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散裝英國的病根在新自由主義

看板IA作者kwei (光影)時間3年前 (2020/12/28 03:32)推噓-2(0推 2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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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裝英國的病根在新自由主義 https://www.guancha.cn/YinZhiGuang/2020_12_26_575836_s.shtml 殷之光英國Exeter大學副教授英國的抗疫就像是老菸槍戒菸，賭咒發誓、保證許願、來來回回，弄得勞民傷財，到頭來卻還是老樣子。雪上加霜的是，在倫敦與東南部肯特地區，出現了一種傳播速度更快的新冠變異毒株。並且，年輕人口似乎更易於感染該毒株。更讓人無語的是，這種變異毒株實際上早在九月下旬便已在倫敦、肯特等地患者中出現，並於十月中旬完成了基因測序。而英國政府則經過"嚴謹"地研究後，一直到12月中旬才將消息公佈於眾。在這期間，這種變異毒株可能就是造成第二波疫情從10月起開始大流行的罪魁禍首。筆者的許多本科學生也就是在這段時間紛紛"中招"。實際上，從2016年正式宣佈退歐之後，英國那種散裝國家的特性便開始愈發明顯。而這次疫情影響下，英國更是格外強調"權利下放"原則。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與北愛爾蘭各自為政，在諸如封城、解封、檢測、收治、以及病患統計等多方面都採取不同政策。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在頒布各項抗疫政策時，更是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觸動高度細分的行業集團與工會利益。僅在入境隔離與檢疫問題上，至今也未能有明確的行動方針。與此相對的是，隨著夏天英國第一次全國解封開始，中央政府卻不斷放風，表示接下來的抗疫會將決定權進一步下放到英格蘭各郡、市，乃至鎮政府。鮑裡斯的保守黨政府不止一次表示，此舉是合乎"自由傳統"，並能充分發揮個人能動性的善政。這一說法，更是成為後來媒體討論中用來"反思"英國抗疫失誤原因的"理論基礎"。即，英國抗疫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央政府獨斷專權，忽略地方政府、社會團體乃至個人的能動性。由此，輿論中開出的藥方則大多是，需要進一步將國家醫療保險（NHS）私有化，讓"更有創造力"的私人部門取代"腐敗低效"的公共部門，號召將英格蘭中央政府的權力進一步下放到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乃至個人，在抗疫政策方面有充分的自由、自主權。與此同時，政府在向私營企業輸送利益時卻毫不含糊。據統計，從疫情爆發以來，各類私營企業，已獲得了超過170億英鎊的政府合同。在這些企業中，有不少同現任政府官員有種種裙帶聯繫。例如，為遏制病毒在社區內傳播而專門定製的手機追蹤定位（Track and trace）軟件，其合同被授予一個毫無資質，但卻同內閣部長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有裙帶聯繫的公司。而至今為止，這個政府花巨額資金投資的系統還是漏洞百出。更令人心寒的是不久前媒體曝出的另一則醜聞，一個來自邁阿密的珠寶設計師獲得了抗疫期間為醫療系統提供個人防護設備的合同，價值2.5億英鎊。而在這筆錢中，有近10%被作為"諮詢費"付給了一位名為加百利·安德森的掮客。在這份巨額合同中，有貨值7000萬餘英鎊的共1020萬件醫用防護服是今年6月初便簽訂生效的。這幾乎是整個英國國民醫療系統在至今為止的抗疫過程中所使用的全部防護服總量。而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直到今年9月份，英國衛生大臣還在強調，英國醫療系統的個人防護設備仍舊面臨短缺。實際上，抗疫期間，巨額公帑去向不明，公共採購防疫物資質量不合格、貨不對版的事情在英國層出不窮。但迄今為止，也很少有監管機構對此進行全面調查，追責更是無從談起。對英國而言，抗疫更像是一場保經濟、讓少部分有裙帶關係的人發財的好機會。從7月4日英國重開酒吧、理髮店、餐館等服務業開始，就標誌著振興市場的需求徹底取代了公共衛生安全的需求。財政方面，中央政府則通過大量借貸來實現對市場的扶持與干預。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底，英國政府公共部門的淨債務（Public Sector Net Debt）已超過2萬億英鎊（20998億），佔國民生產總值（GDP）比重的99.5%。這一比例已成為英國自1960年以來的歷史最高點，且還有逐步增高的趨勢。實際上，從5月起，英國便成為自2019年以來的歐洲國家中，繼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之後，第四個政府公共債務規模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國家。根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提供的預測，2020至2021財政年間，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英國政府公共債務將會在未來的5年中都維持在GDP的100%以上。當然，在借貸成本極低的金融資本主義國家中，以政府借貸的模式促進經濟發展、購買公共服務，早已成為常態。據統計，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政府的國家債務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13.41%，一直到1963年，這個比例才剛剛恢復到100%以下。在此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政府借貸急劇增高。並在1923年戰後經濟復甦浪潮中迎接了第一次歷史高點，達到185.67%。在1929至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基本維持在163%至181%中間。第二次攀升出現在1940至1947年間。特別是在1945-49年戰後經濟重振計畫的刺激下，政府債務突破了GDP的200%大關，並於1947年達到了243.08%的歷史最高點。在此之後的50年間，呈現較穩步的下行趨勢。