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中國成長模型簡史

看板IA作者Ethan1987 (小王子)時間11年前 (2013/07/23 02:02)推噓18(18推 0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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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長模型簡史 (Michael Pettis) 原文 http://www.mpettis.com/2013/02/21/a-brief-history-of-the-chinese-growth-model/ 翻譯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595089733869685 我一直認為中國發展模型並不新，至少可以追溯到1820-30年代的「美國系統」。這套「系統」奠基於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Alexander Hamilton的成果（特別是他對國會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以及另外兩份關於公債和銀行的報告）。這套發展模型內含著1852年動產信貸銀行(Crédit Mobilier)在法國創立以來，19世紀法國最重要的金融辯論。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許多人感到好奇：為何英國在一百年前仍比法國貧窮許多，現在卻能在經濟和科技上壓過法國以及其他所有的國家，即使當時法國在純科學和工程上並不亞於英國？其中一個明顯的理由是新科技的商業運用。法國的銀行系統由貴族和地主所主導，專門設計來保護那些藉由移動資本、投資黃金和政府計畫的儲蓄者。英國的銀行系統也一樣，但他更願意投資到基礎建設和製造業部門。我認為「工業革命」之所以大部分發生在英國和美國，是因為工業革命並非由科學發展所推動，而是科學的商業應用。因此，健全的金融體系才是關鍵。英國以及隨後趕上的美國都得利於比他國更善於投資新基礎建設和科技冒險的金融體系。運作健全的金融體系，能夠聚集資本去作冒險；換句話說，這是英法兩國在18世紀末關鍵的差異。在這一點，有些歷史學家歸咎於John Law和他所造成的Mississippi Bubble (法蘭西東印度公司在1720年股票大跌事件)。這顯示了法國銀行系統的無力，導致了動產信貸銀行的誕生，其目的是打破當時Rothschild家族主導的金融體系限制、動員中產階級的儲蓄、並且將這些儲蓄投入金融計畫，例如基礎建設發展，希望能在長期達到更快速的經濟發展。在金融體系的背後，有各式各樣版本的發展模型，以及至少兩大經濟理論學派：十九世紀德國人Friedrich List以及二十世紀烏克蘭裔美國人Alexander Gershenkron。他們描繪了各種投資推動的成長模型。經濟學家Michael Hudson在20年前所撰寫的「Trad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用這些模型回顧了18世紀英格蘭的爭辯。 Alexander Hamilton的成果影響了後世的美國體系中諸多元素，也影響了Henry Clay、 Henry and Matthew Cary、John Calhoun、甚至Abraham Lincoln等人的政策走向。他們的經濟政策被大部份的美國經濟學家（支持如當時英格蘭的自由放任）視為幼稚且無知的，但我想現代的經濟史學家都會覺得，幸好這群經濟學家沒有真的主導了美國經濟發展。美國能夠富有，有部分原因是他做「錯」了一些事情。許多當時學者們認為很有影響力的國家（如1860年代深受法國經濟學家Jean Gustave Courcelle-Seneuil影響的智利；十九二十世紀之交Porfirio Díaz 總統與José Y. Limantour財長管理之下的墨西顆），都沒有達到他們能量更小的學生輩國家所達到的成長。我在1996年寫了一篇相關的文章在Foreign Affairs上面，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1/09/01/will_globalization_go_bankrupt 回到故事主線，在「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這本前瞻而輝煌的書中，Michael Hudson提到美國系統第二代的領袖：哥倫比亞大學的E. Pechine Smith 。