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美國政治中的福音派與基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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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中的福音派與基要派--兼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比較《上海大學學報》2012年03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5577.html 劉義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內容提要] 作為美國宗教的主要傳統之一，福音派主要形成於19世紀。在20世紀初，隨著基要派與現代派之間的鬥爭，基要派作為激進的一支逐漸與福音派分離開來。與此同時，新福音派作為新的傳統，開啟了當代福音派發展的新階段。1970年代以來的新基督教右派是福音派傳統在當代的主要體現。"道德大多數"和基督教聯盟是其中兩個最突出的組織。福音派廣泛地介入美國政治，包括同性戀、墮胎、學校祈禱等問題，甚至直接干預美國的總統選舉和外交政策。尤其是福音派與共和黨之間的聯盟，更是呈現出一種神權政治的特徵。然而，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相比，福音派卻體現出從極端的基要派向更寬泛的宗教保守派的轉變，其政治行為也主要是參與性而非暴力性的。究其原因，一方面緣於美國宗教的個人主義傳統；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在於美國和伊斯蘭世界在政治結構和性質上的根本差異。在全球性的視閾中，基督教福音派是最突出的宗教基要主義流派。而且，說到底，基要派這個詞語本身就是基督教歷史的產物。特別是，由於美國與伊斯蘭之間的複雜關係在冷戰後國際政治中的突出地位，一種所謂"文明衝突"的觀點也顯得尤為暢銷--一個以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和一個以中東為代表的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在2001年的"9·11"事件後，這一問題無疑表現得更加突出。因此，從全球的角度看，政治伊斯蘭和美國基要派之間的比較似乎顯得尤為必要。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從歷史的視角對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問題加以簡單梳理；二是圍繞1970年代興起的美國基督教新右派，對福音派的政治特徵進行分析和論述；三是對美國的福音派傳統和政治伊斯蘭的歷程進行簡單的比較。本文的一個基本論點是：福音派政治實際上代表了全球宗教政治演變的另一條路徑。至於其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國宗教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是美國和伊斯蘭世界之間在政治結構和性質上的重大差異。一、歷史視野中的福音派與基要派福音派作為一個概念，其含義無疑是極其豐富多樣的。借用一位著名的研究福音派歷史的學者的話說，福音派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馬賽克或者萬花筒。? 然而，有學者還是區分出了關於福音派的不同含義，這大概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講：第一，福音派作為一個概念的統一體，這主要指具有福音派一般特徵的宗教群體，包括：(1)宗教改革中關於《聖經》最終權威的學說；(2)《聖經》中記載上帝救世的真實歷史特徵； (3)以基督贖罪為基礎的永恆生命的拯救；(4)福音主義與宣教的重要性；(5)一種精神上得到轉化的生命的重要性。這些群體或許在某些具體方面有某些不同，但在整體上構成了一個概念的統一體。這一關於福音派的界定是抽象的。第二，福音派作為一種有機的運動：這主要指起源於近代新教改革的宗教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它們繼承了宗教改革的遺產，具有某些共同的趨勢、共同的身份和有機特徵。其中最重要的，即都強調要返回《聖經》的傳統，強調耶穌的救贖，反對人為的教會體制。一些突出的代表如清教徒、虔敬派、衛理公會、浸信會、19世紀的眾生復位說信徒、復興運動、黑人基督教、聖潔群體、靈恩運動等。第三，福音派作為一個跨宗派的群體：這是福音派最嚴格意義上的概念。在這一點上，跨宗派成為了界定是否福音派的主要標準。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國際虔信派運動，並在19世紀得到充分的發展。其成員多由跨宗派的信徒或在主流教會中具有跨宗派意識的信徒組成。另外，它還包括一些獨立的出版機構、神學院、志願組織等。在20世紀基要派和現代派鬥爭之後，福音派成為了一個後基要派時期的名詞，也即主要指新福音派。福音派的這一具體歷史，實際上也讓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一個特殊的"宗派"。[1] 或如其他論者所言，福音派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歷史，只有不同的"故事"。正是這些不同的片斷，才構成了一個歷史的整體。具體說來，福音派的歷史可被區分為：(1)歷史的：從真正的意義上講，福音派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紀的以色列以及他們在福音書和保羅書信中的一系列解釋。作為這一詞語最早的意思，福音或福音的好消息主要關乎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這一用法同樣體現在《福音書》(尤其是馬太福音)中。