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川普種族主義背後：美國本性中的道德污點

看板IA作者kwei (光影)時間3年前 (2020/05/31 16:58)推噓-2(0推 2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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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種族主義的背後：美國本性中的道德污點與反人道基因察網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5/57903.html 鐘成 2017年8月18日川普的競選的目標人群主要是美國藍領白人工人，其做法是更加頻繁和高烈度地使用2012 年羅姆尼的競選策略，將工人收入的下降歸結到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身上，煽動種族主義情緒，來掩蓋階級矛盾，這是美國壟斷資本長時期的差異化統治策略，以將底層人民分化成各種不同的種族和群體，防止階級意識的復甦和階級的成熟。這一次，川普獲得了成功，正如歷史上英美主導的世界壟斷資本集團曾不得不扶持希特勒來消滅德國共產黨並試圖消滅蘇聯一樣。通過2016大選，川普非常成功地在美國煽動起了史無前例的白人種族主義浪潮。川普被貼上的種族主義標籤，帶有非常大的必然性，並非僅僅來自競爭對手的髒水。通過種族主義來煽動普通白人民眾支持自己的代理人，是美國富豪階層及80年的以來共和黨屢試不爽的妙招。川普本身是茶黨運動的主要資助者，川普的核心支持力量是茶黨運動。川普的副手彭斯是科赫家族的政治代理人。茶黨運動有兩大金主或者說兩大股東，第一個是科赫家族，第二個就是川普。科赫家族自冷戰年代開始就一直信奉極右的保守主義理念，其在冷戰年代資助的“約翰‧柏奇會”曾支持種族隔離、反對民權運動和福利社會，這就決定了茶黨運動及川普這股政治勢力永遠擺脫不了種族主義色彩。諸如以上原因，川普和3K黨及其他極端的白人種族主義勢力（如因支持新納粹運動在捷克被捕過的美國前路易斯安那州眾議員大衛‧杜克）之間一直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關係。 2007至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系遭受重創，社會主義運動開始走出蘇聯巨變冷戰結束後一蹶不振的萎靡態勢，其蓬勃發展的態勢一度讓美國及西方統治階級心驚膽寒。因此，重新採用某種新民族主義、新種族主義乃至新法西斯主義來消滅社會主義運動，就幾乎是一種必然。漢密爾頓等美國開國國父們就曾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直白地坦誠，美國開國國父們為美國所設計的這種社會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根本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本身將分為如此之多的部分”、使無產階級的“聯合即使不是辦不到，也是極不可能”，這種方法，“可用美利堅聯邦共和國來作範例”。而種族主義，一直是美國歷史上用來分化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有利武器。1790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約翰‧亞當斯就說，“必須有一群處於最底層的人”，美國人不僅需要爭當先鋒，還需要可以輕視的對象。林登‧約翰遜總統在解釋為何讓貧窮的白人推崇種族主義時說：“如果你能讓最底層的白人男子相信，他們優於最上層的有色人種，那麼他就不會注意到，你從他的兜裡掏錢了。天啊，給他一個可以輕視的對象，讓他覺得自己高人一等，這樣他就會為你傾其所有。”[1] 也就說，當工人階級還沒有被馬列主義政黨組織起來形成自為階級的時候，作為自在階級，他們會被各種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所吸引。正如馬丁‧雅克觀察到的：“工人階級不屬於任何人：與左派一廂情願的想法不同，工人階級是政治變量的表達形式，其政治傾向性是不可預知的”。[2] 而美國歷史上，工人階級因為宗教因素、道德因素、種族因素而在選舉中支持明顯的富豪階層政治代理人的現象屢見不鮮。一、美國與北美印第安人的滅絕據美國一些誠實、嚴謹的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據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當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時，在現在北美的美國、加拿大境內居住的印地安人總人口少則為3000萬，多則達1億。[3] 事實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種說法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和殖民主義色彩。客觀地來說，美洲唯一、真正的最早發現者是印第安人的祖先——那些幾萬年以前從亞洲進入這塊大陸的人們。歐洲殖民者對美洲的這次所謂“發現”，其實是對美洲物質財富的大搶劫，對美洲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進行的種族大滅絕。實際上，如果不是中國的四大發明經過伊斯蘭世界傳播到歐洲，歐洲至今可能仍然是比當年的印第安人更加落後的野蠻之荒。而在與亞歐大陸基本隔絕的美洲，印第安人幾乎獨立地發展出獨特而悠久的瑪雅文化、阿茲特克文化、印加文化等燦爛文明。古代美洲印第安人培育了玉米、馬鈴薯、番茄、菸草、向日葵、可可等40多種農作物（至今美國人的糧食中大部分還依賴這些作物），瑪雅的數學和曆法的精確程度遠遠高於同時代的歐洲，印加的外科醫生能用金和銀做的刀片施行開顱外科手術。但是印第安人沒有強大的國防，於是被擁有強大戰爭武器的“先進”歐洲人給野蠻地滅絕了。美國的感恩節的起源，是歐洲最初的移民感謝印第安人對他們的接納和幫助，使他們在陌生的北美大陸生存下來。當英國的移民1620年乘坐“五月花”號抵達北美時，“他們既無經驗又無裝備，幾乎在荒野餓死……春天，一些印第安人來到這裡教他們如何在小山上種植玉米，用魚作為作物的肥料，還帶來了野味和其他獵物。……秋天來臨時，新來的移民們決定表達他們對得救的感激之情。……1621年11月25日，當白人移民和紅種土著人坐在一起舉行盛宴時，感恩節誕生了。”[4]殖民當局及後來的美國人立穩腳跟，便開始了對印第安人的大屠殺，感恩節的對象也從印第安人變成了上帝。美國人和印第安人的故事，像極了寓言中農夫與蛇的故事。歐洲人及後來的美國人通過三種方式對印第安人進行滅絕：第一，通過征服戰爭直接大屠殺。第二，將其變成奴隸，在奴役過程中將其折磨致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提到的，美洲金銀產地發現後，當地印第安人“被奴役和埋葬於礦井”。第三，便是通過生物戰的方式將其滅絕。 1763 年，英國駐北美總司令傑弗裡-阿姆赫斯特下命令設法把天花病菌引入那些印第安部落中去，“嘗試一切辦法根除這個該死的種族”。正在同英軍作戰的兩位印第安部落首領突然收到了英軍表示“和解”、“友好”的“禮物”——毯子和手帕，善良的印第安人將禮物欣然收下，斷然沒想到這裡面沾滿了導致其種族滅絕的天花病毒。[5] 其實，英軍總司令傑弗裡-阿姆赫斯特不過是在執行偉大的英國國王陛下的命令而已。國王曾傳旨給阿姆赫斯特：“給那幫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過的毯子，讓他們傳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個令人討厭的人種。如果你那個用獵犬追殺他們的方法能夠奏效的話，我會備感欣慰。”[6] 在英國殖民者中，除了極少數的貴格派教徒外，沒有人“堅持說這塊大陸上的土著居民也是人”，對那些殖民者來說，“印第安人要麼是可憐的玩偶，是用杜松子酒和五顏六色的玻璃珠來逗樂的對象；要麼就是魔鬼撒旦的子孫，被放棄在美洲海岸，將本來屬於‘上帝選民’的合法財產據為己有。所以，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都有資格拿起槍來對付他們。”[7] 美國國父們大多都是英國殖民者中的精英分子，例如華盛頓和傑斐遜都曾經是弗吉尼亞議會議員，華盛頓還曾在英軍中獲得上校軍銜，還被委任為弗吉尼亞民兵總司令。在美國獨立前，美國國父大多是殖民政權的一份子。這些殖民者的目的似乎不僅僅是要侵佔印第安人的土地，他們一開始就帶有種族滅絕的色彩。 “馬薩諸塞殖民當局在1732年付出100英鎊作為取得一個印第安人頭皮的獎金，正好像把獎金付給打死一隻狼的人一樣。”[8] “賓夕法尼亞對每一塊12歲以上男性印第安人的頭皮支付130西班牙銀元的獎勵，對每一塊女性印第安人頭皮支付54西班牙銀元。”[9] 就這樣，在英國國王、各殖民政府的鼓勵下，在北美的那些英國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成了可以隨意屠殺的野獸。二、美國四任最偉大總統是怎樣對待印第安人的美國獨立戰爭於1783年結束。