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電視機上最重要按鈕是off
出於財訊月刊92年12月號261期
世事訪談
電視機上最重要按鈕是off
─名主持人蔡康永：因為我否定電視，我才能做得這麼自在
文／江煒琦
提及蔡康永，稱他是「異數」應不為過，從電視節目認識他的觀眾，認為他是電視人；
透過由文章認識他的讀者，覺得他是作家；經由廣播節目認識他的聽眾，覺得他是廣
播人。而蔡康永說，「我並不重要，試圖歸類我是件沒有樂趣的事。」
我做節目態度很冷
但他有一種能耐，可以勾引來賓說出心事，他還有當「導遊」的本事，吸引觀眾用他
的觀點去品評世界，從他所主持的節目，讓人看到蔡康永的影響力。當台灣人缺乏作
夢的能力與願景，蔡康永主持〈真情指數〉，讓觀眾透過觀看別人的人生，獲得自我
成長的能量；當台灣人認為新舊世代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蔡康永主持〈兩代
電力公司〉告訴觀眾，世代間不見得存在，無法打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當台灣
人對閱讀的興趣今不如昔，蔡康永主持〈周二不讀書〉，試著勾起人們潛在的閱讀慾
望。
他否定電視，卻主持電視節目六年，六年下來約有三百位遍及政商、影劇、藝文與學
術界名人上＜真情指數＞節目，在蔡康永面前訴說自己的人生，語到傷心處甚至紅了
眼眶，讓電視機前的觀眾頗為感動。但蔡康永說，「很多觀眾看我的節目覺得很溫暖，
事實上，我是用很冷的態度在做節目。」
觀眾透過蔡康永的節目看到名人鮮為人知的一面，與名人有近距離接觸的他，怎麼看
待這群非常人物？在他冷眼觀察下，又怎麼解讀台灣的媒體與種種社會現象？以下為
訪談紀要：
問：你主持真情指數訪問過不少政商名流與藝文界人士，依你觀察，「台灣人」有什
麼特質與共通性？
答：若只訪問在台灣長大的人，我們的視野會受到限制，有時我會故意挑選非台灣人
上節目，我訪問過非台灣人的來賓當中，有些是比較冷門的人，例如得過麥克阿
瑟天才獎的藝術家徐冰。
「你不需要照著台灣人想事情的方法看世界」
我想讓台灣的觀眾知道，華人世界裡從未接觸過台灣的來賓怎麼看待這個世界，
台灣人一直被教導一個看世界的方法，這個方法背後被某個特定目標所操縱，不
管是受國民黨或民進黨操縱的教育制度下長大的台灣人，都被引導要選邊站，要
跳脫出來需花很長的時間，我希望告訴觀眾，你還有別的選擇，不需要照著台灣
人想事情的方法去看世界。
台灣島上的人被分成本省人、外省人，這種分法只是世界上千百種價值觀裡的兩
種，如果你耗費過多的精力在這件事情上，光是祖國認同就夠你耗費三、四十年
時間，人生成就也會受到局限。因此〈真情指數〉愈來愈傾向華人觀點，而非以
台灣為主。
問：你訪問非台灣人背景的來賓，節目收視率如何？
答：電視是一個傳遞的過程，衡量電視節目的標準是「好不好看」，收視率高低與我
訪問的是不是台灣人關係不大。
不過話題人物一定比較熱門，擅於表達的話題人物，只要別去追究他跟新聞事件
有關的真相，而是追究他的人生，他的表達就會帶來樂趣。例如蘇惠珍是一個熱
情的表達者，我不需要碰觸她在新瑞都案裡的爭議性，光是看這個人物從一個出
錢支持黨外運動，到現在與大家鬥法把錢要回來的過程就夠好看了。
所以對電視節目而言，蘇惠珍就是一個「好看」的人，馬友友也符合電視節目「
好看」標準，雖然一般人不熟悉他，但是他充滿表達的熱情，所以也很「好看」。
追究人生比較重要，訪問蘇南成最失敗
蘇南成則是我訪問經驗中完全失敗的例子，他是個表達方式很有戲劇感的人，觀
眾愛看這種人講話，雖然他在訪問過程中完全不理會我在講什麼，從頭到尾無視
於我的存在，一直講他準備好要講的話，收視率卻不錯。
通常我的電視嗅覺與電視浪漫會交錯進行，上節目的來賓名單冷熱交雜，我會爭
取蘇惠珍與璩美鳳這類話題人物上節目，然後穿插一些我認為不應該被完全遺忘