因此，從最初的意義上講，所有的基督徒，只要宣揚上帝救贖的好消息，就可以被稱作是福音派的。 (2)改革時期的：這大概包括三種資源，也即路德宗、加爾文宗和英國再洗禮派的。由於美國基督教基本上是以新教為主的，因此宗教改革的思想也成為了美國基督教的主流。其中，因信稱義、預定論以及強調個人再生的經歷，都成了後來美國基督教的典型思想。 (3)清教和虔敬派的：這是同美國的誕生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也是美國自一開始就擁有的精神氣質。對靈性的追求，是其中的核心內容。(4)大覺醒時期的：這主要指18世紀在英美興起的大覺醒運動。在英國，主要的代表有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哈里斯 (Howell Harris)、約翰·韋斯利(John Wesley)和查爾斯·韋斯利(Charles Wesley)。在美國，則主要包括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威廉·田納德(William Tennent)和吉爾伯特·田納德(Gilbert Tennent)、弗裡林和森(Theodore Frelinghuysen)等。(5)復興時期的：這可以被看作是美國基督教的另一次大覺醒。隨著西進運動的開展，美國的自由也在更廣闊的土地上展開，從而刺激了新的宗教需求和精神。一些主流的宗派，如長老會、浸信會和衛理公會等，都響應了西進運動的呼求，在邊疆地區掀起了宗教熱潮。(6)靈恩運動的：這主要指興起於20世紀初期的靈恩運動。與福音派的其他部分相比，其最突出的特點在於講方言。在1960年代，隨著這一運動在主流宗派中的發展，它也呈現出較寬容的趨勢。(7)基要派和新福音派：這主要因為1920年代福音派內部的分裂而導致。在同現代主義的對抗中，福音派中較強硬的一支分離了出來，形成了基要派。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件後，基要派走向衰落。福音派中較溫和的一支又發展出新福音派的形式。[2] 從美國歷史的角度看，福音派則更多地表現為圍繞18至19世紀兩次宗教大覺醒而形成的主流宗教傳統。從思想的角度看，興起於歐洲的虔敬派可謂是後來宗教復興的直接淵源。兩個標誌性的事件，分別為1675年施本納出版了他的《敬虔之願》(Pia Desideria)一書，以及差不多同一時期班揚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的問世。在18世紀的前半期，虔敬派運動急劇發展，反對教會的形式主義，尋求"心中真正的宗教"。從1820到1830 年間，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以及北美的殖民地，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復興運動得以展開，從而促進了英語世界宗教的大覺醒。近代福音派的歷史由此展開。到19世紀中期，福音派在英美的基督教中已經佔據主導性的地位。白人福音派涵蓋了當時美國主要的宗派，如衛理公會、浸信會、長老會、公理會以及聖公會的一部分。另外，在一些其它的宗派，如路德宗、德國和荷蘭的改革宗、基督教會(Churches of Christ)和基督門徒派(Disciples of Christ)中，福音派的因素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儘管這些不同宗派之間並不是完全統一的，而是經常在很多具體問題上有著激烈的爭論，然而，福音派作為一種宗教傳統卻逐漸成為了美國宗教和文化的主流。即便是作為少數派的猶太教、天主教、東正教等，也常常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迎合福音派的傳統，以適應美國文化的主流。如此，福音派具有美國宗教的突出特徵，從而與歐洲圍繞教會體制的宗教傳統區別開來。[3] 在當代，福音派歷史的一個主軸則在於其與基要派之間的關係。如何區分基要派與福音派呢？美國基要派研究權威馬斯登(George M.Marsden)指出，"基要派就是對某些事情怒氣衝衝的福音派信徒"。更精確地講，基要派可被看作是福音派中的"好戰分子"。他們反對教會中的自由主義神學、文化價值觀的各種變化以及那些與"世俗人文主義"相聯繫的東西。綜合來講，基要派可被看作是福音派的一個分支，"好戰是其觀點的關鍵"。[4]在1920 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爭論中，基要派成為福音派聯盟中最突出的代表。當代的福音派概念則更多是一種後基要派的現象，也即指興起於1930年代的新福音派。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基要派和福音派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又常常在不同的語境中成為了定義對方的主要參照。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人們也常常將兩者統一起來，看作是一種整體現象。在這裡，筆者則更多地將基要派和福音派看作是源自同一傳統的社會運動，或者確切地講，是指美國宗教中的保守派現象。本文的論述也主要從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福音派來概括美國宗教中的這一現象，以與伊斯蘭的部分相對應。另外，在不同的語境中，則參考習慣的用法來指涉具體的內容。 1910年，美國一家小小的出版社出版了一套12卷名為《基要》(The Fundamentals)的小冊子。這被看作是美國基要派興起的重要標誌。作為福音派中強硬的一支，基要派堅持《聖經》的準確無誤、神定時代論、前千禧年主義和分離主義的觀點。這尤其在長老會和衛理公會內部引起了極大的分歧。1922年5月，富斯蒂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做了一場題為"基要派會贏嗎？"的論戰性布道。作為響應，馬卡尼(Clarence Edward Macartney)則發表了"不信仰會贏嗎？"的報告。這在長老會內部引起了極大的分裂，促使信徒在"不信的自由派"和"反動的基要派"之間做出選擇。