1779年，喬治‧華盛頓指示蘇利文將軍攻打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人時說：“（假如）將垃圾（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點附近，…那麼整個國家將不僅僅是氾濫成災……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毀前不要聽取任何和平的建議。” 蘇利文回應說，這些印第安人“像野獸一樣遭到獵殺”。蘇利文不僅僅是美國軍隊的高級將領，也擔任過大陸會議代表、新罕布什爾州州長和美國聯邦法院法官。蘇利文將軍不負華盛頓的囑託，他的士兵將40個易洛魁人的城鎮夷為平地，食物和住所完全被破壞，易洛魁人近萬人的人口被消滅一半。到1783年，華盛頓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更加徹底，他稱印第安人和狼沒啥區別，“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於是他的軍隊們從印第安人死屍上剝皮，“從臀部往下剝皮，這樣可以製作出靴面或者長靴來。”[10] 由於美國國父華盛頓及蘇利文這樣的開國將軍、州長都將印第安人視作野獸，那麼美國士兵將印第安人屠殺並剝皮就是必然的行為了。美國國父華盛頓本身就是個奴隸主。到華盛頓1799年去世時，生活在華盛頓弗農山莊園中的奴隸還有317人。當華盛頓1790年11月到費城總統府走馬上任時，他從弗吉尼亞州弗農山莊園中隨身帶了9個奴隸赴任。然而，賓夕法尼亞州法律規定，任何奴隸在該州生活6個月以上，都將依法成為自由民。然而，為了不讓自己的奴隸獲得自由，華盛頓鑽起了“法律的空子”，他總是不斷地更換費城總統府和弗農山莊園的奴隸，每個奴隸在費城總統府生活不到6個月，就會被他送回弗農山莊園，然後再換來9個新的奴隸，從而不讓任何一個奴隸有依法獲得自由的機會。除次之外，大奴隸主華盛頓還在費城總統府地下建造了秘密的奴隸通道，以向外界隱藏他的奴隸以及他不斷更換奴隸的事實。[11]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開國元勛們奴役的不僅僅是黑人和有色人種，他們還有大量的白奴。 1775年4月，美國獨立戰爭打響兩天之後，後來的美國國父華盛頓便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城鎮登出一則廣告，懸賞捉拿10個逃亡奴隸，其中兩個是黑人奴隸，8個是白人奴隸。原來，歐洲殖民者不僅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買賣，為了牟利，他們也把目光轉到了白人身上。據北美殖民地官方1680年估計，運往北美洲的白人契約奴每年約有1萬人。在北美的白人奴隸大多來自破產的窮人或者被殖民政府拐騙的移民，還有就是有一點小過錯的窮人“ 罪犯”。[12] 殘忍而偽善的奴隸主、美國國父華盛頓是美國帝國精神的象徵。當然能夠代表美國帝國精神的，不僅僅是美國國父華盛頓，在美國歷史上的著名總統名單中，有四位最受美國人崇敬，他們分別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羅斯福。然而，印第安人深知這四位美國最偉大總統的野蠻本性。美國開國元勛、第三任總統、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獨立宣言》的起早人托馬斯‧傑弗遜，一向被中國親美人士視作民主自由的化身，但他本身也是個奴隸主，他在臨死前堅決不釋放自己家裡的黑奴。他在自己的遺囑裡寫明，只准許他家裡的900個奴隸中的5個人成為自由人。他認為黑人生來就比白人低劣，還明明白白地寫過這樣的話，說黑人“無論在頭腦的天賦或體格方面都不如白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教授安東尼‧華萊士的《傑斐遜和印第安人：美國原著民的悲慘命運》書中序言寫道：“我試圖公正地評價傑斐遜對印第安人的行為，但是從19世紀晚期他的一些措施來看，是虛偽的，武斷的，奸詐的，甚至是殘酷的。”[13] 傑弗遜總統之所以被稱作虛偽而殘酷的奸詐之徒，就在於他有時公開地道貌岸然地稱印第安人為兄弟，另一方面卻為了獲得其土地下令用武力將其消滅：“如果任何時候有哪個部落莽撞到竟敢拿起戰斧，那麼，奪取那個部落的全部領土並把他們趕過密西西比河，這是和平的唯一條件，這就會給其他部落一個榜樣。”1807年傑弗遜對其軍隊說：“只要我們對（印地安人）部落舉起斧頭，那在其被滅絕或被驅趕到密西西比以外的地方之前就決不放下斧頭來”，“一旦打起來，他們（印地安人）會打死我們一些人，而我們要把他們全部消滅掉”。[14] 美國在建國初期便顯示出強盜式的“契約”精神。為了想盡一切辦法奪取印第安人的土地，“以滿足政府的一切需求，在一定時期內不僅能容納來自聯盟其他州的移民，而且能容納來自外國的移民” [15]，美國強迫某些部落的“印第安人代表”簽訂不平等條約。在華盛頓任期內，美國印第安事務官員就強迫一些所謂的“印第安部落代表”簽訂了斯坦威克斯（1784年10月22日）、麥金托什（1785年1月20日）、霍普維爾（1785年11月28日）和芬尼（1786年1月31日）四項不平等條約，印第安人喪失了大批土地，而簽訂這些條約時，談判地點都是政府軍駐防的軍事要塞，這些“印第安部落代表”只能接受政府的條件。不僅這些部落的土地被美國掠奪，所簽訂的條約還包括大量其他部落的土地。就這樣，所謂的條約被強加給印第安人。按照這種“契約”，強盜們便開始赤裸裸進行侵略，印第安人稍有反抗，便被美國人視為背信棄義而進行大屠殺。 1851年美國政府又以欺騙的方式與明尼蘇達地區蘇部落的達科他酋長簽訂了幾項不平等條約，美國政府以140萬美元購買了明尼蘇達地區的2400萬英畝的土地。1862年前後達科他族人糧食歉收，而聯邦政府答應給的土地年金又遲遲不到，許多人呼籲當時的林肯政府按時支付年金以拯救飢餓中的印第安人，但忙於南北戰爭的林肯對此置若罔聞。於是印第安人與當地白人產生了衝突。在林肯看來，是印第安人沒有遵守“契約”。林肯不僅拒絕所欠的年金，反而對印第安人發起了一場戰爭，林肯指派約翰-蒲伯去鎮壓鬧事的印第安人，這位將軍作戰前宣佈“此戰的目標是徹底滅絕印第安蘇部落，他們將被象野獸一樣對待，無論如何人類不能與之鑑定條約或者妥協。”於是，在戰爭中，幾千人的印第安人戰士被殺死。約翰-蒲伯將軍將他所抓獲的所有印第安人關押起來，包括男人、婦女、兒童，對他們立即召開了軍事審判，沒有任何哪怕是虛假的形式上的辯護，每個印第安人的審判過程只用10分鐘，所有的成年男性被判死刑。明尼蘇達州地方政府要求林肯下令立即執行 303個男性印第安人的死刑，林肯擔憂大規模的絞殺會影響與南方的戰爭及跟所謂“文明 ”的歐洲人的關係，他要求將執行死人的人數降低到39人（後有一人被免死）。林肯保證殺光或驅逐該州所有的印第安人，並給該州200萬美金以做補償，而他欠達科他人的錢是 140萬美金。1862年12月26日，38位印第安人被林肯政府執行死刑，這些被絞死者大都為印第安人的神職人員或政治領袖，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也是疑問最大的死刑執行。林肯政府通過大屠殺密切了他與明尼蘇達州政治官員之間的關係。[16] 總統山上的第四個人是美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他說，美國人對印第安人採取種族滅絕並且沒收其全部土地“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終有利的”，他說：“這樣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當一個強大的民族，即便是在發展的初期，發現它自己面臨著一個虛弱的異類種族的時候，況且這個民族手持令人垂涎的獎品卻自己把握不住。”他還曾經極度興奮地說：“我不想走得太遠去說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 個好印第安人中有9個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願意去仔細查詢第10個死亡的案情。”就是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認為，對於印第安人，“這樣的墮落分子、犯罪分子及低能分子，應該被禁止生育後代。”[17] 三、殘酷的“西進運動”和“死亡之路” 在美洲，對印第安人的最大規模的屠殺主要集中在兩個階段：第一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殖民美洲初期所進行的屠殺。第二就是美國獨立後的大屠殺，其中包括隨著19世紀加利福尼亞淘金熱而進行的西進運動。今天的美帝國的最大支柱便是強大的美利堅軍隊，然而，美國陸軍第一團從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為它的基本任務。美國聯邦正規軍隊和民兵從事的這種殘暴的屠殺和征剿，從1803年（正規軍正式開始投入戰鬥是1811年）一直持續到1892年，差不多進行了整整一個世紀。 1828年，軍人出身以屠殺印第安人成名的傑克遜當選美國總統，1830年他說服美國國會通過了《印第安人遷移法案》法案，由軍隊押解，密西西比河以東各州的印第安人將被趕到河西。