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後越南的中等強國目標及外交遠景
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https://m.sohu.com/a/329094839_618422
黎庭靜 (Le Dinh Tinh)
越南外交學院(Diplomatic Academy of Vietnam)南海院院長
譯者：左榮全
譯者注：近年來，越南革新開放進一步深入，經濟呈加速發展態勢，累積起來的綜合國力
也隨之上升，越南在地區和國際舞台上更趨活躍。現在是否已經到了重新定位越南國際地
位和角色的時候？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回答，但肯定的回答居多則是毋庸置疑的。到底該
怎麼重新定位越南的國力？越南學者中提及最多的定位方式是“中等強國”。其中，以越
南外交學院南海院院長黎庭靜博士2018年6月在《國際研究》雜誌上發表的《2030年後越
南的中等強國目標及外交遠景》一文最為詳實和客觀，比較全面地回答了上述疑問。該文
主要包括理論基礎、實踐經驗和2030年後越南外交的相關問題及建議三部分。前2部分探
討國際上中等強國的概念及實踐經驗，行文中交替使用“中等強國”和“中等國家”兩個
概念，“中等國家”是一個更寬泛也更中性的概念，“中等強國”範圍要更小、敏感度更
高一些，越南的目標定位不是平常的中等國家，而是中等強國。“中等強國不是正式稱謂
，而只具有對各種外交活動的一種內部啟發作用”。第三部分闡述了為什麼將時間點選在
2030年，並從實力—能力、外交行為/應對方式—國際影響、越南本色—品牌三個方面說
明屆時越南完全具備實現中等強國目標的條件。文章最後就實現中等強國目標後外交、戰
略等相關領域面臨的挑戰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議。結論是越南將充分匯聚各種基本條件（能
力、行為、本色），以便可以提出成為中等強國的目標，並在2030年後像一個中等強國那
樣發揮作用。
正文：
在討論和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中，一個有趣的問題是，2030年後越南能否成為中等強國？
與當前階段相比，屆時的外交行為將有點什麼新東西？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集中闡述以
下三項主要內容：（i）理論基礎；（ii）區域和世界的實踐聯繫；（iii）越南發揮中等
強國作用的可行性及存在的問題。
1、理論基礎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中等強國是國際權力天平上的“中間”國家，在超級大國之下，
但有足夠的能力影響國際事件。意大利哲學家喬瓦尼·波特羅（Giovanni Botero）認為
，中等強國的概念起源於16世紀，是國家分析的一個基礎。1815年巴黎會議上，中等強國
開始發揮積極作用並被承認為國際體系中的一組典型國家。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等強
國的識別標準包括軍事力量、國家能力、地緣戰略位置以及國際領導力、引領能力和威信
c。其他一些研究表明，應該更廣泛地看待這個問題，集中到以下五個標準：（i）國家能
力；（ii）世界秩序中的地位；（iii）國家社會組織的價值準則；（iv）國內各階級和
階層的主要利益；（v）獨特的外交政策d。這些標準是基於國際關係和政治學研究中許多
學派的理論而提出來的。其中，現實主義學派重視國家能力、等級這類標準，自由主義學
派強調合作，新葛蘭西學派（neo-Gramscian）強調各國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的相對作
用和地位，而建構主義學派強調一些具有準則性的本色和價值。
為簡化問題，應該在綜合運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確定中等強國的基本標準。這些標準包
括：國家力量和能力；外交行為、應對處置和國際威信；本色和價值。基本上，一個國家
如果力量和影響力在超級大國之下但比其它國家稍微好一些，外交行為不過於激進，雄心
勃勃但處於消極防禦，並代表著某些本色，就可以被視為中等強國。