Smith的有一點和中國的脈絡有關，1872年他被邀請為日本天皇的顧問，成為接下來一大批擁護美國系統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先驅，他們形塑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發展。 Smith於是創造了美國系統和中國發展模型的的連結。戰後日本發展模型奠基於日本明治維新的經濟發展，而這套模型也成為隨後東亞和中國決策者的標竿。我認為中國成長模型說到底只是更健壯的日本或東亞成長模型，而這本身有部分是奠基於美國經驗。美國系統有幾項關鍵。歷史學家Michael Lind認為有：幼稚工業關稅、內部改良、健全的國家財政系統。這三項元素是各種投資領導的發展模型最核心部分，在上個世紀運用到了德國（1930年代）、蘇聯（冷戰早期）、巴西（巴西奇蹟時期）、韓戰後的南韓、1990年以前的日本、以及今日的中國。因此我認為這些元素都值得多詳述一番。幼稚工業關稅(Infant industry tariffs) 幼稚工業的立論已經被討論多時。我認為Alexander Hamilton是第一個使用這詞彙的，而他的思路很直接。美國製造業無法和大幅領先的英國對抗。根據Adam Smith和David Ricardo的經濟理論，貿易政策的運用勢在必行。美國必須在某些於經濟上超越英國的部門進行專業化，特別是農業，且經濟政策必須包含將美國農業轉型為現金作物的生產（菸草、稻米、蔗糖、小麥、以及最重要的棉花）。最大化這些生產並交換英國便宜且領先的英國製造品。如此一來，如同Ricardo所證明的，在恆定的比較利益分配下，各國在其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專業化，全球生產將會最大化，而美國和英國都因透過貿易而得到更多利益。當大部分美國經濟學家和大量商品化生產的南方州都擁抱自由貿易時，北方州的Alexander Hamilton以及他的追隨者卻不（實際上，對於自由貿易以及蓄奴、州的權利等等不同的看法，是南北衝突的核心，最終也導致美國內戰）。 Hamilton相信，美國發展自身的製造業基礎是相當重要的。在他1791年對國會的報告中，他表示製造業生產力的提升將遠超過農業或礦業的採收。換句話說，這和David Ricardo 相反，Hamilton相信比較利益不是恆定的，而是可以強力去改變，使生產力低落的國家得利。並且，他認為製造業可以雇用大批的人力，而不會有季節性波動以及採礦的不確定性。由於英國的生產力和效率都相當高，使其能輸出大量低價物品，即使加上運輸費用也一樣，那麼美國如何與之抗衡？他們做的和一個世紀前英國超越荷蘭的方法一樣。美國必須強加關稅和其他措施來充分提升外國產品的成本，這樣才能讓美國的生產者在國內市場銷售。此外，美國必須盡力取得英國的科技專業以及生產能量（這通常藉由智慧財產的盜取來獲得）。這是美國的故事，而每個成功從未開發轉型到已開發的國家（或許除了兩個貿易倉庫之外：新加坡和香港。但這也值得爭論），包含德國、日本、韓國等，都採用了高關稅以及智慧財產的竊取。自由貿易使所有人富有這個假設，是缺乏史實支持的；若窮國太早擁抱自由貿易（例如十九世紀的哥倫比亞和智利，他們都是正統經濟的追隨者），那就不可能走向富裕，除非像十八世紀的海地或今日的科威特，他們有高價值的商品大量的出口（蔗糖使海地成為十八世紀末人民最富裕的國家）。然而，除了擁抱保護主義之外，還有一個重點。許多國家經常保護他們的幼稚工業數十年，但很少成功轉型到已開發的水準。所以探討保護措施如何成功以及如何失敗，是理解中國模型的重點。這之間的不同來自於國內競爭的結構，使某些幼稚工業的保護措施帶動了生產力快速提升。具體來說，保護幼稚工業不受外國競爭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國內創新的動機，而這動機可能來自競爭，帶動了生產和管理組織的進步。保護國內產業但允許國內市場被國家冠軍企業(national champions)緊抓並主宰的話，就不可能像十九世紀的美國一樣發展起來。並且，這些取得大量國家補貼的冠軍也沒有成功發展，因為他們不但沒有改善經濟運作效率來擊敗國內競爭者，這些國家反而鼓勵這些冠軍盡可能獲得最大的補貼。如果取得更多補貼會更有利潤，而且這些被補貼的企業還很容易將其他研發創新的企業趕出市場，那幹嘛要創新呢？