在被押解的14000切羅基部族人中，有4000人死在路上，這只是“西進運動”中的案例之一，在這百年“血淚之路”中，全美不下100萬印第安人遭屠殺，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種族清洗”，印第安人稱這條路為“死亡之路”。[18] 1848年，原屬於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亞州北美吞併，在隨後的美式淘金熱中，加州印第安人幾乎被殺盡。特別是在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在解決南北戰爭問題後，在當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國聯邦正規軍採取分進合擊等戰術，集中發起了1000多次不同規模的軍事行動，基本上完成了消滅印第安人的作戰任務。1887年，國會的道斯法案決定廢除印第安人的村社土地，對印第安人實行同化政策。1889年，由於俄克拉荷馬州石油礦藏的發現，美國政府下令把這一地區原來已宣佈永遠歸印第安人所有的土地開放，任憑白人侵犯。至19世紀末，印第安人幾乎全部被遷人保留地。[19] 在美國建國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裡，美國境內幾千萬的印第安人被屠殺。如果這些人口不被屠殺，到今天為止已經能夠繁衍成幾億人口。美國的統治階級必須為這次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規模的種族滅絕負責。英國人以及後來的美國人，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最野蠻、最殘忍、最邪惡的種族，他們依靠手中強大的武器及有意的生物戰爭，將北美印第安種族滅絕。與之相比，曾讓歐洲人驚恐萬分的“黃禍”——蒙古帝國，則顯得比較仁慈了：成吉思汗及其後代也曾有將漢族人滅絕、把中華大地全部圈成蒙古牧場的打算，但是在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道教領袖丘處機的勸說下，他終於放棄了這種打算，進行了“止殺”政策。歐洲及美國的統治者未曾接受中華道統的熏陶，這是全人類的最大悲劇。四、美國的立國精神：“天定命運”、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帝國“邊疆”學說約翰‧賈斯特（John Gast）1872年創作了《美利堅向前行》（American Progress）這幅畫。《美利堅向前行》是天命理論的一種寓言式表現手法。向西！向西！一個上帝選定的天使（對19世紀美國的神化象徵）帶著“文明”之光與拓荒者一同西行，天使在路程中串起電報線，鐵路被鋪設起來，火車在向西奔馳，美國殖民者在新的土地上自由耕作。印地安人以及野生動物竄逃入前方被驅趕的黑暗中。美國的立國思想，是以“天定命運”論為基礎的擴張主義。所謂“天定命運”，就是指美國早期清教徒（或者說是共濟會教徒）將自己視為上帝的選民，美國人有責任更有權利佔有整個北美進而統治整個世界，以將其信仰擴展至全球。這種思想在美國的開國元勛本傑明‧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托馬斯‧傑佛遜等人身上便體現得極為明顯。雖然美國獨立之初僅有區區東海岸的十三塊殖民地，但在富蘭克林等人看來，美利堅帝國將要包括加拿大、西屬佛羅里達、西印度群島，還要吞併愛爾蘭。美國剛獨立不久，美國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兼大資本家，美國歷史上的首個外交官西拉‧迪恩（Silas‧Deane）便稱美國應和英國、俄國聯合起來，不僅主宰歐洲，還要主宰整個世界。真正將美國的擴張主義發揚光大的是美國第六任總統昆西‧亞當斯，他是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兒子，還曾擔任門羅總統的國務卿，被美國學者普遍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他指出，1810年美國有人口700萬，到1814年達到800萬，以此速度不斷增加，必然需要領土擴張以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1811年，昆西‧亞當斯在給家父的一封信中就寫道，整個北美大陸似乎上帝所注定要由人民組成一個國家，說一種語言，接受一種普遍的宗教秩序和政治原則，習慣於一種普遍的社會習俗。1819年在美西談判中，他說：“自從我們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開始，我們對北美大陸的領土要求就像密西西比河注入大海一樣應該成為一個自然法則。西班牙擁有我們的南部，英國佔有我們的北部邊境。如果幾個世紀過去之後，這些領土並沒有被美國所吞併，那將是不可能的。……如果世界不把我們當作羅馬，就會把我們看作猶太人。” 1823年4月，昆西‧亞當斯又為了吞併古巴提出了著名的“熟果理論”，他把古巴與西班牙的關係看做蘋果跟果樹的關係，而美國則是大地。因此，“如果一個蘋果被猛烈的暴風雨把它從樹枝上吹掉的話，它別無選擇，只能落到地上。”“美國難以抵禦一種誘惑，即吞併古巴，把古巴作為聯邦政府不可分割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共和國。”[20] 19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通過戰爭打敗了墨西哥，先後吞併了原屬墨西哥近一半的領土（ 230萬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猶他州的全部地區，科羅拉多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懷俄明州部分地區。為了配合這種赤裸裸的侵略行徑，“天定命運”論隆重出台。 “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g）論是民主黨首先提出並鼓吹起來的，當時民主黨也被稱為“天定命運”黨。民主黨人約翰‧L‧奧沙利文所主編的兩個刊物《民主評論》和《紐約晨報》是鼓吹“天定命運”論的重鎮。早在1839年奧沙利文在《民主評論》上曾野心勃勃地寫道：“長遠無限的未來將是美國偉大的世紀。在它的時間和空間宏大的領域裡，這個多民族的國家被注定了要顯示出天命原則的美德。它將以半球作地板，以星空為屋頂。” 1845年7月間，奧沙利文在《民主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又一次鼓吹“天定命運”： “上帝為了讓我們年年增殖的大量人口得以自由發展而賜予的‘命運’，是讓我們擴張繁衍。”1845年12月27日，奧沙利文又在《紐約晨報》上發表文章，就兼併得克薩斯而提出：“……這種要求的權利來源於我們的天定命運，它允許我國擴展領土，並擁有上帝給我們的整個大陸，以進行我們的自由和聯邦自治政府這一偉大實驗……”。[21] 一時間，美國各大報紙先後轉載其文章，“天定命運”充斥著這個時期的報紙版面。有了“天定命運”論做基礎，美國的對外侵略、擴張、大屠殺、種族滅絕便披上了一層道德和宗教的外衣。美國對其他的國家的擴張和侵略，變成了對落後文明和野蠻文明的討伐，變成了對他國人民的拯救。美國人就是這樣心安理得地實踐著帝國之夢。在美國早期，帝國的擴張主要有兩個來源，第一是大肆西進，滅絕印第安人，強佔其領土。第二就是向新獨立的南部美洲國家進行侵略，比如侵略墨西哥，再比如美國歷史上多次干預古巴並試圖徹底吞併古巴這顆“熟果”。對此，古巴偉大的思想家何塞‧馬蒂洞察到這個新生的美洲國家的侵略本性，他說：“我曾在惡魔的心臟生活過，因此熟知它的五臟六腑”，“鄙視我們的、囂張和殘暴的北方企圖吞併我們美洲的國家”。[22] 他認為，美國的自由“是一個踩在奴隸種族肩上的、不公正的、自私的、搖搖晃晃的自由”，“北美，甚至在慷慨的青春時期，也從未有過那種人道的、推己及人的自由” ，“這是一個從根子上貪婪的國家”。[23]在他看來，在自由問題這一點上，美國人和英國人沒啥區別：“到頭來他們還是一群英國人，在他們看來，別人的自由只是因為可以充當蹂躪的對象時才是好的。”[24]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總結出來的一種野蠻的、邪惡的社會學理論。它首先出現於19世紀末的英國，當時英國學者斯賓塞運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現象，用生存競爭來解釋人類的社會關係，並以此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他認為人與人之間也遵循“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他反對任何對野蠻資本主義的改良，認為窮人讓位於富人，劣等人讓位於優秀者，此乃社會自然選擇的結果。社會達爾文主義似乎必然要出現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帝國--英國，而且必然將在美國找到了廣闊市場，成為推動美國推行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理論基石之一。1860年至1903年間，斯賓塞的著作在美國發行達 8368755冊，成為極受歡迎的社會學理論著作。