特別是在柴契爾夫人擔任首相的第三個任期末期，通過進一步私有化公共服務部門，並在英格蘭、威爾士開始推行人頭稅（poll tax）等措施，政府債務更是回落到25%以內，為1900年以來的歷史最低點。然而，在此之後，變賣戰後積累的公共服務部門所帶來的紅利逐漸消失，政府又重新開始走上大量借貸的老路。更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政府資金的流向。在這次疫情中，英國政府高額的借貸絕大部分直接補貼了受疫情影響的商業資本。包括在疫情封城期間，通過"新冠崗位保留計畫"（ 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自雇收入支持計畫"（Self-Employment Income Support Scheme）等政策，以政府財政撥款、返稅或免稅的形式，直接向企業與私營業主注資。此外，還有大量救助撥款以政府採購、發放外出就餐消費券和減免消費稅、印花稅等補貼形式，進入市場。當然，此舉除了有促進服務業市場回暖的目標之外，更反映了在以借貸發展為主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中，全社會對現金流的高度依賴。長期以來，以消費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擔憂"過度儲蓄"對其經濟增長的危害。通過降低借貸成本，推行極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模式，在流通不受阻礙的情況下，確實能夠帶來消費繁榮的假象。然而，過度依賴借貸消費，輕視生產以及再生產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在過去近40年中，不但在全球層面不斷加劇了經濟發展不平等的局面，進一步搾取了來自絕大多數發展中與不發達地區創造的剩餘價值之外，在這次疫情中，更顯出了這種經濟模式，也未能像其保證的那樣，維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核心"地區的社會經濟穩定。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過度依賴借貸消費的國家均或多或少地對疫情採取了放任的態度。除了疫情第一波時拋出"群體免疫"的論調之外，在疫情還未真正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就急於解封，一意促進流動與個人消費。同時，在疫情捲土重來前，抓緊時機，通過媒體，試圖創造一種虛假的安全氣氛，"鼓勵"民眾恢復流動。這一切舉措均是以恢復市場"信心"，恢復企業與個人現金流為目標。與其說這是為了保護經濟，不如將其視為近30年經濟政策的直接後果。以消費為中心的市場綁架了國家，也綁架了個人。以推行"群體免疫"最為極端的瑞典來說，該國在2009年便開始推行負利率措施。國家一方面通過高額借貸，來補償社會公共服務支出，另一方面從政策上不鼓勵個人儲蓄，這也就從客觀上直接導致整個國家在新冠大流行這類突發危機前，不得不以部分人口死亡為代價，換取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這種重借貸消費、輕再生產投資的"吃人"式經濟模式同樣也摧毀了歐洲戰後福利國家的制度根基。回到英國的案例，我們看到，相比在促進市場回暖方面作出的一連串努力而言，英國政府真正對公共服務部門的投入卻顯得頗為半心半意。特別是在一線醫護人員的保障與支持、抗疫必須防護物資的採購與配發、甚至是疫情期間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方面，更顯出了英國政府捉襟見肘的行政能力。至於早已大規模私有化了的社會養老部門，在疫情面前更是不堪一擊。成為政府抗疫中最先被遺棄的一個社會群體。抗疫中資源分配極度不均，向大資本巨大傾斜。這種資源分配背後的邏輯既不是效率，更非平等。而是一種17世紀以來便主導了英國政府行政邏輯的重商主義的再度浮現。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裡，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不遺餘力地向全世界推銷一種神話。在這種神話中，市場和國家往往被視為對立的兩極。市場存在一個自然與自發的秩序，不但能夠最有效地調配資源，也能通過看不見的手，協調公共利益。在這種秩序下，"公共" 無非是所有個體的自由結合，其核心活動是個體間以自利為最終目標的自由交換。從這個意義出發，公共利益則無非是自發現象，產生於個體在自由交換中自然生成的協調機制的制約。實際上，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在經濟與社會雙重危機的挑戰下，一個我們"別無選擇"（ TINA）的口號成為英美世界對應這場危機的標誌物。提出這一表述的英國柴契爾夫人帶領其保守黨贏得了1979年大選，並隨後立刻在稅制、貨幣、公共開支等方面進行大規模改革。在進行為資本鬆綁，將公共服務及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國家退出社會供給領域等多方面的經濟改革的同時，保守黨政府又通過政治與法律舉措，限制工會影響力。同樣，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共和黨人雷根在1981年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也頒布了類似的政策，通過限制勞工力量的方式，為能源、農業、工業等企業鬆綁，同時進一步解放金融市場。由此，一種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方案開始在英美兩個西方世界的核心國家中正式走上台前。一個被廣泛採用的學術史敘述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可以追溯至二戰期間的哈耶克以及戰後米爾頓·弗裡德曼以芝加哥大學為中心對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學說的發展。這種政治經濟理想一方面承認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的核心信仰，另一方面，卻堅決反對平等、協作以及社會責任等其他19世紀自由主義的信條。依照昂格爾（R. M. Unger）的討論，新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任務之一便是在個人自由的旗幟下，大幅度削弱政府權力，使政府無法干預由市場自由形成的社會秩序。