更具體地說，就國家實力和能力而言，主體標準包括國內社會政治能力、國際政治、人口
、經濟、軍事、農業、能源、科學技術、自然資源和環境質量。在這些方面，研究人員“
量化”細節並“排列”一個國家的實力和能力。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亞洲權力
指數”部所提出的實力評估內容多達114項。如果一個國家達到中等以上水平的大部分指
標，就很有希望加入到中等強國集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實力與將實力轉化為具體能力的能力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國家
的實力不是一個只具有絕對意義的概念，還有相對意義，這取決於在每種具體情況下與其
他國家相比的相關性。胡志明在《弈棋》詩中提到“卒”和“車”的作用。在假定遭到攻
擊的情況下，伊朗、朝鮮可以選擇“非對稱戰略”，瞄準對手的基礎設施和重要網絡控制
系統，用電子戰進行反擊，避免孤注一擲的應對。
在行為方面，根據庫珀（Cooper）、黑格特（Higgott）和諾薩爾（Nossal）的說法，一
個國家能否被視為中等強國，主要取決於外交應對的方式。因此，中等國家傾向於重視多
邊調解，並積極參與解決共同問題的國際解決方案。
中等強國的外交應對需要在特定背景下加以考察，即這一組國家的重要作用並不是自然而
然的，而是必須通過主觀努力來肯定自己。較大的國家，特別是超級大國，並不總是承認
較低國家在權力等級中的作用。例如，最近幾屆美國政府仍未將土耳其視為地區強國，讓
其在中東戰略中發揮與之相稱的作用。欺壓，甚至是“打劫”，對超級大國來說，也是一
種自然趨勢和“規則”。例如，澳大利亞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創始成員，但這個中
等國家必須將引領地位“讓給”美國和更大的國家。
中等國家通常對外交有積極意義，參與解決共同問題，而不僅僅將關注度縮小到切身問題
上。中等國家不干涉任何國際衝突，但常常更有政見或實際參與頻率高於具有類似特徵（
如收入水平相當）的非中等強國。另一個相關方面是，中等國家傾向於通過多邊調解和體
制，通過與具有相同觀點的國家協調，找到減少衝突的方法。
中等強國重視穩定因素並支持現行國際體系的合法性。穩定目標的優先順序源於能力因素
。如果系統層面存在不穩定的情況，中等國家將面臨許多困難，並不排除無法保護自身利
益的可能性。此外，無論是傳統的還是新興的中等國家，都能從現有體系受益，因此沒有
理由通過倡導系統變化來進行挑戰。中等國家支持體系內的而不是整個系統的變化。
對於很少挑戰或協調改變全球現狀的行動，中等國家傾向於支持系統層面的力量平衡。出
於這個原因，一些國家可能有能力影響該系統，但不被歸類為中等強國，如巴基斯坦（可
能擁有核武器）或敘利亞（被指控擁有和使用化學武器）。一些西方學者將民主因素作為
確認是中等國家的一個標誌，理由是民主國家間往往很少製造相互衝突。根據這一標準，
這些學者不會將朝鮮、古巴和一些中東國家列入中等國家集團。
中等國家特別重視國際法，認為它是確定和確保國家利益的關鍵工具。如果國際法無法幫
助實現這一目標，那麼中等國家就會優先制定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行為準則，其中包括各
大國都認可的準則。雖然法律很重要，但中等國家在運用規制的過程中也有一種現實的方
法（預期管理），反映在事務的選擇、鬥爭中的時間點和法律層面，保衛國家利益，尤其
是涉及大國時。
在本色和價值方面，有意見認為，是否在確定大國和小國之後，其餘的國家都是中等國家
。顯然，根據中等強國或中等國家的標準，這不是一些“平平”的國家，缺乏本色，只提
倡“以和為貴”。為區分中等強國與其他國家，研究人員通常依據以下特徵：
首先，中等強國高度重視外交作用。
第二，中等強國支持採取多邊方式，動員有相同觀點的國家，重視國際法、行為原則、有
準則性的價值觀，反對單邊主義和強加的態度。
第三，參與許多國際問題，但中等強國往往選擇“知己知彼”的外交風格，根據自己的力
量來選擇問題、選擇時機、立場謹慎。除了原則問題之外，中等強國還可以在做出決定之
前靈活地考慮具體情況，即具有將原則應用於實踐的幅度，而不是過於僵化和刻板。當然
，小國也會選擇這種風格，另一點是中等國家也會像小國一樣，收縮並選擇消極“防禦”
、“絕對中立”方式。
第四，如上所述，中等強國不挑戰和改變現狀，不徹底修改或改變國際體系，但支持體系