作為結果，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四位教授離開了普林斯頓，在費城創辦了威斯敏斯特神學院。馬辛(John Gresham Machen)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在《基督教與自由主義》一書中，馬辛指出，既然新的自由主義否認人類得救依賴於基督為人類贖罪而死這一事實，那麼，這類自由主義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一種新的宗教。在1920年代，基要派的主要鬥爭對象集中在生物進化論上。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件中，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達羅(Clarence Darrow)為在公立學校教授進化論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儘管法庭宣判布萊恩獲勝，斯科普斯被處以一百美金的罰款，然而，在報紙等媒體上，布萊恩卻被認為是沒有思想能力、無學識和反動的，這最終被證明是對基要派的一個致命打擊。自此之後，基要派逐漸退出了在公共領域的主導性地位。[4]45-49 隨後而興起的則是所謂"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ism)。與基要派不同，新福音派拋棄了分離主義的態度，而將主要精力轉向傳教和個人救贖。葛培理(Billy Graham)和亨利 (Carl F.H.Henry)是其中的關鍵人物。1942年成立的美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NAE)則成為了新福音派的一個組織基礎。1947年，亨利出版了其僅75頁的小冊子--《現代基要派的不安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Fundamentalism)，這可被看作是"新福音派的宣言"。在其中，亨利表達了對基要派缺陷的焦慮，並在福音派的立場上吹響了"文化參與"的進軍號角。從1956年到1968年，作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的主編，亨利基本上確立了新福音派大致的共同目標和聲譽。此外，他還領導了1966年的世界福音大會這一全球性的盛事，並主持了一系列旨在鞏固北美及其它地區福音派大復興的出版物。葛培理則主要通過布道來宣揚新福音派的精神。20世紀50年代，葛培理的勝利迅速改變了新福音派的地位。葛培理巨大的公眾魅力賦予了他實質上的獨立性。而1952年艾森豪威爾與尼克松的總統競選又為其與白宮的聯繫鋪平了道路。來自政治上保守的商界領袖們--最著名的即太陽石油公司的皮尤 (Howard J.Pew)--的支持增加了他的資源，儘管葛培理並不迎合其關係戶們的政治意圖。一個統一的福音派聯盟似乎正在出現。然而，圍繞一系列問題的爭議，尤其是1960年代關於越戰的討論，最終促使了福音派內部的再次分裂。一個新的趨勢，則在於新基督教右派的興起。它是基要派和新福音派思想結合的產物。[4]50-62 福音派最近的一次復興則始於1970年代。首先，二戰後，隨著新技術革命的進行，無線廣播等技術的發展，也促使了新的傳教手段的出現。一批電視布道家的出現即是這一現象的突出表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如法爾維爾(Jerry Falwell)和羅伯遜(Pat Robertson) 。由此，美國宗教也逐漸呈現出組織上的巨大變化，如傳統宗派的衰落、利益群體的興起、跨宗派組織的發展等。[5]102其次，在戰後美國一些重要的社會運動中，如民權運動、反越戰、婦女運動等，宗教作為一種身份認同和動員力量的功能得到了明顯的表現。而自由派在公共領域的突出地位，也促使福音派改變逃避政治的傾向，而希冀在社會事務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1960年和1964年的總統選舉中，宗教因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76年，美國南部浸信會的信徒卡特當選為總統，可謂是當代福音派復興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一年也因此被稱為是"福音年"。然而，福音派的發展還不止於此。尤其是其中靈恩運動的一支，更是在1970年代得到長足的發展，並深入各主流宗派，包括猶太教和天主教。最後，需要強調的是，當代的福音派運動已經超出了美國的範圍，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與美國在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相輔相成，構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當然，從公共影響的角度講，最突出的則要數所謂的"新基督教右派"。二、新基督教右派：組織與特徵如何理解新基督教右派的性質和特徵呢？一個基本的方法是將其置於20世紀美國福音派和基要派的歷史脈絡中來看。其中，最突出的即新基督教右派繼承了福音派和基要派在神學上的基本觀點，如《聖經》的準確無誤性、耶穌基督的救贖等。然而，與之前的福音派或基要派不同，新基督教右派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教會組織，而是如著名宗教社會學家伍斯諾(Robert Wuthnow)所界定的，是一種"特殊利益群體"。[5]102而且，與之前福音派和基要派迴避政治的態度相比，新基督教右派一個最突出的特徵即是其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可以說，新基督教右派既繼承了20世紀的福音派傳統，又繼承了之前反共產主義的"老基督教右派"[6]以及當時興起的"新右派"傳統。[7]它是一種保守派宗教和保守派政治的結合。尤其是，由於新基督教右派同共和黨之間的密切關係，這一特徵就體現得更為明顯。 [8]新基督教右派主要興起於1970年代末期及1980年代早期，並在1980年代中後期達致高潮。