調養自己的體質，還要學習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經濟低成長」的優點，從而追求新的發展目標。「轉型，是台灣經濟向上提升的必經之道，尤其是高知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時代基金會副執行長趙如媛觀察，台北人連焦慮都是一窩蜂，卻沒有想清楚為什麼要花時間焦慮。當經濟面臨轉型，對未來感到憂心是必然的，「但是憂心和焦慮不同，憂心是要拿出個解決辦法來，焦慮卻像是無頭蒼蠅一樣手足無措，」趙如媛就從容面對台灣的轉變，認為這代表服務業的絕佳新機會。中華經濟院院長陳添枝也認為，未來的服務業除了要強調知識密集外，更要凸顯台灣的地理及華人文化優勢，這是台灣最能使力的地方，「日後政府的招商，不應該像過去強調吸引國外大筆資金，而是吸引國外人才，」他強調，台灣2300萬人口，顯然還不足以構成服務業的規模經濟，必須將範圍擴及其他國家。不能只賺代工的辛苦錢製造業者也必須升級。許多廠商已開始加強行銷、管理和產品差異化的設計能力，也不再迴避建立自有品牌的工作。過去，自有品牌普遍被當作「票房毒藥」，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廠商積極投入，「韓國三星一方面掌握未來的關鍵零組件，一方面在全世界行銷自有品牌產品，這個synergy（綜效）很可怕，」明基電通董事長李焜耀呼籲台灣正視韓國業者的企圖心，「缺乏品牌，在國際上不會有能見度，台灣應該要改變中小企業模式，發展力量和規模都夠大的『拳頭企業』。」對品牌義無反顧的業者不只明基。「我到香港出差，從飯店的落地窗往下望，到處林立著韓國LG、日本松下和美國Epson的霓虹招牌，卻沒有一個台灣的品牌，」優派國際（ViewS onic）亞太區行銷副總監汪志謙談起自有品牌的使命，同樣感觸良多，「我們和明基想的是同一件事：要把台灣人創立的品牌賣到全世界，不能只賺辛苦的代工錢。」在不景氣的衝擊下，工作者也必須學習，不該再悲觀地將「成長停滯」或「負成長」視為失敗徵兆，「樂觀的人看到杯子裡的水還有一半，悲觀的人永遠沉溺在『半杯水不見』的失落，」去年以一篇〈給畢業同學的演講稿〉成為台灣網路上轉寄最多次文章的洪志鵬，正職是昇陽電腦（Sun）的台灣區訓練服務總經理，就覺得台北人昔日的過度自信是盲目的，現在的過度沒自信也是虛假的，「現在傳播中國熱和台灣焦慮的大眾媒體，不正是過去把網路股喊到最高點的同一批人？」洪志鵬不客氣地指出，過去資訊業隨便接代工訂單都會賺錢，卻不是每一家都有可長可久的原創力。當許多人把台積電股價的連連破底，視為台灣產業沉淪的象徵，他卻批評，晶圓代工產業（被視為台灣資訊業的成功典範）讓太多優秀的博士淪為生活乏味的工廠監工，網路風潮（企業一窩蜂投入的明星產業）也使中小型公司很難找人；現在這些產業下來了，大家反而能用合理待遇找到優秀的工作者，「網路泡沫化沒什麼不好，晶圓雙雄不再高高在上也沒什麼了不起，重新洗牌一次，對台灣的發展才是好事！」中介角色的重要性並未下降台北的「乳酪」並沒有被全數偷走，這座城市原來在台灣經濟中扮演的中介角色，重要性並未下降，隨著台商在中國的佈局發揮效益，更即將出現新的「跨界中介」契機。台大城鄉與建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認為，和其他亞洲城市相比，台北其實不必焦慮，在新一波的全球經濟分工中，台北沒有消失或邊緣化，而是轉化成「矽谷—台北-新竹-桃園—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網絡中的關鍵節點（node），暫時也沒有其他城市能取代，「少了台北和新竹，矽谷和上海會接不起來，這是真正的國際現實。台灣不能自我封閉，一旦脫落於全球網絡之外，才會造成產業的空洞化。」但台北的潛力不僅限於此。