內的改組和改革。
在分類方面，學者愛德華·喬丹（Eduard Jordaan）認為，中等強國可以分為兩組：傳統
中等強國和新興中等強國。儘管有許多共同點，但這兩個群體也存在差異。下表列出了這
些突出差異：
因此，無論是傳統中等強國還是新興中等強國，成為中等強國的標誌往往包括對內和對外
兩個因素，即內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和國家社會的組織程度，以及外部的外交地位和作
用。從影響來看，中等國家不如超級大國，但略高於其餘國家。總之，評估一個國家是否
是中等強國的基本標誌，包括其實力、能力、外交行為、影響水平和本色等在國際體系中
的排名等級。
2、實踐聯繫
最近各種研究中提到的典型中等強國，包括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典、韓國、巴西
、南非、土耳其、印尼和越南。在本地區，韓國和澳大利亞是政策制定者和學者提及最多
的兩個國家。
由於有許多深入的研究，例如申東民關於韓國、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關於澳
大利亞、安德魯·卡爾（Andrew Carr）關於加拿大等國的研究，受本文框架的限制，本
節集中說明上述理論框架，尤其是能力、行為和本色三個標誌。
（一）全球力量對比中的中等強國
為證明中等強國的實力，研究者常常援引G20集團，成立於1999年，包括G7集團的7個國家
，其它13個成員國為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羅斯、沙
特阿拉伯、南非、韓國、土耳其和歐盟。20國集團的成立可以視為全球權力天平出現變化
的“最生動”體現。通過20國集團這個組織，中等國家從此可以對制定議事日程或集合力
量的過程有值得一提的影響，該過程不再是大國的壟斷產品。此前，在上世紀80年代，澳
大利亞已經通過支持在共同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方式，在美國和歐
盟、美國和日本貿易關係中發揮協調作用。很多意見認為，20國集團正是作為頭等發達工
業體的7國集團和作為發展中國家組織77國集團相加的結果。20國集團成立以來，已經達
成了許多重要協議，在許多國際金融制度的制定過程中對內容和合作規格進行協調，反映
了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兩個集團的利益。
如果日本、印度、印尼和澳大利亞四個中等國家加起來，將有人口16.4億、GDP9.13萬億
美元和國防支出約1230億美元，可以與美國3.16億人口、16.78萬億美元和6402.1億美元
國防支出，中國13.6億人口、9.18萬億美元和1886.4億美元國防支出一較高下d。從能力
角度看，在許多情況下，超級大國仍需要讓一組中等國家發揮作用，以處理各種地區問題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曾經向印尼外長馬爾迪·納塔勒加瓦（Marty Natalegawa
）提出建議，要印尼在解決南海問題中發揮“領導”作用。馬爾迪外長後來解釋這裡的“
領導”作用不意味著將侵入其他國家的作用和利益場，而是努力引導避免出現過於偏向任
何一個爭端方的情況。美國方面的意思是印尼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與美國更緊密合作，
但不是美國在地區的代理國家。美國選擇印尼，是認為它是中等國家，有“謹慎”、“平
衡”的觀點，與爭端沒有直接聯繫並有外交能力。
實踐也表明，超級大國和大國有能力設立國際制度，引領各種合作進程，但如果沒有中等
國家的積極參與，這些制度將難以長期運行。在建設地區安全架構的過程中，中等強國和
東盟（扮演一個中等強國的實體，目前經濟規模列第7位，預測至2050年將升至第4位）是
值得一提的因素。通過發揮東盟的中心作用，與包括各大國在內的其他各國努力斡旋、協
調東盟的利益，由此體現中等強國的作用。從大國方面來看，本著“責任分散”的目標，
爭取各國，其中有各中等國家，川普政府正在建議各地區的“同盟”和“合作夥伴”發揮
更多作用、做出更多貢獻。中國也明確表示，有尋求合作夥伴展開和配合“一帶一路”倡
議的需求。如果沒有各國尤其是中等強國和東盟的參與響應，這兩個倡議都難以行穩致遠
。