其外部特徵則主要體現為一系列組織的興起。其中最突出的即"基督教之聲 "(Christian Voice)、"道德大多數"(the Moral Majority)和"圓桌會議"(the Roundtable)。 "基督教之聲"是其最早的組織。它於1979年1月由加州的牧師格蘭特(Robert Grant)和佐恩(Richard Zone)成立。它實際上是一些既存的反同性戀、反淫書和親家庭群體合併的結果。一些著名的基要派牧師被徵召到它的政策委員會，包括《過去的偉大地球》(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一書的作者林德西(Hal Lindsey)以及演員、歌唱家兼神學家布恩(Pat Boone)。到1980年中期，這一群體聲稱擁有15萬名信徒和37000名牧師的聯繫名單，包括3000名天主教神父和一些摩門教的人員。其中的積極分子主要來自獨立的浸信會、聖經教會和神召會，尤其是西部和西南部地區的信徒。"基督教之聲"很依賴電視布道家，尤其是基督教廣播網絡的領導人羅伯遜(Pat Robertson)為其提供了進入上百個電視和廣播頻道的機會。另外，它也依靠亨辛格(Jerry Hunsinger)的直接通信系統來籌款。"道德大多數"以及其它基要派團體同樣有賴於此。[9]31-32 "道德大多數"則是1980年代最出名的新基督教右派組織。它於1979年7月由法爾維爾成立。除了法爾維爾，它的委員會還包括一些獨立的浸信會成員、一些來自正統的南部浸信會的保守分子以及長老會的宗派。比林斯(Robert Billings)是該組織的執行領導。1979年 11月，"道德大多數"踢開了籌款系統，而直接吸納法爾維爾"舊時光福音時間"聽眾的捐助。同時，法爾維爾還跨越55個州，號召"我愛美國"集會，並在各地成立分部。很快，他宣佈在47個州都建立了組織，儘管這主要是法爾維爾的通信名單。到1980年中期，全國組織聲稱擁有30萬成員，包括7萬名牧師。一年之後，法爾維爾聲稱成員人數達到了400萬。同 "基督教之聲"一樣，"道德大多數"主要吸收獨立的浸信會成員(法爾維爾似乎嚴重依賴於浸信聖經會以及南部浸信會的牧師)、一些小的基要主義教派成員以及南部主流教會的保守主義者。[9]32-33 "圓桌會議"是當時的第三大組織。麥卡特爾(Ed McAteer)是該組織的創立者。它主要吸收既不滿於"道德大多數"也不滿於"基督教之聲"的保守派神職人員。這包括主流的南部浸信會、長老會和衛理公會的牧師。如此，他設立宗教圓桌，作為一個政治討論和教育的論壇，由新右派的權威韋利奇(Paul Weyrich)、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多蘭(Terry Dolan)和斯科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主持。經過一系列的熟悉大會，麥卡特爾把注意力轉向政治組織，在全國主辦指導牧師政治動員藝術的工作坊。其中最出名的即是1980年 8月在達拉斯的聚會。在那裡，成千上萬的神職人員和信徒聽了每一個主要的新右派權威的講話，包括南部浸信會的主席史密斯(Bailey Smith)、擔保圓桌會議的總統候選人里根以及很多的電視布道家。總統大選後，麥卡特爾主要通過建立地方組織來擴大自己的工作。[9]33 如何理解新基督教右派作為基要派或福音派組織的特徵以及它在1970年代的新變化呢？以 "道德大多數"為例，創始人法爾維爾及托馬斯路浸信會(Thomas Road Baptist Church)從一開始無疑是繼承了1920年代以來基要派的特徵。其中最突出的即其分離派立場。然而，到1980年代，法爾維爾卻逐漸從基要派向更寬泛的福音派或保守派基督教轉變。[10]10直到1996年，法爾維爾正式將其組織與南部浸信會聯盟聯繫起來。在這一過程中，法爾維爾態度的一個重大變化在於開始關注政治。1965年，在一篇名為《牧師與請願者》的布道文中，法爾維爾公開聲稱教會與外在世界的聯繫只是如保羅講給提摩太的--"向世界布道"。然而，到1976年，他卻認為，"宗教和政治不能混合"的思想是魔鬼製造出來阻礙基督徒管理自己的世界的。到1980年，他更是將其在《牧師與請願者》中的觀點稱為是"錯誤的預言"。到"道德大多數"成立時，法爾維爾已經從原來的托馬斯路浸信會發展出一個包括自由大學、林齊伯格基督教學院、自由聖經學校、舊時代福音時光等在內的"基要派帝國"， [10]15"道德大多數"則是其中最前衛的公共組織。法爾維爾在兩個意義上代表了所謂的大多數：一是基督教的保守派；一是全體美國人的道德態度。"道德大多數"由此通過一種道德政治的形式積極參與到美國的公共領域中。[10]20 在《道德大多數是什麼？》(What is the Moral Majority)的宣傳冊子中，法爾維爾把" 道德大多數"界定為一個特殊利益群體，主要解決因世俗主義和自由主義導致的道德墮落等問題。[11]15他們的主要立場體現為親生活、親傳統家庭、反淫亂等。同時，這一切又同一種神聖的宗教觀念和任務緊密聯繫在一起，他們希望通過上帝的旨意來改變美國社會的現實狀況。這一任務是道德的，也是宗教的。他們的途徑則是政治的，也即通過社會抗議、國會遊說、參與選舉等方式來實現，尤其是通過支持里根在1980年當選總統，"道德大多數"直接得到了很多在社會政策方面的回報，如關於在學校祈禱的提案、反對平等權利法案等。論者界定"道德大多數"的四個主要特徵：(1)它更積極地反對自由派導致的問題，而較少注意自己所產生的問題；(2)其組織具有高度的基督教熱情；(3)它是保守主義的，希望通過傳統來詮釋當下事務的合理性；(4)它是單一化的，認為所有事物的發生原因和解決方法都是單一的。[11]19-20儘管法爾維爾聲稱其組織包括天主教、猶太教以及其它少數群體，然而，整體而言，"道德大多數"基本上是一個基要派的組織。 "道德大多數"的主要政治活動包括：(1)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研討會等對選舉者進行道德教育；(2)鼓勵選民登記以及選民與代表之間的溝通；(3)讓選民瞭解其代表的選舉記錄；(4)進行國會遊說，反對有損於傳統家庭和道德價值的立法。[12] 根據其官方刊物《道德大多數報告》，論者對"道德大多數"在1982-1985年的主要議程進行了總結：(1)1982年：關於在學校祈禱的問題、墮胎、關於關閉兩家教會學校的問題、平等權利法案、自由派的媒體。(2)1983年：國家安全、墮胎、中美洲地區的暴亂、學校祈禱問題、同性戀群體。