這種新自由主義政治敘事的另一個關鍵是強調市場是合理有效配置資源的唯一途徑。這種市場與政府的二元對立結構幫助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其道德論述。這種論述認為，只有市場在最"自由"的狀態下，才能夠完成對有限資源的有效配置。這種自由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對"支配性"的政府進行不斷限制的基礎上。而由於市場是由一個個遵從"理性人"假設的個體構成的，因此對市場的解放也同樣意味著對個人的解放。市場"自由"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對等關係將古典自由主義中的那種豐富的、具有政治主體性意識的理想公民被簡化為受自利本性驅動、充滿競爭意識的原子化個體。然而，這次新冠危機則進一步衝擊了這一新自由主義神話。以公共衛生中的疾病控制為例，除了需要來自醫療教育系統中醫生、護士、與生物醫藥等方面的科學工作者的貢獻之外，創造潔淨的城市與鄉村公共生活空間；確保水、空氣以及食物的安全；保障合適當地社會與自然條件的住房；在人民群眾中推廣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提供生存與勞動生產必要的醫療條件。這些都需要來自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整體有效的配合才能實現。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方案，試圖通過對社會公共服務部門激進的私有化，以及縮減政府體量的手段，強調"自由人"的"理性"選擇才是資源調配最優途徑，將各項公共服務細化、拆分、並最終轉讓給私人部門，這無疑是將本應通過公共服務整合在一起的現代國家再度"封建化"。實際上，在此次新冠全球流行危機中，我們從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表現中可以看到，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自我改造並非是自由經濟理論的國家化，而更像是國家的市場化過程。其惡果則在這次新冠危機中集中爆發。而此前在歐美社會中出現的反全球化社會抗議、民粹主義復興、以及近兩年的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等現象，也都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未能給市場中以"國家"為單位的個人牟利的直接後果。今天的英國在應對新冠危機時那諸多令人迷惑的舉措，恰恰是國家/政府/政黨失靈的表現。我們發現，一個越來越弱化的中央政府很可能會進一步將權力讓渡給受各方力量影響的地方政府、乃至社會各部門中。隨之而來的後果，很可能是原先在福利國家理念基礎上建立起的一系列社會安全網的進一步消失。同時，正式退歐之後，英國社會對"國際"資本、"民族"資本乃至"本土"農業、手工業等傳統社會經濟生產模式混雜狀況的敏感程度也會愈發加重，並有可能成為排外與種族主義進一步加深的誘因。同時除了公共服務的商品化之外，新自由主義對國家的改造更深遠地影響在於對政治的商品化。我們發現，早在20世紀末布萊爾政府時期，民主政治中諸多核心社會議題便已開始被轉化為媒體話題。關於平等的討論變為對窮人與富人私人生活的公開展示。 "公民社會"作為一種突破"國家-市場"二元思維模式的動態觀念，被"社會資本"這種可以量化的靜態指標所置換。發展權則被就業率（失業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病床佔有數等消費性指標所量化。對於階級分化與社會階層固化的討論更是加速被排外與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取代。快速發展的疫情直接衝擊了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方案的核心假設。在疫情初期，自由市場不但未能及時回應重要防疫物資的匱乏，未能控制價格波動，還隨著疫情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上的浪費。小政府始終未能為人民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特別是對基本生命權的保障。一些國家--特別是歐洲大陸國家--能夠相對較快地做出反應，對抗疫情的方法恰是反新自由主義的。諸如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家均通過緊急狀態的法律授權，賦予政府以更大權力，限制個人自由，並一定程度上，早期通過部分阻止國際市場的自由流動的方式，獲得了抗疫所必須的重要物資。而這些措施在英國則均未出現。新冠這場21世紀的全球性重大危機對新自由主義諸多神話及其塑造的全球秩序提出了巨大挑戰。實際上，如果排除了"國家"對"市場"及其全球霸權秩序形成的影響，以及作為意識形態的"自由市場"對國家的改造，我們便無法理解此次抗疫過程中，英國--這一標榜實行了絕對"自由"市場原則的國家--以及其他一些"發達"國家--所表現出的"迷惑"行為。我們發現，在發達國家的絕對霸權中，代表一部分人意志的市場不但在國際秩序中實踐著其對發展中與不發達國家政治與經濟社會事務全方面的干涉，也在過去近半個世紀中不遺餘力地對處於全球資本主義秩序核心的國家進行著改造。 40餘年前，我們"別無選擇"將小政府與自由市場的神話植入世人心中。而這次新冠危機重新將生命權這一基本問題放在世界面前。平等的生命權與平等的發展權一樣，是我們反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最根本防線。 20世紀擺在亞非諸多半殖民與殖民國家面前的挑戰是如何快速完成工業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國民經濟能力、消除貧困、改善醫療與教育條件等一系列現代性任務。這一系列任務，實際上在許多地區至今仍遠未完成。甚至，在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方案影響下，國家甚至在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核心"地區也開始了它們的緩慢死亡。在新冠元年反觀歐洲，我們當然不應當簡單重複"西方衰落"這一20世紀的古老命題。如何理解並有效處理資本/市場與國家的關係，避免"中國崛起"之後成為資本的下一個帝國宿主，則是新冠危機之後我們所需要迫切處理的問題。在新冠疫情後期，由國家主導的幾個旨在提供安全、衛生等方面公共產品的努力為我們打破唯市場神話提供了很好的範本。