為進一步揭示亞洲中等強國在新的地緣政治背景下的作用和影響，印度學者巴傑帕伊（
Chietigj Bajpaee）舉了三個例子：（i）儘管是勝訴方，菲律賓突然不再要求落實南海
仲裁案的判決，使該法理過程嚴重受阻；（ii）儘管受到來自國內許多組織的壓力，韓國
仍然決定部署薩德系統；（iii）印尼在國防戰略中按照海洋方向優先做出重大調整。該
學者認為，與冷戰時期相比，當前階段中等國家更加獨立並有更多的行動空間。巴傑帕伊
還認為，越南是亞洲“戰略改變動力的製造國”之一。
（二）中等強國的普遍行為
中等強國常常努力在更富有、實力更強大國家和較窮、較弱國家之間發揮橋樑作用。例如
，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韓國在加強欠發達國家與20國集團、G7/8集團或金磚國家組織之間
的南北合作方面發揮促進合作聯通的作用。
在全球力量對比發生如上所分析的變化的背景下，中等國家的聯通、調和作用就更顯重要
。與此同時，由許多大國支配的各種現行國際體制對上述變化的反應常常滯後。例如，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未能反映新興國家
在管理、成員和投票機制中的作用。現行體制不改革或者遲緩改革，後果是新興國家可能
站出來創立新體制。例如，中國在亞洲開發銀行之外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從維持現行秩序的需求出發，一些新體制的標準，如環境標準定得過低，或者帶有排除
現行體制的性質，使中等國家將面臨不利局面。
關於在具體問題上的立場，中等強國傾向於支持禁止核武器的擴散，保持國際經濟秩序的
穩定，削減政府間債務和禁止殺傷性地雷等，這些都是一些非核心問題，或者至少沒有觸
碰超級大國的生存利益。1998年，8個非政府組織合力組建“中等強國倡議”，以爭取中
等強國在努力禁止核武器擴散方面的作用。這些組織認為，中等強國是“經濟、政治地位
值得一提，受國際尊重並反對核武器競賽的國家”。
以韓國為例，中等強國的概念為外交活動提供了重要的引導框架和規則。通過該概念，韓
國政策制定者想在理論方面創造突破，在國家能力和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確定各種外交活
動的目標、本色和新遊戲規則。可惜的是，更迭頻繁，韓國沒能一以貫之地實施這些內容
。憑藉最近的斡旋朝鮮問題，文在寅總統時期的韓國正體現了一個中等強國的各種特點。
很顯然，如果沒有韓國的主動協調，美國和朝鮮之間就不可能達成2018年6月12日新加坡
美朝峰會這樣的戰略妥協。
中等國家積極表達對許多國際、地區問題的觀點立場，尤其是像南海等各種熱點問題。這
些國家將不接受大國間斡旋提出的措施。這也正是東盟各國重視各種多邊協議、機制的原
因，在法律、開放、容納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秩序，其中東盟發揮中心作用。在協助提高能
力方面，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中等國家為地區沿海各國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中等強國的本色及其“定名”
如上所分析，中等國家最明確的特點是特別重視以下價值，即和平、對話、尊重法律、調
解、妥協和多邊體制。如果比較起來，大國在多邊主義上更傾向於有選擇性和實用方針。
例如，儘管沒有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但美國仍向伊拉克（2003年）和敘利亞（2017
年、2018年）發起軍事進攻；中國對2016年菲律賓訴華南海仲裁案採取“三不”（不承認
仲裁庭、不接受和不執行其裁決）。單邊主義主要是大國的“產品”，並常常不會得到中
等國家的支持。
在另一個極端，小國對各種多邊調解比中等國家更為謹慎，原因是擔心國家主權受到影響
，落實各項承諾的能力有限。統計表明，像瓦努阿圖、哥斯達黎加、加蓬等小國，似乎沒
有參加任何多邊機制。顯然也有例外，如新加坡或奧地利，在領土面積和人口方面是小國
，但非常活躍。另一個例子是梵蒂岡，僅有44平方公里的國家，但對許多國家有巨大影響
，在全世界有超過10億天主教信徒。中等國家總體上看重視多邊機制、聯合國的作用，但
仍有個別國家因考慮特殊利益而成為例外。如土耳其極具爭議地運用聯合國憲章第51條，