(3)1984年：政府官員對教會學校的攻擊、總統選舉、學校祈禱問題。(4)1985年：淫穢讀物問題、教育質量、墮胎、艾滋病、政教關係。[11]93-106總結而言，在"道德大多數"的目標中，對學校祈禱、墮胎、淫亂讀物等道德問題的關注可謂自始至終都是一貫的。其它問題，或是由這些問題衍生出來的，或則同這些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算是應了其"道德大多數"的名號。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道德大多數"在話語上也慢慢體現出成熟化和寬容化的傾向。就其在宗教關注以及墮胎等具體問題上的論調而言，他們一開始多是懷著恐懼和批判的心理；到後來，態度便趨向緩和，或者尋找一些另外的替代方案。比如，它在1984年推行的"拯救嬰兒計畫"就是在反墮胎問題上的另一種選擇。有論者將"道德大多數"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指1980年總統選舉前後。這一時期"道德大多數"主要是一種"基要主義的暴動"，其目標主要集中在鬥爭、動員、勝利與救贖等問題上。第二階段則指1980年總統選舉成功後。這一時期的"道德大多數"更多的是一種利益群體的工具，其目標主要集中在政治秩序的確立、對多元主義的寬容、內部信仰的多元化等。這一方面同美國本身的政治利益以及宗教多元化的現狀有關，另一方面則反映了里根支持保守派政治的積極意義。[13]無論如何，"道德大多數"的這種變化似乎同新基督教右派的整體發展趨勢密切相關。這已經在1990年的情況中得到了證明。到1990年代，基督教右派逐漸演變為一種複雜的綜合性運動，並尋求多樣化的目標。比如：影響共和黨的提名，甚至控制政黨工具；幫助共和黨贏回白宮，保持在國會中的大多數；取得國會和州議會的勝利；影響聯邦法院的決定；控制校董會，以影響學校的政策；贏得州、縣的選舉等。運動的領導人大多充滿了雄心。他們多樣化的動機成就了美國基督教保守派歷史上最全面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有三個最大、最專業化和組織化的機構：基督教聯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關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及其政治支系家庭研究理事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關懷美國婦女會(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等。[14]61 "關注家庭"的領導人為多布森。他同時領導一個廣播台和一個社會運動組織，都命名為" 關注家庭"。家庭研究理事會則是它的政治支系。多布森反對基督教右派的口號，而聲稱他的組織只是親家庭的。但他的背景、言辭和議程都同基督教右派相類似。家庭研究理事會的領導人是鮑爾。家庭研究理事會具有26個州級的分部。但它們大多是在一些原有的組織上建立起來的，而不是從頭做起。它們的主要任務是蒐集和散佈信息。不同的州之間以及各種上下部門之間都建立了信息分享網絡。同基督教聯盟一樣，家庭研究理事會也加入了投票選舉、影響立法等活動。[14]63-64 "關懷美國婦女會"於1979年由拉海耶成立。它具有很多1970年代的基要主義組織的特徵。然而，同前期的組織不同，它積極努力吸收天主教婦女，並建立了各種基層組織。1985年，它遷往華盛頓，並成立了一個全國機關。但它仍保留分散化的管理。"關懷美國婦女會" 具有一個強大的法律支系，並通過遊說等手段反對很多最高法院的議案。目前，它主要代表了基督教右派中反對國家婦女組織以及其它女性主義團體的勢力。[14]64-65 總體來說，新基督教右派在1990年代逐漸朝著實用主義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其中，基督教聯盟的特徵最具有參考意義。論者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基督教聯盟的制度化問題：(1)穩定的資金來源：基督教聯盟在資金方面是相當充裕的，這主要來自直接的公共捐助。另外，把生活熱線等電話服務，以及出售書、光盤、禮品等，作為進行籌資的一種方式。當然，基督教聯盟也通過直接通信系統進行一些緊急籌款。(2)草根政治活動：1987年羅伯遜競選總統候選人失敗，讓裡德看到了新基督教右派在政治策略上的不足，從而選擇以草根政治為基礎的活動。通過賦予地方問題以全國性的影響，以及全國組織對地方問題的支持，從而慢慢推進問題的解決。這就使基督教聯盟的策略顯得更實際，也更有效率。(3)更廣泛的人員組成：基督教聯盟從一開始就不希望只是一個單一的基督教基要派組織，而是與天主教、猶太教、黑人教會以及婦女組織等聯合起來，從而組成一個廣泛的聯盟。另外，基督教聯盟在這方面的一個策略是擴充議程內容，而不是像1980年代的基督教右派組織那樣只集中於一個或一個方面的問題。(4)更寬容的話語：與1980年代的基督教右派組織相比，基督教聯盟無疑更多地強調寬容，而不是排斥，從而表現出與不同觀點的調和。在鬥爭方式上，他們也更加強調和平、實際的方法，反對激進的暴力手段。[15] 到目前為止，新基督教右派已經成為了影響美國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首先，他們積極投入美國的總統大選、政黨提名以及各種層次的委員會選舉，通過宗教組織所提供的網絡來影響選舉的結果。其中最突出的即1976年的卡特總統和1980年的里根總統選舉。1987年，羅伯遜竟然通過他所領導的"700俱樂部"直接參加選舉。雖然羅伯遜最終失敗，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且，他也是美國歷史上參選費用最高的總統候選人之一。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新基督教右派積極參與政治的結果，即贏得政府在許多社會問題上對基督教保守觀點的支持，如在教會學校的祈禱、親家庭、反對女性主義和同性戀、對聯邦法院的反對等。[16]其次，新基督教右派的興起也嚴重影響著美國的對外政策，比如反共產主義、在中東問題上支持以色列、政治單邊主義等。通過海外傳教、社會服務等路徑，新基督教右派也擴展到全球的層面上，並發展為一支重要的跨國力量。