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約翰‧菲斯克首先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美國，並大肆對這個理論鼓吹。同時，約翰‧菲斯克也秉持天定命運論非神學版本。當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天定命運融為一體時，美國這個國家的本性已經表露無遺了。1885年菲斯克在《天定命運論》中宣稱：“經過自然選擇，美國已經成為優勝的國家，已經表明適於生存的美國人自然地合乎邏輯地應統治弱者，即不適於生存的人。”菲斯克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尤其是美利堅民族，最為優秀”，“盎格魯 —撒克遜民族注定將在全球起主導作用，世界各國的組織機構、文化傳統和語言，甚至世界人民的血統都將由這個民族所支配”。[25] 19世紀末美國進人帝國主義時代後，“天命之說”又被用來為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服務獷在打效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之後，美國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借用“神授權力”把美國的戰爭罪責推脫得一干二淨。他說他並不想要菲律賓，菲律賓是作為“上帝”的禮物而向美國走來的。開始他並不知道該做什麼，他一連幾個晚上都在向萬能的上帝祈禱，最後上帝給他指出了統治菲律賓的妙方。吞併菲律賓，是“用上帝的恩典幫助他們進入文明”。其實早在1901年年3月4日，麥金萊在連任的就職演說中便指出：“所有美國人，在美國受過自由的洗禮之後，無論身往何處，都會帶著他們對自由的熱愛。對他們而言，為鞏固自由長久的基礎而將自己的參政權交給別人，這一觀念是錯誤和虛妄的。我國的制度不會因擴大推行而受損；我們的正義感也不會在遠方海洋的熱帶陽光下減退。過去如此，今後我國也將以合理的態度去管理任何一塊新屬地，並且因敬畏上帝之故，我國將會‘抓住任何機會去擴大自由的界線’。” [26] 美國人以上帝的名義滅絕了北美印第安人；美國人以上帝的名義在北美對黑人進行了幾百年的奴役；美國人以上帝的名義吞併了墨西哥的一半領土；美國人以上帝的名義侵略全世界……上帝是否已經被美國人所玷污？這一點是十分可疑的，很多證據證明，美國人的上帝信仰是大有可疑的，事實證明美國很多開國精英所信仰的可能是共濟會。根據相對可靠的歷史資料，“1776年《獨立宣言》的5位起草人中，有兩人是共濟會會員，他們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和羅伯特‧利文斯通。還有一位可能也是共濟會會員，但沒有得到確認，他是羅傑‧謝爾曼。簽署《獨立宣言》的人中，有9個是共濟會會員，包括喬治‧華盛頓和約翰‧漢考克，還有一個簽署人據說曾是共濟會會員。”[27] 美國自稱是以自由主義理論立國，但是在美國內部，奴隸主和大資本家們的自由，就等於對奴隸和工人們的專制、獨裁。在美國外部，美國人的自由便等於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專制、獨裁、屠殺、種族滅絕。美國人，尤其是像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那樣的主流知識精英們，可以承認後者，但是絕對不敢承認前者。美國向外擴張的動力，其實就是大奴隸主和大資本家的無限而無恥的慾望和自由，他們光靠剝削本國的奴隸和工人無法滿足自己的慾望和自由，他們必須不斷地對外侵略。這一點，是羅伯特‧卡根們極力否認的。羅伯特‧卡根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是基於美國的自由主義而形成的。18世紀和以後兩百年的自由主義是美國實現擴張的主要動力。”[28] 羅伯特‧卡根《危險的國家》一書的主要觀點，便是承認美國的對印第安人和其他國家實行的擴張政策，但是，他試圖給這種野蠻和邪惡的擴張披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道德面紗。羅伯特‧卡根認為，美國的對外擴張目的“不只是保護這個國家和人民”，更重要的是“維持和保護其獨特的體制及史無前例的自由”。[29]也就是說，在他看來，美國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及對其他國家擴張，是高等文明種族對劣等野蠻種族的戰爭、是自由力量對專制力量的進攻，因此美國的擴張是正義的、進步的，是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讓美國統治全世界，自由便擴展到全世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信服了這種謬論，便會得出“三百年殖民地”式的結論。事實上，這種思想觀念的確也影響了許多中國官員，這也是美國控制中國的最大的秘密武器。比如有人曾說：“美國也是從謀取本國利益來發展對外關係的，但是他們發展本國利益是同人類利益相符合的，因為他們不但對發展對外貿易，而且還受他們本國人民價值觀的支配，那就是還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就與人類社會實現現代文明相一致了。”“如果人類社會發展需要有個主導的話，那麼，由美國來主導，比蘇聯，比中國來主導要好，更不用說德國和日本了。因為美國沒有領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30] 如果客觀地分析歷史，美國對外擴張的真正動力，其實來源於內部的壓力。美國社會的自由，僅僅是大資本家和奴隸主們的自由。隨著美國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窮人和富人之間、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經濟危機此起彼伏。美國立國之初的1786年，在馬薩諸塞就發生了著名的農民起義--謝司起義，州政府出動軍隊將起義鎮壓下去的。1794年，在賓夕法尼亞又爆發了另一次農民起義，美國第一屆總統喬治‧華盛頓派兵將起義鎮壓下去的。根據1967年第37號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會議記錄，1873—1967年期間美國總統歷次出動聯邦正規軍隊鎮壓國內大規模人民鬥爭的事件有[31]： 1873年尤利塞斯‧格蘭特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新奧爾良動亂”； 1876年格蘭特總統出動聯邦軍隊對付“南卡羅來納暴亂”； 1877年拉瑟福德‧海斯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西弗吉尼亞、馬里蘭、賓夕法尼亞、伊利諾等州的“鐵路罷工暴亂”；本傑明‧哈里森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威廉‧麥金萊總統先後三次大規模出動聯邦軍隊，鎮壓了從1892年開始、歷時7年的愛達荷礦工罷工鬥爭； 1894年，克利夫蘭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考克西失業請願軍”； 1907年，西奧‧羅斯福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內華達礦工暴亂”； 1914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科羅拉多“煤礦工人暴亂”； 1919年，威爾遜總統一年之內三次出動聯邦軍隊，分別鎮壓鋼鐵工人大罷工、首都哥倫比亞特區的“種族暴亂”和內布拉斯加的“種族暴亂”； 1921年，沃倫‧哈定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西弗吉尼亞煤礦工人罷工鬥爭； 1932年，赫伯‧胡佛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從全國各地集中在首都哥倫比亞特區的失業退伍軍人； 194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汽車城底特律的“種族暴亂”； 1967年，林登‧約翰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再次鎮壓底特律的“種族暴亂”。除此之外，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中未提到的鎮壓有：[32] 1894年克利夫蘭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芝加哥鐵路工人鬥爭； 1896年克利夫蘭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科羅拉多礦工鬥爭； 1899年麥金萊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猶他州礦工鬥爭； 1918年成爾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世界產業工人工會的鬥爭； 1920年成爾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實行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帕爾默大搜捕”； 1941年羅斯福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加利福尼亞航空工人的鬥爭； …… 以上僅僅是聯邦政府出動軍隊對人民鎮壓的不完全統計。