在敘利亞領土上發動“橄欖枝行動”軍事戰役（2018年）。
在考察各中等強國實踐的過程中，許多研究者進一步提出以下兩點：
首先，在稱謂方面，中等強國的概念不帶有正式性，不具有法理價值。在聯合國憲章等正
式文本裡，中國、美國不是超級大國（5常），日本不是大國（儘管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老撾不是小國（儘管定名為規模有限的發展中國家）。幾乎所有韓國學者都不想將其
作為正式概念使用，而只是作為一個半正式、內部的框架，以便幫助描述各種外交活動規
格。在外交界，“中等強國”比“中等國家”的概念更為敏感。在準則方面，在國際法律
面前，所有國家一律平等。按照實力等級分類，是為方便理解現象背後的實質，而不是正
式定名。小國、中等國家還是大國，主要旨在對目標、奮鬥方向進行定位，以及選擇相符
的外交應對方式。民族自卑，自認為弱小，或稱霸、沙文主義，都是需要避免的極端方式
。
第二，實踐始終比一切理論都要生動。例如，上述各種理論未考慮國際體系中各種非國家
主體在能力、行為和本色三方面的作用。實際上，不少場合下，一個組織，甚至是一個人
，可能對國際體系造成比一個國家還要巨大的影響。例如，本拉登和“基地”組織使美國
的戰略方向在布希總統執政不久後發生重大轉向。許多跨國公司的營業收入比不少國家的
GDP數額還要巨大。在當今世界最富有的100個實體中，有69個是公司，只有31個實體是國
家。世界前10名的公司，總營業額超過中國的GDP。沃爾瑪連鎖超市比西班牙、澳大利亞
和荷蘭都要富裕。殼牌、蘋果和沃爾瑪三家公司的財產超過世界上其它180個國家的總和
。根據總部設在英國專門跟蹤各種南方問題的機構“全球現在正義”（Global Justice
Now）的統計，公司在榜上佔多數，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3、2030年後越南外交的相關問題及建議
（一）為什麼以2030年為界？
從理論上講，按計畫（如5年計畫或10年計畫）的思維有一個優點：即確定清楚的目標和
實施路線圖。定量和設置期限，將為各機構、組織更容易地確定決心水平和保持落實節奏
奠定基礎。從目標到路線圖將方便評估工作完成程度。該方法的缺點是對形勢變化的反映
不夠靈活。例如，如果地區或世界發生危機，國家各項經濟目標將難以達成。反之，如果
出現各種有利因素，如早於預期的簽署各種貿易協定，則經濟路線圖和目標需要作出大幅
的調整。制定計畫的方法如果根據形勢變化加以靈活的調節，更能發揮效果。
實際上，設定目標而沒有過於具體的期限，是比較普遍的劃定規程。例如，中國將成為網
絡空間超級大國的目標時間點“寬鬆地”設定為未來10年。美國川普總統要“使美國再次
偉大”，含義是在其任期內將實現這一點，但沒有明確說到那一年，是為需要時預留政治
退路。
國際經驗表明，設定從短期到中期的各種目標也必將普遍化。馬來西亞人均收入水平已經
接近1萬美元（2016年），於是將目標確定為到2020年成為經濟方面的發達國家。世界銀
行將人均收入12200美元以上作為高收入水平。如果按購買力（PPP）計算，2016年馬來西
亞的人均收入已經相當於葡萄牙、希臘，在智利、阿根廷和土耳其之上。再如，由於當前
越南和韓國貿易額年增長約43%，兩國很容易將雙向貿易額目標確定為從目前的600億美元
提升至2020年的1000億美元。
越南的實踐表明，2016年越共“十二大”還未將2020年確定為現代工業國家的時間點，而
只是提出“儘早”實現這一目標。2018年3月22日關於國家工業發展政策制定方向的第23
號決議就選擇2030年作為截止時間點，並展望至2045年。
2015年9月，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議事章程，共包括17
項目標，旨在消除貧困、保護地球和確保繁榮。越南計畫投資部將2030議事章程引入本國
，諮詢並起草《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事章程國家行動計畫》（NAP），提交政府總理批
准。越南外交部以2030年作為截止時間，制定了許多重要文件，如《至2020年融入總體戰
略及至2030年展望》、秘書處關於至2030年加強並提高多邊外交的指示等。
從當前至2030年為中期時間段，與各種戰略計畫相符，對提出合理目標不算很長遠和太困
難。
（二）越南為什麼可以成為中等強國？
如上所述，評估一個國家屬於中等強國集團與否的三個首要標誌是國家實力—能力、外交