去年（2012）四月我寫了一篇文章探討中國第四大鋼鐵製造商武漢鋼鐵投資 47億美元作豬肉生產的計畫 http://www.guosen.com.hk/upload/20120410/201204101334036995662.pdf。該企業的管理階層認為，他們能夠競逐傳統農企，不是因為鋼鐵製造比農業更有效率，而是因為他們的大小和能量使他們更容易取得便宜的資本以及政府的核可。換句話說，他們能夠投資在他們不甚熟悉的產業，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以汲取到經濟活動以外的收入。這是保護主義的濫用。中國要學習放棄補貼國家冠軍企業，並且鼓勵嚴酷的國內競爭。北京必須停止補貼生產，因為中國企業的資深管理階層很自然地花更多時間在尋租，而非創新，於是近年來中國的創新進度非常的緩慢。保護國內產業沒有什麼不對，但重點在於創造一個結構讓人有動機在壁壘保護後方改善生產效率。但困難在於，貿易壁壘和其他形式的補貼和保護會玩上癮，而得利者們（特別是若他們成為國家冠軍企業），就會有巨大力量在政治上產生影響。此時他們很有可能同時維護保護措施，並限制能提升效率的國內競爭。在Friedrich Engels於1881年寫給 Edward Bernstein的信中提到，「保護主義最糟的情況就是，你一旦拿到了手，就不容易放下」。內部改良(Internal improvements) 美國系統第二項元素是內部改良，在今日我們可能會稱之為基礎建設投資。美國系統支持者要求國家和州政府設計、投資、和建造運河、橋梁、港口、鐵路、收費公路、以及各式各樣的交通運輸設施，使商業能夠更快速且有利潤地進行。有些計畫是直接支付（如公路收費），有些是透過更高層級經濟活動產生的稅收來支付。國家很容易就介入基礎建設投資。基礎建設的花費非常高昂，即使其所創造的利益將擴散到整體的經濟，但幾乎沒有單一的企業能夠吸收這些投資的成本。因此，國家應該資助基礎建設，並透過得利的經濟活動所創造出來的更高稅收來支付。中國脈絡中有趣的不在於國家是否應該建造基礎建設，而是他應該建造多少。這是中國辯論中最大的疑惑來源。許多人假設基礎建設的花費是好的，各國的基礎建設最佳的數量也大同小異，因此從人均來算，中國相較於美國和日本，還有大量的投資要進行。但這完全錯誤，甚至是睜眼說瞎話。基礎建設和其他投資一樣，只有在其創造出的經濟價值能夠超過其所需的經濟花費才有正當性。若一國花費太多錢在基礎建設，而非提升生產力，那麼基礎建設只會讓國家更貧窮，而非更富裕。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有問題。首先，我們無從得知中國真實投資的經濟成本。為了計算這些成本，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直接的支出，還有所有非直接的補貼，這些要不是藏起來，就是很難計算。這些補貼最大的問題是利率，且影響非常大。若中國的利率是由人為設定在5% 以下，一項1億美金的投資將得到每年5百萬的補貼，而投資的貸款在中國幾乎都沒有清償。10-20年的呆帳造成30-40%的初始投資成本。這表示，目前基礎建設計畫所預估的花費遠低於真正的經濟成本，而這之中的差異被隱藏在補貼之中。但更大的問題是投資創造的價值。若將基礎建設的價值視為省下勞動的價值。那一個生產力非常低的國家，每小時省下勞動的價值就會少於生產力高的國家。因此，低生產力國家應該擁有比高生產力國家更少的人均股本。這聽起來很明顯，但事情通常不這樣運作。當分析家們指出中國高量的基礎建設超越了富國的基礎建設，這不必然是好事。這可能只是一種大量的浪費和無謂的補貼，而背後是政治（或金錢）的動機支持的投資的擴張，且過程不透明、也不課責。還有其他要注意。若一國的社會資本較低，那麼很多基礎建設的支出都是浪費的。低社會資本包含：設立業務相當困難；低效率但與政府關係緊密的企業能夠擊敗高效率但與政府較少連結的企業；法律和政治結構為企業治理帶來麻煩（特別是代理者的問題）；法治架構脆弱；財產權不被尊重；智慧財產容易流失。事實上，提升法治架構或許比建築更多機場更有效率，即使建造機場產生更多成長（以及給予有政治關係者更多財富）。微弱的社會資本變成了限制基礎建設創造價值的能力。這類限制在制度架構虛弱的窮國非常普遍。到西部的旅途(Journey to the West) 多少投資才夠？這個問題值得更細緻地去討論，例如中國額外的基礎建設投資到底多有用。這能夠清楚顯示出中國在大西部開創發展的意義。中國開發貧窮西部的經濟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或政治價值不同，後者可能會使沒有經濟價值的有正當理由）可以和美國開發大西部作比較。