在國際層面上，不少國家也從疫情初期的國家利益優先轉而加入抗擊新冠的國際協作中。這也為我們想像未來國際秩序提供了平台。新冠元年之後，世界將不再"別無選擇"。 // 約翰遜讓英國人感受到了什麼是命懸一線 https://www.guancha.cn/YinZhiGuang/2020_12_29_576088_s.shtml 殷之光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副教授多年以後，當回想起善於言辭的小報記者鮑裡斯‧約翰遜的一生時，人們大概會記起他一頭金色的亂發，與幾段情事留下的六七個孩子。絕大多數人應當不會記得2016年6月末那個上午，在英國公投退歐成功之後，他在電視上頌揚“我們的人民”收回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這句話，在12月24日英國與歐盟就雙方未來關係達成協議時，約翰遜又重新說了一遍： “我們拿回了法律的控制權，重新掌握國家的命運。” 然而四年前的約翰遜不會想到，這場關於離開歐盟的戲劇實際才剛剛開幕。而三年之後成為英國首相的自己，也將很快會在這個職位上，陷入一場由全球流行病引起的更大的危機。所有人都不會知道，在之後的四年，英國公共媒體與政治討論的核心將能被兩個主題概括：退歐與新冠。相比之下，人們也許會對鮑裡斯的另一番話更加記憶猶新。“在未來的幾個月裡，你們必將會有親人死去。”當鮑裡斯2020年3月12日下午說出這一番話時，走在漫長退歐路程上的英國人即將經歷另一場彷彿無窮盡的社會疫病。那些四年前收回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的英國人中，將會有超過六萬，因為這場疫病，在未來的9個月裡過早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另外還將有近兩百萬人的生活，因感染了這種疾病而發生或多或少的改變。就在人們得知自己的親人將會死去之後的第十一天，鮑裡斯又發表了“你必須待在家裡” 的電視演說。英國政府正式宣佈封城。正如他宣稱要帶領英國人通過退歐“奪回控制權” 的演講一樣，鮑裡斯的語言一如既往地充滿煽動性。講話中，鮑裡斯宣佈了他帶領全國“抗擊疾病”的計畫：堅守在家，保護英國“卓越的醫療資源”，拯救“更多的生命”。當然，在這場戰爭中，前路將會“無比艱難”，“會有人不幸獻出生命”，但這一切都為最後的勝利“贏得了寶貴時間”。 “我們正在不斷加快發現特效療法”，“我們正在成為疫苗開發的先鋒”，“我們一定會共同戰勝新冠”，“這個國家的人民會直面挑戰，愈挫愈勇”。在這個充滿著短促排比句的演講中，鮑裡斯雙眉緊鎖，身體微微前傾，雙手緊握在胸前，偶爾握拳輕擊桌面，沒有了他慣常講話時豐富的肢體動作與面部表情，為自己勾勒出了一幅戰時首相的形象。這場短短5分鐘的電視演說一共吸引了2710萬觀眾。超過了2012年倫敦奧運會閉幕式2446 萬觀眾的收視記錄，成為當時英國歷史上收視率第八高的節目。7周之後，5月10日星期日晚上7點，這個記錄又被鮑裡斯關於調整封城政策的電視錄播講話超過。這場5月10日的講話，共吸引了2750萬觀眾，取代了3月23日講話，成為排行榜上的第八名。相比前一次講話，鮑裡斯這一次的表情與肢體動作明顯增多。他首先感謝了“這個國家的人民”，強調在英國，這種“自由被禁錮”的情形是“無論和平時期還是戰時”都未曾出現過的。“這個國家”正在面對一場“我畢生未曾見過嚴峻挑戰”，雖然“死亡人數”是個悲劇，但是，“這個國家”卻避免了一場“更慘重的損失”。如果不是“你們獻出了自己的自由”，那麼會有多達50萬的人死去。“你們的努力與犧牲”，阻止了“疾病的蔓延 ”、“降低了死亡人數”、“減少了醫院收治人數”。除了稍顯輕鬆的肢體語言外，約翰遜在其演講中，用精巧安排的主語不但將英國慘重的新冠死亡從具體的病例轉化為“死亡人數”這一整體性的數據，用“醫院收治人數減少”這一統計數據的迷障，傳達了“抗疫戰爭”初步勝利的訊號。同時還將這種“國家”從危難中走出的想像，同“我”的命運聯繫在了一起。試圖構築一個奇理斯瑪領袖的形象。就在鮑裡斯受到2750萬觀眾的注目，宣佈重啟英國經濟時，全英死於新冠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1855人。僅在英格蘭，確診新冠患者仍在以每日成百上千的數量增加，而其總人數已經是7周前的近10倍。很快，第二波疫情捲土重來。11月，全英再一次封城。與此同時，按照英國議會公佈的時間表，退歐也進入到了談判的最後階段。根據之前雙方達成的協議，英國退歐過渡期將在 12月31日正式結束，在原有框架下也再無延長過渡期的可能。這種命懸一線、千鈞一髮的感覺是近些年來英國政府貢獻給選民們最大的禮物。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電影文化業蕭條，這份“禮物”成為公眾無聊的居家隔離日子中，最具想像力的社會娛樂生活。圍繞退歐與否、危害幾何、機遇幾何、退歐期限能否一延再延等各類無解的問題，加上近一年來有關是否戴口罩、封城利弊、英國政府應對新冠效率高低等等新冠相關的話題，構成了英國公共討論的全部。然而，正如商品時代的絕大多數娛樂一樣，這種討論不為任何社會共同體負責。相反，它將共同體撕扯成了各自獨立的意見陣營。實際上，與其將退歐視為一個政治問題，不如將其看做一場可供不斷“消費”的媒體事件。同樣，我們也可以發現，在西方主要民主國家，政府處理新冠疫情的方式也更像是在處理一場公關而非公共衛生危機。與這種熱烈的“民主”言說平行的，是政府行動的遲滯乃至缺失。公共性的缺失是現代民主國家面臨的一場制度性危機。民主的言說無法及時轉化為公共的行動，這不但令知識精英們針對“民主”與“專制”進行的表述顯得更像是在建造空中樓閣，更直接衝擊了參與式民主合法性教條所提供的最核心的神話：即“公共空間” 為每一個理性的具有政治自主意識的“公民”提供了參政的機會，只有在有效的“公共空間”與保障下，“民意”才能通過“協商”的模式而得以形成，並為之後的政治行動提供合法性的依據。同時，“自由媒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又作為邏輯與道德基石，承載了參與式民主政治的理想形象。這種充分自主、不受制約的“自由媒體”被塑造為保障“民意”有效轉化為政治行動的重要渠道，成為構成“公共空間”的核心機制。該理想形象背後是一個目的論的、英美政治與媒體歷史的自我敘述。通過書寫議會權力的興起、法治的建立、君權的衰退，並最終走向現代政黨政治，英美政治史敘事創造了一條線性的歷史脈絡，描繪出了一個充滿目的論色彩的“憲制政府”通向大眾民主的進化史。在這條線索背後，“媒體”作為“民意”的載體，成為這種線性進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社會動力。