行為/應對方式—國際影響、國家本色。越南的相關情況如下：
(1)、實力—能力
許多預測指出，越南2030年後可能進入世界前20強經濟體的行列。例如，根據“普華永道
”（PWC）的預測，至2030年，越南在各經濟體中可列第29位，超過荷蘭；至2050年，還
可能上升至第20位，超過加拿大和意大利。根據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評估，2018年越南
在亞洲國家的能力總體排名中可列第13位。
越南目前的人口在全世界列第14位，至2030年目標是全國保持穩定的生育水平，屆時達到
1.04億人。越南處在人口黃金期的後一階段（10~24歲人口占40%，至2030年將加入勞動大
軍，在創造力方面較具優勢）。如果人口增長比例適當，人口黃金期還可以延長。人口不
僅體現市場規模、人力資源，而且還是“民富國強”的基礎。波士頓諮詢機構預測，2020
年後越南中產階級在數量上將翻倍。按照這一趨勢，至2030年，越南過半人口將屬於中產
階級。
自2012年以來，越南經濟體邁入穩定、恢復和發展階段。GDP增速從2012年5.25%上升至
2017年的6.81%，在亞洲位居前列。與此同時，消費價格指數從2011年18.13%下降至2012
的6.81%、2017年的2.6%（平均3.53%）。在經濟穩定的同時，越南的經營投資環境也有明
顯的改善，投資經營環境在190個國家中的排名由第82位上升至68位，進步14位；在137個
國家和地區中的競爭力排名從第60位上升至55位，提升5位。越南銀行體系的展望評估也
從“穩定”上調為“積極”。貿易自由使越南的進出口額在2017年升至近4250億美元，與
10年前加入WTO時相比增加了3倍。在爭取各種機會，尤其是新型自貿協定中，獲評為開放
度巨大和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對於工業革命4.0和新類型經濟，如數字經濟、共享經濟
，儘管面臨許多挑戰，但也有一些希望，位於互聯網增速居世界首位的地區，越南近年來
電子商貿每年增長35%，是日本的2.5倍。
重要的是在經濟方面，越南已經通過推進模式改革，爭取世界經濟重心自西向東、由北向
南轉移過程中的有利形勢，有意識地擺脫“轉型過程中的瓶頸”狀態或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經濟和軍事（有評價為世界前20強軍隊）d這些“硬”因素外，創新指數也是用來評
價國家能力的一個首要基礎，特別是在科學革命4.0正在進行的背景下。在最近的5~6年，
在ISI雜誌上發表的越南科學論文數量增加了20%。儘管還較有限且出發點不高，但越南登
記的新專利近5年增長了60%。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康奈爾大學（美國）、歐
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法國）聯合發佈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lobal…
Innovation…Index…2017，簡稱GII…2017），越南屬於比較搶眼的國家，從128個國家
和經濟體的第59位，上升至127個國家和經濟體的第47位，提升了12位。這是越南有史以
來的最高排名，在中低收入國家中排名第一。正是因為這種創新潛力，最近越來越多的外
國投資者選擇越南作為技術創業國家，例如，美國儀器技術公司（Alt…Inc）在越南建設
亞洲最大人工智能（AI）研發中心項目。儘管還有許多挑戰，越南的許多創業項目在地區
和世界上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評價。
總之，在能力上，從經濟貿易、人力資源、創新能力和綜合實力看，越南都已經具備了一
定的基礎，可能實現在2030年後成為一個中等強國的目標。
(2)、外交行為/應對方式—國際影響
越南確立成為中等強國的目標，不意味著越南強調權力/實力要素或在外交舞台上的排名
。國家能力與責任密切聯繫在一起。首先是對各種共同問題的責任，如維和、環境保護、
反恐、搶險、防疫。責任還通過在國際和地區組織中的作用和貢獻來體現。越南是東盟中
的積極、主動成員，經常在聯合國所屬機構中擔任職務。越南可以朝著做出更多貢獻的方
向，重新調整增長區（CLV）框架中的各項合作計畫。在經濟方面，圓滿實施聯合國千年
