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斯儉老師的文章
2004.11.08 中國時報
中國農村怎麼了？
徐斯儉
最近，世界及台灣的媒體接連報導了中國農村發生了幾起民眾大規模抗議及
官民衝突事件。一般人會認為，中國的基層社會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胡溫或中
共政權是否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還會有更多的暴動嗎？
其實，長期觀察中國農村的人並不會覺得驚訝，前不久閉幕的中共十六屆四
中全會，當世界媒體都關注著江澤民交出軍委會主席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中共已
經發出了自我提醒的警告，認為中共的執政地位並非理所當然的，也承認社會矛
盾的激烈。所謂「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早已為
中國大陸學界熱烈討論了好幾年，中國政府實際上也清楚認識到中國農村隱藏著
某種政治危機。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一九九三年中國只發生八千七百件集體抗議
事件，到了二○○三年增加為五萬八千五百件。每天平均發生一百六十件。按照
這個趨勢，中國農村社會以及城市中會有愈來愈多的集體抗議事件已經是一個非
常明顯的趨勢，今後一段時間內恐怕也只會繼續增加。
如何理解這個趨勢呢？中國農村從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三波的問
題。第一波是根源於計畫經濟留下的城鄉「二元結構」，整個中國社會由於有「
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中國農民實際上在計畫經濟的體制下是一種「二等
公民」，在包括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險等在內的十四種制度中，受到次於
城市居民的待遇形成了中國農民先天的經濟社會劣勢地位。伴隨著此種社會經濟
的次等地位，還有一種對「農民」先天上的文化歧視。
第二波叫做「農民負擔」。隨著一九九四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農村
基層政府開始出現財政上的赤字，在內陸地區的農村，鄉鎮政府中幾乎十之八九
都背負著債務，這些債務不斷轉嫁到農民的頭上。農村的貧窮導致基層與地方政
府的掠奪性尋租行為，表現為拉幫結派的集團性貪腐，犧牲的當然也是農民的利
益。再加上內陸各級政府為了追趕全國經濟平均發展速度，拚命以政府帶頭進行
各種在任內可被看見的政績性工程建設，一方面其成本實際上攤派給農民，另一
方面這些門面性的政績工程往往事後證明是巨大的浪費，留下新的債務又要讓農
民買單。這還不說農村中本來就有各種名目的罰款規費。所有這些形成了壓得農
民喘不過氣來的「農民負擔」。
第三波則是近年因為「土地掠奪」而形成的一大批「失地農民」，這比前兩
波更可怕。隨著以城市化帶動經濟發展的思路，城市不斷以兼併城郊農地來擴大
其範圍；其次，各級政府與商人勾結以大搞「開發區」為名義，實際上在炒作土
地，因而對農民耕地進行強行徵收；還有，因為各級政府為了「擴大內需」以財
政進行投資，各種大型公共工程也必須徵收農民土地（如長江三峽大壩和此次四
川導火線的發電站）。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沒有政治經濟社會權力的農民，由於
所謂每戶都有份的集體產權實際上由幹部所掌握，往往在沒有任何說話機會的情
況下，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耕地，而又無法得到合理的補償（或中央補償金被
各級幹部侵吞）。更慘的是，由於地方政府蠻橫的行為，強迫他們還要出錢購買
新的住房，沒有了生活保障，讓原本已經在貧苦邊緣掙扎的農民陷入了根本無法
維生的境地。當大批農民淪落至此，不發生集體抗議恐怕也不容易！
老江的「三個代表」、胡溫的「三個為民」都是仁政愛民的口號，但是面對
著軟弱分散的農民，又面對著擺在眼前的肥厚炒作利益，以及實際上無法約束有
權者的政治體制，地方官僚和利益集團實在難以遏制發揮「帶領群眾奔小康」的
「先鋒隊衝動」。中國的農民，從來沒有要改朝換代的先天基因，只有「官逼民
反、不得不反」的生存本能！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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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的學校教育給了我較複雜的知識，
土地則點點滴滴地將更深邃的某些東西注入我的心胸裡，
其中包括了關懷、希望、自由以及和村人一體感覺。
陳列‧地上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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