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中國近代史的再次重估＠羅志田

看板NDHUHisInfor作者 (登登)時間15年前 (2010/03/29 22:19), 編輯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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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再次重估 2010-3-28 2:56:27 『近三十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已經在衝擊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或許 用不了多久，還會出現一次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導致對近代中國史的再次 重估，且必然影響到重新審視古代中國。』 羅志田 現在的世界局勢真是風起雲湧，石油價格瞬間以倍數漲落，與生產和供需漸離漸遠；金融 風暴閃電般穿透全球，來得快似乎也去得匆忙；明明是全球變暖，卻一再以世界範圍的嚴 寒來表述！在這樣一個變化急劇的時代，面臨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誰」的問題又變得重 要，文化認同的意義被重新喚起，中國人的往昔又成為社會關注的一項中心議題。對史學 而言，這一新來的關注是福是禍，也只能讓歷史來證明。 大體上，世界每經歷一次大的動盪，西方思想家都會產生某種「歷史終結」意味的觀念。 一戰、二戰和冷戰結束後，都有過某一歷史時期已經結束或過去的類似表述。這些論述本 身不一定都被證實，更多時候是被證誤。但這裡反映出一種兼具危機感和前瞻思路的「棄 往開來」傾向，即意識到在某一歷史時期具有規範支配作用的一些基本理念開始失范，所 以想要尋求更能解釋世界和我們自身（大到人類，小至個人，但更多是一些區域性的文化 群體）之歷史和現狀的新理念。每逢這樣的觀念轉換時段，史學都會受影響而出現某種轉 變。 從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發展可以看出，史學受外在世局的影響是很顯著的。中國本身（有時 也包括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狀態往往可以影響相關研究取向和研究典範的形成。以近代中 國為例，試圖從歷史理解當代現象的傾向一直存在。1949年中共掌權後，從上世紀五十年 代到七十年代，西方中國史想要解答的一個主要「問題」，即中共的革命何以成功？由於 是要詮釋既成事實，目的論非常明確，所問的基本是一個答案已經前定的問題；不過可能 有多種不同的解答，需要相對更多的探索方向而已。 在那以後，如所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以及八十年代末歐洲和中國的事變，都在很大 程度上直接影響了西方學界的思路轉變（就美國而言，越戰的全方位影響更是無論如何不 能低估的）。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似乎又引起一些全面的反思，而近三十年中國經濟的持 續高速發展，已經在衝擊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或許用不了多久，還會出現一次中國研究 的典範轉移，導致對近代中國史的再次重估，且必然影響到重新審視古代中國。 剛開始進入學界而又試圖趕超歐美的史學新手，可能要充分注意這一點。但我絕對不是建 議初學者放棄目前，而致力於想像什麼預案，以搶佔學術制高點云云。任何將來的轉變， 一定產生在過去和現在的基礎之上。「棄往開來」，或不如溫故知新；最初的一步，仍是 把握過去和現在。但有此思想上的預備，更能提示研究者保持一種更開放的心胸，以適應 可能很快會面臨的變化。 蒙文通嘗據孟子所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提出：「觀史亦然，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 浩浩長江，波濤萬里，須能把握住它的幾個大轉折處，就能把長江說個大概；讀史也須能 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然而「瀾」本形成於水「流」之中，濤 起濤落前後，可能是很長一段平靜的水面。此正如「潮」之有漲有落，且高潮的時間不長 ，高潮後還會有一個更長的退潮過程。假如只在轉折處看波濤翻滾之剎那形態，豈非觀「 瀾/潮」而忘「水」？但若保持一定距離，或更容易看清潮起潮落的變化。 重要的是對整體水流要有清晰的把握。水流那相對平緩的部分，或歷史那不變的一面，不 論是否表述出來，都要始終存於胸中，決不能忽視。從整個水流的全局看，有時「未來視 野」對歷史轉折的認識也有重要的推進。如果我們知道所研究的時段正處於變化之中，就 像潮水尚未達到頂峰，則已發生的「巨變」對於未來者而言可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其變 之「巨」就可能大打折扣，而研究者也可以更平緩的心態來觀察和分析已發生或正發生的 變化。 面向未來本是許多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共同心態，胡愈之那句「永遠向著未來，不要懷唸過 去；一切為了明日，不要迷戀昨日」恐怕說出了許多人心中想說的話。這一思路正可以借 鑑到史學之中。同時，聞一多稍早所說的，他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 個世界」一語，更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柯文（Paul Cohen）教授《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近年在中國很有影響。然而在該書翻 譯之時，他就曾擔心，由於中國學者對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多年以來努力探索的爭論焦 點不甚熟悉」，以及對其「用來表述這些爭論焦點的一套慣用術語感到陌生」，他們「是 否就能理解這本書的論證，從而體會書中提出的問題對美國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義」呢？ 從今日的後見之明看，他的這一疑慮絕非多餘。「在中國發現歷史」口號的流行，已經產 生某種不可忽視的誤會，不少人開始較為封閉地考察近代中國（未必是有意如此，更多可 能是無意所為）。 因此，針對「在中國發現歷史」這一口號在中國引起的誤會，我曾提出更當去「發現在中 國的歷史」。這不是文字遊戲。西人所長乃是傅斯年所謂「虜學」，本在中國之外，柯文 所歸納的方向使其向中國之內傾斜，自然非常適合。我們相對更長於內，同樣跟著再向內 轉，便可能未獲其利而反承其弊。若在關注中國當地的同時，側重在地之外來影響，則更 適合自身的特點，或可收揚長避短之效。 