發展目標（MDG），越南可以從一個受援國逐步轉變地位，向其他各國提供援助。
下表顯示出越南在多邊外交中是特別活躍的國家，在中等國家中位居前列。越南的現代多
邊外交意識始於1945年的8月革命及革命後階段，同時對付各勢力；在日內瓦和談（1954
年）、巴黎和談（1968~1973年）期間，越南積累了許多的外交寶貴經驗，包括得與失兩
方面的經驗教訓。聯合國1945年成立後不久，越南就申請加入。接著是關於柬埔寨問題的
巴黎談判，於1991年結束。
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越南積極尋求新多邊方向。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1997年，越南
主辦第七屆法語國家峰會。加入東盟3年後，越南於1998年擔任東盟主席國。2007年加入
WTO，2007~2008年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2010年擔任東盟輪值國，2006、2017
年主辦APEC會議，2018年主辦GMS會議，這些活動體現了越南多邊外交在不段成長。越南
還在爭取擔任2020~2021年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2017~2018年，越南連續兩年獲邀參加七
國集團峰會。
除參與上述倡議、活動和事件外，越南還積極參與議會交流（例如AIPA）、黨際外交（左
翼黨代會、世界工人運動）、人民外交（東盟人民論壇，各種和平進步運動），中央到地
方各層級的（亞洲城市協會）、組織（行業協會）和企業（CEO峰會、展銷會）。
這些活躍和積極行動表明，越南承諾並重視多邊主義，多方向、層級、領域的互聯互通，
由此既實現國家利益，又表現出對共同利益的作用和貢獻。具體來說，越南已經發揮以下
作用：（i）促進合作（例如，接納柬埔寨加入東盟，接納美國、俄羅斯加入東亞峰會）
；（ii）協調（東盟—中國關係協調國、東盟—美國關係協調國，在聯合國、區域和次區
域的多個論壇發揮協調作用）；（iii）提出倡議（例如，在聯合國、APEC、東盟、次區
域合作中提出多項倡議）。
在多邊外交方面，越南重視以下組織和應對原則，即獨立主權、平等互利、開放、包容和
自願。
不僅限於多邊層面，秉承中等國家外交的活躍、“開路先鋒”、“規則制定”的精神特徵
，越南編織了密密麻麻的關係網，與多國實現利益多方、多樣化交織。體現在下表中：
(3)、越南本色—品牌
越南比較好地處理了融入與維穩、創立本色之間的一系列關係。通過實現各項對內和對外
目標，世界已經知道越南是這樣一個國家，即獨立、自主、自力、自強，愛好和平、公理
，與鄰國、地區關係優先，支持東盟在地區安全架構中發揮中心作用，堅持開放思維，深
廣融入、互聯互通，在法律基礎上，可持續發展，人文、社會公平、民主和文明。據此，
越南不像一些學者和部分國際傳媒描述的那樣，是一個微型中國，或者按照哪一個國家的
模型進行翻版。
由於多年來堅持公平，越南在促進多邊、次區域的合作中，已經取得了地區和國際越來越
高的信任。倡導和平、穩定、發展等一些被廣泛接受的利益和價值觀，使越南可以扮演中
間人的角色，引領一些合作進程a。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越南已經明確表達政見，如支持
非核化，支持新型貿易自由，重視在法律基礎上建設地區、國際秩序。
在雙邊層面，越南努力解決了不結盟政策與建立名副其實的朋友、夥伴關係之間的一系列
細膩、敏感的關係。這表明，越南採取積極而謹慎且巧妙的方法和選擇，與一個中等國家
的特點相符。
越南已經建立起尊重共同遊戲規則和價值準則的一貫國家形象。例如，對於湄公河問題，
作為最下游的國家，在良好慣例和國際法，同時尊重流域其他國家正當發展利益的基礎上
，越南表達了捍衛旨在保障水資源安全和公平、合理、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原則。對於南海
問題，越南堅持堅決保衛“主權”的原則，但隨時釋放合作善意，以隨時處理各種共同挑
戰，秉承尊重國際法的精神，其中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積極參加行為規則
的制定和實施，支持保護“共同利益”，如環境、漁業資源、安全和“航行自由”。
越南的外交品牌可能是在應對行為中一貫堅持、重視各種準則價值，如和平、對話、平等