按照這不完全統計，從1873至 1967年的94年時間裡，美國共出動22次聯邦軍隊鎮壓人民，其中主要是工人罷工，其次是種族抗爭，幾乎每4年便有一次對人民的大規模用兵，相當於每屆總統都得出動聯邦軍隊對人民大規模鎮壓一次。在美國歷史上，州一級政府出動國民警衛隊對人民的鎮壓次數和規模遠遠高於聯邦政府。總的鎮壓次數究竟有多少，由於美國獨立的知識分子非常少，恐怕沒有人去蒐集整理記錄。為了緩和內部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不斷向外擴張，不斷向外掠奪更多的財富和資源，便成為緩和內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在這種背景下“邊疆學說”應運而生。1893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在美國歷史協會上宣讀了論文《邊疆在美國歷史中的意義》。在坦誠這一點上，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特納比卡根們要做得好得多。他認為一直擴展的邊疆“乃是美國發展的關鍵”，是“有奇異魔力的青春源泉，而美國就在其中繼續不斷地沐浴和恢復活力”，失去了擴展的邊疆，“思想分歧就開始在一些階級間展開，而思想分歧就可能擴大造成分裂”，“在美國的西部邊疆消失後，美國的活力將繼續為它的活動要求一個更加廣闊的領域。”[33]特納認為，邊疆是野蠻和文明的匯合處，正是在開拓邊疆的過程中（實際上是對“野蠻”印第安人的征討、屠殺中），牛仔們自由而公平地競爭，出現了一系列的西部英雄。特納極力吹捧和討好美國當時新出現的壟斷寡頭，他說，如同克拉克、傑克遜、哈里遜是西部的軍事領袖一樣，詹姆斯‧赫爾、約翰‧洛克菲勒是工業社會的領袖，是邊疆民主精神的繼承人，因為這些資本寡頭也是在自由的公平的體制中出現的英雄。特納還指出，隨著邊疆的消失，美國社會將需要加強政府和社會控制。論述點中了美國社會和歷史的一個要害之處，“邊疆學說”一出現，儘管其內部有些荒謬之處，但仍然受到擴張主義者如西奧多‧羅斯福、伍德羅‧威爾遜等人的吹捧，特納本人也成為羅斯福、威爾遜本人的高級智囊，對美國的對外擴張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威爾遜正是按照邊疆學說來解釋美國的歷史：“他們（指美國人）自己大陸的空間都被佔據了並用以供文明的用途。他們沒有邊疆了。……東印度群島和西太平洋的這些新邊疆好像由於他們面臨的新生涯的真正需要而出現了。” 同樣的道理，威爾遜將這樣引導美國的未來：“孤立主義時代已告終結……我們面對著一個新的世紀，在這個世紀中，顯然我們將統治世界”。[34] 興盛一時的“邊疆學說”在美國歷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正是按照這種理論，美帝國的邊疆將不斷擴展，直到統治全世界。五、美國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物質和社會條件西方人所開創的全球化進程，其根本性的邏輯便是弱肉強食。按照這個基本邏輯，軟弱的仁慈的國家，必然在強橫而邪惡的國家面前敗下陣來。美國當年作為英國一塊不大殖民地，之所以在眾多美洲國家乃至全世界的殖民地裡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帝國，這跟其與生俱來的邪惡本性不無關係。美國從大英帝國中獨立出來，但是美國幾乎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義的一切傳統和理念，甚至比英國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整個美洲大陸都是西方的殖民地，為何最終美國崛起成為帝國，而拉美國家則淪為被美國侵略的對象？原因肯定很多，在美國人看來，是由於其種族和基因的優秀。然而事實可能十分複雜，並非如此。英國在北美進行有效統治後，便一直面臨著三大矛盾：第一是北美外來移民中間白人與黑人的矛盾、奴隸主與奴隸的矛盾、地主大資本家與窮人的矛盾。第二則是外來者與本地居民印第安人的矛盾。第三是北美新生的白人地方精英與大英帝國中央政府的矛盾。美國的獨立戰爭，本質上是新生的地方白人精英和舊有的大英帝國統治精英之間的戰爭，黑人和印第安人沒得到任何好處。拉美的獨立戰爭，則是本土的白人精英與印第安人聯合起來對抗宗主國。拉美的白人精英與北美白人精英最大的不同，便是後者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及對外侵略性。美國早期從華盛頓到開羅的政治精英，幾乎都出自弗吉尼亞州的大地主、大奴隸主和資本家家族，而弗吉尼亞一向是大英帝國北美殖民地起義最頻發的地區之一，因此美國的開國精英們有豐厚的鎮壓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經驗。美國統治精英信仰的是新教（有一種廣泛流行的說法是秘密邪教—共濟會）。美國精英信仰的宗教拋棄了基督教舊有的抑富濟貧、悲天憐人的道德情懷，認定富裕者和成功者是上帝的選民。引發美國獨立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國於1763年頒布公告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亞山以西移民，即將山脈以西土地劃給了印第安人。[35]英國此舉的目的，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彌補之前屠殺印第安人的罪孽向印第安人示好，其實這是在北美地方白人精英越來越不聽話背景下一種穩固殖民統治的手段。而美國人獨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西奪取更多地生存土地，並將抵抗者殺光，美國人在甚至尚未獨立時、在獨立戰爭進程中就開始了對印第安人的侵略、攻擊和屠殺。因此，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印第安人出現分裂，一部分人支持英國，一部分支持北美的新生白人精英。然而美國人的目的卻是要將印第安人斬盡殺絕。從1757年到1805年，大英帝國一邊集中全部精力侵佔印度，一邊應付法國崛起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在法國幫助下成功獨立並在北美站穩腳跟。由於北美缺乏金銀等礦產，並且北美的氣候原因導致農作物與英國類似，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看來，北美殖民地對英國經濟的補充性較差，戰略重要性較低。在這種背景下，英國對北美控制程度較弱，英國允許北美殖民地發展本土工業但嚴厲禁止其他殖民地的獨立發展。這就使美國一獨立便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南北戰爭中，資本家階級戰勝了奴隸主和大地主階級，美國成為工業強國。而拉美各國獨立時其經濟完全還是依附性的，直到今天仍然帶有很大的依附性。這也構成了地緣政治上常見的辯證法：由於拉美等地區地區資源豐富，因此成為西方殖民者掠奪和鎮壓的重點地區，拉美獨立的過程也更加曲折複雜及漫長。這種局面也類似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日本的市場和資源無法與中國相比，列強在日本無法得到什麼。因此當列強把大部分武力用於對付中國的時候，日本奮發自強實現了崛起。而為了更好地牽制中國和俄國，英國及後來的美國採取了扶持日本的策略，日本正是通過 1894中日甲午戰爭和1904日俄戰爭正式崛起為帝國。六、納粹的種族主義，其實是從美國那裡學來的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詹姆斯‧惠特曼指出，1934年6月5日納粹德國的“御用”法學家們齊聚一堂，就《紐倫堡法》展開熱烈討論，這次會議是納粹將種族歧視寫入法律的關鍵一步。在會上，“美國模式”的擁躉幾乎全是狂熱的納粹分子，與會人員圍繞如何借鑑美國在種族主義立法方面的“先進經驗”進行了長時間討論。有人主張第三帝國應全盤照搬美國針對少數族裔的隔離制度，有人主張異族通婚應被認定為犯罪，還有人興致勃勃地介紹了美國各地如何認定“黑人”和“蒙古人”，並試圖將類似標準用於甄別猶太人…… 早在1925年出版《我的奮鬥》時，希特勒就認為美國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稱其“ 在創建健全的種族主義社會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惠特曼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的公民歸化法，其中規定“自由的白種人”可以成為美國公民。進入 19世紀，美國出台了多部基於種族的移民法律，成為全世界種族主義者眼中的旗幟。