我當然絕非提倡「中國人自身的中國史研究」或「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史研究」。陳寅恪一 向主張「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他曾一再強調 ，中國的所謂「國粹」，從很早開始就含有大量外來成分。後人視為「真正之國產土貨」 者，常不過是「外國材料之改裝品」。它們中很多都經歷了一個混成的過程：最初是「本 土之產物」，後來「逐漸接受模襲外來輸入之學說技術，變易演進，遂成為一龐大複雜之 混合體」。故要真正瞭解古代中國，就不能忽視歷代融入的各種外來成分。 到了近代，從政治到文化、思想、學術、生活、經濟等多方面的變化，處處可見外來的影 響。外國在華存在是近代中國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對此無需太高的學理修養也能認識到 ，孫伏園很早就觀察到，帝國主義的力量，「是沒有一個鄉僻的地方不到的」。或用芮瑪 麗（Mary Wright）後來的術語，即外國無所不在。當然，承認其無所不在之餘，也要注 意具體所在的強弱——在沿海和城市，帝國主義的直接影響仍遠大於鄉僻之地。 一句話，如果外來「衝擊」退隱或淡出，我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虛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國 」。我想要強調的，就是一種充分考慮近代「在中國」的各類外來因素（及其作用和影響 ）的開放取向，並希望時刻警惕不要陷入哪怕是無意識的封閉傾向。 可以說，研究近代中國，不僅要深入瞭解所謂「前近代」的中國，至少還須參考三方面的 外部歷史，即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後人對其的研究）。三者在這 一時期都是變量而非定量，即其本身都處於發展變化的進程中。前兩者直接間接影響了中 國，尤其是中國的上層政治和讀書人，以及口岸地區的社會和生活；後者中的大多數與中 國沒有太直接的關聯（印度人、朝鮮人和越南人等則有直接聯繫），但西方對殖民地的研 究有意無意中影響著我們的近代史研究，很多人實受其影響而不自覺。 只有對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和日本——特別是其發展變化的一面——具有較深入實在的瞭 解，才能真正認識近代中國很多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這一點，尤其 在日本和中國的關聯方面做得最不夠（常見的不過是對比雙方改革之成敗）。只是在所謂 思想史領域，中西和中日的關聯受到了較充分的關注，然或許又走得太過：我們的思想史 研究最常見用西方觀念來套中國實際，下焉者不過以中國為戰場實施西與西斗，即以西方 的主義或理論為武器而相互作戰；上焉者也多學步邯鄲，追隨西方「問題意識」的新潮， 而不問這些從非中國歷史環境中產生出來，有著特定的基本預設、方法論與認識取向的「 問題」和思路，是否與中國自身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所存在的「問題」相一致。 就殖民地而言，中國雖與各殖民地一樣受到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卻有一個與殖民地大不 同的重要特點，即領土主權基本保持；由於這一重要因素的存在，帝國主義採取的策略和 中國對侵略者的態度，都與殖民地場域中的大不相同。故近代中國與各殖民地被侵略和反 侵略的歷史，往往沒有很直接的可比性，卻又有很多相似或相反的參考之處；對殖民地的 研究取向（包括前些年興起的「後殖民」取向），很多都不直接適用於中國，但又有極大 的參照性。必須充分瞭解各殖民地的發展演變，才能真正看到中國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特 色」。 一方面，今日中國研究已成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學術；另一方面，也必須參考中國自身的發 展經驗。張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既存「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 發展規律裡面歸納出來的」，如果不「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特別是經過 「擁有極其豐富史料的中國史」的考驗，就不能說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 「西方社會科學的侷限性和中國歷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會科學上的偉大前途」。 黃宗智先生近年也有系列文章討論他所說的「悖論社會」概念，以及將中國革命實踐中所 形成的獨特認識方法提高到理論概念層面，以認識和解釋與歐美不同的近代中國社會。 近代中國社會是否「悖論」到黃先生所說的程度，還可斟酌。尤其是在意識層面，以西方 觀念為世界、人類之準則並努力同化於這些準則之下，是相當多二十世紀中國讀書人普遍 持有的觀念，並有著持續的努力。類似傾向和努力也直接表現在學術領域，迄今影響不衰 ，不可輕視，更不可忽視。當然，歷史發生現場的在地特殊性及發生在那裡的具體實踐， 特別是眾多個人和群體的親身體驗，更是研究近代中國所必須充分考慮的。 就像不同類別的史料皆如落花之各有其意，外在的或他人的研究，亦皆各有其「意」在； 順其意或逆其意而讀之，皆當有所得，不過要充分意識到這是產生於特定語境的「他方之 學」。今日中國學人可以有更開放平和的心態，作為在地的學者，對外國的研究不必追風 ，不必全盤套用其理論，更不宜像章太炎所說「顛倒比輯」其見解，但無論如何不能忽視 他人研究的建樹一面和具有啟發性的地方，且最好在論著中有所因應，而不是視而不見， 自說自話。 實際上，異文化的視角可以提供一些受本文化浸潤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處，恰可能是在 地的「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濟很早就從學理上論證了異國與本土眼光的互補性，他 也曾長期提倡一種對特定「文化」的雙語互證研究模式。知識往往源於提問，若能在意識 層面儘可能依據特定時段裡「在中國之人」（包括在華外國人）的所思所慮所為進行提問 ，並探索怎樣解答，或者真能產生包括時空兩層面的「地方性知識」。 @東方早報 http://bit.ly/axLauu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34.208.40.210 ※ 編輯: windhong 來自: 134.208.40.210 (03/29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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