，但必要時同時堅決鬥爭，以保護正當利益。這些與上述中等國家的標準相吻合。
（三）建議
在2016年的第29次外交會議上，阮春福指示外交部門要使國家的戰略優先內容定型，並為
新時期外交領域確立一種戰略思維。因此，越南要參加各種國際規則制定並發揮更重要的
作用，以便為國家創造“勢”（陣地）和“力”。很顯然，越南外交要像2015年關於融入
國際的第22號決議中所提出的那樣，繼續展現遠見，提高效果。
首先，在問題提出方法上，需要避免兩種極端思想，要麼認為國家體量小、自卑，不敢提
出倡議、首倡、出頭，要麼認為越南正處在“時代巔峰”，是“典範”國家、“先鋒”國
家。與此同時，上述提到的中等國家或中等強國，不是正式稱謂，而只具有對各種外交活
動的一種內部啟發作用。
為實現中等國家目標，越南外交要始終先行一步，作用和效果要進一步提高。具體是，在
外交活動中，應該考慮建立一種類似投資中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的指數，以便實質評
估各種關係。需要創造各種持久要素，其中重要的是在滿足彼此要求的基礎上，形成利益
的緊密交織。為各種關係建立鞏固持久的範式，同時增強面對變化的調整、適應能力。
其次，在多邊外交方面，即便在有嚴重分歧時，越南也要建設首倡能力，大膽提出倡議、
隨時引領，改善能力，快速應對管控危機，調解利益。這些有助於越南繼續提高作為中等
國家的作用、地位和保障利益。多邊外交是一個有效工具，但需要能力建設，以便能有效
處理該工具的複雜性質。例如，在南海問題上，對於原則保障，東盟4個聲索國和其餘6國
仍需要協調、平衡利益，在東盟和中國之間需要逐步消除分歧。
越南需要繼續堅持東盟（一個中等實體）優先原則，將一部分本色與東盟本色緊密結合起
來。極力主張澳大利亞發揮中等強國作用的首位政治家、澳大利亞原外長加雷斯·埃文斯
認為，如果集合起組織力量，東盟完全可以發揮中等強國的作用並更有效地處理與外部強
國間的關係。菲律賓前外長羅薩里奧（Del Rosario）建議東盟重新定義該協會的領導作
用其中人口最多的“三駕馬車”，即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發揮引領作用。在加入東盟20年
後，在東盟需要更快速應對形勢變化的背景下，到了越南該考慮的時候了。以2017年APEC
會議為典範，將雙邊外交和多邊外交完美結合起來，是一個合理的方向。根據許多中等國
家的經驗，越南可以運用“雙重防禦”戰略，包括對夥伴和對象的直接外交干預，形成經
濟方面的相對相互依賴，在利益深度結合的基礎上，既從內部進行硬平衡（提高硬實力）
，又通過各種雙邊和多邊關係達成軟平衡a。如果不置身APEC、東亞峰會和東盟中並發揮
主動和積極的作用，越南將難以引起美國和中國的進一步關心。
越南需要與各中等國家加強合作，更實質性緊密結合，即實行“橫向”合作。羅里·梅德
卡爾夫（Rory Medcalf）和拉賈·莫漢（C Raja Mohan）兩位學者建議地區中等國家應加
強合作，以減少來自美中競爭的不利影響。這些學者認為，印度、澳大利亞、日本、韓國
、印尼和越南應加強相互配合，按照民主化的方向，提出國際規則改革，以更好地反映中
等國家的權利、義務和利益。
最後，在國家本色方面，越南應該進一步使越南形象和品牌（nation-branding）更加明
確清晰。品牌不是為了出口，而是為創造有利競爭態勢，增加自身與各夥伴的附加值。最
近一些國家重視越南作為一個國家的模式、本色，即獨立自主，與各國，包括各大國之間
關係良好，積極融入地區和世界，首先是在東南亞地區取得經濟發展的成功。從中等國家
的角度看，該模式仍需繼續完善，提高效果和穩固性。
4、結論
總之，理論和實踐聯繫表明，越南將充分匯聚各種基本條件（能力、行為、本色），以便
可以提出成為中等強國的目標，並在2030年後像一個中等強國那樣發揮作用。從本質上看
，這是希望越南繼續保障各項安全目標、發揮影響，使發展上新台階。提出中等強國的目
標將導致越南外交做出一些調整，在繼承並學習一些好經驗和習慣的基礎上，在中期內建
設一種可行且合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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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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