然而，無論是在退歐問題上，政府屢次失信，還是在新冠大流行中政府用嘴抗疫、行動卻極為遲緩的表現上來看，媒體非但未能通過“批判”來對政府行動實現“監管”，更未能對促進社會共識產生任何積極影響。實際上，從2016年退歐與川普當選，到這次新冠疫情中，英美政府不顧人民性命，專心塑造政黨領導人個人良好形象的表現，這些民主機制失效、民主神話破滅案例無一不顯示出了西方——特別是英美議會政黨政治模式本身存在的遺傳性缺陷。那就是，作為選舉機器的政黨，其基本責任是贏得選舉。而在任何危機中，其首要任務是積極通過公關式的話術，說服公眾接受現實，進而實現危機中執政黨的自我免責。事實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隨著電視的興起，英美在執政黨選舉競爭中就發現了利用不同傳播媒介，有策略地控制信息流動對選舉成敗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利用廣告從業人士針對特定人群，進行政策宣傳並影響“民意”的手段更是在一戰時期便得到了有效探索與發揮。到了21世紀頭10年的末期，諸如臉書、推特、油管等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崛起，除了在資本市場上創造了幾位極具影響力的億萬富翁新貴之外，更在全球範圍內吸引了大量用戶。競選作為本質上各黨之間的“影響力之戰”，競選團隊更是越來越多地將精力投入到社交媒體以及與之相關的大數據研究上。在這種情況下，政黨蛻變為選舉機器。原本多黨選舉競爭中，由黨派行政與意識形態綱領等宏大敘事傳達的，旨在“說服”選民的敘事越來越弱化。選舉機制中議會政黨在選戰期間發揮的“說服”功能逐漸被社交媒體上擴展“影響力”並“集贊”的行動取代。同時互聯網時代通過大數據研究，為對個體進行精準心理行為分析提供了可能。關於這一現象，最重要的兩個案例便是數據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通過大數據分析並對“ 民意”進行精準操控，並進而影響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與英國退歐公投結果。在這一狀況下，政黨領導人的自我形象塑造也越發接近“網紅”式的互聯網“意見領袖” 。民主敘事中作為政治主體的、能動的、理性的“公民”，蛻變成了媒體政治中可被指導、易於說服、被動注視的、群氓式的“受眾”，甚至是互聯網文化中“網紅”的“追隨者 ”。意識形態與政策討論也越來越被不同陣營“粉絲”之間，通過互聯網進行的“釣魚” 、“引戰”、“洗版”、“互噴”等被統稱為“trolling”的行為所取代。這種“互聯網思維”引導下的民主政治討論並不關心共識。而共識的缺位則讓今天的英國表現的更像是那種“沒有國家的社會”。這種原本僅僅在歐洲人類學家筆下，存在於非洲、亞洲和美洲，或者是中世紀前歐洲社會的“封建”國家形式，現在似乎更像是英國現狀的寫照。在這一“沒有國家的社會”中，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國家作為共同體的重要載體，遠沒有部門利益，甚至對抽象政治立場的依戀來得重要。同時，社會差異的存在也讓互相攻訐變得幾乎無法調和。今天的英國變得更像是19世紀中葉本傑明‧迪斯累利描寫的那個窮富之間互不相知、毫無共情，且生活空間全然不相交，彷彿存在於兩個平行宇宙的社會。為了調和這一矛盾，當迪斯累利1868年成為首相之後，他便大力推動“一國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以求消解日益增大的英國社會階層矛盾。這種理念力求通過強調階層互助，特別是社會上層對下層下滲式的扶助，在不影響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前提下，儘量通過稅收改革的手段，加強對國家機構的建設，為社會中下層提供“社會安全網”式公共服務，以期實現社會穩定的目標。然而，這種在英國國力如日中天時期提出的，以強化國家力量為核心，建立一個家長式強政府的政策方向，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便遭動搖。著眼於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貿易主張重新成為主流政策話語。直至二戰之後，處於經濟恢復期的英國才重新“發現”了這一遺產，並重新賦予其建設戰後福利國家的政治意義。這段時期，一個以仁慈家長面目示人的國家重新站到政治前台。但是，在經歷了20世紀70 年代的經濟危機與衰退之後，柴契爾主義對“一國保守主義”做出了顛覆性的再詮釋，將之改造為一種“愛國主義”，並大大淡化了這一理念中通過強政府來調和社會矛盾、特別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的核心理念。弔詭的是，柴契爾時代這種政治上愛國主義、經濟上自由主義的政策導向恰恰開啟了聯合王國國家的自我衰亡歷程。在此之後，英國社會則更加碎片化。到了2019年，“一國保守主義”更是成為鮑裡斯上台後，形式上用來調和退歐公投後退歐派與留歐派之間巨大意見裂痕的話術。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雖然從形式上，鮑裡斯仍會偶爾提及自己堅持“一國保守主義”，但是在政策上，“一國”則進一步名存實亡。疫情中的英國可能正在實踐著一場國家作為一種“集權組織”，在沒有外力征服的情況下解體的歷史進程。所以，不用再討論什麼退歐了。因為，與小報記者鮑裡斯‧約翰遜那奇妙的一生相比，關於國家與人民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 延伸閱讀：柴契爾以來第一次，"大政府"在西方佔了上風摘自《後疫情時代：大重構》COVID-19: The Great Reset https://www.guancha.cn/KlausSchwab/2020_12_23_575468_s.shtml 作者： Klaus Schwab、Thierry Malleret [導讀] 新冠病毒席捲全球，顛覆了國家治理、經濟運行和社會交往的方式，革新了人們的固有認知。在這場空前危機中，人類社會的裂痕從未像今天這樣一覽無餘，社會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與領導失靈等問題尤為明顯，甚至有人以"新冠紀元"作為新的紀年方式來凸顯新冠疫情的決定性影響。在未知與恐懼中，人們不禁會問：疫情過後，人類社會的未來將會是什麼模樣？世界又該何去何從？鑑於此，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o施瓦布攜手"每月晴雨表"管理合夥人蒂埃裡o馬勒雷適時地帶來了《後疫情時代：大重構》 (COVID-19: The Great Reset) 一書，旨在為國家、社會、企業與個人在後疫情時代的發展道路指引方向。