在十九世紀，大家都知道，美國不斷西進，多數經濟學家也同意這有助於經濟發展，也是使美國成為歷史上最富裕最有生產力的國家的重要步驟。但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使用美國經驗。美國不是歷史上唯一「西進」的國家。許多國家也嘗試過，但因為某些原因，我們在討論中國時忽略了他們的經驗，例如1950-60年代巴西的西進和北進，從富裕的南方海岸地帶深入亞馬遜和加勒比海地區。蘇聯在二戰後也進行類似的計畫，進入東邊的西伯利亞。今日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巴西和蘇聯的經驗在經濟上是失敗的，造成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間接引發巴西1980年代債務危機以及蘇聯1970年代經濟崩潰。換句話說，中國西進的前例，有成功也有失敗。他們有何不同？對中國意義又如何？在美國，是私有個體在找尋利潤機會，這是他們進入美國西部的動機，然後政府的投資隨後跟上。然而在巴西和蘇聯，私人個體沒有什麼動機領導這個過程。這是由政府領導的，而私人企業只有在政府支出創造大量的利潤機會才跟上。只要政府支出停止，業務就停止了。巴西和蘇聯或許是更好的先例。至少在我們檢視中國政策時，這些悲觀的經驗不能被忽略。「西進」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不必然是好主意，造成的壞事恐怕比好事還多。這些經驗也能運用到中國。健全的國家金融體系A sound system of national finance 美國系統第三個支柱就是創造適合的金融體系。但那是什麼？美國十九世紀金融體系並不穩定也不完善。事實上，當時美國的銀行體系非常混亂、瀕臨危機、錯誤管理、詐欺此起彼落，然而美國當時卻快速成長。另一方面，中國銀行體系穩定得多。實際上，中國銀行家的陳腔濫調就是這個系統並不有效，但很穩定。許多人都相信是銀行背後的政府讓中國銀行系統穩定。換句話說，藉由控制信用和存款率、限制中國儲蓄者的選項，政府掌握了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和償付力，而信用分配的決策力就顯得脆弱。只要政府的信用完善，銀行系統就不太可能崩潰。因此，在短期來看，我們可以說今日的中國銀行比十九世紀的美國銀行還要健全，但從長期來看，貨幣健全與金融穩定和更快速的成長是否有必然的相關，並沒有明顯的證據。目前沒有任何一國透過健全且保守的金融體系而成長得比寬鬆而風險的金融體系還快（雖然他們似乎發生較少的金融危機）。比利時銀行歷史學家Raymond de Roover認為，「或許魯莽的銀行，在造成債權人大量損失時，加快了美國的經濟發展，而健全的銀行或許延遲了加拿大的經濟發展」。加拿大在十九世紀成為英國的一部分，繼承了英國良好管理的金融體系。「魯莽」的銀行很難去定義，但近年來中國的銀行的確變得魯莽了，但是是不同的魯莽方式，包含以下兩點。首先，美國金融體系善於提供資金給高風險的行動。他提供資本不只是奠基於資產價值，更重要的是，還有未來的成長期待。因此，冒險行為是被主動獎賞的。在中國則不竟然如此。中國銀行偏好大型、組織完善、且通常無效率的巨人，而非冒險行為。第二，雖然兩個系統都傾向於較差的借貸，但美國銀行體系能夠非常快速地以危機的方式糾正，而呆帳則被迅速減記清算。這在短期內傷害非常大，特別是那些受影響銀行的儲戶。但是藉由減記貸款和清算資產，達到了三項目標：金融受創的成本很快被消除、資本累積是由利潤驅動而非任何擔保、資產被歸還而迅速產生經濟用途。最後三項特徵可以呼應1860年代的鐵路泡沫。1873年危機時，大量鐵路破產，包含許多主要幹線例如Union Pacific和Northern Pacific，後者甚至拖垮了Jay Cooke & Company（內戰期間美國政府的主要金融支持者）。危機之後，一些主要鐵路債券以原價的15-20%拋售。新的買家於是有能力大量減少貨物和載客的成本，有些案例甚至超過50%，但仍賺取足夠的利潤蓋過購買鐵路的花費。這導致了美國運輸成本的崩盤。另一方面，清算提供了一項重要的經濟價值。他讓資產被重新標價，創造了經濟的膨脹，避免這些資產成為淨損失。換句話說，若鐵路沒有被清算，任何成本的減少都是最小的，而鐵路對於美國經濟發展將會更無用。比較發展模型(Comparing development models) 關於美國系統和其他相似的成長模型（例如中國）的重點如下：一、幼稚工業保護是要在特定條件下才能推動長期發展。要有強大的力量推動管理和科技的革新以及效率的快速成長。在美國，就是嚴酷的國內競爭。