同時，在民事法領域，美國對跨種族通婚的嚴苛立場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相關法條禁止不同族裔的居民通婚，還威脅對通婚者追加刑事處罰。更重要的是，這些如今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法律規定並不侷限於種族歧視盛行的南部各州，而是適用於整個美國，因此被納粹德國法律界拿來借鑑。[36] 19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英美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最早發展出完整的種族主義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科學表現形式——優生學。如果不是蘇聯及共產主義運動高峰的到來，20世紀將必定成為英美盎格魯‧薩克遜人對其他種族，尤其是黑種人和黃種人進行種族滅絕的世紀。是共產主義蘇聯及中國的先後崛起，打亂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這一世紀性計畫。在資本主義對外擴張進程中，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被盎格魯‧薩克遜人所利用，他們創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者優等、弱者劣等、優勝劣汰成為大英帝國及後來的美利堅帝國對外擴張的核心信念。達爾文本人是否秉持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點尚未有定論，但其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於19世紀末所開創的“優生學”曾在20世紀初流行於歐美，其核心理念是認為人的智力、才能、道德、氣質都是靠先天遺傳而來，因此優秀種族永遠優秀，劣等種族永遠劣等，優秀種族擔負人類進化使命。主導英美國家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最先將這種觀念發揚光大並落實到現實政策中，而那些後起國家和民族也紛紛借助這種理念來與盎格魯‧薩克遜人爭奪歐洲乃至世界霸權。 20世紀20至30年代，優生學風靡歐美，許多遺傳學家和政治人物都信奉“優生學”。歐美的上流社會，尤其是那些世襲的壟斷財團們認為，血緣和遺傳、人種和民族是經濟、社會或文化最重要的決定因素。20世紀初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公開地說：“我們不應該讓那些劣等血統在這個世界上存留。文明社會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就是確保優等血統人口不斷增加，劣等血統人口不斷減少……我非常希望能禁止劣等血統人中的生育……禁止低能人留下後代。” 在幾乎整個二三十年代，英美系的盎格魯‧薩克遜人與意大利及德國的納粹黨一直保持著密切關係。世代統治英國、美國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壟斷財團和希特勒一樣，都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者。美國於19世紀末建立的冷泉港實驗室是後來分子生物學、優生學的大本營，也是今日基因科學的發源地。其早期創始人兼主任是美國遺傳學家達文波特，此人與摩根財團、洛克菲勒財團、卡內基財團等各大財團都保持著密切關係。達文波特深地受優生學、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他認為自己的主要使命，便是保護美國純正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種族純潔，使其不受來自於黑人、波蘭人和意大利人的遺傳污染。在美國洛克菲勒財團的鼎力支持下，達文波特的密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歐文‧費雪（新自由主義大師弗裡德曼的祖師）等人於1922年便組織了美國優生學會並任主席，將弗朗西斯‧高爾頓所開創的種族主義優生學發揚光大。作為後來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對手，歐文‧費雪是今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今天許多標準的新古典理論，在起源、風格精神和本質方面都是費雪式的，他的貨幣理論和價格理論是許多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礎。歐文‧費雪同時又是美國種族主義優生學的鼓吹者者。很顯然的是，美國壟斷財團在全世界鼓動一切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讓美國壟斷資本控制世界經濟，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完成其種族主義的使命。假如不是因為希特勒和英美之間的內鬥導致了蘇聯的崛起，與希特勒種族滅絕計畫類似的方案，早已在美國大規模實施了。早在1907年，美國印第安納州就通過了美國第一部絕育法，規定政府有權對州專家委員會鑑定的劣質人口實施強制性絕育手術，到20世紀20年代，這項計畫風靡全美，美國已有24個州制定了絕育法。1933年，希特勒剛一上台，便立即傚法美國，制定了《遺傳病子孫防止法》，對所謂劣質人口採取絕育斷種措施。美國政府推行的絕育運動從1907年開始，一直到1963年因廣受譴責才徹底結束，有33個州立法推行優生運動，有6.5萬美國人被強制絕育，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二三十年代被絕育，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戰敗使優生學和絕育法聲名狼藉，這個數字將更大。在6萬多被美國政府強制絕育的人中，絕大部分是底層極端貧困人口和黑人等有色人種。美國當時的道格拉斯大法官曾這樣指責美國絕育法的不公平性：“一個三次偷雞的竊賊要被絕育，一個三次侵佔公款的人卻不會。說這兩種罪犯的犯罪特性遺傳在法律上存在整齊的界限，但我們絲毫看不出這種推論有任何依據。” 達文波特另一個德國密友歐根‧菲舍爾是德國最優秀的享有世界聲譽的人類遺傳學家，他是德國人類遺傳學與優生學研究所所長。菲舍爾等人創作的專業性手冊《人類遺傳學和種族衛生學》在二十年代的德國非常流行，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髮動啤酒館暴動並因此被捕入獄，希特勒在坐牢期間曾十分認真地研讀這本手冊，並從中汲取了充分的營養後，口述完成了《我的奮鬥》，發展出了十分典型的種族主義思想。菲舍爾的著作可以說是希特勒的科學聖經，而這本書的主要思想，正是由洛克菲勒財團資助的冷泉港實驗室的優生學項目所奠定的。納粹政權剛剛建立，菲舍爾就積極為第三帝國服務，菲舍爾為希特勒的帝國內務部起草了一份專門報告，其要點是未來種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決於它們是否建立在科學（那些由菲舍爾們掌握的）之上。到1935年，菲舍爾及其研究所已經開始正式為納粹政權服務，其服務內容有：（1）為政府建立種族鑑定機構，戰爭爆發後為軍隊進行種族鑑定；（2）為未來的專業醫務人員和黨衛隊軍官講授“種族和遺傳治療”；（3）加入納粹的遺傳健康委員會。菲舍爾及其人類遺傳學與優生學研究所對納粹第三帝國最大的貢獻，就是用他們的“科學之劍”為納粹的外交政策服務，給整個納粹種族計畫披上合法性和科學性的外衣。歐根‧菲舍爾的接班人奧特馬‧馮‧弗許爾男爵讓自己的助手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去當醫生，這個人就是著名的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帝國“醫師”，人稱“死亡天使”的約瑟夫‧門格勒。此人執掌集中營生殺大權，他儘可能“消滅”不能勞動的人，並用活人進行“改良人種”試驗、病毒和細菌實驗，先後有約四十萬人慘死在他手下。美國著名學者恩道爾指出，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是納粹德國優生學研究的最大出資人。希特勒上台後，洛克菲勒基金會毫不掩飾地公開資助納粹醫生的研究，直到1939年迫於政治壓力才停止了資助。納粹“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博士就曾參與了這項計畫，可以說希特勒的優生學實際上是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資金在“美國製造”的。正是由於約瑟夫‧門格勒與美國權貴家族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密切關係，或者說由於他掌握洛克菲勒等美國財團資助納粹的直接證據，使得這位“納粹死亡天使”在二戰後能夠擺脫懲罰。二戰後，約瑟夫‧門格勒成為全球重點通緝的納粹戰犯，但是他卻順利逃離德國，用假的身份在阿根廷定居了下來。