本文摘自全書第三章《社會的重構》（有刪節），聚焦於西方國家經濟管理機制的大轉向。從歷史角度來看，大流行病往往最能檢驗社會核心系統。 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新冠疫情對社會的顛覆性影響將持續多年，甚至影響數代人。其中，最為直接、最切實可見的影響在於，許多政府飽受批評，社會公眾對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怒不可遏，認為他們未能做好應對新冠疫情的充分準備。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國家能團結和繁榮，是因為人們相信政府各部門能預見災難，阻止災難的影響，並讓國家恢復穩定。這次的新冠疫情結束時，許多國家的政府機構在公眾眼中就會變成失敗者"。對於富裕國家來說尤為如此，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專業的醫療衛生體系和強大的科研與創新實力，但和其他國家相比，這些國家的管理部門卻表現得如此糟糕，社會公眾自然會發出質疑。由於未能為絕大多數的公民帶來經濟紅利和社會福利，這些國家最核心的社會架構和社會經濟體系或許就會成為公眾心目中真正的"罪魁禍首"。我們尚無法準確描述社會的重構在不同國家會有怎樣的表現形式，但部分全球性框架已初現端倪。首先，後疫情時代將迎來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實現財富在富人與窮人以及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轉移。其次，新冠疫情可能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包含一整套思想和政策，大體上倡導競爭，忽視團結；強調創造性破壞，反對政府干預；推崇經濟增長，抑制社會福利。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學說一直在衰落，越來越多的評論家、商業領袖和政策制定者批評它是"市場拜物教"，但給這種理論以致命一擊的是新冠疫情。過去幾年中，美國和英國最熱衷於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在這次疫情中，這兩個國家的死亡人數屬最多之列，這絕非巧合。不平等人們經常將新冠疫情比作"強大的均衡器"，這實在是一種嚴重的誤導。事實恰恰相反。無論何時，疫情所到之處，都會加劇本已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因此，無論是從醫學、經濟學、社會學還是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新冠疫情絕非一種"平衡力量"，而是會實實在在地"加劇收入、財富和機會的失衡"。在世界範圍內，有大量人口在經濟和社會層面處於弱勢地位，並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一現象在缺乏社會保障、社會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會聯繫較弱的國家尤為嚴重，而新冠疫情讓這一切暴露無遺。當然，這種情況在疫情暴發之前就存在，但根據我們對其他全球性問題的觀察，疫情放大了這些問題，迫使我們去認識和承認社會不平等的嚴重性。在此之前，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疫情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它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社會差距以及社會不同階層面臨的風險，從而放大了社會不平等帶來的宏觀挑戰。疫情封禁期間，世界上許多地方出現了一種籠統但發人深省的論調。它描述了這樣一個二元世界：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人士能夠進行遠程辦公，並自行對孩子進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學教育，且住所越偏遠就被認為越安全）；工人階級卻不能待在家裡，也不能監督子女學業，而是要辛苦奮戰在第一線，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經濟--為醫院提供保潔服務，進行人工結賬，運輸必要物資，保障我們的安全，等等。在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服務經濟中，約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遠程完成，各行各業之間的收入存在較大差異。超過75%的美國金融和保險從業者可以遠程辦公，而在食品行業，只有不到3%的從業者能夠遠程辦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在疫情強勢蔓延的時刻（2020年4月中旬），絕大多數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更加凸顯了以下事實：新冠病毒絕不像許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調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對人類展開了致命攻擊，而且毫無公平可言。在美國，在新冠疫情中喪生最多的是非裔美國人、低收入群體以及無家可歸者等弱勢群體。在密歇根州，黑人人口占比不到15%，但在死於新冠病毒併發症的人中，黑人人口的佔比高達40%左右。新冠疫情給黑人群體帶來的巨大影響正反映了背後的社會不公問題。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非裔公民更加貧困，失業或就業不足的風險更高，住房和生活條件往往達不到標準水平，更容易受到肥胖、心臟病或糖尿病等健康問題的困擾。對他們而言，新冠病毒自然就更加致命。新冠疫情以及隨後的封禁狀態帶來的第二個影響是，它暴露了人類所從事的工作的本質和內在價值與其經濟報酬之間的深度脫節。換言之，社會最需要的人才獲得的經濟報酬卻最低。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是，護士、清潔工、物流駕駛員、食品廠工人、護理人員和倉儲工人等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抗疫、照顧病患和維持經濟運轉，但是他們的收入最低。