他們關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獨特觀點，也成為了影響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鑑於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支配地位，新基督教右派的觀點也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強勢的影響下成為一種特別具有影響力的宗教意識形態。[17]最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自1990年代以來，新基督教右派積極擴充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並希望通過聯合國確立一種固定的身份，從而形成了基督教右派的國際部分。而且，基督教右派也積極同天主教、摩門教甚至伊斯蘭教聯合，從而形成一種跨國和跨信仰的聯盟。一些主要的組織，如" 天主教家庭和人權研究所"、"關懷美國婦女會"、"霍華德家庭"、"宗教和社會中心"、"世界家庭政策中心"等，認為全球化是世俗主義的勝利，聯合國則是其主要的代表機構。其具體的措施則體現在反對人口政策、反對女性權利、維護自然家庭等方面。在1994年的開羅人口和發展會議、1999年的第二屆世界家庭議會、2000年的世界婦女會議上，他們都發出了強烈的聲音，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18] 三、福音派政治作為一種傳統有論者指出，福音派政治可謂是美國政教關係的一支重要傳統。[4]71這是從美國建立之始就本身帶有的，並通過18世紀和19世紀的宗教大覺醒而增添了新的內容。儘管宗教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已經通過憲法確定下來，然而，興盛於新英格蘭的宗教熱情卻構成了美國政教關係的另一支主要傳統。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宗教參與美國社會，以及宗教與政治問題的混合，包括宗教和政黨的關係、宗教與移民、宗教的地理分佈、宗教與種族及性別問題、宗教和總統選舉等。作為美國文化的重要成分和精神氣質，福音派無疑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從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從19世紀的戒酒運動到20世紀的民權運動，從輝格黨政治到宗教和政治保守派聯盟，處處都體現著福音派政治的因素。尤其是，隨著近年來福音派的再次復興，宗教在總統選舉和國會遊說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著美國的各種社會和公共政策，比如在學校的祈禱、對私立學校的特別資助、墮胎問題等。簡而言之，作為美國社會的主導性文化因素，福音派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公共政治和社會地位。福音派政治由此也成為了美國政教關係中的一個突出特徵。在這裡，筆者的問題在於，福音派政治作為一種美國傳統與政治伊斯蘭教的發展有什麼不同，其原因又何在呢？一項對美國基督教右派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比較研究表明：(1)兩者都本能地反對世俗主義話語和權威，認為其是對上帝的反叛。區別在於：美國基要派對世俗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由其所導致的道德危機；對於伊斯蘭世界而言，反對世俗主義的話語，則與其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直接相聯繫。(2)經書是基要主義的核心所在，經文主義是基要主義運動的主要標誌。兩者都認為，啟示的經文是上帝的話語，是絕對的、啟示的、不可更改的，需要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完全實現。區別體現在關於人的因素在啟示中的作用問題。(3)在對政府和政治的態度上，兩者都表現出相當的複雜性。兩者都有一支厭惡政治的分離主義－虔敬主義派別。他們認為，政治本質上是腐敗的、墮落的，真正的信徒應該避免任何政治參與。他們只可來宣揚上帝的福音，建設上帝之國。這在基督教中比在伊斯蘭教中更普遍。(4)兩者都將其信仰的起源當作是一個理想的黃金時期。他們強調對第一代教徒的信念、行為和道德價值的回歸，要求恢復原初的信仰。(5)兩者都堅持一種兩分法，將世界分為由神所代表的善的一面和由撒旦所代表的惡的一面，並強調生活是兩種力量的鬥爭。真正的信徒應該擔負起上帝的責任，為神的目的而戰。[19]總括起來說，兩者在總體上是類似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在基要主義的一般特徵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問題並未能解決，也即為什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會走向恐怖主義，而福音派政治卻趨於跟現實政治的妥協？儘管基督教的基要派同樣存在恐怖主義的現象，但不可否認的是，相對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基督教的福音派政治整體上還是代表了另一種不同的路徑。 [20]這一方面跟不同宗教傳統的具體差別相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在於其社會和政治處境的不同。鑑於福音派政治更多是一種美國宗教的傳統，在這裡，筆者認為，對於福音派所代表的不同於伊斯蘭教的政治路徑，也就首先必須從美國政教關係的角度來審視。著名學者福勒爾和赫茨克曾指出美國政教關係的四大基本特徵：(1)清教氣質：清教徒離開英國，希望在新大陸開闢純潔的精神王國。這可被看作是美國誕生的直接根源。因此，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從一開始就蘊含著一種宗教的氣質。