的人，例如鍾阿城、秦孝儀與趙耀東這些人，或是提醒我們生活是有很多選擇的
人，收視率有時也會令我意外。
問：以你主持節目多年的經驗，你能否歸納出觀眾究竟想要什麼？
答：台灣觀眾只喜歡他們想要的東西，以〈真情指數〉為例，我的出發點是受訪者是
怎麼活過來走到人生這一步，別人的人生給的是「能量」，觀眾在節目裡吸取能
量，負面思考的人在節目中靠著痛恨這個人來活下去；正面思考的人就吸取正面
能量自我鼓勵以活下去，電視的特質是「當下」，觀眾看幾分鐘節目就吸收幾分
鐘活下去的能量，至於真相是什麼並不重要。台灣是一個不在意真相的社會，我
無意在節目中審問真相，只想不斷供應能量給觀眾。
問：來賓對你撒謊，你當下知道嗎？
答：我知道，不過，我是一個纏鬥型的主持人，如果受訪者避開我的問題，我會繞好
幾圈後再提問，一直繞到你頭昏為止，頭昏的人不一定會講出真相，但是容易講
錯話，錯就好看，當然也有人百毒不侵，但是我從不逼問來賓不想講的事，來賓
沒有畫下明確界線的部分，我就會全力進攻 。
失意人比較說真話，得意人比較說假話
問：在你訪問的人當中，政客是不是比較會撒謊？
答：不一定。應該是說，失意的人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失去了，他們比較會說真話，因
為他們除了揭發之外沒有別的事可做；得意的人有太多東西要維護，說假話的機
率相對較高，當年以英雄身分上節目的人一旦變成執政者，他們所說的話可信度
會降低，禁得起詢問的耐力也會降低。
問：你的節目裡常看到來賓講到痛哭流涕，他們是真情流露還是表演？
答：外界誤以為〈真情指數〉是以放鬆、談心為氣氛的節目，實際上，對於受訪者，
我的態度是嚴陣以待，我從來就不想與來賓做朋友，觀眾看我的節目，不是要看
我與來賓哈啦聊天，而是要看到暗中緊張的節目，因此從來賓一坐定，我就一直
盯著對方的眼睛直到結束，被人盯著看兩個鐘頭，到後來一定會頭昏，為了防我
的問題，心情又有點緊張，這時就容易講出沒有心理準備的話，到了那個狀態，
若是一個表演者，意識到我給他表演的舞台，他就會哭；在我意料之中的哭，我
就會把話題岔開，訪談過程中，我從不陪來賓掉眼淚，而是在盤算接下來要問什
麼。
魏京生可以抵抗牢獄之久，卻無法抵抗一根菸之短
問：在你訪問的經驗中，讓你特別有感觸的是哪一類受訪者？
答：會讓我感嘆的是伴隨我成長的事件與人物，如天安門事件的柴玲、王丹與魏京生，
這群人是我的青春浪漫所投射的對象，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英雄的角色，世界
仍將英雄的十字架放在他們身上，當他們出現在我的節目裡，對我來說是一種幻
滅，那一刻，我發現我的青春投射如此脆弱，竟然只是一個禁不起瑣碎世界折騰
的人，這樣的情境，我覺得有點殘忍。例如魏京生進棚錄影，我們每隔三十分鐘
就要停機讓他到外頭抽根菸才能再錄下去，一個可以抵抗監獄生活這麼久的人，
居然連一根香菸都抵抗不了。
問：除了〈真情指數〉，你也主持〈兩代電力公司〉，後者是以青少年為主要觀眾，
主持這類節目，是否有助於你了解世代差異？
答：主持兩代電力公司之前，我就知道「世代差異」的存在，援交、鋼管辣妹、劈腿
族、一夜情等都是人類社會本來就存在的事，並不是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才有的觀
念，以前的說法是腳踏多條船或用身體換錢。
我主持節目不用「窺奇」的態度，像打開馬戲團或動物園大門一樣去看待他們，
而是用認真的態度、搞笑的方式把時下青少年的人生觀介紹給觀眾。例如，這個
世代的年輕人習慣「鬥嘴」而不達成任何結論，〈兩代電力公司〉就把「鬥嘴」
的過程表演給觀眾看。
人不是靠年級來畫分的，沒有「幾年級生」這件事。大眾喜愛的事從古至今都差
不多，時下年輕人崇拜的偶像團體，與披頭四或是更早的羅馬競技場戰士都是一
樣的，人不都是這樣長大的嗎？
有些媒體經營者是攤販心態！
問：你認為台灣的電視頻道充斥談話性節目的原因何在？