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高官華費爾‧埃坦曾指出，他和其他摩薩德特工於1960年便知道了約瑟夫‧門格勒及其妻子在阿根廷的確切住址，摩薩德至少有兩次機會將其殺死，但是摩薩德沒有下手。其實根據美國司法部的一份報告，約瑟夫‧門格勒一直在美國“特殊調查辦公室”（OSI）的監控之中，他一直在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國家間移動。[37] 七、美國是個種族主義傳統非常濃厚的帝國主義國家直到今天，美國仍然有濃厚的種族歧視。美國從建國開始便頑固堅持盎格魯一撒克遜的白人血統與白人文化。因此，在美國歷史上，很少有大規模的白人和印第安人通婚的現象。根據1949年的統計，美國的印第安人和印歐混血人只占人口的1%。直到20世紀20年代，亞利桑那、奧勒岡、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等州的法律，仍禁止白人與印第安人通婚；弗吉尼亞還制定一種法律，把含有1/16印第安人血統的人，當做有色人種看待，和黑人置於同一類。[38]而在拉美地區，混血人人口的比例高達50%，墨西哥、危地馬拉、秘魯等國有大量的印歐混血人口。也許正是血緣的差別，使拉美各國的種族主義沒有美國那麼強。因此，在美洲新獨立的國家中，美國是對其他國家和種族侵略性最嚴重的國家。美國對外不斷進行擴張，只不過是其內部種族主義對外延伸而已。從18世紀後半期開始，美洲各個國家逐漸獨立，但美國和其他多數美洲國家，從獨立之始就大不相同。幾乎與美國獨立的同一時期（以1780年在秘魯“圖帕克‧阿馬魯二世”大起義為標誌），在拉丁美洲各地區爆發了獨立反抗運動。從秘魯到海地、從墨西哥到委內瑞拉，各地起義領袖大都反對奴隸制，後來幾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的新政府都提出了禁奴的法律（巴西除外）。拉美獨立運動領袖西蒙‧玻利瓦爾在獨立戰爭勝利後不久，便以哥倫比亞（包括今日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巴拿馬）共和國總統和秘魯（包括今日的秘魯和玻利維亞）共和國最高執政官名義，頒布了《關於印第安人權利的法令》（1825年7月4日）和《關於給印第安人分配土地的法令》（1825年7月4日），正式承認印第安人同其他公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並且明確規定，每個印第安人都有權享有土地。[39] 於此相對照的是，美國開國精英的顯著特點是，他們繼承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殖民主義傳統，他們更多地代表西方白人殖民者的利益，甚至許多主要的開國元勛本身就是奴隸主。美國1776《獨立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開頭，但全文只有一處提到印第安人，而且將其稱為“那些殘酷無情、沒有開化的印第安人”。在《獨立宣言》的草稿中，曾有譴責奴隸制的條文，但是在奴隸主們的反對下被刪除。對於美國這個帝國的天生基因，美國的鄰居們體會更深。古巴卓越的思想家、詩人何塞‧馬蒂於1890年10月10日在紐約演講時便稱美國的立國是“無情地在他們的奴隸的背上籤署自己自由的文書”，並且還敏銳地指出 “他們和軍人一起建立了一個秘密的貴族武士團”。[40]在美洲新獨立的國家中，美國是唯一一個對待美洲大陸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極其野蠻，並長時間保留奴隸制度的國家。正如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畢爾巴鄂（1823-1865）曾說：“我們這些南方的窮人在所有的共和國內取締了奴隸制度，而你們這些幸福的富人們卻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把土著種族包容進社會，並繼續這樣做，因為我們把他們看做自己的血肉，而你們卻冷酷地滅了他們 ……”[41] 實際上血緣差異，並非正義和邪惡之間的分水嶺。拉美獨立之父西蒙‧玻利瓦爾對奴隸制深惡痛絕。委內瑞拉獨立運動領袖為獨立運動設計的白、藍、黃、紅四色旗，象徵著土生白人、黑人、混血種人和印第安人的民族團結。墨西哥獨立之父米格爾‧伊達爾哥是一位關心印第安人疾苦的下層白人神父。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曾說：“在一次會議上，我曾說我是印第安人，我感覺我是印第安人。誰知在歐洲和西班牙造成了一場大風波，他們說：‘真是奇談怪論！一個西班牙加利西亞人的兒子，居然說自己是印第安人’。而我說那句話是真心的，因為那時我感到的是自己的拉丁美洲人命脈。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從遺傳上是印第安人，而是說我的靈魂是印第安人的靈魂。”[42] 在整個美洲，不管是北美還是南美，都有大量的純的白種人譴責西方殖民者、同情結局悲慘的印第安人。也正是這些人，成為歷史上和今天美國的敵人，是對抗美國對內種族主義、對外霸權主義的中堅力量。物極必反。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美國曾在拉美橫行百年，終於在自己的腹地迎來反美浪潮。今天，繼承了拉美獨立之父玻利瓦爾精神的委內瑞拉查韋斯總統等人，正是反抗美國霸權政策的中堅力量。為印第安人復仇的情結，繼續延續在今天的拉美各國左翼政治領導人身上。進入21世紀，當美國憑藉其硬實力、軟實力在全世界繼續橫衝直撞時，在自己的後院拉美則迎來一波又一波反美浪潮。美國的那套宣傳已經在拉美沒有任何市場。今天，在強烈的道德壓力下，美國也不得不向印第安人道歉。美聯社2010年5月19日報導稱，根據美國國會決議，美國政府應就“不理智政策和對印第安人採取的暴力、搶劫以及破壞與北美土著人達成的協議”道歉，但美國拒絕賠償。總而言之，歷史注定這個國家將承擔將罪惡的資本主義的推向頂峰（隨後崩潰）的使命。對於自身帶有原罪基因這個歷史事實，美國的統治精英們如何看待？一種便是拚命否認。但是美國對待印第安人的異常殘酷、美國濃厚的奴隸制傳統、美國對其他國家的侵略成性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另一種便是承認這個事實，但是又極力為這種天生的劣根性、邪惡性披上合法的、道德的、神聖的外衣。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危險的國家》中，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觀點，將美國為自己天生的邪惡進行辯護時的可笑窘態表現的淋漓盡致。比如，他指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有一種“天命”思想：“隨著‘天命’思想而來的是一種以這種文明的名義對落後民族行使征服權的信念。這不是單純的種族主義，而是‘文明主義’。”他具體說到：“在17世紀和18世紀，英國人將眼光投向了遙遠的大洋彼岸，努力扮演‘野蠻國家’的‘文明代理人’。在20世紀和21世紀，美國人仍在追求著這種早期的英國人的使命，領土征服已經不是目標，但相同的目的則是將‘發展中的’國家提升到與發達文明一致的水平。” 在這裡卡根認為，英國人及後來美國人對世界的征服的目的是履行自己的“天命”——為野蠻的國家和種族帶來文明。正如卡根所總結的，“他們不是要征服印第安人，而是在解放他們”。[43]但是卡根不得不承認，“事實上，至少與法國人相比，盎格魯-美國人毫無疑問更加殘酷一些，而且更不關心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利益。”[44]其實，卡根在該書中隱瞞了更多的事實，在印第安人問題上，美國人不僅比法國人更加殘酷，美國人比西班牙也要殘酷——在今天南美仍然有四千萬印第安人，在秘魯、玻利維亞、危地馬拉、厄瓜多爾等國都有大量的印第安人。而北美歷史上的三千萬至一億印第安人已經幾乎滅絕了。另外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在美洲新獨立的國家中，美國是唯一一個大規模採用奴隸制、並積極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輸出奴隸制的國家。美國從一誕生便是有道德污點的國家，這一點美國的開國精英們很清楚。亨利‧諾克斯是獨立戰爭時期的炮兵司令，少將軍銜，後來繼喬治‧華盛頓任陸軍司令，美國第一屆政府戰爭部長。他在1793年曾對美國人警告說：“如果我們的人口和戰爭模式摧毀了這些部落 ……人類及後代子孫中那些正直的人很難把我們的行為與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魯的行為區分開來。”諾克斯還做出預言，如果美國人繼續不公正對待印第安人，“非正義和非人道的烏雲將會籠罩在我們的民族本性之上。”[45]的確，如同諾克斯等美國開國精英所承認的，邪惡的、非正義的、非人道（即反人類）的烏雲從一開始就一直籠罩在美國頭上。只要是正常的美國人，對於自己國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良心上的不安。華盛頓、傑斐遜、諾克斯等人恐怕都曾遭受良心的譴責。然而，在美國開國領袖們看來，維護自己和自己階級（大奴隸主、大資本家）的利益，遠遠比所謂的良心重要。