接受台北市政府委託，剛針對都市綜合發展計畫評估完成「全球化台北」研究的夏鑄九認為，在過去的國際分工中，台灣的企業創新集中在製造業上，尤其是與技術相關的製程創新與管理創新，這是台灣在前一個階段的競爭力；在台北與新竹、矽谷緊密相連，進而將其網絡延伸至中國大陸製造基地的情況下，台北必須更好地扮演這段網絡中的創新服務角色，加強金融、資訊處理、設計與產品研發能力。夏鑄九更預測，未來可能沒有單一的「台北」（Taip ei），而會出現全球網絡中的「北台」都會區域（Northern Taiwan Metropolitan Region），「桃園、台北、新竹和基隆聯合起來，會擔任跨界生產網絡的中介節點，」台北不是台灣唯一對外連結的核心都市，而會扮演支持「北台」連結全球網絡的領導與運籌角色──這是台北的新契機，也是新挑戰。台北人應該多一點自信在新一波的東亞城市競賽中，台北有機會勝過漢城、上海、東京、香港或新加坡嗎？城市的魅力，來自於它孕育的創新氛圍，這也是未來產業競爭力的來源。撇開市政建設的良莠不論，有越來越多工作者肯定台北的城市魅力，並樂觀自信台北獨有的優勢，將醞釀下一波產業成長的動力。洪志鵬就自豪於台北的特殊魅力，由於兼管昇陽韓國分公司的相關業務，他每個月都要到漢城出差一次，深深覺得「台北霧中看花，把漢城看得太美」。洪志鵬惋惜，台北有太多東西是世界級的水準，台北人卻身在福中不知福，「隨時出門都可以買東西、逛書店，還可以唱KTV，有哪個亞洲城市可以做到這點？」他強調，像7-Eleven和誠品書店的服務水準，韓國和日本都不一定能做到，「台北的好，除了老外，只有曾經離開過的台北人才知道。」時代基金會副執行長趙如媛同樣對台北充滿驕傲，「台北是一個可以靠近一點看的城市，上海外灘固然有氣派的建築，但近看就差多了，人的素質和態度也都不夠，」時常在各大城市間穿梭旅行的她，到頭來還是迷戀台北的感覺，「台北有像永康街這樣的小社區，或街角的小咖啡館、小劇場，巷弄中有更多元的人文氣息。」更關鍵的是城市文化對知識工作者的重要性，未來產業需要的多元人才，台北比許多亞洲城市有相對優勢，「現在不是學歷好、外文強就會搶手，跨領域的經歷和生活態度變得更重要，這包括日常生活的涉獵，以及豐富的工作經驗，」趙如媛深深期許，「台北人應該要多一點自信，不要一窩蜂想去學別人。」在電信公司擔任行銷企業協理的陳麗琴也有同感。「那麼多台灣經濟衰退的報導，其實有點過度渲染，成熟經濟體的失業率一定比過去高，但也意味步入穩定的發展，」陳麗琴認為，台北人實在不夠有自信，好不容易才走過只重視硬體發展的成長期，生活品質、人文意識和消費水準正逐漸抬頭。她篤定表示：「就算公司提供我外派的機會，這個階段我也不想離開台北！」不僅台北如此，對城市的新認同，同樣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發生。以城市為單位的「新本土認同」趨勢，不但迥異於傳統以鄉土為號召的「舊本土認同」，也正在逐漸取代過去以國家為單位的認同驅力。轉型、創新、找到與全球網絡接軌的新方向，是許多工作者對台北的期待。台北能告別圍城，走出憂鬱嗎？答案不在政治人物的口水攻防戰，也不在媒體對現實的悲觀描繪裡。觀察漢城再起的經歷，或許台北應該學得更多的是，當一切都花為灰燼，只有市民無比堅定的自信和意志力，才是讓一個城市自崩潰中重生的核心競爭力……轉載自《數位時代雙週》第56期 -- 天黑了路無法延續到黎明我把思念一條條鋪在那個灰色小鎮的街頭張雨生沒有煙抽的日子你們似乎不太習慣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61.224.14.82 ※ 編輯: ikaridon 來自: 61.224.14.82 (04/30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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