實際上，他們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的價值遠未得到認可。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尤為嚴重。在這些國家，貧困往往和失業問題相伴而生。上述群體不僅工作報酬最低，而且失業風險最高。比如，在英國，大多數（近60%）的護理人員簽署的是"零工時合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工時無法得到保證，因此收入也就難以得到保障。同樣，食品廠的工人通常都是臨時工，享受不到正常僱員的權益，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物流駕駛員則大多數情況下被歸類為自由職業者，他們都是按照送貨的次數獲得報酬，沒有病假津貼，也沒有帶薪休假。英國導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電影作品《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中描繪了這一令人心酸的社會現實。該影片闡述了這些工人非同尋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場不幸降臨，他們就會在身體層面、心理層面以及經濟層面徹底陷入崩潰，壓力和焦慮充斥著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政府的回歸米思偉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讓政府再次變得重要，不僅僅是再次強大，而且是再次變得至關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業已經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幫助）。真正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國家能否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是否擁有強大的政府機構和有效的財政體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決定人的生死。" 過去500年，我們從歐洲和美國獲得的最大教訓之一是：嚴重的危機會強化國家的力量。事實始終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歷史學家指出，自18世紀起，財政實力日益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總是有發動戰爭的需求，尤其要在遙遠的國家發動需要擴充海上力量的戰爭。比如，1756-1763 年爆發的"七年戰爭"據稱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戰爭，當時歐洲的所有大國都參加了這場戰爭。自此，每當遇到重大危機，國家力量總能得到進一步強化，而徵稅往往是首先可以動用的手段："徵稅是主權歸屬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徵，也是每一個獨立政府的權力。"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這次疫情過後，稅率會提高。和以往一樣，提高稅率背後的社會邏輯和政治理由都是源於"國家處於戰爭狀態"（只是這次面對的是一個無形的敵人）這樣的論調。法國的所得稅最高稅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戰結束一年後，這一稅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實行所得稅，作為一種臨時性措施為戰爭籌集資金。到二戰期間，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稅率，在企業之外，向所有所得稅納稅人統一徵收20%的附加稅，並引入了很高的邊際稅率（69%）。戰爭結束後，加拿大的稅率降了下來，但仍然遠遠高於戰爭之前的水平。同樣在二戰期間，美國的所得稅從"階級稅"轉變成了"大眾稅"，納稅人數量從1940年的 700萬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萬。在美國歷史上，累進稅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針對超出20萬美元（相當於2009年的240萬美元）部分的收入徵收94%的稅率。處於徵收範圍的納稅人譴責這樣的高稅率簡直就是"沒收財產"的行為，但此後20年，這一稅率一直維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戰結束後，許多其他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甚至經常是極端的稅務措施。在二戰期間，英國的所得稅最高稅率甚至達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有時候，國家對稅收的主權權力會轉化成多個領域切實的社會收益，比如有助於打造社會福利體系。但是，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規模轉型，基本都是為了應對來勢洶洶的外部衝擊或者潛在衝擊帶來的威脅。比如，二戰導致大多數歐洲國家設立了終身制的國家福利體系。冷戰也一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非常擔心內部爆發共產主義起義，於是先發制人，制定了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著從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經濟部門，並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當前的形勢則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國家的作用在過去幾十年持續大幅下降。但是這次注定要有所改變，因為我們很難單純依靠市場化解決方案來應對新冠疫情這般規模的外來衝擊。幾乎是一夜之間，新冠病毒讓人們重新認識了私營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平衡關係，並且讓天平傾向了後者。