而且，作為開國的奠基者，清教徒也為美國人民留下了永恆的遺產，包括強大的民事機構、一種國家使命感以及改革熱情。(2)多元主義：美國宗教的多元主義是同新大陸的移民特徵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歐洲的宗教戰爭給這些移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促使一些先知性的人物，如傑斐遜和麥迪遜，對政教關係的模式進行新的探索。這最終在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中得以確定下來。宗教自由的法律規定，不僅使得不同宗教的人們可以互相尊重和共處，而且也促使了多元宗教共同發展的興盛局面。(3)福音派特徵：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是指堅持《聖經》無誤、強調個人救贖、耶穌復活等傳統教義的福音派，這是美國基督教的主流；另一則是指美國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福音派特徵。由於福音派在美國文化中的主導性地位，這也使得任何其它宗教要想在美國紮根，也必須多多少少帶有福音派的特徵。(4)平民主義：與歐洲的建制宗教相比，美國宗教在整體上是草根性、個人性的。這不但與新大陸本身的特徵相關，並經過宗教大覺醒等運動得以進一步強化。總結起來說，美國政教關係的一個整體形象在於，一方面是政教分離的法律規定，另一方面卻又蘊含著濃郁的宗教因素。宗教、政治和文化的互動，構成了美國政教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礎。[21] 與伊斯蘭教相比，美國宗教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其個人主義。這也是其從歐洲宗教傳統分離出來後的一個重要特徵。美國宗教繼承了宗教改革的傳統，更多地把宗教看作是個人信仰的問題，而不是教會體制的問題。這在殖民地早期的清教徒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並在後來的美國憲法中正式確定下來。而且，經過18世紀和19世紀的兩次宗教大覺醒以及一些新興宗派的興起，美國宗教的這一特徵變得更加成熟，從而也日益成為了美國文化的主導性特徵。然而，美國宗教的這種個人主義並不等於自我主義，而是同一種公民參與的精神緊密聯繫在一起。這尤其體現在美國宗教的志願組織特徵上。宗教的個人主義和宗教組織在公共領域的參與是一體兩翼的事情，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在美國民主政治和多元主義的氛圍中，這種志願組織的參與精神就體現得更加明顯，也能得到有效的發揮。[22]因此，相對於伊斯蘭天生同社群聯繫在一起的特徵，美國宗教的這種個人主義無疑更容易使其保持一種外在於政治的獨立地位，而不易形成政教混合的神權統治。同時，這種志願組織的參與精神又為其進入公共領域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從而緩解了其革命性的暴力傾向。著名學者馬丁在論述福音派政治的特徵時指出，首先，由於福音派堅持政教分離的傳統，因此，他們很少像政治伊斯蘭那樣追求一種意識形態的壟斷，而是希望通過形成壓力團體推動機構間的利益合作、廣泛的道德原則以及在公共領域的地位。其次，由於福音派對" 現世"多持懷疑的態度，希望建立一個信仰的團體，因此，他們最初的影響也不是通過完全的政治行動，而是通過文化的變遷來實現，如恢復傳統家庭、摒棄大男子主義、提倡經濟和工作原則等。福音派對政治的理解，傾向個人主義和實踐性的，從而與盎格魯－撒克遜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歷史特徵相適應。其個人主義的方法假定，政治的提升有賴於道德完整的個體的增加；較好的方式是通過個體化的形象，而不是結構性的安排和力量。其實用主義則確保福音派拒絕政治教條以及遍及拉丁歐洲和美洲政治討論中的"方案"話語。尤其是它與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之間存在一種張力，並反對任何具有啟蒙時代反宗教傳統的社會主義。[23] 總之，福音派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自主的社會空間，或者一種亞文化群體。在其中，人們很少在乎更廣闊的外在世界，卻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動機和目的。神聖的確定性使他們可以在牧師的權威範圍內互相之間自由地交流。福音派政治最突出的貢獻則在於志願組織的發展。它所體現的是一種參與性的、實用主義的政治。然而，這仍只是從宗教自身角度的判斷，而忽略了政教關係的另一個方面。特別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宗教和社會變遷之間的具體關係還沒能表述明白。具體到我們所討論的宗教政治問題，則對於政治處境的考察就顯得尤為必要。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指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不穩定主要因為它們不能適應需求：政治參與的平等遠遠超過了"結社的藝術"。社會和經濟發展--城市化、閱讀能力和教育的發展、工業化、大眾傳媒的擴張--導致了政治意識的發展、政治需求的多樣化以及政治參與的擴大。這些變化動搖了政治權威的傳統資源以及傳統的政治機構；通過創造政治結社的新基礎以及兼具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新政治機構，它們將問題大大複雜化了。社會動員以及政治參與擴大化的比率是高的；政治組織和制度化的比率則比較低。結果就導致了政治的不穩定和混亂。政治最重要的問題即政治機構落後於社會和經濟的變遷。[24] 根據亨廷頓的觀點，政治動亂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同政治制度化的不同步。