若中國想要在自身的幼稚工業保護下得利，那就得有相似的國內革新和效率提升的動機。獲得便宜的資本不能是動機，縱使這是中國競爭力的最大來源。獲得便宜資本只是另一種保護幼稚工業不受外國競爭的方式。二、富裕的國家都有政府大量投資在基礎建設，但不是每個搞建設的都富裕了。相反的，有許多高度建設投資的國家成長了一下後就衰退了。重點在於資本的錯置。在某些國家，決策者很容易進行資本花費，卻造成了浪費的投資。若中國正在發生這樣的事，那麼就必須重新調整其花費，並發展另一種更有效的資本分配方式。重點在基礎建設花費有自然的限制，而這個限制通常由市場經濟中的制度扭曲所造成。當自然的限制達到了，更多的基礎建設投資只會摧毀財富。這時要做的是減少投資，減少制度限制使資本的使用能更具有生產力，例如脆弱的企業治理以及脆弱的法治框架。基礎建設投資的步調不能夠長期超越制度改革，否則本身就會成為問題來源。三、任何達到永續長期成長的經濟體都有「好的」金融體系，使資本有效分配並獎勵適度的冒險行為。所為「好的」很難有個清楚定義，但絕對不會是穩定的。此外，清算呆帳也很重要。日本過去二十年所展現的就是，壞帳會變成成長的嚴重阻礙，因為金融災難扭曲了管理動機，且延遲了錯誤的投資被經濟吸收回去的過程。四、薪資的角色。美國系統的發展和當時主流經濟理論如Adam Smith和David Ricardo相反，部分原因是古典英國經濟理論認為薪資的減少對於經濟成長是正面的，因為這將使製造業在國際市場更有競爭力。然而美國系統中的薪資高於同時期的歐洲，必須策劃創造出快速成長。維持高薪資成為美國系統的關鍵之一。日本的發展模型以及二十世紀其他的模型採用的不是美國系統，而是經國經濟理論的薪資觀點，雖然美國系統推高並維持高資推動了生產力成長並創造了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給美國生產者，美國系統的後進模型卻是使用壓制家戶所得的成長來改善國際競爭力。這或許是為什麼美國不像二十世紀許多其他採用類似發展戰略的國家，而是在十九世紀時傾向於營運大量的經常帳赤字。薪資的差異可能是美國發展模型和其在二十與二十一世紀後繼者最大的差異，而這項差異導致需求的成長在消費和投資的平衡之間更加永續。分析中國三十年來的成長，我們似乎遺忘了過去兩百年許多成長的奇蹟。有些永續成長而成為已開發國家，但許多失敗了。幾乎所有模型都享有類似特徵：最明顯的是幼稚工業保護、國家領導基礎建設投資、金融體系不成比例地偏好生產者而非儲蓄者。但這三項特徵的玩法相當不同，主要是因為經濟制度結構的差異和金融部門產生非常不同的動機。理解中國的成長和其永續性，需要了解這些特徵在什麼情況下有作用。許多鑽研中國的經濟學家似乎對經濟史認知有限。他們對美國經濟史理解相當膚淺。但許多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已經有許多前例可循，且並非都說明中國進一步的成長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的，歷史前例警告了我們。中國將面臨困難的轉型，而最接近他數十年成長奇蹟的案例都是了負面的結果。理解為什麼成長模型在某些案例成功、某些案例失敗，將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前景。 This is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newsletter that went out last week. Academics, journalists, and government and NGO officials who want to subscribe to the newsletter should write to me at chinfinpettis@yahoo.com, stating your affiliation, please. Investors who want to buy a subscription should write to me, also at that address.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73.61.24.176 ※ 編輯: Ethan1987 來自: 173.61.24.176 (07/23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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