它展示了社會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將醫療和教育這樣更加重大的責任推卸給個人和市場不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有種觀點認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而缺乏監管的失控的經濟發展會極大地破壞社會福利。幾年前，這還是一個不太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轉變，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觀點。在衡量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表盤上，指針已經明顯地指向了政府一方。自瑪格麗特·柴契爾捕捉到了時代氣息、宣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以來，政府第一次佔了上風。後疫情時代的一切都促使我們反思政府的角色。根據經濟學家瑪麗安娜·馬祖卡托的建議，政府不應只是簡單地修復失靈的市場機制，而應當"積極塑造和打造市場環境，促進經濟的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政府還應當保證牽涉政府資金的商業合作關係是為了造福公眾利益，而不是為了追逐利潤"。未來方向政府將如何發揮其日益擴大的作用呢？"大"政府的一項重要條件已經具備，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勢大大加強了對經濟的控制。公共部門對經濟運行的干預速度非常之快，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2020年4月，當新冠疫情開始席捲世界之時，各國政府就宣佈了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畫，相當於同時實行八九個"馬歇爾計畫"，來支持貧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盡全力維持工作機會，幫助企業在疫情中生存下來。各國央行決定削減利率，並致力於提供足夠的流動性；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開始提高社會福利，直接發放現金，支付工資，暫停貸款和按揭貸款還款，還採取了許多其他對策。只有政府才有權力、能力和影響力來做出如此大規模的決策。如果沒有政府的介入，經濟災難和社會崩潰可能已經來臨。展望未來，各國政府很有可能（儘管概率不同）得出如下結論：改革部分遊戲規則和永久性強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20世紀30年代，正是通過強化政府的職責，美國才逐步解決了大規模失業問題和經濟不安全問題。面對當前的形勢，在可預見的未來，類似的行動方針可能會再度成為現實。我們在本書其他部分會談到強化政府職能的形式（比如下一節要談到的新型社會契約），但我們可以在此簡要概述一些最顯著的要點。制定和改善醫療和失業保險制度。在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也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實施改善失業福利、延長病假等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來緩解衝擊帶來的影響，並在後續使之常態化。在許多國家，重新讓工會參與進來將能加速這一進程。如此一來，股東價值將成為一個次要的考量因素，讓位於利益相關者理念。多年來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趨勢很可能得到扭轉。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等受此趨勢影響最深的國家，政府將被迫重新思考這種"迷戀於金融"的情結的諸多特點。它們可以酌情採取一系列廣泛措施，比如取締股份回購制度和禁止銀行鼓勵借貸消費。要加強對私營企業的公共監督，尤其要（但不限於）監督那些從公共資金中獲益的企業。一些國家選擇對這些企業實行國有化，有些國家則選擇參股企業或為其提供貸款。總體來說，針對許多問題的監管都會加強，比如工人安全或者部分商品只能從國內採購等問題。關於社會和環境問題，政府也會向企業追責，要求它們參與解決問題。此外，政府會鼓勵開展公私部門合作，推動企業更多地參與減緩全球風險。姑且不論細節如何，政府的作用會不斷強化，並因此對企業的經營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世界各國、各行業的企業管理者都必須適應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健康醫療和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等全球公共產品的研發會積極推進。稅率會增加，尤其是針對特權階層的稅率，因為政府需要增強抗風險能力，並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對此，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下列主張 : 首要任務是……為公共部門提供更多的資金，尤其要為複雜社會中專門防控各類風險的公共部門提供資金支持，同時還要資助推進科學研究和優質教育，為未來繁榮奠定基礎。在這些領域，我們可以快速創造富有價值的工作機會，包括研究崗位、教師崗位以及相關機構的運營管理崗位等。即使我們能夠戰勝這場危機，我們也要意識到肯定有其他危機潛伏在周圍不遠處。我們無法預測下一場危機是什麼樣子，但它肯定不同於上一場危機。 -- 網路公共論壇的良好運作建立於：不口出惡言，僅議論公共事務與公眾人物，發表和題旨相關的事實與觀點，就事論事，不臆測個別參與者未表明的觀點、動機、背景、或私人信息，不指點個別參與者的思考與行動，不要求個別參與者發表、評論、或回覆。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76.183.127.209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609097571.A.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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