答：有些媒體經營者是以攤販的心態在經營頻道，談話性節目氾濫是因為製作費便宜。
真情指數只要一位主持人、一位來賓就搞定了，有的來賓很有錢，連車馬費都不
拿；談話性節目的製作單位只要給四位來賓車馬費，連後製剪接都不需要，電視
台上哪兒找這種不用劇本的演員，收視率還能比一集三十萬的連續劇高？
有的來賓知道遊戲規則，知道自己是表演者，上節目時，誰扮白臉、誰扮黑臉，
這群人久而久之就會成為固定班底。
但是沒有人提醒台灣的觀眾，看電視還有其他選擇，除了談話性節目，還有
Discovery 與國家地理頻道。在國外，二十年前就有政治人物在電視上互相叫罵，
或主持人帶著攝影機去抓姦的節目。當年發明電視機的人說，電視機上最重要的
按鈕是 off。電視是惡魔，一旦打開電視，所有應惡魔需求的事都會發生，每個
國家都一樣，不是只有台灣人才擁有這麼多談話性節目，我們不應該只透過電視
去看世界。
問：不少政治人物活躍於電視頻道，例如趙少康與陳文茜，你怎麼看他們在談話性節
目中所塑造出來的形象？
答：趙少康與陳文茜是意見表達者，也是表演者，他們不是主持人或媒體人，因為他
們是政治人物出身，表演是為了攫取權力，做節目是以收割影響力為出發點，而
非娛樂效果。不過電視媒體講求戲劇感，不管是政治評論節目或偶像劇，最後決
勝負的都是戲劇性，你給他們一個沒有戲劇性、超越台灣視野卻值得討論的議題，
他們寧可整天討論同一個有賣點的議題，他們切入市場時都找到一個無可被取代
的位置。
我們的教育改革從未把「鼓勵作夢」當目標
問：依你觀察，現在的台灣人為什麼活得那麼焦慮？
答：因為他們失去作夢的能力，也沒有人提出一個願景。台灣人消耗很多力氣在尋求
祖國認同，我們的教育改革從未把「鼓勵作夢」當成目標，而是企圖減輕學生的
負擔。作夢的能力一旦消退，有人就會失去目標，自欺欺人的能力沒了，就像是
整天追著尾巴原地打轉的小狗。
對一個在美國長大的年輕人而言，變成喬丹、瑪丹娜或總統都是觸手可及的夢想，
在台灣，這些夢想的浪漫成分被耗損得很厲害，你曾經想過要當一個追求正義的
英雄，最後卻看到這些英雄面對權力時都特別脆弱、容易腐敗。
最不愛閱讀是台灣人，台灣出版水準在華人世界數一數二
問：也主持讀書節目，你認為台灣人對閱讀這件事熱中嗎？
答：我見過最不愛閱讀的是台灣人，即使是香港人，他們吸收資訊的努力都勝過台灣
人，台灣的出版水準在華人世界裡數一數二，因為台灣是個民主開放的社會，在
台灣得以出版大陸所不能出版的書，但是大部分的書，壽命不會超過七十二小時，
讀者都累到只能看一、兩本書。看工具書不算是閱讀，台灣是一個講究「實用」
的社會，閱讀卻不是件實用的事，大家才會不愛閱讀。
問：感覺上你滿否定電視的，那你做節目的目的是什麼？
答：唯有否定才有自由吧！很多人說村上春樹的小說文字很輕盈，但是他的態度很沉
重，為什麼一個人能夠同時輕盈又沉重，或許村上春樹確定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他才能輕鬆去探索很多事情。我做電視節目的態度是，這件事情很糟糕，我只要
能做出一點亮光，就覺得很過癮。我在每個主持的節目裡，都只有一點點的我存
在，也就是因為我否定電視，我才能做得這麼自在，如果我每年都想得獎，想收
視率高低，我早就撐不下去了。
我認為，寫作的我才是完全的我，我想我只能再忍受電視環境五年，之後我想回
到寫作的樂園裡。對我而言，電視是工作不是事業，我覺得設立一間中輟生學校
會比做電視節目來得有趣，台灣是個不鼓勵夢想、不信賴壞孩子的社會，我會去
做這兩件事。
〈曾嬿卿、林瑩秋、江煒琦採訪〉
【財訊月刊12月號261期】
出於網頁
http://monthly.wealth.com.tw/261/n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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