華盛頓、傑斐遜等人其實深知鑽美國法律空子、大肆蓄奴並推廣奴隸制是件罪惡的事，但是在個人及家族利益面前，他們顧不了那麼多了。華盛頓、傑斐遜、諾克斯及其繼任者，都知道滅絕印第安人是件極不道德光彩的事，將使美利堅民族的本性裡深深地轉入邪惡的基因，但是他們仍然堅定不移地將這件工作推廣下去。為了挽回自己民族的聲譽，美國的歷屆總統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這些工作不是徹底反思和終止自己的罪行，主要是拚命地掩蓋自己的罪行。第一，他們在宣傳中故意縮小他們所屠殺的印第安人的數量，將北美三千萬至上億的印第安人人數縮小到幾百萬。第二，他們指責是印第安人先不遵守所謂的條約（其實很多是騙局），因此美國懲罰背信棄義者是正義的。第三，他們極力妖魔化印第安人，把自己實行的種族滅絕政策說成是文明人對野蠻人的戰爭。毫無疑問，如果實事求是地評價的話，美國人所擁有的的確是相對野蠻的文明，與之相比，中國幾千年前就已經廢除了奴隸制。但恰恰是這種野蠻的文明在弱肉強食的全球化進程中建立了史無前例的霸權，這是近代以來人類的最大悲劇和災難。總之，美國並非一個普通的帝國主義國家，歷史上的美國人也並非普通的殖民者。美國從一建國開始，便是一個種族主義意識極強的國家。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種族滅絕——針對北美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便是由美國來完成的。美國的開國領袖，如華盛頓、傑佛遜、富蘭克林等，按照近代社會標準看都是奴隸主。以解放黑奴著稱的美國總統林肯，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當時美國野蠻黑暗的奴隸制已經遭受全世界的譴責和嘲笑，但林肯一直夢寐以求的應對措施就是要將黑人全部趕出美國，使美國成為純粹的白人國家，只是因為戰爭的失利才最終不得不宣佈解放黑奴。雖然法律上形式上給了黑人自由，但是種族歧視、種族隔離、種族迫害在美國仍然十分普遍，直到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後，情況才略有改觀。美國對華人的歧視遠甚於黑人。1882年，在用堅船利炮逼迫中國開放門戶的同時，美國國會卻通過了《排華法案》，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外民族的種族排斥法案，赤裸裸地展示了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是彰顯了美國將中國人視為邪惡異教徒及“ 黃禍”的深層心理。1902年該法案被無限期延長。1924年和1930年美國又連續頒布新的移民規定，杜絕華人進入美國。直到1943年，為了利用中國抗擊法西斯，美國才通過了《麥諾森法案》，從法律上廢止了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和迫害，至此美國才承認那些已經在美國居住幾代人的華人是美國公民。然而，美國很多州仍然禁止白人與華人通婚，以防止“劣等”的華人血統污染白人，直到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才全面廢止相關法律。今日的美國人對自己的種族主義罪行是承認的。1988年，美國政府就二戰時將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進行道歉，並對每人賠償2萬美元。2006年至2010年間，美國國會及政府多次向黑人和印第安人道歉。這一下子激怒了在美國的華人，因為美國歷史上歧視、迫害華人最厲害，但是美國從未道歉，難道華人在美國白人眼裡是最劣等的種族？經過華人不懈努力，直到2012 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才對1882年《排華法案》道歉。這個道歉時間表某種程度上也顯示，華人在美國的地位，低於黑人、印第安人、日本人。早在1751年，美國的開國領袖富蘭克林就說過：“純粹白人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很小。非洲人是黑種人或黃種人。亞洲主要是黃種人。美洲（新來者除外）也都是黃種人。在歐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國人、俄羅斯人與瑞典人通常被我們稱作黑皮膚，德國人也是。只有薩克遜人例外，薩克遜人同英國人組成地球上的白人主體。但願他們的數量見漲…… 我對我的民族的膚色有些偏愛。” 美國開國領袖富蘭克林的話說得太明白不過了，只有英國人及美國人——這一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優秀代表，才是最高貴的種族，他們占人類的比例應該擴大再擴大，也就是說，其他一切種族應該縮小再縮小，不僅包括印第安人、黑人、黃種人，還包括歐洲其他種族如法國、德國等。這是一種十分深厚的種族優越感，正如當年正在起勁地進行奴隸貿易的英國人在詩中所寫的，非洲人是“黑色的醜陋的鬼怪”，而英國人則“像上帝本人”。美國開國領袖們濃厚的種族主義思維帶帶相傳，影響了美國的每一代總統和戰略規劃師，如19世紀末提出海權論的著名戰略家馬漢，他極力鼓吹美國與英國的合作，它們“既出於政治傳統，又出於同一血統”。在他看來，“世界上最好的希望”就在於他們聯合起來並將它們的控制擴展到許許多多民族身上，因為這些民族還處在“種族發展的嬰兒期”。美國著名學者Michael H. Hunt指出，種族歧視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三大意識形態之一，達爾文的理論被美國人曲解，加強了早已經存在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種族優越感，美國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按照工業發達、軍力雄厚、國際影響力、宗教等標準，認為有色人種處於進化序列的低級階段，盎格魯‧撒克遜人居於種族階梯的頂端，其他低等級種族要麼追隨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領導，要麼跌入種族等級的底部，“悲嘆著自己命運的不濟，等待著最後的滅絕”。當歷史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社會的財富甚至全世界的財富，都已經壟斷集中在極少數的白種財團家族手中，這些財團實行財富世襲制，是種族主義的天然溫床。這些財團通過各種幕後的秘密組織，控制了美國的內政外交，形成了實力強大的幕後政府，使台前的民選政府淪為傀儡。從20世紀初開始，一直在美國幕後政府中起著很大作用的洛克菲勒家族，便是美國信奉種族主義傳統的代表性壟斷財團。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這個財團便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如優生計畫、戰爭殖民、秘密生物戰）謀求盎格魯撒克遜人種的壯大及有色人種的逐漸消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便是三大種族及其背後的三大宗教（意識形態）相互之間的博弈，其分別是英美譜系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挑戰英美霸權的其他種族（以德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為龍頭），當然，還有不可忽視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如果說20世紀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的本質，是歐洲各種族爭當第一世界的話（結果是美國代表盎格魯撒克遜人成為世界霸主），21世紀的戰爭的本質，則是世界霸主美國試圖利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控制乃至消滅第三世界。 // 補充：文中有關感恩節的起源有誤，正確版本參考王孟源：《美國的開國神話》 http://blog.udn.com/MengyuanWang/108908793 -- 反對侵略戰爭，反對屠殺平民，反對種族主義，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反殖民，反法西斯，反歧視，反制度優越論，反文化優越論，反道德優越感，反操弄族群仇恨，反身份政治，反分贓政治，反對以美國為首、西方所奉行的國家恐怖主義，反對軍工財團傳媒複合體，反謊言宣傳，反抹黑宣傳，反貪汙，反剝削，反超額利潤，反階級固化，反債留子孫，反對精英漠視百姓苦難，反對違背事實與邏輯的思考，反對回避真實世界的真實問題。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76.183.127.209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590915485.A.A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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