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教育水平的提高、社會流動的幾率提升；另一方面，政治機構的不配套卻導致了社會的不平等、就業壓力、社會不滿等。如果說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政治制度的落後則成為了這種組織走向反抗的直接動力。如果說中東政治是混亂的代表，那麼美國政治則代表了相反的另一極。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政體的形式，一是政府的能力。美國是典型的民主和多元社會，這已經是無可爭議的事實。然而，更重要的，或許在於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和有效的政府。前者代表了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後者則指政府的有效性問題。如果說前者為合理的政治行為提供了門路和機會，後者則為消除多元化的一些不利後果提供了保障。在這樣的機制下，一方面，作為社會組織的宗教，認識到參與大概是最有效也最方便的政治鬥爭方式；另一方面，強大的國家機器也讓一些極端的組織較難獲得充分的發展。因此，相對於政治伊斯蘭在不滿和沮喪的前提下走上絕望的暴力抵抗道路，福音派政治則更實際，更有效，也更具合理性。如果說動亂的政局是伊斯蘭主義走向暴力的催化劑，那麼合理有效的政府大概也是福音派政治走向和平方式的良藥。而且，鑑於美國歷史的獨特性，基督教在美國政治中向來就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政體的問題上，真不知道是美國宗教的個人主義促進了美國民主的發展，還是美國的民主體制推進了美國宗教的個人主義精神。這大概是一體兩翼、相輔相成的事情。[25] 2001年的"9·11"事件後，隨著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的進行，有學者提出了所謂的"美國神權統治"的問題。[26]然而，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儘管宗教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美國同樣存在所謂基要主義的政治問題，然而，美國宗教實際上卻表現出不同於政治伊斯蘭的發展方向。儘管美國同樣存在所謂的宗教極端組織和恐怖組織，但從整體來看，福音派政治卻代表了一個主流的方向。這一路徑是傾向於參與的、和平的，而不是對抗的、暴力的。這一方面同美國宗教本身的特徵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在於美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因此，美國宗教與政治關係的實際情況的例子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例，也即宗教介入政治並不一定完全是消極的，而是要看是怎樣的介入。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宗教與政治完全分離似乎是不可能的，關鍵在於如何界定兩者之間的界限問題。從這個角度講，這也為克服宗教恐怖主義的問題提供了借鑑。結語總結全文的論述，可以得出，美國宗教基要主義的現象是同福音派和基要派的歷史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一個廣泛的聯盟，福音派既代表了美國歷史上的某些特殊現象和宗派，又代表了一種美國基督教的主導性特徵。1970年代興起的新基督教右派是美國宗教傳統在當代處境中的新表現。它一方面繼承了福音派的一般特徵，如堅持《聖經》的準確無誤、耶穌基督的救贖等；另一方面，它則又悖逆了在其之先的基要派和福音派傳統。尤其是，在政治參與的問題上，新基督教右派做出了最大的突破，這也成為了其在福音派歷史中最突出的特徵。與政治伊斯蘭相比，福音派政治更多是參與性的、實用主義的。儘管新基督教右派中同樣存在激進和暴力的一支，但其整體特徵和趨勢卻是和平的。因此，美國的福音派政治實際上代表了全球宗教政治變遷的另一條路徑。究其原因，這一方面與美國宗教的個人主義特徵相聯繫；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在於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在政治結構和性質上的重大差別。這一是指政府的能力問題，一是政體的性質問題。美國強大的政府和民主政體，同伊斯蘭世界的權力分化、政府腐敗、專制統治等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兩者之間的重大差異，也就決定了宗教政治在不同處境中的不同形象。全球宗教政治變遷的邏輯是普遍的，卻也有賴於其具體誕生和發展的環境。政治伊斯蘭代表了全球宗教政治的一般路徑，美國的福音派政治則代表了另一種選擇。註釋： (1)這一說法主要源自Timothy L.Smith，他和他的學生進行了名為"福音派馬賽克"(The Evangelical Mosaic)的研究。 (2)需要注意的是，馬丁的這篇文章主要是以靈恩運動為範本的。筆者並不贊同馬丁將靈恩運動看作福音派政治核心的觀點，也不贊同其將拉美和非洲社會作為主要範圍的做法。但是，馬丁在這裡對福音派政治的一種整體判斷卻是很到位的。在這裡，筆者姑且引用其觀點，卻對其上述的做法持保留態度。 -- 網路公共論壇的良好運作建立於：不口出惡言，僅議論公共事務與公眾人物，發表和題旨相關的事實與觀點，就事論事，不臆測個別參與者未表明的觀點、動機、背景、或私人信息，不指點個別參與者的思考與行動，不要求個別參與者發表、評論、或回覆。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76.183.127.209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613519778.A.C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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